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京东副总裁，身患绝症后的最后一次创业：自费千万，要救50万人
至今连病因都没发现。
“就算气切，不能说话，我也会继续工作。”
将渐冻症药物研发加速20-50倍。
也可以为其他病人的救治带来希望。”
责编：倪楚娇
时间正在蔡磊的身体上消失。
每一天，他体内的运动神经元都在凋亡，肌肉以无法逆转的势头萎缩。确诊三年多后，他身边再也离不了人。双手和双臂都丧失了功能。喝一口水要吞两次，脖子有点支撑不住脑袋，胸肌开始抽搐。发音含糊不清，语音识别准确度只有大概50%。
“其实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了，我同期的病友几乎全死了。”
渐冻症病人的平均生存期是2到5年，然而，这只是自然死亡的时长。“正常人根本无法想象，有各种各样离奇的死法。”戴着呼吸机，狗把线崩断了。旁人帮着翻个身，忘记翻回来，窒息而死。跳楼、吞安眠药、去安乐死、家人不堪忍受拔掉维持生命的机器。还有人只是跌了一跤，手不能保护，头直接砸向地面，“去年我这样的，摔死7、8个。”
新冠感染那个月，他每天都能看到病友群里的讣告。“一串串连着发的，一周多走了100多个。”还有些家属不愿说，过段时间，默默地在群里转二手呼吸机和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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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失控的身体里装着一台工作机器。他带领着一整个渐冻症科研团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剥夺所有爱好，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在工作，一周七天，从不间断。最疯狂的时候，他一天处理七八千条微信，开八到十场会。别说去风景秀丽的地方度假了，他连小区里的花园都不逛。用他的话概括，“你就把我当作一直在高考”。
我们形影不离地跟拍他，发现这个绝症患者的工作强度，常人都难以承受。看到我们累到眼神呆滞，蔡磊打趣说：“这已经是相对轻松的一天了。”
“我说你是在自杀，你不知道吗？”因为这个事，妻子段睿不知道和他吵了多少架。他的主治医生，北医三院神经科院长樊东升，从医30多年来，从没遇过蔡磊这样的病人，“他不太听话。不好好休息，一直在紧张的应激状态里，按理说他的病不应该发展得这么快。”
别人问他怎么看当代年轻人的躺平心态。作为世界上最有资格宣布“老子要死了，老子不干了”的人，他一脸茫然：“我不能理解。”问他为什么拿命在工作，他的回答永远是：
在中央财经大学读研时期的蔡磊
这场巨大变故的开端，小到难以察觉。40岁那年的夏天，蔡磊看到左手臂24小时不间断地肉跳。在北京各大医院辗转近一年都查不出怎么回事，直到2019年9月30日，国内最权威的渐冻症研究专家樊东升告诉他：“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蔡磊当下的反应是：“怎么可能？我要得这个病我不就死了吗？”然后樊东升用双手比划出20厘米左右的长度，再将两个手掌并拢到快贴在一起：“（你的生存期）现在还有这么长。”
人生已经度过的20厘米，蔡磊完成了一个“小镇做题家”的极限跃升。他从河南商丘一个普通家庭考到中央财经大学。在政府机关和世界顶尖科技企业里打拼，随后进入京东负责集团财资，位至副总裁，跻身精英阶层。
正值壮年，事业成功，结婚才一年多，刚刚成为父亲。他努力打拼来的人生，即将展开最幸福的段落，一瞬间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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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磊无法起身时，用脚踩沙发边的紧急呼叫按钮
确诊的那一天，他恍恍惚惚地离开诊室。等了两三趟电梯都没能挤进去，于是决定走楼梯。“电梯都不愿意等，现在却只能等死。”
从医院出来，他甚至如约去开了一场会。事情谈完，他跟对面的企业家说：“我可能快死掉了。”
渐冻症病人，大部分都承受着心理问题。起初的六个月，蔡磊焦虑和恐惧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晚上惊醒4、5次。但他硬是一粒抗焦虑的药都不吃，也不寄托任何宗教，只是不断告诉自己“必须保持理性”。
后来，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畏惧死亡，不过是比别人早一点看到生命的终点”。自那以后，他再没为自己掉一滴眼泪，偶尔哭也是因为病友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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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情况则更严峻。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人，每10万人口里有1.6人（发病率）；生存的病人总数，每10万人口里有2.97人（患病率），患病率仅为发病率的1.8倍。而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这个数字是4。这意味着，中国的渐冻症病人生存率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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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病的治疗研究，很大的难点之一正是病人样本不足，无法验证用药是否有效。樊东升带领着亚洲最大的渐冻症治疗中心，30年来手里积累的病例是5000左右。
蔡磊建立的“渐愈互助之家”，不到4年，已经触达超过1万病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渐冻症患者科研平台。它既高效地保存数据，能动态地观察病情变化，又打破了医院、地域之间的信息壁垒。“新药临床试验一般要有一两百例符合条件的病人，罕见病找20例都难。英国以前想研发两款渐冻症新药，花了一年多都招不满病人，最后流产了。”樊东升说。如今，研究团队只需要在蔡磊的平台上发布信息，短时间就能聚集起病人。
按照最初的设想，蔡磊做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他不懂医学，仅凭常识想想，人类投入了数百亿美元，别说攻克，连病因都没有找到。他从没奢望现有的医疗水平能治自己的命。
然而事情有了一丝转机。蔡磊一口气读了1000多篇论文，接触了业内资深的医生，逐渐摸清了前沿学术和制药体系。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成果，“有可能往渐冻症的路径去转化。”而之所以药物研发缓慢，和社会的关注、资源的投入少有很大关系。他想，如果能黏合各个环节，就能加速。
蔡磊的吞咽正在受到影响，吃不了糯米制品
皮特·弗瑞兹在2019年12月离世，他没能等到救自己的药。但他的努力，极大加速了美国科学界对渐冻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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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蔡磊所做的事，就是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精神感召，汇聚起国内渐冻症的科研力量。樊东升觉得蔡磊“把光芒带到这个病上面来了”。
“如果没有蔡磊，科学界的投入程度，和10年前不会有太大变化。现在走了100步的话，那其中的80步，都是靠蔡磊一己之力走出来的。”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蔡磊将渐冻症药物研发加速了20~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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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磊常常与病友见面
我们问蔡磊到底跟他说了什么，能把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拉回来。“就是让他相信我，药在研发了，我能救他。这是唯一能劝他活下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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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蔡磊推进的研究管线多达80余条，自己投入了千万资金。他想要打破旧有的游戏规则，把资金、实验室、药企、患者和医院联结起来，尽最大可能缩短时间。
这一切，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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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这样都动不了了，距离用眼控只有一步之遥。”真要用眼控了怎么办？“那就用眼控仪处理工作。不过眼控每分钟最多打二三十个字，效率要降低90%。”长时间用一侧身体伏案，他的脊椎已经变形，屁股痛得受不了，仍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意思。
这场人生最后的创业，就好像站在寒冷的水边，深吸一口气，一跃而入。而他激起的惊涛巨浪，席卷了身边所有人。
段睿今年34岁，在北京出生长大，毕业于北京大学药学院，随后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做市场工作。2018年初，段睿刚转行到财务领域不久，收到别人发来的一个简介，介绍她去相亲。
“看他是学财务的，我刚好在做一个地产项目的审计，就觉得去见见大佬，交流一下业务也挺好。”
那天坐在西餐厅里，蔡磊看到一个女孩推门而入，眼睛笑得弯弯的，讲起话来活蹦乱跳。她跟他聊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蔡磊内心兴奋得不行，他从小就爱科学，梦想是做科学家，但平时接触的都是财税。
蔡磊顺势约她见第二面，请她来听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做客座教授的课。“她是冲着课来的，但我是冲着人来的。”吃饭的时候，蔡磊跟段睿求婚了。
“我回家跟我妈说，我觉得他是个骗子。”后来蔡磊跟她解释，他们志同道合，但他实在没空谈恋爱，不如直奔主题。段睿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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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磊和段睿的结婚照
一年后，段睿刚生完孩子，在哺乳期，还要顾会计事务所的工作，身体几乎透支的情况下，她从蔡磊嘴里听到了“渐冻症”这个词。
“刚结婚，又不是老夫老妻，那要拖累你一辈子吗？”蔡磊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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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个中期渐冻症病人，照顾起来的崩溃程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刷牙刷两次，洗澡洗两次，穿衣服穿两遍，手机要拿两个，第二天再重来一遍。病榻困住的，从来不只是病人一个人。
“以前是我呵护她，现在她在照顾我。受了委屈，我连一个拥抱都没办法给她。发烧39度，我连给她倒杯水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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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磊和段睿在直播中
一周里有5个晚上，刘伟和爱人李燕，会守着“破冰驿站”的直播。刘伟原本在上海打工，40岁那年确诊渐冻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夫妻两个只好搬回安徽老家，李燕平时形影不离地照顾丈夫，还要带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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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睿身上有她那个传奇的丈夫无法遮蔽的光芒。当一个女性，突然变成病人家属，她保护她爱的人，更重要的是，她不丢失她自己。
蔡磊记得段睿陪他去治疗。其他家属在外面一个个心焦得坐立难安，唯独段睿坐在一边，专心学了一下午的财务网课。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语气里满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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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场直播里，段睿突然说起来生。“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做女人。”蔡磊没有追问。
一个“心高气傲”、“对自己有高要求”的女性，突然变成了“苦命的妻子”，她讨厌别人看弱势群体一样的目光，不熟的朋友发长长的消息来讲自己为她的命运哭泣，她只觉得尴尬又不知所措。蔡磊请了生活助理照顾起居之后，段睿有更多时间工作。一天中的多数时候，他在楼下办公，她在楼上办公，只有回家睡觉和直播时才见面。他们依然像段睿理想中的亲密关系那样——各忙各的，同行便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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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的时候，蔡磊预计，孩子到三岁，他就已经去世了。
他没办法陪孩子玩。不能翻书，怎么给他讲睡前故事呢？抱不了他，他走路摔倒了，他也扶不了他。吃晚餐的时候，生活助理在餐桌前喂蔡磊吃饭，姥姥在沙发前喂孩子吃饭，蔡磊的眼神始终落在孩子身上。“顶多远远地看着他，就算一种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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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落在孩子身上
如果注定没有办法陪伴他长大，这个父亲想到的是，成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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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蔡磊团队的马文慧接到了一通黑龙江的电话：“我丈夫去世了，我们想捐献，该怎么做？”
过去整个中国没有一例规范的渐冻症遗体和脑脊髓组织捐献。常规的遗体捐赠，无法及时取出脑脊髓组织，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病理研究意义不大。但在临床上，一个有效的脑组织样本又至关重要，因为大脑没办法进行活体实验。
因此，蔡磊一直在呼吁病友“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捐出自己的身体。”他称之为“最后一颗子弹”。
接到那通电话后，马文慧起初“一头雾水，以前没人做过”。哪里能接收？用什么车运输？家属刚失去至亲，怎么让一个巨大悲痛中的人走完繁复的流程？然而时间不等人，他们只剩十几个小时。如果无法在倒计时内将遗体送到有资质的地方，脑脊髓就会溶解掉。
她先联系了当地的红十字会，被告知只负责“遗体”，无法操作“大脑”。能做这件事的“脑库”，全国只有19个，黑龙江尚未建立。“我只好去联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解剖室，恳请他们收下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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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磊还找到张定宇。张定宇曾是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院长，是最早冲在防疫第一线的人，是“人民英雄”，他另一个身份是，确诊5年的渐冻症患者。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张定宇主动说，他已经决定捐出自己的遗体。这两位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的渐冻症抗争者，提出想合一张影，而且一定要“站着照”。他们不知道下一次见面，还能不能都站着。
但蔡磊“全部放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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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彻底放松，延长寿命。另外一个是我玩命地工作，加速走向死亡。我的时间要用于价值创造，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纠结。”
有回他去看望病友，对方状况比他还好些，却绝望到想悄悄死掉。蔡磊听了说：“老子就要让全世界知道，老子在跟全世界最难的病斗争。人类的科学没有进步，我们死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背后更深的行为动机，其实不是关于时间的长与短，而是人在时间里的位置。蔡磊所患的亚型，加之他能够承担起较好的护理条件，“活到7、8年，甚至10年都有可能，但他这么工作，正在将能延长的时间耗竭掉。”樊东升说。
换言之，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只是等，或许能活得更久。运气好的话，“万一那时候有新药出现，他就能够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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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一天，他沉入水中，他希望浪不会停，全世界、下一代，都能感受到余波。
*应受访者要求，段睿、刘伟、李燕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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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农村女生，高中毕业进厂打工，自学法律后，在上海开了家律所
我叫郭霁，70后，是一名从业25年的律师，也是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我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因为学生时代比较贪玩，高中一毕业就进了老家的玻璃厂，每天流水线上三班倒。这种工作非常机械，而我生性爱自由，不愿意一辈子待在厂里。利用业余时间，我参加了自学考试，后来一次性通过被称为“中国第一大考”的律师资格考试。
从流水线女工转行做律师，在外人看来这是一场华丽逆袭。可实际上，踏入这行以后，我人生中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因为缺少案源，很长一段时间我连基本生存都没法保障。
为了更好的发展，2005年我从老家来到上海打拼创业，前十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几乎摔得头破血流。直到近几年律所逐渐稳定下来，我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我的职业照，如今我创办的律所有40多名员工。
对于我的人生轨迹，父亲曾说过一句玩笑话，“我们家祖坟应该是埋歪了，不然怎么会出你这么一个人？” 表面上看，我走的路的确和他们截然不同，但如果追根溯源，我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受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我父亲念过初中，在村里算个文化人，喜欢标新立异，给孩子取名都比别人生僻些。我出生前下了一场大雪，他本想用寒风料峭的“峭”字，又觉得不够好，后来翻字典查到“霁”，看到是雪后初晴的意思，就给我取名叫郭霁。记忆中，父亲酷爱看书，看完以后还爱给我们讲。耳濡目染之下，我也成了个书虫，学生时代几乎把所有能借到的大部头读了个遍，《红楼梦》我从头到尾看过不下七遍。
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却有着女人堆里少见的杀伐果断，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家是严父慈母，我们家是严母慈父。但他们俩思想都比较开明，完全没有非得生个男孩延续香火的观念。平时碰上红白喜事，父亲总要带我和姐姐一起吃席，如果我们姐俩没有座位，他是绝对不会坐的。在他看来，小孩和大人是平等的，小孩也一定要上桌吃饭。
9岁，父亲教我写毛笔字。
这种文化人的特质，让我父亲成了村里的意见领袖，谁家有个家长里短都请他去调解。他从生产小组长做到大队长，1979年被选为公安特派员，后来遇上改制进了体制，穿上警服。那时我母亲在社办企业上班，可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从来没觉得生活拮据。
我们家在本地有点小名气，我每次出门大家都会说，哎，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所以我从小就是一种自信心爆棚的状态，每天无忧无虑，除了看书就是疯玩。
小学那点功课对我来说很容易，中间还跳过一级，读完五年级直接上初中。班里我年纪最小，个头又矮，同学们都挺关照我。接触物理、化学以后，我在学习上逐渐吃力，成绩滑到班里中游水平。不过，我从没想过奋起直追，我妈每次来检查功课，我表面认真做作业，实际上课本底下摆着小说，有时候还把小说藏在被子里，或者带进厕所偷偷看。
12岁，在老家拍的照片。
那个年代，小地方的人对女孩子一般没有太高要求，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我和同学经常自嘲，说湘潭最好的中学是一中，我们上的是七中，中间隔着六道线呢，这是遥不可及的距离。临近初中毕业，成绩好的同学都在努力冲刺考中专，像我这种中不溜的，自然不会跟他们竞争，依然每天疯玩。
到高中我成绩就更差了，身边很多同学都只想混个毕业证，以后该工作工作，该嫁人嫁人，至于理想什么的基本不存在。高三后期，大家甚至以调皮捣蛋为荣，谁干的事更出格谁就更牛逼。我们把课本撕了做成纸弹弓，把纸团“子弹”在教室里射得满天飞，英语老师都被气哭了。有一回上历史课我还跟同学打赌，我说我现在从后门溜出去，再到前门喊报告，老师肯定不知道，因为他眼神不好。果不其然，我赌赢了。
我们那届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一次性拿到毕业证，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都要补考。后来连高考我都没当回事，在橡皮上刻了a、b、c、d四个字母当骰子，扔到哪个写哪个，熬完半小时就交卷。因为太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了，成绩出来我都懒得去查，至今不知道考了多少分。
毕业之后，父亲介绍我去一家百货商店上班。商店都是越到周末越忙，我在那儿站了半年柜台就受不了了。18岁那年，赶上国企最后一波社会大招工，我应招去了市里的玻璃厂工作。没想到工厂比商店还不如，别说周末、一年到头倒三班，逢年过节也一样，因为窑炉不能停火。
我（前排）和同事在车间门口，旁边的麻袋装着我们从流水线上挑出来的玻璃瓶。
我们厂的车间分三部分，最前面是窑炉，玻璃原料会在 1000 度的高温炉里熔化成玻璃水；第二段是制瓶，玻璃水倒进模具形成瓶子；然后再经过20 多米长的传送带，源源不断地传到拣瓶台。我的工作就是把破瓶子扔进斗车，把好瓶子按五个一排的次序装进麻袋。
我个头小，每次放头几排玻璃瓶都得半个人钻进麻袋，弄得一头灰。被碎玻璃扎也是常有的事，还有一次玻璃瓶因为受热不均在我手里爆炸，直接刮掉了我手上的一小块肉。
我厌恶这样的生活，倒不是说有多辛苦，毕竟还年轻，身体扛得住。我最介意的是三班倒，人完全没了正常作息，有种自由被剥夺的感觉。以前看三毛的书，我就特别向往远方，还跟同学在家里规划了一天，计划骑自行车环游中国。谁知道现在连周末都不能出去玩，如果把我卡在流水线上过一辈子，我肯定受不了。
那时职工大学很流行，我想找别的出路，就去报名了正热门的电算会计专业。学费要740块钱，我一年的工资也才不到一千，每个月还要交一半给家里。好不容易跟我妈凑够钱，交费的时候对方说还要再补 50 块钱什么增容费。这我就不干了，把学费又原封不动地拿回家。
没多久，我爸打听到司法局要开一个法律培训班，学费只要370块钱，正好我也属于司法系统子弟，便报了名。第一次系统性接触法律知识，没想到还挺有意思。法律渊源、世界各国法系的比较、还有大量的案例分析，比如一个人致人死亡是犯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这两个罪名很容易混淆，什么是直接故意，什么又是间接故意？这些法律条文让我特别着迷。
19岁的我，学法律以后，我的阅读面更宽泛了。
培训班一周只集中授课一两次，大部分时间还得靠自学。我去工厂上班都带着教材，逮着空档就赶紧掏出来看一看。车间主任撞见了觉得我挺上进，特意把我调去质检部门。虽然也是三班倒，好歹没那么辛苦了。
培训班组织我们参加湖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整个班三十几个人，第一次考试只有两人及格，其中一个是我。第二次考试只有我一个人及格，显然，这个班办不下去了。后来区司法局把我并到市司法局的培训班，距离远了很多，下夜班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赶过去。我晕车严重，一路上都得忍着恶心。好不容易熬到第三次考试，我因为把交费收据弄丢了就没考成。
准备第四次考试期间，我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他当时27岁，同事牵线搭桥介绍我们认识的，相亲地点就在路边的宵夜摊子上。说实话，我连对方长啥样都没太看清，只记得他说已经拿到律师资格证，而我正好在学法律，想着混熟以后不用再花钱买书，一来二去就这么处上。
21岁那年，我认识了大6岁的他。
在男友的督促下，两年半时间里，我把自考剩下的课程全部磕完。快毕业的时候，他说你也去考律师呗，刚开始我是拒绝的，觉得这个职业离我太遥远。按我的预想，能靠自考拿个学历就不错了，但他还是坚持劝我。好吧，那试试就试试。谁知报完名男友立马翻脸，逼着我去单位请三个月长假，要我回家闭门苦读。
我妈也跟他打配合，同学来找我玩，一律被她拒之门外。在他俩的双重“淫威”之下，整整三个月我都窝在家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刷题。男友来看我就像探监一样，还要检查我的备考进度。那段时间我都学魔怔了，晚上做梦都在刷题，最后冲刺阶段，我每天学习时间甚至超过16个小时。
考试地点离家很远，男友一直陪伴，最后一堂考完，我整个人几乎要虚脱。12道案例分析题，写得我手臂直发麻，男友还不依不饶地拉着我在公园里一圈一圈地回忆估分。最后分数出来，跟他预估的只差5分，我这个“学渣”竟然真的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那年全国通过率低到5%，整个湘潭只考过了 11 个人，我是其中唯一的女生。拿到证书后，我顺理成章地辞掉玻璃厂的工作，跟男友一样，也进入到律所开始职业生涯。
1998年，我入行第一年在律所办公的照片。
在别的单位上班，好歹有个固定工资，而律师只能靠提成，要想办法接到案子才能挣钱。我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没经验没人脉没资源，就这么一猛子扎下去，可想而知有多拮据。刚开始我们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写写材料，跑跑腿之类的，收入有一搭没一搭，每天过得苦兮兮。有一回我俩口袋里只剩下 5 毛钱，买了一把空心菜，中午吃叶子，晚上吃梗子，第二天才去找朋友借了10 块钱应急。
这种窘境还不能跟行外人讲，因为别人都觉得你做律师很光鲜，穷只能证明你没能力。我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每天装得云淡风轻。可不顺心的事积压多了，总有绷不住的时候。有次我去公安局申请会见一个嫌疑人，但负责审核的警察同志从头到尾没给我好脸色看，出公安局大门我就憋不住了，在路上嚎啕大哭，回到家把桌上东西全部打翻，冲我男友大吼：“都怪你要我做这个鬼律师！”
男友没有哄我，他的策略是“以暴制暴”，认为这点委屈都受不了，还怎么做律师？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通。被他一教训，我也有点心虚，开始反思自己怎么连这点磨难都经受不住。
我爸心疼女儿在外面受了这么大委屈，用方言跟我说：“妹几，要不别干了！我养你吧，每个月另给你 50 块零花钱。” 他脸上那心痛的表情，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父母的慈爱真的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在外面遇到多大困难都不告诉爸妈。
和律所前辈的合照，我（前排左一）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比较庆幸的是，当时带我的师父愿意提携后辈，有时候找上门来的案子多，他会带我一起做，最后分一半收入给我。期间我协助我师父办过一个大案，某农村信用社主任携60多万公款潜逃，在那个年代算是巨款，被逮捕以后他的家人请我师父做辩护。我天天也跟着琢磨，坐公交的时候脑子里都在回放案件信息。
有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类似案例，里面提到新旧刑法更替，我突然回忆起这个案件发生在 1997年9月份，而修订后的刑法在那年10月1号才正式实施，抓到这个人已经第二年的事。之前大家就把前面那个时间点给忽略了，实际上那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刑法中有个原则，叫“从旧兼从轻”。按照新刑法，他属于贪污罪，很可能判死刑；按照旧刑法，他还不能算贪污罪的主体，只能说是职务侵占，最多判 10 年。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师父，师父认同了我的辩护方向，最后法院采纳了我师父的辩护意见。这段经历让感觉到做律师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或许有些人会说，你们律师总是想尽办法帮“坏人”减刑，良心会不会过不去？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心理障碍。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到，律师的职业道德是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公正性就在于人人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锻炼业务能力，经手的每个案件我都做足准备，不会写诉状就找师父请教，揣摩学习前辈们的案卷，每份代理词总要改很多遍。庭前准备我至少准备两轮代理词，会设想第一轮代理词发表之后，对方怎么应对，我该如何反击。
和律所同事外出做普法宣传，右边坐在椅子上的是我。
刚做律师那会，区法院刑庭专门组建了少年法庭，负责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请不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法院会指定一些青年律师提供辩护，我成为了被指定的那些律师之一，即便法律援助案件赚不到什么钱，我也从不敷衍。少年法庭的庭长觉得我挺靠谱，给了我更多的指定辩护机会。期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还被评为区市两级的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男友后来也转到我所在的律所，碰到大案件，我俩分工协作。开庭前一天几乎通宵战斗，他先准备详细的质证意见和辩护词，到凌晨三四点把我叫起来，他去睡一会，我再负责整理誊写，就这样慢慢积攒经验。随着刑事辩护成功率越来越高，我们开始接到自己的案源，总算熬过了新手律师最难的一关。
25岁那年，我意外怀孕了。依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本来没计划生小孩，可医生劝我，你年纪不小了，孩子还是留着吧。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婚礼、房子全部提前，为此欠下一屁股债。儿子出生后开销大增，光靠做律师那点钱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我天天琢磨怎么才能一夜暴富。
听说绿化苗木生意利润高，我借了十几万块钱跟堂姐去种树苗，结果赶上极端天气，种下的树死了百分之九十。那年夏天，看着满山坡的死树，我想死的心都有。为了尽快弥补亏损，我又从湖南采购树苗卖给江浙一带的花农，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押车下货，江浙沪到处跑，陆续还掉一些债后，我才停掉这些生意继续做律师。
2004年，做生意路过上海，到外滩打卡。
随着技能增长，经验和人脉有了累积，我每年也能接到一些案子，但依然没有摆脱朝不保夕的状态。当时一个案子的单价只有2000到5000元，还要跟律所分成。我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案子，下一笔生活费在哪里，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不知道生活该如何继续下去。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小城市业务太单一，还是应该去大城市发展，将来也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之前那个少年法庭庭长的女儿在上海做律师，2004年底，我打听到她会回来过年，就想办法约她吃饭。我跟她聊了整整六个小时，那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上海做律师。
2005年大年初一，我开始投简历，先后往上海跑了两次都没能成功留下来。直到七月的一天下午，我又接到一家律所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面试。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坐火车要20多个小时，根本来不及。
我打电话问机票，去上海的飞机航班已经没空座。我立马想到可以先去杭州再中转，一问只剩一张机票，而且是商务座，票价1000多块，当时我跟丈夫手头只有3000块，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当机立断买下了这张机票。
辗转到上海已是深夜，我住的旅馆环境很差，蚊子苍蝇嗡嗡乱飞，门也没法上锁。我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状态非常糟糕，面试又没通过。但这次出来我已经下定决心，找不到律所就不回去。我借住在庭长女儿的出租屋里，工作日跟她睡一张床，周末她男朋友来了，我就去外面晃荡。
现在回想起来，在上海头几个月，我简直像林黛玉进贾府一样，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一开始我连怎么买地铁票都不会，看别人每次拿张卡一刷就进去了，我不好意思问那是什么卡，偷偷拿信用卡去刷，别人看到才告诉我要办一张交通卡。
刚到上海那会儿，地铁对我来说都很陌生。
我每天不断投档、面试、陌拜，终于遇到一家律所愿意接收，条件是先交1万块管理费。我不甘心出这个钱，只能继续寻找机会。后来是一位网友的叔叔帮我打听到，有家福建律所要来上海开分所，目前正缺人，在他的推荐下，我终于被录用，成功拿到上海的律师证。
为了找案源，我成天混迹于各种论坛，还在QQ上加了很多陌生人，跟人家聊天，慢慢建立信任。我在上海挣的第一笔律师费，是一位老父亲来上海解决儿子的问题，见面咨询以后，他给了我 200块钱，扣除掉来回打车费只剩 65 块。那天是中秋节，我跟庭长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去外滩看月亮，那65块钱全部请她们喝了饮料。
三个月之后，我终于接到几个案子，大概有7万块钱律师费，和律所分成以后还剩三万多。有了这笔钱垫底，我才从朋友家搬出来，独自租了个一室户，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有一天下班回家路上，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开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朋友听了没打击我，说可以，不过你才刚来没多久，资历不够，等两年再说吧。
我这人一旦想做什么就按耐不住，第二天疯狂搜索办律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还找来论坛上认识的一个老乡帮忙，他是中文系毕业，能写广告文案和市场策划书。我们苦干三个月，把策划书写了出来，然后就去拉投资。当时的我豪情万丈，跟投资人描绘了一个宏大梦想，说我要开 4 家律所，一家在上海，一家在北京，将来还要开到成都和广州，形成联动。这话现在想来有点可笑，当初竟然也拉到了20万投资。
老公说我像《亮剑》中的李云龙，在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也有本事搅和所有人都来跟我并肩作战。后来恰逢老家有律师来上海出差，他们也想到上海来做律师，于是，他们成为了我的合伙人。我给他们办了转所手续，帮他们租房子，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年，终于把律所的执照办下来。
我创办的律师事务所。
律所的营销工作由我一个人包揽，我给每位律师都做了独立网站，亲自撰写律师介绍、业务介绍、服务类型，同时也在搜索引擎上做付费推广。当时有个朋友点拨我，说关键词设置应该从用户角度考虑，比如跟婚姻有关的词条里，“离婚法”的搜索量远高于其他，而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离婚法，只有婚姻法，作为一个律师，打死也想不出离婚法这样的关键词。
之后我再做关键词设计就如有神助，当别人主打“遗产继承”的时候，我独家买了“房产继承”这个词。遗产有很多都是房子，你搜房产继承跳出来的只有我的网站，这业务量不就起来了吗？好景不长，2009年，搜索引擎的广告模式改变了，大数据会自动推荐点击量高的关键词给律所，我的独门绝技再无用武之地。
原来投1万块钱广告费，大概能引来10 万块钱业务，如今投3万还来不了10 万，为了控制成本，只能去买一些便宜的长尾词。我开始陷入恐慌，每天都在自我怀疑，为什么有了这家律所，我不但没有改变之前在湖南的生存状态，反而压力更大？
创业期间，我经常一个人一台电脑去处理整个律所的市场营销工作。
这时候正好有家律所想壮大，提出跟我合并，本来都谈得七七八八了，有天我问他名字怎么解决？因为他大我小，我也不奢望我的律所名字能放前面。谁知对方说，你的名字不能保留。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的真实目的是想吞并我，而不是我理解的合并。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生理反应，心如刀割的感觉原来是心脏整个搅在一起的感觉。创业的情形历历在目，当初那样千辛万苦地写策划、找投资，把自己老公、老家的同事一个个搅进局里，如今连个名字都不能保留，我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回家以后我跟老公说，咱们再撑一把吧。
律所继续开着，营收很不稳定，为了增加安全感，我又开始寻找别的赚钱机会。后来我开过连锁湘菜馆，前三家店生意都挺好，到了第四家，选址不对，厨师找的不对，装修也留了很多隐患，前几家店挣的钱全都打了水漂。
饭店倒闭并没有让我苦恼太久，因为2014年初，令人心潮澎湃的“互联网+”来了。那时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潮席卷全国，所有地方都在讲如何创业，像我这种性子，碰到这种大风口，那肯定得冲入其中。
热血一上头，我感觉自己简直就是法律界的马云，用思维导图大刀阔斧地设计出十几条业务线，到处拉投资。这个网站还没搭建完，又去搞另一个网站，还从互联网公司挖了个HR过来，一下子给我招来三十几个人，每天大把烧钱。
这边PC端还没开始商用，那边移动互联网的风又吹来了，这不得顺势开发APP？做了用户端，还要做律师端......为了填前面的坑，只能不断挖更大的坑。
我当时做的互联网创业项目，是想打造出一站式在线法律服务平台。
不知不觉，我就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信用卡刷爆，拉的几百万投资亏得血本无归，仅仅靠着律所那点微薄的收入支撑如此庞大的运行。老公劝我收手，我充耳不闻，还把车子和老家的一套房给卖了。夫妻关系降到冰点，我们每天在家就是横眉冷对，互不待见。去到公司，团队也崩得不行，但我依然不认为自己错了。我这一根筋的性子，一旦陷入盲目自信的情绪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为了混人脉，继续拉投资，我跑到北京去混创业者社群。在那里，骄傲了几十年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无地自容的滋味。路演的时候，投资人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说我的商业计划书简直一塌糊涂。
我不认，偏要反驳回去。他们觉得我太固执，最后给的评级很低。学习复盘环节，面对同组人的批评，那种自尊心被彻底撕碎的感觉，真是血淋淋的，比亏钱还要难受万倍。从北京回上海，我几乎是一路哭回去的。
创业路上经历这么多坎坷，每次我都是撸起袖子迎难而上，即使崩溃，也从来不会质疑自己的能力。可这一回，我破天荒地意识到自己像只井底之蛙。事后冷静下来，我把学社导师提到的书全部买来啃了一遍。这一年来自虐式的学习，于我而言是人生中最受用不尽的财富。
再回过头看之前的创业，确实是漏洞百出。2017年，我用两天时间解散了互联网公司，那时候律所也只剩下我和丈夫，还有他一个远房表弟。近十年的折腾耗光了大家的信心，其中有个跟了我十年的合伙人，他的离职让我特别伤心。在家里痛哭了一天。但是，哭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重振旗鼓去外面打仗。
家里的大书柜，这些年买的商业书占据半壁江山。
这也倒逼着我做出选择，舍九取一，砍掉律所其他业务，把所有心力都投入到连锁加盟这一个点上。疫情还没开始的前三年，我几乎每天都是疲于奔命的状态。天不亮就拎着个 5 斤重的电脑出门，航旅纵横的记录打败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人。飞机、火车、候机楼、饭桌上，只要能打开电脑我就随时展开工作。
最忙的一天，我处理了97份邮件，写了长达7页的代理词，6个小时没有挪过屁股喝过一口水。讲课我也不挑场子，一千人也好，几个人也好，只要请我我都去，从早讲到晚，嗓子几乎冒烟。那阵子，团队也得重新搭，新招进来的又都是菜鸟。我一边忙交付，一边从头开始带人。这样高负荷运转，我时常觉得心悸，好像在猝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最艰难的日子，《战争论》里的一句话给了我莫大鼓舞——“面对战争中的不可预见性，优秀指挥官必备两大要素：第一，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具有能够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第二，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的勇气。”记得有个冬天的清晨，我在北京街头骑个共享自行车赶去上课，寒风呼啸而来，手指冻得僵硬，那种感觉真的是一腔孤勇。
律所转型以后，我对《红楼梦》里王熙凤操办秦可卿丧事的那段情节感悟特别深。书里写的是，她让一堆人专管碗碟，一堆人专管火烛，剩下还有专管接待的......分工非常明确。
我律所目前的部门设置，就是红楼梦给的灵感，我们所的律师不用到外面请客吃饭拉业务，他们只需要聚焦一个领域，不断打磨自己的专业能力。平时我还经常鼓励他们，该谈恋爱谈恋爱，该旅游旅游，该结婚的结婚，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这是我倡导的职业观。
疫情放开后，我也去大理放空了一下。
不过，大部分时间，我每天还是工作十几个小时，走南闯北不停歇。在这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说实话，我对律师这份职业的感情非常复杂，可以说它既是我的禁锢，又是我的救赎。我很喜欢做律师，但又深深厌恶那种焦灼惶恐的生存状态，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破这个局。这些年折腾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前几年从容了一些，律所的发展势头还可以，不过，我还远远没有达到高枕无忧的状态。要永远保证竞争优势，就得居安思危。未来我还希望把律所做成一家国际化的律所。这个目标乍听很遥远，但我能从一个高考落榜生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敢想敢拼，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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