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惊蛰过后，上海稳定地温暖了几天。前几天路过的枯槁的枝桠已举起一枝枝新绿，到处都是白色的花朵，深浅错落，形态各异，像是一簇簇白色的火焰，被春风吹散在各个枝头。花香和新生的草木之气混杂在一起，与汽车尾气拉锯着扑进来往行人的鼻腔，即使是被圈禁在格子间里的打工人也能闻见。大家在工作的间隙抬头看见一片清新之景，然后相约着在下班后随处走一走。
晚风也是温暖的，行走在零散的花朵之下，不时有粉白的花瓣落在肩头，空气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我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朋友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去年这个时候，就在樱花开的前几天，我们正在被关在家里呢吧？”
是的，2022年3月的上海，也是这样春光明媚的。在那之前，疫情已经走到第三个年头，但病毒离我们却好像还很遥远，口罩还没有长成身体新的器官，消毒剂和酒精也安稳地停留在货架上。1月愚园路的奶茶店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时，年轻人呼朋引伴，约着等它解封了一定要去打个卡。
等春风吹起来的时候，病毒似乎就无声地包裹住了城市。朋友自嘲地说，“我应该算是最早被关起来的那批人了，‘鸳鸯锅’之前，我就已经居家一个礼拜了”——对于去年在上海度过春天的人来说，“鸳鸯锅”这个词有着美食之外的意味，它指代了一个防疫政策：以黄浦江为界，先静态管理浦东，5天以后，再轮到另一半的上海静默。当时对未来几个月的遭遇浑然没有预感的人还在调侃，“如果想躲开封控，可以漂在黄浦江上”。
之后的那几个月，出现了许多全新的词汇，不过论坚挺程度，哪个词都比不了“核酸”。许多前一天的新词很快就被层出的更新的词替代了，只有“核酸”凭借自身无可取代的专业能力，稳稳霸占在了老百姓生活里面，邻居彼此问候“做核酸了吗？”，一度比“吃饭了吗”说得还要自然顺畅。
当然，“核酸”并不算是一个新生的词汇，它是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的总称，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是停留在书本、实验室或者一些特殊职业和岗位上的专业术语。那个春天之前，也许大多数上海居民都不知道“核酸”具体为何物。尽管彼时离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拭子已经两年有余，但“核酸”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只要不出国、不离沪，就没有“做核酸”的需求。人们谈论起“核酸”，好像只有一个印象——做一次要一二百块钱，好贵。
“做核酸”把“检测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的术语言简意赅地凝缩了出来。时至今日，许多人对“做核酸”的理解仍然是具体而繁琐的：排队、张嘴，等着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鼻孔或者咽喉，目的是得到不断更新的电子证明——阴性最好，阳性也没有办法。
而对我们医护群体来说，视角就又掉了个个儿，“做核酸”，是看着别人排队、张嘴，用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对面人的鼻孔或者咽喉……在2022年3月之前，这只是检验科医生的工作，但它就像3月的春风一样肆意吹拂，蔓延到整个预防保健科，蔓延到所有的医生、护士。
电话响起，领导开门见山地问我：“做过核酸吗？”
“啊？做了吧……”我赶紧一边翻找着手机上的核酸记录，一边心虚地应答——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这两年来，作为医生，我们做核酸的频率保持在每周至少1次。随着疫情管控程度逐渐升级，我们的核酸频率也在频繁增加，有时看诊太忙，来不及查看工作群通知的话，很难记得现在是要求“1周3次”还是“2天1次”——如果漏做了，会被领导电话提醒。
查找到记录后，我底气立时足了许多：“对，昨天早上刚做的！”
“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你有没有给人做过核酸？”
“没有啊……”
“之前做核酸的培训你没去参加过吗？”
“没有啊……”
“那‘大白（医用防护服）’会穿吗？”
“我没穿过啊……”我快速在手机上切换了几个工作群，确定没有遗漏什么培训通知后，茫然地回答着领导的提问。
对面叹了口气，下定决心似的说了句：“那就这样吧——你明天去XX小区做核酸。”
2
上海3月的春天并不稳定，因为冬天随时会卷土重来。
我去做核酸那天就是个冬天，一群毫无做核酸经验的医生们早早坐在会议室，等着先验者前来培训。同事们用沪地方言热火朝天地聊着，有人在抱怨这突如其来的工作安排，言辞里还有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我们等着培训，大约和病人们等着看医生是一个道理——排号时间漫长，而就诊时间短暂。据说给我们培训的老师，这天一上午要给周边十几家医院的医护上课，所以分给我们的时间不会比我们在网上看的视频更长。
培训结束，等我们穿戴完毕，抵达目标小区时已经过了9点。寒风中蜿蜒着几百人的队伍，居委会的干部像我们一样手忙脚乱。负责扫码登记的阿姨戴着手套戳不动机器的屏幕，急得大叫，负责维持秩序的年轻女人被排队的居民们骂得一声不吭。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我们7点多钟就在这排队等着了，没病都给冻出毛病了啊！”
做核酸是一件不太需要技术的事情，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能把棉签完全伸进标准位置，捅得太深会让人难受，而别人难受了，必然会停下来说几句，让你也不好受。
“捅得这么深干嘛！”
“痛死了！”
“要出血了！”
每个人都早早起床去熟悉自己的全新位置，不过似乎谁都做得不够好。重复的机械的动作容易让人分神，只有这些叫骂的声音能把我拉回来。叫骂声总是从一位上了年纪的主任桌前传过来，而主任也是寸步不让，对抱怨的居民斗志昂扬地说：“咽拭子的深度不够，采集到的标本就不符合规定，你们做了也是白做！”
邻桌的同事扭头朝向我，我大概能想象出她在面屏和口罩下挤弄的眉眼——“她不累吗？”我撇了撇嘴角回应，然后又意识到她看不见我的表情，就耸了耸肩。
做核酸的队伍看不到头，源源不断的人从楼栋里走下来——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一个小区能容纳多少居民，他们同时排队做一件事情又是多么壮观。他们戴着差不多款式的蓝色医用口罩，裹着厚厚的居家睡衣，问我什么时候核酸能出结果，什么时候他们能出家门。这完全是我认知之外的事情，好在他们在我面前停留的时间短暂，短到只能让他们完成提问。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捅得深，还有人问我为什么做得一点感觉也没有……广场上只有几张不成套的桌椅和临时扯出来的警戒线，做完核酸的人来回乱窜，维持秩序的人举着破旧的扬声器指引他们该往哪里走。每个人都像是充满了怨念的气球，挨挨挤挤，哪一个先炸开了，恐怕都能引得旁边的人也原地爆炸。
“不要吐痰！”在居委领导的呵斥声中，一口白痰落在了我们桌子腿边，吐完痰的那个人抬头，正好和我目光相对。他的眼神没有恶意，没有询问，有的只是一点点迷茫，好像是在问我：刚刚被棉签捅了嗓子眼，不把痰吐出来，难道要咽下去吗？我换完手套，把头转回来，还没有成形的回答也在这个动作结束时烟消云散，接着就下意识地将手里的棉签伸进了下一个排队者的喉咙。
按照标准，应该每做完一个核酸更换一副手套。但这样太费时间，于是我们都默契地将步骤精简，改为每做完一个人就用消毒凝胶洗一次手。但这样还是太久了，仔细洗一次手要花费1分多钟，我才将凝胶按在手心，还没来得及搓开，下一个人已经拉下口罩张开嘴巴了。
“你急什么呢？我手还没有洗干净，你现在就摘下口罩，万一感染了怎么办？”还是主任的声音，她中气十足地冲着眼前的人说教。在她说话的工夫，我手里已经换过了3根棉签。
因为3天内要给全体浦东居民筛查2次核酸，标本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浦东的医院、实验室的检测能力，所以采集完的标本，有很大一部分将送往浦西。公共交通的停摆，让车水马龙的道路彻底空旷下来，那晚载我运送标本的是一辆警车，同行的是两位同样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他们打开了车顶上的红蓝爆闪灯，没有开警笛，就这样一路疾驰。上了高架桥，我看见下面沉寂的路面，连路灯的光线都好像黯淡了几分。与空旷的道路对应的是林立的住宅楼，每一扇窗户都是明亮的，有些窗口隐约能看见人的影子。
车子到了翔殷路隧道口才慢下来。那里守着的几个大白（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已经提前移开了路障，不过还是和摇下车窗的我们寒暄了几句。
穿过隧道就是浦西，晚上8点多钟的光景，路边许多小店还未打烊，还有拎着食物的行人走过，有人甚至没戴口罩，边走边吐着烟圈。
我忍不住感叹：“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啊。”
“那你要不要下去买点吃的？”坐在副驾的警察笑着问，“要不然送完标本我们去吃个烧烤也行。”
“算了吧，一会儿我们3个大白到人家店里，要把人吓死了的。”正在开车的警察否决了这个提议。
后来堂食关闭了许久，我时常会后悔没有坚持去吃那顿烧烤。
3
只有回顾，我们才能知道2022年3月初的封控、核酸，仅仅是一个开始。解封没有如期到来，春天在居家中慢慢消逝。
生活虽然没有恢复正常，人们做核酸的配合度却渐渐高了起来。
随着封控的持续，居委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天都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医院对接做核酸时间和大致的人数。他们按照楼栋、楼层安排居民有序排队，提前准备好核酸管、拭子、手套，也会在我们离开后清理干净垃圾。而我们只需要穿好防护服，完成“捅一下”的动作。
“其实居委完全可以自己做核酸嘛。”有一次闲下来时，我赞叹着居委会的能力。
“那可不行，他们没有培训，没有考证，可不能自己去做核酸。”同事还没接话，一旁的主任先开口说道。
“我们也没培训过啊……”同事说。
“怎么没有？我们那天早晨不是简单培训了吗？”
我在主任的话里捕捉到了另一个让我惊奇的点：“做核酸还有证呢？”进而想起了3月初的那个早上不到10分钟的培训：“那我们岂不都是无证上岗的了？”
“咱们是医生，医生不需要证。他们考了证的也不一定就比咱做得好呢，咱们医生的手，那是有巧劲的，同样伸进去那么深，欸，咱们做得就不疼！其他人要么是捅的深度不够，要么就是把人捅疼了……”
主任还没说完，同事就把我拉走了，边走边压低声音说：“她又不是外科的，有手什么巧劲？她还捅得不疼了？我跟她出去做核酸都是她被打……”
不过，即使居委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医护也是忙碌的。除了被迫“赋闲在家”的人，人人都很忙，只是医护这个专业的可替代性差了一点。接送我们往返于各个社区的司机可以是专职司机，也可以是开着私家车的人。我们每天会坐专门的公交车出去做核酸，也可能坐警车，偶尔还会坐坐豪车。
因为做核酸的缘故，我整个春天都是“自由”的，每天都能出门去透风，欣赏到不同的小区的绿化带。我见过瀑布一样的紫藤萝的花廊，因为没有人群的惊扰，蜜蜂肆意地在低位的花心里穿梭；也见过无人修剪的女贞，规整的球体上密密麻麻地伸出浅黄色的新枝，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小刺猬。
最开始，小区里的核酸标本都是“十人管”，如果结果是阴性，一管人自然皆大欢喜，如果结果是阳性，那么这10个人便都会先得到阳性报告，然后医护再单独上门给他们再做一次或者连续几次核酸。听说情况最好的小区也曾持续做过20人混管的核酸，采样和检测的效率都高，不过如果出现了阳性，复查的工作量也会大很多。
有疫情控制得好的小区，自然就有控制得不尽如人意的。混管阳性多的小区，就得采用“一户一管”，不管房子里住的是普通的一家几口还是合租的陌生人，都要一起下楼排队，把沾有自己体液标本的拭子放进同一根试管里。这是当时我觉得最合理的核酸安排，里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清晰——长久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就是最小的“核酸单元”，如果有人感染了，其他人是很难幸免的。
大部分时候，我和同事一整天都会待在同一个小区，如果本小区的核酸没有做完，却接到去支援另一个小区的通知，这便是那个小区的防控忽然升级，原来安排的人手有点不够了。
需要去“支援”总归不算是什么好消息。“支援”本身意味着脱下防护服的时间被延长了——做核酸，最花时间的其实是等待，等司机来接我们去需要支援的小区。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手里的动作，换一副手套就能等在小区门口，但是车子要开过几条马路，等几个红绿灯，不会因为我们的焦急而改变。车是很忙的，送完我们还要安排其他的人，或者是送核酸样本。
所以只能让人等车，不能让车等人。我们常常在小区门口枯等，保安若是端来板凳，便可以坐一会儿。保安虽然也身穿大白，却不会像我们一样穿得严丝合缝，他们露着手、脚和脑袋，似乎大白只是一件新型的、一次性的工作服，并不为了防护什么病毒。对我们这些做核酸的人——也就是随时会接触到病毒的人，他们常常是很避讳，我们坐过的板凳，他们是拿着酒精喷枪猛喷一顿后才敢再触碰的。
穿着大白不能玩手机，我们就看树，看花，看在马路上溜达的悠闲的流浪狗。樱花开得正盛，举着一树耀眼的粉白色云霞，香樟落了一地红棕色的叶子，剩下青黄的嫩叶遮不住阳光。以往在上海的街道很难看到堆积的树叶，但那时候树叶怎样落了下来，就静静地留在原地，无人清理。小狗在落叶上走走停停，然后卧倒在斑马线上——小动物喜欢一些边界分明的东西，画出来的框它们也喜欢。只有送外卖的电动车呼啸而过时，它们才会警醒一点，稍微提高一点速度奔走，像是被突然出现的人类吓到。
等得无聊了，我就会和同事一起数外卖员——最常见的黄、蓝、绿骑士，我们会赌在那一时刻和地点出现最多的颜色。外卖员们也是“自由”的，甚至在无人的道路获得了暂时恣意的路权，我看见他们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甚至有人骑着电瓶车上高架桥。我和同事总是数着数着，就聊到其他的事情，或者被车子接走，赌局就不了了之。
4
除了给小区的居民做集体核酸，我们也要给“密接”“次密接”的居家隔离人员上门做核酸。标本采集手法大同小异，无非是拭子伸进嘴巴或者鼻孔，最严格的便是同时伸进嘴巴和鼻孔，称之为“双采”。
不同的是，这些人不再能下楼和邻居们一起排队做核酸了，只能等在家中。他们的门上会有居委打印出来的封条，后来又有了更高科技的门磁报警器。也许是这小小的设备太过新奇，有些负责安装的人并不懂怎么使用，就直接将两个部分都贴在了门上（这样即使开了门也不会有任何感应），如同把钥匙插在锁中然后挂在那里。至于封条，粘贴得也并不牢固，我们每次去做核酸，总是要撕开的。
居家的人并不是囚犯，门上的各种标识的表观意义远超其实际作用。但几乎没有人会打开自己的门乱跑，他们接受所有安排，最多把垃圾放在门外。
上门做核酸是一件非常低效的事情，半天的时间只能做十几二十几个，对医护来说非常没有成就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从一个小区开车到另外一个小区，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上海有许多没有装电梯的老房子，虽然只有6层，但是一旦进入这样的小区，就意味着要连续上下好几个五楼六楼。不少等待我们来做核酸的人知道自己住的楼层高，还会在我喘息的时候道歉：“不好意思啊，你们辛苦了。”
我摆摆手，喘得不愿意多说一个字，只是叫他扫码、张嘴。若是遇到群租的房子，因为人多，还能多停留几分钟，缓过劲后，倒是能说上两句话。
“还要关几天啊？我们天天做核酸，天天都是阴性的。”
“我们里面的‘密接’早就带走了，我都没看到他人，就是因为租房租在一起了，也要关这么久啊？”
“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啊？天天关在家里面，吃喝拉撒都要花钱的……”
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啊，你们可以问居委，居委不知道就打12345。”
其实在向我提问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我是不可能给什么答案的，因为他们已经尝试过了所有知道的求助方式。他们站在窗边就能看见同一个小区里进出的、已经复工复产的邻居，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得到自己。
被困在小区群租房中的租客，面对的并不是最坏的情形，毕竟他们还有单独的房间和卫生间，也许还会有公用的厨房和小客厅——这听起来像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毕竟这里是上海，是全国最富裕的先进的发达的超一线城市，只有越往城市的边缘走，才知道上海居民的辛苦。
在城市的边缘，可以看到老旧的、待拆除的房屋街道。那里有临时搭建的楼梯，几乎开在房顶的窗户。屋里面的人需要侧身才能打开房门，而我站在逼仄的楼梯上，时刻担心抬手会被墙角的木刺刮破防护服。
不过这里也是城市最先苏醒的部分，封控的政策稍一松动，蛰伏的人群便都涌进狭窄热闹的街市。那里是有一些陈旧却毫无古朴历史痕迹的近现代水泥建筑群，是簇拥着城市宽阔马路延伸出来的一条沥青车道。既然靠着路，那两边的屋子自然就是“门面”，形形色色的小店就支起来了，又因为门面太小，各家又暗自较着劲，侵占起了路面。装水果和蔬菜的筐子可以划出整齐的界线，煮着茶叶蛋的煤炉自带“生人勿进”的气息。比“华润玩家”派头还要大些的“亿家超市”在墙角摞起啤酒瓶，白石灰的墙面上刷上歪扭的红字，“禁止停车”。于是，原本还能通辆轿车的路，现在过一辆电瓶车都要吆喝几声，“让一让啊让一让——”
在这样热烈的生活里，新冠病毒都似乎插不进去脚了。既然让出家门了，那一定是没有多少危险了，于是胆子大点的人，口罩就摘了下来。口罩的价格起起落落——上海市政府也发过几次，只是不知道他们领到了几个——总归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计算过每天更换一个甚至多个口罩的支出后，他们似乎对病毒的恐惧也没那么强烈了——折中一点的做法，是将口罩反复使用，口鼻的位置起了毛边、颜色发黄都没关系，只要它挡在面前，就总是有点功效的，只要它还能挂得住耳朵，就不能浪费。
这些不戴口罩的人也不一定就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勇敢，他们畅快地呼吸着晚春的空气，又小心翼翼地和路人保持“安全距离”。专家说，相距1.8米可以避开病毒的飞溅，那挨挨挤挤的窄路自然只能尽量避开一点，在说话的时候也要匆忙把挂在下巴的口罩拉上去，不然就抬起胳膊横在面前——连手也腾不出来的时候，就只能把脸别开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对面的普通人的场景。像我这样的“大白”，走在狭窄的小路都是顺畅的，人们见到我，会快速走进路边的店铺，实在来不及进入建筑的，也会紧紧贴着墙根站定。我就像是分开红海的摩西，两边是好奇又有点畏惧的鱼群。
这一部分的上海，像是华丽袍子上收边不够工整的边角。住在待拆除的自建房里，即使是被贴了封条，也有着大大的院子。天南地北的租客在院子里大声说笑，有人问我能不能给串门的野猫也做个核酸。
“为什么不能啊？它天天来我们家讨饭吃，我们要是阳了，它肯定也带病毒。那要把这里的人都传染了的！”一个年轻女人作势要去抱猫，就见猫矫健地蹿上了院墙。
“哎呀，它叼着啥？鱼啊！我的咸鱼！”另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朝着猫看了一眼，激动地跳了起来，被惊到猫灵巧地跃下，落在铁门外的我的脚边。
“小畜生！”中年女人把脸贴在铁门上——门外有封条、报警器和一把自行车锁——她斜眼看向猫，问我：“医生，你能不能帮我把咸鱼拿回来？”
比起“老破小”的六楼的住户叫我帮忙丢下门口堆积的垃圾，拜托我去追野猫、夺回猫口中的咸鱼的要求荒诞又有趣。不过等我捅完了院子里十来个人的嗓子眼儿，猫已经拖着咸鱼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5
立夏是在5月初，更南方的深圳早早进入高温，开创性地设计出了核酸亭。视频号发布相关新闻时，用了占据半个手机屏幕的大字解释这一设计的巧妙之处：有空调！可以随时上厕所！我的整个朋友圈都是羡慕的声音——这个全封闭的设计的小盒子把医护人员从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解放了出来了，只是和亭子玻璃窗连在一起的厚手套看起来很笨重，活动起手指来必然不太方便。
上海的核酸亭和夏天一样晚到了一些，也没有做到深圳款的全封闭。我们在核酸亭里依旧要穿大白，但是亭子里有空调，能够避开暑热。彼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复工复产，只是各行各业都要求员工要有24到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才能上班，一些小区更是要求有当天的核酸检测记录才能进出。
做核酸，成了比吃饭更要紧的事情，不吃饭人只会虚弱，不做核酸，人就在城市寸步难行。
核酸亭很快像盛夏的繁花一样开满了上海各个角落：大点的厂区、居民小区，都有了自己的专属核酸亭；走过两条街道，必然会遇见一个核酸亭；每家医院，不论大小，必须承包一个24小时的核酸亭。那时候的房产市场有个笑话，说一个小区周边10分钟的步行距离里若是没有2个以上的核酸检测点，这个小区房价肯定就很一般了。
有了核酸亭的医护人员，像是流动小贩分配到了自己的摊位，虽然“上核酸班”比在医院上门诊多，但好歹不用再东奔西走了。医院承包的24小时的核酸亭，有4批医护值守，早上8点到下午2点的班错过午饭，下午2点到晚上8点的班错过晚饭，晚上8点到凌晨2点的班熬大夜，凌晨2点到次日8点的班熬通宵——说不上哪个排班更差一点，大家漫无目的地轮着班，不去想到底什么时候这班能结束。
我们医院的核酸亭设在一个交通要道，大家都说这个选址不好，因为往来的人流太多，“生意”火爆，值班的医护一天到晚竟没个空闲的时候。
“有些人本来不需要当天做核酸的，看到我们（的核酸亭），就觉得‘那就做一个吧’。”同事愤愤地说，“万一做出来阳了他就后悔了，要是我，肯定能少做就少做的。”
“是啊！”另一个同事接着说，“我做到最离谱的一个，他自己说早上已经在厂里做过核酸了，下班看到我们这边居然没有排队，就又来做了一次。”
“怎么？看到不排队不来做一个，他就亏了吗？”我哭笑不得地说。
除了外卖、快递、医护等特殊性质行业的从业者外，只有感染过新冠的人才可以申请做“单人单管”的核酸。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和自己同管做核酸的另外9个是什么人，万一其中有人阳了，也会牵连同管人被关在家中三五日，等待医护人员上门复核。高频率做核酸是有风险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把自己通行证的有效性寄托在随机排列的陌生人身上，所以，核酸亭前逐渐出现了“约管”的人——约上10个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人一起排队做核酸，若是被他们牵连着阳了、关了，好像心中的委屈也能少一点。
这样的“队中队”在我们的窗口前自成一派，见前一根试剂管没有装满，他们就会问清楚还需要几个，然后在自己的队伍之外让出相应的人数。领头的那个拿到管子，就是“管长”，他安排好大家站到长队的外侧扫码、核对人数，保证小队里绝不漏掉一个自己人，也绝不放进一个外人。
“散客”里的“管长”只有拍照发朋友圈留念的荣耀，不过若前一个排队的人刚拿了试剂管，后一个又拿上了，就会被心细如发的排队人发现端倪——两根相连的管子，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有一个会是“单管”，快递员和外卖员都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医护人员一般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做核酸，那么谁还要专门做“单管”？再偷瞄一下前面那人的“核酸码”，不是绿色，于是“嗨呀”一声惊呼，努力和前面那个人拉开距离。
理论上，排队做核酸是要保持1米间距的，只是排队的人太多，从来也没保持过如此大的距离。有人这一退，不免就会和身后的人产生一点肢体接触，队伍就嘈杂起来了。
“你搞什么东西……”
“我前面那个，黄码！”
听见这声“黄码”，人们就都让了两步，有人朝队伍两边让，有人下意识朝后退，整条队伍东倒西歪起来。不过等这几个“单管”做完了核酸一离开——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队伍便又恢复了秩序和安静。
因为做“单管”被歧视嫌弃，许多感染后康复的人不想搞特殊，都主动要求做“混管”，好像自己的咽拭子融入了试剂管，他们也就融入了健康的人群。也有些人想明白了“混管”的风险，又不愿意天天“约管”，就想方设法要求做“单管”，说什么自己刚刚阳过、自己是外卖、快递员。可那时候的外卖、快递员都有单独的核酸码，各种扯谎在大数据的法眼下无处遁形，“骗单管”不成功，只能悻悻地做了“混管”。
两个人群像是一个围城，“单管”的人不能混进去，“混管”的人也不能单出来。
6
值班的轮次多了，大概也就能看出规律来了：8点前来排队的大多是想着做个核酸好去上班的人，上午来排队的大约是不上班的爷叔阿姨，中午来的是午休期间溜达出来的打工人，下午5点以后是下班大军，晚上8点以后来的可能多是加班者，凌晨来的，则是三班倒的工人，准备去上班的和刚刚下班的都有。
上海有那么多人，完全可以把小小核酸亭的24小时填得满满当当。
在核酸亭里做核酸更轻松一点，坐上6个小时，除了双手，身体的其他部分好像都可以闲着，所以有大把的时间观察来做核酸的人群。我和负责扫码的同事最喜欢提到的是那种外貌和年龄不相称的人，如果一个看起来像是中年的人，扫码的信息只是个青年人，等那人做完核酸离开，我们便会压低声音谈论两句。
“刚刚那个人，戴头盔的，你猜他多少岁了？”
“看着年纪挺大，四十多吧？”
“二十多……”
“啊？”
这样的对话常常出现，两个同事天天待在两三个平方的密闭空间里，没有太多新鲜的话题可讲，又不能什么都不讲，只能互相发出一些无意义的音节。
“刚过去的是个台湾人欸。”
“哦？”
“扫码的时候身份证是乱的，他叫我选‘台胞证’，勾完就登记成功了。”
“哦！”
其实台湾人和安徽人长得也差不多，要不是他的核酸码扫完会多一道程序，我们也不会注意到他。
“刚刚那个是个日本人！”
“啊？看不出来啊。”
“是的，他扫码的时候说了几声‘护照’，我还在想这人讲的什么方言，都听不懂。”
“哈哈。”
日本人对“核酸码”很熟练，拉下口罩张嘴，捅完了嗓子转身离开，也没对我说一声“阿里嘎多”。
孩子们大部分时候都在学校做核酸，偶尔有“流落”到我们核酸亭的，就得让大人们抱起来才能把嘴凑到窗口前面。孩子们张嘴的动作是最标准的，你叫他们“抬头张嘴”，他们的嘴巴就的的确确朝上张开了。大人们则常常做不来这个动作，他们像是不会抬头，总是朝前伸长了脖子，再加上“张嘴”，就更困难了，眼神和嘴巴就一起微微朝下了，我们要别着手才能艰难地把棉签伸进去。
“你对着哪呢？嘴巴朝窗口啊！”我着急地朝着外面的小老太太大喊。她的脸对着玻璃，紧紧闭着眼睛。
“不好意思啊医生，她看不见。”一边的家属连忙把老太太往旁边拉了两步，她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只是两手紧紧抓着扶着自己的亲人。我胡乱在她嘴里刮了两下，既不敢叫她再凑近一点，也不敢再叫她调整姿势。
“刚刚那个老太太扫码的时候就不太对劲。”又做完了两根管子，同事又忽然开口提起那个盲人老太。
“唉。”我叹了口气，为自己当时的态度懊悔不已。
“看着就不像是会出门的，你说她跑来做核酸干嘛？”同事又说。
“万一人家想出门呢？”
“最多小区里面逛逛好了喂，她还想逛商场啊？”同事打断我的话。
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检查核酸的“场所码”，室内建筑不必说，就连进公园大门、公交车站台都是有码的。扫了码就能看出来你的核酸情况，最近一次核酸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以内的，是不是安全的绿码，一目了然。
核酸亭的对面有两家小吃店，也是24小时营业的。白天还好，大家都有“生意”。若是值夜班，凌晨时候我们的亭子外面排着长队，对面却是门可罗雀——可能小吃店的老板们是想用晚上的时间把停止堂食的那几个月补回来吧，只可惜我们这边排了长队做完核酸的人，也不会走到对面去吃个宵夜。
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小吃店二楼有稀稀拉拉几个人下来，吐着烟圈大声说着：“老板，来份猪肚鸡面，加份煎饺！”在安静的夜晚，这些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得见。就算店老板在打瞌睡，想必也被叫醒了。
“说得我都饿了。”我冲同事抱怨。
“二楼……”同事暂停了扫码的动作，凑在脸大的窗口上朝对面看去，“那边二楼是个棋牌室啊，这些人打牌打到这么晚的么？”
“人家24小时开店，总是要有点生意的。”我笑着说，也趴在玻璃上朝对面看去。二楼的灯熄了，只有闪着五颜六色灯光的招牌还亮着，上面写着“棋牌麻将”。
“还是有人是好过的。”
吃完饭的几个人吹着口哨，溜溜达达走进了对面的小区。夜很静，只是睡着的人已经熟睡，没有睡下的人不需要入睡，反而也不会觉得他们扰民了。
后记
我们医院承包的那个核酸亭如今还矗立在原地。医院向镇政府申请过搬走它，也联系过厂家，暂时还没人来处理。不少小区和街道上也都还遗留着核酸亭，这些无人问津的盒子就像是春天里从茶树上坠落的大朵大朵的花，开始腐败，却还保留着绽放时的形状，明艳艳地占据着自己脚下的土地，不容人忽视，无声地讲述自己热闹的风光的过去。小一些的标识则容易清理多了，居委会揭下旧的标语，贴上新的告示。商场则迟钝一些，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新冠遗迹”。
新的春天已经到了，所有的花儿在2023年的春天热情地盛放着。我翻出去年外出去一个小区做核酸时拍摄的照片给朋友，笑着说：“给你看看去年的春天。”
“去年的春天是什么？”朋友好奇地凑过来。
照片是一排大红的试剂管和半树樱花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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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以后，经济不可避免滑向下行周期，“考公热”持续升温。然而，怀揣着美好想象、匆匆“上岸”、以为进了避风港的年轻人，却想不到这里同样会有命运的车轮碾过来。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没有一片雪花在飘落之时，能想到最后自己也将在雪崩中埋葬。
1
2022年夏天，上级单位的人事处找我谈话的时候，距离徐颖第一次抑郁症发病已经过去了将近18个月。
窗外蝉鸣声声入耳。人事处派来的副处长在小会议室摊开笔记本，例行公事地说：“小胡，今天组织找你谈话，主要是谈一谈徐颖同志的病情。虽然你刚刚调离原单位，但是毕竟她与你共事2年多，对她的情况，你最熟悉。现在，请你就徐颖同志自杀这件事，讲一讲你的想法。”
在体制内工作多年，我对这种腔调再熟悉不过，只是这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冷笑了一声。我当然有很多话想说——比如，这18个月你们为什么都假装不知道徐颖的病？比如，前因后果你们都清楚，为什么还要来问我？
但是我最终还是把这些话都咽下了，给出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徐颖同志家境贫寒，虽然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务员，工作也很有成效，但是原生家庭一直给她很大的经济压力。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科室分管徐颖的副科长，没有及时关心和发现她的异常。”
事实上，这18个月来，我向上级汇报徐颖的情况不下20次。如果徐颖没有吞下那一整瓶的安眠药，再过1个月，她就要登记结婚了。
徐颖的未婚夫李益是她所在科室科长汪直的同学，本市公务员家庭出身，是银行的中层干部，条件比江西农村出身、家境贫寒、还有个弟弟的徐颖高出一大截。李益的父母原本看不上徐颖，但是儿子容貌和情商在门当户对的相亲中屡屡碰壁，无奈之下，只能同意了这门婚事。
不过因为徐颖的自杀，这门婚事如今自然是不作数了。
后来的事，我是听原单位部门同事王丽讲的。她在坐上副科长之前，在科室里一直被拿来和徐颖比较，对徐颖自然没什么好感，讲起徐颖的事来绘声绘色：“胡姐啊，你是不知道——啧啧啧，身上管子都还没拔掉嘞，未来婆婆和亲娘就在病床前面吵退彩礼的事情，话讲得那个难听哦，我都不好意思听，说‘这么个半死不活的女儿，还想卖好价钱’……”
2
2019年夏天，24岁的徐颖研究生毕业考上公务员，成为我的下属。她长得端庄漂亮，眉目间有几分董洁的神韵，学历和能力在我们这样的区级单位很是出挑。不过她刚来的几个月，我一直有些奇怪——她小小年纪，平日却只穿黑咖灰色系的衣服，配一只尼龙质地黑色的轻奢品牌包包。
当年年尾，我们带着徐颖去深圳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期间我发现了两件重要的事。
一件是晚上我们吃夜宵，徐颖借口太累没有参加，那时候王丽对徐颖就已经有些敌意，像模像样地跟我分析，说徐颖穿黑灰咖是因为这些色系对衣服质感的要求最低，“彩色的衣服如果买便宜的，很容易掉价”，又说徐颖背的轻奢包也是假货，“之所以买尼龙质地的，也是因为皮质的假货更容易被拆穿”。
另一件事是，回程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宴请规模很大，坐了3个包厢，我看见科长汪直在一片觥筹交错中，从自己吃过的碗里拨了半碗煲仔饭给徐颖，两个人的杯子放在一起，倒着不同的饮料，徐颖时不时都拿起来喝一口。
2020年春天，徐颖告诉我，她怀孕了，请求暂停出差，但也请为她保密，千万不要告诉任何同事，毕竟她还是未婚的身份。
接下来的事情，我本以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五一假期，汪直在朋友圈晒出了婚纱照，只不过新娘并非徐颖。
那时汪直应该是三十四五岁，在晒出婚纱照之前，对外一直宣称单身，除了我在深圳看到的那一幕之外，他与徐颖的交往一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我不敢妄自揣测徐颖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不是汪直，徐颖对此也守口如瓶，我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在向汪直汇报徐颖要请病假做人流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试探：“最近科里工作不算很忙，能不能让徐颖多休几天假？”
汪直不置可否，眉眼一挑：“小胡啊，你的管理能力还有待提升啊，对待下属要一视同仁。年轻同志正是干事业的时候，还是要以鼓励他们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为主。人流嘛，电视上都说了，‘早上做人流，下午就上班’。当然，法定的假期，我们肯定是支持的。”
我本来还想给他科普，“人流”远远不是电视上说的“睡一觉”那么简单，对于女性尤其是徐颖这样的年轻未婚女性来说，身心上都是巨大的创伤。可思来想去，我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后来徐颖抑郁症发病，我有过懊悔、自责，虽然我的争取可能也无济于事，但是我到底也没为她据理力争过。
3
1个月后，徐颖回来上班了。她瘦了一圈，原本瘦高的身形更加轻薄，之前婴儿肥的鹅蛋脸隐隐看得出颧骨和下颌线了。她话少了很多，配上黑咖灰的穿着风格，整个人越发肃杀。
2020年的七夕，上级单位特地做了一期公众号采访，讲述系统里几对异地公务员夫妻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的故事，其中就有汪直和他妻子的事迹。我是通过这期公众号，才知道汪直和他妻子是大学同学，俩人毕业后就一直是异地公务员。他妻子是另一个地级市司法系统穿制服的干部，直到2019年年底升迁到了省会，他们才解决了异地问题，结束恋爱长跑，喜结连理。
看完采访的时候，我曾经有一点侥幸心理——如此荡气回肠、不离不弃的校园恋爱，汪直和徐颖的事，肯定是我多心了。但接下来，我又无法忽略徐颖工作状态的急剧下滑——一开始是开会的时候发呆；后来是经常谈着谈着工作就突然哭出来；再后来，她开始因为失眠请假，请完年假请事假。
为了徐颖工作的事情，我没少挨汪直的骂，批评不外乎是我“管理能力太差”，“连这么点儿事情都做不好”，纵容下属随意请假偷懒。起先，我还耐心和他解释：“徐颖的精神状态真的很不对劲，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其实应该建议她放长假休整。”后来，我被汪直拍着桌子骂了几次：“她放假，她的工作怎么办？你来干？你把她的工作干了，我就批准她请长假！”
我只好沉默。
徐颖是在2021年春节前的最后几天确诊抑郁症的。我把她的诊断证明转发给汪直，一时间百感交集，思维一片混乱，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
我很佩服汪直的一点是，明明他置身其中，我只是旁观者，但他却从始至终都没有流露出哪怕一点点黯然的恻隐之心。果然，共情能力更强的女性，关键时刻总被说“不适合管理岗位”。
徐颖开始休病假后，最先得利的人就是王丽。她当时的顶头上司姚副科长对她的工作一直不满意，总让她跟徐颖看齐，眼里要有活儿，不要整天就想着怎么偷懒。徐颖这一病，王丽在我面前都不再掩幸灾乐祸的神情：“我跟我们姚科长讲，你这么喜欢徐颖，结果怎么样啦？一天到晚请病假，你有我总比是没有的好，对不对啦？胡科长，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你不要客气，可以叫我的哦。”
我哪里敢真的使唤她，只能一个人默默把徐颖留下的工作承担下来，为此难免出了一些纰漏，又没少挨汪直的骂。
有一次，汪直为了一个数据的错漏，在走廊里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正好被路过的副局长老林看到。他走过来拍拍汪直的肩，露出慈祥的微笑：“小汪，开展工作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最近大家工作量都很大，要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汪直这才放过了我。
徐颖的情况在春节后有了短暂的好转，因为汪直告诉我，他给徐颖和自己的同学李益牵了红线。
汪直很是有些得意：“小胡啊，做事情光有好心是不够的，你要多想一想别人实际的需求是什么。我这个同学，论长相可能是比我差一点，但是论家庭条件，论收入、前途，都比我还要好，徐颖这不就没病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汪直，他自知话讲得不合适，险些露了马脚，赶紧又圆了回来：“当然，跟我比是没有意义的，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小胡啊，你要多关心关心下属。”
经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原来他在我们系统里也算得上是一表人才的帅哥，当初上级宣传部门找他拍公众号的视频，也是看中他们夫妻长相都不错。
4
徐颖和李益是有过一段很好的甜蜜时光的。我后来回想起来，徐颖能很快接受李益，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她真的很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另外就是前头的几个月，她和李益只见过彼此的照片，一直没有见过面，相当于是一段网恋。
那段时间徐颖跟我聊得很多，听她的描述，李益长得虽然一般，但是个性格和声音都很温柔的男人，给了她很多安慰和鼓励。她说自己刚经历过一些黑暗时刻，状态还很不好，不想这么快和李益见面，想恢复得再好看一些，再和李益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他每天都语音跟我说晚安，问我一天过得好不好，还会拍夕阳、小松鼠、路上的野花给我看。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面，我说我可能没有你想得这么好看，到时候怎么办？他说他不在意，觉得早点见面了就能早点好好照顾我。”
毕业后踏入社会的这两年，徐颖受了很多委屈，有很多的不甘和不平，和李益“网恋”的那两三个月，大约是她唯一有过的美好时刻。那时候我是真心为她开心的。
可惜属于她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过于短暂了。
2021年初夏，汪直在朋友圈里晒出了刚出生的儿子——此前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妻子已经怀孕。我记得那天汪直早早下班回家，我们在单位加班，徐颖直接在办公室哭得站不起来。
整整一年了，这一年徐颖过得很辛苦，她很辛苦地想忘掉过去，忘掉一个可怜的胚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在这一刻，她所有的努力都分崩离析。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徐颖，只能过去搂住她单薄的肩膀，感受她在衬衫下剧烈颤抖的身体。
徐颖像拉住救生圈一样拉住我的手臂：“胡姐，凭什么？那个孩子只存在了两个月，只有两个月啊胡姐！它都没有机会见光，凭什么我的孩子就看不到这个世界？！”
她这番话让我心里很慌，因为既印证了我之前模模糊糊的猜想，又像是勘破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秘密。从这一天开始，我就萌生了想离开这个单位的想法。
既然汪直的孩子出生，徐颖决定，拣日不如撞日，就和李益约定了要线下见面。她去见李益那天，我特意偷偷准许她早点下班。那天她少见穿了一件粉色的连衣裙，精心化了淡妆，整个人报复般地神采奕奕。
我以为那场见面应该会成为徐颖命运的转折，但是没想到会是另一种转折——当天晚上，她就给我打了电话，出离愤怒，又语无伦次，感觉还喝了酒，说到后面，又哭又笑，其间数次提到了之前汪直和她的眉目传情、暗通款曲，我实在是不敢听，只能假装没听懂。不过在那个言语混乱的电话里，有一件事我听懂了：那个李益，不只是长相普通，还是个体重至少200斤的黑胖子。
徐颖自视甚高，这对她不啻是毁灭般的打击，她当晚就拉黑了李益，第二天来上班，又和我提出了想换科室或者换单位。在机关单位，自己提出换岗位是大忌，她无依无靠又有抑郁症病史，正常情况下，领导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天我给了徐颖一个当时觉得很聪明、事后发现愚蠢至极的建议——我想到之前那天在走廊里为我开脱的老林，觉得这个领导可能是性情中人，于是给徐颖支招，让她“去找林局长说说，说不定有用”。
5
后来徐颖的事情开始朝着我意料之外的方向前进。
徐颖和林副局长深谈后，接了一项帮老林写“个人著作”的工作，要求在一个季度里完成，作为她换岗位的交换条件。第二个星期，李益开始来单位接徐颖下班。徐颖陆陆续续收到了几次花，我也喝到了几次李益爱屋及乌点的奶茶。徐颖平静地告诉我：“我决定和李益重新开始交往。”
她当时拉黑李益我可以理解，但是她选择再次和李益开始交往，让我非常意外。我自己其貌不扬，恋爱经历寥寥，但也是一直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平心而论，李益虽然说起来条件很好，但若换了是我，我做不到和这样外形的男人亲密交往。
李益对徐颖真的很好，他一周几次来接徐颖下班，给徐颖送饭点外卖，都是非常精致的餐点。徐颖穿着打扮的质感有了明显的提升，甚至因为吃得好，脸色也比从前好了些。
说起李益，徐颖双眼无神表情仍然没有一丝的波澜：“胡姐，我想过了，我觉得林局长说得对，人要知道感恩、知道知足，爱情是很好，但是爱情这种东西是我们这样的人能考虑的？李益要是玉树临风，能天天围着我转？”
王丽眼睛尖，她见过几次李益给徐颖点的外卖和给我点的奶茶，就直接断定徐颖的这个男朋友“条件不错”。她不知内情，不敢去问徐颖，就拐弯抹角来跟我闲聊，想知道徐颖是怎么认识的李益。我很意外她的这份八卦心，只说是“领导介绍的”。
王丽随手从我桌上挑了一颗巧克力，边吃边说：“胡科长，你是吃巧克力都只买德芙的人，不知道网红店、网红奶茶的溢价有多高，有的店我们这儿叫不到外卖，还得找跑腿买，这说明啥？说明这个人和现在外面那些鸡贼的‘经济适用男’不一样，是愿意为女朋友开心花钱的。你觉得他长得欠缺点，但是我上次在门口看过，人是好人，身上一团和气，徐颖是走运了。”
老林也找我闲聊过一次，言语之间，他对汪直对待下属的严苛似乎了如指掌。他先是拐弯抹角说了很多片儿汤话，最后还是笑眯眯的，不忘敲打我：“小胡，遇到这样的上级，你怎么办？你横竖是不能辞职的，只能更加努力工作，争取让上级早点升迁，不然他走不了，你也走不了，只会更痛苦。人生的路都要自己走的，你走不过去怎么办？有人肯帮你，你就要识相。”
这场谈话让我第一次萌生出绝望之感，我决定，无论如何，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离开这个单位。
2022年春节过后，距离徐颖确诊抑郁症1年，距离徐颖和李益相识也差不多是1年。
徐颖每天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帮林副局长写书。老林的要求很高，而徐颖的状态越来越糟糕，文稿经常出现错漏，老林不满意，还找我专门交代了一次这事。作为科室负责人，我只能帮着徐颖一起写一起改，有几章书稿完全由我完成，我的工作量又增加不少。
不过，老林保证，说他的著作一旦完成，至少会让徐颖离开这个科室，不会继续在汪直手下工作。
单位之外，徐颖和李益的交往也还算平稳，虽然徐颖对李益没有爱情，但是李益的执着也多少给了她一些温暖，她甚至有了和李益结婚的打算。
只是徐颖的状态越来越差，疲倦、呆滞、脸色苍白，时不时半夜给我打电话。前几次是倾诉她的寂寞、害怕、孤苦无依，讲她家里自从知道了李益的存在后，天天让她赶紧攀住这根高枝，跟他谈彩礼，赶快和他结婚——她弟弟等着这笔钱。后来她开始跟我聊宗教、哲学、报应轮回这些话题，非常瘆人，让我都有些害怕。我多次和汪直、老林汇报徐颖的情况，他们都不以为然，只说是我管理能力太弱，根本不会管下属。
和李益结婚的事情一旦提上了日程，徐颖不敢辞职也不敢请假，毕竟，她做过人流、得过抑郁症的事情还都瞒着李益，她不想被男朋友追问，也不想再说更多的谎，只能硬撑着保持表面上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维持和汪直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这一年她才27岁，这一切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6
2022年春天，老林的“个人专著”交付给出版社的同时，也等到了提拔的喜讯——在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已经熬了将近10年，个中辛酸不足为外人道，他终于去了市里当了处长。我平时看网友的评论，经常有年轻的网友信口开河，感觉到厅局级都不算是仕途，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公务员来说，退休前能走到处级，已经是仕途的天花板了。
老林走了，后面的人按资历依次提拔，汪直被提拔为副局长，受到徐颖的影响，领导班子一致觉得我不适合提拔，于是姚副科长被扶正，作为她下属的王丽就被提拔为了副科长。从前和我平级的姚科长成了我的领导，对我的称呼从“胡老师”变成了“小胡”，王丽对我的称呼，则从“胡科长”变成了“胡姐”。
老林这一走，他答应徐颖换岗的事，自然也就打了水漂。
我不是没想过为自己和徐颖讨一个说法。可是仔细想来，实在也不知道，到底这一切应该由谁来负责：汪直和徐颖曾经的不伦之恋是令人不齿，可是那时汪直还没结婚，和徐颖也是两厢情愿，并不存在强迫或者违法，徐颖甚至都无法证明她对汪直已经有女友的事实不知情；徐颖留不下那个孩子是必然的，可是她自己也知道，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说出这件事，自己在这个单位的前程几乎也就断送了；汪直把李益介绍给徐颖，当然是对她的补偿，从世俗眼光来看，男人的外表不重要，条件好、对她好，不嫌弃她出身贫寒，已经是相当难得；老林找徐颖帮他写书，徐颖当时是自愿的，一切合理合法，现在“林局长”已经不在单位，当然只能爱莫能助。
至于姚科长和王丽的升职，成王败寇，我更是没什么好说的。没有实力就是原罪，在这个丛林一般的地方，弱肉强食就是规则，不能适应，那就只能离开，没有魄力离开，那就只能忍受。
2022年的一个春夏之交的午后，徐颖出去办事了，不在单位。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负责老林那本书的出版社，说他们有个领导很欣赏这本书的作者，见联系人留的是这个座机，所以想打来问问看，能不能聊一聊。
鬼使神差，我犹豫了几秒钟，告诉对方，这本书的作者是我。那是一个偏重历史文字领域的出版社，希望调任一名有工作经验、有管理经验的中层干部，问我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发一些自己的作品过去，再过去见面聊聊。
我虽然想离开，但还是有些顾虑。毕竟，体制内的调任，万一没成功，我可能在原单位就混不下去了。对方打消了我的顾虑，说他们这次调人情况特殊，是为了完成一个级别很高的课题。对方坦言，他们已经通过正常的选人渠道找过一些干部，但是想从经济口调走干部去“冷板凳”的单位，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领导有“特批”的指示——如果我本人有调任的意愿且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可以负责来做我现单位的工作。
相对于我现在这个外贸口、外事口的单位，这个出版社其实算不上是一个多好的选择，职务没有提拔，地位边缘，收入只降不升，连出国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但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种“流放”正是我现在求之不得的。我太累了，我无法处理这里的一切的关系，一切的事情，一切的情绪，我每分每秒都想逃离。
我火速整理了一些过往自己写过的文字材料发给对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有徐颖参与写的。我设想过单位会阻止我调任，没想到领导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还帮着我在出版社那边说了很多溢美之辞。
我明白，毕竟，那个出版社虽然是个清水部门，但是级别比这里高，我若过去，既算是“为上级单位输送了人才”，还能为这里空出一个副科长的位置。这一年多来，领导班子早已因为徐颖的事情对我产生了诸多不满，姚科长和王丽提拔后，我和领导班子的关系也陷入了尴尬。对于领导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关心书是谁写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想体体面面地解决掉一个已经没什么用的过气女干部。
他们自己说的，你讨厌一个人怎么办？赶紧帮助他升迁离开。
面对徐颖，我找了很多理由来宽慰自己。比如，人家出版社本来就想调一个副科级别以上的中层干部，徐颖也不符合对方调人的条件；比如，徐颖有抑郁症病史，对方了解了情况，很有可能也不会选择她；比如，徐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也参与了，我看她实在是太累了，暗中帮她承担了一些，所以对书的内容颇为了解，不然和出版社那边谈话肯定会穿帮；比如，我这次在提拔中落败，本来就和她有莫大的关系……
不过，由于此次调任的性质有些特殊，所以一切细节在原单位都没有披露，同事们只知道我要离开了，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曲折。徐颖给老林写书的事情原本知道的人就没几个，领导们都绝口不提，就没有人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徐颖应该也不知道内情。
但是我总是会想到徐颖哭到崩溃的那个晚上，想到我离开原单位的那天，徐颖一脸焦虑在我旁边说：“胡科长，你能不能不要走啊，你走了，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无法义正词严地批判任何人了，我甚至开始理解老林、汪直、李益、姚科长、王丽，理解每一个亲手把徐颖推下深渊或者在深渊边嘲笑徐颖“怎么这么弱”的人。或许这世上也没有坏人，只有命运，是命运让人为了保住自己，不得不放弃别人。
7
离开原单位以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祥和。终于摆脱了那些乌糟糟的人和事，能够在简简单单、健健康康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里安安静静写字，再也不用强颜欢笑做外事外贸那些送往迎来和我本来就不擅长的工作。
我刻意与原单位的人都断了联系，包括徐颖。几个月以后，徐颖自杀未遂的消息，还是姚科长打电话告诉我的。
姚科长比我小半岁，前几年就已结婚生子，比我也冷静成熟得多。她话说得字斟句酌：“你调任以后，我对徐颖照顾有加，王丽对徐颖也非常关照，大家到底都是老同事。谁知道她都准备和李益结婚了，才发现李益竟然是瞒着家里和自己交往，李家里根本就不同意他们结婚。这里头徐颖吃了一些苦头，我也不好多说，汪局长都出面做了一点工作，李益父母才总算是同意了，徐颖却想不开了，本来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你说可不可惜？徐颖考进来，一直都是你带的，她的情况你最了解，胡姐，你看能不能受累回来一趟，和人事部门解释一下实情，不然对你在新单位的影响也不大好，你说是不是？”
这一番话说下来，她连个停顿都没有，难怪她能当正科长而我不能。
我回去这一趟之前，不是没有想过把实情告诉上级单位，可是思来想去，最终我还是不敢。我毕竟只是个外人，我不确定面前的人和谁私下是不是有过什么约定，我到底能不能信任。我也不确定躺在病床上的徐颖，想不想让我把这一切都说出来，我不能替她做决定。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一步跨出去，自己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我输不起。
没有人能以一己之力和这个庞大的机器体系抗衡。
徐颖选择自杀，不必多说，一定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才走上了这条路。虽然理论上我调岗的材料都是保密的，但是我也不能完全说服自己，说她受的那些委屈里就一定没有我的这一份。我心虚不再和她联系，她也没有再发过信息给我，我看到的她的朋友圈的内容再也没有更新。也许她知道什么，也许她已经封闭了自己，总之，我没有勇气问候她哪怕一句，她也没有来质问我什么，一切不明不白，都沉入了海底。
后来的消息零零碎碎，都来自于姚科长和王丽。她们都是那种认可丛林法则的人，话里话外都不同情徐颖，更多的是怒其不争，嫌她小姐身子丫鬟命。
徐颖出院后就取消了和李益的婚约，开始休长病假，单位按照规定只给她发放基本工资。单位对于徐颖的例行调查结束后，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最后的定性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徐颖到底有没有向组织透露什么该说不该说的隐情。但是从结果来看，老林早已高升，汪直和姚科长作为年轻的干部，处理这件事是得当的，涉及此事的人都好好地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至少明面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看来都未来可期。
最后，毁掉的只有徐颖的人生。
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不掌握资源的人就已经不配有感情、有脆弱、有执念，只有强大到刀枪不入这一条路可走？是不是男人真的就这么好当，女孩面对的就只能是暗亏、欺骗、利用？
我对这个世界不免有些失望。我原来信奉，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不是一定要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后来我才发现，人生不是轨道也不是旷野，人生是面对世界的一道门，越是手无寸铁就越只能支棱起来，不然就是很快被人在门槛前踏过、踩碎。
我又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有资格对世界失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