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375个口述故事
大家好，我叫于婷婷，河南人，今年25岁，是郑州财经技师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一名老师。我在15岁左右遭遇中考失利，一度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前往沿海地区的流水线打工。在打工这一年，我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时，意识自己的流水线操作技能终将会被淘汰，在家人支持下决心重返校园。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我从优秀学生成为留任教师，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金奖职业技能大赛金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河南省技术能手、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
我的人生谈不上一帆风顺，更称不上“一路开挂”，我只懂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知识和技能迟早会被淘汰，哪怕是现在的自己，也不能停下脚步，要不断警醒自己和自己的学生继续大步迈进。
2020年12月13日，广州，我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餐厅服务（国赛精选）项目的金牌。
1997年，我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农村家庭。我们家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务农与外出打工。我的父母在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在沿海地区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家团聚。我与哥哥、弟弟留在家乡，由务农的爷爷奶奶抚养成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算是“留守儿童”。
然而，这略带灰暗色彩的身份，并没黯淡我们家人间的关爱与生活的色彩。
我奶奶、我和我哥哥。
在外务工的父母难以顾及我们兄妹的学习状况，只能靠我们的自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和哥哥、弟弟都不会辜负父母的期望，总会完成学习任务，才出去玩。但毕竟小孩天性爱闹，也总有着贪玩的时候，这时候，我爷爷奶奶会充当父母的角色，严格地监督我们的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奶奶能督促我们学习，在别人眼中可能也是一种奇迹——她几乎不认识字，算是文盲。我与哥哥做的作业，她应该是完全看不懂的，但她懂得我们是否写了字。
她要求我与哥哥在放学后必须先回到家里，在她面前写上十页字，才能出去玩。哪怕当天的作业量可能不够十页，甚至没有作业，那也得抄写新学的字或词语来凑够十页。奶奶这一个举动，也让我们成绩始终没有掉队，保持在班级里中上游水平。
我和奶奶。
课余时间，我与哥哥总是一天到晚穿梭在麦田与玉米之中，帮助爷爷奶奶拔草、收割、捡麦子。每逢收割季节的清晨，我们都会竖起耳朵听，由农田方向传来收割机运作的声音，小孩子们一哄而出，在收割机后捡起掉落的散麦，集齐一小袋后拿去换西瓜吃。阵风拨过麦浪，机器轰鸣荡过平原，田野乡间小溪流水声，这些声音合奏着我童年的乐章。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将会恒久不变，童年的我对着未来只有着浅浅的幻想：在长大之后，看缘分或者通过介绍与某个男性成婚，日常耕种着家里给的一两亩地，或是在家里照看孩子，平静地过日子。这种想法，在当时我没向任何人透露，但我感觉大部分同龄女生，可能都是相同的念头。
我和哥哥在家门口。
我父母也没信心对我们的选择做什么指导，一直在我们身旁的爷爷奶奶，肯定不愿意见到我们还是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他们希望我们能读书，并通过学习和奋斗，做出自己的事业，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学业中，我还是坚持着以重点高中为目标，尽自己的能力努力着。然而，事与愿违。我还记得公布考试榜单那天，成绩还是别的同学告诉我的：“婷婷，你没考上。”这句温柔的话如同晴天霹雳——我落榜了。
失落、失落、失落，挫败的感觉至今还是难以忘怀。虽然自己在成绩公开前，已经隐隐约约有失败的预期，但在一切确认之后，还是更加难受。
初中的我。
在农村地区，孩子们初中之后外出打工，帮补家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特别是在学业没进展的前提下。我看着身边的同学、朋友、闺蜜，有准备继续深造的，更多的是准备离开家乡，到天南地北打工的，我也成为了其中之一。
我出发时只有15岁左右，而我的小姑，其实也就比我大几岁，提前了几年前往了江苏盛泽市从事纺织行业，她是典型的流水线工人。在她的邀请下，我第一次单独离开故乡，踏入社会，前往江苏投靠小姑。
当我坐着的火车，慢悠悠地停在目的地江苏苏州，迎接我的只有小姑。在安顿好后，上夜班的小姑便在黑夜里第一次带我到流水线。
老实说，小姑一开始给我介绍这里是纺织工厂。还没目睹真实场景的我，脑海浮现的工作场景是带有裁缝车和裁布机之类的集体作坊，结果却和我想象大相径庭——看不出用途的大型机器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大型车间，不同年龄的女工在工位上有秩序地进行自己的工作，衣着光鲜的工程人员穿梭机器之间。虽然地面和货品摆放较乱，但整体上是一个整洁的工作环境。
打工期间的我，当时16岁上下。
我当时应该是整个工厂最年轻的女工。急着上工的小姑，打算先让我试着体验一把，我看着复杂的机器，心生恐慌——在我之前从没接触过这么大的设备。我听着小姑的指示，小心翼翼地开始操作。
“啪”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纺布机的一个部件就朝着我的手打了下来，我的手开始不断冒血。我当场就懵了，甚至还没怎么意识到痛感。我小姑和身边的人比我惊恐得多，在我呆滞之际，连忙将我送到最近的医院止血缝针包扎，忙了大半夜才告一段落。
轻伤不能下火线，我来江苏是打工的，没能等伤口彻底愈合，我就要开始正式工作了。因为伤口还没愈合就开始高强度的工作，特别机器操作中难免也碰到针线等尖锐物，让我的手留下至今都没完全消退伤痕。
第一晚的挫折让我身心都留下对设备的恐惧，我工作的熟练度进步非常缓慢。有的新人可以一晚上就学会怎么操作，能快速跟上生产节奏，产出布匹卷轴。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就能产出两大卷轴，而我一步步谨慎操作，最后是按一米一米织出来的，一个工作日可能一卷轴都卷不出来，产出没人多，成品也没人好，这让我时不时挨批评。
我也不记得最后是怎么练熟的，大概一两个月后，我才开始逐渐跟上了其他熟练工的节奏。当我入职快半年，想着总算能轻松点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通知，让我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厂要更换新型机器了。当即就有一批熟练工离开了。
当时的部分新机器。
对一定年龄的熟练工来说，重新练熟手还不如重新找配备熟练机子的工厂。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只能欲哭无泪地重新开始学习。我之前面对过的情况，又要重新上演一次。
因为机器的复杂性有所提高，这次的操作，我始终没法跟上节奏了，只能勉强地维持着合格的产量。我在这期间，每天起早贪黑，早班七点就要去上工，然后不断轮班，几乎没有任何休闲时间，难得的休息也只会在宿舍补觉调休，难得来了苏州，但也几乎没有出游过。
那时是2013年前后，我每月根据绩效但收入大概在4-5千左右，一般更偏向4千。我几乎没有花什么钱，大半的收入寄回家里帮补家用，剩下的自己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就这样跌跌碰碰又过了半年，春节快要到了，我在休息期间听到其他女同事聊起，可能又要换机器了。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个谣传的消息——怎么可能半年不到又换机器，但当时的我被吓到：前一个机器还没熟练呢，怎么又来新的了！
那种对设备对恐惧又浮上心头，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情绪：一个机器你刚摸熟之后，又一批新机器来了，每次新机器一来就会有一部分人离职。这让我很恐慌，产生一种印象，觉得新机器来了就要淘汰旧人工，继续这份工作，自己总有一天要被淘汰的。那时的我非常不自信，并且确实对流水线工作也不太熟练，最终产生了想离开的念头。
日复一日的工作，让我双手磨的都是茧子。春节回家后，我奶奶捧起了我的手，心痛不已，一直说孙女受苦了。她开始游说我回家，别在外面闯荡了。
在工厂上班，工厂里飘散着棉花，口罩是工作人员必需品之一。
当时的我，还没想到做什么，也就想到可能换一份工作，或者拿着存的钱在老家做点小生意。但我对之前的工厂念念不忘——倒不是工作环境，而是里面的工程人员，他们都有着大学学历，拿到的薪酬是我们两倍以上。对我来说像怪物一样的新机器，他们也是轻松上手，不但会轻松掌握全部操作流程，更对设备摸清摸透，每次当机器出了问题，只要他们过来，三两下就能轻松解决。我不禁在想，我和他们的差距，是不是就是学业上的差距？我要不要重返校园？
我离开学校已经一年多，重返校园的想法，让我感觉非常不真实。我提出想回到学校，没想到却得到家人的一致支持。春节过后，我先回到工厂，看着维修的工程师与更加忙碌狼狈的自己，回学校的想法日益增长。我开始搜索“初中毕业应该上什么学校”，经过挑选，我选择了郑州财经技师学院。从那时起，我开始规划，等到9月份的时候回到家，在线上报名面试，与老师在线沟通，就准备入学了。其实，那时候也有另一个选择，才只有16岁的我，竟然有人给我物色对象准备结婚了，但我不甘心这么快定下终身大事。
当我提交了离职申请，通知家人，他们都非常高兴，认为我继续读书就能更有出息。我下定决心，不能辜负他们。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每年中考，会有相当的一部分学生无法考上高中，随后选择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培训，一般来说无需进行多番考核。在成功毕业后，将会得到国家颁发的高级工证书，以及能考取技师证书乃至高级技师证书，按照国家的政策，分别对应大专、本科乃至副高的待遇。
选择专业的时候，家人推荐我选会计，觉得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职业路线，但是我看招生简章之后，一眼就相中了酒店管理专业：我喜欢穿上制服那种很优雅，气质很好，彬彬有礼的那种感觉。
我想这样的专业，应该不会太吃力吧？然而，我的想法大错特错。
进入学校校园之后，我发觉课程并没那么简单。我听不懂那些专业词，听不懂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在此之前我对上课的概念只有语、数、英等考生科目，没想到上了好几节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课程，还没看见语、数、英，我还“疑惑”了好一阵。
我很清晰地记得，老师突然提问我酒店是什么，我站起来脑子一片空白，条件反射回复：入住的。老师摇摇头，让我记住基本概念：提供住宿与餐饮服务的场所……这类事件层出不穷，让本来就没多少自信的我不断受到打击。刚开始入学校第一周，我就萌生放弃的念头。
我在学校的早期，每天只能死记硬背所有知识。
我和朋友哭诉自己进度慢，而且作为在外工作过的人，我很难融入到校园里。我给我家里人发消息说想离开，结果我奶奶立即打我电话，极力劝说我不能再次放弃，要把握所有机会。我奶奶说得很绝，她说我要是现在走了，只能重蹈覆辙过去吃过的苦，没有任何积累，我要是能咬牙完成学业，就算重新进厂也是带着一身技术进去的。
我的恩师陈初老师，也开始在这个时间鼓励我：要懂得知行合一，只有去行动了，知识才能增长。陈初老师特别劝导我，和我秉烛夜谈，介绍专业的由来、细节、专业内容和发展方向，让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专业有了彻底的理解。
我们的专业，别人经常误以为是纯服务员的专业，甚至连学生都会觉得“端盘子”还需要学？即使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也只会觉得是单纯的会务协助人员，但事实上实际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要学习包括主题宴会摆台、服务技能、主题宴会设计方案及造型、分餐服务、咖啡制作、酒吧服务、综合素养等等，涵盖设计、礼仪、商务、餐饮、酒学等等领域。
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里，都有着人对我抱着期望，这让我摇摇欲坠的决心又打了一针强心针。我开始每天坐在教室里拿翻书本记笔记，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我就在下面写什么，他在书里面画什么重点，我就画什么重点，然后课后就咬牙切齿地全背下来。
实操课也是一种煎熬，现在来看这也是完全按照一种手工艺人的方式进行锻炼。
我们实操课非常严格。以比较场景的摆盘为例，假若我们要进行一场中式宴席的摆盘，接待是10人位，然后餐桌是直径为一米八或者是两米。首先我们要用餐牌合理分配好这10人的距离，在摆放餐具的时候先要有一个骨碟定位，骨碟与骨碟之间的距离的需要严格把控并均等分布，适合该桌子的实际面积。骨碟本身距离桌边是15mm，口汤碗要在骨碟左上方10mm的位置。汤勺放到口汤碗里面，勺把朝左，味碟在口汤碗的右上角，与口汤碗的距离有10mm、15mm、20mm三种情况，根据实际来选用，但一场宴席只能用其中一个标准，例如只要有一个位置决定是15mm，整桌都要15mm。
标准化是整个摆盘的关键，随后筷架位置、筷子的叠放长度，各自与碗碟的距离、朝向，折口布花的形状、位置，斟酒后酒水在酒杯的高度等等，都有同样毫米级的标准要求。这些都要目测徒手去完成，而且有时间限制。
日常训练中，我在用尺子测量摆盘间隔距离。
老师让我做什么我都照着来，我依然没跟上。我只好照搬背书的法子，在课后坚持进行练习。我那时挺痛苦的，因为感觉自己是因为跟不上才要费那么多功夫。殊不知，这些举动让老师认可了我的刻苦印象，给我之后提供了一个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真的太难受了，全凭家人和老师的鼓励才走下去，我真心感激这期间遇到的每一个人。
我和陈老师，从师生变同事，她是我一辈子的恩师。
2015年，河南省中等职业技能大赛——中餐宴会摆台项目准备举办，学校在选拔去参加技能大赛的学生。陈初老师第一时间想起了我，觉得我态度好又刻苦，肯定也能拿下成绩。
当我得知取得资格后，我感到受宠若惊，我没想到学校这么重视我，我开始跟随老师，进行苛刻的备赛过程。
一个类似赛事的评分标准细则。
比赛主要是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实操，会在学习的知识上进行深度的挖掘，考验你的反应和知识厚度。
例如在实际操作时，有没有按照符合规格的方式上盘，上盘时间有没有超过定时，有没有出错等等。我记得其中一个环节，是要在18分钟内完成全程上餐盘的环节，这时间是非常紧张的。
当时是一组接一组进场展示摆盘的，我在幕后等着其他队伍展示时，突然听到台前发出连串玻璃碎裂声。前面的某支队伍，在端酒杯上桌前摔了，端着的10个白酒杯和10个红酒杯全掉在地上。在后台的我们本来就很紧张，听到前面队伍这个失误后心情更是一下子跌落谷底。轮到我们出场时，我连手都是抖的。在斟酒的时候，我更是看到手和酒瓶都在震动。我不断默念冷静，最终完成了这一环节，并最终出乎意料地拿下了冠军。
我始终觉得只要反复去做，反复去钻研，你肯定就能练好，然后理实结合，根据理论知识多去研究就能成功。
河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仪式上，担任主旗手的我（右一）。
当我第一次踏上领奖台，表情可能并没表现出什么，但内心深处已经翻江倒海，这次是我第一次取得了全部人的认可！从中考失利到外出打工，从重返校园到学业不振，这些年我大起大落。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未满20岁的姑娘，面对这一轮轮的考验，我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认可。
在接下来的两年，我一次又一次重复着类似的比赛，我也不禁有所麻木，不太理解重复赛事的意义。陈老师再次点醒我，鼓励我克服困难，这些考验都会为我扩展未来的道路。实际上，这些成绩，大大扩展了我的未来发展空间，只是当时，我还不是很能理解陈老师的用心良苦。
2017年，我迎来毕业季，我也面临着毕业的抉择。因为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所以我面对再次踏入社会，还是比较自信的。我正物色着去哪个高级酒店从事管理工作，学校给我发来了消息：希望我能留校任教。
再三确认后，我就毫不犹豫答应了。我特别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我问陈老师，我还能当老师？然后陈老师说当然可以了，获得这么多荣誉，专业课上那么强，知识扎实又厉害，然后给我分析了一波我的优点，我越听越开心，也越觉得自己幸运。
或许，我在高级酒店甚至机关会务工作，能更体面，收入更高。但能作为一名教职人员，给更多像当年的我一样迷茫的孩子带来转机，这个职责的诱惑力对我来说更大，最终，我从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学校的老师。
接下来的几年内，我出席了各类活动与赛事，与学生一同给学校乃至给行业带来更多的荣誉，接待G20峰会，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省级技术能手”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等。
日常的我。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正式举办。这是我们团队第一次参加的全国性赛事。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考验——过去的技能大赛，主要考验我们知识的扎实与厚度，让我们面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应对。这次的全国大赛，更加入了创新要素，进行艺术性创作的摆盘设计，从被动到主动，进入了新的比拼次元。
我和我的团队开始彻底沉浸在准备之中，对应五个模块注意进行匹配的训练。而且，我作为一名教师，日常的教学任务也不能落下，要确保所有同学得到足够的训练与知识的熏陶。我就反复一遍又一遍练习，无数次从入场开始到结束，改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要点，我真的特别焦虑，生怕哪一个点自己记不住，生怕哪一个细节自己做不好，导致前功尽废。
最终的比赛展现时，我们是在餐盘上盘时进行艺术创作。这个作品是我们教师团队绞尽脑汁推翻了很多方案，极力意图将河南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展现出来。在事前调查历史典籍，跑了无数次市场，并且在美观之余绝对不能忽视这需要符合真实宴席要求的“实用性原则”，不能为了美观喧宾夺主。
最终在相对短的时限内，我们完成展现中原文化风俗的创意摆台作品《源远美豫》。这个作品，以及后续的宴席、介绍，各个模块的出色表现，最终让我获得了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餐厅服务（国赛精选）项目的金奖。
我与作品《源远美豫》的合影。
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国赛奖项，学生沸腾了，我也沸腾了，意想不到的是，我家人也留意到了。本来比赛的事，我并没有怎么和家人分享。我的家人不知道情况，还曾埋怨我休息时间也不回家，其实那时我在训练备赛。
当我获奖之后，河南电视台报道了我的新闻内容，正好被我爷爷看到：“啊，这不是我家孙女吗？”他兴奋得忘记了年龄，连忙叫上奶奶和左邻右里，通知他们孙女上电视了，有出息了！
这些事我在后来才得知，让我哭笑不得之余，更感动万分——终于能给爷爷奶奶以及其他家人争面子了。
在上课中进行展示的我。
现今，我已经是一名有自信带出优秀学生的老师，我凭着丰富的参赛经验，让更多孩子少走一些比赛的“弯路”，例如某个阶段的紧张、错漏等等。我们的优秀毕业生也基本上毕业就被一些五星级酒店给挑走，还有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等等，也都有我们的学生去工作。我从被引路人，变成了引路人，更是自豪于这个角色。
我25岁，还是未来多于过去的岁数，我深知还有更多的发展与空间等着我。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不知道实际情况的朋友，误以为我们工作和学习只是单纯“端盘子”的，甚至我们一些学生都这样调侃。我也会回应他们，解释我们工作的复杂性。
即使只看“端盘子”这个动作，也得了解怎么才能端着十几公斤东西的同时，还要保持礼仪姿态的正确与优雅，符合职业规范。这些学问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研究、开创。
我的照片。
我很感恩现在的收获，我自己也会不断地去努力，然后比较幸运的是国家现在的政策，我生活在了国家大力发展技能人才的时代。
我曾经被人说是“一路开挂”，在这短短几年就从什么都不懂的女工变成今天优秀教师，我不认为开挂是合适的评价，每一阶段都是我的一个新的开始，当然我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
我觉得我自己一些经历是有代表性的，我相信自己的这些经历能够影响到别人，让一些在困境中的朋友不要放弃自己人生前进步伐。就是目前过得不好也不要认命，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技能也可以改变命运。
*本文由于婷婷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于婷婷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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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小莲 编辑｜马可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浙江余姚最热的这天夜里，34岁的装卸工人张公前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没有惊扰任何邻居，也没有向外拨出一次求救电话。
个别工友反映，早在出事前两天，7月12日，张公前就已有中暑症状，“热得难受”，想休息，但带班说请假要扣工资。于是，他在39℃-41℃ 高温下又连着加班了两天。余姚西货运站的监控，留下了他最后的身影，吃力干活的身影。
这位工友眼中的老实节俭、勤快能干的年轻人，多年用一身力气撑起一家老小的生活。如今他的死，成了这个家庭争取赔偿金的唯一筹码，而在谈判桌上，他所实际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不承认“工伤”一说，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3万元。
半个月后，张公前的遗体被火化后带回了安徽蚌埠老家。张公前究竟是怎么死的？生前经历了什么？家属最终也没讨到一个说法。
他是从冰柜最下面一格被拉出来的。刘红侠远远看了一眼，就崩溃了。五天前，她和女儿还跟丈夫视频聊了近一小时，整个人看着好好的，“跟孩子有说有笑”，怎么再见到就变成了这样？
7月15日早上七点多，正在超市上班的刘红侠接到丈夫弟弟张小浦的电话，立马回电追问传信的工友，对方只说，现在什么都别问，赶快来人。刘红侠以为丈夫干活受伤住院了，她和几个亲友急忙驾车从蚌埠老家出发，中午过了南京才被告知人已去世。刘红侠如雷轰顶，哭晕了过去。
傍晚抵达余姚市阳明派出所时已过了五点半，民警已下班。之后他们跑了殡仪馆，去了张公前的出租屋，找了他的工友，只从三个人那里打听到，张公前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天加了班，有出现中暑、晕厥的情况，没有就医。
但这三人均是货运西站其他线上的工友，并非亲眼所见，只是事后听说的。而与张公前一条线上的工友，要么否认上述说法，要么表示不知情。刘红侠曾用丈夫的微信从工作群里加一位知情的工友，第二天发现丈夫的账号被踢出了群，此前加了好友的几位工友也把他删了。后来，其他线上的工友也不大愿意说了。走访期间有个工人说，张公前那条线几乎都是带班人的老乡和亲戚，“有些人包庇，不敢说的。”他也被人警告过不要多事，小心老板找他麻烦。
家属们也咨询了多位律师，律师表示要搜集证据，证明张公前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即可认定为工伤。搜集证据有三个方向：一是证人证言；二是尸检查明死因；三是工作场所的监控。在“什么都不肯说”的工友面前，他们无计可施，一度寄希望于警方出具死因证明和调取监控。
但接警民警童明达多次向家属解释，当天出警后勘查了现场，做了表面尸检，已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可能，警方便无义务继续调查，后续要找相关部门；而表面尸检无法明确死因，如要解剖做理化尸检，家属需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
之后，家属咨询了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对方表示死亡原因鉴定一般写器官衰竭之类的直接死因，至于能否定性为热射病，要看相关症状是否明确。热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体控温系统失效，导致核心体温超过40℃，伴有皮肤灼热、晕厥、多器官衰竭的高致死率疾病。
发现张公前签了劳动合同和交社保后，他们还咨询了余姚市社保局、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前者答复既非上班时间、上班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无法申请工伤鉴定；后者则明确说，即便做了理化尸检，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职业病诊断实际上是要求国家工伤基金来赔偿，这个是有限制的，一定要在工作当中（发病）。你申请可以，但我们肯定给你打的是无职业病中暑。”
一开始只想查明人是怎么死的，问了一圈下来，刘红侠犹豫了，理化尸检要从头、胸、腹全套解剖，“我不忍心动他”。其他亲属也认为，既无法认定为工伤或职业病，便无必要去打扰死者。刘红侠心里乱得很，“打官司如果有胜算的话，我也可以打，我们收集这么多天，一点证据都没有。”
“走哪条路都走不通。”张小浦想得更明白，人都不在了，家里以后还要生活，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多要一点赔偿，“公司怎么样都有责任，简单一句话，在这里跟他干活出的事。”
杭州湾物流公司的老板自始至终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职位不明的代表“小桑”与家属接触。
7月19日，在警方和街道的调解下，家属与小桑进行第一次谈判。刘红侠记得，全程不到一小时，主要都是自己人在说，另三方不怎么发话，互相之间倒是用当地话说了不少，但他们听不懂。提出60万赔偿时，街道的人讲了一句：你要这么多钱有什么依据？小桑则替公司表态：可承担小金额的丧葬费，但不接受以“工伤”为由索赔，请家属继续走法律途径。
7月25日第二次调解，家属将赔偿金额降至32万，小桑表示公司只出3万元，他们愤然离席，街道的人让双方各退一步，小桑出去给老板打了几分钟电话，结果与上次无异。
彼时张公前已在殡仪馆放了10天，家属也跑了10天，处处碰壁，最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刘红侠每天一出宾馆门，就感觉喘不过气，头晕到几乎站不住，只能强撑着，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添乱”。
这边事情毫无进展，家里那边也让人焦心。8岁的女儿托给同事照看，在陌生的环境里，孩子哭闹了一晚上，她开视频哄了一小时才睡着。
刘红侠母亲是聋哑人，独自在家，心智相当于三岁小孩，不会做饭。刘红侠每天看家里监控，看有没有人给母亲送饭，结果经常看到她站在家门口左右张望。上一次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回家，是春节前父亲住院去世的时候。她估计母亲心里大概有个数了。
7月22日，到余姚后第7天，刘红侠第一次去丈夫工作的地方，余姚西货运站。下午4点，日头依然毒辣，空气像是被炙烤过，询问工友无果，她无力地靠在墙上，看着他们汗流浃背地装货，出了神。
“特别心酸。”她之前想象不到丈夫上班是什么样的，只听他说过搬的是插排、灯具、衣服之类的，但出事后看他工作群里的视频，都是冰箱、空调这些大件的重家伙。
“一般小伙子吃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个罪，都是40多岁以上的居多。”张公前的表姐夫徐广田今年51岁，以前是干工地活的，这几年也在货运西站工作，6月下旬因病回了老家。他说，装卸工流动性大，“干几年的基本没有”，很多人到这儿干一阵，觉得累、工资低，就走了。五六年前，张公前由他介绍来这里干活，一直干到现在，工资从最初的四千多涨到六七千。
张公前吃苦的劲儿，从小就练出来了。他小学三年级辍学，家里四个小孩，作为老大，他常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再大一些，张公前到镇上的木板厂做学徒，20岁出头，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在浙江义乌一个饰品厂上班，每月工资一千上下。那时家里开始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他自己也没少发愁。
■ 张公前（右二）与弟弟张小浦（右一）和从小玩到大的邻居合影。
好在这份踏实，被刘红侠一眼相中。那时她父亲因车祸卧床，哥哥在海南开船，常年不在家，家里因此考虑招婿。两家相距不远，张公前父母也同意他做上门女婿。两人谈了两个多月就结婚了。
“这个人特别暖。”刘红侠说，她生女儿是剖腹产，坐月子不能动，不能碰水，丈夫专职在家给她做饭，一人承包了所有家务，小孩尿布也是他洗。
去年年底，刘红侠父亲患癌住院，张公前赶回家，本想照顾老丈人，但因“黄码”得在家隔离14天，没想到没过14天，人就走了。刘红侠失眠了好一阵，他一直在旁默默安慰。
张公前在外辗转打工多年，一有假期就会回家，他不抽烟不打牌，就在家陪孩子、分担家务，偶尔一家人出门溜个弯，去县城逛个街，生活简单而知足。
自从张公前在货运西站干活，就很少回家了，请假要扣工资。
两人都空闲时，多是开视频聊天。刘红侠常叮嘱他，干活要是太累太热，就请假休息，大不了少天工钱，他每次都答应，但不一定会这么做。自打结婚，张公前对钱就很在意，“为这个家”，能挣多挣，能省则省。像在出租屋装空调这个事，她知道“说了也不会去买”。
张公前在离货运西站不远的丰南村租了一个瓦房单间，房租200元，除了床，家电家具都得自己配，他没装空调，只买了两个小风扇。房东记得，几年前他表姐夫带他来这里租房时，他不怎么说话，身上估计没钱，房租没交，连被子也没有，不知从哪里捡来别人不要的被子盖，表姐夫一说，才扔了。
住他对门的前工友刘涛说，张公前连吃饭都很节约，很少买肉，去年冬天他一个萝卜吃了一天，吃完萝卜，还用腌萝卜的汁拌面条吃。平时他还会在货运西站捡些废铁皮，用电瓶车一点一点带回来攒着，每个月能卖两百多块钱。
张公前的“抠”只对自己，对家人却很舍得花钱。刘红侠说，女儿要什么他买什么，在家常常骑电动车出去转一圈，孩子手里就会有点儿吃的玩的。今年六一儿童节，他还给女儿买了一个比她还高的兔子玩偶，女儿每天都抱着它睡。
每年情人节、520、母亲节、生日，张公前给妻子的礼物都不会缺席。去年情人节，超市人很多，刘红侠正在收银台忙着，丈夫突然带着女儿出现在眼前，把藏在背后的鲜花拿出来，递到她面前，说：“老婆，情人节快乐。”讲到这里，刘红侠用手轻轻揩掉了眼角的泪。
到余姚的第三天，确定警察不会再调查后，家属又去了一趟出租屋，把张公前的手机拿出来。刘红侠不知道密码，就用自己的试了一下，竟然打开了，那一刻，她冥冥中觉得是不是丈夫想最后给她一点儿线索。打开手机后发现，7月14日夜里11:18，张公前的带班汪买庆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响铃53秒未接，紧接着又给他发了两条微信语音，说觉得不舒服就去开点药吃，假如是感冒就开发烧药。仿佛抓住一根稻草，家属去问律师，但律师说这不算什么证据，希望“又破灭了”。
7月22日，家属去货运西站问汪买庆，对方还是坚称14日张公前没有中暑，也不知道他舒不舒服。家属质问：“那你怎么会给他发消息？”汪买庆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张公前死后不久，左邻右舍就都搬空了，只有他的租屋仍是原来的样子：电饭煲里剩了一点饭没吃完，砧板和碗没来得及洗，冰箱里放着一盘炒好的菜、四瓶啤酒、几条辣椒和一根西葫芦，冷冻层冻了8瓶水，应是准备带去上班喝的。妻子给他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子不舍得穿，一直放在枕边。墙上挂着的蓝色双肩包，是他2月份离家时背走的。
刘红侠记得那天早上5点起来，送他到村路口坐大巴，他背着这个双肩包——包里塞满了自家种的花生，拉着行李箱，手上还拎着她准备的面包、零食和水。他要赶一天路，去开始新一年的劳碌。
今年春节后回到余姚，张公前换到了杭州湾物流公司承包的川渝线，跟着贵州人汪买庆干。刘红侠说他本来不想换的，因为原来的工资也有六七千，但汪买庆一直劝他来，说这边工资开很高，保底八千，上万都有可能。张公前想多挣点钱，也不太会拒绝人。
虽然没跟表姐夫一起干了，但两条线距离很近，彼此干活都能看见。徐广田说，他们这条线活少，8个人，每天装三四个车皮，下午五六点就下班了。张公前新换的这条线，10人左右，忙时一天要装七八个车皮，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这个人手是不够的，因为高温期，干一会儿得喝点水。”人少就不可能多休息，当天的活必须干完，火车到点准时拉走，货没装完要罚款。
一个车皮560元，几个人干几个人平分，张公前曾对刘涛透露，干得好的话一天能挣三四百块钱。徐广田说，张公前比较憨厚，“什么杂活都干”，休息的时候不多，一般喝了水就回来了。同样在隔壁干活的董宇也夸张公前勤快忠实，干活不会偷懒。
6月中旬开始，活儿渐渐多起来，天气也一天比一天热。出事前，刘红侠总听丈夫提起，这段时间好累，活很多，太热了，衣服都不带干的。
刘涛回忆，出事前大约四五天，张公前卖废铁叫他帮忙，他当时就劝他装个空调，“我说那么热，房间都不能进人，你一天挣那么多钱，还省那么狠干嘛？他说老婆快生了，过几个月要回家，不安空调了，过几天买个大的冷风机。结果没有等到买大冷风机。”
不知刘涛听错了还是记错了，刘红侠并没有怀孕，但夫妻俩的确打算生个二胎，让女儿有个伴。
另一个住在附近的前工友付红军，在出事前两天，听张公前说过热得不舒服。他不确定是7月12号还是13号，这两天余姚最高气温都是39度，张公前的工作量也差不多。他的记账本上写着，7月2日至10日，他们10个人装5-8个车皮不等；7月12号只有8个人，装了7个车皮，每人得490元；13号也是7个车皮，9个人装，每人435元。
■ 张公前7月记的工资账本，14号那天晚上他没有记账。
付红军回忆，那天晚上下班后，约摸是睡觉的时间，他拐去张公前屋里串门，张公前正在喝啤酒，吃炒西红柿，“他还叫我注意一点，说天气太热，热得太难受了，我说太难受你就停掉，我都休息两天了。”张公前没有应他。
董宇事后听跟张公前一条线的工友说，他前两天就有点中暑了，本来想休息，但带班不让他休，如果休息要扣掉三天的工资。董宇说，他们一般“不敢请假”，尤其是货多人少时间紧张的时候，“多招几个人不可能，每个老板都是算好的。”像董宇这条线，本来是6个人干的活，只招了5个。
董宇说，干这个活很容易中暑。7月24日，他有个工友中暑呕吐，就跟老板请假回去了。“以前他也不敢请假的，发生了这个事，我们老板也怕起来了。”还有一次，董宇装完货，累得直接躺在火车上，老板“吓死了”，以为他中暑倒下了。
张公前去世后，董宇的老板给工友买了防中暑的药，“以前都是自己买的”。徐广田说，有的老板夏天会给工人买水和防暑药，发三个月高温补贴，有的老板什么都没有。张公前的工友罗刚说，老板有买防暑的藿香正气水放在办公室，出事前四五天张公前就喝过了，但他喝不下去，一喝就吐掉了。汪买庆则说，7月14日张公前说太热了，他叫张自己去买点藿香正气水来喝。
张公前事件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现在董宇的老板看他们装货满身是汗，会主动叫他们出来休息一下。火车里四面都是铁皮，中午最热时，外面气温40℃，“在里面光待着不干活，汗都流得不得了，晚上在里面装货，衣服也一直是湿的。”
当货车和火车都来了，有人负责从货车上卸货，有人负责开叉车运货，有人负责在火车上装货，而张公前基本都在火车上装货。货场里到处是监控，对准了每一个装卸点。刘涛提醒家属去看监控，“说没加班都是假的，只要监控调出来，什么事情都明白了。”
历经多日的请求后，家属终于在第二次调解的前一天，看到了7月14日张公前工作时的监控。这一天，余姚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高气温达到41℃。《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根据家属看监控的笔记，大致还原张公前生前最后一天的劳作：
8:33，前一天加班到近晚上11点的张公前骑着电瓶车到达货场，5分钟后开始干活。除了9点多到10点多近一小时没货及中午吃饭时间，张公前白天都在卸货，一般干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不等，便消失在监控里，休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
下午开始显露疲态，18分钟内休息四次：15:18至15:40干活，休息了17分钟；15:57货来了，张公前扶着腰缓慢走向卸货点，开始干活；16:04坐在货车上，休息了一分钟继续干；16:11原地蹲下休息，16:12继续干活；16:14又撑在货上休息了一会儿；16:15，货还没卸完，别的工友还在干，张公前就离开了，往休息室方向走去。
“这哪里正常？”董宇说，正常情况下，必须把一车货卸完才可以休息，除非身体不舒服。跟他一起干活的工友里，唯一一个愿意说点什么的阿龙在7月22日告诉家属，当天他摸了张公前的身体，“烫乎乎的”，感觉到他人不舒服，“我说你去医院看一下，他不去。”
仅仅过了8分钟，张公前又开始干活了。直到18:11，拎着水瓶骑电瓶车回出租房吃饭。18:58，骑着电瓶车过来上班。
19:12，在火车上装货。由于车厢门较小，监控拍不到里面，只能偶尔看到他露个身影。19:24，走路依旧扶腰。19:57开始，张公前一直在火车里干活，20:54从车厢下来，瘫坐在地上，只坐了40秒，起来又进车厢了。
21:38，火车差不多装满了，其他工友陆续离开，张公前留下来封火车门。徐广田说，每次都是他封火车门，他是最后一个走的。封门的时间是22:02，调取的监控到此为止，家属没有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货运西站的。
那天晚上10点左右，董宇下班经过，看到张公前在第三个车皮里，货装好了，他靠在货上休息，董宇看到他脸色发白，便说：“你白天干，晚上干，能吃得消？”要是以前他会说：“你滚蛋，下班去！”“精神头很大的”，但那天晚上他没有答话，“我觉得他人就不对头了。”
刘涛说，张公前死后，大家在后面议论，都说他傻，不舒服要回家，要是去了医院可能什么事也没有，或者“死在西货站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偏偏“死在了租房里”。
那天晚上，刘涛在屋里开着空调没出门，不知道张公前什么时候回来的。法医说他身上有酒气，大概回到租房后，他还喝了点儿冰啤酒，这是他的习惯。第二天早上7点10分，刘涛的闹钟响了，起来上厕所，看到张公前的窗户开着，却没有动静，平常这个点他不是在洗脸刷牙，就是在炒菜。两人都是8点上班，刘涛每天早上叫他一次，但这次他没有回应，躺在床上“跟睡着了一样”。法医初判死亡时间3小时以上，他是否在睡梦中离开的，不得而知。
7月28日，在第三次调解失败后，刘红侠和女儿等人抱着张公前遗像去市政府大楼门口请愿，立刻被接待了。当天下午，在政府调解员的助力下，家属与杭州湾物流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协议没有给家属一份，内容大致是：可能劳累过度，导致其在出租屋内死亡，给予人道主义补偿和精神抚慰金8.3万元。
金额与预期相差甚远，但奔波半个月，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家属不想再耗下去了。“没办法，我也知道这事有多难。”刘红侠只能接受现实。7月29日，她带着丈夫的骨灰和身旁哭睡的女儿，赶夜路回了家。三天前，孩子跟家人来到余姚见爸爸最后一面。
8.3万元赔偿金，尚未领到的7月份工资，以及社保账户里的钱，就是张公前留给家人的最后遗产。张公前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截至出事前，他只缴了三个月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是3957元。
（文中汪买庆、徐广田、董宇、阿龙均为化名。封面图为7月22日下午，家属到货运西站询问工友无果后，张公前妻子刘红侠落寞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