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族，在这个春天艰难起身
这几年一些人因为不可抗力自发或被动地回到家中，成为了蹲族。人生陷入停滞，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春天万物生，蹲在家中的年轻人们也尝试迈出家门，寻找回归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有人说，蹲久了突然起身，会感到一阵眩晕，无措和迷茫交织。伴随这眩晕一同而来的，还有经济独立、收获自信、重拾希望的欣喜。
笨笨 33岁 蹲龄3年
在这个春天，穿上3年前的行头出门面试
一月初，我翻出了压箱底的西装，穿戴完毕后赶往面试现场。那套行头是我之前找工作的时候穿的。穿皮靴的时候，我发现蹲了三年的一个变化是，我的脚胖了两码。过去三年，我总以身着帽衫、脚踩球鞋的装扮出现在茶室和剧本杀店，游荡在苏州街头。过去三年，剧本杀店是我和其他蹲族朋友们的据点。电影院也是我最常光顾的地方。曾经，我是淘票票购票榜上苏州市吴江区的第一名。
这是我时隔多年后参加的第一场面试，应征一家央企的管理岗位。面试时，我紧张得说不出话。
意料之内，他们问到了我过去三年的空窗期。我是在2019年11月失业的。此前，我从英国留学回国，在大专任教一年，也做过补习机构的老师。最后一份工作是创业干新媒体，做了两年。
失业的第一年，我尝试过投简历，都没有回音。考公我也试过，但总静不下心，考前只看五六天书、做几套题，去了也白去，所以有时会直接弃考。
或许是因为抑郁症，我慢慢开始摆烂，放弃找工作，做日结兼职。三年来，我代写过春联、教过老人手工、在足球嘉年华上掐过秒表。不过，兼职的收入不能覆盖我喝茶、看话剧、看电影的日常花销，所以更多的，是问父母要钱。
我的家境还可以。失业的第一年，父母一直催促我求职。2020年9月，我在外面看电影，妈妈打电话来问我考公结果，我被问烦了，就扯谎告诉她，我考不上也没事，可以去培训机构做前台，月薪4600块。
从那之后，我开始每天假装上班。吃过早饭就离开家，在外晃荡直到深夜。为了圆谎，我还会去自习室，拍一些照片伪装成工作照发给父母。除此之外，也没做什么别的事。工作上发生了什么，同事是谁，他们一概没有过问。有时我也会想，是不是父母早就发现了，只是没有戳破。过去三年，我一直在发帖记录我的生活，换来不少恶评，说我是蛀虫、浪费教育资源。还有人站在我父母的角度，说生这样的孩子不如不生。
三年就这样过去了。去年年底，父亲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央企招聘公告，是一个和培训相关的岗位。他说：你刚好在教育机构做前台，去应征一下吧。我一听就开始焦虑，紧张得在小区楼下转来转去，边走边吃冷掉的外卖。
在小区的网球场里我想了很多，纠结要不要走出这一步。仔细看了招聘细则，我发现这是一个文职，不太需要和人打交道，很适合我。
当时，周围很多人都感染了新冠，就我没有。冥冥中，我觉得这是幸运的象征。疫情慢慢减退，曾经一起“蹲”的朋友也逐渐回归社会。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新工作，我知道我没有逃避的借口了。
报名考试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在家学不下去，我就去网吧租了个包间。刚开始时我很难专注，背两行就开始走神、把笔甩到一边，几天后我才找到状态。笔试通过后，我开始准备面试。我比较胖，自知在外形、表达上都不如人，所以，我上网搜了很多资料，有三十多页，把企业相关信息都背了下来。
面试当天，我紧张得把早饭都吐了出来。看到一同应聘的人穿得光鲜亮丽、妆容精致，面试官又对我三年的空窗期尖锐提问，我与面试官交流的时间是别人的一半。两轮面试结束，我丝毫不觉得有上岸的希望。
因为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下一轮面试，我继续假装上班。二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录取短信，让我和直属领导联系。那是我三年来最高兴的时刻。天气很冷，我站在网吧门口，都忘了自己没穿外套，激动又紧张。
我给领导打了电话，对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声音亲切。得知我明天要入职，她说：“那我明天带你熟悉一下。”我感觉社会重新接纳了我。
现在我已经入职两个月了，还在试用期。我们部门的活儿比较轻松，很多同事都只工作半天。我很佩服他们身上的松弛感。相反，我总是很紧迫，回到宿舍也在干活。前两天，我花了两个晚上完成了以往同事将近一个月的工作量。之所以提前做，是因为我害怕之后会遇到我不懂的事，要额外花时间学。
尽管同事们都说，不会有人过不了试用期，我还是非常担心，一直处在高度紧绷的状态。第一天上班，我特意翻出了一件黑色风衣。结果到单位后，我发现大家都穿着普通的棉服。
还有一次，领导通知第二天开会，要早上7:30到岗。我理解成之后每天都要这个时间到。我坚持了半个月，每天早上五点爬起来，通勤一个半小时到单位。后来和同事聊起这件事我才知道，不是同事集体迟到，而是根本不需要这么早上班。
紧绷感源于我内心对这份工作的珍惜。以前日子过得闲散，感觉自己好像不是一个正常人。
我现在的心态，就像一个非正常人在努力融入正常人的社会，害怕自己又被踢出去。有一天，领导在办公室里随口提了一句试用期，我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
去年，一家媒体报道了我“假装上班三年”的故事。前段时间，我专门找了一个下午，重看了那篇文章。我以为我会痛哭流涕，但我没有，好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
那篇文章发出来后，很多人跟我说羡慕我，认为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一年多里，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不用上班的我，看起来是随心所欲的，每天喝茶、打剧本杀、闲逛，但其实，我的内心惶恐、不自在。
我不想回到那样的状态，所以我拼命加班，想要留下来。一次闲谈，领导问大家，对未来有什么期盼。有些同事说，想要实现财富自由，天天躺在家里。
我想的是，希望自己永远有工作。
3月中旬，我在春天里拿到了第一笔薪水，公积金里多了2000块。和以前兼职收到转账的感觉很不一样。
同事这种关系，久违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特别喜欢去食堂，大家都说那里的饭不好吃。但我去的目的，是想和同事打招呼。每次听到同事叫我，跟我说“早上好”，或者是在吃饭时分我一点辣椒酱，我都会很开心。有一次，我给公司做了一个图解，不是什么复杂的工作。但大家都来夸我，说我做得真棒。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鼓励了。
上个月底，我去了一趟无锡，看樱花。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旅游。在樱花谷里，连片的樱花绽放，蜜蜂扑在花丛里，很有活力。春风阵阵，我感觉，好像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四月天。我住的酒店外，有许多船停靠在码头。坐在船上，离开码头的时候，我好开心，像自己也在启航，去往一个新的目的地。
图 | 在无锡看到的樱花
大鹅 28岁 蹲龄1年
海投2000份简历，我成功脱蹲
今年二月，收到北京一家世界五百强民营企业的面试通知后，我跑到老家商场，置办了一套正装，准备再次奔赴北京。
上一次来北京还是在去年7月。当时，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教育公司的采购工作，来到首都，准备开始新生活。没成想入职三个月后，我在国庆节回了趟老家，疫情大范围爆发。因为我的北京健康宝一直无法解除弹窗，没法返京，缺勤超过了一个月，我只能离职，继续待在家里。
断断续续地，我在家蹲了一年多。2022年年初，我离开了从业3年的土木行业。离职后，我回到山西老家，在县城家中与父母同住。去年过完春节，我抓紧“金三银四”的时机求职，但很多企业都没有对外开放岗位。在老家考事业编我也考虑过，但考试一直延期，时间待定。去年整个上半年就在这样的不确定里度过了。
图 | 大鹅现在居住的房间
我父母快六十岁了。一开始，他们还觉得儿子回家挺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焦虑起来。在他们看来，儿子接近30岁，工作没着落，也没有要结婚的迹象。这在小县城里显得很不正常。
那段时间，家里备的三箱二锅头喝得特别快。我爸很少在家喝酒，我也不常喝。我想，应该是妈妈为我找不到工作发愁，喝了不少吧。平时，她也会悄悄问我，要不要去某某叔叔手底下做事，“试一试总比在家坐着强。”
我爸不会直接表露他的关心，他会背着我托当地的亲戚帮忙找工作。时不时我会收到亲戚打来的电话，问我求职的意向，我就知道是父亲在帮我。他觉得，儿子待业，是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今年一月中旬，我从新冠中痊愈，招聘软件开始放出不少岗位，我就重新开始了海投，给车企、新能源等各领域的采购岗投简历。
我手机里装了3个求职软件，每款软件每天都有投递上限，一共能投280份，我会把额度都用完。姐姐也会帮我投简历。不出十天，我就投出了2000多份。我也托了朋友内推，不过最后都没有回音。
我想，除了有工作经验的人在求职，还有1158万高校毕业生也流入了今年的就业市场。尽管疫情放开后，岗位增多了，但求职的人也在增加，招聘要求自然也变高了。
就在我逐渐丧失信心的时候，我父亲住院了。父亲是收废铁的，今年过完年，他去山上矿区收铁。因为连日劳累，他在一天清晨感到胸口疼痛，喘不过气，紧急就医。我一到医院，医生就让我签病危通知书，并缴纳一万多的住院押金。我全身上下只有一千多块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最后还是刷了父亲的卡。
经历这次意外后，我没有再考虑老家的工作，决心去北京。因为以老家的薪资水平来看，我完全没有能力抵抗风险、照顾好家人，我需要努力挣钱。
二月初，海投终于起了效果。一家北京的公司给我发来了面试邀请。这是一家电子行业的世界五百强民营企业。我到北京面试，发现将近6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坐在大厅沙发上，我手里捏着四张简历，周围人的状态很紧绷，都在老老实实排队，等待面试。我感到压抑，就和旁人聊了起来，想摸个底。
来应聘的，挺多都是985、211的硕士。我是211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心里一下就没了底。去年夏天，我面试的两个北京公司几乎都不怎么看学历，更多关注工作经历。
今年情况明显不同。第一次和公司HR电话沟通时，对方就强调了学历门槛。线下第一轮面试时，他也在简单沟通后重申了招聘条件，“985和211以下的，我们暂不考虑，33岁以上的，我们也不要。”
二轮、三轮面试时，我父亲还躺在医院，我全天陪床。在照顾父亲间隙，我抽空准备面试。医院人多噪杂，和主管、总裁的一对一面试，我都是坐在楼梯间的地上完成的。历经半个月，我从60人中，抢到了这份采购工作。
从土木工程到采购，转行并不容易。晚上九点多下班，我坐在中关村地铁站跟前哭，一边哭一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不能哭着上地铁，太丢人了。这些委屈我没和任何人说过。我知道，我转行，能力不足，走到哪里都会被骂，不过是被不同人骂罢了。现在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主要任务是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协调上下游。忙起来，一天能打40多个电话，除了吃饭，没有休息时间。
不过，可能因为我以前是干工程的，被压榨惯了，这个强度还不算辛苦。那时我的时薪最多20块。我现在的目标是奔着月薪3万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橙子 30岁 蹲龄3年
背负“精神病人”的标签，重新出发
不久前，我去理发店剪掉了长发。看着镜子里齐耳短发的自己，我感到陌生。过去近三年，我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丢垃圾、拿外卖，我几乎不出门。因为不用上班、社交，我的作息很混乱，失眠也严重，时常会出现耳鸣。由于吃药，我的身体发胖得厉害。成为“蹲族”后，我再也没买过衣服，以前爱打扮时买的化妆品也都过期了。
四年前，26岁的我结束留学生涯，从英国回国。由于家庭变故，我的父母在2020年开始闹离婚，这让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亢奋，一会儿低迷。兴奋时，为了发泄，我会疯狂购物，买东西送人，刷爆信用卡。如果情绪跌入谷底，我又会想做一些极端行为，求得别人关注。
父亲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他看到我状态不稳定，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我被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到现在，每半年我都要给社区提交一份体检报告。
被送到医院时，我的手脚被束缚在床上。大剂量的药让我不停做梦，出现幻觉。在医院里，没什么事可做，每天就是吃饭、吃药、睡觉。疫情期间，医院的管控很严，连放风的时间都没有。
有一次，我拉窗帘时不小心把钩子扯了下来，医生误以为我有自杀倾向，把我关到开放式的格子间里，吃喝拉撒都在那里解决。旁边住的，都是一些情况严重的病人，半夜三更会一直嚎叫。
我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读书也不差，上学时是班干部，在大学里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但在我确诊后，我父亲到处求人帮忙，导致我住院的事人尽皆知。这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是一个给社会添麻烦的精神病人。
住院一个月后，我在2020年11月找了一份感兴趣的工作。但不到一个月，对方就以“暂时不需要我这个岗位”为由把我辞退了。这让我陷入了很大的自我怀疑中。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找过线下工作，把自己关在租住的青年公寓里。这几年，过生日、过年都是独自一人。
这两年生日，我都许愿，希望自己能早点经济独立，养活自己。但因为自卑，我害怕接触外界，所以我尝试的都是线上工作。我想过做心理倾听师，但购买课程就要上万，回报也不明确。因为看不到未来，我最后也没实践。线上配音我也试过，交了钱后，被通知“疫情期间暂不开课”，也没了下文。
疫情三年，给了我很好的借口逃避，因为防疫，常常封控在家，不方便线下找工作，家里人也就放宽了对我求职的压迫。
去年下半年，我父亲因为同学聚会，顺道来我住的城市看我。他告诉我，养我到18岁已经是尽责了，他以后不会再给我打生活费。迈入2023年，我的内心更紧迫，年底我要30岁了。经济上的压力和放开后的环境都让我想在今年做出改变。
四月初，一个朋友找到我，建议我试着做产品代理。留学时，我学的和销售有关。加上我朋友一直给我鼓励，我就在4月1日那天，和她一起参加了培训。
我穿着运动服就去了，到了现场，才发现所有人都身着正装。培训的内容是一些销售技巧。在别人看来，这些内容很无聊，但对我而言，却是有益的。过去两年的生活几乎把我打碎了，我一直活在自我怀疑里，我需要一些奋斗目标，来对冲这种自我怀疑。
前两天产品到了，积压在家里。我看着心里发堵，想出门散心。我住的城市靠海，到了春天，海风也变得潮湿温暖。我一路走到海边，等待太阳落山。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一轮金色的落日悬在天际，映出了橘粉色的晚霞。
望着天空和海面，我感觉自己很渺小，烦恼也不值一提。日升日落，每一天都好像可以重启。
我打算，先调整自己的状态。不强迫自己一定要把东西卖出去，不去想付出会不会有结果。先走出去，先开始。
图 | 在海边看到的落日
一木 33岁 6个月
创业脱蹲，希望挽回一段感情
前几天，我的前女友做了个小手术，我去医院看她。临走前，她提醒我要好好准备这周末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们还在一起时，她总会在考试前提醒我，要记得报名，还陪我一起看书。
这段感情始于2021年8月。她比我大两岁，是厦门大学的硕士。我在2017年结过一次婚，和前妻有个孩子。平时，她会给我的小孩买衣服、玩具，对我的父母也尽心。但因为一些家庭矛盾无法开解，她在今年3月中旬跟我提了分手。我心里清楚，我的待业问题也是分手的导火索。去年11月，我被裁员了。公司给的理由是，“暂时不需要企业培训这个岗位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失业。2009年，我考上了一所厦门本地的二本院校，读机械。专业是我姐帮我选的，我不喜欢，到大二就辍学了。离校后，我创业过，但失败了，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负债二十万。待业间，我还差点被骗进传销组织。
辍学后的几年，我断断续续待在家里，靠父母资助。最颓废的时候，我每天在房间里打游戏。刘海都盖住眼睛了，也不剪。我也不和家人说话。父母叫我吃饭，我也不出去，等他们回房睡觉了，再出去吃。
直到2014年3月，我在亲戚的介绍下开始做保险，生活慢慢回到正轨。卖保险没有底薪，只能靠自己拉客户、扫街赚提成。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充实，业绩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后来，我还被公司选拔成了内部培训师。
2018年年初，我跳出保险行业，往企业培训师的方向发展，中间有波折，换过8家公司，但待业期没有超过两个月的。
去年失业后，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我投了六七十家公司，简历要么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直接说不合适。中途有十来个面试吧，有一些是我觉得不太合适，还有一些是没有进二轮面试。我猜，大概是因为我的学历和年龄吧。
找工作不顺，父母的唠叨让我更焦虑。他们劝我，实在找不到，就先随便找一个，一个月拿三四千也比没有好。但一个月三四千，能干啥呢？
因为求职一直不顺利，去年12月底，我琢磨换个思路，想创业。我发现厦门本地没有儿童剧本杀。我想把厦门当地景点的历史故事编成剧本，带小朋友一边玩，一边学历史。折腾到二月底，我发现，凭我一己之力，能搜到的资料太少了，无奈放弃。
第一个想法落空后，我又想做自媒体，把我的创业故事记录下来。我想了一个引流的办法——去人流量大的地方卖手机壳，给账号造势。我花了500块，进了200多个手机壳，准备拿去卖。但因为新买的电话卡迟迟不到货，没法注册账号，做自媒体的想法也暂时搁置了，手机壳堆在家里。
三月底，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摆摊，做石膏娃娃。石膏娃娃的成本不高，款式也多，符合年轻人审美。我花了700多块买样品和颜料，又花了300块置办摆摊物料，打算下周出摊。如果生意好的话，未来可以往手作店铺的方向发展。
图 | 一木为摆摊进的货
线上的生意我也在做。不久前，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联系到我。他花5000块钱买了一个淘宝皇冠店铺，卖Chatgpt账户，让我来做客服。不过目前，生意不太好，只卖了12单。为了引流，我们打算之后做直播，教授课程。
失业这段时间入不敷出，压力挺大的。为了赚点钱，我兼职接单，帮人做PPT，一周挣个几百块。
其实我和前女友在性格、喜好上，都很合得来。分手后，我们还会偶尔见面。有一次，她跟我说，希望两个人在一起是“1+1＞2”的。听到这些，我很愧疚。
她作为投资公司的风控总监，工作很辛苦。多赚钱，想躺平，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比起她身边朋友的伴侣，33岁的我还一事无成。所以，尽管现在诸事不顺，但我还是不会放弃。我需要多赚钱、早点脱蹲，才有可能挽回这段感情。
撰文 | 吕煦宬
编辑 | 温丽虹
================================================================
谁是吴军豹
"
2023年3月31日，豫章书院一案开庭重审，公诉机关指控，吴军豹等人以关“小黑屋”的形式紧闭学生240余人次，涉嫌非法拘禁。而在2020年的一审中，吴军豹判处两年十个月刑期。
吴军豹是豫章书院的创始人、校长，他被一些家长称为“救星”，却是遭拘禁孩子们眼里“魔鬼”。如今豫章书院案发已经5年5个月，携手揭发的少年们已经长大成人，而始作俑者吴军豹仍然面目模糊。
豹
2023年3月31日，上午9点30分，萍乡市安源区法院准时开庭。
法庭上，吴军豹坚持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阳光学校
很难界定吴军豹到底是谁。
如果不是经历了曝光、警方调查、闭校、批捕和认罪，你会发现，吴军豹和他的豫章书院曾是那么光鲜和正面。
关于豫章书院的创始人、最大股东、“山长”吴军豹，有关部门有一份调查，这样介绍：吴军豹，男，汉族，1979年11月8日生人。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濡溪村60号。大学本科，民主党派人士。职业：南昌心理学会副理事长（社会职务）。
月亮的暗面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