凡人往事(651)

 

寻回被拐儿子的5172个日夜

2023-04-23 17: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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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悦

本书执笔人,孙卓事件的亲历者、旁观者、讲述者

前言2021年这个春节,对于孙海洋一家来说,才算是真正的新年。2007年至2021年,14年又57天的寻找,30多个城市的奔波,5172个日夜的守望,孙海洋终于找到了儿子并带他回家,一家人整整齐齐,圆圆满满,这是真正的小团圆。孙海洋的半辈子都在奔跑:15岁开始,他陆续在武汉、三峡、永顺和深圳为了生计东奔西跑;33岁,儿子失踪后,他背着一个装满资料的旧书包继续奔跑;47岁,他终于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孩子,但是他依然在奔跑……孙海洋的故事被记录于《回家:14年又57天》一书中,本书旨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仍旧在路上前行的寻找者,关注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在司法变革上所不断做出的努力。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都与我们相关,这个世界也值得我们鼓起勇气坚持对希望的追寻。

1

接下来的72小时是凝固的梦魇。

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却没有一个电话响起。在我的记忆里,日与夜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失去了明晰的界限。

我低下头,手中是一沓寻人启事,每一张都印着儿子的面孔。

我抬起头,面前是电线杆、斑驳的墙面、公告栏、凹凸不平的树皮、广告牌、商场的玻璃门……上面也都是一张张儿子的脸。有一会儿我想到这可能只是个噩梦,就抑制不住地在街上笑起来,笑得弯了腰,眼泪都流了出来。笑完之后,悲从中来,又赶紧贴了一张寻人启事。

10月10日一早,母亲、大哥、二哥和姐姐都赶到了深圳。

母亲也没帮上什么忙,倒是摔坏了屋子里不少东西。她整日冲我号哭喊叫、寻死觅活,不是责怪我,就是责怪四英,甚至责怪鞋匠,责怪城市,责怪包子。二哥话不多,贴的寻人启事却是最多的,跑的地方也最远。他早出晚归,跑遍了深圳各区,几天下来,脚上的鞋都快被磨破了。

大哥给我出主意,提出在寻人启里加入“悬赏五万”的信息。可是直到后来,寻人启事从“悬赏五万”改到了“悬赏十万”,贴了上万份出去,竟没有丝毫回音。我向这个城市发出的求救声如同焦灼的雨滴落入夜海,顷刻间就尽数消失。

直到第4天,我的手机第一次响了,来电显示“广东深圳”。

我吃了一惊,赶紧接通。

“你是不是在寻找孙卓?我在沙河小学背面的电线杆上看到了寻人启事。我是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我叫小席。”对方听起来是位年轻女士。

我对她说的“宝贝回家网站”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知道志愿者是做什么的。

我告诉她我在沙河街。她马上就找到了我。

“你要怎么帮助我?”我问她。

“我们通过网络寻人,我可以帮你把寻人信息登记到网站上。”

当时的我还不懂得如何使用网络通信,拿着手机也只会打电话、发短信。我带她回家去取资料时,母亲很是警惕,悄悄问我“她要多少钱”。我说:“她不要钱。”

母亲将信将疑,说:“还有这么好的事?”

小席带我进入一家网吧,将这些资料都拍照上传到网站上,并教我学习用电脑。那个时候宝贝回家的网站还很新,在上面登记的人没几个。我心事重重,当时并没有把网站当回事,只是对第一个帮助我的人很感激。这是我失子4天后,从这个陌生的城市得到的唯一回应。

 

有时候我贴寻人启事,也会引人过来围观。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当着我的面讨论起来,说:“这人肯定是个骗子。”我很不理解,悬赏20万是我给别人钱,我骗什么呢?还有人不解道:“再生一个不就行了吗?”还有人猜疑说:“一个孩子能值20万吗?”

我没有和任何人争论过,却因此夜不能寐。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无所不有,也知道人心很深,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并不相通。

可是这种不能被理解的孤独还是让我沮丧,也让我深感不安。

所幸还有一回,我在沙河街的出口贴了一些寻人启事,临走时眼看着其中一张从电线杆上掉了下来。但当时我赶着要去另一个地方,就没有把它捡起来。晚上回到沙河街,我却发现那张掉下来的寻人启事,竟然被人牢牢地贴了回去。我吃了一惊,在那个电线杆旁边查看了好一会儿。在小席之后,这是我第二次从陌生人那里感受到善意。

很多年后,我意识到,也正是这些点滴的善意在冥冥中守卫着我内心的火苗。只有对人性之善依然抱有纯粹的信念,我才有理由相信自己脚下的这条路一定会有终点。

2

2008年,我获得了这样一条线索:河南新乡市原阳县的一户人家在2007年10月曾经买回了一个男孩儿,长得很像孙卓。

这个完美对应的时间点让我立刻就踏上了去往河南的旅途。

当时,深圳的沙河派出所将我的案子安排给了崔宏凯警官,并告诉我有任何线索都可以向崔警官求助,他们会全力配合。此行我抱着不小的希望,崔宏凯和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派出的另一位警官与我同行。我们多次转乘火车、汽车到达当地后,又联系了原阳县的刑警大队,警队人员开了两辆警车直接带我们去往买家的住处,并做好了将孩子带离的准备。

我们的车越开越偏僻,路也越走越颠簸,在一个小村庄里左弯右绕,终于按照线索中的地址停在了一户小农房前。这个房子的外表破败不堪,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倒塌。我困惑极了:这么穷苦的家庭还要花钱去买孩子?

我非常期待见到这个孩子,可我仅看了一眼,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孙卓。我不死心地走近去确认他头顶的发旋,找来找去也只有一个。孙卓的头顶有两个发旋。屋子里又走出来一个农村妇女,是孩子的养母。

养母承认道:“孩子是我去年花3万块买回来的,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就带回去吧。”

她看起来很友善,带着局促和淳朴,却不见愧色。

我们一帮人都僵住了。买孩子确实是违法犯罪,但是在实际的执法和司法落地的过程中,买方往往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孩子也确实是被买来的,可如果要解救,又要送往哪里呢?孩子不是一个钱包,可以轻易从小偷手中收缴和安置。

这时,看热闹的村民已经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见我们左右为难,村民们在旁边议论起来,劝解道:“不是你的孩子就算了吧。她很苦的!”

我问道:“她怎么很苦了?”

“她本来有一个儿子,养到18岁,前两年被车子撞死了。”

“她男人有癫痫,话都说不好,家里又穷……”

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对这个孩子的养母很是同情。

“既然这么穷苦,她哪里来的3万块买孩子?”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

“这个钱…… 是我们村里每家每户出钱筹给她的,为的就是帮她买这个孩子回来。她都这么可怜了,我们不帮她还有谁会帮她,都是一个村子的,不能看着他们家就这么完蛋了……”

我和同行的警员们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深深的震惊。

我想:孩子虽然不是孙卓,但是既然我们发现了一名来历不明的儿童,是不是也应该开展调查?结果我们很快发现,这个孩子并非“来历不明”,他竟然在当地就进行过合法的户籍登记。我至今都不明白,户籍作为国家户政机关用以记载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怎么会被这些买卖孩子的人随意篡改?这怎么会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们不知到底该如何是好。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愤怒还是同情,唯有深深的悲哀激荡不已。

望着这些“好心”集资帮扶友邻的村民,我竟感到自己才像是一个恶人,像一个不请自来的掠夺者。最终,我们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回深圳的漫长车途中,窗外的田野沉默不语,树木快速移动,那些景象似乎都失去了真实感。

在这个偏僻的村庄,“家”的延续是指引人们生活的某种既定秩序,却没有人想过买一个孩子会给无辜的人带来多大的伤害。这份恶行一方面源于生育所承担的传宗接代这种落后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似乎没有人知道买孩子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也就不以此为恶。

我在内心深处反复叩问:如果这里没有人穷凶极恶,那么是谁在任由恶行遍地开花?是空手而归的我们吗?又是什么使我们束手无策呢?

3

离开原阳县后,我始终放心不下那个买来的孩子。直到2012年,我最后一次通过网络向社会求助,希望能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却至今无果。

2008年是我做噩梦最多的一年,也是我找孩子找得最不要命的一年。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不断增长,我每天都能接到提供线索的电话。这些线索有的给了我极大的希望,让我一得知就激动不已;有的听着就像是捕风捉影,我却还是要亲自去落实才能放心。

车票换了一张又一张,就在这一年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这之前,我开了多年的包子铺,身体一直很健康、结实。直到34岁这一年,我的身体忽然每况愈下,经常头晕、头疼。让我最苦恼的是我开始严重晕车,一到汽车或者火车上就吐得眼睛都睁不开,无法保持清醒。

有一回我们得知,广西藤县一男子在2007年买回一名男童。

我和《凤凰周刊》的记者邓飞打算先到东莞接寻子家长郑春忠,然后一起去广西落实情况。结果才从深圳抵达东莞,我就已经站都站不住了。

我在路边弓着背,感觉到呕吐物不断从鼻腔、口腔中涌出来。

周围的一切天旋地转,似乎都在扭曲变形,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恍惚中,只有一个念头依然紧紧抓着我、支撑着我,那就是我要去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孩子,我一定要看看他的模样……

邓飞知道我已经到不了广西了,他要求我回深圳,不让我继续同行。他喊上了彭高峰,并向我保证一定会帮我查清楚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孙卓。

后来发生的事是邓飞和彭高峰转述给我的。他们到了广西藤县,找到了被举报的那户人家,户主是农民梁某。他家中确实有一名买回去的男童,却不是彭文乐,也不是孙卓,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孩子。除此之外,他家中还有一名女童。邓飞很快就发现这个女童似乎也是买来的。

梁某毫不避讳,承认道:“买男孩花了1万块,买女孩花了3000块。”

邓飞压抑着怒火问道:“你为什么要买别人的孩子?”

他诚实地说:“好养老。”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半天,想尽办法试图解救这两名孩子。邓飞跑到当地派出所,质问孩子的户口是怎么登记上的。派出所的民警愣了一下,说:“孩子都有出生证明……是村委会开的证明,村支书证明了这两个孩子是他的。”

经了解,梁某和村支书并无关系,那么村委会为什么要包庇和协助他收买孩子呢?我们不得而知。

半天过去,他们又发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梁某的老婆看起来很正常,不像是生病了,也不像是有什么智商上的缺陷,说起话来却颠三倒四、支支吾吾,像刚开始学说话的婴儿一样,难以沟通。

最后,梁某告诉他们:“我老婆也是从越南买来的。”

他一个人购买了三口人,就这样凑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

这简直是荒诞至极。可当地的村民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

 

这是中国乡村存在的情况——没有孩子就买孩子,没有老婆就买老婆,也不会有人去举报买家。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只要买进了家门,门一关,这就是别人的家事。谁又管得着呢?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的软性条款,也为买方提供了可以供他们钻的漏洞。他们屡次违法,却从未获罪。这成千上万的“人口消费者”养育着一条黑色产业链,他们是人口贩卖问题的根源,是沉在罪恶河底的无声暗流。他们解决了自己成家、养老、传宗接代等问题,和别人的至亲过上了貌似美满的生活。

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总会有投机者铤而走险拐走别人的儿女,以几千元或者几万元不等的价格予以卖出,也就成了我们说的“人贩子”。

当时,我因严重晕车而独自返程,有腿不能走,有口不能言,去医院看病也查不出什么异常。我只能卧床休息,听他们向我诉说此行的见闻,深深感受到,对梁某来说,我们的痛苦显得多么遥远、多么无力。

4

2008年8月,我曾踏上一段最接近绝望的旅途。

宝贝回家网站的站长张宝艳告诉我,宁夏有一个走失的孩子被热心人送到了派出所,报道上的照片很像孙卓。我看到照片后也觉得很像,就是瘦小了一些,看起来没有孙卓那么结实健康。

我将这张照片给了崔宏凯警官,请他们调查一下。崔警官致电询问宁夏当地的派出所后,告诉我孩子只是走失了一会儿,已被家人领回。

我失落地坐在家里,对着那张照片左思右想,想到我的孩子在外面快一年了,肯定是挨饿受冻,过得很辛苦,才会长得比以前瘦小。我越看越像,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孙卓。我又打电话给派出所请求核查情况,几天后崔警官告诉我,这确实是别人家的孩子,人家有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我不相信。

崔警官又没有去宁夏看过,又不去给我采血验DNA,怎么可以打个电话就告诉我不是孙卓?我夜不能寐,走火入魔,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张照片。最后我想:有没有可能是买家和宁夏那边打通了关系,想合伙诓骗我?

我即刻买了一张火车票,从深圳坐到郑州,又从郑州转乘大巴车到了西安,再从西安往宁夏去。一路上,晕车就快要了我的命,几次让我躺倒在路边。

等我终于到了宁夏,我心想:我不能惊动了买家和当地警方,我必须直接把这个孩子抓到,不能让他们调包了!

我打听到了当时做报道的《宁夏日报》的报社地址,又找到做这份报道的记者,请求他帮我去派出所调查孩子的去向。记者向我解释,说“那真的不是你的孩子”。可我远道而来,面容憔悴,又不断恳求。他不忍拒绝,真的帮我打听到了孩子的去向。

最后,我终于在当地的一所幼儿园见到了照片上的孩子。

我双手颤抖,心跳奇快,哑着嗓子喊道:“孙卓!卓卓——孙卓!”

那个孩子没有任何反应。

我走近去看,每多走一步,心就凉了一分。这个孩子根本不认识我,长得也没有照片上那么像。我不管不顾,拉着他细看,发现他的头顶只有一个发旋。

 

就像某个一脚踩空的梦,我被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袭击了,世界天旋地转。我感到自己两脚悬空,躯体一落千丈,心脏则涌到了喉咙口,几欲被我呕出。面前的水泥地啪嗒、啪嗒地落了几滴雨,接着我意识到这些深色的水滴是从自己脸上落下去的。我张着嘴,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哭声被送往了另一个世界。

这具躯体忽然失去了一部分生命,像被抽了线的提线木偶,太沉、太重了。我没有办法把它带回家,只有将它拖行到旅馆,让它横陈在地。眼泪不断流淌出来,我却再也找不回控制这些水分的意志。它们是一张咸涩、幽暗的网,将我牢牢拥住,不让我动弹。

天黑、天亮、天黑、天亮……

天色反复交替,而我像一个被判下死刑的犯人,躺在这间囚室里,远离故土与人烟,等待着最终的解脱。

其实死到临头的人是最幸福的。跳楼轻生者落地前的最后一瞬,溺亡者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瞬,脱水的鱼停止挣动前的最后一瞬……多么令人憧憬的时刻。我每每闭上眼睛就祈祷,不要再醒过来了,不要让我再面对一个新的明天。明天之后还是明天,究竟我的生命里还会有多少个这样的明天?

我又想,或许我会在入梦之后如梦初醒,发现我这三十多年的人生竟是大梦一场,而我真正的生活原来在另一头,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我闭着眼,无声地喃喃道:如果我不叫孙海洋就好了,如果我是另一个人就好了。

如果能将完整、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还给我,我发誓我一定会重新做人。我可以改正我没有做对的一切,我可以给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怎么样都可以。只要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从这间看不见解脱之日的囚室中走出去,走到外面灿烂的阳光下。我会像经年累月久居黑屋的人一样眯起双眼,在刺痛中直视太阳,忍着两颗滚烫的泪水。

然而几天后,路过的徐风吹干了泪网,这具躯体又像上了发条似的移动起来。

我想起家里还有养育我成人的父母,还有同样承受着失子之痛的妻子,而我的儿子也不知在这人世间的哪个小角落哭泣,喊着:爸爸、妈妈,我在这里!

眼睛可以不看,嘴可以不说,耳朵却无法逃避。那些遥远的呼唤声像敲响在我头颅内部的巨大钟声,层层叠叠、久未断绝。

先是手指蜷缩,接着左腿僵硬地屈起,右腿紧跟其后,躯干拱起犹如挣扎的鱼,我死而复生,站了起来。我在狂鸣的钟声里晕头转向,努力找回呼吸的节奏,然后迈出第一步、第二步……

打开门之前,我告诉自己:你叫孙海洋,这就是你生活的真实面貌。生命不息,寻子不止,这就是你的命运。

5

“这就是别人的伤口已经鲜血淋漓了,你还要往上面撒一把盐。”

2012年夏天,我第一次向人道出了办理准生证的心酸经历。

坐在我对面的是导演陈可辛。

我告诉陈可辛,其实类似的事很常见。据我所知,有些孩子是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丢失的,这个年纪被拐卖去“养儿防老”的可能性较小,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时间长达数年的话,当地的户籍办理处会依据相关规定,联系其家属进行户口注销。

这种事情家属是无法接受的,让他们承认失散的亲人死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我说:“即使是一个盲人,他要抱着一支蜡烛不放,你也不能说这蜡烛没有用了,就要把它掐灭。”

陈可辛沉默了很久,叹道:“太冰冷了,太冰冷了。”

其实当时我并不很清楚陈可辛是谁,只是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是导演陈可辛的助理,在新闻里看到了我的寻子经历,想约我聊一聊。

一开始,陈导主要是对彭高峰感兴趣,彭文乐回家的经过对于电影制作而言非常具有戏剧性,也很感人,叫上我或许是因为我和高峰常在新闻报道中一同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陈导约上彭高峰和我,加上他的两名助理,我们一起在深圳香蜜湖见面。

当时,彭文乐回家已经一年多了,彭高峰依然在继续关注寻子群体,还多次跟着我出去找孙卓。但是见到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我和高峰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陈可辛面前,我敞开心扉,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我讲到和高峰一起如何漫无目的地找孩子,讲到骗子打电话给我都会让我感到欣慰,讲到文乐回家后,我去给他过生日是如何伤心,还讲到了我始终缄口不提的那张死亡证明。

陈可辛时而吃惊,时而愤怒,时而同情,时而感慨。他告诉我,电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是电影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后来的很多事情也证明,陈导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能带来多少票房,他真正关心着我们这个群体的痛苦和挣扎,也发自内心地想要为我们带来希望。

那天,我很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也打算好了要请大家吃顿饭。我跟着他们进了一家装潢考究的餐厅,只见餐厅里摆放着各式各样可以自取的食物。他们一人拿了一个餐盘,这里舀一些,那里夹一些,装了满满的海鲜和肉类去烧烤。我看得出来在这里吃饭不便宜,也不敢拿什么好食材,最后老老实实地吃了碗面。

到了买单的时候,陈可辛的助理连说“不用不用”,拉扯着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顿饭竟然花了1 500元,我吓了一跳,忍不住问:“怎么要1500元啊?”

他们很错愕:“这是自助餐啊,一人要收300元。”

我瞪大了眼睛:“啊?这是自助餐?随便吃的那种吗?”

“是啊,随便吃什么都行……我们还以为你就喜欢吃面条呢!”

“……开玩笑,我一个天天在案板上和面的人怎么可能喜欢吃面条呢?”我欲哭无泪,但也不能回头重新吃一次了。彭高峰见状在一旁憋笑,憋了没几秒就大笑起来。

这次见面后就一直没有下文,我也没放在心上。毕竟我这辈子,徒劳的事已经做得太多了。

6

2013年,我又接到了陈可辛的助理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在深圳的法院拍摄电影,问我是否想过去一趟。

我惊呆了,没想到这部电影还真在拍,更没想到他们还真把我的经历改编进去了。等我赶到法院见到了整个剧组,一时间都怀疑自己在做梦。

我几乎不花时间去看任何影视作品,对娱乐圈也不怎么了解,可是连我都一眼认出了现场好几位大明星。那一刻我恍然大悟:希望真的来了。

2014年,电影《亲爱的》杀青。剧组邀请彭高峰和我到北京去。我们跟电影主演们坐在一起时,陈可辛很关切地问我:“海洋,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说。”

他们知道我就是想要孙卓,但他们拿不出来。

我也知道他们可能是想要我开口要钱,但是我不要钱。

桌上所有人都看着我,最后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很感谢你们。”

陈可辛对这个答案有些失望。后来,剧组总是邀请我一起参加宣传活动,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我的经历。

有一回,在深圳大学的演播厅里,彭高峰和我及几位主演站在舞台上。下面坐满了大学生,黑压压的一片,各个都举着手机在录像或拍照。

陈可辛忽然把话筒递给我,他说:“海洋,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好不好?就以‘亲爱的’为题,一句话就可以。”

我接过话筒,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亲爱的孙卓,我一定会找到你。”

这之后似乎静默了几秒。

接着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屋顶。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响亮、最持久的掌声,充满了年轻的祝福。那是一个多么有温度的场面,黑压压的人群里有着许多双极明亮的眼睛,专注、湿润、热忱。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集团《回家:14年又57天》,略有删减)

孙悦/ 中信出版社/ 2022年09月

孙悦/ 中信出版社/ 2022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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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苦,这个95后女孩最清楚

 李泽 全民故事计划 2023-04-21 22:13 Posted on 北京
十年后,那些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同伴,他们的孩子再次成为留守儿童。尼小凤有一次上课让孩子们画妈妈,结果一半孩子怯生生地说:“老师,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了”。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706个故事—

 

前 言

 

在尼小凤的记忆里,家乡四川甘孜九龙县三垭乡有条特别宽的河,太阳升起,河面波光灿灿,小伙伴们在河边嬉戏。父母都外出打工了,没有人提醒他们河道凶险。刚刚懂事的孩子,个子刚刚及过小麦,怀里抱着弟弟妹妹在河边牧马。调皮大胆的男孩子会越过河堤,往水里摸索,有时响起一片欢呼,那是谁摸到了黄澄澄的金砂。

史洛拉达的名字也因此而来,彝语中意为“出金子的地方”。

2019年,尼小凤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母校,成为一名幼教,看着30多个脸蛋红扑扑的孩子,她总会想起曾经的自己和那些幼年翻越山岭来上学的同学们。

山里的孩子都很懂事,默默承受物质的匮乏和教育条件的简陋。尼小凤这样的年轻人长辈会坚持让子女念书,但她的许多同学,也常在读完小学不久就早早地出去打工然后成家、生娃带娃打工不方便,孩子们大多留在家乡的长辈身边。

十年后,那些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同伴,他们的孩子再次成为留守儿童。有一次上课让孩子们画妈妈,结果一半孩子怯生生地说:“老师,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了”。
 

尼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

回到家乡当一名老师,做一份贡献,是尼小凤一直以来的愿望。
回到大山里
 
高考填报志愿时,因为无人指导,尼小凤填错了专业。
她一直向往当一名小学老师,回到家乡的三垭乡小学任教,像从前她的语文老师一样,却阴差阳错地填了“学前教育”专业。从师哥师姐的口中得知,学前教育毕业后做的是“幼师”,就是给别人带孩子,就像保姆一样。
得知这一结果,尼小凤当时很崩溃。
入学后不久,尼小凤想过转专业,但转专业的手续太麻烦了,也是这时她发现,班上的同学都是少数民族,是学校专门设置的民族班,这让远离家乡的尼小凤心中生出一种亲切感。想到家乡里的那些孩子,他们就跟小时候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需要幼师来给他们引导,尼小凤决定,可以试试看。
尼小凤出生于1996年,直到9岁那年,她才开始上学。
同龄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晚,差不多都是在9岁这个年纪,年纪太小的孩子,上学路上太危险了,要翻越高山。三垭乡小学是寄宿制的,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因为家里离学校太远,吃住都是在学校里。
如今的家乡,和坐落在群山围绕里的学校
 
寄宿的同学回家少,课后常会聊起家里的猪草割了没有,爷爷奶奶农忙时能不能顾得上家里的弟弟妹妹,有时她们也会想爸妈。大部分人的爸妈都外出打工了,那时小灵通刚刚普及,话费小贵,通一个电话也是奢侈,对爸妈的思念只能埋在心里等着过年。
尼小凤的家离学校比较近,比这些同学要幸运一些,作为家里的长姐,放学后,她可以回去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她也很少见到父亲。为了让孩子们都能念书,爸爸需要出去挣钱,有时同村里人上山挖虫草,一去就是几个月。
父母那一辈人,读过书的不多。
爸爸妈妈对尼小凤和弟弟妹妹的希冀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名医生或是警察或是老师。在父母的认知里,这些职业可以保证一辈子有饭吃。
眼下,自己还不确定能否胜任幼师这一职业,也不知道是否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但在大学期间,她被学校派遣到峨眉山一所幼儿园实习,第一次接触到“学生”,给孩子们上绘画课、音乐课,渐渐地,尼小凤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2015年,四川省在大小凉山彝区启动“一村一幼”计划,主要推动双语学前教育,尼小凤当年读的三垭乡小学也增设了幼儿班,3至6周岁的幼儿可免费就近接受学前教育。尼小凤大学毕业后,也借此契机,回到了故乡工作。
到三垭乡小学入职那天,尼小凤有些恍惚,十多年过去,踏入昔日熟悉的校园,从前只有一栋两层的破旧教学楼如今已经翻新,还新增了几栋教学楼,学校那块小小的操场,以前总是长满杂草,如今也铺了水泥地,建了篮球场。
原来小时候跟同学们课余一起玩闹的地方,竟然那么小。
每天上午九点,幼儿园的孩子们陆续来上学
 
学校给新职工举行迎新会,尼小凤看到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们站在对面笑着欢迎她,十多年过去,老师们脸上的皱纹比以前多了一些,头发也比之前白了不少。不知怎的,她竟有些热泪盈眶。
然而,当她给班上的孩子们上第一节课,她才知道自己小看了这份工作。
因为孩子们听不懂她上的课。
在教室里跑步
 
那天,尼小凤准备好了教案,走进教室的讲台前,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接着,她让学生们举手站起来做自我介绍,班上30个孩子,像看着山里的牛羊一样瞪着她,他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因为尼小凤说的是普通话。
三垭乡的老人讲彝语为多。学生们的家长大多外出打工,家里剩下爷爷奶奶,那一辈人根本不会讲普通话。尼小凤自己念小学时,老师也都是用彝语教学,直到后来上初中,她才能勉强将普通话说得流利一些。
三垭乡幼儿园门口的双语招牌
 
想起当初自己刚上学时,因为对课本上的文字示意不理解,尼小凤总学不好语文。所幸当时的语文老师是个特别有耐心的人,会格外关注双语教学。尼小凤走上教师这条路,也受到了那位老师的感染。
孩子们听不懂她讲课,尼小凤只好用方言向同学们再介绍一遍。
在老师的鼓励下,有些胆大的孩子站起来,但也说得磕磕绊绊。他们中很多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全名,因为在家里,爷爷奶奶也都是喊他们小名。
这节课最终以孩子们的沉默结束。
 
汉语成了尼小凤教学最大的难题,即使是双语教学,先将一个物品的汉语名称说一遍,再将这个物品彝语名称说一遍,孩子们也依然不理解。尼小凤需要一个词一个词地教,比如在一节课上,教孩子们说“凳子”,她先用双语解释一遍,然后拿起教室里的凳子指给孩子们看,如此反复加深记忆,直到她直接拿起凳子时,不说方言,让孩子们知道“这是凳子”。
孩子们跟着老师的动作学词语
 
尼小凤拟了一个幼儿园日常礼仪200条用语,计划每天教1-2条。名词有具体可指,桌子、牛羊、碗、筷子、石头,这些都日常可见,比较容易记住。
 
但是有一节课上,尼小凤给孩子们讲“刨”和“跑”的意思,孩子们就又听不懂了,尼小凤只好组一个词“刨光”,然后做出在地上刨的动作;再讲到跑步,尼小凤就在狭小的教室里跑了起来。孩子们看着老师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慢慢的,孩子们也习惯了这种教学模式,尼小凤也找到了教学的方法。
等到某一次,尼小凤对孩子们说“跳”,孩子们全都跳了起来。
这样的教学时光是快乐的,只是有时下课后,尼小凤也会陷入失落的情绪当中,在这个狭小的教室中,能提供给孩子的教学设施不多。相比城里的幼儿园,三垭乡幼儿园的教学环境可以说是简陋极了。在城里,给孩子们上课甚至可以讲天文学,火星、冥王星,周末去一趟天文馆,孩子们就记住了。可是对于三垭乡的孩子们,去天文馆这种事就是天方夜谭。仅仅是语言教学的突破,对山里的孩子来说,尼小凤觉得还远远不够。
不上学时,孩子们平时帮家里干活
巨大的心理落差
 
当孩子们渐渐能听懂老师上课后,尼小凤开始上其他课程。虽然三垭乡小学已经实现多媒体教学,但因资金有限,附属的幼儿园用的还是黑板教学。
幼儿园共两个班,近80个孩子,两个老师带一个班。尼小凤刚入职的第一年,学校对于幼儿园开办的经验也不足,分出从前小学的两间教室用于教学,老师们自己将教室装饰了一番,将墙壁涂成温馨的黄色,天花板的白墙也涂成了海洋一样的蓝色,一间教室里摆上六七张长桌,六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
教室的后面被老师们画上简笔画,组成了黑板报。
除了这些,用于教学的教具少之又少,供孩子们玩耍的玩具基本没有。
尼老师课余时间给孩子们做的教具
 
学校里,小学部的教具都有限,匀不出多余给幼儿部,碰上上数学课,尼小凤只好跟同事们在课后自己动手做教具;到了手工课,尼小凤更是一筹莫展。
山里的孩子,动手能力其实很强,很小就能帮家里做饭、砍猪草,一起手动做教具倒也是件有趣的事。
学校购置的玩具、教具虽然简陋,但对这里的孩子们来说却常常是惊喜。
在一次手工课上,尼小凤带着橡皮泥进入教室,孩子们看到后一阵欢呼,这种泥巴他们从没见过,每个人捏下一点攥在手里,生怕掉在地上弄脏了,接着捏出毛毛虫、小猪、小鸟的形状,然后一脸骄傲地展示给老师看。尼小凤很高兴也有些心疼:城里的孩子随手可得的东西,山里的孩子视如珍宝。
孩子们捏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这种落差也让尼小凤陷入迷茫,她不是没有想过像其他大学同学一样毕业后工作上碰到阻碍后选择去考研,回到城里去。可是她又有许多舍不得。
孩子们也在治愈她。山里物质匮乏,孩子们有吃的都不太舍得分享。但凡有点零嘴自己马上就吃了。尼小凤记得最清楚的一次,那天她上课,一个小女孩给了她一颗糖说,“老师昨天是我的生日,这是我的生日糖留给你的。”那时候尼小凤很感动,除了把她当作老师,孩子们有时会把她当作妈妈。
好在这些年,国家对乡村教育扶持力度很大。2020年,尼小凤任教的第二年,校长给幼儿部安装了电视,也购置了一批玩具。结合电视画面的教学,尼小凤感觉得到,孩子们比之前更愿意听课了。
亲爱的小孩
 
在一次绘画课上,尼小凤让孩子们画“我的妈妈”。
课堂开始没多久,尼小凤就感觉到班上沉重的气氛,就连平时一向活泼的几个小孩都低下头来。那些妈妈在家的孩子,会高声喊,“我的妈妈是长头发”、“我的妈妈眼睛特别大”、“我的妈妈脸上这里有一颗痣”,在欢闹声中,有一半的小朋友都不说话,眼神也变得怯怯的,像做错事了一样。
“尼老师,我不知道我妈妈长什么样子。”
人群中,有孩子声如游蚊地说。
“老师,我妈妈很久没回来了。”
另一个声音响起。
“老师,我画不出来。”
这样的场面,让尼小凤很难绷住情绪,“那我们就按照画板上的人样,将心中的妈妈画出来吧。”孩子们最后交上来的画,有很多都是空白的。
孩子们在学校还好,有老师们的陪伴,偶尔会找老师倾诉,小声哭着说,想爸爸妈妈了,但回到家里面对爷爷奶奶,孩子们往往是沉默的。
班上有个叫秦幽璇的小朋友,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父母会给家里寄些时新的衣服,奶奶就总是给她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在小朋友中,秦幽璇是性格开朗的一个,喜欢笑,看起来是个乐天的女孩。秦幽璇最快乐的一天,是她的小姨来看她。小姨会给她买零食,带她去剪头发。
秦幽璇和奶奶在家吃饭
 
那天小姨来看她,秦幽璇早早地起床,梳洗打扮,让奶奶给自己编头发,还戴上了她最喜欢的粉色发卡,还让朋友们给她挑选好看的裙子,等小姨来了,她们在村子里闲逛,因为高兴,秦幽璇把小姨买的零食全都分给了其他人。只是到了傍晚,小姨也要离开了,那天小姨跟她说,她明天也要出去打工了,让秦幽璇在家听奶奶的话。得知小姨以后也不能来看她了,那天她哭得特别伤心。
还有一个叫李佳新的男孩,尼小凤总是在他身上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李佳新是家里的老大,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身上有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他平时不爱说话,但很懂事,背起猪粪来毫不示弱。
李佳新帮妈妈背猪粪
 
老师说什么话,他都认真听着,还会给老师帮忙。平时放学在家,会帮家里干农活,父亲常年不在家,李佳新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可以独立地做饭,照顾年纪还小的弟弟妹妹。
汤为什么会生气
 
秦幽璇、李佳新这样的小朋友,班上有很多。尼老师看着他们一点点进步,孩子们可以顺畅地说普通话,说到自己将来的梦想,孩子们说以后当要老师,有的说要当医生,还有的说想当警察。这一幕尼小风似曾相识,就像她小时候的理想一样。
但在人群中,有个小朋友说,“我以后要当奥特曼。”
 
接着有孩子说,以后要当超人,可以拯救地球。
这些都是孩子们看电影后想到的。
2021年,三垭乡幼儿园收到了年糕妈妈捐赠的800本绘本和一批玩具。尼小凤每周增加了两节绘本阅读课。
教室后面创建的绘本点
 
在尼小凤讲过的绘本故事中,孩子们最喜欢的是一个叫《母鸡萝丝散步》的故事:母鸡萝丝走出鸡舍去散步,一只狐狸从后面悄悄跟了上来;萝丝穿过农家院子,狐狸扑了上来,可它一脚踩到了钉耙;萝丝绕过池塘,狐狸扑了上来,可它栽到了池塘里;萝丝经过干草垛,狐狸扑了上来,可它一头扎了进去;萝丝回到鸡舍,正好赶上吃晚饭。孩子们每次听到,都笑得七仰八叉。
也有孩子们一开始不太明白的故事,比如《生气汤》。大家问老师,“什么是生气汤啊,汤为什么会生气呢?”尼小凤讲完后告诉孩子们,如果自己不开心了,就要说出来。孩子们懵懂地点头。尼小凤想,他们会慢慢明白的。
绘本里的世界,让孩子们充满新奇,看到不认识的动物,他们就会问老师,这个动物是什么,生活在哪里,尼小凤会一一解答;碰到孩子们没见过的水果,他们会问这个水果哪里有,好不好吃,尼小凤自己也没吃过,就会上网查资料,告诉孩子们,这些水果是什么味道。这时也有一些小馋鬼吞口水。

 

李佳新和弟弟在放牛的山坡上看绘本
孩子们会畅想外面的世界,看到电视上或绘本上的游乐场,有的小朋友就说,等长大了,就要去电视上的这些地方玩。尼小凤听到后会鼓励他们。
 
告诉孩子们,有梦想的话,只要努力,就能实现。
2022年6月,尼小凤带的第二届学生毕业,那个跟自己经历相似的李佳新进入小学一年级后,性格依然腼腆,但学习成绩各方面都一直不错。
到了今年四月,山上的花都开了,高山上的紫外线格外强,这里的花也开得更鲜艳一些。尼小凤和同是老师的爱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宝宝,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将故乡“史洛拉达”的由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里是“出金子的地方”。
 

撰文|李泽

编辑|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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