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646)

教培女校长失业后的「体面」人生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3-04-03 21:14 Posted on 北京

 

文 | 王琳茜

编辑 王一然

 

 

价格与价值

 
杨晶晶的旅居生活计划是,每到一个新城市,都去面试几家公司,看看自己在市场上能被“卖”到什么价格。

大部分价格不尽人意。杨晶晶得到的最高价是4000元底薪,加上绩效能多一千,依然和教育相关,其余工作均价在月薪3000元左右。夸张的是,和她竞争的都年纪更小、学历更高,“3500块(月薪)的工作,你不干一群研究生抢着干。”

她已经29岁了,未婚未育,是招聘市场上“最不被需要的人群”之一,目前的价格还是在有七八年教培经验的基础上,同时需要忍受一定的附加内容:早晨跳操、大喊口号的企业文化;朝九晚六挤地铁。这都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之前,教培吃尽红利时,杨晶晶连教师资格证也没有,但月薪是15000元。

她尝试过考公、考编,也参加过销售面试,最后都放弃了,受不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去年7月,赶上疫情封控,她开始留意线上工作,最终找到了一家线上数据标注公司,从此稳定接单。

现在,杨晶晶24小时都可以在家里度过:一张床上桌,白色条状、桌脚有滚轮,工作也在床上,不需要和任何人接触,交流都通过线上完成。一整天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卧室里只有键盘鼠标发出的“咔哒”声。

这份工作月薪大约三到五千元,难得的是,可以勉强保留一些“教师”的价值感。刚入行时,杨晶晶看到的宣传语是: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是AI的“老师”——作为一名数据标注员,给AI的算法学习及优化提供样本,她需要对着屏幕里的数据进行标注和加工,不断拉框、画图,这些图片大部分和道路、建筑有关,有点像填色或者勾线游戏。

 

杨晶晶现在可以全天在床上完成工作。讲述者供图

现实时间仿佛静止了:出门的需求和说话一样,变得越来越少,某一天,杨晶晶忽然发现自己的口红已经过期了,许久没有使用,都被遗忘在角落,衣服网购了几件新的,试穿后被再度挂起来,吊牌都没摘。

一次,她看到群里跳出一条消息:完了,我今天下楼看到快递小哥都想拉他聊两句,太久没社交了。杨晶晶觉得好笑又真实,这是个“数字游民”交流群,成员在全国各地旅居、居家办公,工作时间自由,以及“都很孤独”。

但在两年前,杨晶晶无法想象这种“零交流生活”。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做过电梯公司文员,4S店信息员,给百度公司做了一周外包,又在消防器材公司待了三天,最后留在了教培行业,“当时去补课班,学生们都挺喜欢我的。”她第一次获得了成就感。

教培机构里,杨晶晶爱笑,声音饱含情绪,认同别人的时候会认真地说“是的”,一年大部分时间,杨晶晶都在说话。尽管她只有民办大专毕业证,在这个行业干了七八年,她是成功者,最终当上青海一家教培机构的校长。

还有一个特殊的、没有明确头衔的身份,杨晶晶是学校里最难搞的学生、家长的“负责人”。同事应对不了的问题学生,都归到她手底下,甚至可以凑出一个小班。有不少家长特意找到她,付大几千元课时费,目的不是补课,“能不能跟我孩子聊一聊?开导一下他。”

直到2021年7月,“双减”政策之后,杨晶晶和所有员工谈完,她是“被自己裁掉的最后一个”。

所有的“认可”也随之消失了,她掉进了另一种生活。

 

被“标注”的现实

大多时候,数据标注员的生活是单调的,一个项目超过6小时没人接手,就会被传到其他人的数据库中,这由AI提供的云计算服务协助完成,为AI提供数据的工作,同样由AI进行监督,杨晶晶被监督着,这极度“减少了摸鱼的可能性”。

这也是她曾经最反感的工作状态。她去深圳出差时,住的地方离腾讯不远,每天凌晨1点,整栋楼通明,看起来还是满的,她感觉里面每个人都是高负荷状态,薪资也没高到夸张,和自己做教培差不多。那时她没想到,两年之后,和人工智能打交道的数据标注员,成为了自己最后的出路。

每天,杨晶晶至少标注5小时,期间整个身心投入工作,有时需要熬夜。她标注的是地图方面,不同属性的物品对应不同的颜色,树木是深绿色,草地是浅绿色,篮球场是蓝色,房屋是红色。这份工作反过来影响她,每次走在路上,看到小区附近的学校,杨晶晶控制不住地在心里想:教学楼属于房屋,房屋是红色的。

而面前的路,如果宽度长于5米,应该是一条道路,如果小于5米呢?可能是一条私家车道,如果在别墅区或商业区,那又是不同的标注。这是她最近最厌烦的项目。

不是每一次都能心情平静,像数念珠一样做完,她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每个项目相似,差别细微,打开图片密密麻麻,全是数据和线条,杨晶晶开始烦躁:“又要改线,又要改路宽,真的很煎熬,完全做不下去。”错误率变高时,效率也在下降,一张图可能要做上一个小时,甚至更久。

 

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

这是数据标注员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在各个视频平台搜索,你都能轻易看到,他们可能在车间,可能在家里,相似的是电脑屏幕,微微皱起的眉头,以及长久的沉默。

五年前,在河南郑州某个小县城,20岁出头的李腾就开始习惯这种沉默。他们在类似电商园里的工作室,不大的房间里有二十几台电脑,李腾是第三个员工,此后赶上暑假,有刚高考完的毕业生、放假的大学生,最多有十六七个人。假期结束,只剩下五六个。

李腾干的项目据说和百度对接,每人发一份视频和文字教程,看好后做练习题,正确率达到标准,就可以开始干活。他觉得没什么难度,“也是底层工作,就跟搬砖差不多。”

工作室老板和李腾年纪相仿,很早辍学,知道的渠道多,经常干冷门活计,老板介绍,这是大数据,无人驾驶系统的基础架构,李腾觉得“怪高大上的”。

他的工作和杨晶晶类似,但那时工作内容比现在简单得多,主要是2D平面图像,导航车拍摄路上的照片,数据标注员负责标注:这个障碍物是栏杆,是红绿灯,是人,是狗,一组照片标完,钱就到手,计件结算。

逐渐熟练后,最多时,李腾一天能拉6000个框,工作将近12小时,但现在,单个框价格已经从1毛2分降到了6分甚至以下,还有些工作在项目单上消失了,李腾猜测“可能是被有背景的工作室截下了”,事实上,由于AI的自动识别能力也在进步,这些工作已经不需要人来做了。

两年下来,李腾的头发掉了一堆,他仗着年轻,把这份工作当成全职,一天最少标注8小时,到了饭点也舍不得放下电脑,只能家人送饭过来,然后抓紧扒几口,继续拉框。

高强度工作带来的,是比杨晶晶更严重的“症状”。那两年,走在路上,看到行人,身体朝向多少度、是站是蹲、身侧是一根柱子还是一片围栏,李腾都会在心里拉框。他还曾为美颜软件做过标注,眼睛、睫毛、嘴唇,每样都有对应颜色,为了提高效率,李腾反复背下这些信息。有一天,他和家人对视,发现自己在心里无意识地对熟悉的五官开始框选、填色。

他也在那时养成了听恐怖小说的习惯,为了缓解标注的枯燥和重复感,李腾一般会听语音电台、有声小说作为背景音,其中恐怖小说效果最好,汗毛竖起的时候,睡意也消失大半。哪怕现在已经从事其他行业,他的电台会员仍在续费。

 

老师

刚入行时,屏幕那边的培训老师比自己年轻,这时常让杨晶晶有些尴尬,尤其是当标注内容出错时——自己做老师时,她经验丰富,被所有人喜欢,现在却又变回了学生和“小白”,只能重新学习。

和杨晶晶同批入行的人,有不少都辞职了,还有的一直停留在最初水平,只能做最简单基础的工作,比如标注一些方言、语料,工资极低,杨晶晶已经开始上手中上难度的工作了,涉及到一些画图技能。

她把这归结于自己的学习能力,有时老师直播讲解的内容不甚清晰,杨晶晶判断“他自己会做,但不太擅长讲给别人”。她觉得自己的沟通和表达能力更好,可以给其他人转述更清楚,可惜大部分时候,她和同事们没什么交流机会,只有项目出错时,才会简单对话几句。

一切和做教培时太不一样了。那时,杨晶晶比大部分教培同行学历低,但学生们都喜欢她,最初教课时,她每次都要课前突击复习,或者干脆说“这道题老师也没有弄明白,我们一起研究好吗?”,学生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说的老师;后来她被调到管理层,找她的学生更多了,求她帮忙开导心结、规划未来,下属们也佩服她“擅长和学生打交道”,这都让杨晶晶觉得自己“在机构里是不可替代的”。

她有着不少观察,学生们缺乏生活技能,因为高考而焦虑,对未来含糊不清,杨晶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是看到学生人格的那个人。外地参观学习时,她偶遇一个轻生的高三学生,在场的老师都不敢说话,她上去抱住学生大腿,阻止他跳楼,安抚谈话,后来离开时,那个学生给她鞠了一个90度的躬。

那是她职业的高光时刻,“大部分老师都只会教书,不会育人。”她觉得自己会育人。哪怕现在,每年高考季,还是有新的学生和家长被她的老客户推荐,请她帮忙做志愿规划。

 

杨晶晶做教培时的工位。讲述者供图

但现在,这些都派不上用场。数据标注不需要任何共情和感知。每一个数据标注员都面目模糊,杨晶晶和同事们都不知道彼此的长相、性格和现实生活,可能某天换了人也不知道。

有些时候,杨晶晶感到难以忍受,同事像网友,而所谓的“学生”——被标注的数据没有情绪,不会给“老师”任何正向反馈,AI更不会,她甚至不了解数据具体供应给哪些AI,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都有保密协议,数据标注员很难知道产品如何落地。

唯一会变化的,只有随着标注数量而跳动的工资,连标准也不具体,杨晶晶大概知道,它和标注的平方米有关,有点像粉刷工。这谈不上任何价值感,更别提教育,宣传语里“AI的老师”,成为了一个轻易就能被戳破的骗局。

但她依然没放弃。她盘算着,等学得再深入一点,掌握了技术内容,就可以给数据标注员讲课,对着屏幕后的真人,自己肯定更亲切、内容更加容易理解,毕竟“我教别人学东西比他们更好,因为有时候做技术的,教课不是特别全面。”

 

药渣

不过,这个计划的前提是,数据标注员依然被行业需要。有一次,一个之前认识的行业“大佬”讲起,“未来哪怕是你家门前的一棵树,一片叶子,都会被标注。”语气兴奋而夸张。杨晶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似乎是必然的未来,她心里也有期待,但“所有行业都被替代了之后,人怎么办呢?”

杨晶晶不止一次感受到,“它太聪明了,教会它,它就替代我的工作。”她刚入行时做过的比较基础的标注项目已经取消了,现在,“AI已经能自己识别了,它不需要(人)了。”

已经转行,但偶尔还会做数据标注中介的赵一珥说,数据标注员起初是药材,看起来平平无奇,熬制成中药却能发挥作用,可当一切都被“熬”给了人工智能之后,智慧、精力都被榨干,就成为了人工智能的药渣。

“如果你告诉他,熬的过程很痛苦,你觉得他会来吗?”赵一珥每次宣传招聘一般会说,这是前沿行业,和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相关,底薪3000块,多劳多得。事实上,大部分员工都只能拿到底薪,每天要求的标注量太大,很少有人能超额完成。大部分员工会在三个月到半年左右流失,“那就招下一批。”

这是个吸收人体智力的行业,但人从中学习到的技能有限。不过,赵一珥会描绘成:这份工作让见证了目前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是很多科技公司最急需的内容,通过你的标注就能知道行业发展方向,以及未来趋势——你可以把握未来。

但如果听实话,赵一珥的声音抬高,带着讽刺:“没啥作用,你说你天天画个框你有啥作用?”

“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药渣,入行(招的)就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很聪明的人就不会去干数据标注,你知道吗?”他说。

数据标注员的基础薪资也在下滑,虚假宣传、层层外包越来越多,赵一珥觉得,行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另一方面,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在提升,基础碎片内容要么被AI取代,要么单价极低,而更高价格的工作,对学历和专业的要求都在上涨。

半个月前,赵一珥刚把一个单子转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团队,那是一个涉及土库曼斯坦语的标注,“只能找研究生来做。”

 

“AI也在学习。”赵一珥形容,人工智能起初是一个小学生,经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就可以教它,“但现在它越来越聪明,可能差不多是高中水平了,就需要更高学历的去教它。”

并不是所有的AI都是聪明学生。和现实的学生一样,“优等生”可能出自最顶级的科技公司,背后有更高级的算法、更完备的数据支持,而其他“在普通中学就读”的AI,则没有明显的“智商”差异。

“在特定框架内教它还OK。”有四年工作经验的AI训练师宋子露说,标注最终目的是得到数据,训练出更好的模型,而人工智能想要更好适用于场景,往往需要训练师。“教机器人像教小孩,可能比小孩还要再笨点。”她说,教育孩子也一样需要规则,比如“今天就是不能吃棒棒糖,哭也不能吃”。

还有一点是非常耐心地重复,宋子露还是觉得教小孩更轻松,不用重复那么多次,机器人起码需要训练10-15次。

这些都是杨晶晶不了解的,数据被标注后的流向——实际上,杨晶晶找到的“做老师的感觉与体面”,可能是整个人工智能行业最下游的那个。

相比之下,宋子露更像AI真正的“老师”。她也和杨晶晶这种外包数据标注员打过交道,他们曾在公司驻场工作。标注员给宋子露的感觉是压抑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交流,很少有人说话,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像现实里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近几年,宋子露和赵一珥一样,感觉行业在下滑。普通公司处境尴尬,做AI创造的价值有限,落地存在困难,放弃了又可惜,毕竟“这似乎和未来紧密相关”。

宋子露入行那几年算是大爆发时期,但具体从什么时候,风头渐渐过去,很难找到确切节点。而数据标注员们可以从单价上感知,1毛、8分再到4分,一条向下的折线,对于宋子露来说,就是去年年底,一个项目被临时取消,然后她被裁员。

紧接着,自己的AI学生也被砍掉,这让宋子露忽然对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感产生了怀疑,“好像没有在这个行业留下任何东西。”

她起初以为,哪怕到不了“桃李满天下”,至少真的有“学生”长大成人,她甚至会幻想,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他,“这是你妈妈当年教的AI。”但事实是,AI被关闭后,宋子露再也找不到它。

ChatGPT的来临,多少给宋子露带来了一些信心——不少人都相信,这个行业能再度焕发生机,跟AI相关的新闻开始每天更新,世界正在飞速变化:每个行业都不可避免地要和AI打交道、AI实现商业化落地之后,需要找到客户、落地产品,然后就到了AI训练师的工作,这一切看起来并不遥远。

 

体面

今年1月,杨晶晶回到西安定居,旅居那段时间,她喜欢上了参加交流会,一般发生在小酒馆或者咖啡厅,不少人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想法,这也是她为社交做出的努力。刚到西安没几天,她就忍不住又参加了一次交流会。

她注意到一个女孩,和她算半个教培同行,做留学工作。起初杨晶晶有点惊喜,很想和她多说几句话,但她没想到,在分享完自己现在的工作之后,那个女孩不断地否定她:“你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这是杨晶晶第一次在交流会上被指责,女孩把她从头批到脚,“你做着这样一份不稳定的工作,自己心里也觉得不安稳。”

杨晶晶有点生气了,她想“你和我讲稳定?经过疫情,你觉得什么是稳定?大厂都有35岁的淘汰期”。但她最后没有反驳,不想让人难堪,她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场了。

她开始想念在成都的日子,说自己是数字游民、做标注时,杨晶晶能明显感受到身边好奇的眼光、觉得她很酷;而在西安,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前教培机构从业者”,但马上会被追问,“那现在呢?失业了吗?”

最后她只好说是“一个简单的地图绘图员”,再后来无所谓了,“我就说我是个画图狗。”

杨晶晶变得更沉默,也不愿意出门。实在标注不下去、不想干了,她就会逼自己看人们早高峰赶地铁的视频:狭小的车厢里,每个人都被挤得疲倦、失去尊严的样子,只是看着就感到痛苦。杨晶晶看了一会儿,忽然又能打起精神来,爬起来继续标注,“感觉有点变态。”

 

杨晶晶近期参加的交流会。讲述者供图

2月底,杨晶晶又参加了一场教育行业面试,希望有条退路。面试前,杨晶晶给自己打了预防针,觉得“他们肯定瞧不上我”,应聘者一共8人,全是前教培机构从业者,来自新东方、优胜和学而思,他们都表情热切,急迫想要得到工作。

在那个场景里,杨晶晶忽然有个奇怪的联想,好像去了那种带服务的KTV,每个人都在被挑选,面试官的态度轻浮、不尊重,一律把他们都归为“搞应试教育的”,并要求上班时间是下午1点到凌晨12点。其他人都忍了下来,她有些崩溃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她强迫自己留下,但表现得很不耐烦,差点和面试官吵起来。

那之后两个星期,杨晶晶没再出门,她不得不承认,还是受到了一些打击。生活变得只剩下标注一件事,她开始尝试着在标注公司带几个“学徒”,这起码又是老师了。

但纠结和焦虑总会突然刺痛她,就像标注图片上一团乱麻的线条,半个月前,杨晶晶又换了个项目,工作也停了几天,她解释:“AI越来越聪明,原本类型的数据升级了,要更新项目。”某个下午,压力堆到一起,杨晶晶觉得太憋闷,她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除了扔垃圾,连门都不怎么出。她赶紧又投了一份简历。

几天后,杨晶晶接到了面试通知,职位是高考志愿规划师。她面试表现得不错,但要求6000元无责保底月薪,提成按志愿单量给,和她竞争的另一个女孩,研究生刚毕业,只要4000元底薪就干。

很快,杨晶晶收到了拒绝回复,她无可奈何,“那个女孩还要租房,四千块钱怎么也愿意?工资就是这样被卷下来的。”

她又回到了标注的生活。一个好消息是,ChatGPT的火热是个明确机会,因为只有通过大量的数据标注,才能对AI进行算法训练,“这是一个前置动作。”杨晶晶还有另一个逻辑,哪怕AI学习能力再提高,那些最基础的工作没有几年也标不完,“我们国家这么大,光方言就有多少种。”

这让杨晶晶开始着手做培训了,先从社交账号开始,在“同城找工作”、“副业兼职”话题下,她发了几个帖子:基础地图绘制,可远程兼职,带徒陪跑。3-5天上手。西安附近可面谈。她录制了视频作为教学参考,简单讲解了些数据标注内容,配文“我只工作不上班”,标签“努力工作快乐生活”,还建了自己的培训群,在里面答疑解惑,分享一些简单的标注项目转单。

重新和人打交道,杨晶晶终于找回了那份久违的体面——视频评论区,一个加了她培训群的网友留言:“特别好,这两百花得值,以后要开始副业赚钱了,谢谢杨老师。”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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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出生后,我成了家里多余的人

 大山 全民故事计划 2023-03-06 07:21 Posted on 北京
她越来越想不通,这样辛苦是为了什么,即使她念完大学,也并不一定找到一份好工作,她也不想再让家里掏钱供她上大学。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95个故事—
 
前 言
 
三岁丧父,母亲嗜赌,童年本就不幸的她,在母亲改嫁后的重组家庭中感觉自己格外多余。大三时,需要解决学费与生活费,淑琳选择了辍学,来到厦门开始自己的路演生活。
 
如今,淑琳已经在厦门街头路演两年了。
 
我叫陈淑琳,今年23岁,来自福建泉州,目前在厦门街头唱歌,已经唱了两年了。
 
这是淑琳惯用的开场白。
23岁的淑琳,在某音上拥有十几万粉丝。许多人看到淑琳都会觉得这样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子,家境一定不错,淑琳听到后总是淡淡一笑。
淑琳出生于福建泉州,三岁时父亲便离世了。关于亲生父亲,淑琳甚至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就连名字也是多年后看到户口本才知道的。
在淑琳父亲的老家,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由于淑琳是个女孩,父亲一家对淑琳乃至淑琳母亲的态度都不太好。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们对于淑琳母女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
于是,母亲决定带着淑琳离开那个家。
直到今天,淑琳都很庆幸当时母亲没有放弃自己独自离开,而是选择带上她。
淑琳的母亲之前靠织毛衣补贴家用,离家之后在海边一个废弃的小房子里经营大排档生意。“那个房子非常小,不到十来平,当时就是挣一点是一点。”淑琳回忆道。
在淑琳读小学时,母亲认识了现在的继父,当时继父的家庭条件也很糟糕,欠了很多钱。母亲再婚后,没再继续做大排档,她找到淑琳的外婆借钱买了一辆大卡车,和继父一起运起了垒地基的石头。夫妻俩常常晚上出去上班,白天淑琳在学校的时候才回家。
那几年,淑琳很少能见到他们。
后来,运石头的生意失败,继父离开家里出去打工,家中的债务及日常开销全部落到了母亲身上。然而在赌博风气盛行的落后村子里,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却走上了赌桌,希望通过小赌来维持生活的平衡。
但赌博就像一个无底的漩涡,母亲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赌瘾。
淑琳小时候起,家里便经常有人来讨债。
后来,老家的房子拆迁了,但得到的赔偿款并不多,其中一部分也被母亲赌掉了。
童年时光,淑琳一直过得小心翼翼,生怕惹怒母亲。2005年,母亲和继父生了一个弟弟,淑琳最后一丝希望也失去了。相较于淑琳不被待见的出生,弟弟由于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一出生便得到了全家人的宠爱。说起弟弟,淑琳苦笑着说:“有事情出错了,因为我年长,又是女孩子,还不是这一家的,什么错便都是我的错。”
全家的溺爱致使弟弟养成了不学无术的性格,初中没念完,弟弟就辍学了,也一直没有工作,只能不断地向家里要钱,如果没要到钱就会骂人。比较闹的时候,弟弟甚至会从厨房拿刀出来。淑琳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也没办法,“其实拿完之后他自己是害怕的,他就是一时冲动,之后就会在那哭。”她并不相信弟弟真的想要伤害家人。
前段时间,弟弟犯事了,还没有判下来,淑琳听说是因为有点涉黑。对此,淑琳反倒觉得这对弟弟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在里面可能他会有一些反思,至少有一个思考的机会。”
 
“懂事的孩子没糖吃。”这句话说得没错。但淑琳有时候也会想,要是父亲活着,她的生活会不会和现在不一样。至少,她有一个真正的家。
 
母亲和继父结婚后,也许有过一段时间是后悔的,后悔带着她一起。继父也从不关心她,甚至连生活上的资助也没有。对她而言,继父就是一个如同邻居般的存在。
淑琳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她很爱玩水,难免会弄湿衣服。当时母亲为了警告她,直接放了一池子水,然后把她的头摁进水里。
有一次,淑琳在放学途中无意把外套弄丢了,回家后母亲将她关在房间里打。淑琳沿途找了一路,最终还是没找到,母亲甚至吓唬她说要拿热水泼她。
面对母亲的苛责,年纪还小的淑琳十分不解,她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她。长大后,淑琳开始渐渐理解母亲:“她身上背负着那么多压力和家庭债务,我能理解,或许她是怕我不听话,他们不喜欢我才那么严厉对我。”
初中时,淑琳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两三百块钱。母亲还经常忘记按时给她。
慢慢地,淑琳养成了存钱的习惯,十几岁的她就深刻意识到了钱的重要性。
有些时候,淑琳甚至连吃饭都得省着吃。早餐就吃一个馒头,中午和晚上都不打菜,只打一碗饭,再拜托食堂阿姨免费给自己加点肉汁,偶尔再多买一碗汤。
淑琳清楚家里也没什么钱,因此很少找家里要钱。
因为这样节省,淑琳在学校遭到了很多同学的笑话,有些人处处排挤她。
整个青春期,淑琳喘不过气来,甚至想过初中辍学出去打工赚钱,不过被母亲阻止了。
 
在母亲的坚持下,淑琳考上了高中。
 
高二那一年,学校提倡艺考,母亲在家长会上听老师说,走艺考能考个更好的学校,于是便打算让淑琳去学门艺术。
相较于母亲提出的画画建议,淑琳选择了唱歌。
对于是否参考艺考,淑琳仍然十分犹豫。
学艺术,必定需要花费一大笔钱,仅仅只是参加高三的集训,就要三万多块。
所幸淑琳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有存钱的习惯,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抵掉了一部分费用。一向严厉的母亲那时也说:“你不要顾虑那么多,如果你想学的话那就去学。”
此外,淑琳也成功跟老师申请分期付完学费。
就这样,淑琳在艺考前临时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集训。
然而,没过多久淑琳就发现艺考学习的内容与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淑琳一直喜欢的是流行音乐,但艺考要求的是美声,在此之前淑琳甚至都不知道唱歌还分这么多种。
淑琳常常把自己独自关在琴房里唱流行歌曲。这也遭到了老师多次的斥责,老师告诉淑琳:“你不能老是唱这些流行歌曲,你这样的话艺考的歌曲你是一定唱不好的。”
后来,在一次平时考核里,老师给了淑琳极低的分数,还把淑琳训哭了。
从此,淑琳就没再偷偷唱过流行歌曲,而是踏踏实实地学习美声。
她很刻苦,既然母亲花了钱,她一定要将这件事做好。
 
高考结束,淑琳顺利考上福建的一所一本大学,主修声乐。
 
大学期间,淑琳仍然对美声提不起兴趣,一心想要学习流行音乐。经过多方辗转,她了解到学校里有个老师在带流行唱法的学生,于是她联系到这位老师,开始学习流行音乐。
由于学校的相关规定,即使淑琳转到流行唱法的老师门下学习,期末考试却仍然要求唱美声或者民族来考核,只是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至少她现在有了选择的权利。
然而大学生活并不轻松,淑琳还需要自己解决生活费和学费。
由于是艺术专业,身边同学的家庭条件大都不错,吃的用的都不缺,更不用担忧学费跟生活费。有时候室友在宿舍也会谈到自己的家庭,说到开学放假会有爸爸来接送,每次谈论这些话题,淑琳都说不上话。她从心里觉得羡慕,但日积月累,她想到的却是逃离。
上大学后,淑琳很少回家,几乎每个假期,都去打工赚钱,有时甚至同时打几份工。
只是她越来越想不通,这样辛苦是为了什么,即使她念完大学,也并不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同专业的学生比她优秀的比比皆是。她也不想再让家里掏钱供她上大学。
况且,虽然母亲从没明说,但继父是不支持她读大学的。
大一入校没多久,淑琳便萌生了退学的想法,但被室友以“好不容易考上的”劝了下来。
大二那年,弟弟愈发混蛋,家里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淑琳常常接到弟弟打来要钱的电话,如果没要到,弟弟就说出一些伤人的话。
那些话有些不堪入耳,如果淑琳是他的亲姐姐,那她一定会骂回去,可惜她不是。
那段时间,她给自己的钢琴老师发信息说太累了,甚至会产生“活不下去”的想法。
到了大三,淑琳实在忍受不了,选择了休学。这一次,她没有听任何人的劝告,包括母亲的,母亲也只好无奈答应。她一味地选择了逃,逃离学校,逃离那个重组的家。
 
一开始,淑琳是在街头唱歌,挣的钱并不多。
 
其实在休学之前,她就接触过这样的“路演”。当时,淑琳在参加学校的歌手大赛后,发现自己上台非常紧张,有朋友鼓励她:“只要参加得多了,就不会再紧张了。”
她就跑到湖边的小亭子里尝试“路演”,给路过的游客唱歌。
淑琳在小亭子里唱歌丨受访者供图
 
刚开始路演,都是抱着锻炼的心态,淑琳并不太在意收入,一般一场路演能有几十块钱。
有时候碰到了城管,还会被赶走。
参加了区里的规范管理后,淑琳考下了街头演唱许可证,路演也正式步入正轨。
后来,慢慢有了一些名气,淑琳尝试和一些直播公会签约。
这些直播公会一般会签一批新人,严格要求淑琳留下一些打赏大方的大哥,也会教淑琳一些话术。淑琳需要不断地和观众聊天、需要去打PK,以便获得更高的收益。
那段时间,淑琳每个月最多能挣一万多块,少的时候也有六七千。
但慢慢地,淑琳发现自己总是被公会带着走,公会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种从小生活在重压之下的窒息感再次涌来。
在公会做了两三个月主播后,淑琳觉得很累,她不想继续去讨好别人。
于是她退出了公会,想纯粹靠唱歌来养活自己。
没法路演的日子,她会接一些影视剧跑龙套的活。中介会把群演们按天包给不同的剧组,一天从早到晚,200块钱。慢慢地,淑琳也会接到一些“特约”的工作。
所谓“特约”,就是会有两三句台词的群演。
特约的工作时间相对来说会短一点,日薪也会高一些。
她也没有想过自己哪天能够成为明星,那种被某个星探发现,然后一炮而红的传说在群演中口口相传,但这样的梦,淑琳从没做过。她觉得自己太普通了,只能一步步脚踏实地。
“如果真的站在聚光灯下,我是会退缩的。”她说。
靠当群演挣钱,唱歌路演的时间变得比较随机,她渐渐发现两件事不能兼顾。
纠结一段时间后,她放弃了群演的工作,专心忙自己的唱歌事业。
刚开始,淑琳每周一三五六路演四天,但每次路演都需要一个人连续三四个小时从头唱到尾,加上户外唱歌本就吃力,连续这么多场下来,嗓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但她慢慢也有了收获,当下的自媒体时代,只要坚持下来,名气就会起来。
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多,很多粉丝也会经常私信淑琳。
最开始,淑琳尽可能地回复粉丝的建议与鼓励。但慢慢她发现,一旦回复粉丝,对方就会希望再多跟她聊几句。回复多了,特别是部分男粉丝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想象和猜测,觉得可能是在乎他之类的,这让淑琳感到很困扰。慢慢地,淑琳也就不太敢回复一些消息了。
如今,淑琳路演的时候也会开直播,但很少跟人互动和聊天。
也有粉丝建议淑琳还是签一个好一点的直播公司,但淑琳知道,直播公会造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不想要有多大的名气,也不想被一些规则限制。淑琳坦言:“其实我如果做室内直播的话,收入肯定是会更高的,但我还是希望保持线下路演这种形式。”
一个月六七千的收入在网红领域相对较低,但她对当下的生活十分满意。

 

淑琳在演出间隙休息丨受访者供图

 

对于还未摆脱赌瘾的母亲和不成器的弟弟,淑琳也不再给他们金钱上的资助,她对母亲说:“如果你需要买什么东西,我都会给你买,但不会直接给你钱。”
母亲也默许了她现在做的事,不再干涉过多。
对于这些年家庭关爱的缺失,淑琳慢慢学会了释怀。就像在黑暗中独自踱步了很久,终于走了出来。她说她很喜欢的一首歌,叫《等下一个天亮》。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

 

口述 | 淑琳

撰文|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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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愚蠢的诉讼 -FormatRun58- 给 FormatRun58 发送悄悄话 (194 bytes) () 04/15/2023 postreply 21: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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