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底到10月初，我的家乡阿勒泰刚历经了短暂一周的疫情管控后，市民们的生活很快恢复如常。当时独自在家的老妈开玩笑跟我说：“阿勒泰就好像一口大锅，只要我们不离开这口锅，就还能在锅子里自由活动，相比你的姨妈舅舅们，已经很幸福了。”她说的，是我家在乌鲁木齐的亲友们，那里从8月10日就开始静默管理了。
不过，母亲的乐观很快被现实“打败”，从10月5日开始，她和我每日话题都是——走不走？怎么走？随后，经历各种政策的反复，路上的波折，最终，母亲于11月21日才终于出疆……
如今再回想这次“出疆记”，的确像梦一般，却又是存在过的梦。
1
去年8月初，我因为要搬家，央求远在北疆阿勒泰的父亲来长沙帮忙。他的航班从月初起被反复取消，改签了几次，才终于在8月18日成功起飞抵长。
现在想来，之后越来越严苛的“出疆管理”，在那时就已经有迹可循——所有离疆人员在出发前需按政策连续做3天核酸，持续阴性后可以去机场。在临行前一晚，老爸又被通知：必须有“双抗”检测才登机。晚上8点，他急匆匆地去医院挂急诊、抽血检测，拿到一纸阴性报告后才安心回家睡觉。
第二天，他终于成功登上阿勒泰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中途顺利转机抵达长沙。而与他同航班飞行的一位朋友唐叔，原本要转机飞去杭州，却因为急着上洗手间，在中转时不小心误走出了中转区域，进入候机楼后成了“进入疫区人员”，不能再返回安全的中转区域，被滞留在乌鲁木齐亲戚家，一直到11月底才离开。后来他同我父亲说，他们抵达的那一天，有很多人被滞留在乌市，凡是没有购买同一家航空公司联程机票的，后段航班几乎都被取消了。
彼时，我母亲仍然留在阿勒泰照顾外婆。外婆育有6个儿女，多年来都是每人负责照料2个月，去年因为疫情原因，舅舅们都在乌鲁木齐居家，不能外出，原本7月底就完成照料任务的母亲，要等9月底和姨妈换班后才能离疆。她特意嘱咐我，预定10月5日之后的航班，她要陪外婆过完90大寿再出发。
没想到这一延后，就是近2个月。
10月4日深夜，全网被乌鲁木齐停航、停运的通知刷屏。
即使这样，我们都还抱有“随时能飞”的希望。毕竟，从阿勒泰飞长沙有三条路线，西安、兰州或乌鲁木齐都可以作为转机城市，很多老百姓寄希望于飞兰州、西安中转出疆，这样就能避开乌鲁木齐这个“全管控”城市。
基于唐叔分享的经验，我只敢给母亲购买同一家航空公司的联程航班，跟过往相比，票价翻了不止一倍。机票预订成功后，母亲每天都在等待出发，可每到出发的前两天，都会接到航空公司“航班取消”的通知。
航班取消通常会给两种选择——退票或者改签。因为仍然抱着随时出发的希望，所以和母亲商量之后，我选择一直改签，不做退票处理。万幸的是，尽管那时的票价每日渐涨，但我购买的航班取消属于“不可抗力”，所以改签并不需要补缴多余的票钱。
就这样，一直“改签”到了10月底。阿勒泰在此期间也经历了几次短暂的静默，但都在5天以内就解除了，没像很多城市一样让人足不出户，只是市区叫停了周边县、乡镇的交通往来。市里的人大都可以自由外出散步、购物，探访亲友，母亲甚至还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婚礼——新郎和新娘被管控在市区几十公里以外的镇子上，不能回市里，酒席取消了几次，两边家长一商量，反正邀请的都是双方父母的亲友，于是决定婚礼照办，两边老人各自招待各自的宾客，等小两口回到城里，再去宴请他们年轻人的朋友们。
一场没有新郎新娘的哈萨克族喜宴倒也热热闹闹地举办起来。大家边用餐边跳起欢快的“黑走马”，给不在现场的新人送上祝福。母亲在视频里跟我感叹：“无论世道如何，老百姓们总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那时，从我妈家窗户往外望去，克兰河河边的风光道上，从10月初就搭起了一顶帐篷，每天清早，会有两人从帐篷里钻出来，他们都穿着看上去非常滑稽而廉价的大红色羽绒服，应该是之前在某个单位打工统一发的。他们用河道里的水洗漱一番，又拿一只锅子接点水后，就钻回帐篷。
母亲问了社区工作人员，才得知里面住着两个农民工，工地停工了，家回不去，帐篷是好心人给的。社区说正在协调，看能不能让他们住到不能营业的KTV或者餐厅里去。
母亲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社区说会定期给他们送一些食物。母亲这才放下心来，同时转头劝我：“你也要省着花钱，你看这几个农民工，他们今年就赚了几千块，还想着留给家里人过个好年，根本舍不得拿钱去住酒店。”
日子能正常过，可改签还是退票，成了一种艰难的选择。在乌鲁木齐居家的朋友建议我不要退票，因为一旦航班恢复，机票必定一票难求。可在改签了十几次后，虽然不用补缴费用，可我也在每日接听航司电话中失去了耐心。
母亲劝我：“不如等完全放开再走，没有必要天天改签，操作起来也麻烦。”
后来，老爸拜托人问了机场内部的工作人员，得到的消息是：“至少要停航到11月底，先退票，飞不了的。”再去搜索各大票务软件，无论飞西安还是兰州的航班，几乎都显示无票、停运。我无奈地退了机票，和母亲一起陷入漫长的等待复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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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乌鲁木齐每日新增病例仍有五六百人，航班和火车恢复运行的希望破灭了。阿勒泰的天气也在逐渐变冷，一向淡定的母亲开始有些焦躁了。
往年冬天，老两口都会在9月就飞长沙或海南过冬，家里的暖气停暖了十几年，早就不能用了。母亲翻出家中一台老旧的“小太阳”，试了试，还发热，她平日里穿着毛衣、羽绒背心在家，零度以上的天气还能勉强应付。
没过几天，随着首府疫情形势的愈发严峻，阿勒泰也开始加强了筛查管控。据说有人偷偷开车从乌市回到了乡下，造成家属感染，可官方并没有发布权威消息。老百姓们只能配合每日核酸，申领社区通行证后，严格遵守每户一人、每日出门一次的规定。商超虽然开门营业，可客人不能入内购物，只能在门外告诉工作人员需要哪些物品，一切交易都要在露天环境里完成。
很快，这样自由的日子也结束了，距离乌市500公里的阿勒泰，开始和乌市一样启动了历史上最严格的管控：每日核酸不准聚集，以栋为单位，一户做完，另一户再出门，所有人不可以出小区；缺少物资就申请志愿者购买，好在价格还属于正常水平，只是品质就难以保证了。
老妈早就预判到还要居家，家里的粮油米面蔬菜纸巾这些必需品，还能撑半个多月。外面一直有小道消息传到她耳朵里，小区里有人阳了，谁又被拉走了……那段时间，我感受到母亲格外敏感，喉咙有一丁点儿不舒服，就很惧怕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感染，还好第二天又恢复正常，这才安下心来。
我和父亲每日通过视频安慰母亲：“反正不出门，核酸的时候一定亲眼看到大白消毒手部，就肯定是安全的。”
周末，在库尔勒做护士的表妹希希打来电话。她已经连续采集了3个月的核酸，期间不敢回家住，今天终于能换班在酒店休息，这才有空跟我嘱咐几句。
库尔勒的疫情和乌市一样严重，几乎全市的医护人员都跟希希一样几个月回不了家。那些本身阳了的医护，除了重症的，都被调往红码医院继续上班。
希希听闻我妈依旧在阿勒泰，给出了很多实用的专业建议：“只要出门接触任何人都戴好口罩，严格消毒采购物资，储备酒精和基础的止咳、退烧以及缓解症状的中成药，门把手这些容易遗忘的部位也要消毒……”
而我更关心希希这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天生地中海贫血，一劳累就眩晕，这两年一直在调养身体。家里人劝她辞去工作专心备孕，谁知疫情一来就是三年多。初夏的时候，疆内还一片大好，希希刚开始备孕，8月因为疫情突袭，立刻叫停。她每天加班加点地采集核酸，小家的规划，早就抛诸脑后。
希希云淡风轻地说：“我算好的，我们科室4个月的孕妇都还在一线采样。我领导轻度抑郁，吃完药照样上手术台，还有同事发着烧不能接诊，就去仓库做库管。这个形势，医护队伍里除非真的坚持不住，就没人敢休息。”
而彼时，希希的父母还在乌市居家隔离，他们所在的小区从9月初起一直买不到水果，热心的邻居分给了老两口一盒综合维生素片，也快见底了。
3
11月10日，母亲在社区的群里终于等来了好消息。社区开始收集需要离疆人员的信息，据说阿勒泰会增发出疆专列和专机，开往成都、郑州、长沙等地，中途不停。群里的农民工、大学生以及和母亲这样迫切想要和家人团聚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丝丝曙光。
负责此项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小赵说：“大家先提报，人数多不一定都能走，肯定有人先走，有人后走。”
同一天，母亲发现，窗外的帐篷没了，原来那两个农民工终于被社区安排进了一家不营业的餐馆，不用再风餐露宿了。
即使没有百分之百能走的希望，从11日起，所有在群内参与出疆申请接龙的人都还是开始按要求，居家自我隔离，大白也开始每天上门核酸。社区通知，只有连续7天核酸阴性，才有机会上火车、飞机。于是母亲停止了把下楼做核酸当作“放风”的日常，完全、彻底的足不出户，迎接离疆的那一天。
12日，基本准确的专列、专机信息公布了，从阿勒泰去长沙没有飞机，只有火车。我们全家又再一次凑在手机屏幕前商量——走不走？怎么走？
小赵在录入母亲出疆报备的时候，特意要我们想清楚，出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首先，火车不确定有卧铺，要考虑老人坐三天座位身体是否受得了；第二，列车上毕竟人员多且复杂，也存在感染风险，如果不走，可以等彻底解封，又或者多等一两周，也许有新增直飞长沙的航班也不一定。
而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让母亲更加坚定了出疆的决心。
她远房堂姐的儿子，我一直叫“小程哥”，6月刚满45岁。他之前在IT行业，赚得盆满钵满，可惜在2018年查出脑瘤，做了大手术后一直在持续康复治疗中。2022年初，小程哥的脑部肿瘤复发，说是因为当年有一部分肿瘤在他的脑干上，和周围的血管、神经粘连紧密，没有办法全切除。程家不差钱，很快安排他再次接受了手术，就算免疫力低下，疫情来了以后，人也还是要频繁地往返医院治疗。可惜11月初，小程哥感染了新冠，心肺衰竭，这一次没有熬过去，甚至没有一场正规的告别葬礼。
我想起网上的一句话，“超话里有一个世界，和现实世界既接轨又脱轨”。母亲则在电话里感叹道：“堂姐70出头，好在还有个女儿能继续照顾她。你们说疫情传播这件事怎么能放开不管控呢？毕竟有那么多常年生病的老人、癌症患者，就是脆弱到熬不过一场重感冒的。”
就这样，母亲决定尽快坐火车出疆——她实在对近期全面放开没有任何期待，也怕要一个人在阿勒泰过年。我也劝说她尽早来长沙——前几天夜里，我做了一场噩梦，梦到母亲迎着大雪外出买菜，不小心摔倒，身边连一个能照顾她的人都找不到。
确定出疆后，一切都按照社区要求准备即可。
我为母亲申请了17日出疆的火车，老人不会操作线上的程序，我在长沙远程登录各种APP，下载资料，帮她写好承诺书，完成线上出疆申请，扫描给小赵报备，同步在长沙所居住小区开具居住证明、入湘报备。
母亲则需要按照社区要求，从提交了出疆申请那天起就闭门不出，自觉做好居家隔离。每天下午，会有大白按时上门为她采集核酸，测量体温。除了每日“防疫相关”的动作，母亲也根据心里的“出疆倒计时”，规划冰柜里的食物怎么分配刚好吃到离家那天。家里的角角落落被她清扫得干干净净，除了她卧室的房间，早早都被她铺满了防尘罩。她还会跟一帮也想出疆的老朋友们每日通话，询问是否有最新的“小道消息”。
小赵也会反复跟我确认“出疆计划是否有变化”。为了让他安心，我甚至早早就给社区交了购买火车票的钱，大家都觉得这次“靠谱”，“能走”。
4
到了16日，小赵没接到上级管理部门的通知，不知道明日几点出发，所有人都只能做好“随时走”的准备。母亲把衣服都收进了衣柜，冰箱里剩余的食物打包好准备走之前放在邻居家门口“无接触赠送”，家里家具都用罩子盖好，热水器水箱放空、断电……
晚上10点，小赵打电话给母亲：“晚上有一次‘夜采’，一定不要睡觉，手机记得开机。”凌晨12点过后，社区大白上门采集核酸，母亲和我说：“大概是因为我们要走，捅得特别深。”核酸过后，我按照小赵的指示，熬夜等着，需要等到新疆政府的APP上母亲的二维码有了17号的采集信息后，发送截图给他，才能休息。
凌晨1点半，“已采集”字样终于出来了，可同时，我也接到了小赵的通知：“明天的火车延期到21号发车了，你们还走吗？”
我一边压下心里的失望和烦躁回复“走”，一边打电话安慰母亲：“可能前面的火车走晚了，延期几天就延期吧，忍一忍，21号一下子就到了。”
母亲只好又继续自觉隔离，原本计划给邻居的剩余口粮，刚好够她自己再续上几天。18日起，我们都在抖音上刷到了阿勒泰专列顺利抵达郑州、成都的视频，屏幕里都是被滞留在新疆几个月后终于抵乡后的愉悦和放松。
那几天，我才了解到，小赵家在天津，属于援疆人员，是个才参加社区工作没几年的95后。这段时间，他给家里没人照顾的老头洗过衣服，也劝说过想不开要“跟世界说再见”的大学生未来可期，还帮需要外出就医几小时、可家里没人的妇女带过孩子……小赵向来乐观，总说：“虽然我都快熬秃顶了，但我也相信，熬出头的那天就快到了。”
到了20日晚上，已经熟悉离疆程序的母亲，已经自己学会了截图和线上报备。21日零点过后，等来大白做完核酸的“夜采”，2个小时后，快凌晨3点，我们就成功把带有“已采集”字样的健康码发给了社区。
小赵通知我们，火车暂定于明日发车，不排除有任何变动，离疆人员需要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社区会随时派车来接。
自然，这晚就成了母亲和我的不眠夜。我在线上保持和小赵的沟通，在凌晨3点，终于等到了“明早7点半出发去火车站”的好消息——司机会先来接母亲，然后再去接3位同街道的人，一起出发。而手机另一端的母亲，照例把离家程序仔细做了一遍，断水断电，清理食物，整理好最终的行囊。
清晨6点半，母亲起床给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吃完一块儿烤饼、一只鸡蛋，喝光了她预留在冰箱里的最后一碗奶茶，就提着一只小号行李箱下楼——之前社区嘱咐过，不晓得车上情况，要求大家尽量减少随身携带的行李。
那天早上，刚好迎来了雪都阿勒泰入冬后的第一场暴雪，也是母亲这十几天来第一次走出小区大门。
我的母亲是个做什么事儿都喜欢提前的人。在没有疫情、不用查健康码的时候，她坐飞机也要比正常时间提前半小时出门。为了不错过这趟至关重要的列车，她7点20就等在路边，还给我拍了几张大雪纷飞的照片。街上空无一人，约定的7点半早就到了，母亲不好意思催司机，就继续等着。
到了7点50，母亲跟我说还是没有车子出现。我赶紧拨通了小赵发来的司机电话，对方是个年轻的哈萨克小伙儿，只一个劲儿地说：“夜里大雪把车子堵住了，我找了人在处理，马上就好。”
等到8点半，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让母亲躲进大门边的保安亭取暖，联系小赵和司机，得到的回复还是：“已经联系了交警队，在挖车子周边的雪了，马上就好。”
小赵把今早要一起出发的人拉了群，给大家解释，群里很快炸了锅。有位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和我母亲一样在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孩子的裤子早已被雪打透。还有个大学生，比我们还要焦躁，她说如果错过今天的火车，可能就会错过回学校的最后机会。
距离9点半火车站集合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知道小赵已为了安排大家出疆这件事连续熬了好几夜，不忍责怪他，只能各自给出建议：能否派另一辆车来接？或者请求交警支援？有没有和火车站报备，如果我们晚了一会，能否等待？其他社区有没有已经接送完毕的车子，辛苦来接我们一趟？
小赵只能反复和上级确认，断断续续得到答复：“社区只有这一辆车有通行证可以使用，其他社区的车子也没有空闲，交警那边还在尝试联系……”
10分钟后，电话另一端从来不说脏话的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开始骂起社区：“根本没有备选方案去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我知道，她已经在情绪崩溃的边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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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司机终于把被雪堵住的车子弄了出来，在9点之前顺利接到了母亲，一车人最终急匆匆地赶上了火车站的集合时间。
可火车并没有按照原定时间出发，让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母亲到底能否顺利出疆，会不会又被送回小区？
直到中午12点，终于收到了她的微信：“已发车，目前是坐票，到奎屯换火车。老火车没有地方充电，我先关机了。”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母亲为了到长沙后手机还能有电和我联络，每天只开一次机。我分别在她路过嘉峪关、郑州和武汉时收到她报平安的微信。
母亲出发当天给我拍的列车 （作者供图）
11月23日晚上7点，这趟临时加开的专列，终于从遥远的北疆平安抵达长沙火车站。母亲在1个小时后顺利入住隔离酒店后，才放心用手机开视频，和我聊了一路上的琐事：
在奔赴火车站的路上，母亲收到了司机给他们这一车4人带的“社区礼包”，里面有方便面、火腿肠、苹果、消毒湿巾等等一些物资。她后来上了火车才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到了这个“出疆配给”，就把方便面给了邻座的农民工大叔。大叔看她年龄大，也主动把靠窗户、相对安静也能伸直腿的座位让给了她。
这一趟列车的卧铺车厢和餐车都被改造成了座位，只为尽可能容纳多一些乘客。大部分的乘客是开春时来新疆打工的农民工和生意人，编织袋、行李箱、布包、尿素袋子堆满了行李架还有洗手池、座位下方的空间。每个人的行囊仿佛都装满了为了“回家”二字写下的故事。列车不设置餐车，也不会在任何站停靠时放任乘客下车休息，紧闭的车厢大门，成了防疫之门。
母亲在途中欣喜地发现，最早住在河道边的两位农民工也在这趟列车上，她认出了他们的大红色羽绒服。只是那两个人并不知道，这个眼前的老人，曾经透过一扇窗户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上车后的第一天夜里，母亲手机电量剩余不多，对面的大学生好心地给她用了自己的太阳能充电器，她对母亲说：“咱们这趟车，据说有个政府领导押车的，就是为了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肯定能顺利到站。”后来列车抵达孝感，因为故障原因停留了2小时维修，据说也是这位领导协调后换来的。
经过三天两夜的行程，列车稳稳当当地驶入长沙站的那一刻，车上所有人都止不住欢呼、鼓掌，母亲也终于见到了穿着黑色夹克衫、大家口中的“押车领导”，她想起之前在阿勒泰市的新闻里有他的身影，好像是某位副市长。他眼下乌青一片，可母亲知道，他完成了让第一批从阿勒泰出发奔赴湖南的乘客安全、准时抵达的重任。
大家下火车后，被有序地引渡到等待区域，各个市县的对接人员早就竖立好指示牌，等在各自区域内。终点在长沙的人直接被大巴拉到了隔离酒店办理入住，工作人员早就一对一核实过信息，让几乎三天没睡的大家“先修整，再核酸”，还掐着点放好了热乎乎的盒饭——没有复杂的登记手续和漫长的等待，母亲一直在夸赞：“还是长沙的安排比较合理。”
24日一早，做完核酸的母亲给我晒了酒店丰富的早餐，笑着说：“昨晚终于睡了这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新疆封控以来，母亲学会了自己更新健康码、截图、线上申报这些大多数老人都不会的“技能”，她在电话里同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已经算好的了，不用为温饱发愁，身体也无大碍，还在另一个城市有另一个家……”
她应该和很多人一样，把看到的苦难，转变成了自己继续坚持的动机。从8月到此刻，“乌鲁木齐超话”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就是“哪个城市最宜居”。有人做好了在此次疫情后搬离新疆的准备，有人对着踏上出疆列车的人说着“等我们这儿好了，欢迎再来”，也有人在为要不要离开故乡发展而纠结，他们感叹着：故乡容不下肉体，他乡容不下灵魂。
在母亲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得知了乌市高层火灾的消息。同天，阿勒泰市开雪具用品店的一位亲戚，也在微信告知我们：因为今年无法迎接滑雪的游客，他已经被迫退租、关店。
11月27日，母亲拿到了连续3天核酸阴性的报告，终于成功回家和我们团聚，在后续完成7天居家自我监测后，完全恢复了“自由身”。想起她之前说过多次的那句，“什么时候起回家成了最难的事”，我只觉得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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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各省市逐一全面放开，乌鲁木齐的亲友们也终于在100多天后能出门了。与此同时，密集的核酸采样点、封控期的围挡护栏、场所码、随处可见的立式体温仪……好像一夜之间消失匿迹，少量省市的核酸亭被改造成了“便民驿站”，大部分大白曾经奋战过的“白色小亭子”都被彻底撤销，消失在了大街小巷……
新疆很快迎来的第一波滑雪客，亲戚家的雪具店重新开张，小城里的餐厅、租车行、酒店逐渐爆满，小赵也结束了当社区志愿者的日子。
随后，我们家里几口人先后感染，1月中旬基本痊愈，没有发生我妈此前担心的事儿。
小年夜，我们一家都坐在餐桌前和阿勒泰的亲友们视频，得知90岁的外婆也已经“阳康”，希希重新开启备孕模式……窗外有一簇簇烟花在绚烂绽放，好像在用一声声炸响，扫除旧日的愁云惨雾。
如今，我和母亲走在长沙街头，除了路人们脸上的口罩，好像这3年关于疫情的痕迹都已经慢慢消散。母亲对我说，她常觉得过往3年像大梦一场，有唏嘘，有遗憾，有愤怒，有知足，“更多的还是对珍惜当下的全新理解”。
是啊，大疫三年，有人经历生离死别，有人虚度着时光，有人保持着潇洒肆意，我们带着各种情绪，用“魔幻”二字形容着日常点滴，一次次从失落中重新开始生活，总能比过往的任何一刻都更加坚强、清醒。
这也许就是平凡的我们，翻山越岭，不停地找回自我的意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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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的清晨，上海是沿着地铁环线层层渐次苏醒的：住在松江、嘉定等远郊的上班族率先出门，他们睡眼朦胧地等在9号线的始发站上，希望可以抢到一个座位；之后，住在闵行的打工人也仓促进站，疲惫地挤在1号线，向着市区方向出发；最后，住在徐汇、静安等中心区域的人才从容地走出家门，有的甚至可以在进入写字楼前从旁边的星巴克拿一杯拿铁或美式，开始精致的一天。
2016年，我第一次创业失败，本想休整一段时间再找机会从头再来，但为了尽快还清债务，我只能打破自己“不打工”的原则，找了一家卖家居用品的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有三十多名员工，厂子在镇江，设在上海的办公点地处偏远，老旧的大楼内仅有一部电梯。电梯里面贴满了小广告，还闪着像恐怖电影里一样的昏黄灯光。办公室的环境就更差了——只有两扇窗，阳光似乎永远无法直射进来，人在里面待久了会感到莫名的压抑。
我负责公司淘宝店的运营工作，管着十几号人。虽说是“管理层”，但实际上也是个普通的打工仔。那时我租住在闵行颛桥镇，是一室户的老房子，虽很破旧，但因为靠近医院，租金并不便宜。每天早上7点，我就得爬起来赶地铁，5号线转1号线，要经过近2小时通勤，才能勉强赶在9点前冲进公司打卡。虽说是冬天，我的后背却早已渗出了一层汗。
刚入职的时候，我跟前任经理交接，对方提醒我，要小心上海地区主管海哥的“黑暗时刻”——他发起脾气来，会不管不顾地骂人。我跟海哥共事3个月期间，他果真会盯住报表的某个问题，劈头盖脸地骂我半个小时，有时还带脏字。一开始我会还击，但这只会招来更多的打压，后来我索性乖乖听话，默默安慰自己：“挣钱嘛，不丢人。”
2016年的“双十一”，我没有完成业绩目标，海哥失去耐心，又新招了一个运营经理，我被调岗去管理客服。我心里有些委屈——公司仍按过去3年电商行业高速扩张的速率来制定目标，根本不顾这个行业早已进入红海竞争的现实情况。
为了把新的工作干好，我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要求，这让客服团队很不满，其中一个95后的小姑娘妮妮，尤其抵触。她是海哥的堂妹，跟着海哥入职，是资深的老员工。平日里，妮妮对我提出的要求爱搭不理，我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最后因为她的一次工作失误，还是让所有的矛盾都集中爆发了。
我上任后，给了客服们一定的发放优惠券的权限。在一次销售中，妮妮给错了优惠券，导致一款原价为1688元的实木家具被人用不到500元的低价买走了。这个失误让我大为恼火，询问清楚情况后，我意识到优惠券的使用规则设置有错误，而这个责任，应该由新来的运营经理承担。
那天，我拉着海哥、运营经理和妮妮在会议室复盘。不等我讲完，妮妮就率先发难：“这不是我的问题哦，优惠券又不是我设置的，再说客服本来就不该有这么大优惠权限，你的要求呢，我早就觉得不合理。”
我忍住火气：“我没说这全部是你的责任，优惠券当然不是你设置的，但是你发错的吧？”
运营经理打断我的话：“老张，你别急着甩锅，优惠券的使用规则我有自己的安排，我觉得妮妮讲的有道理，你本来就不该让客服有这么大的权限。”
“你这叫什么话？就是你设置的问题啊！”
见我有些激动，运营经理涨红了脸要跟我理论，妮妮却突然抢过话茬：“我觉得呢，有些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赖在这里。”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点破了那层窗户纸，我一下噎住了——其实，海哥早就希望我自己离职，是我坚持不走。
新来的运营经理不再讲话，等着看戏。场面僵住，海哥佯装训斥妮妮：“你不要乱讲！你俩先出去。”
他们走后，海哥又一如既往地打压我，试图让我接受整件事情都是我的工作失误。最后他终于挑明了说：“小张，我其实很欣赏你，业绩没完成不能都怪你，但你也要理解我的压力，现在这样对大家都是一种内耗。我建议你去外面看看机会，我这里给你留出足够时间，你慢慢看。”
我不想就这样认输，说自己要考虑考虑。
接下来的一周，我还是照常上班，可新来的运营经理拒绝跟我讨论工作，妮妮也不服从管理。我知道，他们是想要逼我主动离开。我承受不住这样的对抗，心里实在憋屈：凭什么便宜他们？要走就开掉我，给我赔偿！
晾了我一周之后，海哥终于使出了“杀手锏”：他要调我去镇江的工厂，负责联络线下的加盟商，薪资减半。我当场没敢发火，晚上给他发微信表示，这种调岗不合理，我不想去。海哥很快回复：“如果你不配合工作，那我只能请你离开，而且公司不用任何赔偿。”
我思索良久，壮着胆子回复：“那我们通过劳动仲裁解决吧。”
“呵呵，好呀，我没问题，你去呀。”海哥并不慌。
一直以来，我都没跟人起过冲突，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我感到焦虑又茫然。第二天我没去公司，也没去劳动局，一整天都蜷缩在床上动弹不得。我震惊于自己的懦弱，焦虑又转化成了自责，如此熬了一天之后，我决定去找老朋友李峰聊聊。李峰算是我半个老乡，大我三岁，为人沉稳，遇事有主见。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主要业务是给几家挺大的互联网公司做广告投放，生意还不错。
那天晚上，李峰叫了外卖，我俩在他公司的会议室里边吃边聊。听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李峰说：“我不了解劳动法的细节，但我觉得就算这种调岗违法，你胜利了，然后呢？人家要是不开掉你，你还真要继续在那干？”
我无言以对，但聊完感觉心情没那么糟糕了。返程时，地铁3号线上的空位很多，我没坐，一直站在窗边。地铁快到漕溪路站点时，一片开阔的城市夜景忽然透过车窗呈现在我眼前，徐家汇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镶嵌其中的景观灯争相闪耀，壮观的八万人体育场环抱居中，被映照的通体发亮。我一时呆住，心中似有所动：每日疲于两点一线，我竟从没认真抬头看看上海这座城市。直到地铁进站，窗外景色不再，我仍愣在原地看着车窗中映出的自己的影子。
这时，微信提示音将我拉回了现实，是海哥：“小张，明天来公司聊聊，咱们没什么深仇大恨，没必要这样。”
心里似乎有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回复：“不用聊了，我辞职，明天我去公司办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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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我决心不再给别人打工。当时的我还不到三十岁，不老，但已经没有了二次创业的胆量。社会标准要求一个男人“三十而立”，而我还掉外债之后，手头只剩下不多的存款。我开始发愁：如果不打工，我要怎么养活自己？
那段时间跟我聊得最多的朋友是陈华。他是四川人，我俩年纪相仿，境遇相同。陈华是个程序员，曾在一家知名的游戏公司上班，工资不低，但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出去创业发了财，他也决心闯一把。
那几年上海冒出了很多“创业孵化器”，能给那些刚起步的创业者提供很小的房间、工位、公共会议室和茶水间等设施。一栋大楼里干什么的都有，有的项目“孵化”成功，有的项目“孵化”失败，创业者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陈华辞职后也在某个“孵化器”内租了一个工位，开始独立制作一款游戏。谁知他把天使投资人的钱花干净了游戏也没做出来。眼下他只能一边接些外包活儿养活自己，一边寻找新的投资。
深夜里，我俩经常在“孵化器”楼下的烧烤摊子上撸串。两瓶啤酒下肚，陈华满脸通红地冲着我大声讲：“老张，听我的，一定要自己做，就算是开个烧烤摊也不要去打工，给别人打工一辈子也翻不了身，纯粹浪费时间。”
陈华个子瘦高，面色因长期熬夜而发黄，头发却不少。他一喝多，我就知道他找投资又碰壁了。我内心完全赞同陈华的话，但仍然不知该怎样做。
更要命的是，家人并不支持我创业。
一天上午，我还在睡觉，姐姐的电话打了过来，我赶紧爬起来调整嗓音——姐姐大我五岁，从小就爱管我，等我大学毕业远赴上海，她仍然密切地关注着我的生活——她问我是不是辞职了，我紧张起来，赶紧否认。
“那你怎么一个多月都没发朋友圈了？你肯定是辞职了，不上班，天天在家睡觉！”
我赶忙解释：“嗨，谁没事整天发朋友圈啊。我这个月都忙死了，你有事没有？没事我得回去上班了。”
姐姐将信将疑，最后还是忍不住嘱咐：“在外面好好上班，别总异想天开，想当大老板，哪有那么多大老板，好好上班才能……”我打心眼里烦这些话，挂断电话的瞬间，姐姐还在那边讲：“要吃早饭，别熬……”
不打工，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呢？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李峰组织了一场饭局，说请的都是之前创业时认识的那帮朋友。
那几年正值创业热潮，年轻人一窝蜂地出来创业，有些人还真成功了。一想到有的老熟人如今混得风生水起，自己却连个工作都没有，我就不想去。但我又想求李峰帮个忙，还是答应了下来。
到了地方一聊，才知道一桌七八个人，除了李峰和一个做企业培训的朋友在赚钱，其他人的公司都是半死不活的。
聊到我的时候，大家纷纷调侃：“听说老张辞职啦？这次准备做什么大项目呀？”
我很尴尬，不知如何回答，李峰替我接过话茬：“老张可是互联网营销大咖，这次他一辞职我就盯上他了，想把他搞到我那儿去。”
饭局结束后，李峰带我去他的公司喝茶，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公司内部正在装修，一些崭新的办公桌椅堆在角落里等着安装。李峰摆好茶具，边烧水边讲：“我把隔壁也租了，把墙敲掉后，想整体装修一下。”
看着李峰，再想到自己，我心里不是滋味——与我主动创业不同，李峰是被动创业的。三年前，因为孩子没人带，他老婆只能选择离职。就在那时，李峰被广告公司裁掉，虽说赔了不少钱，但中年夫妻同时失业，还是让他们乱了方寸。幸亏李峰人缘好，前老板投了点钱给他创业，经过这几年打拼，他的公司终于有了起色。
李峰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给我倒了一杯茶，说：“别看我员工多，成本也不低……对了老张，吃饭时我说的可是真心话，你过来跟我一块干得了，你懂推广，我也需要人帮我管这块业务。”
我连连摇头，说我干不了，因为我没有在电商平台外做过推广。
李峰不以为然：“什么里外，无非是不同的流量平台，逻辑都一样，你肯定能干好。”
我不好意思讲我不想上班，不想给人打工。见我沉默，李峰以为是钱的问题：“老张你放心，你只要过来，薪资我肯定给的比你上家公司高。”
见实在无法推脱，我灵机一动：“这个业务我真没做过，担心干不好到时候你也为难，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兼职三个月，你就当试用期，到时候都觉得合适，再谈。”
李峰沉吟了一会，同意了。按照约定，他每月给我开六千块钱，给我续交社保。这钱不算多，但我也不用每天去公司，平时在家兼职，只在每周一和周五去公司开个会。
终于找到了一条比较自由的赚钱的路，我很高兴，心里盘算：先兼职三个月，等配合好了，再想办法跟李峰聊继续兼职、涨薪。
总之，就是一个原则：不上班。
3
还没高兴多久，麻烦就来了——我姐从妈那里知道了我辞职的事。
她打来电话，老生常谈：“又想创业是不是？你咋就这么想发财呢？老老实实上班多稳定，多好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冲着电话喊：“稳定？你咋这么天真？你以为在外面打工跟你在事业单位上班一样清闲啊。我天天加班，动不动就被领导骂，但凡工作有点问题，随时背锅、随时走人，赔偿都拿不到。我就是个工具人，压榨完就换，我倒想上一辈子班，可哪个老板愿意养我啊？”
我姐顿时没了脾气，我生气地挂了电话。
半晌，她发来一条微信：“我知道当初家里给我找了事业单位工作，没给你找，你不平衡。我也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但你毕竟是个大小伙子，总不能整天躺在家里不干事吧？”
我心里苦笑：我哪里是羡慕她的工作呢？在一个东北小县城里做基层公务员其实并不轻松。当初是我自己选择出来见世面的，我不后悔。
我回复她：“拉倒吧，你那破工作白给我都不要，你别总拿你那套思想管我。
“行了，我知道了。”
干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跟李峰的合作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兼职期间，我仍然保持着昼夜颠倒的作息。一次周一例会，我睡过了头，醒来已是中午，看着手机上李峰打来的未接来电和留言，我很惭愧，赶紧编了个谎，打车赶去公司。后来，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李峰就在吃饭时暗示我：“老张，在家兼职也得保持工作习惯，要不你干脆周一和周五就来公司上班吧，咱俩沟通也方便。”
不知为何，我听到“上班”两个字，心里就不痛快，便含糊其辞搪塞了过去。其实那时候我对李峰也渐生不满——他给我安排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一开始，我只用负责一款电商App的搜索推广，但很快他就把设计团队的工作也交给我安排，并要求我每周写一份周报汇报。他对周报的要求很高，写不好就要挑毛病，为了让他满意，我写一份周报就要占用一天半的时间……我在心里算计：一周五天，几乎有三四天自己都是满负荷运转，这份兼职跟全职上班的区别不大了，酬劳肯定给少了。
我越想越觉得亏，又不好意思跟李峰谈，于是就消极怠工。有时我会故意不去公司开例会，发微信还阴阳怪气的：“跟李总请个假，明天有点事要办，就不去公司开会啦。”
李峰倒不在意：“李总个屁，没事，你去忙吧。”
在这种别别扭扭的气氛中，冲突自然发生了。
一天夜里，我把搜索关键词出价设置错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多花了一千元左右的推广费用。我知道责任在我，就跑去公司当面检讨。李峰并没有像往日一样宽容，他细数了这段时间我工作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讲到激动处，甚至敲起了桌子。
一瞬间，一种熟悉的压迫感扑向了我，我仿佛在李峰身上又看到了海哥的影子。我想，我逃避打工就是为了避免受气，哪想拿这点钱，还是逃不过。于是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的情况跟当初讲好的完全不一样，兼职的工作量和责任跟全职是一样的，我觉得不太对。
李峰坐在老板椅上，向后一靠，盯着我：“老张，你不要吞吞吐吐的，你是不是想谈钱？”
我没讲话，李峰递给我一瓶水，语气缓和很多：“薪资好谈，问题是现在这样兼职我觉得不行，沟通成本太大。我经常找不到你，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我不知道你是在睡大觉还是在干嘛。”
我心虚，但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没有没有，我没回微信都是在忙你的事，所以我说这工作量太大。”
李峰瞟了我一眼，认真地说：“老张，我也不跟你争论，我提个建议，你就直接入职得了，问题不就都解决了？这样兼职肯定不行。”
我明白，李峰这是给了我两条路选择。见我有些犹豫，他答应给我一晚的考虑时间。
4
六月，上海的夜晚开始燥热，我找到陈华时，“孵化器”办公室里的人早都走光了，他正穿着短裤拖鞋，蹲在工位旁的行军床上抽烟。见我来了，他开窗通风，守着一瓶矿泉水继续抽烟，烟头扔到瓶子里，浸染出一片暗黄。
听我说完李峰给我的选择，陈华摸着胡子讲：“我建议你不要全职，直接不做了。”
“就是没收入，得生存啊。”
“三十岁的人靠自己吃不上一口饭？”陈华露出一副嫌弃的样子，“我之前辞职，你以为没人挖我？四五万一个月请我去做主程（序员）呢！但我知道必须离开打工这个逻辑，不然一辈子也没法自己开始——最后怎么样？”陈华自豪地摊摊手，烟灰掉在行军床上，“我把自己养活得挺好。”
看陈华这么自信，我问他，是不是找到投资了？
陈华心虚一笑，说现在这行情已经没人投资游戏了，他最近靠炒股赚了点钱。然后不等我追问，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的近况：原来，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接到外包的活儿了，又坚决不打工，就在网上跟人家学炒股。他买了两只白酒股，赚了两万多块，这让他兴奋不已：“以后我做全职投资人，不用打工，轻松赚钱，厉害不？”
那段时间，陈华对炒股彻底着了迷，几乎每天都要换一只股票买，有时赚了钱就请我吃火锅，给我看K线图：“你看，我从这个点位进去的，拿了两天果断出来，净赚三千。你看你看，我一出来就开始跌……”
我不懂股票，只觉得这东西风险很大，就提醒他要小心。他不以为然：“要想自己找出路，就得敢冒险，你太胆小了！”
我觉得他说得对，最终选择结束跟李峰的合作。李峰很失望，但仍邀请我“常来公司玩”。
我刚失业，我姐就开始给我介绍女朋友。那个女生名叫金菲，与我同岁，是我老乡，也在上海工作，看照片人是好看的。见我有些心动，我姐给我打了个视频，兴奋地说：“咋样，还行吧？这女生可好了，人也老实，之前家里给她介绍多少个了，人家都没相中。”
我不太好意思：“那人家这么好条件，我可伺候不起。”
“谁让你伺候了？”我姐一脸坏笑，“我把你照片都发过去了，条件也讲了，我同事说人家女生可愿意了。”
“啊？我这条件还愿意啊？”
“你姐忽悠人家呢。”我妈插话说。
我姐转头大笑：“啥忽悠啊，那我小弟不就是在上海混挺好嘛，自己创过业，现在又在大公司当主管呢。”
我赶忙说我现在是无业游民，不能骗人家。这时，我姐才终于切入正题：“你还知道自己是无业游民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赶紧踏实点找个工作，好好上班，不上班拿什么结婚养家。”
我加了金菲的微信，把自己的状况一五一十地讲了。金菲很敞亮，说在外不容易，她能理解：“工作可以再找，还是看人吧。”我有些感动，便主动约她见面，虽说囊中羞涩，我仍然找了一家人均三百的日料店。等我把地址发过去，金菲回复：“第一次见面，就喝个咖啡，聊聊天吧。”
七月正是上海最热的时节，我和金菲在星巴克见面了。她留着齐肩短发，个子高挑，一条素色长裙衬得整个人亭亭玉立。那天，我俩坐在露台上看徐家汇的街景，聊着彼此的经历。金菲说她在上海多年，一直在一家软件公司做财务，我俩还曾在一个园区里上过班。聊了半晌，金菲主动提出一起吃晚餐，告别之际，我们又约定下次再见。
回家后，我姐立刻打来视频电话：“我说你赶紧找个班上，人家女生现在不嫌弃，你要一直待着不干活，你看人家甩不甩你。”
“八字还没一撇呢，哪就谈到甩了。”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嘀咕：是啊，一个大男人不工作，确实会被人瞧不起。但我实在不想再为了一份口粮去打工，压榨、消耗自己了。我已经过了三十岁，就算想打工，这个年纪在上海想找份互联网的工作也很难了，创业更是九死一生。
打工没动力，创业没实力，于是我就想跟着陈华学炒股挣钱。可才过了一个月，陈华的“股神传奇”就已经结束了。他叼着烟，颓丧地坐在办公楼前的小草地上说：“老张你看，如今的股市就像这片草地，全他妈是绿的！”
我很失望，只能问他的游戏开发得如何？陈华不以为然，表示自己早不对创业抱希望了：“我年纪也大了，一个人实在没精力独立开发产品了。”
“那怎么办，去找个班上？”我试探着问。
陈华深恶痛绝地摆摆手：“怎么可能？坚决不打工！我现在有个厉害的项目，晚上有个朋友过来，我们一起聊聊。”
5
当晚我赶去“孵化器”赴约时，陈华和一个穿着时尚的男人已经在公共会议室里等着了。坐下之后，我发现那个男人的手腕上还戴着一块劳力士。陈华介绍道：“这是老高，是做房屋租赁的。这位是老张，营销‘大牛’。”
老高白白胖胖的，笑起来很亲切：“你好，我跟陈华老朋友了，这次这个项目陈华说一定要叫上你一起聊。不错哇，大家一起赚钱。”
不等我细问，老高和陈华就开始噼里啪啦地讲起来，聊到兴奋处，还在白板上写写画画。我勉强听出了个大概——老高是在介绍和比特币相关的东西。之后几天，我窝在家里疯狂搜索虚拟币的相关信息，又跟着陈华和老高参加了几个虚拟币介绍会，终于搞懂了这个最前沿的赚钱模式：基于以太坊（去中心化的开源的有智能合约功能的公共区块链平台）的“智能合约”，发布自己的虚拟币，然后上交易所，炒高币价，最后卖掉赚钱。
我觉得这种投机的事情不靠谱，但陈华每天仍激情满满地跟我分享成功案例：“你知道吗？有个大学生发了个币，写了个白皮书，套现了几个亿。”
见我将信将疑，陈华又给我介绍起老高的背景：其实他就是个二房东，靠这门生意一个月能挣二十万。我一脸愕然，陈华很满意：“我认识他就是因为他的租客太多了，找我做一个收租管理系统。这兄弟超有赚钱眼光，这次虚拟币绝对是个大机会。他准备发自己的币，我跟他说了，这活儿得咱俩一起搞。”
“我能做啥？”
“我负责发币，你来写白皮书，老高找人上交易所。咱俩不收钱，只拿币，到时候一上交易所咱就卖，赚他一笔，以后再也不用上班啦！”
跟着陈华做项目期间，我和金菲吃了几次饭，看了两场电影。九月的上海气候宜人，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约在徐家汇体育馆附近散步，我鼓起勇气牵金菲的手，她没有拒绝。
我俩安静地走了一会儿，金菲忽然抬头感叹：“你说，咱们能在上海留下来吗？”
我一愣，表示现在想这个还早，以后肯定有办法。
金菲对我的回答感到诧异：“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很远吗？”
我觉察到自己说错了话，有些懊恼，但又不知怎样补救。金菲继续讲：“你说咱俩认识到现在，你也没找个工作——”
她不再往下说了，但我知道她的意思，也只能半是嘴硬、半是期许地回应：“你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整的项目马上就要成了。”
“就知道骗人。”金菲调皮地踢了一下我的小腿。
那一刻，路两旁的梧桐树在夜色掩映下更显葱郁，空气也越发清凉，但我的内心却满是焦虑。
项目进展很快，陈华很快就把虚拟币上线，命名为BXV（化名）。老高对我写的白皮书也很满意，按照约定，我和陈华各获得了几百万个BXV。
之后，老高联系好了交易所，据说那是他的几个大老板朋友投资上亿元搭建的。我和陈华登录上去，页面看起来高大上，交易量也很大，于是我俩就放心地把币充到了交易所里。
那几天，我俩就像瘾君子，每天凑到一起盯着交易所的币价缓慢抬升，兴奋地计算着我们的币价值几许。只是，老高说我们的币有“锁定期”，暂时还不能卖。我们又开始后悔当时要的份额少了。
一次，我们提出想增一点份额，老高为难地说：“两位兄弟哇，不是我不想给，分配方案是咱们当初说好的，现在你们想要更多，那只能是我损失自己的部分了。”
老高态度诚恳，弄得我们都有点难为情了，他继续讲：“现在币价还没炒起来，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在交易所里买呀，这个是完全自由的，你们随时想卖就可以卖掉。”
要拿真金白银出来买虚拟币，我跟陈华很犹豫。老高一再让我们放心，最后甩下一句话：“一辈子的机会就那么多，想发财呢，要有些赌性的哇。”
最终，我们被说服了——反正我们也没多少钱，怕什么呢？于是我把自己仅剩的几万块存款全投了进去，希望这次赌对，实现财富自由。
6
2017年9月，关于区块链行业的新政策出台，禁止所有虚拟货币交易所的交易，币圈迎来大地震。币价狂跌是其次，让我和陈华紧张的是，老高的交易所无法提现了。
刚开始老高还在电话里安抚我们：“放心吧，这两天你懂的，要低调些，过段日子就可以了。”几天过去，我们登录后仍然无法操作，而且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使根本没法交易，交易所里的币价仍然在涨涨跌跌。
陈华率先醒悟过来：“妈的，这些交易量全他妈是假的，做给我们看的！”
一夜暴富不用想了，我跟陈华开始疯狂地给老高打电话，只希望他能把我们投进去的几万块钱还给我们。老高在电话里唉声叹气：“我也是受害者呀。这个交易所又不是我做的，是他们说能赚钱，让我发个币放上去的，你知道我亏了多少钱吗？”
我们提出见面，老高不断拖延时间，再后来他干脆拉黑了我们。我悔不当初，也开始怀疑自己坚决不打工、妄想走捷径实现暴富是否正确。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房东阿姨提出每月要涨一千元房租，我不同意，她就要赶我走。
我存款尽失，为了省钱，早就开始学着自己做饭了，但仅剩的一点钱也只够一个月的伙食费。我想找李峰借钱，但又觉得丢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向老妈求助，最后还不忘交代她，千万别跟我姐说。
不知李峰从哪里听说我在投资虚拟币，他很有兴趣，就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聚会。朋友们不知内情，纷纷开玩笑：“老张你可真厉害，永远走在时代前沿啊，发了大财了吧？”
我不好意思说自己被人骗得一干二净，只好说在跟朋友一起做些小项目，还在学习中。李峰当了真，端起一杯酒诚恳地说：“老张，你是个有眼光的人，总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机会。来，敬你一杯！”
我慌乱地干杯，中途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开了。
坐地铁回去的路上，我酒劲泛起，颓丧地坐在一处角落。似睡非睡之时，我姐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地骂：“你还要不要脸？多大的人了还花咱妈的退休金！咱妈骑自行车去银行给你转账，都摔了一跤了！”
我吓得酒醒了大半，赶忙追问妈妈的情况。我姐深深地叹了口气：“人没事。你也太不懂事了，咱妈就那点退休金，怎么够你在上海花啊？你自己不上班，花妈的钱，你怎么想的？我知道在外面上班难，但也不是你一个人难，你也反思下你作为一个男人，心态是不是过分脆弱了。”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几乎要落下泪来。挂掉电话之后，微信提示音响起，是我姐给我转了5千块钱：“没钱了找我要，赶紧找个班上，不行就回老家吧。”
国庆节期间金菲回了一趟老家，再来上海，她也劝我一起回去。她的理由很现实：我们不可能在上海买得起房，趁现在还年轻，应该回老家发展。
我很为难，我回去只有改行，事业和人脉都要归零，重新开始。相比这些，更让我抵触的是老家的环境，一切规则和公理都被搅合进那张混沌的关系之网中，愚笨如我，回去只会寸步难行。
金菲对我的观点嗤之以鼻：“你这是偏见，歧视自己老家，老家不像你想的那样。”见我不回答，她又委屈地说：“我知道你现在就算不上班也一直想办法在续交社保，你就是想留在上海。上海有啥好的？回去找个安稳的工作，在父母身边多踏实。”
是啊，多踏实，但我心里总放不下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深思良久后，我认真地对金菲说：“我想再试试。在上海，我觉得我还有一点可能性，回去就什么都没有了。”
两人各执己见，这段感情注定没有结果，我们只好分手。金菲回老家的那天，我去浦东机场送她，她在安检口沉默良久，忽然开口：“我不想骗你。女生不像你们男生，禁不住老，我爸妈很着急我的婚事。咱俩交往的这几个月，你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他们从来就不同意我跟你的事。所以国庆放假时，我妈带了个老家的男生见我……”
我吃了一惊，感觉自己被背叛，但看到金菲红了眼眶，也一下想明白了：其实她也为自己的年龄、婚事感到很焦虑，是我不肯回乡，辜负了人家。
我轻轻拥抱她，安慰道：“没事的，没事的，我都明白。你不要自责，回去好好生活。”
7
得知我跟金菲分了手，我姐气得要来上海找我算账，我好说歹说才安抚好她。作为交换条件，我答应会尽快找到工作，其实我心里清楚，兜兜转转一年，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能回到原点打工。
我厚着脸皮去了李峰的公司，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份全职的工作。李峰没摆一点架子，也没有嘲笑我，反而高兴地拉着我讲了半天对未来的规划。临走前，他甚至把我的工牌都打印好了。
陈华听说我要回到李峰那里上班，瘫倒在工位旁的靠椅上，露出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你看你看，又放弃了。你现在回去上班就前功尽弃，早晚你还得失业，到时候还要重新走一遍这个路，为啥不现在就坚持到底呢？”
即使炒股、炒币都亏钱，陈华依旧坚持不打工。他重新找业务、接外包，虽然有些辛苦，但初心不变。我佩服他，也承认他说的话有道理，但经过了一年的蹉跎，我明白了成年人除了要尊重自己的好恶，也应该了解自己的能力，还要为身边的人负责。创业也好，打工也罢，人总要做点事，只要全力以赴，谁说打工就没有一点希望呢？
我反问陈华：“你怎么知道我以后一定失业？”
“年轻、幼稚！”陈华嫌弃地说，“你以为等你到了三十五六岁，人家还愿意要你？我是全栈（全栈工程师是指掌握多种技能，胜任多方面工作，能利用多种技能独立完成产品的人）的开发者，我这个年纪找工作都很难，你又没有技术。”
我不再与他争辩。从“创业孵化器”里走出来正是傍晚，十一月的上海天已凉，园区里的桂花正香。看着天上远远挂起的半轮明月，我心想：也许有时，我一直苦苦逃避的不是某件具体的事，而是面对那件事时，自己那种单一又狭窄的心态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