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5日，春节假期结束不久，我正在办公室起草单位新年度工作计划，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语气焦急、惊慌失措地说：“你小舅被纪委的人带走了，能不能找人问问出了什么事？”
这消息震得我头皮发麻，也知道母亲确实六神无主了，否则不会找我这个“没本事的”打听消息。放下电话，我绞尽脑汁，突然想起高中同学王华如今在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虽平时跟王华联系少，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打过去。王华在那头听我说完，只压低声音说，“千万别再打听了，有确凿证据”，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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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人说过——只有至亲中有人甘当“人梯”，后面的人才可能实现阶层跨越。外公外婆就是我家的第一代“人梯”，在上个世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农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一片天，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从而实现了阶层跃升。他们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大舅是家里长子，出生于50年代末，小姨是老幺，出生在70年代中期。
外公自幼聪明好学，却因战乱被迫中断学业。尽管他对子女的学业非常重视，可时运不济——大舅少年时代赶上文革，外公家又是富裕中农，只能无奈读完中学就卷起包袱回了家，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反而是村支书家一读书就头疼的儿子被推荐上了大学；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二，读到高中，第一年没考上，复读后依然离录取线遥遥，自个儿泄了气，选择回家当农民；孩子中，外公外婆最看重排行老四的小舅，外婆不止一次对我说：“希桐（小舅乳名）是最让人省心的，能吃苦受累，出门办事又利落！”
70年代初农村学制混乱，小舅5岁开始上学，在同班学生中年龄最小，可他自制能力极强，永远是第一名，1983年参加中考，在全镇1000多名考生中排第七——这个成绩，足够他被录到县一中考大学，也可以选择去读中专，毕业后就能端上“铁饭碗”。
当时大舅刚成婚，婚后他和舅母害怕被读书的弟弟妹妹拖累，闹着分家单过，分走了家里的老宅，我母亲业已出嫁，外公外婆背上1000多元的外债，才带着二舅、小舅、小姨搬进新房。外公那时在镇上的建筑公司当合同工，月工资32元；外婆在家种着责任田，收入微薄。3个孩子都要从家里拿学费，外公着实供不起，只能劝小舅去读中专，早点毕业上班，减轻负担。
于是，小舅选择了到邻县读初级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有生活补助拿，毕业后就能跳出农门。听说心爱的尖子生要去读中专，小舅的班主任亲自跑来家中劝说外公外婆：“希桐的想法，我最清楚不过了。这么好的学生不读高中太可惜了，你们勒一下裤腰带，3年很快就挺过去了，千万不要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啊！”
但单凭勒紧裤腰带解决不了3个孩子的学费，“读大学”也成了小舅一辈子的遗憾。
上了师范学校后，每年寒暑假，小舅都跟着外公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搬运砖石、搅拌水泥……三伏太阳晒破脊背、三九寒风冻伤手脚，用汗水换来金钱，填补生活补助不能覆盖的空当、填饱青春期永远填不满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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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小舅刚成年，就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惜才的王文禄校长要到县实验中学。第一天报到，王校长邀请了包含小舅在内的3个新人到家里吃晚饭。席间，醺醺然的王校长拍着小舅的肩说：“小李，我可要给你压担子了，好好干！”
没多久，小舅被分到了一个成绩差、爱闹事的班当班主任，一起报到的两个新同事成了任课教师。初中生叛逆难管，差班家长不重视教育，而学校考核只看成绩。小舅拿出了念书时的“狠劲”：他对照座次表，记住了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第一堂课一一点名，一人不错，轰动全校；他规定全班提前半小时上早自习、晚半小时放学，为了与学生同时间作息，自己就住在学生宿舍里；他对单个不听话学生的思想教育会能开两小时，直到那孩子诚心认错；他体罚学生也狠，拖把杆粗细的木棍都能打断，直接把“害群之马”撵回家……最后，这个成绩倒数的班，持续名列全年级第一。
教书的十余年间，小舅带的班成绩永远出不了前三，职务也从班主任升至年级主任。依靠过硬的成绩，加上王校长退休前大力推荐，1995年8月，27岁的小舅当上了德育主任——如果顺利，要不了多久，小舅就能稳稳升至校长。
但人生长河本来就是波涛汹涌。2年后，我们省打破户籍、身份、地域限制，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头一年6万多人报考，只录用了3227人。小舅果断报名参加，都没跟舅妈商量，30岁那年，他录进县法院成了一名小公务员，人生从头开始。
司法系统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横向交流很少，编制人员多，干部提拔速度慢，在县级法院耗一辈子当“大头兵”的不在少数。小舅已经而立，非法律专业科班出身，人脉关系更不用说了，总之，起点极低、前途非常不明朗。他刚去时被安排在办公室里打杂，法警大队成立后，又被打发过去帮忙——队里除了3名正式干警，剩下的就是一帮乳臭未干的临时工，干一些辅助判决执行、接送嫌疑人的脏活累活，有时候还要被抽调到外地执行死刑犯枪决的任务。
小舅跟我说起他第一次执行枪决时的情景。“我木呆呆地坐在屋里，接到命令后机械地走到犯人背后，手中的枪重得拿不住，听到口令后麻木地扣响扳机，然后躲瘟神一样扭头就走了。后悔回头看了一眼，一辈子都忘不掉！”事隔经年，小舅仍一脸恐惧，杀死一个人从不值得夸耀，只有战栗不安。
之后几年，小舅在一堆乱事缠身的情况下，自考本科，通过司法考试，从门外汉一跃成为业内人，推开了职业生涯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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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家的第二代“人梯”，就是小舅。
我父亲这边，祖父母4个子女，没人读过高中，姑姑小学都没读完，7个孙辈中也只有我读了高中，读书成才，从来都不是这个家族的必选项。叔叔们笃信“读书无用”，家里孩子都早早辍学，错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浪潮，所以外面的世界也从不向身处底层的他们敞开。我6岁时，只因村中同龄孩子少，要到邻村上学，父母就随意以无人接送为由让我晚一年上学——其时，祖父不过60多岁，而母亲的伟大事业只是当村里的计生主任，年收入500元。
我自幼体弱，根本不是扛重活的料，在求学路上跌跌撞撞，对“农民工”身份的恐惧，逼迫着我努力向前爬。小舅是我一生的“贵人”——苦苦求索的日子里，他一直关心鼓励我，加上小姨每个寒暑假都给我补习功课，他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父母的责任缺失，是我人生最初最温暖的光，他们的背影也曾是我拼命追赶的目标。
外公家的第三代，5个孩子3个考上重点本科，我2005年高考，被一所二本师范院校录取，是同辈里最低学历。2009年3月，我考研失利，被调剂到一所非意向大学，只好转而报考公务员。因为学的专业冷僻，只能填报乡镇不限专业的岗位。省考笔试前夕，我上午匆匆办完教师资格证手续，下午3点多又坐着大巴赶回老家的市里。考点附近几个旅馆早已住满，我着急忙慌地寻找能收留我一晚的地方，所幸城中村一家出租给民工的小院还有两间民房。
当时的公务员考试只考“行测”和“申论”两科，两场考试合计100分。乡镇岗位只要大专以上学历，不限专业，门槛低自然报名人数多，700多人争9个岗位，那年到期的大学生村官还有加分，我感觉希望渺茫。我硬着头皮去考，考完就默默收拾行李离开了。
4月，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查笔试成绩，发现自己考了69分，竟然进了面试，只是排名非常靠后，27人进面，我排倒数第三。我给小舅汇报消息，但没想到他立马给我联系了一家公务员面试培训机构，垫付了5天1080元培训费用——那是我第一次上有偿辅导班。
6月4日，小舅亲自开车送我去市里的考点。一路上，他鼓励我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车到考点，他还叮嘱：“考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考一下村官嘛！”
当天好似沾了小舅的气运，我超常发挥，面试排第二名，总成绩窜至第七名，不出意外，可以坐等上班。晚上，小舅专门为我在饭店摆了一桌，请上我的父母、小姨、舅妈和表弟。他喜不自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此后不久，小舅就被任命为县法院法警队大队长，副科级别，正式登上领导的台阶。8月底，我收到去离家20多公里的乡镇就任的通知。到岗前，小舅特地来家里看我，送了我一台彩屏三星手机，传给我他的“20字箴言”：自律坚守、担当肯干、读懂政策、厚实感恩、情商要高。
彼时，我只能理解表面意思，上班多年后，才参透其中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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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入职后，我和同时报到的另一名新人先被安排到镇党政办公室见习，等待岗位分配。我认真遵守着小舅“自律坚守”的要求，做“最早到办公室的那个人”——“自律坚守”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的无奈之选，无人搭桥问路，那就只能靠表现赢得领导青睐。
当时我就在单位值班室里住下了，每天早起清扫办公室、打好热水，领导同事丢过来的杂活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从未有一刻懈怠。镇领导也许是看中我的刻苦，也许是因为根本没人愿意干，安排我去跟着办公室主任学“写材料”，这一写就是十多年。
写材料磨人，不仅平时要紧盯领导“讲话精神”，吃透中心工作，也要了解各部门情况，但凡出现新做法新说法，就得迭代更新。忙起来点灯熬油，哪怕假期领导视察调研工作暂歇，其他工作暂缓，写材料也不能停——因为领导就在旁边等着审稿呢。
一年多以后，我找小舅诉苦，小舅现身说法：“农村出来的人，想要有出息，难事苦差都要冲在最前头，我是单位第一个到农村任第一书记的、第一个到基层法庭交流任职的、第一个到企业挂职锻炼的，有难题找我，成了历届院长的第一选择，然后领导就真正开始考虑提拔我。”
末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主动担当别人干不了、不愿干的工作，才能显出你的特殊作用。”
我咽下抱怨，继续埋头写，逐渐挑起了镇政府工作报告等材料的大梁，撰写的调研信息多次登上内参，得了县委办公室信息科长的垂青。3年后的初夏，我被借调到县委办公室，半年多后顺利落编，从此告别乡镇。
那几年却是小舅仕途的瓶颈期，他一直没得到提拔。那年12月，我正式上岗后到小舅家吃饭，当晚他灌下不少闷酒，话也比平时多：
“最难读懂的就是政策，今年市委组织部给副科级干部提报设了‘本科生、30周岁’的硬条件，不少70后因为一纸文件被锁定在科员级别，动弹不得。”
“正科提拔的条件还宽松些，但我第一学历只是中专，今年也46岁了，明显拼不过后来的年轻人，看来要在这个岗位上退休了！”
小舅郁悒不已，可没想到峰回路转，一顶官帽从天而降。“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空前，很多高风险岗位从人人抢着干变成了人人畏惧干——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就是这么一个位置。2014年初，县法院一把手从一线退下来后，极力举荐小舅任执行局局长，老领导亲口说：“我在司法系统干了一辈子，提拔的干部也有二十几个，受恩惠的人就更多了，但是人走茶凉，只有小李从来没有忘记恩惠。”小舅人品敦厚、懂得感恩，同等条件下，领导愿意偏看他一眼、多照顾他一些，毕竟人人都有退休的时候。他的“厚实感恩”，又一次得到了现实验证。
知识可以靠后天学，脾气秉性却很难改变。小舅说：“我们的工作更多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通晓人情更容易解决问题。”但外公家的家风呆板，长不出八面玲珑的孩子，小舅只能在经年的工作中努力学着做一个灵活的人，他扩大社交圈子，和各行各业的人交往，在每一次碰壁中学习总结。
在领导眼中，小舅敦厚感恩；在同事眼中，小舅吃亏在前；在朋友眼中，小舅义气仗义；在群众眼中，小舅正直可信——可在我眼中，像小舅那样一个呆板认真的人，行走在人情世故绞成的钢丝绳上，动辄得咎。尽管他笨拙而努力地维持着平衡，但风打着旋儿一阵阵吹，直到他掉下来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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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舅坐上执行局局长之位后，“朋友”源源不绝围了上来。起初他们装出一副知交莫逆的样子，相互取暖、帮忙，但这群猎食的“豺狼”很快便露出獠牙，后面是更多循着腥味缠绕不去的“蝇虫”。
二舅毕业后去到外地，婚后将主要精力移到了生活的城市，对老家的人和事几乎不上心，大舅则人微力薄，插不上手，所以家族里凡是扯上司法的事儿，都会求到小舅门下。离婚纠纷、打架斗殴、债务问题……没完没了，只要有一个“伺候”不好，他们就会在村里风言风语：“李家老四当了官就忘了本了，瞧不起人了！”
惹不起躲不起，小舅本就爱好交友，那时为了七大姑八大姨，更是来者不拒，由此主动被动认识了诸多体制内的人。其中，和司法局的张建、公安局的安顺关系最铁，甚至自称“三兄弟”。
安顺父母是县酒厂的退休工人，养老金低，多年卧病在床。因为小时家里经济不宽裕，所以安顺“搞钱”的劲头特别足，对当官没啥想法。2003年，他就以弟弟的名义开网吧赚了不少钱，后又揽下不少建筑工程，站上房地产的风口，在三亚、成都、昆明等地“炒房”，日子富裕得很。
张建父亲曾是县公安局局长，在世时把张建塞进了县司法局，前40年，张建的人生顺风顺水，加之家境优渥，酒肉朋友自然不少。他父亲心肌梗塞死在了办公室后，身边趋炎附势的人稍散了些，但狐朋狗友还是不少。
2014年10月，外婆意外摔伤住院，在市立医院置换股骨头。手术前一天，张建和安顺就驱车到医院，开口就是“老娘受苦了”，甚至不等我母亲和小姨动手，就偕同小舅将外婆送进手术室，还接连陪了好几天床，深情厚谊，看起来比大舅、二舅都孝顺。
事后，母亲对我说起他们，满脸羡慕。可在官场上，你收了这“过分的情谊”，要如何回报别人呢？
2015年8月，我通过遴选进到市发改委。正值市里整治清理违规工业产能，忙得脚不沾地，卧不安枕，我便搬到了工作单位附近。回老家的时间少了，与小舅的见面也随之减少，更少有长谈的机会。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个叫朱涛的人，以张建朋友的身份搭上了小舅。
朱涛也在县司法局工作，是一个“过气”富二代。朱涛父亲当年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经营了一家卖大货车的4S店，江湖草莽的派头，既大胆精明又无知盲干，成得了事也容易闯下大祸。2010年前后，朱涛父亲见高利贷来钱快，抵押了4S店，以高利息向熟人借钱干起地下钱庄，听说是手捏几千万资本，生意很是红火。
朱涛是一个典型的县城纨绔，会吃会玩，找了个大美女当老婆。后来，在小舅组的一个酒局上，我见到了朱涛及其妻子，他言谈举止极其随意、满嘴跑火车，他老婆打扮时髦，酷似明星，让周围的女人相形见绌。总之，两人高人一等的做派让我很不舒服。听小舅妈介绍，朱涛老婆因为学历低，只是县供电公司的合同工。
时间到了2017年8月，一天下午，我随母亲和小舅，陪着外婆到医院体检，返程已是傍晚。路上，我听到有人给小舅打电话：“李局，晚上的饭局你可一定要来啊，我约了几个好兄弟！”
小舅在车上连声说：“好、好，一定到！”然后转身自豪不已地对我说：“这就是朋友多、面子大的好处！你要是有给别人办事的能力了，一样有人请。”
我顿时诧异非常——这还是我认识的小舅吗？印象中，他应该会推掉饭局，跟家人一起吃顿路边小店的家常饭。而且，他怎么会这样不小心谨慎？那时很多小企业主为了争取政策资金，拐弯抹角地找人约我吃饭，我都怕得要命。那些小企业根本不具备承接扶持资金的能力，一旦给出项目资金，他们也不知道能存在几年，后续审计大概率会出大问题——这种鸿门宴，路子野很难把握，即使你什么也没拿，单单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就够处分你了！
笑脸相迎、公事公办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出了事，这些没底线的人很可能反咬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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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舅的不谨慎很快招来灾祸。
2018年，本地不少企业主因还不起高利贷“跑路”，银行惜贷收缩银根，又引发不小规模的担保连带企业破产，地下信贷链彻底崩盘。朱涛父亲血本无归，最后因非法集资、恶意欠贷被判入狱。朱涛的“美满”生活也随之解体，娇妻是拿钱堆出来的，美容保养、衣服首饰、香车宝马，哪一样也离不开钱。没有钱，就无法再养尊处优，美女万万不能接受，礼义廉耻自然也抛在地上，遂把“媚眼”抛给了一个年近五旬的赵老板。
朱涛哪能忍得下这顶“绿帽子”，两口子穷吵恶斗，直至分居。朱涛妻子这下彻底没了顾虑，公开与赵老板出双入对。朱涛没了“富二代”的身份，但改不了脾气，私下里一直跟踪收集妻子的偷情证据，想给她点“厉害”瞧瞧。
妻子跟情夫的“幽会”地点不是在赵老板的私宅，就是在高档宾馆。朱涛顾忌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不敢私闯民宅，又没能力搞定宾馆老板调监控，渐渐就把主意打到已经升任县法院副院长的小舅身上。他跟张建组了一个酒局，邀上小舅，一瓶好酒下肚，朱涛抱头痛哭，说老婆在外面找了野男人，自己多么多么窝囊。张建煽风点火，怂恿小舅弄一张证明，从宾馆调取监控，给朱涛出气。小舅酒过三巡，义气上头，当场答应，第二天还真的安排了一个临时工陪朱涛去宾馆调取了视频证据。
朱涛拿到证据，转头就威胁妻子回家安分守己，否则曝光视频。但没想到，妻子早就受够了他的窝囊，又认定他惹不起赵老板，不敢造次，反而坚决要求离婚。朱涛还恋着美貌妻子，本不想离婚，结果却弄得骑虎难下，最后只能选择丢老婆、保财产——不久，他就拿着视频先发制人，以“出轨”为由起诉离婚，妻子净身出户后，他还到处扬言是“自己扔了那个破鞋”。
“朱涛老婆出轨赵老板”在县城里一时传得沸沸扬扬。赵老板闹得灰头土脸，也玩腻了朱涛前妻，就借避嫌断了联系。朱涛前妻惹了一身腥，又没捞到鱼吃，掉头就向坏了自己好事的小舅敲竹杠。
几个月间，县纪委就收到了多封实名举报小舅的信件，内容包含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等。当时全国“扫黑除恶”如火如荼，县纪委对小舅家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小舅家除了几十万存款，县城的两套房子甚至房贷都没还完。审计过关，小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头。其后，朱涛前妻找人向小舅递话“要补偿”，数额不小。小舅哪里拿得出钱，只好找朱涛商量。哪曾想，朱涛立即翻脸：“要没有你掺和，我们还离不了婚，没钱帮你！”混人说胡话，小舅碰了一鼻子灰才知道着了道了，悔不当初。
没钱了事，小舅只能装糊涂躲着，没承想这彻底激怒了朱涛前妻。2019年春节前夕，朱涛前妻领着孩子守在小舅家小区门口，逢人就发印有小舅“罪证”的传单。孤儿寡母，寒风料峭，算是给小舅当头淋了“狗血马尿”。接着，她又带着孩子跑到县纪委、县信访局举报，死赖着不走，要讨个说法。这一通操作下来，把县纪委逼得进退不得，但调查结果确实只能给小舅判个党纪政纪处分。这个结果，朱涛前妻不能接受，就威胁要向上级纪委反映他们“官官相护，渎职犯法”。
正在这进退维谷的微妙时刻，一份敲死小舅的犯罪“铁证”摆上县纪委案头，也彻底把小舅打落深渊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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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来源于小舅的另一个朋友——李雄。
李雄家和外公家算是同村同族，李家有5个儿子，是村里的一霸。2006年，外公家所在的李家村被划入县经济开发区，田地被征用变成了工厂。李雄当时是一家小作坊的老板，见有利可图，就回村竞选村长。李雄家本来就人多势众，又使了贿选、威胁等手段，自然如愿将村长揽下。
成了村长后，李雄耍手段压住村党支部书记，堂而皇之成了村里的“话事人”。他指使几个弟弟领着村民闹事，阻拦工厂施工，又以村长名义找开发区管委会和企业“解决问题”，给自家的“皮包公司”揽到了大量工程，垄断了几家工厂的货物运输生意。没几年，李家兄弟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村里另外几个大家族眼红，也想竞选村长。李雄就纠集小弟给张家放一把火、把王家儿子的腿打折，很快便没有人再敢从李家碗里抢肉吃。再后来，李雄拿大笔资金开道，找了保护伞，就更是没人敢惹了。
小舅虽是李雄同族兄弟，但原本没有什么交集。2014年，大舅因为翻盖房屋与邻居张坤起了矛盾，挑了房顶却迟迟开不了工。在农村，这种邻里纠纷不好处理，法律和道理都讲不通，但村长一句话就能解决。大舅懦弱没有办法，求助小舅。小舅那时虽是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可也完全插不上嘴、使不上力，只能拜托李雄帮忙。李雄应得干脆，事也办得利落，他把大舅和邻居叫到村委会办公室，直接下命令道：“张坤，李高峰（大舅）给你500块钱，你就别再闹了，不然就追究一下你们家多占一块宅基地的事情。”
一句话，老张家就偃旗息鼓。
事成，小舅请李雄兄弟几个吃饭，反而被人抢了单。此后，李雄更是多次邀请小舅吃饭谈心，登门拜访，两人逐渐成了朋友。
但李雄一家公德、私德一塌糊涂：李雄拿着村里的公款吃喝，进出娱乐场所，勾搭上了个小20岁的“三陪”，发妻住在村里，小三住在县城“金屋”；他的几个兄弟拿着村里的集体财产骄奢淫逸、胡作非为，有村民反抗便拳打脚踢，甚至打伤、打残上访的人。这样的一群人，为了利益能把天都捅破，被他们盯上的“朋友”，早晚要被拉下水、脱层皮。
2017年，李雄设套将一名小企业主骗上赌桌，一夜之间将对方坑了个干干净净，连厂房设备都抵押了。事后李雄拿着借条，找小舅商议怎么通过诉讼把厂子抢过来，小舅还竟然真的为李雄安排庭审，执行财产划拨。
那个小企业主倾家荡产，又不敢报复李雄，遂躲去外地务工。2018年，他借着扫黑除恶的势头，实名举报李雄兄弟涉黑犯罪。证据确凿，李雄很快被抓，在看守所里供出了小舅。县纪委取得证据后，于2019年春节将小舅留置并抄家，查封现金、存款40多万元，还有10箱茅台、几幅字画——小舅历任法警队长、执行局长、法院副院长，但确实没钱，儿子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北京买房的首付款他都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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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后，小舅妈四处奔走求人，只为小舅能在看守所里过得舒服些。家里账户被查封后，舅舅姨姨们凑了10万元为他请律师打官司。而他的“朋友”在干什么呢——张建、安顺悄悄到拘留所给小舅账上放了1000元，此后再无表示，外婆重病也没来探视。我陪着舅妈求到安顺家，面对我们的低声下气，安顺面上和气，话里却藏着冰冷：“李哥出事后，我着急得不得了，但我确实不认识看守所的人，也帮不上忙。这不，前天纪委还因为李哥的事情找我谈话了，我必须回避一下！”后来，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
2019年6月，小舅的案子正式开庭，我和母亲早早来到邻县法庭。小舅戴着手铐站在被告席上，身材削瘦、面无血色，我强忍泪水、百感交集，又不知道该去怨恨谁。
不久后，判决书下达：小舅被判入狱7年——贪污40万元刑期3年，涉黑渎职刑期4年。我不知道小舅要如何度过这7年牢狱，之后又怎么度过没有退休金的晚年，更不知道他得知那些“朋友”的所作所为后又做何想。
李雄那边，家族照样兴盛，公司依旧红火。去年春节我去大舅家拜年，大舅妈告诉我：“现在，李雄老婆在村里到处骂你小舅，诅咒我们一家人不得好报！”
“小舅是他们害的呀，真不要脸！”我反问，“咱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村里人，受小舅恩惠的人怎么也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
“我们哪里得罪得起老李家人，还想在村里过日子呢！”大舅默然地说。
“又不关人家的事，谁会站出来替我们说话。”大舅妈补充道。
我一时默然，大家好似也都没什么不对。村里那些随时拨来电话、提一箱牛奶登门求帮的亲戚们始终默不做声，其他朋友也纷纷划清界限、作鸟兽散。
这几年，我一再反思小舅的悲剧，试图厘清自己的人生方向。
现在想来，小舅教给我的人生箴言中还少了一条：“谨慎小心”——出身低微的人，即使爬到了一定高度，身下也不过是沙塔，一阵风雨就能拆散根基。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脚下踩着的都是一根钢丝绳，我们颤颤巍巍地向上攀爬，为领导“扛雷”，出了事，一句“管理不严”就能打发掉；身边那些所谓“朋友”，皆是豺狼蝇虫，闻着腥味而来，投其所好不过是想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血肉吃罢了！
粗茶淡饭最养人，平凡普通也是好事，最贵的年份茅台也是致癌物，比不上家里的一碗小米粥。奉劝和小舅一样的人，千万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要在意老家亲戚说什么，也没必要交太多酒肉朋友，对于包工头、黑社会、村干部等群体中没有底线的人，离得越远越好。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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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个春节，对于我们家来说，是煎熬的。
过年前两天，打扫卫生时，我帮忙清理弟弟房间的书柜，看到一张不小心露出的小纸条。虽然纸条上字迹十分潦草，但经过努力辨认，依稀可见他十足的怨气：“她怎么不去死，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撞破了我的秘密。”
这个“她”指的是我，还是母亲，已经不重要了。但我知道，那件事于我们家没有结束，于弟弟更是远没结束。
窗外的世界一团喜庆、热闹，而我的内心却被迷茫和无助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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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的一天，我工作结束较早，想着近两周都未与家里联系，便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拨通后，镜头把一个满脸疲惫、眉头打结的中年妇女展示在我面前。
可能母亲没拿稳手机，镜头又晃了晃，扫到了饭桌一旁同样满脸郁色的父亲和中风后显得有些木讷的奶奶。我以为他们又在为抚养奶奶的事情忧心烦扰，毕竟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中风后，大伯和姑姑们显得不近人情，都在一个城市，却从不来探望。我刚想出言安慰两句，却听到了争吵声：
“当初你给儿子买手机的时候，我就是反对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是你的责任！”母亲说。
“买手机是为了方便联络和上网课。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你天天在家，怎么没有看管好他？”父亲生硬的语气一如既往。
我听出，他俩争吵的靶心是在弟弟——弟弟彼时正在读初一下学期，他小学成绩还可以，进了初中后就不够理想，一直没有进过班级前十，总是在年级两百多名徘徊——听父母话里的意思，难道是因为他偷偷打游戏被发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母亲似乎这才反应过来还在跟我视频中，赶紧反问我最近工作是否顺心，企图扯开话题。我再三追问，她才终于缓缓吐出实情：“比你想的严重得多。”
弟弟上的是公立初中，学校宿舍仅为住得远的学生提供，其余学生都要求“通校”，即每天晚自习结束后返回家。手机自然是不能带到学校的，所以晚上回来后，弟弟还会再做上一会儿作业，有时也会用用手机，美其名曰“查资料和上传作业”。
但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发现弟弟“查资料”的频率越来越高，用时越来越久，有时连洗澡都会带手机进卫生间，好半天不出来。母亲一向尊重我们姐弟的个人隐私，一般不会窥探，但这次她觉察到我弟弟的反常行为，昨天终于在弟弟看手机时悄悄靠近，当弟弟感觉到母亲过来时，已经来不及切换屏幕，瞬时慌张起来，试图将手机藏匿。母亲便以“期末考试将近，好好准备考试”的名义暂时没收了手机，说等我弟弟放了暑假，手机便归还给他。
可母亲拿到手机后翻看弟弟的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事情可能超出了她的认知和控制。
她不会转发微信聊天记录，只能一张张截屏后断断续续地发给我。从这些不完整的、有时顺序颠倒的聊天片段里，我大概捕捉到了一些信息——弟弟似乎是与一些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了，他平时周末和家里人说去图书馆，其实是去和他们碰面，还企图在暑假以“找同学玩”的名义去外地。虽说弟弟和对方似乎才建立联系不久，但他们聊天的语气一点也不生疏，例如下面的对话：
“哥哥，你周五想来接我放学吗？我和我妈说自己回去。”
“哦哦可以接你的，你几点下课？”
我胸口似乎有块石头重重压下，有些喘不上气。顾及青春期的男孩子最为叛逆，我和父母担心贸然的摊牌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考虑到我弟弟期末考试即将来临，为了不影响他，大家决定暂时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按兵不动。
而此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文字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2
我与弟弟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但在家里他最愿意与我沟通。以前他读小学的时候，事无巨细都会和我分享，比如班里同学的绰号，小店最好吃的小鱼干包装，英语老师的电脑桌面背景是魏无羡，养猫的邻居衣服上总是布满猫毛，外婆听力不好却总喜欢拉人聊天……这些都让我觉得弟弟和我很亲。
后来我到外地上班，工作忙，回家也少，我俩也只能在见面时多聊上几句。这两年，弟弟进入青春期，跟我的交流意愿明显降低了，但我也没多在意，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会经历的过程。在我心目中，弟弟还是那个乖巧懂事的小孩，独立、自律。
父母的感觉应该跟我类似——虽然家事繁忙，父亲忙着工作、频繁出差，母亲忙着操持家务、照顾几个老人，但他们一直觉得两个孩子是自己最大的安慰和骄傲。
一周的出差结束后，我在6月的最后一天向单位请假回了老家，准备和期末考试结束的弟弟好好聊一聊。
起初，我的重点就是说服他收心学习，不要和与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当然，我并不想说教，一开始是各种迂回试探，与他主动分享我最近的喜怒哀乐，期待他打开心房，能主动给我说说他最近的生活。然而软磨硬泡了整整一个下午之后，弟弟也只是告诉了我一些学校里发生的不痛不痒的琐事。
他起先与我并排坐着，讲起科学老师被调去带初三了，新来老师的上课方式大家不是很适应：“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入围了一个校园比赛，但比赛前一天淋雨感冒，发了高烧，嗓子也哑了，只能错过比赛……”
说着说着，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又拿出一沓素描练笔作品给我看。
“初中作业好多，好久没有去上周末的画画课了。”他有些抱怨的口气，又坐回椅子上，头顺势向后仰枕在靠背上，眯起了眼睛，“想不起来了，姐，大概就这些吧。”
我想起他与网友的聊天中，似乎有提到“照片”，于是灵机一动，借用照片的事儿，“诈”了他一下：“我在网络帖子上看到别人发了很像你的照片，说的信息也和你的吻合——你最近有把自己的自拍照发给什么人吗？”
他一开始很迟疑，几番吞吐之后，终于磕磕巴巴地说了起来。原来，他真的有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很多、已经步入社会的人在联系，或者说，在“交往”：“我们见过几次面，有一起逛商场、一起逛公园，甚至还去他家里喂过猫……”
弟弟长相清秀，从小很受女同学欢迎，现在孩子普遍早熟，我曾经设想过他可能会早恋，但没有想到对方居然是比他大十几岁的男性。这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看过的各种新闻开始轮番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我一时无法接受，但不得不面对。
“我也不确定我喜不喜欢男生，我更多的是好奇。在他家喂猫的那天，他亲了我，并且抚摸了我下面。”他涨红了脸，“但最后我拒绝了。”
我内心慌了神，但表面仍然强装着镇定。
虽然我不知道弟弟的话还有没有保留，但我宁愿相信他没有彻底逾越，并小心翼翼地与父母传达、解释。
母亲听后，差点晕过去：“这事传出去，我老脸往哪搁？”
然后，她又开始指责父亲老是出差，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和陪伴，没有从男性的角度与弟弟科普青春期会出现的第二性特征。父亲低着头不说话，看不清表情。沉默了好一会儿后，他掏出手机，给我们展示家长群里前几天转发的某中学一位学生因与父母吵架后跳楼自杀的消息：“我们还不能说他，万一自尊心受不了……”
家庭会议紧急召开，最后达成一致：第一，停止相互指责和精神内耗，此事保密，万不得已，绝对不出这个家门；第二，医院检查及取证，有无受伤及传染病可能性；第三，查询相关法律，并探讨是否报警。
3
我家虽在小城市，但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门诊也还是爆满。时间紧迫，我们第二天一早挂了普通的儿童外科门诊。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医生，看起来像是刚实习没多久。
医生询问病情，我弟弟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我们想测个骨龄，看看还能不能长高。”我一边说着，一边靠近医生小声说道，“能不能麻烦您顺便给看下我弟弟肛门有没有开裂？”
医生听后有些诧异，此时一位穿着白大褂、更年长一些的高个子医生走了进来。年轻医生忙起身让位，两人一番耳语，高个子医生点了点头：“这样，我先和你弟弟单独聊聊，麻烦你们出去一下好吧，把门带上。”
几分钟后，年轻医生喊我们进去，高个子医生坐在主座上敲着电脑:“没什么异常，肉眼看不出来。早饭没吃的话，刚好去楼上抽个血化验一下，给你们开个单子。”
随后，弟弟抽了好几管血，分别检测丙肝抗体、HIV抗体、梅毒检测和乙肝三系。下午2点的时候，报告才终于出来，好在结果都是阴性的。
我又独自去找了那位高个子医生，他告诉我，病毒也有潜伏期，不放心的话3个月后可以再复查一次，肛门其实会自愈的，即使开裂过，过个十天半个月的也会恢复。针对我弟弟这种情况，最好要预约心理咨询，进行性别认同心理干预，而且得去上海这些大医院。
我对这个医生连连道谢，想想疫情管控，出省不易，小城心理医生少，也容易遇到熟人，此事只能之后再议了。
从医院回来后，弟弟的期末成绩也出炉了——排名直接降到年级500名开外，班里25名之后，按照现在中考后50%分流去职高的政策，他能否考进高中都岌岌可危了。
我父母想约班主任当面聊聊，多了解弟弟在学校的情况。班主任似乎太忙了，只好电话沟通。这件事情肯定是影响弟弟成绩的一个大原因，父母却又不方便与老师说，只能拜托老师多关注下弟弟。
之前与弟弟的交流中，我听他描述过，有一次下雨天，他没有带伞，淋雨去了食堂，晚上回来就感冒了。我推测他在学校交友可能不是很顺畅，不然为何不和朋友“拼伞”？我干脆直接问班主任老师：“我弟弟在学校是否存在被孤立、霸凌的现象？”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老师也说了：“一般像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会分成两拨，喜欢打篮球的会凑成一拨儿，成绩好的学生凑成另一拨儿。”言外之意，像我弟弟这种成绩中不溜秋、又不喜欢体育的男生，的确同性朋友不多。我知道在学校和他聊得来的几位女同学，有一次因为出黑板报也跟他闹了别扭，我弟弟赌气，本来周五4点前就放学了，他硬是一个人画完了整个黑板报，7点半才回家。
老师最后说，他留了一本课堂同步练习的答案在学校门岗，让我们有空去取，叮嘱弟弟趁暑假把基础补上来。
与弟弟的班主任谈完后，我意识到，也许正是没有同龄人可以探讨身体悄然发生的变化，在苏醒的荷尔蒙的刺激下，使得弟弟渴望同性的关注。但他仅仅13岁，心智尚不成熟，却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
4
我们查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在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方面，我国刑法规定了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但大部分的法条都是保护幼女的，对于男童的说法，只存在于“不满十四岁的男童不可以作为猥亵罪的受害人或猥亵对象”，即不论是否使用性交对男童实施淫秽行为，嫌疑人至多只会受到猥亵罪的处罚。
即便如此，家人还是决定走法律途径——报警。
我们拨通了110电话，民警说要么他们派警察上门访问，要么我们去就近辖区的派出所报案。我们担心事情被邻居盘问，做了弟弟的思想工作后，晚上去了派出所。
报案大厅里，里面一排电脑办公桌，外侧坐着三三两两做笔录的群众，中间隔着宽大的大理石台面。我们恳求，事情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是否可以到大厅内间做笔录？征询了值班组长意见后，民警们接受了我们的提议。我弟弟选择让我陪同他到二楼做笔录，母亲在一楼大厅单独做笔录。
第一次笔录，来了两位警察，没穿警服，穿着便服，有一位甚至没有挂工作牌，就开始了盘问。我和弟弟都是第一次到警局做笔录，难免有些紧张，我一再叮嘱他要实话实说。
大概是现场的气氛对弟弟有了压力，在警察事无巨细地盘问下，他把自己和那个男人的事情和盘托出——果然，他先前与我的交谈是有所保留的——他的确是被性侵了，而且是两次，一次在对方家中，一次在对方车里。他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在对方各种威逼利诱下，没敢告诉家里人。
“他说要带我去商场吃大餐，让我上车。”弟弟的耳根子微微红了起来，顿了顿，又往下说，“我坐进了后座，下一秒他也进到了后排，开始摸我，并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那你当时什么反应呢？”警察追问着，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他锁了门，力气又比我大。我让他不要这样，但是他没有停止。”弟弟微微低下了头。
“是什么车子呢，还记得吗？”
“黑色的，宝马。车牌号不记得了。”弟弟努力回想着。
虽然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真相来临的一刻，我还是极为愤怒，想要那个男人就地伏法。主要负责盘问的警察出去了一下，似乎去请示了下领导，几分钟后又回来，重新问了我们一遍信息。
我注意到，此时电脑屏幕上原本登记为的“民事案件”，已经改为“刑事案件”。很多细节问题被反复盘问了几遍，大概是为了确保细节都正确——我也才进一步知道，或许是在学校朋友太少，2个月前，弟弟安装了一款交友APP，然后在上面和那个男人认识后，迅速熟络起来。
作为物证的手机，暂时被扣押在警局，警察将弟弟与那个男人的聊天都复制了下来，并把对方朋友圈的照片进行人脸比对。做完笔录，签字画押后，都已经夜里11点多了。警方说，基本已经锁定嫌疑人了，但是身份信息不能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如果日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才可以请律师来申请被告人的信息。”
夏天夜晚的风，清清爽爽，我们都觉得案子马上要水落石出了，坏人一定会尽快受到法律的制裁。据我弟弟的阐述，那个男人应该知道我们住在哪个小区，母亲甚至一度想要搬家，提防他出狱后找我们实施报复。
过了两天，警方又要求做第二次笔录。这次笔录是我母亲陪同弟弟做的，问的问题和之前的大同小异。负责这个案子的吴警官还用企业微信加了我妈妈微信好友，说方便联系。我们有点感动，觉得遇到了好警察，感觉光明就在前方。
果然没过几天，警方来消息说，嫌疑人已经被逮捕了，并且口供与我们描述的案情基本一致。警方说，嫌疑人的监护人想和我父母见面聊一聊，问我们愿不愿意。当时我们觉得，他们要求见面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取得我们的谅解书，给他儿子减轻刑罚甚至是撤案，所以很坚定地回绝了。
到这里，我以为案子到这里就等着结案了，然而，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
5
7月底，警方第三次要我们去录口供，并且重点盘问了我弟弟的年龄。因为农村都讲“虚岁”，我弟弟2008年出生，月份较小，按习惯，虚岁要比周岁大2岁，所以回答，“15虚岁，13周岁”。警方追问弟弟，是否向嫌疑人提过自己年龄。弟弟回答，对方一直知道自己上初一，第二次在车里的时候有说过年龄。我妈妈补充，弟弟和对方手机聊天记录上也说过出生年月。
警方要求我弟弟做声音测试，我们配合，警方还想拍摄弟弟腋下和私处的照片作为办案补充资料，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我母亲拒绝了。
自那之后，吴警官似乎变得特别忙，一条消息几天不回复，电话没说上两句又会被挂断。据打听，嫌疑人那边请了律师。我不知道吴警官态度的180度转变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对方的律师疏通了警司内部的关系？抑或是嫌疑人一家有着不错的财力和势力，找了上头的人要压下这个案子？
又过了20多天，警方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妈耐不住，主动去派出所询问，结果被告知，对方已经翻供说和我弟弟是“自由恋爱”，而且当初我弟弟说他已经15岁了。现在案子已经被检察院驳回，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对方已经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人已经放出去了”。
我妈感到天旋地转，紧急与我商议对策。我于是给一位还算熟悉的律师打了电话，考虑到弟弟和家人的名誉，一开始只说是我一个亲戚家小孩遇到了事儿，请教他该怎么办。
那位姓许的律师转行之前算是我的老师，他讲：“如果男孩子已经满14周岁了，那根本没得谈，不管是不是自愿，对方都不犯法，目前中国的法律在这一块儿就是这么规定的。案件的细节我不了解，如果有需要，可以做法律援助。”
我又和父母商量了下，觉得律师懂法，比我们自己瞎琢磨更有利于摸清形势，遂决定请许律师帮助。第二日，我们便约了时间到律师事务所。许律师念在往日师生情面上，以平时收费的六折接受了我们的请求，父母付了6000元作为报酬——这仅仅只是“公安局阶段”，如果后面案子进入到“检察院阶段”和“法院阶段”，还要各付6000元。
这些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为了讨回一个公道，也唯有如此了——嫌疑人雇了律师后，形势就急剧转变，我弟弟本就是受害人，我们当然更希望借助律师的力量，早日得到公道的判决。
我们几乎不叨扰吴警官，但偶尔发给他的微信基本收不到任何回复了，电话打过去，也总是对方正在通话中的语音播报。
“老妈，你号码不会被他拉黑了吧？这样，你试着用我爸的手机给他打一个。”
我的猜想被验证了，电话接通了，吴警官先是一愣，马上又敷衍了我们几句，说案子还在搜集证据呢，又说自己忙，就挂断了。
母亲后面去警局要见吴警官，被告知人不在，在大厅冷风口整整坐了一天，吴警官才终于肯露面。他这回承认了自己拉黑我母亲电话，说是因为警局是个中立的身份，不能与我们太接近，还说要是我们能够提供新的证据就好了。
但我们的确没有新的证据了，案发已经这么久，嫌疑人的精液啥的肯定没有保留下来，公园门口、小区门口以及车里的录像我们也调取不到，警方说他们去查过了，“已经被覆写了”。
同样是从办案大厅出来，报案那晚的夏风清清爽爽，而这寒夜的风，萧萧瑟瑟。
律师不能办案，只能推动办案，这种状况下，我们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许律师身上，希望他能跟警局多多联系。
许律师一开始找过吴警官一次，沟通了三件事情：第一，此事绝对不能让我弟弟的学校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警方回应理当如此）；第二，查查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其他未成年人犯罪，如果有，可以数罪并罚（警方说目前没有接到其他未成年人或监护人报案，对方也矢口否认，这方面也并没有相关证据支撑）；最后，许律师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吴警官，说若是对方监护人需要与我方沟通，让他们找他。
后来，嫌疑人的父亲果然打电话来联系许律师了，但语气里听不出半点愧疚之意，只懒洋洋地说：“你们撤案的话，可以给你们5000。”许律师前期和我们沟通过，知道我们无法接受，也转达了我们的态度。
虽然从业多年，但许律师说他此前也并未办过类似案件，而男性青少年性侵案件在我们报案的派出所也是头一次遇到。最后，许律师安慰我们：“对方第一次的口供是承认了犯罪事实的，手机上被删除的聊天记录也恢复了，很多露骨的语言也成了犯罪证据，警方还在收集更多证据，会把案子整理再次呈交检察院的。”
我们无处安放的心又稍稍得到了一丝丝宽慰。
6
事情告一段落了，弟弟也升入初二，我们尽量不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自尊心。
为了维持家庭的开支，父亲依旧频繁出差，但也会主动找弟弟聊聊男孩与男人的话题了。为了让谈话更自然，我和母亲不会在场，但能观察到，每次聊这些不久，弟弟就会借口上厕所、喝水等来终止聊天。我想，也许父亲囿于传统与有限的知识，也没能力很细致地对弟弟进行性教育，只能浅尝辄止。
经过这件事，母亲苍老了许多，瘦了一圈。她对弟弟更是严加看管，不准他使用手机和电脑，还在家里客厅安装了监控。起初，弟弟由于觉得自己做错事在先，对母亲这种管控默默接受了，但后来有时会吐槽，并悄悄将监控的探头转向墙壁。
我也在工作之余经常打电话回家，和弟弟聊聊生活和学习上的事。这年国庆假期，我还带他去了向往已久的西湖，欣赏了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希望增加姐弟交流的同时，大自然的宽阔和历史的浩荡能让他身心放松，对他的价值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许是我们特意问了弟弟的交友情况，弟弟的班主任也积极调解，让弟弟和之前因为出黑板报而闹翻的女同学重归于好。弟弟也新交了一位朋友，是隔壁班一位在同一培训机构周末学习画画的男生。我替他开心，也许，弟弟缺少同性朋友的情况短期内还是很无解，但希望他不要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从表面上看，弟弟的心思回到了学习上，新学期的期中考，在班级回到了前15名。只是，我们都很清楚，经历了这件事，弟弟对于恋爱这个话题变得极其敏感，尤其当不明所以的亲戚们开玩笑盘问后辈们有没有早恋时，他显得尤为局促不安。他以前喜欢看《陈情令》和《天官赐福》这样“双男主”的影视剧，还央求过我借他使用VIP账户以便观影顺畅，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
时间悄然过去了大半年，许律师也好，警方也好，都没有再主动联系过我们。我母亲常常叹气，暗自落泪，人肉眼可见地衰老下去。有时隔了一个多月，她会按捺不住给许律师打电话，也会被挂断，得到一个微信回复“正在开庭，晚点联系”。可一直等到了晚上，也还是杳无音信。我偶尔也会问许律师案件的进展，有一次他回复：“吴警官正在疗休养，等他疗休养结束后，再与他沟通。”
而吴警官那边，老是和我们说他很忙，还在协商等等。另外，他还说过我们一句：“你们受害人请什么律师？白白浪费钱。”这句话我不解其意，他是心疼我们请律师浪费钱，还是怪我们请律师增加了他的工作量？
好不容易等吴警官疗休养回来了，又碰上要召开“二十大”。我们被告知检察院的材料需要等二十大召开后再呈递。盼着盼着，又赶上了疫情新政策，吴警官说他阳了，无法办公，“上头的人也都阳了，无法线下会商”。
拖着拖着，就到了过年，都放假了，会商又黄了。
似乎永远都有事情排在我弟弟被性侵这个案子的前面。我们想过直接法院起诉，被许律师告知：“这个起诉和判决可能会是个拉锯战，甚至可能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想过起诉那个APP公司，告这个交友APP不要求输入身份证号，直接绑定微信就可以登录，没有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但再次被许律师提醒：“这样的公司一般都会雇佣大律师，我们起诉的胜诉率极低。”
我们也想过是否求助于媒体，但又碍于保护弟弟的隐私无法声张。我们还想过拨打市长热线，但我妈总觉得惹怒了警方，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总之，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们是受害者，却处处受限，条条路都走不通。
7
一晃就过年了。我回到老家，弟弟也放寒假了，比起大半年前，他又窜了个子，可对我已经没那么亲昵了，愈发寡言。即便我在家，他也是躲在自己的房间看书。
那天，我借着打扫卫生的由头进到他房间。房间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布置，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架。我打扫他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书籍，大多是教材教辅，还有一些学校要求阅读的名著和课外读物。我留意到有一本笔记本落了灰，轻轻拿起准备擦拭，不料，掉出了张小纸条——“她怎么不去死，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撞破了我的秘密”。
我一阵心寒，觉得眼前的弟弟是如此的陌生。无论是我还是母亲，都在为他这件事忧心奔走。没想到，反而让他心生这么大的怨怼。但我也能理解，那件我们不摆在桌面上再提的事，一定也在他心里激起了千层浪，哪怕他什么也不说。
弟弟背对着我，并没有发现我的异常。我压抑下自己的情绪，继续整理书籍，整理到初中课本时，我装作不经意地提起：“我们以前科学课本上有一幅男性女性的生理构造图，不知道你们这一届还有没有哦？”
“有啊，我们班大部分人都用纸把那图糊上了，我也是。”我弟弟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啊，糊上了还咋上课，老师不讲吗？”没想到，我初中时干过的事情，到了他们这个时代，依然是这么处理的。
“老师不管，都没讲几句，让我们自己看了。”弟弟依旧漫不经心的，可是他内心明明那么好奇，才这么大胆地去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不好再去责备他，只是想，这世界上又还有多少像我弟弟这样的案例呢？学校性教育隐晦，而好多父母跟我父母一样忙于生计，碍于传统，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讲性知识，这样的状况，还会让多少孩子因为好奇而误入歧途甚至受到侵害呢？
作为姐姐，我很自责没有早点发现端倪，也不知如何才能完全卸下他的焦虑和压力。鉴于弟弟比较抗拒去看心理咨询师，我只能打算等放暑假时再和他好好聊聊，带他去一趟上海，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新学期开学，由于疫情政策放开，感染人群增多，学校又开启了网课模式。父母要上班，没有办法时刻盯着弟弟，弟弟又开启了经常使用电脑上网课、使用手机交作业的生活。而监管他的，仅仅就是客厅墙上那个“狐假虎威”的摄像头，但谁都知道，那用处并不大。
弟弟是否还会在网络中继续寻找“慰藉”，我不得而知，也无计可施。
我也在想，网络无所不在的年代，性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下，国家是否应该加强对青少年上网的监管？而国家的法律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让未成年男孩和女孩受到一样的保护？事发时，我弟弟尚未满14周岁，即使是14周岁到17周岁的男孩，就真的有判断此类事情的能力了吗？
如今，从报案到现在，已经过去9个多月了。许律师告诉我们，取保候审最长时限是1年，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不能正常立案，对方还能继续取保候审，这件事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了。他也表示，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案子，检察院和公安局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但还要进一步会商。我们心里仍然存留着对于法律途径的最后一丝念想，希望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结果。
当然，万一还是最坏的结果，我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定要试试看法院起诉的漫漫长道。我写下这篇文章，也希望社会机构和有关部门充分考虑此类事件背后众多潜在的受害者，并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策略。毕竟，社会低估男孩被性侵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很多遇到这类事情的家庭，跟我们一样，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途径来获取救助。
这样的事情，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我家人身上，我也不希望谁成为下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