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377个口述故事
我叫Woody，1984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出国看看，但小时候家庭条件很差，这个愿望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到初中开始学英语了，我学得很认真，大学毕业后，我拼命工作攒钱，又交了很多外国朋友，学了法语，最终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现在，我是一名在瑞士工作的公交车司机，吃得好穿得好，业余就健健身，然后假期也多，一放假就出去走走看看，真的是很开心很满足。
我和自己驾驶的公交车合影。
小时候我住在宜宾造纸厂，厂里有几万人，每个片区划分为一个村子，我们住的叫胜利村。我们家是那种一层住几十户人家的红砖房，门前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我的奶奶就住在我们家对面的那栋楼，站在走廊上，你就能清清楚楚看到她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爸虽然和我们也住在同一个工厂里，但是他都从没来看过我。我从小就没有“爸爸”的概念，据我妈讲，在我生下来之前，她就已经离婚了，我出生时，是我妈的大姐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小学一年级，我爸不愿意付我的抚养费，那个时候抚养费一个月才5块钱，我妈就去法院打官司，要求提高一点抚养费并且学费要一人付一半。打完官司之后，我妈就给我改了名。我最开始名叫徐钱飞，后来我妈改成跟着她姓，叫胡定波，定波就是定风波的意思，因为家里面太不太平了。我印象很深，一年级我还叫徐钱飞，到小学二年级去上学的时候，班主任就通知全班同学我改名叫胡定波了。
宜宾造纸厂小学，我位于第一排左二。
我和我妈一直跟着外公住一起，我们住的房子两室一厅都不算，只能算一室半厅。我跟妈妈睡一个卧室，正对我妈卧室的厨房间就是我外公睡觉的地方，家里除了床和一张饭桌以外，其他什么家具都没有，厨房和洗澡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最多只有两平米。
小学二年级，我三姨送给我们家一个小小的带天线的黑白电视，让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时候很喜欢看《正大综艺》，有个主持人会到不同的国家体验当地特色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会说英文好厉害，国外的风景多美啊。还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对我冲击很大，我记得有一个片段，男主人坐车经过美国高架桥，一路都是高楼大厦，跟当时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差特别大，我很羡慕。
后来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环法自行车赛的宣传片，自行车队每到到一个城市就有很多人跟你打招呼，请你吃奶酪、喝东西，那种很悠闲的生活方式特别吸引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也太好了吧，长大以后如果可以出国去看看就好了。
宜宾造纸厂旧居民楼。（摄影师：曾长中）
小学时候我成绩一般，只知道玩。初中的时候开始学英语，我对英语非常感兴趣，那个时候非常有自觉性，常常看书看到凌晨两三点。中考我考了600多分，考到了宜宾一中，市重点高中。
刚去一中的时候，我在班级排名前五。因为成绩好，我读的是特殊班，有很多交建校费进来的学生，当时的建校费好像是6千还是1万，当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象，这么多钱啊，读我们班的学生大多非富即贵，然后老师也是最顶尖的。
原来在封闭的村子里大家都互相认识，家庭财富的差距也不大。你再好，无非就是你家里面有个彩电，电视大一点，可以买得起游戏机，仅此而已。但是，2000年，很多高中同学家里面都已经买了电脑，我心里面会嫉妒，有时候也会去攀比，处在那种环境里真的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现在都还记得，我们高一快放暑假的时候，有天下午，我看到一个同学在黑板上写写算算，我就问他在算什么，他说，我在算今年夏天我去参加的国外夏令营要花多少钱。
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数字，两万八千八！那个时候两万八千八可以在我们市里买两套房啊，但他就去国外玩15天！他们那个夏令营还有去上海和黄山的，也是一人好几千，当时也很多同学去，我没去，我妈妈一个月收入才四百块钱。
那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吗？给我冲击太大了。我心态失衡了，学习成绩也变差了。
高中集体照，我位于第四排右边第四个。
后来出国参加夏令营的同学回来说了出国见闻，我心里就想这辈子我也一定要出去看看！但想归想，我依旧在高考压力和家境贫困的现实中挣扎。
我第一次高考是2003年，运气不好，遇到十年最难高考，我考得也不好，总分考了380多，听到这个分数的时候，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分数只能上专科学校，自己也不甘心，并且我这个成绩去复读的话是免费的，于是我就决定复读。
第二次高考也考得不是特别好，考了500多分，当时可以上二本，但是我没选，我选了在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我的成绩只能上那的三本“应用外语学”专业。三本的学费比较贵，一万一年，给我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复读期间，我是第二排右一。
为了缓解读大学给家里造成的压力，高中毕业那个暑假我就开始打工。我一个同学妈妈是娃哈哈宜宾的总代理，她就把我介绍到超市里去做理货员和推销员。
我把超市的货理得整整齐齐的，因为做事很积极，超市的同事都非常喜欢我。之后，我基本上每个寒暑假回来，都会去那个超市打工。那时候好像一个月还是能挣好几百的，具体的数字记不清了，但是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来说，是真的不错了。
去上大学之后，我还是很节俭，一顿饭只吃2块钱，很少吃荤菜，都是吃素。我妈给我400元，我能存300元。大二我靠着平日里省吃俭用，还自己买了一台四五千的电脑。
大二在学校宿舍。
但大二发生了一件对我打击很大的事情。那时我想买诺基亚手机，就找了一个网站，结果是个钓鱼网站，我傻傻地把我那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全部打给了这个网站。等了好几天，一个广东口音的人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还要再付多少多少钱，那个手机才会来，并且再附赠一个另外牌子的手机。我就傻傻地跑去跟我的室友借来几千块钱。
等了几天手机还没来，而且对方还打电话来说需要补交其他费用，我就知道我被骗了，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最开始前两天的时候整个人精神状态是不好的，躺在床上也不想起来也不想吃饭，也不想动。过几天之后，我振作了起来，就去找工作，当家教来补这个窟窿，还室友的钱。我英文比较好，就疯狂地去做英文家教，用了差不多一个学期就把这个窟窿全部补上，并且还存了一笔钱。
从此以后，只要没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去当家教，跑遍了重庆各个区。那个时候，我一个小时收20块钱，一个月多的时候可能有七八百。大学毕业时候，我已经存了1万块钱。
大四和同学一起去成都玩。
大学毕业后，我被浙江一家公司录用了，他们是做一些小型家电、水泵之类的国际贸易。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从事外贸行业，可能会接触到老外，可以多了解一些我所憧憬的国外生活。
在上海旅行了一段时间我就去公司报道上班了，当时反差真的太大了。重庆虽然跟上海没法比，但是毕竟也是个大城市，而公司所在地温岭就是一个大农村，冲击太大了。工厂四周都是农田，什么都没有，我去的时候员工宿舍都还没修好。
报道那天，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们去食堂里面看的，看着开幕式，我整个人的心都是凉的，看着北京那么热闹，再看看我们周围什么都没有，很荒凉。实在无法忍受那样的环境，我干了一个月就走了，去上海了。我和网上认识的瑞士朋友胡克一起在上海找房子，他是我一生的挚友。
和胡克一起去广州车展做采访。
胡克帮瑞士一本汽车杂志做采访，我帮他联系汽车厂，他会带上我做中英翻译，每次采访胡克全包所有的食宿费用，他会给我大概一次1500块钱，我们一个月差不多做两三次采访。
为了接触更多外国人，也为了生存，当时我还在一个叫做“你好中国”的法国人论坛上发了中文家教广告，我收费50块钱一小时，因为便宜，很多老外都愿意找我，这就成了我在上海的稳定工作。
2008年10月份，我开始做外教，学生太多了，我可以从早上8点出门，干到晚上10点才回家，一天大概能赚五六百，每个月都可以挣上万块钱。
在上海和学生去完酒吧后，一起吃宵夜。
有一次，我的一个法国学生说，你这么喜欢外国文化不如再学学法语，以后如果想去欧洲玩的话会更方便。从此，我就开始自学法语了，也没想到有一天真的会用到。
我学法语很努力，坐地铁都是戴着耳机一直听。半年之后，我在地铁上看完了三本《公共法语》，法语的语法就已经搞定了。我基本上都是利用通勤时间在学习，晚上回家太累，倒头就睡了。法语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跟英文的语法其实差别很大，搞不懂的地方，我就问我的学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有机会也跟他们练习一些简单的对话。
到2010年的时候，我靠教人汉语大概存了十几万。胡克也知道我想出国看看，就开始劝我，有钱有时间可以到欧洲走走。一开始，我和胡克一起去了瑞士，然后我自己去了德国、法国，住的青年旅舍，旅途中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
这一趟旅行对我冲击还是蛮大的，我看到很多以前在电视电影上才能看到的一些事物和建筑，比如埃菲尔铁塔、圣心大教堂等等，就连坐巴黎的地铁，我都觉得很有文艺气息。
第一次去欧洲旅游，我是左一。
当时我带一个相机，每天把相机充满电，并且带很多电池出门，然后每天都要把相机拍到没电为止。这趟旅行之后，我就坚定地想要出国生活一段时间。
而且旅行期间，我去了瑞士的一个盐矿，坐在参观的小火车里拍了照，并放到了网上。很神奇的是，之后有个人看到这张照片联系了我，而且对方除了法语不会讲别的语言，刚好我也学了两年法语，于是我俩就聊了起来。对方是一个只会讲法语而且喜欢亚洲文化的瑞士人，而我是一个会讲法语的中国人，我们聊得很开心，久而久之，我们也就恋爱了。
我在瑞士BEX附近盐矿。
我们持续了三年的跨国恋。2015年，我算了一下移居成本也不会很大，于是就毅然决然抛弃一切去瑞士读书了，想着把法语再深造一下，顺便和恋人团聚。
瑞士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一个学期大概有500瑞郎（折合人民币约3800元）注册费，只要凭借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就可以申请学校，当时我申请了洛桑大学文学院对外法语专业，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
因为之前来过瑞士很多次，所以瑞士生活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学习上真是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大学完全都是自主性的，没有人来给你引导，跟我读川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洛桑大学的学习氛围是非常开放的，你可以根据课表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主课是全都要修的，有很多选修课看得我眼花缭乱，不知道怎么选。而且虽然我当时法语已经达到B2的水平，平时生活正常交流是没问题，但老师讲课的语速、学术用语和日常生活是不一样，上课我很懵，第一学期是很迷茫的。
洛桑大学法语外文学院，2015年宣传手册专访了我。
还好班上有一个香港同学和一个台湾同学，有什么不懂的，我们三个人就相互交流，一起搞懂怎么做，慢慢摸索，过了半年才适应学校的生活。
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出国梦想之后，我发现这还不够，我还需要更加努力地往前走，才能在当地生存下来。
我在洛桑大学读大学一年级时，圣诞节和同学一起聚餐。
读书期间为了赚取生活费，我为一家瑞士钟表杂志做翻译和编辑，并且与胡克一起在电商平台合作销售自行车零配件。我读书期间每个月收入差不多3000瑞郎（折合人民币约22562元），支出的话1000瑞郎都不到，毕业时候，存款大概有十几万瑞郎吧。
存款多起来，我就有了一些安全感，想着暂时毕业之后暂时找不到工作的话，也不会特别担心。当时我对未来也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想法。在这里，去做超市导购员都是有专门的一个文凭的，他们要学一系列的流程，比如超市的入库、仓库的管理、货架的整理、收银……都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去获得一个证书。我清楚自己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会法语在这里也不算长项，我在求职方面是比较劣势的。
2019年初，我毕业论文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就想看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我家附近有个挺出名的景点——西庸城堡，我就想他们会不会需要中文导游？没想到他们真的在招人，只不过是兼职。虽然只是小时工，也都是签合同的，公司都有交社保，还是比较正规的，考核通过我就开始上岗了。在那里工作有淡季和旺季，旺季的时候挣的比较多，两三千瑞郎一个月，淡季的话可能一千瑞郎或者几百瑞郎。
西庸城堡的官网的宣传照。
后来，疫情来了，就没有游客了，城堡也没什么工作了。正好城堡的同事以前认识一个香港老板，说需要招会说法语的人，就让我去试一下。这份全职工作工资3850瑞郎（折合人民币约28960元），十三薪，包午餐，大小周。我自己并不喜欢那个环境，干了11个月我还是决定辞职。
我失业了一年一个月，每个月大概可以领到2900瑞郎的失业金，疫情期间，瑞士政府也有补助，加起来总共也有3000多瑞郎。这期间我就不停地投简历啊去面试啊，当时会想失业保险只能领两年，保险没有了之后，万一还没找到工作怎么办，会比较焦虑。失业之后，我继而又陷入了失恋。当时两个人都觉得感情淡了，就分开了。
那时候真的非常迷茫，算是到达一个迷茫高峰期吧。当时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都只能打道回府了。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找到工作，觉得只有工作了，能够挣钱稳定下来才是唯一的答案。
后来常常健身，不仅可以让身体更健康，还能缓解压力。
有一天胡克看到公交公司招聘广告，开玩笑对我说，你想去开公交车吗？我在想开玩笑吗？我车技又不是特别好。而且我从小到大对开车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到瑞士前的两年才考的驾照，从洛桑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上班通勤比较远，才开始每天都开车。
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实在没办法，就觉得，要不还是试一下吧，就去看了洛桑大区公交公司的网站。我运气特别好，因为正好那年公交公司放宽了驾照的限制，以前只招已经有大型客车或大型货车驾驶经验的人，那年只要有汽车驾驶经验的人都可以去面试。
2021年2月，我就投了简历。大概过了半个月，收到公司给我发的一个链接，叫我做语言测试和交规测试，做完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了。
6月份，突然有一天公交公司给我打电话，大概聊了十多分钟后，就约我面试。面试通过后，11月份，公司通知我去参加了心理测试。结果都通过了。通过后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像在做梦一样，因为这家公司是比较出名的，待遇很好，招人比较严苛，我没想到自己拿了一个小汽车驾照就可以去参加公交车驾照的培训。
公司提供的一系列培训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大概55000瑞郎（折合人民币约414727元），同时培训期间，公司还给我发工资，大概4380瑞郎（折合人民币约33030元）。
刚开始培训，我才感受到开大客车和开小车完全是两种概念，因为车的体积太大了，大车有很多死角，我根本不适应。而且大车的惯性大，踩刹车的方式得调整，需要踩下刹车之后放开一点再轻轻踩下，不能过急，否则车内乘客就会摔倒。
培训用的大客车。
我自己总结了一系列需要注意的规则，教练今天说我哪个地方犯了错误也会写在纸上，天天都在看，天天都拿在手里面，纸都已经烂掉了。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管是右转还是左转你都得把脑袋转过去观察，不光是要看后视镜、打灯，你还要转头确定侧方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物，或任何危险，因为开大车的话就是转弯或者进转盘的时候，需要的角度特别大。而且瑞士这边的行人是可以闭着眼睛过马路的，只要有人站在斑马线旁边，车就必须要停。
我们有三辆培训车，三个或者两个同事轮流开8个小时。当时压力很大，心里想一定要考过，这很不容易得来的机会还是要好好珍惜。
到考试的时候，压力更大。因为考试没有专门的道路，考官会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去哪个地方，你可能开2分钟之后会看到路牌怎么走，但是有时候他会设陷阱，那个路牌下面可能有一个标志是禁止大车入内，然后你就要走到下一条路的时候，再继续观察有没有能到达那个目的地的路。考试的两个半小时里，你就在找路和听考官指挥，百分百专注于道路的状况。
而且不光是考你开车有没有犯错，他还要考你开车的流畅度，比如正常道路可以开60码，你开40码，这种情况考试也不会通过的。第一次考试，有些路段本来该80码的，然后我开不到80码，考官就觉得我有问题。还有比如说我左转的时候看右后视镜，多看了一眼，他就觉得我反应太慢。其实是我太过于谨慎，然后造成开车流畅度不达标，就没考过。第二次考试我也是因为流畅度的原因被挂掉。之后，公司的经理找我谈话，给我讲考试3次不过的话公司没办法继续这个合同。
公司就两名中国人，我又因为两次考试都没过，那时，我们公司所有教练都知道我这个人存在。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愿意努力学习的人，但是在驾驶上可能并没有天赋，也可能是因为驾驶经验确实没有别人那么多吧，他们都想帮助我通过这个考试，都给我指导。而且公司当时专门请了别的公司的教官来帮我，安排了两次内部测试，通过两次内部测试后，才去参加的第三次考试。
第三次考试的时候，下着小雨，想着是最后一次了，我就放手去试。一路上都开得比较小心仔细，但是也特别保证一定的流畅度，全神贯注到根本没注意到旁边的考官。考完试之后，考官在我的学生驾照上面签上考试成功，我当时激动得都想哭了。
而这只是其中一个考试，我们总共有4个考试，理论2次，路考2次，第1次是大客车，第2次是无轨电车。无轨电车有个单独的驾照，那个驾照我是一次过。我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入职培训，直到2022年6月17号正式拿到驾照，大约半年的时间，每天8个小时，一个星期5天。
正式入职后，我独自驾驶公交车上路，我们开的公交车有奔驰、Man和Hess三个牌子的。
当时签的合同是一年之后才会转为正式员工，成为正式员工后，基础工资会再提高500瑞郎。从我到公司到现在，公司每年会按照通货膨胀的率来给我们提薪，所以去年的话有2次涨薪，基础工资每次多了几十、一百瑞郎这样。
我现在每个月的开销，医保差不多430瑞郎，房租现在是每个月600瑞郎，以后打算要搬家，房租会涨到每个月1000瑞郎，吃饭的话我每天自己带饭，大概每个月350瑞郎左右吧，汽车油费保险大概每个月400瑞郎左右，工资大概还能剩下3000瑞郎（折合人民币约22269元）。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专门排班的团队叫“SPG”，我们的工作分为早班、中班、夜班，一周工作五天，一天八小时，中间大概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作三年之后，我就会进到另外一个系统，叫做“ATT”，进了这个系统之后，就是我自己去选班、选线路，而且我可以提前三个月就把所有工作时间全部安排好。
员工50岁之前每年有5个星期假期，超过50岁就有6个星期的假期，从55岁开始，每一年多一天的假期，直到有7个星期假期为止。
现在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公交司机已经五个月了，日常就是小心开车，给乘客一些咨询。作息还是蛮规律的，因为我们公司是不允许加班的，也不允许到外面去接私活，需要我们保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因为我们是司机，一旦出现重大交通事故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
回想到小学二年级，那个想出国去看一看的小朋友，已经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梦想了。现在的我，真的很幸福，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又有存款，非常有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可焦虑的事情。
*本文由Woody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Woody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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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 李晓芳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主角
豫剧奶奶一辈子没当过主角。16岁进入河南老家的乡村豫剧团学唱戏，她只唱小配角，或是在主角对戏缺人时，到场边帮忙配一段。22岁成了家，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人生目标变成给儿子攒钱，盖房，娶媳妇。到广州近三十年，她没有爱好，从不出门观光，只去过白云山，还是因为山上游人多，方便卖艺挣钱。
但在去年夏天，有人拍下她顶着烈日，穿长衫戏服，化浓重妆容，在街头唱豫剧卖艺的照片。她在社交平台上出名了，还上了广州当地的报纸，整整一个版面。她第一次成了主角。
她对出名这事说不上有太大感觉。她没上过学，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别人问起，就把身份证掏出来，上面的信息显示，她生于1958年，名叫冯变。她看不懂报纸上写了什么，只问“是写的我好事还是坏事？”听到回答是“好事”，她就乐呵呵的，放心了。
她每天照常往脸上抹白色底彩，涂到眼角的皱纹处，得用点劲抹匀。脸颊、眼皮涂上红色胭脂。一杆眉笔沾黑墨，描上两条浓黑的眉毛，一个略显粗糙的豫剧脸谱就扮好了。白发整齐拢进发套，戴上簪花，背上装着戏服、热水、卖艺布条的背包，挎上用来收钱的塑料桶，她拖着步子，一瘸一拐地出门了。
她工作的地点不固定，大致围绕天河路上的几家商场展开，视保安的驱赶力度与频次决定。那条地下通道算是她常去的工作场所。每天总有年轻女孩特意带上现金（她们注意到卖艺收款码是她儿子的头像，生怕钱到不了她手上），或是食物、卸妆水到地下通道。
这天她唱了一出《朝阳沟》，讲的是知青下乡时的故事。但说她在唱不太准确，她的右手伸进戏服里，摁开别在腰间的录音机。她没有开口，配着音乐小幅度地做了些动作，看起来有些随意。行人匆忙，大多只是瞥一眼，并不停留。录音机里正唱到青年下乡后的遭遇，“我好比失舵的船顺水漂流，走一步看一眼。”
冯变其实算不上艺术家。她入门太晚，从没演过主要角色。但在戏团里，到乡下演出一天就能挣十个工分，“比种地轻松。”过了四年，公社时代彻底结束了，戏团解散，人人需要各谋出路。没有别的技能，她跟着同母异父的姐姐一路卖唱乞讨，“就上人家门口唱两声，人家给点馒头、大米。”
结了婚，她和丈夫天天为钱吵架，“他给人盖房子，一天挣两块钱，还要吸烟，每天两盒1毛6，孩子还要读书，怎么攒住钱？”1994年，同乡们都在说，广州是个挣钱的好地方。她把两个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独自上了火车。
姐姐和戏团里的其他人慢慢也跟着到了广州，捡人流量大的地方，每日上街卖艺。冯变却不愿意再唱戏，“钱太少，每次打赏一毛两块，站一天几十块。”她和同乡去荒厂子里捡过垃圾，后来和丈夫每天打捞空水瓶，捡拾香烟盒，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挣100来块。
但衰老最终夺去她拥有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丈夫在2008年得了癌症去世，她一个人拾荒还了治病的钱。后来孙子出生，儿子要求她回家。她把孙子带到3岁大，看着一个小乖乖逐渐学会说话、走路，同时切实地察觉到自己老了，左腿骨头总隐隐作痛，静脉曲张得厉害，上个台阶都需要扶着墙壁借力。她再也挑不动拾荒用的那根扁担了。
那年她60岁，她说还没到可以养老的时候。又干不动体力活，只能重新回到广州，捡起少年时的本领，在街头唱起豫剧。
“我们在这里跟老鼠一样”
天河路与体育东路沿着城市中轴线交错而过，附近坐落广州CBD，还有太古汇等数家大型商场，这个十字路口是繁荣的象征。最高峰时期，往来人流超过百万人次，一到晚上，路面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堵成一条蜿蜒的河流。
地下同样喧闹，人流熙攘，脚步匆匆。一个没了双手的男人挑着两箩筐鲜花叫卖，另一个年轻男人裸着上半身，磕一个头，看一眼匆匆而过的人群。
通道左侧传来悠扬的小提琴曲调。万长青正在拉《梁祝》，曲调哀怨。卖艺十年，这一直是他收益最好的一首曲子。
万长青今年六十整，一头夹杂花白发丝的半长发梳得整齐，在脑后扎个小揪。他来自乌鲁木齐，过去是个建筑工人。50岁时单位倒闭，他找不到新工作，索性捡起小时候自学的小提琴，在家练了半年多，出来挣钱。乌鲁木齐9月就开始冷了，“冬天零下十几度，搞不成。”他辗转到了温暖的广州。
他看到过网上有关他是大学老师，家世渊博的传言和猜测，没太当回事。地下通道里最不缺奇怪的传说，另一位74岁，同样拉小提琴卖艺的江西老头描述，曾有《广州日报》的记者经过，听到他的琴声，大为赞叹，专程到他的出租屋采访。报纸最后用了一个副刊版面报道他。但大半天下来，他拉的曲子翻来覆去也只有一首《新年好》，和不甚熟练的《梁祝》。
冯变找了个离万长青几十米远的位置，确保听不到琴声，才放下装备。“大家各是各。”她说。这是通道里不成文的规则。有次一个唱歌的年轻人把摊子摆她附近，她当场开骂：“我在这你还摆过来，我说他妈的你不知道要钱的规矩？快点滚！”当然也被人赶过，吴亮就曾经嫌她的唱戏声太吵，让她摆到别的地方，她只能照做，“那没办法，人家先过来的。”
吴亮是贴手机膜的，30来岁，微胖，留个寸头，是这里资历最老的人，摆摊贴膜已经有9年时间，“我们在这里能活得下去，就是跟老鼠一样，要偷偷摸摸地搞。”他不喜欢人们过多地关注这条地下通道，担心关注多了，城管会加大驱赶的力度。更糟的是，或许会引来更多想在这里摆摊的人，“我们靠这吃饭的，人多了大家都搞不了。”
因为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冯变可以说是地下通道里最火的人，每天都会有女孩专程找过来。“搞得像网红打卡，”吴亮吐槽。尽管所有人都不承认，但一些摆摊的小贩们对冯变的“热度”是有些不满的。有人说，是因为路人拍她时，常常会把他们也一起拍进去，他们并不喜欢。
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大家觉得冯变不配获得如今的热度。“她就是假唱，放个录音机在那里，没技术含量的。你们就看她比较老，网上的故事又编一编，就愿意给钱。”吴亮撇了撇嘴，“她一天都能赚一千多块啦。”
冯变听说有人质疑她假唱，脸上的笑容淡了。她突然一曲接一曲地唱起来，不停歇地唱了近半个小时，额前后背都冒出一层薄汗。许多高音她已经唱不上去，一些唱段也经常卡住遗忘，但每一首，冯变说，都是我年轻时候学的。
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在外待一天唱戏太耗劲，所以用了录音机。录音机里有一些是别人唱的，“有两首是我之前唱的录下来。”冯变说。至于收入，“周末一天最多也就300多，其他时候没那么多人，都是几十块，一百多。我上哪挣那么多钱去？”
但这些，她从来没跟地下通道里的其他人解释过，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关键都是为了挣钱。同行是冤家，他都是不待见。”通道里所有卖艺、摆摊者之间都称不上熟悉，碰见时会打个招呼，偶尔分享一瓶矿泉水、半盒快餐，兑换一些零钱。但他们从来不知道彼此的姓名、籍贯、年龄，和背后隐藏的秘密。
衰老的，失意的
地下通道里的人能列出一条又一条待在这儿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因为这儿能接纳他。
去年秋天，有时和冯变搭伴在地下通道唱戏的姐姐回老家了，把唱戏用的簪花全留给了她。戏团里和她最要好的小霞前两年70岁了，和她老伴一块回家，两人无儿无女，就住进了养老院。其余人年纪更大，如今已八九十岁，“都回家了。”在广州几十年，戏团里的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或者死去，只剩她一个人。
冯变还不能回家。她说大儿子不孝顺，自己和大儿媳处不来。小儿子倒是心疼她，但他在西安的银行上班，不能带家属，她暂时没法跟着。她只会用老年机，因此卖艺的微信收款账户就交给小儿子，“我让他帮我收着。小儿子很好的，有时候我不跟他要，他就给了，主动来问妈妈你还有钱没有。”
她需要钱。左腿骨质增生已经严重影响了她日常的行走、生活，站着唱一个小时戏，就疼得受不了，必须得坐下歇歇，用力揉一揉。她计划今年五一回家做手术，费用两万元。她自己攒的，加上好心的女孩们帮她筹集的钱，如今只有一万多块。“还不够就只能找小儿子拿钱，但现在再挣挣，给他减轻一下负担。”冯变笑着说。
和冯变一样，吹笛子的老陈也需要一点养老钱。他说自己86岁，开过刀，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得过脑梗，还有糖尿病。他边说边摸出一个小药包，里面黄的白的，胶囊状的，粗略数过去，十几片药，“我每天得50块钱的药吃。”
三个女儿外嫁了，唯一的儿子给他看病花了几十万，没钱了，“我儿子还有儿子，他要去养活他的儿子。”老伴还能在家帮儿子，送孙子上学、做饭，而他好像已经贡献不了一点作用了。
老陈自嘲，“活不了几天了。”沉默了一会，他手指有些颤抖，将药片倒在手心，拧开矿泉水瓶，“但现在还不想死掉，就到广州。想死掉就买点药喝喝好了。”
老陈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没正经学过音乐，会吹的几首曲子是小时候乡村乐团赞扬毛主席排的曲儿，他跟着囫囵学会了一点笛子。他就在冯变右侧十几米远的地方，铺几块白色泡沫板，摆上好心人帮忙打印塑封的收款码，旁边用另一块泡沫板写上，“求助一点食物和水。”他认字不多，“食”字直接写反了，还少了一点，多了一划。
晚上他就睡在通道里。从河南老家过来时，他只带了几件衣服，一个路过的女孩看着不忍心，送了他一床被子和席子。有人赶就挪一挪，也不会真被撵出去，总有一个供他栖身的位置。“他年纪那么大，也可怜啊。”一位保安说。这就是城市里，给他们留下的一点缝隙。
这条缝隙也接纳失意者。每个周末，罗刚会穿一身军服，戴好头盔，背上火箭筒模型，在脚下摆好他的士兵玩具，笔直地站上五个小时。他从来不说自己在摆摊，他说这是在站岗。罗刚就是那个都市传说里的“老兵”。
实际上，罗刚36岁，当过两年普通步兵，正常退伍回家。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战争，军队生涯里也没有过任何突出贡献。
他一年几乎卖不出几个士兵模型，但他也志不在此，中途有位妈妈带着孩子路过，凑上前想买个玩具。罗刚正和其他人讲到他在地下通道如何发扬士兵精神，直接抬手中止了可能完成的交易。他不停顿地接着讲，“我在这里起很大的作用，有什么突发事件，我能第一时间赶到处理，再通知派出所过来，就是发扬老兵精神，你两年兵没白当。”
而关于他的本职工作，起初，罗刚回答得非常迅速，“我没有工作。”
但在这里待得有些年头的人都说，他是附近的夜班保安。
他大约只表现出了零点几秒的慌乱，又迅速承认，“对，是业余（做）的。我老板跟我认识10年了，一直很支持我。”
罗刚就在附近的天河城上班，每天晚上盯着商场里的各个服装档口拉下闸门，熄灯，巡逻，日复一日。这样的工作太过无聊，他是半点不愿意多说。而不上班的时候，他又被家人催着，得踏实多赚点钱。他还是更愿意聊聊自己在地下通道里的生活。罗刚确信，这里才是他真正发挥价值的地方。
在地下通道，他说自己被很多抖音、小红书博主拍过，“不光广州，应该全国人民都看过视频。”在他的描述中，派出所所长认识，并敬佩他，冲他比大拇指，说他好样的；有消防队队员曾专程找过来，希望请他吃饭喝酒，可他还在站岗，职责所在，婉拒了。过路的许多孩子认识他，“10岁的小朋友都认识我，叫我解放军叔叔”。还有人找他拍电影，他没有去，因为不想演日本人，“我要演的话一定要真实，是正面人物。”
要是问，他在地下通道解决了什么突发事件，罗刚总结了半天，只能回忆起，那天冯变和一位拉琴的老人打架时，是他把两人拉开了。倒是一位路人记得，有一次看到他在通道出口的树边撒尿，“撒完了还很热情地指挥了一下骑共享单车的路人。”
还是要离开
通道里的人们总在离开。说不清是哪一天，那个倒立着弹吉他唱粤语歌的中年男人就不见了。剩下的人不会主动提起，也从不好奇他的去向。大家默认，他应该是回家了。
这里不缺新来的人，空位很快会被填上。老陈到广州才一个月，但他说，广州有很多好的地方。他喜欢广州温暖的天气，“我心血管供血不足，最怕冷一冷，心脏血管就不流通了。这里天很暖。”
他牙齿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因此也格外喜欢广州的食物，“每天吃肠粉，软软的。早上起来去喝粥。”他尤其喜欢广州的砂锅粥，白米煮得软烂香浓。“再一个广州的人很好，”老陈说，“尤其对老年人很好。”在地下通道里，常有年轻人给他送吃的喝的，他去买粥，店家看他年纪大，也总会在他碗里多添一勺。
等到彻底走不动了，老陈说，他就回老家躺着。“买点药喝喝好了。”他又说了一遍。
负责巡逻通道的城管戴着红袖章过来了，所有人安静又迅速地将地下摆摊的布一裹，提着东西四散撤离。万长青的小提琴声也戛然而止，拎起用来收钱的琴盒，把琴往里一塞，迅速离开通道。他没走远，就蹲在附近的花坛边，抽一根烟，等待城管离去，再回去拉琴。
他喜欢广州的这处地下通道，周围是高级写字楼，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停下脚步听他拉一会儿琴。晚上9点半，他原本打算回家了。然而一位穿白衬衣的男士正好走过来了，万长青认得他，“他经常过来听我拉琴，有时候天天来。”他们从来没交谈过，但他愿意为这位熟悉的听众再停留一会儿。他又拉了15分钟，是他最拿手的曲子之一，《亲爱的旅人》。
从地铁站走出，穿过地下通道的人越来越多，万长青收了琴，不愿意再拉，“效果不好，人太多空间施展不开，而且都很匆忙，他不是听的人。”
万长青已经在广州待了10年。和老陈比起来，他还年轻，还得继续待下去。“我今年正式办退休，还欠单位好几年社保钱。”他说自己每月的退休工资大约只有一千元出头，“生个病就不够用。”他需要再挣挣钱。苦恼的是，“现在背个新谱子起码要三四天，不像年轻时候记得快。”
冯变也喜欢广州的天气，“不像河南那么冷，现在还要下雪。这里对我的腿好。”她也喜欢这儿的人，公交车站的人眼熟她，每次总主动招呼她到休息室里灌一壶热水；十字路口绿灯短，她左腿行走不便，有年轻人会主动挡在她身边，护送她过马路。
但不论如何，她最终还是得回家的。“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不行。你头疼发烧的，走不动了，儿子管给你端个饭啊是吧。你在广州谁凑合你，哪个人伺候你？”
冯变说，小儿子对她很好，但等回了家，她想在儿子家附近盖间房子自己住，“盖房子不要太多钱，有砖头，我弟弟、姐夫会砌砖，不用请人。”她盘算着，这几年再赚点钱养老，“还是自己兜里有钱才安心，想花就花，不用伸手要。”
从拾荒到街头卖艺，几十年时间，冯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广州。过去在冼村捡垃圾，她的拾荒路线沿黄埔大道，到石牌桥、天河南。沿途是闪亮的商务楼、酒店、外贸公司，她从不多看，“那些跟我没关系。”她挑着扁担，前后两个大麻袋，身形很显眼，但又沉默得像一道影子。
如今她每天固定往返于居住的城中村，和工作的地下通道，没有更多娱乐活动。但她记得自己40来岁时，冼村的女房东硬拉着她到附近跳广场舞。她又把舞带回河南老家，大家都夸她时髦，“年轻人都说牛，你在外面还跳舞，回来还教人。”冯变仰着头笑得开心，整张脸舒展开来。
她很久没跳过舞了，如今老家的年轻人也没跳过她带回的广场舞，“早就被淘汰了。”她淡淡地说。
三十年来，她一直讲一口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她不会说粤语，也几乎听不懂粤语。在城中村，人们大多来自江西、湖北、河南，粤语没有太大用处。冼村改造，她只知道房东得了不少钱，其他的“没仔细问，和我也没关系”，城市变动对她的影响只是，需要换住处了。后来，戏团的人都离开了，只剩她，还住在广州城中村，540元一间的出租屋里。
她所有的行李，用一个背包就能带走，几件换洗衣服，唱戏的录音机，一小袋化妆工具，治疗冠心病和高血压的药。60多块钱买的电饭煲可以留给河南邻居。她从不添置大件物品，一直像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
她给自己定的离开时间是70岁，“那时候就干不动了，不唱了，回家养老。”
夜晚10点，十字路口中央巨大的LED屏幕在闪烁，写字楼还亮着灯，商场开始清人。冯变夹在人群里，佝着背，动作迟缓地收拾卖艺的家当，脸上厚重的底妆有些斑驳了。她挎着塑料桶，一瘸一拐地去赶夜班公交。
没有同伴了，她也不觉得孤独，“每天收工都10点多，洗洗睡觉就到凌晨了，躺下就睡着了。不孤独。”10来平米的出租屋里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近两个月蹿进一只老鼠，倒是常常能闹出一些窸窸窣窣的动静。她听着那声响，什么也不想，就在黑暗寂静里缓慢合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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