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落榜，服装厂工人，30岁学英语，41岁进外企，工资翻几十倍
这是《自拍》第378个口述故事
我叫闻艮树，60年代末出生在安徽无为县。过去，我们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小地方资源匮乏，再加上信息差，普通人想找条好出路非常之难。中考我拿过全乡第一，原本想鲤鱼跳龙门，但终究没能挤上高考那根独木桥。19岁落榜后，我在工地卖过苦力，跟裁缝师傅当过学徒，后来进了南方的服装厂。
快30岁时我才意识到，人生不止高考这一条路，只要想学习进步，就有的是路子。打工之余，我报考了服装行业研修班，自学商务英语，还通过自考拿到南京大学等名校毕业证和学位证。有了学历和语言的加持，我在职场上成长迅速，从生产车间换到办公室，又从港资跳到外企，在著名的亚马逊公司工作过四年。
我的上一份工作在亚马逊，现在是一名创业者。
直到今天，没上过全日制大学一直是我的遗憾。我家从我往上数五代都是农民，爷爷去世得早，我爸15岁就帮奶奶当家，他特别希望家里能出个文化人。
在我小的时候，无为县三天两头发大水，一家老小只能靠红薯稀饭活命。为了补贴家用、供孩子上学，我爸有空就做竹器卖。一百多斤竹器全靠肩挑，他凌晨三四点就出门，步行走百十里路才能到集上，来回路上两天，只挣个二三十块钱。
不赶集的时候，我爸会抓鱼、抓黄鳝，一斤能卖个六七毛钱。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学会了，有次抓得太入迷，不知不觉已经到半夜。我也不懂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见月光照得可以看清地上的草，以为天要亮了，拎起黄鳝就往回跑，后来才知道是夜里两三点。
这是2004年拍的老家。除了抓黄鳝，我小时候还经常捡牛粪拿回家晒干烧火。
可能是熬夜抓鱼太伤眼，初二那年我眼睛有点不好了，那时候不知道有近视这回事，光觉得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初中我学习成绩很好，中考全校有200多人参加，最后只有四五十个考上高中，而我的成绩是乡里第一。升高中之后，一开始我也拿过不少奖状，可惜高二分完班成绩就开始下降。
一方面是我的原因，青春期还是有点躁动；另一方面是师资水平真不太行，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没上过正规师范，有的是早我们几届毕业的高中生。那年高考，我们班50来人只有两个考上，一个上的大专，一个去了财税中专。
农村家庭不富裕，大部分都是举全家之力供学生，考不上村里就会有人说风凉话。无论是为了个人出路，还是堵住别人的嘴，很多农村学生只能不断复读，连读三四年的大有人在。
这是1988年，我（右）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
我原本也打算复读，可我爸说了一句“你不是平常挺厉害吗？咋没考上呢？”这句话把我的内疚感刺激没了，一气之下断了复读的念头。那是1988年7月，落榜后，我偷偷跑到江西九江一个亲叔叔那里找活儿干。他在一家小作坊磨豆腐，让我跟着打打杂。刚干了三个晚上，我就把人家锅给烧漏了，吓得当天就跑路。
想起村里有个老乡在常州做建筑工头，我又稀里糊涂地坐船去了江苏，一路打听着找到人家。我在老乡的工地干了两个月小工，搬砖、递砂浆，全是重体力活，一天下来累得路走不动。其他工人身强力壮的，对我一脸鄙视，笑话我戴个眼镜不能干重活儿，可以说是“文不能测字，武不能当兵”。
刚出校门的我，原片已经破损不能看了，这是我拿去修复过的。
我年轻气盛，宁愿被人看不起也不回家。有次路过裁缝店看到人家做衣服，我想这门手艺挺好的，干净又轻松。当时大家穿衣服都是用布票买布，再到裁缝店量体裁衣，完全不愁生意。很快，我离开了工地，找到一位裁缝师傅求着给人家打下手。学徒工讲究腿勤手快，眼里得有活儿，我平时在店里打杂，到了农忙季，还得跟师傅回老家干农活儿。
师傅既要考察能力又要考察人品，一个学徒工最快也得两三年出师，期间没有任何工资。我出来是挣钱的，没收入可不行，想换个速成的地方早点挣钱。那年过年回家，我打听到离老家不远的铜陵有一位老裁缝带徒弟很用心，但跟人家学要自带缝纫机。我妈不忍心看我一直念叨，偷偷找高利贷借了160块钱，帮我买了台二手缝纫机。
1989年3月，我带着缝纫机来到铜陵拜师学艺。年轻人眼高手低的，学东西光图快，按说我要先学一个月画图才能学裁剪，我觉得画图简单，才一星期就请师傅教我裁、剪、缝。那老师傅有几十年裁缝经验，他耐心教了我很多东西，拜师一个月，我就做出了当时特别流行的红布衬衫。
1989年学裁剪，中间是我师傅，个子最高的是我，旁边都是师兄弟。
有次我和师兄弟们闲聊，听他们说在北京开裁缝店很赚钱，做一条裤子十来块，一套西装几十块钱。半年之后，我自认为可以出师，就跟师傅告了别，站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
一下车我就找裁缝店，后来到一家定做西装的店试了试，发现自己那点水平跟人家差远了，特别是高级西装，根本不会做。为了学手艺，我又当起了学徒工。白天裁衣服，晚上就睡裁衣板上，两个月过后还是裁不了高级西装。
眼看要到年底，我不能又像去年一样空手回家吧？离春节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我辞职去了工地找活儿，听到安徽口音就上去套近乎，最后还真让我找到一个钢筋工的缺。冬天的北京特别冷，晚上我睡在地下室里，气温低到洗脸水泼到地上都能结冰，坚持两个多月，终于攒下几百块钱。
回家前，我花80块钱买了一件毛料西装，到家就把它拆成一块一块，想研究西装的结构。我爸见了把我一顿臭骂，说你疯了，这么好的衣服给拆了？他没看出来，我其实还想做裁缝这行。可能这就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吧，心中有理想，但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拐个弯，先立脚。这样的转型，后来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次。
那年春节，县电视台播放了一条招聘广告，说县服装厂要招30名工人。那年头想进集体企业还不太容易，我有点文化，又懂裁剪技术，招聘的人跟我说好好干，将来培养你做车间主任。当时我有几个好哥们在县城复读，他们一休息就来厂里找我玩。年轻小伙子们见面免不了吃吃喝喝，上学的没钱，只能我请客，我一个月工资130块钱，月月花光，只干三个月就撑不下去了。
听同事说福建服装厂多，我辞职买了张南下的火车票，一路直奔厦门。没想到去的是家黑厂，说好的工资要年底才给发。为了赶交货，老板还派人盯着工人白天黑夜地干。趁身上还有几块钱，我铺盖都没拿就跑了。
1992年8月，我在街上偶遇一位开牛仔裤厂的贵人，老太太见我可怜让我进她的厂子干。我的工作是给牛仔裤缝拉链和口袋，做完这两道工序可以挣两毛八分钱，我一天能做一百多条裤子，每个月能挣七八百块，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才挣一两百。
为了多缝几条裤子，我除去吃饭上厕所，基本不离开工位，困了就趴在衣服堆里睡会儿，醒了接着干。累到一定程度我忍不住想，有没有又轻松又挣钱的工作呢？这时候我发现厂里有个纸样工，在服装打版之前会先1:1绘制出纸样，一个月轻轻松松就可以领三四千，比我们工资高好几倍。
在福建打工时和工友一起的留影，右二是我，那时候有了点小钱，穿着很时尚。
我原本想攒钱找个学校去学纸样，碰巧老家要新建一个服装厂，聘请我当车间主任参与建厂。从采购机器到招聘工人，我几乎参与了所有环节。可惜老板不懂行，销售渠道还没建好，摊子就铺得太大，没到半年厂子就以倒闭告终。
1996年开春，我决定继续被中断的学习计划，给南京服装研修所交了1600块钱，报了服装工业技术高级精修班。老师们教课仔细，从零开始教画画基础，还教服装材料、工艺技术、工业预算、人体工程学等十几门课。那半年我真正学了不少东西，拿到结业证后，我在人才市场找到了一份港资企业的基层管理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学习的甜头。
作为生产总管，我一个月工资有1600块，负责厂里200多人的生产和技术把控。我以为自己对生产环节样样精通，还上学深造过技术，工作起来肯定得心应手。事实并非如此，管理这块我根本不在行。车间的工人来自四海八方，拉帮结派很严重，他们看我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处处刁难我。我把工作安排下去，不是执行不到位就是应付式交工。
老板头半年还挺信任我，过年特意给我订了机票，让我风风光光回老家。第二年开工不久，又有工人不按要求工作，导致生产任务没完成，还有一群人给我扣帽子，老板只能把我劝退。那是1997年，赶上金融危机工作不好找，我在火车站的小旅馆住了两个多月，天天往人才市场跑，内心焦虑得不行。后来降薪去了一家台资工厂，也因为干得憋屈没待下去。
那两年是我最难的时候，工作不顺心，钱没挣着，处处不如意。后来想想自己还是太单纯了，根本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因为任性吃了很多亏。好在第三年我触底反弹，找到一家香港制衣公司做品质主管。老板是个年轻的英国海归，公司管理很正规，奖惩分明。我在这家公司干了三年，干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先进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接触到了英语，人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工作方便，我在中山买了个香港客人的二手大哥大，屏幕都是英文的。
这家公司有三千多员工，负责生产的主管有十几个，我是品质部主管，要跟其他部门对接全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包括原料采购、生产工艺、包装什么的，处处都得把关。除了对内的工作，对外我还要跟一些香港客户对接。
那时候很多香港同行担任国外客户的代表，他们帮外国人验货，因为会几句英语，轻轻松松月薪两万多。我工资才三千多，天天加班，跟生产跟到半夜，还得抽空接待香港同行，带人家吃饭唱歌，帮人家贴好报销单，忙里忙外也不过挣个人家的零头。
时间一长我心里又不平衡了，凭什么他们一个月挣的快赶上我一年的工资？我自认为在服装行业懂得比他们多，要是会英语，挣的岂不是比他们还多？1999年，我开始打听哪里能学英语，这时候才知道还有自考一说。我边上班边学英语，还报名了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自考。
我和香港同行的合影，他们就是因为英语好拿高薪，这成了我学英语的最大动力。
那是我最累的三年，每天忙完工作，半夜还在看书背单词。我听坏过三个复读机，听过的英语磁带少说有几百盘。因为是自学，没有人告诉我章法，全靠自己摸索。李阳疯狂英语我买了全系列，大学英语口语上下册，还有一些商务英语书，基本上把市面上能买到的都买了。偶尔和同事去看场电影，人家看情节，我只看下面那两行英汉对译。
广外的英语考试被称为魔鬼考试，因为太难了。比如考口语，那时候需要两人对考，实用英语不是自己会了就行，也许自己的水平比对方好，考的时候得用对方听得明白的方式调动他，让他跟你熟练对话。就像咱们去国外，人家外国人要想方设法让咱们听明白一样。
我当时用的自学教材是《大学公共英语》，第一学期快考试了我才知道要考的是另一本书。老师就安慰我说，放心吧，你都学完了，肯定能过。参加自考课程考试要到市里，搭公交车来回两个小时。为了不耽误考试，同学们都是提前一天在附近找旅馆住。我舍不得花钱，早早起来等车，考完了再赶回来。第一次考试，我三门科目都顺利通过，自信心一下得到满足。
2002年在东莞工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2002年，没等毕业证下来，我就带着一摞成绩单去了人才市场，想看看自己水平如何。没想到因为会英语，两家外资公司同时要录用我。一家是德国公司，刚租好写字楼，还没正式营业；另一家是做床上用品的港资企业，经理拿了一张英文检测报告想试试我的水平，那些专业名词我早就背熟了，流利地用英语解释一通，把周围人都看呆了。
终试是老板亲自出马，为了证明自己，我摆出十几张成绩单，结果老板压根不看，给了我三种产品，让我从选料、生产工艺和品控这三个方面把所有程序写出来。我做服装这么多年，对这些环节了如指掌，老板这一关也轻松通过。那天我才意识到，之前做技工也好，做基层管理也好，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些经验总有一天会用上。
上二排右二是我，2003年我在东莞人民公园创办英语角，组织好友一起学英语。
这家厂叫中星，可以说是我的福地，我刚进厂工资就拿5000块钱，后来涨到5500，那会儿大学生平均起薪才700块钱。我在这里不光挣到钱，积累了管理经验，还边工作边学习，拿到了南京大学的本科学位证书。
那会儿南京大学在广州成立了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我听说后头一批报了名，成为学习中心第一届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两年时间就拿到毕业证。我的口语比较好，最后考了98分，离满分只差两分。我们老板招过一个英语专八的商务秘书，但因为听力和专业词汇掌握不够，很多会议记录她都得找我问。
我的南京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学位证书。
2003年之后，公司在广东接连建了两家分厂，品质管理体系也都是我建立起来的，各个分厂都按这套体系执行，很多产品都拿到免检资格。我在中星工作期间，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也解决了。我当时三十出头的年纪，身边不少人给介绍对象，左看右看都没有对上眼的。
后来我在联谊会上认识了一个女生，她也是自考学历，在一家台资公司做主管。因为有共同语言，我俩关系进展挺快，恋爱半年就决定结婚。2004年，我35岁，老婆28岁。结婚后老婆离职备孕，我给她在老家桂林买了房，让她安心在家带孩子。孩子出生后，我更有奔头了，工作上也很顺利。
2008年，我在公司已经位置稳定，每天的工作按部就班，没啥挑战，也没啥激情。人有时候就是这么怪，累了嫌累，太清闲了又浑身痒痒。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年纪图稳有点太早，还是要趁年轻再折腾折腾。
刚好那段时间出现一项人事变动，公司之前负责品质部的香港经理回来了，我俩一个现任一个前任，挤在一起谁也不服谁。一山不容二虎，我懒得争，就辞职去了深圳另谋出路。靠着熟练的英语和行业经验，我刚到深圳就被一家外资公司录用，工资给开一万三，差不多翻了一倍，真有点后悔来晚了。2010年，41岁的我又去了一家美企，拿到20万左右的年薪。
我工作比以前忙了很多，但还是舍不得错过任何学习提升的机会。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我考了“全国商务英语二级证书”，当时能考下这个证书的，差不多都是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入学要求水平。为了在行业更有说服力，我又报名了东华大学的“服装设计与工程”网络教学专业。
上排左三是我，2013年我边工作边学习，两年后拿下东华大学学士学位。
有了学历，在行业里经验越来越多，从这以后我基本就在外企做，转来转去也没离开过服装行业。在这家公司干了没多久赶上经济危机、公司裁员，我先后换过四五个工作，从深圳到南京又回深圳，来回跑了好几个城市。为了找到满意的工作，2013年年底我还去过柬埔寨。
柬埔寨人做事风格跟我们不一样，多干一分钟都不乐意，为了偷懒宁可躲到厕所里。我们除了抓生产，还要像防贼一样抓偷懒。即便如此，公司还是动不动有订单因为延迟交付而赔钱，比如原本走水路运费更划算，但因为工人偷懒，订单没有按时完成只能走空运，最后一算运费反而亏了。为了控制进度，老板不得不亲自下车间盯着，大年三十晚上都拉着我在车间赶进度。
拉帮结派的现象在这里也很严重，马来西亚帮、本地帮、中国帮，谁也不服谁。柬埔寨本地有工会，动不动号召员工罢工，搞得生产计划总被打乱。我是公司的品质主管，要跟踪把控各个环节，免不了得罪一些人，时间一长身心俱疲，萌生了回国的想法。
当时公司有七个分厂，我带的团队50多人。
2014年5月，猎头帮我找了我一家美资公司，年薪开到四十万。相比二十年前在厂里打工，我的工资翻了有40倍左右。那家公司在美国家居行业排前三，主做高端家居用品，我负责纺织品的品质管理。这家公司是我待过的最好的公司，企业文化好，领导有想法，人事部也会来事，把团队活动搞得热热闹闹，一有时间大家就打球、吃饭、郊游。
大伙儿都想开开心心做事挣钱，没啥乱七八糟的内耗，反而更容易出成果。我本想着把后半辈子托付给这儿了，没想到一年后又有了变动。2015年，我的上级被调回美国，换来一个印度领导。职场就是这样，换了领导，团队也得大换血，我只得跟着找下家，去了同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意大利公司。
2017年，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去了亚马逊做品项总监，他打电话给我，请我帮忙找个品质经理。这是世界五百强公司，我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毛遂自荐的机会。虽然有同事搭桥，公司依然照章办事，我经历了四轮面试才过关，有幸进入这家有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我在几家外企的名片，最下面的是亚马逊。
亚马逊是扁平化管理，对员工主动性和综合能力要求高，在这儿不存在谁管谁，有什么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什么时候开会，进度怎么安排，要和什么人沟通，都是自己说了算。我这人最烦人情世故，很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没人管也意味着没人帮你承担，做好做赖全靠自己。
美资公司讲究平等，不管什么肤色种族、学历高低、能力大小，大家都一视同仁，平等尊重。如果心里有歧视别人的想法，那么这个人是待不长的。所以自考学历的我在这里完全不会被别人低看。公司内部有自评和他评，特别是他评环节是匿名的，只要有几个人报告某个人真的有问题，那对方很快就得卷铺盖走人。
大公司里藏龙卧虎，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想让人家配合，就得有能说服人家的理由，这倒是锻炼了我的沟通能力。因为人少，我自己又当司令又当兵，忙了这块忙那块，经常半夜还在理数据。后来我琢磨了一套方法，给亚马逊建立了一套纺织品自有品牌的验厂验货流程，到现在他们还在用我设计的这套程序。
我和亚马逊同事们的合影，中国这边年轻人居多，我是个例外。
2021年，我在亚马逊干到第四年，年薪涨了一些，职级干到第五级。当时在大陆，咱们中国人干到最高的职级是六级，再上面都是外国人，我几乎够到自己所能达到的天花板了。这时候公司又开始大换血，高层调来调去，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在服装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也有一颗创业的心，想过用之前的人脉做外贸生意，也想过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成培训课程，试试知识付费。2021年确定离职创业后，我做过十几个公司的培训单，生意还算凑合。后来因为疫情和美元回流，整个市场影响不小。外贸就更别提了，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元气。我天天盼着市场早点复苏，好让自己甩开膀子再干几年。
很多50多岁的人可能已经考虑退休之后的事，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在深圳搞事业。以前工作忙，我很少管过孩子，一直是老婆在桂林老家带着，好在孩子争气，学习成绩还不错。再有几个月，我儿子就要参加高考，我期盼着他能考个理想的大学，这是他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
-THE END-
==============================================================
挤爆雍和宫的年轻人：只求钱财，不问姻缘
比不过成绩，就比比谁更虔诚
300多年的雍和宫，可能正在迎来史上最为拥挤的一段时间。
每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早上，不到八点半，排队的人就从大门口绵延至三百米外的公交车站。半个小时后，雍和宫正式开门，检票处旁的“法物流通处”很快变得水泄不通。这是整座雍和宫最炙手可热的地方，为了一串280元的香灰琉璃手串，人们里里外外围了七八层。
显然，上香礼佛已经不是中老年的专属爱好了。打眼扫过，排队的面孔都十分年轻，有背书包的、捧奶茶的，只是脸上都挂着相似的担忧和笃定。
都说佛门乃清净之地，但心里揣着最多心愿和困惑的年轻人却几乎踏平了雍和宫的门槛。每天迎来送往五六万人，连街上的环卫工大爷心里都忍不住疑问：有这些时间，怎么不去奋斗？为什么要浪费在求神拜佛上？
怎么可能没奋斗过？只是越是身处不确定和压力中，越有可能表现出“迷信”。面对474万考研对手、41：1的国考岗位和颗粒无收的秋招、春招，年轻人总需要一个地方安放焦虑和迷茫。
玄学，或许就是下一个奋斗的方向。
一
求佛大作战
王杉已经五年没来雍和宫了。今年三月底，她来上香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从赠香处到殿门前，没有一处是不用排队的。前后左右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她一样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反倒少了很多。
雍和宫赠香处，每天来了多少人，阿姨就发出多少捆香
王杉是队伍里少有的信徒，在疫情前，她几乎每年都会来雍和宫上香礼佛。
那时的雍和宫香火也旺，但绝不似现在这般拥挤：正殿、配殿大都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大大小小的围栏；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游客也可以坐下来静静听喇嘛们诵经；香客大多是和她差不多岁数，排队更是不可能的。
而如今，出了地铁站，就能闻到远处传来的阵阵香火味，算命的、看手相的也从中嗅到了商机。非常微妙的是，算婚姻、桃花都没人爱听了，唯独说起“你明年有大财”，年轻人大多纷纷驻足。
雍和宫不大，共有六座大殿，每座殿外，人们以点香的蜡烛为圆心，簇拥成一团一团。在据说主求“驱邪消灾”的永佑店前，一位身穿驼色冲锋衣背黑色双肩包的女生，将原本拎在手里的牛皮纸袋卡进两脚之间，双手举起三柱香，身体折成直角，连鞠了十个躬。
在她旁边，更多人排在正殿前的蒲团后面，等待虔诚跪下向佛祖诉说心愿。
官方建议每次三炷香为宜，总有人一口气点完一把
永佑殿后，东西两个配殿也颇为热闹。网上的“拜佛攻略”通常这样介绍：西可求学业，东可求财。文殊菩萨和财宝天王，正是这两座殿内人气最旺的神仙。
东配殿里，一个女孩在文殊菩萨像前跪了约有一分钟，起身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滚圆的大橙子，放到了贡品台上。
在担忧学业的信众里，她并不是最特别的一个。那个工作日的下午，文殊菩萨面前已经垒了两大盘水果，大大小小八束鲜花，甚至还有两瓶汽水，是殿内另外七位菩萨们都要“嫉妒”的待遇。
对面的西配殿内，静默的人群正排队跪拜角落里的财宝天王。“我们只拜财宝天王，其他菩萨会不会吃醋啊。”两个男孩私语。
恐怕神像们也很难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的法名会与“业绩”挂钩。财宝天王左侧，地狱主像的供桌上空空如也。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可怖的名字对应的也是一位象征智慧的护法神。
文殊菩萨像前的贡品台
和年轻人一起挤了五个小时，王杉终于拜到了倒数第二进院的法轮殿。大殿后部，人群把布施桌围得水泄不通。有些人使劲往里探头，最后因为没有现金遗憾离开；有些人无措地四处询问，想要换得哪怕十元、二十元零钱，让自己有机会在布施单上签下一个名字。
布施单有三种颜色，红色、黄色意味着消灾和吉祥，显然在收纳箱里占了绝大多数；而白色只有薄薄一沓，那是用于超度已故的亲友，在它上面签下姓名时，总有人眼里泛起泪光。
挤到布施桌前，王杉突然发觉自己忘带现金，连忙向身旁的女孩换到一张五十元现金，写了红黄白三张布施单，一齐递给师傅。
布施的人们，围在桌前，虔诚写下亲友和自己的姓名
走出大殿后，王杉给自己的先生打电话，说来这一趟“真是刷新我的认知了”，怎么到处都是年轻人。末了，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年轻人，心里头没有地方可以安放。
二
青年危机
法物流通处，正在成为整座雍和宫最炙手可热的地方。
宫门外一处、宫内两处，但每一处门前都里里外外围了七八层。两位表演系的大三男生一路走，一路被店门口密密麻麻的人群吓退。一直走到最后一处，人流依然有增无减，他们只好乖乖排了近3个小时的队。
想不到进了流通处里，也依然拥挤到看不见柜台的影子。两人本想为一年后毕业的自己求些工作机遇，但根本来不及询问，只能匆匆扫一眼，便指了条黑色的檀木念珠，“看这条好看，就它了”，然后让柜员开票，570元一串，全程没超过三分钟。
在社交媒体上，雍和宫被评为最具“产品思维”的寺庙，去年推出的马卡龙香灰瓷、香灰琉璃等精品手串，一改文玩市场的中年气质。
按照官方说法，不同颜色对应着不同心意，一般蓝色保佑健康，红色保佑姻缘，绿色保佑事业和学业……但正版一串只有一种颜色，“手串原本是单向的，但人都贪心，想把所有寓意都串在一起。”雍和宫门口的改串师傅一天能接待一两百位顾客，串珠改造、代排代请……围绕着雍和宫手串，许多新业务诞生了。
检票口旁的法物流通处
光是买到手串，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个流传的说法是，不开光只是首饰，开了光才是佛珠。开光室就在法物流通处附近，如愿请得手串的人们走上前继续排队，无缝衔接。
毕业不久的赵志伟也在队伍中，正准备开光自己的身份证。手串贵则上千，最便宜的也要两三百，对还没有工作的她来说，多少是笔开销。可来都来了，赵志伟摸了摸口袋，摸出一张身份证。她灵机一动：身份证不碰水，随身携带，不正好拿来开光吗？
开光室一批进二三十个人，赵志伟跪到长垫上，直起上身低下头，双手捧起身份证。本以为自己已经够奇特，结果朝周围一瞄，她乐了，“旁边一姐妹捧硬盘，后面一哥们捧手机”。随后师傅开始掐着小铃铛诵经，赵志伟觉得“太可爱了”，很多次都差点笑出来。
后来师傅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不是法物，其实开不了光的。但还是讲了些吉利话，让他们离开了。赵志伟不在意，开光不成，可以当作祈福。佛祖的祝福和庇护，一定是无差别的。
正殿前虔诚上香的人们
过去来寺庙烧香许愿的人，不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紧闭双眼跪在佛祖面前，祈求家人平安、事业上升。但令年轻人没想到的是，如今自己才刚走上社会，就要学会应对危机。
小赵的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她为自己双非本科的背景感到不甘，大三时便决定考研。但这十年间，考研人数一年多过一年，涨了近300万，今年的录取率甚至不到20%。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她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又遇上新冠，发着烧上考场，成绩也不尽如人意，只能着手找工作。
“拜托菩萨帮帮我吧，我这人很真诚，也很努力，就给我一个offer吧。”赵志伟跪在蒲团上，在心底把自己毕业后的经历，事无巨细地讲给了佛祖。
她已经毕业大半年了，明明每次应聘的公司规模名气都不大，却有不少海知名本硕竞争岗位。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实习转正的机会，并通过了一轮笔试两轮面试，还在等待最终答辩。这是小赵目前最有希望的一份工作。
她想起一个同学，每次在研究生考试、找实习、甚至抢周杰伦演唱会门票前，都去了雍和宫，最后全部“成功上岸”。“这么灵吗？”她心里暗忖，于是立刻提上行程，有了这次和佛祖的对话。
祈福结束后，人们将燃香投入香炉中
在另一座正殿前的蒲团上，李喻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茫然和无力。
她原本对玄学不屑一顾：本科学校就在南京鸡鸣寺边上，同学们都去求姻缘、求学业，但她从不稀罕。她笃定自己想做的都能做到，一如考研，她跨专业，依然能凭本事从二本院校跨考到985。
但读上研究生后，她愈发觉得个人能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少，人生迷茫的时刻却越来越多。去年暑假到北京实习时，从不求神拜佛的她，第一时间去了趟雍和宫，还在菩萨面前仔仔细细地报了遍身份证号，这样“能精准定位到本人”。
李喻试图找出转变发生的原因：或许是研一下的那次大规模封校，让她感受到精神和躯体的压抑；或许是临近毕业，自己却和导师分隔两地，学术上得不到任何指导；或许是看着班上的同学考公，女岗的分数线要比男岗高出一大截……
“这一切又要怪谁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可以怪，怪来怪去，最后就只能怪自己。”她怪自己身为女性、学历不行，可当她环顾周围，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迷茫和困惑，没有人是好过的。
信心是一点点崩塌的。等李喻反应过来时，自己心中的个人形象已经变得非常渺小。如同站在万福阁18米大佛脚下，所有人都会变得非常渺小。
三
玄学也是一种努力
和如今来雍和宫烧香的年轻人相比，王杉的岁数已经大过了两轮。她理解年轻人的苦衷，“一路奋斗过来，现在的社会又这么苦。”和过去的时代相比，如今的上升空间或许的确不多了，但前往寺庙这件事就已是一种行动，“总比你呆在家好，真正躺平的人是不会来这儿的。”
在前往雍和宫的路上，子然始终没有想好，自己该为哪个岗位许愿。为了考上选调生，过去半年她像候鸟一样全国巡考，黑龙江、北京、江苏、云南……所有不排斥的地方全都考过一遍，“但是越考越觉得自己没有结果，越考越考不上。”
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总是差那么零点几分，总是处于卡位递补的状态。有好几个晚上她整夜睡不着觉，瞪着眼睛不停地刷新递补消息。她觉得只能“信命”了：自己能不能上岸完全取决于排在前面的那个人放弃与否，可那个人或许也在等待别处的消息。大家泡在同一个池子里，望见的是同一片灰蒙蒙的天。
西侧殿外拥挤的人群，年轻人们大多来这里求财
本科加研究生，子然在北京读了六年书，却从未踏入过这片圣地。或许过去六年求学遇到的种种困难，加起来都不如这一个考公季痛苦。
那时她连去雍和宫的心情也没有。虽然时不时会想，要不要去拜一下？但每次一有这个念头，就被自己喝住：有这个时间，难道不应该再做一套题吗。
在极其高压和紧绷的状态下，她终于收获了一个offer，尽管并不如意，但终于松下一根神经，去了趟雍和宫。她想求三个还没消息的公务员岗位都能顺利递补上，可走到门口，又觉得不能太贪心，最后只求了一个心愿：“无论有没有递补上，无论递补上哪个岗位，自己都一定会努力工作。”
年轻人们把求神拜佛视作最后的努力。“尽人事，听天命”，天命这一步，他们也尽力了。
年轻的男孩正在敬香
走出雍和宫的时候，子然突然意识到，跟菩萨对话一场好像和做心理咨询没什么区别，而雍和宫12元的学生票又那么便宜。心愿是不是会成真且不论，但呆在佛前那短短几个小时，心中的无助和失控感是切实减少了。
至于是不是真的相信，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家里的长辈基本都没有宗教信仰，她从小也很少受到这方面的熏陶，直到现在，她也打心底里觉得这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事情。
可拜过两个殿后，她忽然发现手里剩下的香断了几根，还是慌张地停下，上网查了查。她看到有人说要带回去，便把几根断香收进包里。离开时仍然不放心，再次拿出手机搜索，看到网友说得放进香盘，于是又折返，紧张地把香放回。
她观察身边来来往往的年轻人，许多都打扮得时尚前卫，“看起来是很自由的状态”，感到有些诧异：他们也会有烦恼吗？但下一秒，再精致的都市丽人，也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向着佛像虔诚地鞠躬。她于是想，来这里的人肯定都过的不是很好，个人有个人的难处，但“会不会那些真正特别苦的，就像当初的我一样，其实是没有心情的。”
或许人在尚存希望，步履蹒跚但仍努力地往前走时，才会来到这里，将愿景暂时托付给升起的香烟。“你说年轻人是真的信吗，或者把所有东西寄托在拜佛上吗，其实也不是。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变好，希望未来可以变好，才去做这样一种尝试。”
作者 铃铛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李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