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0年3月的第一个周末，天气很好，我去学校找同学讨论作业。
“花散里夫人对源氏的爱到底来自哪里呢？”有位同学对着阅读文本认真地发问。
我突然开始走神，看着不远处的阳光穿过樱花树，影子落在地上斑斑驳驳，很好看。在那一刻，虽然通讯录里再没有叫聂北的人，但我还是不争气地想起了他，想起了我和他的初吻。
就在前一天晚上，在聂北的车里，他突然靠近我。柔软的气流与触碰，拂过我的耳朵与脖颈，冷而密的战栗蔓延开来。身体是愉悦的，我知道。但我心里不断问自己——我喜欢他吗？他喜欢我吗？这是爱吗？随着热流的起伏，我在意料之外的状况中思考着，恐慌着，强装镇定。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身体愉悦必须与深沉的爱连在一起。
事实上，那也是我的初吻，跟一位在交友App上认识的、仅有两面之缘的男人。尽管我当时已经27岁，但还没谈过恋爱。除掉学习和工作，我几乎不跟男性接触。在情感方面，我确实开窍很晚，甚至到现在，通过交友App认识接触了很多男性之后，也依然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聂北比我大3岁，主业是小公司的项目经理，副业开淘宝店，曾经创业上过电视，空闲时会玩音乐。从加上好友、热聊、失联再到见面，隔了半年时间。他在忙工作，我在忙研究生学业，我们都很默契地省略了中间的情感状况。
见面第一天，我们在饭桌上聊了聊各自的变化。饭后，我们又一起看了电影，除掉我拒绝了他的牵手行为之外，一切都很舒服。
一周后的第二次见面，我们一起去公园。聂北不是很想聊天，只是到处找人少的地方，走了一阵，意兴阑珊，又带我回了车里，说需要休息一下。那时，车里很安静，我有些困，又有些无聊。不知怎么，他又提出要牵手。我有些慌张，就伸出手说要比谁手大。
“你的手确实很大。”聂北一边说着一边顺势握住我的手，慢慢地，又变成十指相扣，“你要不要靠我肩上试试？”
“不要。”
“试试嘛。”
试试就试试吧，我不再拒绝，只是懵懂地照做了。再后来，他就亲了过来。嘴唇相贴的时候，我有点懵，不知道该做什么。
“把嘴张开。”我记得他这么说，有点无奈，有点不耐烦，或者还有点惊奇。
我能理解他的惊奇——是啊，一个27岁的女性，竟然没谈过恋爱，竟然接吻都不知道张嘴。
但对于一个非常听话的乖乖女来说，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上学时，老师和家长都说不能早恋，早恋影响学习，我听话照做，以至于大学时有男生拼命对我示好，我还分不清这是男女之间的感情，还是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直到他把表白信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不过我并不喜欢他，也没想过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所以那封信也被我立刻删除了。
大学毕业后，长久以来被学业、家人压制的恋爱渴望终于得到解放。我孤身一人从县城去大城市工作，没有同学、朋友、亲人在身边，可以接触到的异性也只是男同事。在刚开始工作的4年里，我与个别男同事有过单向暧昧的情愫，或者是我纯粹的暗恋，或者是对方朦胧的好感，不过都碍于工作无疾而终。
年龄逐渐接近30岁，家人、同事以及大量的公众号都在问：为啥这个年纪不谈恋爱呢？再看看身边的同龄人，不是在恋爱、相亲、结婚，就是在生孩子。我心里的异样感逐渐浮现，我渐渐开始疑惑，似乎在30岁，一切单身的行为和理由都变得不恰当，不谈恋爱的人是不正常的。有一度，我甚至觉得单身是一种刑罚，它会让我在半夜惊醒，在热闹的节日里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如果最后要结婚，那还是要尽快找对象，越早越好。”
“一个人待着多可怜，为什么不找个男朋友？”
“你看那个谁还是一个人，现在要找也找不到了。”
“要求不要这么高，差不多就得了。”
“你不会性取向有问题吧？”
类似的话语终日充斥在我耳边，脑海里仿佛有个声音在说：“快看呐，所有人都有另一半，就你没有呢，所有人都那么正常，就你不是呢。”
带着这股变成正常人的渴望，我开始想要恋爱。但爱情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只知道像我爸妈一样经常争吵的肯定不是爱情，电视剧里演的也过于浪漫化，公众号和书里写的或许才是爱情——“因为爱情可以让人了解自己，完善自己。”“因为爱情是无条件地付出，是承担责任，是自我修行。”“没有爱情的人生并不完整。”……总之，我对爱情的想象来源于这些概念，带有自我完善的需要，还有获取情感和经济支持的功利性目的，也掺杂了电视剧本中的浪漫情节。
亲戚朋友也有给我介绍相亲，但不多，基本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现实中，我的工作相对封闭，能主动认识人的机会挺少的。为了体验心中理想的爱，也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常人，我开始了交友App上的探索之路。从“珍爱网”、“Soul”到“一周cp”、“青藤之恋”，再到“她说”、“牵手”、“二狗”等等，我试用了很多交友软件。有的主打灵魂伴侣，有的则侧重性格匹配，有的会设置一周假想恋爱，有的则是广撒网模式。我在不同的社交软件中来回穿梭着，期待能遇到一个与我完美匹配的对象。
交友App的最大优点是方便建立联系，但最大的缺点也是方便建立联系。如何辨别真伪，如何识别渣滓，全看个人本事。
刚开始，我用最大化的真诚去面对每个人，不断向他们展示、介绍、说明自己。一天里，我可以同时跟很多男性聊天，几天的筛选之后，就开始一对一接触，热情总是被点燃、高涨，然后就开始消磨，直到殆尽。每遇到一个男性，跟他网聊很多天，实地见一面，没后续就下一个。那时的失败循环，是没有后来计算的。
聂北是第一个打破循环的人。
“亲得舒服吗？”聂北问。
我没回答，只是被动地感受着唇舌之间的交触，脸逐渐发烫。他停了一会，又亲了下来，只是这次，他开始摸胸，我胡乱地阻挡着。
聂北问：“为什么不能摸，摸了又不会少块肉。”
我没有回答，只是用行动拒绝。那是我第一次被亲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但他还是亲了很久，直到他送我回家。这是一次复杂的体验，克制、害羞、抗拒、害怕，甚至还夹杂着享受，所有感觉都混在一起。
“你的侧脸好像男的。”聂北在亲完以后跟我说。
“我好丑。”我边照镜子边说。
“别照了，再照也不好看。”他说，“要不要去见我朋友？”
“不要。”
到家以后，我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整理杂乱的思绪：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算是恋爱了吗？我感觉不到爱，能感觉到的只有混乱、迷茫，甚至还有恐慌。恐慌来自哪里呢，是突然的亲吻吗，还是亲吻时需要阻挡的手？抑或是他一边亲我还一边回消息的举动？还是来自外貌上的负面评价？
“到家了吗？今天辛苦你了。”我终于开始给聂北发消息，同时说了对突然发生的亲密行为的恐惧，又估算了约会中的消费金额，把一半的钱转账给他。他并不理解我的恐惧，只是说下次会注意，随即收下了转账，然后我就立刻删除了他。
那天的感觉就像放烟花一样，可以迅速而热烈地开始，也可以突然而决绝地结束，只剩下灰暗缥缈的余烟。
后来，我和聂北就再没联系过，我也没和任何人谈起过这件事。
2
两个月后，我又认识了一个名叫崔嘉维的男人。他曾经当过兵，跑过龙套，后来开了一家策划公司。那是五一节第一天，他迟到了，隔着电影院的玻璃门，见我已经到了，就更着急了，因为扫不出健康码，还跟保安吵了一架。
我模糊地感受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再看他头上的发蜡，不合我心意，脚上光亮的尖头鞋，也不合我心意，通身的社会气，更不合我心意。如果是现在的我，可能就不会见他第二面了。但那时的我不知道，我们的羁绊才刚刚开始。
自聂北之后，我就认为，过快发生肢体接触是危险的信号，如果我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那不跟任何男性产生过快的肢体接触，不发生婚前性行为，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崔嘉维则在见面的第一天，就让我感受到了危险的信号。
在跟保安争执过后，我们换了一家电影院，终于落座。因为画面中的血腥镜头，我下意识地捂住眼睛。他察觉到我的异常，就开始拉我的胳膊和手。被我飞快地甩开后，他有些不高兴，就没了动作。
电影结束以后，我们谁都没说话，他神色晦暗地往停车场走，我默默地跟着，既担心遇见坏人，也害怕因为过于谨慎做了误判。在车上，我开始解释对交友App的不信任来源，对肢体接触的恐慌。而他则坚称，在当时的场景下，他只是出于安慰和保护，并没有其他想法。
不过，这段不愉快的插曲很快就被强烈的脱单渴望冲淡。后来，崔嘉维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或者是一天的见闻，或者是过往经历的片段，又或者是暧昧的情话。我也开始跟他讲我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令人头大的研究生作业。刚开始留下的不好的第一印象，开始慢慢淡去，替代它的，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
崔嘉维进社会很早，很会跟人打交道，与不擅社交、只知道宅在家看书的我有极大不同。那时的我大概有一丝喜欢他，甚至可以主动确认恋爱关系。但那是爱吗？我无法确定。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之间的鸿沟随着了解的深入继续扩大，即使说着同样的普通话，写着同样的汉字，用最直白的语言，我们依然无法有效沟通。
而其中最大的矛盾点，是性。
确认关系后，我会因为他佯装生气逼我放弃原则同他发生关系而吵架，也会因为提前沟通无法阻止意料之外的身体接触而吵架。我们隔着电话争吵，又用书信和解，然后再继续争吵，歇斯底里的样子，像极了我爸妈。
我家的吵架频率可以按天来计算，如果爸妈一周都没吵架，说明已进入冷战时期。我爸妈是相亲认识的，相亲不久就迅速结婚，结婚不久就有了我。因为爸爸经常在外面做建筑，一年中只有一两个月在家。在为数不多的团圆日子里，我也经常能看到他们吵架，只是他们吵架的重点要琐碎繁杂得多。印象里最深的吵架，总跟过年有关。不知怎么的，别人家大年三十总是热热闹闹的，我们家过年总是有股阴郁气。在城里还是乡下过年要吵，年夜饭做几个菜也要吵，爸爸老抽烟要吵，打麻将不回家也要吵。
小时候我总把这些争执的源头归到妈妈身上，认为一切都是她小肚鸡肠的原因。再长大些，我开始怪爸爸懒惰，吸烟成瘾。再后来，我只能归咎于他们性格不合，早该离婚的。但他们并没有离婚，吵架对他们而言，似乎是接受了无法摆脱的捆绑模式之后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就像小动物被困在笼子里，总要发起抗争，但凡抗争必然会有些响动，甚至流血。
他们吵架的时候，我一般都捂住耳朵躲在角落里。等爸爸摔门而去，房间安静下来，我就会探头探脑地开始找妈妈。她总是一动不动，在床上侧躺着身子，任由眼泪打湿枕头。我有些不知所措，在床边待了会儿，总觉得自己该说些什么。
“妈，怎么了？”我问道。有时，她什么也不会说，只是默默擦眼泪。有时，她会带着哭腔开始骂脏话，骂完后，眼泪也干了，再继续跟我强调，“以后千万别嫁像你爹这样的人”。
我点点头，又自己总结了一番：频繁吵架的人不能要，抽烟的人不能要。
而崔嘉维这两点刚好全占了。所以，每当我跟他发生争吵，最后的解决方式，总是分开，更准确地说，是我单方面想要分开。
最后一次见面，是我主动去找他。那晚的月亮很漂亮，我们在江边散步，看霓虹和树木的倒影在晚风中随着流水晃动，崔嘉维难得地没说许多话，只是看看我，又看看江面，有些心事，又不肯跟我说。天气凉，他的拥抱很温暖，身上隐隐有丝檀香的味道，我紧绷的神经开始松弛。
本来，那会是一个安静宁和的夜晚，但争吵还是发生了。崔嘉维照常送我回家，我们照常在车上亲吻。濡湿的触感，从额头，鼻子，嘴，再往下，衣服扣子被解开，随即又被另一具身体的温暖所覆盖，只是这次，他把手伸进了我的内裤。
“还说没感觉。”他说。
我脑子里的那根弦终于断了。每次亲密接触，他都试图突破些什么，直到我的最后一道防线被触及。我突然冷静下来，整理好衣服，然后开口说：“我们就这样吧。”
“可以，”他说，“这是第三次拒绝，事不过三。”
想想也是好笑，认识不过一个月，确认关系也仅十多天，我就提了三次拒绝。每次提，都是以意料之外的肢体接触开始，再以无法解决问题的争吵结束。
我们互删了微信。下车后，我没有感到悲伤，更多的是平静和解脱，终于不用再判断他是不是个好人，终于不用再陪他看不喜欢的电影，也终于不用再争吵。回家的路上，我甚至还能哼歌，反复唱着同一句歌词：“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在拉黑了两个微信号和三个手机号后，崔嘉维用第三个微信号联系上我：“最近怎么样？”“看电影吗？”“睡不着怎么办？”……
我并不怎么回。
去年春节，崔嘉维又给我打电话，第三个我才接。他说喝了白酒才敢给我打电话：“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和好。”
我也没说话。
跟崔嘉维分别之后，我又继续循环一年前的脱单模式，只是我从对恋爱一无所知的小白，变成了有一个月恋爱经历的菜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会反复想起他，也会反复看他的信，信里描述的我，是少见的善良的人，也是少见的孤僻敏感的人。他比我更相信我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能讲好脱口秀，也能成为一个健身达人，即便我都还处在尝试阶段。
现实生活里，我就像一台性能不佳的机器，麻木地制造问题、解决问题，与问题同时出现的还有对自我的厌恶。我讨厌自己明明想成为工作中的佼佼者，却成为一个隐形的麻烦制造者；明明想要挣脱体制内的环境，却越来越不敢挣脱；明明想跟朋友亲密无间地相处，却因为自卑保持礼貌而疏离的态度；明明想对家人更好，却总是没有能力；明明想写好小说，但收获的总是普通、陈旧、不合逻辑的评价。
我在一个个无法解决的困难之间感到无法呼吸。我能想象，如果跟身边的人分享脱单经历，原本就不靠谱的形象必然继续固化。所以当朋友双双问我“最近有遇到合适的人吗？”我只说遇到一个人，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但我确定他跟我不合适。
“为什么他给你写了这么多信？努力联系你这么久还不能算喜欢呢？”双双不解地问，“还有怎么样才算合适呢？”
双双和初恋男友分开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看与爱情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喜欢穿普通但昂贵的衣服。那时她与现任的男友谈着异地恋，有时一个月都见不了一面，也不打算结婚。她对另一半的需求很少，她总是对我说，要求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别对伴侣和感情有过高的要求。
“可我觉得，我跟他无法沟通。”我说。
“好吧，那就算了吧。”双双无奈地回答，仿佛我已经无药可救。
但在崔嘉维那里，我不是这样。如果他知道真实的我，还会喜欢我吗？如果他从没说过真话，我又会经历怎样的崩塌？我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所以无论崔嘉维怎么做，我都不敢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
之后我的脱单重点，不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而是想通过找到合适的伴侣，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3
在极度慕强的时候，我遇到了汪梓鑫。他是一个公司部门里的小领导，做动画设计，喜欢健身、看书和摄影。
那时是2021年10月，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一个商场喝咖啡。我在商场门口等他过来找我的时候，还浏览着他的个人介绍——是我喜欢的样子，但我心里也在想他会不会喜欢我。
“嘿，你在这呀。”汪梓鑫很自然地跟我打了招呼。他的样子比照片上更有朝气些，穿着灰色衬衫，右手上还缠着一台黑色相机。
“我们去玩‘凤凰’吧。”我跟汪梓鑫说。商场里有个手环，据说把手放进去，就可以在显示屏上见到一只涅槃的凤凰。我胡乱尝试了一下，没成功，就想走开，汪梓鑫却很有耐心地想要继续试。时间在我这儿从来是仓促的，而在此刻，却变得细致而温柔。
十几分钟后，一只凤凰在一片红光中缓缓出现，它展开翅膀旋转着，尾翼上的羽毛如丝带飞舞。
“快拍，快拍！”我提醒他。
“这样会不会挺傻的？”汪梓鑫拍完以后问我。我们折腾半天仪器没成功，又求助工作人员才顺利看到。
“不会啊，我觉得特别开心。”我回答说。
那天，我们好像很合拍。看一幅画时，汪梓鑫指着一抹深蓝，说他很喜欢海。我说，好巧，我也是。汪梓鑫又说最近在看《道德经》。我说，好巧，我也在看。后来，我们又聊起脱单的话题，我说这大半年几乎都在失败中度过。汪梓鑫说，他也是。
“你觉得我怎么样？”汪梓鑫突然问。
“我挺喜欢你的。”我迅速给了回答。
汪梓鑫诧异地看向我，又说：“你不问问我吗？”
“我觉得你比我优秀很多。”我说。
“不会啦。”汪梓鑫摆摆手。
“那你喜欢我吗？”我顺势问道。
“喜欢。”
后来，汪梓鑫又教我拍照，很晚才送我回家。在家附近的便利店，我买了瓶桃子味的气泡水，汪梓鑫买了柠檬味的。
“你要不要尝尝我的？”我在喝过他的饮料后问。
“好呀。”汪梓鑫这么说着，脸突然凑近，舌头冰凉凉的，我懵了一会后，就主动配合他的吻。
“很甜。”他说，然后又继续亲了下去。
那时的我们，即使说了喜欢，也并没有多喜欢，或许，这只是一种欲望，经过些许碰撞而愈加强烈的欲望。与此同时，我又开始反驳自己，只是时间没到而已，只是这一次而已，我们继续热烈地拥抱着。
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见面第一天，我们就确认了情侣关系。
但刚开始的顺利也只是刚开始而已。后来的工作日，汪梓鑫总说工作忙，没在工作时，又说在拍照，或者在听音乐，没有看手机的习惯。我们一天的聊天次数用一只手就可以数清楚。
有天我气不过，跟汪梓鑫吵起来，但到第二天，又会主动道歉。到了周五，汪梓鑫没提前说，直接开车来找我。我想，即使有点奇怪又怎么样呢，只要快乐过就好。我们几乎没聊天，只是在接吻。汪梓鑫亲我的时候，会说：“你好骚。”我说：“你不能骂我，我从来没骂过你。”
他也会问：“你平时看什么片子？可以一起看吗？”我说：“我从来没跟人聊过这些问题。”
在我家，性是禁忌话题。
小时候，我偶然发现一个安全套，会把它反复地套在手指上，又取下来。我问妈妈：“这是什么。”她选择忽视我，默默在一旁做家务，趁我不注意时再把东西拿走。上初中时，我偶然看到爸爸买的碟片里的色情电影，看到男女交合的场面，身体会涌现不一样的感觉，热流和颤动会随着夹腿留存，之后，我就会偷偷看色情电影，也会偷偷在被窝里夹腿。但有时会被妈妈发现，她见我夹腿会撇过头去，小声地说：“你不能这样，人会没用的。”我迅速地停止了，又很想问，到底是怎么个没用法？但妈妈的脸色告诉我，这个问题也是禁止的。
工作后，有已婚女同事在身边大大咧咧地谈性，我有很多疑惑，却还是忍住没敢问。我学会用手触碰外阴来获得愉悦，或许，再过些时间，我也会使用自慰工具。但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对性的羞耻感早在妈妈的言辞中被固化，对我来说，性是深水沟里藏着的脏东西，见不得天日，我也不认为性合拍是两人相处的必要条件。
后来，我在交友App上遇到诸多男性，跟他们讲我“拒绝婚前性行为”的原则时，他们就好像听见旧社会的封建残留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和一个接触对象距离恋爱关系只差一步，他因此果断地拒绝跟我继续接触。完全无法理解的我，开始不断地询问。
有人说，因为性是判断相爱的手段。有人说，因为性合拍很重要，培养出感情后才发现不和谐会很惨。还有人说，让已经吃过肉的人退回去吃蔬菜很难。还有人说，因为人跟人不同，有些人的性需求特别大……
听完这些，我开始反思自己，似乎是我的问题，为了保证安全而压抑性需求。可是，我不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能在不信任对方的时候就跟他进行性行为吗？又或者，信任对方真的要等到结婚以后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知道对方是值得信任的呢？
我不知道。
“但你可以跟我聊。”汪梓鑫继续说，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迷茫地看着他，这要怎么聊？说我害怕进行性行为，还是说我害怕你随时可能会走，又或者，说害怕你在做完之后就不喜欢我了？我沉默着不说话。
“亲我的脖子。”汪梓鑫见我没反应，也没继续问，只是发出一个指示。
我听话照做，用舌头吮吸，是咸咸的味道，一声闷哼在我耳朵上方传来。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裤裆上，又问：“你感受到了吗？”
我好奇地捏了捏，汪梓鑫又发出闷哼声。
“脱我的衣服。”他继续发出指令。
我也照做了，但男士衬衫不好脱，我只解了一半的扣子，看见锁骨，就亲了上去。
“你有感觉吗？”我问汪梓鑫。
“没有。”他回答。
于是，我只得继续寻找。
他没有动我的裤子，只是扶着我的腰，在他腿上跃动。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型的助兴工具，有些好笑，又有些荒唐。但我不想结束，至少现在我是安全的，能被他当成工具也挺好的。
后来，他在工作日消失不见，我俩周末正常约会的模式仅仅持续了三周。
在第四周的周二，汪梓鑫一整天没回我消息。我想，如果他主动来找我，我一定会跟他吵一架。如果他不主动，我就沉默地结束这段关系。后来，汪梓鑫没有来找我，即使我发了一条暗示性很强的朋友圈。
默默删掉汪梓鑫后的周末，我没法独处，就到研究生同学莉莉家住了一晚。她和男友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一路磕磕碰碰走到现在。我隐去了和汪梓鑫已经确认情侣关系的情况，只是说他很少找我聊天，最近还消失不见。
“你们还只是刚认识，他对你还不够了解，你喜欢他的话，就再试试。”莉莉对我说，她刚认识男友的时候也非常主动，改善了穿搭，尝试考研、做生意，“不想留遗憾的话，就再试试。”
在她的劝说下，我重新登上交友App，发现原来我们确认关系后，答应注销账号的他并没有注销，还在动态里跟别的女性互动，最后因为违规被举报。我才明白，原来所谓的没时间，所谓的不看手机，都是幌子。他的资料有多少是真实的，他的话又有多少是可信的，我都不知道。
4
一个月之后，我遇到周楠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安心。
我仿佛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谜团里，无论是工作、学习，抑或是亲密关系，只看到问题，不知道答案。我也不清楚跟我接触的男性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性。如果有人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了——我曾经这么想过——而周楠就是直接告诉我答案的男性。
他是一家金融公司的基金会计。尽管是同龄人，他长得很可爱，说话也比我幼稚些，有点小性子，但也不算太过分。他不抽烟，也足够真诚，会在跟我接触的第二天就主动停用交友App，会很频繁地联系我、鼓励我，也会说很多遍喜欢我。我们之间即使有矛盾，也可以放下情绪，理智沟通，迅速解决，一切都在可以接受和控制的范围内。
我仿佛看到了希望，从无止境的单身焦虑中解脱的希望。在交友App上接触了许许多多男性之后，我的焦虑感和疲惫感同步升级。外貌上，高矮胖瘦，好看的，不好看的都有，学历上，从高中到博士都有，年龄从年下1岁到年上10岁，有情商高的，有情商低的，有富有的也有贫穷的。
曾经，我总想结合他们身上所有的优点，去掉所有的缺点，就像我对自己做的那样，但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对比之前的男性，周楠算经济实力一般，职业也还在发展中。但他善于共情，也乐于陪伴，可能是最能理解我的人，或许也最能接受真实的我。清醒点，我对自己说，不要再挑三拣四了，试着谈谈恋爱吧。
我试着放下完美主义，想去谈一场正常的恋爱。与可爱乖巧的外表不同，当周楠靠近我的时候，行为会变得强势许多，但我既不害怕，也不排斥。相反，我很需要他给的温暖，牵手、拥抱、亲吻，让我短暂地从现实中抽离，但只要再过一会儿，曾经窘迫的生活、爸妈频繁的争吵、同事的眼光，包括自己的无能都会成为强烈的不安感。
我害怕进一步接触后，还是无法坚定地相爱，也害怕真正爱上彼此之后却因为经济而争吵分离。我渴望过上有爱又有钱的生活，却不相信我们能一起做到。
后来，我还是没能拧过自己，以一个非常奇怪的理由停止了这段暧昧关系。
“我看到别的男性依然会心动，我对你不够喜欢，我们到此为止吧。”我这么对他说，即使曾经牵手、拥抱、亲吻，我们也没确认过关系。从朋友的身份开始，又以朋友的身份结束，我有些遗憾，又觉得这样也挺好。
之后，周楠又联系过我几次，我们还见过几次面。只是，一切都变了。我不断从我们的相处中找出喜欢和不喜欢的端倪，不断地向他阐释我的想法、感受和需求。他对我的好感在这一次次的阐释中不断被消耗，但依然可以凭着动物的本能，想跟我牵手、亲吻甚至进行性行为。
“我想要你对我更大方一点，想要你更上进一些，但我暂时不能满足你的性需求，我先给你买玩具吧！”最后一次见面，我这么对他说，他没有回答。
“如果你没想好要不要在一起的话，就别再联系我了。”他也没再联系我。
“一切关系都需要时间，你提这些要求是不是过早了？”当我跟朋友羽羽分享这段经历的时候，她不能理解我的行为。羽羽有一个相恋十年的男友，虽然有异地的挑战、女强男弱的现状，她也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来适应这段关系。我也很想变成羽羽那样的人，可我暂时做不到。
曾经的我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两年后的自己，会从懵懂无知的母胎单身变成现在这样。至此，从2020年开始的恋爱尝试，终于以失败告终。
我对遇到的每一位男性，都报以结婚的期待，总是在细枝末节中判断他们，思考他们，或者在细枝末节中判断自己，思考自己。
我想，单身这么久肯定有我的问题，得改。恋爱时间这么短，肯定也有我的问题，得改。只是，为什么我爱不上他？为什么他爱不上我？我们是合适的人吗？到底谁才是合适的人？我在错综复杂的问题网中焦灼着，总觉得自己还差一点就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可最后还是徒劳无获。
或许，我从没做好恋爱的准备，也从没真正认识过自己。
5
后来，我暂停了所有交友App。在职研究生毕业了，我没能在学校里拍毕业照，连毕业证也是同学代领的。
再没约会对象的我，终于有时间和同学们聚一聚。我们在韩式烤肉店大口吃着芝士鸡蛋卷，举起米酒碰杯，又点了咖啡味的绵绵冰，聊了很久。从学校老师的八卦，到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最近还没脱单吗？”她们问我。
“没有呢。”我回答道。
有时约不到朋友玩，我就开始独自找乐子。周末，我会去画室体验平板插画，又因为画画老师挑的海景图，花三个小时倒三班地铁和公交去看海。晚上，我躺在民宿的沙发上，喝可乐吃炸鸡，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在中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跑去海边看海。
“小姑娘没看过海啊，我们那边的海才好看。”一个骑摩托车的大爷自顾自说着，而我只是从他身边经过，连眼神的接触都没有，我一边走一边想，他是有多寂寞。
那天风很大，近处的海水灰黄而浑浊，天空阴阴的。我拍了好多照片，没什么人可分享，就一键发送到家人群里，下一秒，又拨通了妈妈的视频电话：“妈，我来看海了。”
妈妈也很喜欢看海，念叨了很多年，但从没去过。有阵子，我爸所在的工地资金周转不灵，我们家没有任何收入，连生活费都得向亲戚借。妈妈跟我抱怨过没钱的生活有多艰难，她过惯了极度节俭的日子，就算经济好转了以后也不舍得去海边旅游，反倒是我爸的戒烟问题成了她新的操心重点。为此，她给我爸写过条子，说只要因为抽烟生病，她就不会照顾他，上面还有俩人的签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觉得爸妈之间存在爱情。
“喂，你怎么吃完直接走了，快吃药。”她在电话那头对我爸叫，中气十足。
明明说过不会相互照顾的两人，还是口是心非地生活着，这或许也能算是爱吧。
我默默听着电话，没什么话可说。海风吹过来，凉凉的，我张开手，在手指的缝隙里观察着天空，厚厚的云层被吹散，太阳出现了，远处蔚蓝的海面上，波光像星星般闪烁着，很耀眼。
“快看，太阳出来了。”我对妈妈说。
摄于海边，太阳从云层中出现
“你一个人吗？”我妈问。
“一个人。”我说。
两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独自一人。曾经，我为了靠近主流声音中理想的三十岁而努力，也因为朋友羽羽的恋爱长跑而向往爱情。
但最近，羽羽告诉我她分手了——就在结婚前夕，她发现男友在异地还有一个谈婚论嫁的女友，还通过交友App，在微信小号里加了许多女性，甚至在单位里还跟许多非单身女性有过性行为。这样的状态还能跟羽羽保持高频联系，只是因为他把要说的话都复制粘贴并群发了。
“你有什么好的脱单渠道推荐吗？比如有什么交友App比较靠谱？”羽羽想有一个新的开始，在电话里询问我。
“交友App里鱼龙混杂，需要自己辨别。”我把自己的脱单经历和盘托出，想给她提个醒。
“我都不敢用交友App了。”她听完以后跟我说。
“它只是个认识人的渠道，不用害怕，我们只是运气不好罢了，总会遇到的。”我安慰她说。
现在，我还是会焦虑，也重新开始使用交友App，只是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也不再有很高的期待。
我尝试去接受现状，去接受现在的自己。我有些现实和物质，又有些理想主义，不那么优秀，但还算有韧性，不那么出色，但至少有几个闪光点。未来会如何，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从前因为想要融入人群，变得主流而放下的自我，正在逐渐恢复，一切问题的答案或许也需要时间去发现。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
余安医生总是提醒我：“你是我这几年为数不多活着的病人之一，可千万别砸了我的招牌。同时，你也算是我的得力助手，我需要你。”
不可否认，她亦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之一，即便大部分病人在她手里一个接一个地离世。
1
2020年，我因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这一年，我见了不少有名的心理咨询师，接触后发现其大多差强人意，有人理论一大堆，盛名之下，却连与患者进行基本的沟通都难以做到，反而加重了我的病情。
我与余安医生的相识亦多有波折。有天，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我决定再去一家心理咨询室。朋友说那位心理医生是知名专家，曾在好几个国家研学，绝大多数患者家属对她都是赞不绝口，而且人美心善，随和，很能共情，对待病人颇有耐心。怕我信不过，朋友还让我去看那个医生的资料：“余安真的是很好的医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余安医生的名字，约好时间后，我如约来到她的私人工作室。刚介绍完自己的病情，只听见“啪”的一声，工作室的门突然就被撞开，一个满嘴粗话的男人冲了进来，未及我反应过来，便一把揪住余安的头发，将她摁在办公桌上连扇了几记耳光，然后骂骂咧咧：“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衣服洗了？为什么？！”
我连忙拿出手机拍录，警告男人放手，说自己是律师，等警察来了一定会作证。余安医生挥手制止我：“千万别报警，这是我的家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我自己能处理好。”而后，她又哀求男人：“算我求你了，有事回家说，别当着我病人面撒气。”男人松了手，一言不发，往桌上重重锤了一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出了办公室。
见余安医生趴在桌上，头发凌乱，连声叹气，我就问她受伤没有，需不需要我送她去医院？她小声说：“不忙，我得先整理一下自己。”我便很识相地说：“我还有事，下次再约吧。”结果我起身正准备出门时，她却又拦住了我，双手遮住半边脸道：“实在对不住了，给我几分钟就好，你受的伤比我重，作为医生，我不想你就这样走了，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没有等，直接走向电梯口，却发现大厦的电梯正在检修，便站在一旁发愣。过了一会儿，余安医生也走了出来，看着与被打之前一样干净利落，仿佛脸上的红肿是自己不小心印上去的。她面带微笑，指着电梯道：“要等一会儿了，要不去我屋里坐坐？”我点头，之后便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就自嘲道：“有些尴尬本来是我的事，反而令你不知所措，可我们不能让伤痛在自个儿身上停留太久，你说对吗？”
因为这句话，我再次走进了余安医生的工作室，然而不到10分钟，我又想走了——余安医生居然推荐我看“羊皮卷系列”。我明知故问：“哦，写在羊皮上的书？”她笑道：“这是世上最伟大的一套励志丛书，文字优美，涤荡心灵，涵盖了所有人生。”
我问余安医生还有什么要推荐的书，她认真地答道：“卡耐基你听过没？”我听完，默默地戴上口罩，掏出手机，这时，余安医生像是灵光一现：“哎，我怎么忘记那两本书——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布鲁克林有棵树》，你看了会流泪。”见我不吭声，她又向我发问：“你知道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10年前，其次呢？”
我看着这个为我劳心费力、但完全不对我胃口的心理医生，有些感动——她正殷切地盼着我回答：“你尽管说出自己的答案，错了没关系，我有正确答案。”
我无奈回答：“其次是‘现在’。”
“很好，好聪明的小伙子，你是有智慧的呢，还是有福的，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她不停地夸赞我，“我推荐的几本书你一定要去看，我相信你能看懂。”
我终于忍不住呛声：“我听说您在好几个国家研学过，想必外语应该不差，文献也没少看。海伦·凯勒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作家，理应把人家的名字叫全，至于《布鲁克林有棵树》，也是我儿时的读物。您是很好的心理医生，但我现在不是小孩了。”
余安医生并未因我的讥讽而恼怒，她给我剥了个橘子，自己将橘子皮放鼻子下方嗅着：“我听说过你童年不幸，但同时也看得出来，你小时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我以前难过时，就爱闻橘子皮的味道。”
我心里真诚地感谢她想拉我一把，但这些对话让我实在坐不住了，便说自己“该回去吃药了”，起身告辞。
2
从余安医生的工作室回去的路上，我打定主意，以后就老老实实地吃药，不再轻易接触心理医生了，就算呕吐、头晕、发胖，我也认了。我本想减轻痛苦才去接触心理咨询，但几次试错下来，反而令自己情绪更为糟糕，甚至还曾被心理医生删除过，因为觉得我“不听劝”。
刚进家门，朋友就打来电话，说余安医生忘了加我的微信，问我是否愿意将联系方式给她。我回答得很干脆：“不可以，不是所有名医都适合病人的，我不会再去了。”
“那她要是作为当事人想见你呢？”朋友怕我恼怒，小心翼翼问道，“如果是她需要你帮忙，你会不会愿意？”
我说，那没有问题，但是那样的话，得她来我办公室坐坐。
很快，我就又接到了余安医生的电话：“我是想来看看你呀，我自己的事情先放一边，还有病人需要你帮忙。我们得去医院病房谈，具体情况见面说，你能过来吗？”
那时能支撑我动起来的，就只有工作了。我答应了余安医生，约定两天后见。那两天里，她从早到晚，每一个时段都会给我打好几个电话，哪怕我说话语气不耐烦，她也是细声细语：“我想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听到你的声音，我还想一千零一夜都讲故事给你听，之后你就慢慢走。”
两天后，我们在一家医院的病房再次见面。余安医生原本想让我先去她的工作室会合，好提前告知我一些病人的基本情况，而后又打来电话，说医院那边准许我带着核酸报告进入病房。疫情期间，怕防疫政策随时变化，所以她让我赶紧过去。
她亲自来医院大门口接的我，一身白大褂，手机一直在响，忙碌中透着干练。医院的保安和保洁都跟她打招呼，一个保安笑着说：“大家忙得四脚朝天，连觉都睡不好，但余大夫越发容光焕发，真是奇了怪了。”一位年老的主任也跟着开起了余安医生的玩笑：“跟在你身边的是你儿子还是小情人啊？”余安医生挽着我的手道：“我要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小情人，做梦都笑醒，是我儿子啦。”说着，她哈哈大笑，然后对我说：“老主任人很好的，喜欢开玩笑，你不要介意啊。”
看得出来，余安医生确实是一个很随和的人，短短的一段路，很多人都会停下来与她交谈几句。病房里的病人见到她更是兴奋不已，有个老头当众撒娇：“亲爱的余大夫，都是这鬼疫情害得，这段时间我见的鬼都比见的人多，还好有你在呢。”余安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递给老头：“魏爹爹，你会长命百岁的，可不能危言耸听吓唬自己病友啊。前几天你吵着让我送你一张照片，我打印好了，不能用于商业活动哦，要不然我找律师告你！”然后挨着我道：“这就是我的律师，看你怕不怕。”那个魏老头一把抢过照片：“我下辈子再捧你做大明星咯。”
魏老头刚消停，窗户边那床的帘子又缓缓拉开了：“余医生，你带着律师来了啊？”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上了年纪的女人，大家叫她康妈妈，她身子枯瘦，宫颈癌晚期，医生已不建议手术治疗了。不过五十来岁的她，看上去与余安医生像是两代人。她坐在床头不停地咳痰，过了几分钟才跟我打招呼：“你好啊，律师，既然是余医生带来的，我也不说废话了——你敢替杀人犯说几句公道话吗？”
我点头：“该受的惩罚要受，该说的话要说，该留下的命要留，我不怕被骂的。”
“还是你们读书人聪明，人是要受得起骂。我受不起啊，最后害了我儿子。那些人也是可恨，几十年欺负我们一家人，好端端人也被刺激成了神经病了。”康妈妈拉着余安医生的手道，“我儿子是杀了人，可是当妈的知道他心里的苦啊。”
余安医生安慰康妈妈：“做母亲的记挂儿子是没有错的，人想活个明白也是没错的。您要好好接受治疗，做儿子的支撑。既然律师来了，您就将外面的事情就交给他去处理。”我也表态：“我会尽力了解您儿子的苦，与他一起在法庭上说出来。”
康妈妈抬头望着我说：“这就定了，律师费多少，你直说。我大不了不买骨灰盒，不葬墓地，骨灰扬了算回事。趁还剩着几根骨头，当妈的总要给儿子一点支撑。”
我说：“我还欠着余医生的咨询费，她不肯收。到时候我帮您申请法律援助，当是还余医生的人情了。”余安医生也爽快地接话：“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时魏老头叫嚷道：“放心，我到时候开一个画展，肯定爆满，有艺术家在，不怕没钱！”见余安看着他不说话，他就又撒起了娇：“余大夫的照片我才不拿去卖！”
3
经过这次医院的会面，我觉得自己之前或许对余安医生有些偏见——她确实是一名好医生，病房里的病人们的态度不会骗人，我确实也没见她在病人面前摆过脸色。
出了病房，我迫不及待地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好像有些敬佩余安医生了。朋友似乎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一开始也纠结，不知道让你找她是否合适。我知道关心则乱，但看着你那么痛苦，想着怎么着也得试一下，至少她心善。”
朋友这才告诉我，余安医生的本职工作是医院的临床医生，后来因个人原因调岗后，才开始兼职做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免费给一些病人做临终关怀”。朋友的奶奶临终前怨天尤人，记恨丈夫曾跟一个“丑八怪”出轨，整日念叨自己吃了一辈子苦，就算死也要将他一并带走，最后是余安医生揭开了老太太的心结：“在男人出轨的那一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就不是夫妻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下辈子再也到不了一块儿了，您揪着不放，他还以为自己很重要呢。只当他是可怜人了，不懂珍惜眼前人的都是可怜人，您吃了那么多苦，以后有大把的好日子过。”
就这样与余安医生聊了几次后，老太太突然就释怀了，说“去他的老头”，最后走得很安详。
听朋友说了我的情况后，余安医生很上心，还做了几页笔记，记下了我从童年到现在的多次应激创伤，列出了会刺激到我的话题以及词汇，用惊叹号标注出来。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在意我生死的人其实不多，余安医生这样做，着实令我感动。
后来我们变得无话不谈，我也曾揶揄过她，说为啥一见面就给我推荐那些不太高明的心灵鸡汤书，她却是一本正经地说：“病房里的那些病人可喜欢了。”
我说：“我信，人到最后，最在意的是陪伴，因此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开心。”
余安医生马上举手回答：“要是你能陪着我，随便你说什么，我也会开心。”
我问她：“您看起来好年轻，却听说儿子都成年了，您今年到底几岁呢？”
她双手叉腰道：“四十几岁咯，你觉得只有二三十岁，我也会夸你好眼神。”
若非我之前亲眼见到她在办公室挨打，我定会以为她童年幸福，家庭美满，因为她的性格太好了。但她告诉我：“之所以一听到你的经历，我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帮你，多少是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心理医生也有可能是病人。”
原来，她也是儿时被父母抛下的孩子——因上面都是姐姐，她又体弱多病，所以不到两岁就被送到了亲戚家。后来因她学习出众，父母后悔了，才又花了点钱强行将她接回了身边。那时她已经十岁了，所以她说自己的童年“动荡不安”。即便现在快五十岁了，她仍心有余悸：“我梦见自己越来越年轻，从五十岁到四十岁，再到二十岁，好像很美好的样子，突然就哭醒了，因为到了十岁以前，我化身成了一个肉球被人踢来踢去，最后又变成一只老鼠，左右乱窜，人人喊打。”
谈及自己的丈夫——就是那个在工作室打她的男人——她满是纠结：“我读硕士，读博士，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要不是他全力支持，恐怕完不成学业。”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要怪就怪疫情，他那么好的一个人，从不坑蒙拐骗，也不是经营不善，就因为病毒来了，生意赔个精光才导致性情大变。我给病人做手术时不会有任何犹豫，但面对他，我做不到手起刀落，所以我们都是被困住的人。”
至于她现在为何主要做临终关怀，则是：“因为这种看似无用，又没法赚钱的事，没有人去做。那些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很多都是活活吓死的。好多病人，活得体面，死的时候却是一团糟，还有些病人，生死都没有体面过。”
所以，余安医生再给我灌输心灵鸡汤时，我也总是乐于配合了——因为她在做“没用的事”的嘛。她念：“未来不迎，过往不恋。过好当下，活出一生。”我便脱口而出大喊：“鸟要振翅，人要奋志。”
一顿呼喊发泄后，我内心依旧黯淡，但余安医生在眼前，我就没有那么慌乱。我想，病房里的那些毫无求生希望的孤独患者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有人在，有人在乎他们。
之后，只要我有空，便会以志愿者的身份跟着余安医生去病房。而余安医生不但会在自己的医院给病人做临终关怀，一有时间还会去其他医疗机构做志愿者。
4
康妈妈的儿子康建，涉嫌故意杀人，一死一伤。当我接手案件时，检察机关已经建议法院判处康建死刑。我告诉康妈妈，法院判其死刑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情况要再看。
康妈妈虽然难受得呕吐，却较为开明：“不能人要死了就谁也不管了吧？我死了不能怪医生，我儿子没留住，也怪不了律师。我们娘俩命苦，那就结伴着去那边。”
我不禁有些心疼康妈妈，备受苦厄，却最是明理，她的儿子亦是如此。我初次会见康建时，他一见我就哭了，不停地说话：“我妈妈都那样了，还要记挂着我。希望她一定要好起来，我被判死刑是活该，但我妈妈一辈子都是大好人。”
康建当时19岁，稚气未脱，脸上还长着青春痘，胡须一看就是从未剃过的。会面大概有十几分钟，他都是在谈及自己的母亲：“我妈妈从不得罪人，就算小孩顽皮不小心打破我家窗户，都是先问他们有没有伤着手，连我自己家的狗都没见她骂过……自从我爸爸去世后，我就没见她买过新衣服。我们姐弟给她买的衣服，或者贵一点的水果，都会被她拿去卖掉，说我还没有成家……”
“如果罪有应得才会得病，那我妈妈绝对长命百岁。”康建咬着手指哭了两三分钟才止住，“请您帮我转告医生，一定要给我妈妈用最好的药。还有，现在家里那栋房子也没啥用了，您让我姐帮忙卖了它，给妈妈治病。”
当时已是初冬季节，见康建还穿着单衣，我就问他怎么没通知家里寄衣服和被子。
康建哈了一口气说：“我年轻，阳气重，狱友都搂着我取暖，没事的。现在医术发达，把钱留着给我妈治病，或许还有希望。”
“不麻烦你妈妈，我到时候跟你姐姐说一声，寄几件暖和的衣服，花不了多少钱。”
“真的不用，我有个仓友犯的事不大，很可能是关多久判多久，过几天就开庭了，我俩体型差不多，他说临出去之前会把衣服被子等生活用品给我。我姐也不容易，家庭条件一般，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最小的才两岁，还要去医院照顾我妈。”康建像是哀求一般，“我横竖是要死的人了，不想再影响家人的生活，钱难赚。”
我想，既然康建不嫌弃别人的衣服，刚好我还有几套睡衣，到时候可以让他姐姐寄来，便不再劝他，而是郑重其事纠正他的观点，“在我眼里，没有当事人横竖是要死的。作为律师，我要监督有关部门至审判完成，而不是等到审判完成。救治你妈妈的医生也一样，世上的人都要死的，但病床上没有横竖要死的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看守所的人更是如此，否则容易产生冤案。”
当然，我不否认他的罪责，同时问道：“你因为几句口角就杀人，现在认罪认罚，后悔吗？”
“我当然后悔杀人，不过重来一次，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那边太过分了。”康建又一阵抽泣，“我们不是没有忍耐嘛，也找过村里，可那个女人就要恶语相向。”
其实我来见康建前已经与康妈妈详谈过，大致了解康家与被害人那边多年来的恩怨，却还是想听听康建最真实的想法，这样到时候我也好展开辩护——我确信了，他不像是会隐藏自己的人。
康建与被害人梁满芳是邻居，康建的父亲年轻时与梁满芳的丈夫还是朋友。当年梁满芳丈夫家境不好，几兄弟挤在一间破屋里，二十五岁了都讨不到媳妇，连媒人都不愿意上门。他想盖个房子好说媳妇，无奈自家宅基地太窄，分到他名下的只有不到五十平方米。他盖房都要四处借钱，更别说买宅基地了。再说了，那时农村盖房，还得留出地来建猪圈和茅房，如此一来，他这块宅基地，就算能盖房子，盖出来也是四不像。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康父主动提出，可出借自家的部分菜地给他使用，让他别盖猪圈和茅房了，等以后娶到媳妇，两口子一起努力，赚了钱再去旁边田里盖一个大房子。他大喜过望，主动立下字据，写明自己是借康父的地盖的茅房和厕所，只要康家任何人要，随时可回收。当时康妈妈对于丈夫的善意并未反对，只说帮人可以，但不卖地。
房子盖好没多久，梁满芳便嫁了过来。结婚后前几年，她丈夫每年都会给康家拜年，说自己没赚到钱，又生了小孩，恐怕还得暂时借用康家的地。康家老两口都说没关系，反正小孩还小，暂时也不用盖房，让他不必焦虑，日子慢慢会好的。
约莫十年后，梁满芳的丈夫时来运转，在外面做包工头赚了些钱，真的在对面田里盖了大房子，之前的老房子也没人住了。而此时，康建父亲查出身患癌症，他想着，既然邻居一家人盖了新房，自己又时日无多，就想替儿女们将借出去的地收回来。他以为不过就是通知对方一声，将猪圈和茅房拆了，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哪想梁满芳一听说康父要收地，连夜找来娘家人加固了猪圈和茅房，七八年都没再养过猪的她还买了两头小猪关在里头。而梁满芳丈夫则总是借口“忙”，不露面。
梁满芳装傻充愣：“我不管你们之前的那些破事，反正我嫁过来那天就晓得这猪圈和茅房都是我在用，没听说是跟谁借的，你不能自己得了癌症，还见不得人好。”
康父倒也没跟她计较——当年借地时她确实不在场，要胡搅蛮缠也没法说，反正自己手里有她老公的字据，男人之间商定的事，犯不上与女人争吵，便执意要拖着病体去工地找梁满芳丈夫。康妈妈想陪着一起，丈夫先是不让，最后只有康妈妈答应他“不插嘴、不发脾气”，他才勉强同意，说朋友之间要好聚好散。
工地上，面对虚弱的老邻居，梁满芳丈夫全程没有接茬，只是问：“我知道你需要钱，就说你要多少。”康父说：“我从查出癌症到现在，从没向你开过口，你应该知道不是钱的事，过来跟你说一声，地我拿回去了，你的红砖木料什么的，我不会要，你自己拿回去，做人凭良心，其他我不多说了。”
梁满芳丈夫抽了一根烟，许久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既然你不要钱，那行吧。”
5
康家夫妇回家后，限梁满芳三天内拆除猪圈和茅房，说是她丈夫的意思。梁满芳指责康家夫妇撒谎，当众开外放给老公打去电话。手机那边先是“呃，呃……”了几声，随后说：“我的原话是‘你们不要钱，就算了’，没同意拆咱家猪圈茅房。”
尽管如此，康父还是等了梁满芳三天，见对方毫无动静，才叫来挖掘机。梁满芳躺在猪圈前撒泼打滚，又说猪圈和茅房是她用身子换来的：“三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喂猪，突然被一个男人捂住嘴，他在我身上乱摸，我挣脱一看，是姓康的，简直翻天了，当即表示要报警，是他苦苦哀求，说把猪圈和茅房送我们了……”
三年前恰好是南方冰灾，村里人都记得康家夫妇当时在外面做小生意，连过年都没回来。见扯谎没有效果，梁满芳又去村委会撒泼，去镇上闹，村委会和镇上被吵怕了，就和稀泥说，康家让她三尺又何妨？康父认为，若是明事理的人，让就让了，但梁满芳的行为与明抢无异，自家土地登记簿上明确登记着土地权属，还有她丈夫亲笔写的字据，还有村里的证人证词，再说，给了梁满芳三天时间才让挖掘机来，算仁至义尽了。
村委会最后撂下一句话：“既然双方都这么轴，我们管不了，你们自己看着办。”梁满芳便以此为由，提出两家平分地基：“既然村委会发话了，那我就大度点，一人一半算了，你们别给脸不要脸。”
康家自然不同意，梁满芳便天天在家大喊大叫骂人：“得癌症的坏东西，占人便宜没好下场的病秧子，见色起意的短命鬼。”后来康父卧病在床，说不了话，她便对着自家的鸡鸭指桑骂槐：“发瘟的畜生，浪费粮食，占了我家多少便宜，要死就死，吊着一口气干嘛，是怕没地埋吗？”康父去世那天，梁满芳身穿大红袄，在家门口唱歌打腰鼓，将家里的一只公鸡活活摔死，口中念念有词：“发瘟的，让你叫，报应来了。”
成了寡母的康妈妈含泪忍受着这一切，想着丈夫不在了，女儿也不过15岁，儿子还小，自己不能有事。哪想梁满芳没完没了，后来只要路过康家，就会大骂：“得癌症死的，哈哈，他家的人是得癌症死的，羞不羞？”康妈妈找过村委会，也报过警，村干部和警察对梁满芳也进行过口头教育，但后来他们就不管了，说女人之间有点口角很正常。
康妈妈一直在外面当月嫂，赚的都是辛苦钱，女儿16岁也出门打工了。康建上高中后见母亲和姐姐打工辛苦，自己的成绩一般，便坚决要辍学去打工。康妈妈拗不过儿子，就想着一家人努力打工赚钱，盖个新房过小日子，也算有盼头。可康家盖新房时，梁满芳变本加厉，又出来骂人：“癌症真是个好东西，自从男人得了癌症，女人在外面就好赚钱了。”
房子刚建好没多久，康妈妈就查出来得了宫颈癌。她想着家里只剩几万块钱了，儿子尚未成家，无论如何也不肯办住院手续，说是回家收拾东西，却再不肯出门。康建极力劝说母亲去医院，康妈妈却说，都是命，不浪费钱了。康建又求母亲去住院，康妈妈哭喊着“没用的”，让儿子以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说着说着，母子俩就一起抱头痛哭。
偏偏此时，梁满芳和娘家的一个嫂子出现在了康家门口，梁满芳拍手叫好，大声对她嫂子说：“又一个得癌症死的，这是乱来才会上身的病，禽兽发瘟，是要死一窝的。”
康建听见了，再无法忍受，朝屋外喊：“你有完没完？再不滚我弄死你！”
梁满芳毫无收敛，扭着身子骂人：“小畜生有能耐啊，你妈的癌症不就是你弄出来的？”
我看了那天的监控视频——康建是突然冲出去的，没有说话，四下环顾，梁满芳依旧出言不逊。随后，康建捡起门口的一把铁锤，砸向梁满芳的头，边砸边喊：“癌症，癌症，癌症死的……我让你闭嘴！”他一共砸了三下，见梁满芳倒地，就停止了击打。梁满芳的嫂子曾试图阻止康建，在混乱中被康建一把推开，跌到了旁边的小沟里，手臂骨折。
当康妈妈反应过来跑去门口阻止时，梁满芳和她嫂子已躺在了地上。梁满芳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梁满芳嫂子经司法鉴定为轻伤。
杀人之后，康建欲拿菜刀自杀，康妈妈求他自首：“是妈妈不对，我该去医院的，我就想给你省点钱，却惹了祸。你不要死，先去自首，就算活不了，我们都要给自己、给别人一个说法。”
康建丢下刀，向母亲跪下磕了几个头：“妈妈，跟你没关系，是我没用，活到成年都没能耐保护你，只会鲁莽行事，你一定要去医院，用了药至少没那么痛。”
说完，康建打电话自首了，被警察带走时，他还对围观的村民喊：“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是杀人犯，但与我妈妈无关，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再被人骂了！”
在看守所，康建最关心的除了康妈妈的病情，还反复叮嘱我：“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是否还有很多人在骂她。您到时候一定要说真话，不用担心我的情绪，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要是他们骂我妈，那我写个道歉信会不会好点？”
会见完康建后，我又赶去病房。大概是康妈妈跟病友们也没隐瞒过儿子的状况，病房还能动的病人见我一来，都过来打听康建的情况，让我务必想办法“救”他一命。
康建的姐姐康红也在，看上去疲惫不堪，头发蓬乱，顶着严重的黑眼圈，手机一直在响。她接通后，反复地说着：“妈妈很快就回来。”刚结束通话，手机又响了，挂断后，接着又响起，她不得不接通，忍不住喊：“妈妈也是有妈妈的！”
康妈妈在一旁小声劝说康红：“我知道你辛苦，你们姐弟俩以前也是这么粘人的。”
我过来是想告诉康妈妈一声康建在看守所至少目前情绪稳定，能吃能睡，让她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好接受治疗，这样就是对康建最大支持。我不确定是否真如康建所说，会有狱友将自己的衣物被褥给他，最终还是跟康红提了一嘴，问康建穿多大码的鞋子和衣服，若是能给他寄点钱，至少能改善一下伙食。
这时，隔壁病房的一位大婶掏出二百块钱递给我：“律师，麻烦你给康建买件衣服。”康红马上挡在中间：“张婶，这里面的病友，谁的日子都不宽裕，大家没有瞧不起我们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张婶直接将钱塞我手上：“就说是得癌症的张婶想给康建买件棉毛衫。”魏老头也走了过来：“律师，我们加个微信。”当我掏出手机时，他又改口了：“要不你出示个收款码就行了，我也给康建买双棉鞋吧。”
我看着眼前一个个的病人——他们同样是生死未卜，或经过了九死一生，走廊上从来不缺掩面而泣、强颜欢笑的家属——他们此举何尝不是对自身命运的怜惜？
想到这里，我便劝说康妈妈母女俩收下这些好意：“或许这样能带给康建一些力量。”
张婶叹气道：“都是被嫌弃的苦命人，就当是我们外面的叔叔阿姨陪他说会话。”
6
其实，张婶是我接触时间最短的一个病人。她患的是胰腺癌，经过多次放化疗，虽然身材消瘦，但余安医生说她心态好，治疗的效果不错。我刚见她那会儿，她看上去比其他病人的精神状态要好，她喜欢串门走动，能长时间跟人聊天，也吃得下东西。
可一个月不到，我就接到了余安医生的电话，她说张婶要出院或转安宁疗护区了，还在问康建案子的进展，而且多次提到了我，想必应该有事想向我咨询，好像也是与她儿子有关。
我听了有些惊讶，愣了一下。余安医生以为我没听懂她的意思，解释道：“当病人到了安定关怀期，这就意味着常规治疗对他们没用了，医院会通知TA出院或转安宁疗护区，毕竟临床的床位紧张，其他等着放、化疗的病人要过来。”
我没能与余安医生一起去探望张婶。那一年无论是在我自己身边还是社会上，皆充斥着死亡，或是天灾或是人祸，很多人都不在了。现实告诉我，走了的人就真的回不来了。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像踏入沼泽地，越是挣扎越是深陷，最后清醒地沉沦，将自己和世界整个淹没，没有半点痕迹。
后来我得知，张婶的病情突然恶化，是因为突然接到了网贷公司的电话，催债的人语气不好，让她通知她儿子，“还钱！”张婶说自己儿子绝不会去碰什么高利贷（她以为是高利贷），对方便恼羞成怒，出言不逊：“原来一家子都是无赖，不还钱我就公之于众，让他没法做人。一个大男人连六百块钱都要借，借了又还不起，听说还花女人的钱，软饭男！连叫花子都不如，哪来的脸活着？！”
可张婶对自己儿子再清楚不过了，“自尊自爱，从小到大几乎没啥陋习，虽然家境一般，却不占人便宜，不找人借钱”。张婶丈夫爱“买码”，经常找亲戚借钱，从来不还，所以上大学时，儿子还抱着张婶说：“咱娘俩都争一口气，再不找人借钱。”
儿子大学的学费是张婶做家政赚的，儿子没问家里要过一分生活费。儿子大学毕业后，本来是要被保研的，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选择了就业，还在公司找了个女朋友。那女孩张婶见过，是大家闺秀的样子，她相当满意。之后张婶生病了，女孩还来医院看过她两次，还说等她好了，就能见证儿子结婚了。儿子每次都是叮嘱张婶安心治疗，钱的事完全不用担心，他有一帮好兄弟帮衬自己，实在缺钱，就是一句话的事；又说单位的同事听说了他家的情况，捐了一万多；还有他女朋友家里条件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她说一定要治好“准婆婆”的病。
张婶将网贷公司的人骂了一通后便挂了电话，愤怒之余还隐隐不安。她想到，儿子这段时间明显比以前忙，每次来医院缴费都是待不了多久就要走，皮肤明显黑了很多，平日有洁癖的一个人，突然就不爱讲究了，身上总是散发一股汗馊味。她决定找儿子问个明白，却一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她又拨通了儿子女朋友的电话，对方先是问“哪位？”待张婶表明身份后，女生似乎有些惊讶：“啊？”又支支吾吾道：“我与他早就分手了，也是一言难尽。”
那个女生告诉张婶，她儿子被公司裁了，欠了她和同事的一些钱，“当然，我们也没打算让他还的”。张婶这才知道，是自己拖累了儿子——为了给自己凑医疗费，儿子想尽了办法，发动众筹，能开口借钱的人全问了个遍，依旧不够。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又遭遇裁员，只得去送外卖，无论什么单都接，就算是电梯停电，二十几层的楼梯他照样爬上爬下。
得知真相后，张婶并没有拆穿儿子，只是儿子再来医院时，她总是要拉他的手，摸他的脸，说自己有个好儿子，身体好了很多，想看着他结婚生子，轻轻松松过活。
7
哪想一个月不到，张婶的情况急剧恶化，肚子鼓得很大，腹部剧痛。意识还清楚时，她断断续续朝着丈夫喊：“我们的儿子在送外卖，你要疼他。万一我有什么情况要好好说，千万不要吓他。骑电动车很危险，我怕到时候他火急火燎的伤了自己。”
张婶还来不及办理出院手续，便离开了。她老伴用她手机给儿子发消息：“儿子，妈妈想你了。”
张婶的儿子当时正在附近送外卖，想着赶忙来见妈妈一面，再将剩下的外卖送完。所以他出现在医院时，外卖服外面还套了件大衣。当他赶到病房时，发现桌上的杯子、饭盒、水果还在，母亲的床却空了，只有余安医生和康妈妈站在那里。
余安医生对他说：“孩子，妈妈在下面，你想哭就哭出来。”张婶儿子望着墙上“禁止喧哗”的标语，摆了摆手，低着头。
在电梯里，这个年轻人还不忘裹紧外套，用手理了理头发，自言自语：“不能让妈妈知道我在送外卖，她会担心。”走出电梯后，他的电话响了，应该是催单的，他接了电话，开始两句还能平静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让您饿肚子了。”然后，人突然蹲在地上大哭起来：“对不起，我没有妈妈了，我没能见着妈妈最后一面啊……”
张婶生前曾请求过余安医生，说她怕冷，想回家，到时候别将她往冷库里放。所以她的遗体被送至太平间时，也没有进行冷冻。太平间的工作人员说摆外面违反规定，不能放太久。此时张婶儿子已经给殡仪馆打过电话——悼念厅满了，就算拉去烧，也要排队。
年轻人求余安医生帮忙，余安医生连忙向工作人员求情：“我们应该给家属一个安放悲伤的地方，这个孩子不烧纸、不祭奠，就想陪会儿妈妈。”在她的担保下，工作人员同意不收死者家属的裹尸费、转运费（太平间收费也确实不便宜），只同意张婶儿子留下来陪母亲两个小时——前提是没有新的遗体送过来。
为了满足张婶“回家”的愿望，余安医生帮着她儿子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太平间——其实就是拿了一套家用的旧被套垫在了担架车上，在临时带来的塑料置物架上摆上了张婶生前喜欢的手撕日历，还有一把早就用不上的梳子和一面小镜子。余安医生伤感地说：“看上去就好像张姐会马上醒来梳洗，再撕下一页昨天的日历。”
之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了，余安医生主动帮张婶儿子讨价还价——不搞“丧葬一条龙服务”，无需寿衣、寿棺，骨灰盒也不要，能省则省。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问她：“你这样不怕得罪医院的同事吗？”余安医生回复：“说我在太平间挡了谁的财路，我是认的。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说道说道，问问他到底要发多大的财？就不想想有些病人确实困难？人家托付我的事，我得做到。”说着，她给张婶儿子看了他母亲生前的视频——这正是张婶的意思，她笑着留言：“妈妈痛归痛，却最是心疼你。我治病没省钱，最后不该让儿子为难。”
骨灰盒是张婶托余安医生在网上买的，只需要几百块钱，而殡仪馆差不多样式的骨灰盒动辄几千。余安医生不忌讳这些，她那时当即就答应为张婶签收保管骨灰盒。
张婶的事终了，当余安医生再次回到病房时，脸上又会绽放出微笑，原本死寂的病房，再次有了欢乐。
余安医生说：“病友的离开会对其他人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即便流泪，我还得浇灌这些虽然枯萎、却忍受剧痛滋生勇气想再次盛开的患者们。”她照例还是与他们讲一些平日我瞧不上的心灵鸡汤，诸如：“不要灰心，不要抱怨，我们所承受的苦最终都会化作一粒解药，令我们在淬炼中浴火重生。”她总是不急不躁地倾听每个病人的要求，说那些患者像小孩一样，在经历一场轮回，再次回到了生命的起点，人最初活着就是无忧、任性、吵闹的，那才是可爱的。
我不再替她的言语感到尴尬，因为那些话我听着也觉得越发动人。对于有些人而言，这是人世间的声音，每一次听到都算是奢侈了，它们无需多深刻，还能听到就好。
我也逐渐与这些病人熟络起来。有一个比魏老头还事多的爷爷，一直当自己是“神童”，因此大家都叫他“神童爷爷”，他爱拉着我说话，说“只有你这种‘知识分子'才能和我搭上话”。他爱下象棋，我却从不让着他，只因他太嚣张了，总说什么“人棋合一，所向披靡”。于是每次下棋他都嫌风水不好，换了好几个位置，还是赢不了我。我再来时，他就不下棋了，改考我数学简便方法，神神叨叨，毫无逻辑，见我答不出来，就哈哈大笑，让我做他的“关门弟子”，喊一声“师父”就好。
我忘了他得的是膀胱癌还是尿道癌，反正一问他“身体是什么问题”，他就生气，说自己一表人才，最后被这该死的病折磨得像个小丑。他听说我在做康建的辩护律师，就送了我一把蒲扇，说是诸葛亮传下来的：“羽扇纶巾，诸葛亮就是用的这种蒲扇，你下象棋靠的是风水，打官司得展现实力呐。”我说，“羽扇纶巾”指的事周瑜。“神童爷爷”却突然一脸严肃，“是说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人也一样，有时候脆弱得风一吹就散了，哪还有罪与罚？”
我说:“断人生死，罪与罚一定要分清楚。”
医院的病友们虽不懂法律，却有着自己朴素的法律观，都争着与我讨论。换作以前，我最多搪塞几句，不争执，更不会予以纠正，而面对他们，我乐于探讨，尽管知道他们给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我也像余安医生一样，与他们认真交谈，并在手机里记下他们的建议，并对他们表示赞扬与感激。
因为我知道，下次我再来，有些病友也许就见不着了。
8
遗憾的是，我承载着病人们的希望，却还是落得一场空。
我向检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提出变更罪名——康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他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他的作案工具是在门口随意捡的，没有预谋杀人的故意和准备，而是在被害人的挑衅、刺激下丧失理智而发生的激情犯罪行为，且其行为有节制，应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其实，律师向检察机关递交法律意见书，主要是我们对法律的探讨，起到提示、释法的作用，按照目前普遍状况，律师的意见大多不予采纳，个别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因而多数情况下，不会产生实质的法律效力。尽管如此，我每次都会认真提交，总是想着，万一能给有关部门提供参考意见呢？万一我是对的呢？我和余安医生一样，也许是在做着无用功，一时不会有所收获，但既然接了案子，就应该坚持，那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在维护国家的辩护制度。
至于相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等，我之前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以及录音，证实了被害人梁满芳确实在康建家门口，对其母子有过辱骂行为，与康建的供述一致。
就在康红带我去村里查看案发现场及搜集证人证言时，她的两位堂兄问我有没有可能救出康建。在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他们又问康建是不是会被枪毙。我说不大方便透露案情，但我会尽力争取为其做罪轻辩护。
过后他们又拉着康红问“律师靠不靠谱”，“辩护到底有没有用”，“提梁满芳与康家的旧怨到底是为啥”之类的问题。这两位堂哥之前与康红两姐弟还算亲近，康红便说：“律师和我们一样，是想让弟弟活下来的，我们先争取邻居的证人证言，能进一步证明梁满芳自身的过失，然后再与她丈夫商量一下，作出相应的赔偿，看能否拿到谅解书，尽可能地为我弟弟争取死缓甚至无期徒刑。”
当时我确实拿到了一些邻居的证词，即便我提出要拍下他们的身份证，他们也乐于配合，还说虽然打官司的双方都是邻居，但还是要讲公道话，并承诺开庭时一定会出庭作证。
可我回来后才三天，便接到了其中一个村民的电话，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无端指责我“不会做人，拉老实人垫背，唯恐天下不乱”。我听得云里雾里，问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就扔下一句话：“总之，我们是被你蒙蔽了，人家的事那么好掺和的？”
与此同时，康红也同康妈妈商量，说堂哥们建议更换律师，他们说我把事情搞砸了，惹得梁满芳丈夫大发脾气，扬言一定要让康建以命抵命，决不谅解。只要将我换掉，堂哥们愿意自掏腰包，请有关系有背景的大律师来辩护。
康妈妈当着康红的面给我打来电话：“我这个糟老太婆还没糊涂呢。我要请你这两天抽时间赶紧去会见一次康建，会见的费用我额外付给你，你帮我带几句话进去，这不违规吧？”
我赶去医院，发现康妈妈在纸条上写着：“康建，你记住了，相信蔡律师就是相信妈妈，万一哪天妈妈不在了，你也要相信他。其他任何人给你带话，你都要如实告诉蔡律师，听取他的意见，越是绝望时越要清醒、坚定。”
康妈妈坦言，她一听康红讲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两个侄子是想着，我反正救不活了，康红已经嫁出去了，康建一死，我家里那套房子就归他们了。”怕我对康红有意见，她又解释道：“我的女儿我知道，不坏的，只是没啥心眼。”
我向康妈妈表示，自己可以将纸条带给康建看，但关于堂兄的事，我不多言，在判决书下来之前没必要告诉他这些。对康红我丝毫没有责怪，她很不错。
很快，康红的一个堂兄弟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干脆就挑明了说，我们不至于那么坏，让自己的堂弟去死。我们打听了，梁满芳家里那位可能愿意出具谅解书，但要康建房子的一半来赔偿，康建那套房子是祖传的正屋，我们不能让它落到外人手里。”
我回复说，房子的事自己无权掺和，康妈妈母子的任何决定我都无权干涉。
那个堂兄又不避讳地表示：“康建成了杀人犯，就算拿一套房子出来买命，还是要坐一辈子的牢。换作是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样至少不会给家族造成实际损失。”
我问他：“人命是这么算的吗？”
他立即反驳：“杀人犯不该死吗？”
我每次做辩护律师时，都要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尽管我的声音微弱无力，但总是会耗尽所有力气去回答：我们不要轻言杀戮，即便法律要定一个人的生死，必须得慎之又慎。而想保证量刑得当，必须得严格遵循审判程序，不是世人一张嘴，嫌疑人就该死，那与杀人犯无异。如此下去，总会有冤假错案的出现。我总是妄想告诉每一个人，不要以批斗的形式针对某个行业，然而，我总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无一例外。
果不其然，我对康建堂兄说的话被他录了音（当然，说话前我已经做好了被录音的准备），有人打来恐吓电话说“你怎么还不去死！”一些本地的营销号，更是骂我“诅咒世人该死，只有杀人犯该活着”，然后上纲上线举报我攻击司法：“狡辩康建的案件属于冤假错案，瞎了狗眼。”还有一些女性抛出言论：“康某与其律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康某杀的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母亲，一个长辈，女人命贱，总是被打被杀被家暴！那个律师因儿时被其母亲虐待过，因而对女性怀有切齿之痛，而乐于做帮凶！”
我想躲到余安医生那里去，特别想听她说那些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她却告诉我，就在这天，康妈妈也转去安宁疗护区了——她想省点钱，再者，她情况也确实不太好。
病房里，康妈妈拉着我的手说：“康建的案子我相信你，我每次做的梦都是好的，他能活。”我知道，这是她最后的心愿了，心里发虚，自然地想将手往回抽。她却紧紧抓住不放：“让我久握一点，下次你再去看康建时，帮我握住他的手，可以吗？”
我感觉一阵胸闷，突然哭了出来，稀里糊涂地问：“或许康建的堂哥真的认识一些相当有能耐的律师，要不要过问一下？或者咱们找更好的律师吧。”
康妈妈放开一只手给我擦眼泪，另一手依然紧握着，同时改了称呼：“我的好崽，你不能放弃。你的事余医生跟我说过，说来你也是在和自己搏斗，定的是自己的生死，不怕的啊，我满身是癌，但我没有放弃自己，不放弃儿子，也不想放弃你。过些天我不在了，你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康建，那不是放弃，我撑到了最后。”
我问她，若梁满芳的丈夫提出要用康家的房子来作为赔偿，是否答应？她毫不犹豫：“只要是我有的，都愿意舍出去，作为赔偿没问题，不过得康建来定了。自家别有用心的人，想要就得抢，我们绝不会拱手让人。”
9
康妈妈最终还是在康建的案子开庭前走了。我后来有时候想，还好她没等到这次开庭。
公诉方对我提出的法律意见予以反驳，他们认为，康建作为成年人，又曾做过泥瓦匠，应当知道铁锤的伤害性大，而且击打的是头部这样的要害部位，还是连锤三下，情节恶劣，与此同时，鉴于他还攻击了试图阻挡其行凶的另一被害人，构成故意杀人罪。
康建愿意认罪认罚，向梁满芳家属道歉，但拒绝以房子的一半产权来换取谅解书。我在开庭前约见了梁满芳的丈夫，见面还算顺利，虽然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什么悲伤，但也没有我以为的刁难，能够正常沟通。
我先是问梁满芳丈夫有何要求，即便是抽康建一顿，或者骂他没有人性，都会代为转达。
“事已至此，做错了事就要承认后果。”梁满芳丈夫兀自抽起了烟，“我犟不过我老婆。”
我本来点醒他一句，是非对错真不该由梁满芳一个人承担，最终还是忍住了，假装无意间提起了一句康建的父亲：“都说他是个很厚道的人。”
梁满芳丈夫不接话，狠吸了两口烟，咳了几声。
我便直言了：“若康建被判了死刑，当然他身上背了人命，也算是罪有应得。不过也可以说，康家三条人命了结恩怨，不欠谁的了。反过来说，康建要能活下来，欠了你这个长辈一条命，这是起码的是非对错。”
梁满芳丈夫没有回答，突然起身离去：“如果在法庭上说这些，就不好了吧。”
数月后，法院一审判处康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得知判决结果，我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恨自己没能让事情恢复成它本来的样子。似乎一场疫情，不但让我们失去了健康，生命，还有理性的思考，务实的精神。
余安医生竭尽所能地安慰我，让我跟她学心理学：“人的伤心是有尽头的，有人懂它的那一刻，便有了快乐。”见我拒绝，她又劝道：“活着本身就在打破虚妄。”
大概是怕我崩溃，余安医生再度开口跟我说起了她自己的事。
她说她喜欢橘子皮，是因从小被人送来送去，大人将她当成包袱一样扔掉，没人在意她在垃圾堆旁边翻江倒海地吐，她想着再上车时跳下去摔死一了百了算了，就在这时，一个捡垃圾的大娘塞给她一块橘子皮，说：“晕车很痛苦，但不是什么大事，吸口气就过去了。”
此事一直温暖着她：“真就一片橘子皮救了我。后来我告诉自己，哪怕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浑身脏兮兮的，哪怕身上只有一个或许是捡来的橘子，最后只剩下一片橘子皮，只要我们有心去帮助别人，或许就能将人从生死边缘拉回来。”
余安医生给我看了她屋子里一大堆的材料，是有关相关部门增加安宁疗护试点以及殡葬改革建议的。她调侃道：“用这个劲来发论文评职称，说不定成专家了。”
数年来，她跑卫健委，跑民政，劝说社区医院设立安宁疗护病房，忙得脚不沾地，也受够了冷眼。好几次，她被社区的居民团团围住，骂她别有用心，扬言要打断她的腿：“从头到脚都散着晦气的女人，将社区医院变成死人堆放地！”
为了替那些“被健康抛弃，也被健康人抛弃的患者”说话，她不顾个人安危，朝人群喊：“他们不是死人，只是多了一身病痛，到底只是没有我们幸运，睡一觉醒来还能看到明天，但他们的尊严还在，即便剩一秒钟，也该被温柔对待！”
人群里似乎有人被说服了，走过来对她说：“你说得对，谁家都会有老人病人，但是现在我们家没有，所以就不能在我们所在的社区当做‘安宁地’，我支持你去别处。”
余安医生心性乐观，说自己从不委屈，“至少有人不再反对建安宁病房，这就是一点改变”。于是，短短5年时间，本地已经有了近200张床位，医养结合的机构越来越多。
“我们想为社会做点事，彰显个人价值，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个的事，那就只要遵从内心，一往而无前就好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曲折是常态。若是被误解，被伤害，就当是在给自己消业障。或许我们也曾在不经意间，伤害过一些善良人。”
余安医生说，她丈夫或许就是被她伤害的善良人：“我不肯离婚，是想着他曾经为我、为儿子付出了太多。我怕别人指责我忘恩负义、在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他，所以不肯听取他的诉求，与病毒一起将他逼成了一个酒鬼、一个隔三差五家暴的人。”
说着，她对我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你还愿意做一些人的橘子皮吗？我过几天打算离婚，需要你的帮助；病房里的很多患者说好久没见你，他们并未对康建的案子失望，说不过就是走了一个过程而已；还有个姑娘说有话要亲自对你说。”
我又熬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我找余安医生的丈夫谈了，他说他有对自己失望的权利，有离开的权利，不需要同情，就是不爱了，想逃离家庭，一个人蜷缩着。
离婚后的余安医生反而更显年轻漂亮，她说：“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改变的勇气。”
我鼓起勇气再次会见了康建。一审判决后，我极力劝说他上诉并更换律师，他同意上诉，却没让我推荐的律师接手，说是愿意等等我：“换成别的律师也都一样，您该做的，该说的，都做了说了，我上诉是不想放弃。您的手心传递的是我妈妈的爱，若您不嫌累，那就再陪我走一程，我不想死，但万一有那么一天，我不怪任何人。”
我见过很多被判死刑的当事人，他们杀了人却不甘心面对死亡，想尽一切办法要活下去，实在没辙后仍愤愤不平，骂遍所有他们能想到的人，包括自己律师。所以我没能拒绝康建，在一个人有所悔悟、萌生善意时，我希望他有一双手可以握。
10
张婶走了，康妈妈不在了，神童爷爷也再没能与我下象棋。他走之前面带微笑，大家都说，他很有可能是在笑余安医生——他的最后一盘棋是余安医生陪他对弈的，余安不大懂得规则，走马的时候要在棋盘上比划日字，卒子尚未过河就横冲直撞。之后几天，神童爷爷总是发笑：“放眼天下，就那个小律师能在风水上胜我一筹，他有天助，没办法。”
那个想和我说话的姑娘叫蕙兰，才20岁，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查出自己患了骨肉瘤，笑称“可能是太专注于高考而误了病情”。我第一次同余安医生去到她的病房时，她已下半身瘫痪了。她是那样年轻，尽管戴口罩，还是会画淡妆，还念叨着“卡粉了”。
蕙兰想找我说话，是一次偶然在走廊上听见我和康妈妈说话，得知我是律师，说是声音很符合她的胃口——她高考后填报的是法学专业。
这个姑娘多才多艺，会拉小提琴，英语特别好，说话时总爱夹杂几个单词。而我则告诉她，我高考没及格，四六级考了好几次。她听了哈哈大笑，说可以教我学英语，“附带着撩妹的技巧”。为了答谢蕙兰，我说要送她一个礼物当做学费，她应下了：“你送我一个沙漏吧，沙漏可以一直轮回，看着流逝的时光倒过来再流一遍。”
她还喜欢话剧，想让我陪她演给病友们看。我说我只演过《无间道》的一个片段，她拍着手说：“是不是梁朝伟爷爷他们在天台上演的那场戏？”
我听得一愣：“梁朝伟爷爷？”
蕙兰摆动脖子：“可不是，我才二十岁哪，他快六十了。”
说着，她低下头：“我还没谈过恋爱，没相过亲，没能穿律师袍。我是一个连仙人掌都会养死的人，早知道自己的二十岁如此与众不同，或许就不拒绝那个小时候流鼻涕长大了满脸青春痘的男孩了。”
我偶尔也会跟她提起康建的案子，说自己对不起康妈妈和那些对我抱有希望的病友。蕙兰又冒出一句我听不懂的英文，我点了点头，装作自己听懂了，她则以师长的口吻对我说：“小蔡，你听懂了个屁。那句话我就不给你翻译了，你没有对不起谁，这就只是你的案子，与病友们没有关系，他们只是想鼓励你，就像你和余安医生鼓励我们一样。至于结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有数，不必为难自己。”
还有一次，蕙兰突然当着她妈妈的面，让我靠近她的胸口：“你过来听一下我的心跳声，是滴滴答，还是滴答滴，也有可能是滴滴滴，你听了以后就不要忘记了啊。”我有些不好意思，蕙兰妈妈却点头同意，于是我将耳朵贴在蕙兰胸口：“是‘动次打次’的声音。”蕙兰笑着说：“那你要永远记得这‘动次打次’的声音，它好舍不得停止。你要像我一样，永远年轻，永远勇敢。”
蕙兰走的时候，我没有过去医院，在一家架子鼓培训室敲了一天的鼓。余安医生说，蕙兰给我留了话：“你告诉蔡律师，‘我一个人行走，不再孤单’。就这一句，他懂的。”
最不可能走的魏老头，在康建一案二审判决后也走了。
他得的是淋巴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幸福癌，不会死的”。他看着满头白发，其实也才五十几岁，却很乐意别人将他当成“爹爹（爷爷）”辈。
他是美术老师，年轻时因为自己喜欢的姑娘在四川，便考了过去，之后一直留在四川工作。他说与妻子结婚三十年，从没吵过架，地震那年，妻子不幸遇难，短短几天，他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余安医生当时作为心理专家对他进行应激干预，自那以后，他常找余安哭诉，说想念爱妻。在医院，他也曾不无伤感地对我说，“我爱她呀，感觉自己在坐牢，该刑满释放了。”
魏老头的画展还是开成了，是卡通肖像画，就在殡仪馆的悼念厅。他画了张婶，康妈妈，神童爷爷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病友，唯独余安医生的肖像是上了色的。魏老头本来吩咐他女儿，说不能把余安医生的肖像画跟病人们的摆一起，怕不吉利，余安医生却坚持要把自己的肖像画摆在那些患者的中间，“我最不怕的就是晦气”。
魏老头本想让我将那些画带去法庭上，他还写了一张纸条：“兹证明癌症患者不该被歧视，被辱骂。被告人康建心疼母亲大人，情有可原，盼法院从轻判处。”我当然不能将画和纸条作为证据呈上去，却拿着康妈妈的画像又去了村里，一遍一遍地问当地村民：康爸爸不在了，康妈妈走了，康建被判了死刑，真就大快人心吗？你们愿意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被别人拿走吗？
见他们默不作声，我只当人心依旧冷漠，发动了车子准备离开。这时一位老者拦住了我的去路，手上拿了一碗甜酒，说：“你都来两次了，喝杯酒再走吧。”
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存心害我是吧？我只要一沾酒，恐怕交警就马上来了吧。”
老者依旧双手端着碗：“小伙子莫说笑了，甜酒没度数的，你喝了陪我聊会儿天酒气就散了，再说谁害人往酒里加鸡蛋的？你放心好了，我写了一封求情信，让人挨家挨户去签字摁手印去了。我这里是穷乡僻壤，但不出刁民，有懂大道理的人。”
我连忙端过碗一口气将甜酒喝了，里面的两个鸡蛋也被我吃得一干二净。老者看着我笑：“小伙子喝酒吃蛋的这个劲，真让人欢喜呐。”
一个小时后，我拿到了村里关于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请愿书，而梁满芳丈夫的谅解书也被老者送了过来。
康建一案二审开庭时，我在做最后的陈述时也差点哭了。我说：“被告伤害他人性命，是犯罪行为。但俗话说，‘利刀割肉疮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我们真的能逮住一个人，就往死里攻击吗？人真的可以无所节制地在他人身上释放戾气吗？我推己及人，自己作为律师，什么话都没说，什么事都没做，就因为是律师，都会招致一些谩骂，都难以忍受，这是我们尊崇法治精神时想看到的场面吗？”
法院最终在二审进行了改判，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判处康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就意味着，只要康建这两年在监狱里好好改造，就不用执行死刑了。
尾声
余安医生还与往常一样，笑嘻嘻地对着病人说着一些俗套的心灵鸡汤。
我最近一次见她，是病房里一个得癌症的大哥冲自己的妻子扔东西，抱怨说，明明在做化疗，偏要转到安宁病房来等死，他不甘心，说去肿瘤科肯定有新药能治好自己的。
余安医生轻言细语地安慰那个大哥：“一个有风度的男人，无论在外面经历了什么，自身承受着怎样的不甘，都不应该向自己的女人发脾气，她可是一直陪着你的女人，一辈子没找人借过钱，为了给你治病，找亲戚借了遍，就等着你变好。”
我知道，余安医生那双手一直在握住那些绝望的人，让他们感知人间最后的温度：“安宁病房最后连呻吟声都没有了，没有患者能发出声音，死一般的寂静，尽管医护人员早已无能为力，但他们还活着，生死之间最是孤独，希望有人能握他们的手。”
余安医生其实也没能治好我的病，但这个世界需要这么一双手，勇敢而温和。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