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辍学女孩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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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老家，母亲跟我拉家常，掰扯起村里跟我同龄的那些孩子们。其中，她讲得最多的是邻居德叔家的丽华。
我的老家在豫西南平原，那里一马平川，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工厂。村民世代靠种地为生，虽谈不上富裕，但比起偏僻的山区，日子要好过得多。
1985年，德叔和萍婶结婚。在德叔父亲的帮衬下，他们两口子年纪轻轻就在村里盖起了一座崭新气派的瓦房，外加一排配房和独立的小院，惹得不少人羡慕。生活好了，萍婶也日渐丰腴，只是婚后几年她都没怀上个孩子。村里人在背后笑话，夫妻俩一度为此发愁。
一次偶然的机会，德叔听说有个“拐了几道弯”的远房亲戚生了几个女儿，养不起。萍婶性格要强，早就见不得别人笑话她了，索性决定先抱养一个。他们在那几个女孩中选中了年纪较小的丽华，两家人约定，以后不再相认。
丽华生于1988年，被抱到德叔家时还不满2岁。虽然是领养的女儿，除了偶尔会被萍婶说一顿，丽华在这个家里并没有吃什么苦。
萍婶外号叫“麻袋”——村里人取的——笑她身材又粗又壮。她性格急躁、嘴不饶人，说话中气十足，吵架时能扯着嗓子骂半天都不歇。她撒泼时，邻居们都不敢上前接话，唯恐惹上一身臊。
德叔却从没跟村里人拌过嘴，他身高不过1米6，体型瘦弱，说话时声音不高，一副很憨厚的样子。他对丽华的疼爱溢于言表，每当萍婶气急了要打丽华屁股时，他总会一把夺过笤帚，领着丽华来我家串门儿。
相比起村里那些女孩，我认为丽华是最漂亮的。她皮肤白皙，有一双大眼睛，头发还是自然卷，活像个洋娃娃。她又爱笑，笑起来声音清脆，很讨人喜欢。那时我家跟德叔两家的直线距离不过百米，丽华天天跟我玩，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她性格也渐渐变得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
90年代初，农村的娱乐生活还不丰富，电视更是稀罕物件。我家买电视早，每天晚上丽华做完作业就来我家看动画片，看到激动处，她用力地摇晃我的胳膊，或趴在我的肩膀上咯咯笑个不停。到了饭点，萍婶来我家寻丽华，次数多了，我母亲忍不住打趣：“以后把丽华许给我们家怎么样？每天住这儿，我们当女儿一样疼。”
萍婶哈哈大笑，丽华飞也似地跑回了家。
丽华6岁那年，父母把我们一起送进了村小的“育红班（学前班）”，上学第一天排座位，我俩强烈要求要坐一块儿。下了课，我俩手牵着手去厕所，结果丽华跟着我走进了男厕。当时厕所里有不少男生，都惊讶地看着她，有的还哄笑起来，我突然明白了什么，赶紧拉着丽华出去。有热心的高年级学生对我们说：“女生不能在这儿，要去旁边的女厕所。”丽华羞红了脸。
村子里向来没有秘密，随着丽华渐渐长大，她的身世终究没能瞒住她。一次，我又听到萍婶凶丽华，就悄悄问她：“你想不想以前的爹妈？”她把头一偏：“才不想，他们把我送出去了，我为啥要想？”
日子就这么过着，大约是丽华的到来让萍婶“求子”的心情放松了些，又或是丽华真的起到了“招弟”的作用，两三年后，萍婶竟然接连生了一双儿女。丽华成了家里的老大，父母对她的爱难免会减少一点，这让她有些难过。
我曾看到丽华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不过抹抹眼泪，她又要继续回家帮忙照看弟弟妹妹了。有时我经过她家门口，喊她出来玩，她就对我摆摆手。这时堂屋里传出孩子的哭声，她就急忙转身跑回去——要是去晚了，肯定少不了要挨萍婶的数落。
2
1996年前后，我们周边农村的经济渐渐活泛了，我父母就借钱盘下村里临街的一个小房子开了间油坊。德叔家本就挨着村里的主干道，他改造了一间空闲的配房，让门窗都朝外开，开了家杂货铺。那段时间，德叔经常来找我父亲聊天，俩人把凳子往门口一摆，聊生意，聊村里的人和事，也聊村里的那些大学生。
农村孩子想走出去，路子并不多。那时我们村的大学生屈指可数，他们有的考学到了大城市，毕业之后就在大城市慢慢安定下来。有的退而求其次，回到县城找了份体面工作，置业安家。总之，他们靠读书彻底改变了命运，过上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
父亲和德叔对此很羡慕，他们希望自家孩子也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去城里讨生活。上学后，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成绩一直在班里排前几名，可丽华的成绩却一直处于下游。
2002年，我和丽华上初三，分在了不同的班。刚开学没多久，一天课间休息时，丽华出现在走廊朝我招手，我以为她有什么好消息要分享给我，没想到，她竟办了退学手续——那时，我们村里的大人默认，孩子读到初中要是学习还赶不上，就干脆出去打工，免得浪费钱。
我们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丽华，她才14岁，还是个孩子。她个子比我高出小半截，看上去就像我的姐姐，学着大人的语气，叮嘱我好好上学，以后考个好大学。那天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很失落。
因为还没成年，丽华只能先去县城的亲戚那儿帮忙，后来才去了福建打工。那几年我们各奔前程，她辗转于一个个城市，我则埋头于书海，假期时间短得可怜，跟她几乎没怎么见过面。高考结束后，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家人奖励了我一台电脑，我从村里的小伙伴那儿辗转问到丽华的QQ号，这才跟她重新联系上。
那天，我浏览了丽华的QQ空间相册，发现那些照片有的是在商场的柜台前拍的，有的是在海边拍的。其中有一张，她穿得时髦，站在沙滩上，眼梢带笑，开心地踢起浪花，整个人都很有神采——几年不见，19岁的她，个子又蹿高了一截，人更高挑了。她的皮肤本就白皙，再经过南方气候的滋养，就更水润了。
当时我只感觉眼前一亮，后来我到城市里见了更多女孩子，才模糊地意识到，那时丽华已经有点城里人的气质了。以前那种拘谨、土气，已经渐渐从她身上消失了。
进了大学没了升学的压力，我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那时每天只有一两节课，剩余大把的时间不知道要怎么消磨。青春躁动、精力旺盛的我迫切地需要一些寄托，除了泡图书馆，我跟老同学们的联系更频繁了。
那时候我经常跟丽华通电话，分享各自的生活。丽华跟我说，她刚到福建时无依无靠，直接去了一所美容学校学技术，“我当时就知道没技术以后肯定没有立足之地”。半年后，她毕业了，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暂时在超市里做收银员。后来，她总算应聘到了一家商场的化妆品店做销售，平常也给顾客做美甲、脸部按摩。
我讲起校园之大，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得花二三十分钟，“是我们初中校园的一百倍不止”，她听后啧啧称叹。我又说起校园里的湖泊、假山，还有每天晨读、跑步的学生们，“在大草坪上可以躺一个上午，无忧无虑”。
丽华很羡慕：“回老家时我一定要去看看，你带着我逛逛校园。”
我答应了，随后她又问：“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吗？”
“哪有那么快啊，俩人总要有个熟悉的过程吧，不得一两年嘛，怎么能说在一起就在一块儿？”
她听后默然，说家里人已经开始催她相亲了，一直喊她回老家工作。在我们老家，女孩十七八岁就可以出嫁了，不少媒人上门给丽华说亲，她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这妮儿生成好模样，这样貌，这打扮，放城市里也出挑。”
确实，那时丽华每次回老家总会带一个大行李箱，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时髦衣服和化妆品。她每天穿的不重样，身上还有香水味，用着最新款手机，跟村里人讲着城市里的见闻——那个小时候羞怯的女孩早就不见了。
3
相比起村里其他外出打工的女孩，丽华不用在车间里一天天守着机器转，时间也更自由。这使得她回乡聊起大城市时有了更多的谈资。只是在村里人看来，丽华主动向城市“靠拢”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还直接导致她一直相亲不顺。
从丽华刚成年起，周边几个村的媒人就陆续给她介绍了不少男孩。这些男孩大部分都早早辍学在外打工，在旁人看来，他们和丽华门当户对，十分般配。
可相来相去，没一个成的。丽华不想嫁回老家，她经常跟我说，“大城市多好，到处都是新的，老家哪儿比得了”。她说小时候因为天气太冷，她的手上都是冻疮，“口子裂开后生疼生疼”，到了晚上，她得盖两床厚被子才能扛过去。如今长大了，她还是怕冷，每年回老家过春节，她都要穿着厚厚的睡衣用电暖器暖手。
我感觉丽华似乎已经有点嫌弃老家了，有一次我俩又聊起老家，说起一些人在外头混了很多年，最后还是回去结婚生子。这时，丽华飞快地发来一行字：“我们老家好穷，我不要嫁给老家这里的人，我不要回去。”
我明白，丽华是真不想过村里人的那种生活——年轻时在外打工，几年后回老家相亲，婚后夫妻俩再一起出去打工，要么是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卖力气，要么是在工厂车间里熬时间。等女人生了孩子，不是两地分居等丈夫打钱回来，就是让孩子做留守儿童。明明结婚时俩人还一脸青葱稚嫩，奔波多年后，就只剩下一地鸡毛和满面沧桑了。
相比起男孩，农村女孩想“跳出农门”更难。如果没接受高等教育，又没有一股敢闯敢拼的韧劲儿、狠劲儿，她们就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其实，不仅是丽华不想回老家，我也不想回去。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离开农村去城里生活，回老家就意味一切回到起点，那是我们不愿接受的。
丽华的婚事一直定不下，德叔一家人着急不已。有人在聊天时跟萍婶开玩笑说，“谁能配得上你家丽华哟”，她就憋红了脸，回家后就对丽华没个好脸色。
春节时，一家人出去串门，本来气氛好好的，可话题只要一转到“相亲”、“结婚”，萍婶就忍不住夹枪带棒地骂丽华“不是省心的货”。丽华听罢扭头就走，德叔连忙制止，不让萍婶再说。这下萍婶更气了，连着德叔一块骂。
一次，被逼急了的丽华说自己在外面正谈着一个男朋友，不用别人操心。可德叔和萍婶让她把男朋友带回家时，她又说现在的时机不合适。一旁的媒人瞧出了眉目，问丽华到底想找什么条件的男孩，她说“没什么条件”。再追问下去，她就彻底不吭声了。
面对丽华的敷衍，媒人只轻轻地笑了一下。
渐渐地，闲话传了出来，说丽华在外头时间长了，心气儿高了，一般的男孩她瞧不上。说笑间，有人揶揄丽华是存心想找个有钱的老板，还有人又拿丽华的口音开涮，说这几年她跟村里人聊天时经常在乡音里夹杂着几句普通话，似乎是转换不过来了。他们在背地里笑话她：“不土不洋的，眼睛净往上挑。”
丽华大约也听到了这些闲话，跟我解释，说她刚到福建时说蹩脚的普通话，别人听不大懂，她就很努力地学习，一点点地纠正自己的发音。不知道是不是用力过猛的缘故，她再说家乡话时就有点“水土不服”，一着急就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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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时，丽华在城市里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化妆品店工作了两三年后，眼看商场的柜台租金不断增加，老板就打算撤店了。此时的丽华也厌倦了这份活计，想找一份更长久的工作安定下来。那时候，她手头已经攒了点钱，加上身边朋友的支持，就与人合伙开了家花店。花店小小的，开在一条不太起眼的街道边。刚开张时用不起人工，她就一个人进货、一个人卸货，和朋友轮流守店面。
在她看来，自己的店再小也算一份事业，她要慢慢做下去，直到在这个城市扎根。
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找丽华聊聊天，生意忙的时候，她只有晚上才有空。我听她在电话那边兴奋地规划着未来，说以后要扩大规模：“到时雇个人，那我就真成老板了。”
那些年，村里在外打拼的男男女女境遇各不相同：有的人老实打工，就赚点辛苦钱；有的人在大城市开游戏厅，赚得腰包鼓鼓；有的人诈骗、抢劫，弄得公安到家布网抓人；还有的人家里弟兄几个开加工厂，各种以次充好，招摇撞骗，村里人不仅不引以为耻，反倒一个个争着去他们的厂里打工。“成功人士”们开着豪车，吹嘘自己黑白两道都认，在村里极有话语权——在村里的人一些人看来，这世道就是谁有钱谁成功，至于钱是怎么来的，不重要。
当时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多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月收入也就两千多元，虽然比在土里扒食强多了，但无论如何都赶不上自己做生意。所以，当“丽华在城里做了老板”的消息传回了老家，舆论风向瞬间扭转，大家啧啧称赞：“这女孩在外面很能干”“这妮儿有志气，真有心，以后准有财运。”听到村里人也开始恭维自己的女儿，萍婶憋闷的心情渐渐舒展了。她的脸微微扬起，嘴角带笑，看上去很骄傲。
这年春节，丽华还是独自回来了，她口中的那个男朋友，我们一直没见过。村里人串门时拐弯抹角地问萍婶：“过完年，我家孩子能不能跟丽华一起出去见见世面？”萍婶看向丽华，丽华却委婉地拒绝了，她说自己的小店不值一提，带不了人，不能耽误别人家孩子——这不难理解，带村里人去自己店里打工，管理是个难题，眼下说得好好的，万一以后扯皮了，大家都难堪。
婉拒的次数多了，村里的一些人似乎有些不悦，但丽华也没有太在意，往后这件事就没人再提了。
2013年，25岁的丽华终于带着男朋友回来了，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据村里人事后跟我的描述，丽华的男友有三四十岁，看着很老气，个子不高也不排场（气派），跟丽华站一块，怎么看都不般配。德叔和萍婶对这个男人不满意，两人被拦在家门口，没能进屋。随后几天，丽华和男友一直住县城的宾馆，丽华回来跟父母谈过几次，大概没有谈好，那个男人就再也没有登门。
这件事迅速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的语气兴奋且神秘：
“怪不得不愿在家说亲呢，外头早就找人了啊，还傍上了小老板。”
“一个就上了初中的妮儿，凭啥在外头能这么快立起来？哪儿来的本钱？肯定是小老板给的！”
“外头不少女孩儿跟了老板后，都是拿人家的钱开店，丽华肯定也是。”
我猜这些闲话可能没有传到萍婶和德叔的耳朵里，不然依萍婶的泼辣性格，她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可母亲告诉我，她后来跟萍婶在一块聊天，却从没触碰过这个话题。以前的萍婶说话大大咧咧的，现在她几乎不会主动提起丽华，要是旁人问起丽华的近况，她也是三言两语地跳过了。
我父亲不由得感慨：“街坊邻居不就图个面子吗？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有点丢人啊。”
母亲点点头，随即又说“不一定”：“现在是金钱社会，有钱的人家眼红你；没钱的人家笑话你。日子是自己过的，不偷不抢，有啥丢人？”
这些话令我暗自担心，我怕丽华听到这些话会难过，又想，如果丽华真的在外面跟一个老板好上了，对方会不会骗她？她能不能保护好自己？
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起她那位“老板男友”的情况。丽华迟疑了几秒，似乎有点惊讶：“他没有大我十几岁啊，也就大个两三岁吧，只是看着显老而已。在外头时间长，都显成熟。”
我又问德叔和萍婶为何不接纳她的男友，“还不让他进门？”
丽华悠悠说道：“他是四川人，我要嫁给她，每年都要回那边，以后还可能要去四川生活，家里人不想让我嫁过去。”
我立刻就明白了德叔和萍婶的心思：那些年，我们村里嫁过来一些四川媳妇，有的是被拐过来的，有的是自愿远嫁。她们在异乡无依无靠，如果男人不靠谱、不心疼，那在家里就没什么地位，各种吃苦受累的活儿都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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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后起初在北京的一家单位实习，每天参加新闻发布会，夹在一群很有来头的官员和企业家中间，看起来很光鲜。等新闻发布会结束，我辗转回到租住的地下室，环顾四周，总是忍不住想念家乡。我跟丽华聊起生活的艰辛，她安慰我，说自己外出打工的第一年，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偷偷哭过多少回。
后来实习结束，我决定回到家乡的省会工作。进了一家图书公司，每月的收入减去房租、饭钱，根本不剩什么。
一次，丽华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两三千吗？”我羞于承认——当时，省会城市的房子均价已经到了七八千块一平，后来又飙到一万三四，凭我的工资收入，买房似乎遥不可及。丽华表示理解，她所在的城市房价更高，她早已凑够了首付，只是每月还贷的压力不小。
当然，回老家县城买房就容易多了。眼看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丽华的内心不是没有纠结——回去可以尽孝，但是自己在外地奋斗了这么多年，返乡从头开始，感觉很不甘。她常常感叹：“回去也行，不过地方小，老家人情也复杂，有什么意思呢？”
为了把丽华拉回老家，萍婶和德叔不断托人为她寻找相亲对象，其中我知道的就有两位——一个家住周边村里，各方面条件都很普通，是个过日子的人，双方家长都挺满意，但因为隔得太远，两人相处时间有限，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另一个家住邻镇，父母开了家铝合金门窗店，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宗族叔伯兄弟也多，家族在周边颇有势力，男方父母相中了俊俏的丽华，德叔萍婶也想未来多个亲家依靠，但丽华却坚决反对结这门亲：“那一家人的性格都凶得很，在村里吆五喝六的，以后我嫁过去能有好日子吗？”
萍婶无奈，只能对媒人说：“孩子大了，离得远，我们管不住了。”
丽华26岁那年回来过春节，初五还没过完，就因为相亲的事跟家里人大吵了一架。第二天早上五六点，她就提着行李箱离开了。
冬季天亮得晚，丽华走在黑暗中，四周都是霜气。她先要步行3里多路，到环村公路上等去镇上的公交，再转车去县城，那里才有去往福建的大巴。早上8点大巴发车，16个小时以后，她才能到达那个让她感到舒服的城市。
当天上午，萍婶在我家门口说起这事儿，眼睛红了：“（丽华）都这么大了，在外头漂了那么些年，落了啥？帮衬了家里啥？！”
德叔也在一旁叹息。他说丽华走的时候，他们正在气头上，没给她生火做饭，“一路上不知道她会不会饿着冻着”。
村里有人晚上放烟花，烟花腾空时发出长长的“啾啾”声，继而在夜空中炸开，发出“啪”的爆裂声。烟花绚丽又热闹，萍婶家却一片沉寂。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萍婶催婚催得紧，还有一层原因不好明说——丽华的弟弟到了适婚的年龄，光是订婚、结婚要至少拿出十几万元，还得在县城买房买车。这一大笔钱，德叔萍婶自然拿不出，于是就寄希望于先能从丽华的婚事收到一笔彩礼，来给亲生儿子的婚事解燃眉之急。当然，他们自己也在努力。那时德叔快五十了，还去外地的工地做小工，爬高上低，还做着各种打杂的活儿，好多一份工资。萍婶也在镇上一家加工企业打工，每天能挣个五六十块钱。
我不知道如何劝解，就给丽华发微信，问她在福建一个人过春节习惯不习惯，让她照顾好自己。
丽华知道我的用意，她转述萍婶的话：“要么在外头混得好，要么就别回来了，我们不替你丢人。”如此，丽华才发了狠：“我就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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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俩僵持了大半年，最后还是萍婶先让步了。她表示，只要丽华回老家安定下来，她就不管她干什么、结不结婚了。丽华答应了，她开始在老家的地市寻找店面，筹备开一家花店，福建那边的店只等人接手了。萍婶见状，喜气洋洋，比当初丽华在福建开店时更提劲儿。
那一年，丽华频繁地回老家，跟我说起开店的进展：看了多少店面、跑了多少市场、见了多少花卉基地老板……我也衷心为她感到高兴，工作多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在外面的不易，尤其是在一个离家上千里的城市，那种孤单的感觉很重。我还暗暗期待着，如果丽华回来开店，我身边就又多了一个朋友，以后就能约着一起吃饭、一起去玩。
不过考察来考察去，丽华返乡创业的事最终还是作罢。她解释说，这里市场环境不如南方，真要开店也是艰难维持，“做生意可不是随便盘个店就能起来的”。
我有些失落，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之后我换了份工作，工资提高后，慢慢有了积蓄，也开始筹划着买房了。不知不觉，我也过了27岁，家里人着急我的婚事，我也像丽华一样，见了不少相亲对象都不成。直到后来我谈了女友，两人都奔着结婚去，家里人的眉头才终于舒展开。
丽华得知这个消息，连忙向我表示祝贺。接着，她在微信上发来几张她店里的宣传图片，问我喜欢什么花：“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用鲜花给你布置婚礼现场。”
婚礼现场全部用鲜花布置得花不少钱，我忙说不用。丽华说：“真的啊，这点不算什么。”她说，她准备开新店了，这次是她独立出资，真的是一家属于她自己的花店。我本以为她会很兴奋，但她却有些疲惫，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在外头这么多年，有一个店真的不算什么。”
我又问起她的情感状况，她语气轻松：“我还单着呢。不过有合适的肯定很快。等我结婚了，你来福建参加我的婚礼吧，好好带你玩几天。”
几年后，我没等到丽华的好消息，却先听到了德叔的死讯。
德叔那时已经头发花白，眼神浑浊，长年干繁重的体力活，让他显得老出十岁不止。一天傍晚，他独自在菜地拔草，突发脑溢血，晚饭时萍婶寻他不见，沿路找来，人早就没气儿了。听说他走之前还张罗着来年翻修房子，说孩子们回来时能住宽敞点。
德叔走得太急，连只言片语都没留下，萍婶在堂屋里守着他的遗体，哭声隔着老远都能听到。丽华连夜从外地赶回，伏在地上哭了又哭。
丽华跟我说，这几年她往家里打电话，萍婶常常在打牌，说不到几句就挂了。德叔在工地或镇上小企业做小工，干活时也不方便接电话，等到休息时他总是立即回电话，父女俩能聊上好一会儿。德叔很少吵丽华，只问她在那边的生活怎么样。丽华说自己做了什么饭菜，德叔又不信，还把她当小孩看。
如今德叔走了，丽华觉得自己跟老家的情感联系又被抽走了不少。办完丧事，萍婶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儿，也不像以往那么爱串门了。丽华在家陪了她半个多月——这是她工作后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之后，她再次踏上去福建的行程。
回福建不久后，丽华下决心把花店关了——店面租金不断上涨，减去各种成本，几乎不怎么挣钱了。而且她也疲惫了，她说在外头开店这么多年，主要都是自己在忙碌，没有周末、假期的概念，连歇歇的时候都不多。几年下来，已经28岁了，姻缘没成，她不知道自己忙碌是为了什么，德叔的突然离去又让她颇受触动，她想换一种活法了。
店面转让的头天晚上，丽华和员工在里面打扫了很长时间，直到街上没什么人了才关门。他们有说有笑，约好以后多联系。可锁上大门，丽华骑着电动车独自走在大街上，熟悉的暖风吹过来的那一刻，她掉了泪。
7
不做老板后的丽华没有回老家，她留在了那个已经待了11年的城市。
她应聘去了一家全国连锁的商超做销售员，凭之前开店的经验，很快升任店长，后来又成为公司的店面督导，经常去各个分店检查。工作压力小了，职业荣誉感有了，她度过了打工生涯中颇为舒服自在的两年。
期间，公司经理介绍了一个男同事给丽华认识，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那个男的老家也在农村，家庭条件一般，但用丽华的话说，“他脾气好，很温和，平时没怎么见他发火，跟他待在一起很舒服、很踏实”。
两人谈了1年左右，丽华答应了男人的求婚。那时她30岁了，也渐渐等不起了。婚礼是在福建办的，丽华没有按习俗在老家补办婚宴，萍婶对此缄口不言。自始至终，村里人都没能从萍婶那里打听到更多的细节，比如：男方是否有房有车，给娘家人买了什么，彩礼给了多少……
婚后第二年，丽华的大女儿出生了，满月宴还是在福建办的。萍婶带着儿女和几个亲戚自驾去福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去丽华家探亲。回来后，萍婶依旧守口如瓶，别人试图打听这次探亲之旅的细节，她也不接话。大家猜测，或许是路途太远，探亲的喜悦都被旅途的劳累冲淡了，又或许那些天他们在丽华家过得不是很顺意。
2020年年初春节期间，大家因为疫情被封在原地。老家的天气十分寒冷，我却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丽华的动态，南方的阳光和煦温暖，她再也不怕手上生冻疮了。
2022年，丽华又生下了小儿子。那年，她想再次创业，原因是坐班着实不方便照顾孩子。虽然她和丈夫的月薪都有6千来块，可工资减去房贷、车贷和养孩子的各种支出，日子过得还是有些吃力。她说干就干，加盟了一家全国连锁的24小时便利店，每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去店里忙碌，没生意时就教儿女数数、读唐诗。我偶尔看到她晒出的朋友圈，看她跟孩子们合影时焕发出的神采，觉得她还是那样的明媚动人。
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大，孩子的教育更是不能有丝毫懈怠，如今，丽华也为了学区划片的事儿烦恼了。大女儿今年4岁了，丽华想让她以后读一所教学质量高些的公立小学。
“不能让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我得好好投资教育，让他们以后有文化。”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分外笃定。
2023年春节，很多人携家带口回老家，丽华却依旧没回来。我在村里碰到萍婶，她说是因为丽华的儿子太小，坐长途车不方便，“可能得等下年再回吧”。
我嘴里应承着，脑海里却想起了一件往事：
丽华曾对我说，有一年春节，她和萍婶吵架后感到很烦、很委屈，不知为什么，就突然想去看看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什么样子。那个村庄的名字她八九岁时就知道了，却一直没有去过。那天，她鼓起勇气真的找去了那个村子，也问到了具体的住址。不过，那个院落看上去十分破败，像是多年不住人了。她在门外站了很久，踟蹰着，最后还是默默地走了。
以往很多个春节前，丽华常问我“今年你回老家吗？”仔细回想下，她已经有好多年不问了。我点开丽华的微信对话框，想跟她聊点什么，但好些话哽在喉咙里，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我先点进了她的微信朋友圈，发现封面背景是她孩子的满月照，笑得一脸的灿烂。
丽华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自己的幸福生活，比如：“七夕了，老公又送了我礼物！”“想吃烤鱼，老公立马安排上！”我往下翻了翻，她发了几张侧颜照，换了新发型，看上去很利落。还有，她的新店也开业了，她夸奖店里的新员工优秀尽责，希望新老朋友多多支持她的生意……
时光飞逝，距离我高考毕业时浏览丽华的QQ空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她好像变了，又好像从来就是这样。我浏览了很久很久，点了很多的赞，满心都是对她的祝福。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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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中国民间，那些牵着猴子、四海为家的耍猴人多半来自河南新野，新野耍猴人每年都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每到6月麦收后和10月秋收后，大批耍猴人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就开始外出耍猴，卖艺赚钱。他们基本都有林业部门开具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但随着社会变迁，还是会遇到不少难事。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家地理》记者马宏杰深入新野耍猴人群体，跟随他们扒火车、露宿街头，记录他们日常遭遇的酸甜苦辣和命运的流转变化，最终整理成了这本《最后的耍猴人》。本文节选自该书的两个小节，讲述耍猴人背后的养猴人与猴老板的故事。
养猴人黄爱青
在20世纪80年代，耍猴和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猴子会戴上面具，会随着耍猴人的唱词表演戏剧。一套戏演下来，猴子要戴九种不同的脸谱和帽子，很多耍猴人还会给猴子穿上不同的戏服。那时的猴戏表演，其艺术成分更多。20年来，猴戏里的这些艺术成分逐渐被抛弃，只剩下人和猴子之间的打闹。
现在新野的村镇里，比较有文化的耍猴人已经很少有了，黄爱青就是其中之一。
最初见到黄爱青，是在2002年10月，那是我第一次进村寻找戈洪兴时。当时黄爱青夫妇在自己家里给猴子做繁殖。他家里有七八只一岁左右的小猴子，满院子玩耍，见到我这个生人，都躲到黄爱青的爱人焦新珍身上。
焦新珍也是养猴能人，是黄爱青的得力助手。家里的小猴见到她，就像见到了母亲一样，一个劲儿和她亲热。那时，养殖的小猴们还都在吃奶，焦新珍每天都要定时给它们喂奶，小猴子们一见到她拿着奶瓶出现，都很亲热地爬到她的身上，先和她亲吻，然后吃奶，那情形让人感觉像是小孩依偎着妈妈。
焦新珍与小猴子在一起
焦新珍告诉我，夜里睡觉时，经常有一些小猴子钻到她被窝里拱她的奶，自己的孩子们看到都感到好笑。黄爱青的女儿、儿子都和家里的猴子成了好朋友。有一只小猴就时常和他儿子一起睡，这只小猴从小到大只听小主人的话，其他人的话一概不听。不管是爬到树上还是跑到院子外，只要小主人叫，它就会乖乖地回来。
黄爱青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耍猴技艺是跟着本家叔叔学的。20世纪80年代初，黄爱青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外出耍猴卖艺。我和他认识的这一年，他第一次没有外出耍猴，转而在家开始做猴子的繁殖与饲养工作。
黄爱青跟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82年以后，这一带的耍猴人越来越多。天热时，大家都扒火车往北方走，到河北石家庄后还一起住。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班子出去耍猴。白天，大家牵着各自的猴子出去表演赚钱，晚上回到住地。每个猴班子都得轮流留下一个看家的，每天留三四个人在家做饭，有时候还会留下几只猴子在家。
1989年夏天，有一个跟着我们外出的“看挑人”想学耍猴，趁没人的时候，他就自己牵着猴子练一练。有一天，有人在看他练，于是他就把猴子牵到路边耍给人家看。因为这些“看挑人”是跟着打工的，都不能算是什么耍猴“把式”，他们耍猴的“活儿”都是次品。这个“看挑人”在耍猴时，猴子还把看戏的人给咬伤了。
当时我们正在街上耍猴、打场子，听到这消息便马上赶回去。被咬伤的看客让我们想办法治疗和赔偿。当时我们也没办法，不知道人家要多少钱，都在那里不作声。被咬的人看我们都不吭声，很是恼火，而且一看我们这个临时的家里乱七八糟，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又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于是便报警了。一会儿警车来了，十几只猴子都在那里，具体是哪只猴子咬伤人的已经分不清了。于是警察就让我们排队站在那里，让被咬的人辨认，那时候谁都不愿意站出来承认是自己的猴子咬了人。
最后我站出来负责，派出所把我和另外一个耍猴人押往派出所。一到派出所，那边的人就开始搜我们的口袋，看看有没有钱，那时候我们刚到石家庄，还没演几场猴戏，身上都没什么钱。搜查后，实在没找着什么钱，就把我们俩关了起来，还让在外面的耍猴人每天出去耍猴赚钱，晚上把钱交给派出所，派出所再把钱赔给被咬的人。在外面耍猴的这些人每天晚上回来，尽量都把小钱集中起来吃饭用，大钱全部上交给派出所。
我们俩在那里被关了五天，那罪真不好受。刚进拘留所的时候，他们把我分进号子里面挨揍。我进去的时候，拘留所里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站在里面，我想他就是牢头。大概是我个子小的缘故，他看都没有看我，一挥手，我就进去了。轮到我的同乡进号子的时候，大概是他长得胖、个子大的缘故，引起了牢头的注意。他进去的时候，牢头向他伸出五个手指，他不识数，也不明白人家伸手是啥意思，没怎么在意就进去了，这等于不给人家面子，威胁到牢头的威望了。牢头手向下一挥，说了一声：“咔！”于是牢房里的人一下子都起来，把他揍了一顿，连睡觉的地方也不给他，夜里也让他站着。
我们被关进去的第三天，外面耍猴的人想办法给我们送烟，我们用了几包烟拉拢几个牢房里的人。后来外面的人又送了点肉进来，我们又拉拢了两个人，并且把牢头贿赂住，在拘留所里才好受了一些。等外面的人把钱给够了，我们俩才从拘留所出来。
黄爱青的老婆焦新珍也是养猴能人，家里的小猴见了她，就像见了母亲一样
在他们外出耍猴时，猴子咬人的事情经常发生。
2011年3月18日，耍猴人万文章带着他的三只猴子在苏州乘坐公交车，猴子把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给咬伤了。老太太报了警。警察来后，把老万带到了派出所。老人也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注射了狂犬疫苗。虽然老万身上带有新野县林业部门开具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但是警方以他“违法运输珍稀动物”为由，把老万的四只猴子没收了。
四只猴子对老万来说意味着两万多元的家财。为家里赚钱的牲口没有了，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黄爱青说：“当时新野县猴艺协会的张俊然会长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从中协调解决此事，给万文章挽回一些经济损失。我通过苏州林业部门的朋友了解这件事情，但是此事在当地已经结案，没收的四只猴子已经安置在苏州动物园，没有要回来。”
黄爱青的女儿看着父亲训练猴子骑车
黄爱青耍猴耍了差不多19年。2002年，他是村里唯一没有外出卖艺的耍猴人，他准备以后和妻子一起做猴子的繁殖饲养，这样比耍猴卖艺赚钱，他感觉到，以后靠耍猴卖艺来维持生活是越来越难了。
公猴子6岁左右性成熟，母猴子大多在4岁左右开始来月经，月经后的9天～13天是最佳受孕期，这和人的排卵期有些接近。母猴怀孕165天左右，小猴便出生了。一般情况下，小猴和母猴一起生活半年后就可以分开饲养了。猴子本来一年繁殖一胎，但老黄在小猴哺乳期时采用人工喂养，使得母猴缩短了再次怀孕的时间，增加了繁殖频率。2003年，一只两三岁的小猴可以卖2000多元，远比外出耍猴卖艺赚钱。
黄爱青还想自己办一个养猴场，扩大饲养规模，给一些科研单位提供试验用的猴子，以养猴作为自己今后的产业支柱。现在看来，黄爱青当时还是很有眼光的。
村里的耍猴人都喜欢在茶里加上冰糖，猴子也喜欢喝这样的茶水
我和黄爱青在院子里喝茶聊天时，在院子里玩耍的猴子也不时地过来喝桌子上的茶水。村里的耍猴人都喜欢在茶里加上冰糖，说这样可以去火，久而久之，猴子也喜欢喝这样的茶水。猴子还喜欢喝板蓝根冲剂。黄爱青的女儿黄梦霜放学回来，进门后没有理会拴在门口的小猴，那只猴子就叽叽哇哇叫个不停，直到黄梦霜从屋里出来，蹲在它面前，抚摸着它，说一会儿话，猴子才不再叫了。
老黄告诉我，猴子和他们像家人一样，你回来不理它都不行，它会嚷嚷着向你邀宠，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用他们的行话讲，便是“猴为跟头，狗为皮子”。猴子可是一个霸道的牲口，它知道主人对它好，就欺负家里的狗。狗肯定能咬过猴子，可猴子咬狗，狗却不敢还口。狗要是欺负了猴子，猴子就会在院子里叫个不停，直到主人把狗揍一顿，它才会罢休，满意地钻到主人怀里撒娇。时间长了，家里的狗都明白，它们不能欺负猴子。
狗跟猴子干架，吃亏的总是狗
从耍猴人到猴老板
2003年1月12日，我和杨林贵他们一起从达州扒火车回到村里时，得知黄爱青把张云尧的猴场给买了下来， 又投入了17万元资金，在乡政府的支持下，把猴场扩大到20亩地的规模，成立了一个猕猴驯养繁殖中心。黄爱青和焦新珍不仅在养猴上有一套，而且在驯猴上也有一套。从达州回来，我去看黄爱青的时候，他正在场里驯猴。
驯化要从猴子一岁多时开始。猴子和人一样，有性格温顺的，有脾气暴躁的。对性格温顺的猴子，只要和它建立感情就好驯化，比如经常给它挠痒、洗脸、摸头，就能培养出感情；对脾气暴躁的猴子，就要以恶治恶，先杀其威风，再加以驯化。
黄爱青的儿子黄超从小养的一只猴子性格就很温顺，根本不用拴绳子，黄超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吃睡也在一起。
黄爱青选猴的标准是：猴子的四肢没有残疾，没有变形，站姿要好，脾气禀性不能恶劣。
驯猴的第一步是“提腰”，就是训练猴子的站姿
驯猴的第一步是“提腰”，就是训练猴子的站姿。因为猴子大多数时候都在爬行，要想今后能表演，猴子必须要长久站立。训练站姿的方法是经常牵着猴子站立行走，或者把猴子拴在墙上，使它的上肢不能着地。每天都在前一天的基础上延长一点靠墙站立的时间，让猴子的腿部力量逐渐增加。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十字架把猴子的上肢绑上，使得猴子必须站立。日复一日地训练，能使猴子腿部的肌肉更有力量。
给猴子穿衣戴帽的训练更具难度。强行给猴子穿上衣服，它会很不习惯，经常把衣服撕烂。这时候就要软硬结合，鞭子加糖块——遇到泼皮的猴子，不使用鞭子它是不会听话的，当然还得有食物的诱惑。
猴子习惯了穿衣服后，接下来的训练就会好很多，戴什么帽子和脸谱，需要主人每天不厌其烦地训练。帽子和脸谱都放在戏箱里。刚开始，生性好耍的猴子根本不知道哪个脸谱是哪个戏的，往往随手一拿，喜欢哪个就戴哪个。这时耍猴人要根据猴子戴的脸谱来唱相应的戏词，时间长了，猴子就会知道每个脸谱不同，慢慢地才能和主人默契配合。唱完戏了，猴子还要把帽子和脸谱放回箱子里。刚开始猴子并不知道要往哪儿放，主人说“放回去”的时候，它随手就把帽子和脸谱扔得老远。这时就需要主人反复训练，让猴子把扔出去的帽子和脸谱捡回来，直到放到箱子里为止。
一般简单的“活儿”，十天半个月就能训练出来。训练一个全套的“活儿”，就需要两三个月了，还得是聪明点的猴子才行。
猴子能学会多少猴艺，取决于驯猴的人。猴子主人的文化、性格、手艺水准，都决定他驯出的猴子“活儿”全不全。
黄爱青说：“猴子的表演是否讨人喜欢，这完全取决于耍猴人的本事。”
大概是黄爱青常常驯猴的缘故，猴子对他都有种反抗情绪，只要他走到猴舍前，笼里的猴子就对他龇牙咧嘴地吼叫。而当黄爱青的老婆走到笼舍前时，猴子都围到门前吱吱叫着表示欢迎，等待她的抚摸和喂食。这时，黄爱青就得躲在猴子看不到的地方，以免引起猴子的集体抗议。
2003年5月11日，由于“非典”疫情刚刚结束，国家有关部门严格限制了野生动物的运输交易。“非典”之前，黄爱青的一只猴子能卖两三千元，而现在一只上好的猴子只能卖800多元。“非典”之前老黄为了扩大规模还买了一些猴子，如今这些猴子的价格只是“非典”前的三分之一。不但他的猴子卖不出去，村里无法外出的耍猴人还要把猴子卖给他，说是等情况好些时再买回去。
“非典”过后，我又去了村里，想看看黄爱青和耍猴人受到了哪些影响。这一年全村的耍猴人被禁止外出耍猴，都在家里闲着或者外出打工。黄爱青猴场里的猴子也禁止对外出售，猴子的价格一下跌入低谷。
在黄爱青的猴场，我们俩正在交谈时，耍猴人杨永进骑着自行车过来，后座上有一只猴子。由于不能外出耍猴，杨永进就想把这只十多岁的猴子卖给黄爱青。黄爱青问：“你这牲口是生的还是熟的？”杨永进说：“能耍。”黄爱青又问：“活儿全不全？” 杨永进说：“活儿还好，你看看，这是每年都出去耍的猴子。”
杨永进的猴子已经十几岁了，跟人比相当于中年人了，卖不出多少钱，老黄只愿意给400元，而杨永进想要500元。最后这笔生意没有谈成，杨永进骑着自行车，带着猴子走了。
自从办了这个猕猴养殖场，黄爱青这里就成了村里的猴子交易中心。耍猴人把一些年纪大的猴子卖给他，大都是十八九岁的老猴子，给四五百元就卖，这样多少能弥补猴子白白老死的损失。黄爱青再把这些猴子卖给医学机构。
2003年5月以后，黄爱青的猴场里有七八十只猴子，大多是村里耍猴人不能外出耍猴而卖给他的。由于“非典”，国家暂停了国内野生动物的交易，黄爱青的猴场受到了不小的冲击。2003年，黄爱青还欠着乡里的土地使用费，没有钱，只得给乡政府打了一张欠条，等到猴场效益好的时候再交。
2005年，黄爱青猴场里的猴子达到200只，同时黄爱青还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网站，叫“河南省新野县麒麟岗猕猴养殖场”。黄爱青成功地从一个街头耍猴人转型为村里最大的猕猴养殖场的老板。
这只一岁的小猴子不愿见生人，我拍摄时它偷偷地看着镜头
猴子老的时候牙齿会被磨平，吃东西就不行了，面相也会发生变化。人越老面部皱纹越多，而猴子越小脸部皱纹越多，越老面部就越光滑。人工养殖的猴子寿命最多也就30年，野生猴子一般活不到这个岁数。
猴子经常患的病有痢疾、肺炎、风湿等，治疗方式和人差不多，就是要掌握好用药的剂量。
母猴是否怀孕一般可以通过经期来判断。母猴和女人一样，每个月会来一次月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猴子的脸色来观察：母猴的脸色越来越红，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怀孕了。怀孕两个月后就可以用手摸出来了。确定猴子怀孕后就要单独饲养，以防猴子之间打架撕咬而造成流产。猴子生产多数是在晚上，很少有在白天生产的。
2005年10月，黄爱青带了50只猴子，在河南禹州一个景区暂养三年，同时进行表演。在那里，他遇上了一只难产的猴子：
当时我就发现母猴有要生产的迹象，但由于不能确定预产期，我只能再等等。等了两天，我发现这只猴子睡在那里不动了，检查后才发现是难产。于是我给当地医院打电话，医院来了两部车、十几个人，有医生，有护士，这是他们第一次给猴子做剖宫产。
医生来了后先给猴子输液，可是猴子的血管太细，扎不上。他们就切开皮肤，但找到血管之后还是扎不上。输不上液，医生就不敢给猴子动手术，怕万一手术不成功还得承担责任。我让医生把猴子带回医院做手术，医生也没有同意。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实在没有办法，医生们就回去了。
医生走后，第二天猴子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就上街去买了手术刀、缝合线、镊子、剪子和消毒液等工具，回来自己给猴子做剖宫产。
剖开猴子的腹部，我发现小猴子已经死了。我给母猴子的刀口进行消毒、缝合，打消炎针，最后还找到血管给猴子输上了液。第三天，猴子已经能站起来了，但第四天就不行了，怎么抢救都没有救过来，第五天这只猴子就死了。
我心想，既然猴子死了，就找找原因吧，为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积累一些经验。我又把猴子的腹腔打开，这时才发现，当时我只缝合了猴子的腹壁，没有缝合猴子的子宫。当时把小猴子取出来后，母猴子的子宫就缩回去了。猴子的器官小，再加上我是第一次给猴子做手术，所以没有看清楚，就直接缝合了腹壁。
黄爱青的爱人焦新珍在给猴子治伤
在这之后，又有一只猴子出现难产，这次黄爱青就有经验了，及时给猴子做了手术，大猴小猴都保住了。
此外，猴子打架咬伤，出现肢体伤残，黄爱青还要给猴子做截肢手术和接骨手术。
为了防止猴子打架，黄爱青在一个养殖笼里只留一只公猴和十来只母猴，或者把公猴、母猴全部单独饲养。只要有母猴在，笼子里就不能有两只或更多公猴，否则公猴就要“决一死战”。
猴子多了，黄爱青的想法也多起来，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销售方式和渠道。按照国家规定，猕猴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和动物园观赏,于是黄爱青把自己驯养的猴子组织起来到一些公园表演，还和一些景区签订了租借合同，把自己训练过的“熟猴”租借给景区。现在中国景区百分之八十的猴子都来自新野。
景区不但需要租借的猴子，还需要管理猴子的工作人员。黄爱青于是又在猴场开设了猴子艺师培训班。黄爱青培养的艺师不但会饲养猴子，还会和猴子一起进行各种表演，这些表演已经完全不同于村里耍猴人那种简单的街头打闹，而是一种艺术和杂耍结合的表演。黄爱青驯化的猴子能表演走钢丝、骑自行车，和羊、狗一起表演杂技，还会身着戏装和艺师一起演出戏剧。
那天，黄爱青带着我去他猴场里的演艺场，让一只猴子表演升国旗，还把另一只猴子带出来，让它骑着车在村里逛，这些都是村里那些还在用原始的方式耍猴的人没有想到的。
耍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存方式，不失为一种养家糊口的办法，但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里，过去单一的耍猴方式只会让耍猴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这些耍猴人必须选择改变。
2014年5月，黄爱青在家里训练猴子和羊表演杂技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崇拜猴子的情结。
在重庆地区，有让猴子给家里的孩子摸脸消灾的习俗，这是由于美猴王孙悟空姓孙，取意“子孙万代”的意思。一些聪明的耍猴人还会配上唱词：
摸摸头，住高楼。
摸摸肩，定做官。
摸摸手，活到九十九。
摸摸脚，活到一百多。
在青海，当地藏民有崇尚猴毛的习俗，藏民们看猴戏时，经常趁耍猴人不注意，在猴子身上拔猴毛。有些地方还有在五月初五把猴毛封进香囊，然后挂在脖子上辟邪的习俗。
云贵交界的一些地区，人们有让猴子在马圈里游走一圈的习俗，因为神话中孙猴子是弼马温，马圈里有了猴子，马就会不停地奔跑，这样马就不容易生病，同时取“马上封侯”之意。在民间，人们还会用猴子的皮来治疗患瘟疫的马。
在甘肃有让猴子给病人摸脸祛病的习俗。有些地方还会请猴子扫猪圈，因为孙悟空和猪八戒是师兄弟，猴子扫猪圈，猪会更健壮。还有些地方让猴子去新房，在新人的床上蹦蹦，据传这样新人就不容易生病。
在中医的药材里有一味药叫“猴枣”，它是猕猴胆囊内的结石，其药性比牛黄还寒，不是一般病人可以吃的，更不能经常吃，否则会损伤元气，抑制小孩长高，影响身体发育。“猴枣”在临床上主要用于高热、支气管炎、肺炎和哮喘等有里热症状者。
在过去有一些耍猴人把猴骨头熬成胶，称之为“猴膏”，拿到江湖上去卖，说猴的骨头是热性的，能治疗头痛风湿，其实那都是骗人的。那些人把止痛片加进“猴膏”里面，买的人当然吃一次立刻见效，但第二次就没效果了。1989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之后“猴膏”才逐渐消失。
猴骨究竟能不能入药？我在《全国中草药汇编》里查到这样的记载：
猴骨味酸，平，归心、肝经，祛风除湿，镇惊，用于风寒湿痹，四肢麻木，惊痫，常用量3克～10克，用时需炒制入药。猴肉亦可入药，味酸，性平，补肾壮阳，收敛固精，祛风除湿，用于肾虚阳痿、遗精、遗尿、神经衰弱及风湿痹痛，常用量15克～20克，民间有用于小儿疳积、食积、腹胀不消。
在中国西南的彝族聚居区，族民从原始时代就有用动物入药的习惯。明代的《明代彝医书》中就记载了对猴肉的利用，在彝族民间也有用猴骨治肺病的偏方。
云南白族的白药也将猴骨列为配方入药。傣族傣药制剂中，供临床使用的方子就包括蜂猴骨，主要用于慢性病、妇科诸疾、皮肤病、体质虚弱、浮肿等疾病。傣族人还认为黑长臂猿骨有祛风健骨、活血的功能，主治风湿痹痛、半身不遂等症。藏医认为：将猴骨烧炭研细，可治白喉、炭疽，亦可催产；猴胆汁可治食物中毒及药物中毒；猴心晾干研细，可治妇科病，猴头盖骨可治肠道疾病。在江西，一副猴骨能卖300元。在广西，当地人有用猴骨泡制“乌猿酒”的风俗。在云南迪庆州，一些少数民族村民用滇金丝猴的猴皮做背孩子的背囊，当地人认为金丝猴皮的背囊可以驱邪。在广西，仅大新一个县每年收购的黑叶猴皮就达1000张。
在新野，还有一些耍猴人卖一种叫作“神沙”的膏药。这种膏药也是耍猴人自己制作出来的，里面放了红丹和香油，做法极其简单，用他们的话说：“一斤香油，四两丹，不大不小摊一千。”意思是说用一斤香油加上四两红丹，就可以做出1000张这样的膏药，至于治不治病就不一定了。
我问黄爱青：“你们这儿有吃猴脑的吗？”他说：“没有，那是这几年广东传出来的吃法，野生动物身上有很多细菌和病毒，所以我们根本不会想去吃这东西。”
据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为了庆祝胜利，武将们把活猴关在笼中，当场用小榔头击破猴头，取其脑浆食用。猴子被认为是可以沟通神明的圣物，吃猴子则等于砍断了世间一切神明的护佑。《闲谈茶音录》中也记载吃猴子是一种“弃善从恶”“弃佛从魔”的行为，最终将断子绝孙。据说吴三桂手下服用猴脑的将领，其子孙在清代“三藩之乱”后都被满门抄斩。
不过，在中国古代的饮食中，猴脑是“山八珍”之一，也是清朝满汉全席中的一道菜，也有偏方把猴脑作为药膳，做成“猴脑汤”。
黄爱青说：“我们从来不认为吃猴脑能大补，也不认为猴骨可以治病，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其实猴子的副产品还有很多，比如说我用猴毛做成的毛笔就很受欢迎，死去的猴子可以做成标本卖给动物馆，也有很好的收入。”
据说福建最早的岩茶就是利用驯化的猴子爬到悬崖上采摘的；在海南，人们利用猴子上树采摘椰子；在贵州，猴子是采摘燕窝的好帮手……
文化水平和眼界决定了黄爱青的养猴思路和经营方式。黄爱青的女儿和儿子，现在一个在北京上大学，一个在安徽上大学。村里的年轻人几乎没人愿意靠街头耍猴谋生了。
（本文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惊奇《最后的耍猴人》，略有删减）
马宏杰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惊奇 / 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