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义是一位生活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目前正在利沃夫国立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学博士。
俄乌战争开始后，许多国际学生通过波兰进入欧洲，寻求安全的避难所。
而柯义选择留了下来，和自己生活的城市站在一起。他在房东家改造的安置点里教当地的孩子们画画。
这件事经过中央电视台报道后，引发了国内的广泛关注。
不过，这种关注很快就消散了。而利沃夫，和乌克兰的许多地方，仍然陷在战争的泥沼中。
留在乌克兰的柯义，参与了不少帮助当地人的活动。在和乌克兰人民的交往中，他看到了媒体报道之外的残酷，以及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
转眼，战争爆发超过了一年。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种“战争常态化”的状态，大家似乎习惯了时常的断电，和突然的袭击，在这样的环境中，尽量维持着生活的“日常性”。我们和柯义聊了聊这动荡的 400 个日夜，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如何改变了他，以及更多人的命运。
黑暗中的画笔
2015 年，我来到乌克兰，读美术史。
做出这样一个看来小众的决定，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乌克兰的学费是大大低于欧美的。另一方面，这里的美院偏向传统技法教授，也更符合我想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
刚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有点像 90 年代的中国，节奏特别慢，也没有很现代化。我所在的利沃夫位于乌克兰西部，相比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更深的东部，这里的人更加开朗、包容，也都很淳朴、友善。
我记得，疫情爆发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在街头吃东西，一位 50 多岁的男性跑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和我分享自己身上中国制造的商品，衣服、手机眼镜……然后很激动地抱了抱我，还亲吻了我的脸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对他国文化的开放、好奇和兴趣，在乌克兰西部的人们身上非常常见。
我的房东也是一个很热情好客的利夫利本地人，40 多岁，做教育培训。读书之余，我会在他的机构上班，教孩子们画画。
战争爆发两周前，一个美国朋友接到他们大使馆通知，让他们回国。他走得非常匆忙，我们甚至没来得及当面道别。那时候，机票已经变得很贵，我也问了在乌克兰当地的朋友，Ta 们说，如果真的打起来了，Ta 们送我去波兰边境就好。我就先留了下来。
去年 2 月 24 日早上 8 点多，我被一阵防空警报的声音吵醒，一开始没当回事，因为乌克兰政府前段时间一直宣传要搞反恐演习。警报响了第二遍，我房东过来敲门，我才觉得不对劲。
再后来，左邻右舍都在打电话，伴随着持续不停的狗叫声；打开手机一看，40多条未读信息，全是国内发来的。你就知道，战争真的来了。
每个人都有本能的求生欲。对我来说，在那样一个时刻，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内心肯定有过很多挣扎。
最终做出留下的决定，其实出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做人不能太自私”。我在乌克兰受过很多当地人的帮助，Ta 们带给了我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人非常多的温暖和感动，也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情感。
我房东培训机构所在的那栋楼有两层，每层约有 500 到 600 平米，一楼平时是用来做教室的。2 月 24 日过后，这里就成了一个临时避难点。
他们把原来的教室改成了 3 个比较私密性的卧室，摆满了床，还铺了床垫，都是周围人捐的。另有一个大房间隔成了两半，一半坐人，一半休息。
安置点
为安置点搬运物资
轰炸开始的第二天，我在工作室跟房东一起吃饭，防空警报突然响起。那是我第一次跟很多人一起避难，小孩、老人、中年人，大概 30 人，大家都很有礼貌地打招呼，然后依次在靠墙的小凳子上坐好，唱歌，祷告，读经文，一直到警报解除。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找到一些规律，去躲避突如其来的袭击。比如在前期轰炸密集时，晚上睡觉，甚至连衣服都不能脱。
慢慢地，除了周围的居民，这个临时避难点也开始收留一些其他城市来到利沃夫中转的难民。
三月初，情况还很紧张。避难点里，所有人都在看新闻，都在讨论战争，孩子们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我就在想，能不能为 Ta 们做点什么。
画画其实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让 Ta 们学着用简单的线条、颜色，表达自己当下的想法，另一方面，也能将孩子们聚集在一起，让 Ta 们认识彼此，不觉得孤单。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只有 6 岁，和奶奶一起过来，还带了一条狗。每次画完画，他都会很工整地放在床头。他很珍惜自己画下的那些画。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样一个个想法，就像是一束束光，支撑着 Ta 们度过当下的生活。
后来，一些个体和机构也联系到我，希望能购买这些孩子画的画，来帮助 Ta 们的家庭。
这些我教的小朋友的画，于是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去到美国、荷兰、国内等地，它们就像无形的纽带，链接着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人，让大家都变成了参与者。
将目光从战场，拉到日常的粮食
今年 2 月中旬，我抵达了哈尔科夫。来这里是应朋友 Mark 的邀请，帮助哈尔科夫农业科学院。
哈尔科夫是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我在这里读的研究生，跟我读书的时候比，路上的人少了一大半，人们都行色匆匆。街边都是被炸毁的建筑，大街上还能看到很多铁桩。
战争对农业科学院也造成了很大破坏。这曾是东欧最重要农业科学院，培育出了许多高产、适应性强、抗病虫害、抗逆性好的小麦新品种。它还有一个种植基地，做实验、生产和加工，把种子卖给个体户和工厂。
事实上，全世界 70% 的小麦出口来自乌克兰——乌克兰的国旗，就代表着蓝天和金色的麦田。这个国家不仅仅承担着给本国，也肩负着给国际提供小麦、玉米、大豆这些重要农产品的责任。
但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还不知道，它也是全世界十大种子基因库之一。这里的种子有很多类型，不同的颜色、颗粒大小、品质、口感，都有一个专门的档案袋。最近，农业科学院还把 260 个种子品种送到了南极一个全世界公用的种子基地。
现在，哈尔科夫农业科学院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由于炮弹的直接命中，试验站的许多设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院里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因为电站被炸得厉害，乌克兰还在不间断地断电，之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Ta 们只能用柴火取暖。后来，还是我从利沃夫的安置点，邮寄了一台新的发电机给 Ta 们。
试验田那里，也被炸毁了一些，目前还有40%的土地没有排雷。播种和收割的机器更是被炸得厉害，修复起来很耗费时间。为了不让更多春粮种子材料被烧毁，Ta 们现在亟需把种子运到利沃夫去，找到一个条件好点的地方保存起来。
被战争破坏的哈尔科夫农业科学院建筑和机器
还留在这里的人，都出于对职业的热爱和坚守坚持到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里，比如有人专门做小麦一个品种的研究，一做就是一辈子。
当然，这也和乌克兰人骨子里的坚韧有关。就算在逃难时，Ta 们也从不会哭天喊地、怨声载道，而是穿戴整齐、保持体面。这是这个民族一直以来的民族特性，只是战争将这一点放大了。
在那里，我也和现在的院长见了面。战后，原来的院长逃跑了，这位女性一人承担起了这个艰难的职责。她很希望有人能向世界分享战后研究所的情况，让大家近距离地了解到 Ta 们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还有一位副院长，已经 70 岁了，还是陪了我好几个小时，向我做各种解说。
战争很容易将大家所有的关注点都拉向战场，鲜少有人来关注粮食问题，但这也同样重要。
我把这些情况发出来后，在大家的帮助下，农业研究所采购了一些汽车零件，完成了小巴的维修——这个小巴在这里工作了 20 年，有了它，就可以继续运送科研人员到育种实验农场进行部分科研试验。
一些热心的朋友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帮助 Ta 们恢复实验设备。希望在今年春天，这里的春播实验还能正常开展。
一个国家的变化不是一瞬间的
战争之前，乌克兰就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东部和西部就像两个国家，战争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一点。
一个生活在赫尔松的朋友告诉我，那里每天都在炸，根本不用留意防空警报，留意了也没用，否则 24 小时都要紧绷着。经常会看到有人被炸死，而且都是一些老人，或者家里条件比较差的人。
于是，去年 11 月，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开始为赫尔松地区的人民发放食物。这些物资都是在国内朋友捐助下购买的，到现在，累积帮助的当地人已经超过了 100 人。
安置点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去年 10 月起，我们相继在荷兰和匈牙利华人群体中组织了几次募捐，给利沃夫安置点的乌克兰人带去了冬天的衣服，还有小孩用的尿不湿、女性用的卫生巾，等等。
这一年，做了这么多工作后，我也才慢慢明白一件事，如果你想要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首先你得主动去做一些事情，通过这些事，大家才能看到你的态度是怎样的，以及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才会慢慢和你建立起信任。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赫尔松的一个妈妈收到物资后，给我寄了一张照片，附上留言说，“感谢您帮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得知您正在提供帮助、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提供支持，是非常意外和愉快的。”照片中，她的儿子正在快乐地摆弄一袋杂货。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变化不是一瞬间，而是一点点发生的。
比如以前，在乌克兰，你日常听到的大多是俄语，现在都是乌克兰语和俄语混着来。人们开始逐渐抛弃俄语了。
还有我的房东，他本来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事很细，追求面面俱到。他的妻子身体不好，本身就有糖尿病，现在肾脏也出问题，每个月要花一大笔医药费，孩子也进入了征兵的名单，要随时做好准备。现在的生活，给不了他太多追求细节的机会了。
战争给这个国家年轻人带来的改变，其实更多。
不久前，我去往距离基辅州下的一个小地方当志愿者，帮当地人修房子。一同的志愿者，都是 20 出头的年轻人，有很多女孩。她们其实都可以去西欧，每个月拿补贴，完全不用担心经济问题，但都选择留了下来。
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中最光辉的那面。身处战争，她们想到的仍不是自保，而是尽自己的一份力，回馈这个社会。
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也会逼着自己不断去成长。
我在利沃夫安置点里教书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去年 3 月，她还没毕业，就在里头帮忙。前段时间，她刚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去引导小孩子们做一些志愿者的项目。她从一个需要别人告诉她做什么的人，变成了一个可以告诉别人做什么的人。
回到我自己，从战争发生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奔跑”，在试着寻找自己。我发现，原来我真的可以通过组合、发挥自己的一些长处，将它们应用到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也开始慢慢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想要追求的人生是怎样的。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中，你的心理状态肯定会面临很大挑战。去年 5 月，我曾经离开过乌克兰一段时间，去西欧调整自己的状态。进入到波兰边境，下车的那一瞬间，我才觉得一下子解脱了。
现在，还让我感到很困扰的一件事是，在微博上，对乌克兰的假消息太多了，也有很多人质疑我做的事情。
有些人说，乌克兰不缺钱。但 Ta 们不知道的是，战争中的国家和一个和平状态下的正常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打仗的时候要保家卫国，所以全民皆兵，所有的物资，重点都是保障战场供应。
政府也在管，但没有那么多人力和物力去做这些事情。也有一些国际组织帮忙，但那些都是杯水车薪。
我在微博上发受捐助的当地人的照片，想的是如果有人看到之后愿意帮忙，Ta 们会主动联系我。就算没有，只要我还在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就可以了。
当下，利沃夫已经进入了一种战争常态化的状态。经过了长时间的激烈冲突，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环境。
断电后的利沃夫
接下来，我只希望自己能将在做的事情坚持下去，帮助更多人，比如已经有人联系到我，想让我一起帮助当地的孤儿和留守儿童。
我也希望在未来，自己有机会在乌克兰办一次画展。我想用我最擅长的方式，向这个仍未走出战争阴影的国度，分享一些希望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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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老人，不是脑子不好，就是身体不好，子女都不愿意照顾。
2019年，位于南丰村的“长者之家”养老院正式启用。这家养院是由七八栋农村自建房改建而成，独立的楼房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联通的老年服务社群。在村中，大量年轻人选择去城镇工作，一小部分老年人被接到城镇，更多的老人独守空房，许多房子也闲置下来。养老院的成立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许多一线城市，养老院已经成为很多老人养老送终的最终归宿。随着家庭中新生命的到来，老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整个家族的托底。家庭的发展就像一个垂直向上的单行道，一代为了下一代，很少人再有精力去照顾老人。
“长者之家”的标识牌赫然树立在村中的路口。这个“家”不是由亲情的纽带来维系，照料老人的是一些素不相识的护理人员。
这里大约有二十个护理人员。五十多岁的姚阿姨便是其中一位。
“这里很偏僻，要走半小时才能到公交站。站上只有两路公交车，每次都要等半小时。下雨天打车吧，司机还要加价。”姚阿姨略带嘲讽地说。最让姚阿姨介意的是，每个月工资只有5000，这在一线城市显然无法满足日常开销。
每个阿姨负责一层楼，一层楼有三个房间，每个房间可以住两个老人。
几乎没有老人是自愿来的养老院。“这里的老人，不是脑子不好，就是身体不好，子女都不愿意照顾。”姚阿姨说得很直接。
永祥已经87岁高龄，患有重度“痴呆”。他有一儿一女，因为重男轻女，女儿远嫁台湾，一年只回来看一次。他本想住到儿子家，但是儿子家庭并不富裕，孙子结婚后家里人口变多，永祥不得不被儿子送了过来。永祥已经认不得人了，只记得儿子。每次儿子来养老院看他，他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国龙在来养老院之前，在医院住了六年。六年前，国龙因为腿脚不好做了手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国龙有个儿子，据说非常有钱，总是戴条大金链。儿子觉得医院有人照顾，而国龙又是孤老，于是便延长了他的住院时间。可是医院有住院时限，到了时间，他总是以康复为由安排国龙住到另一家医院。就这样，国龙在几家医院的康复病房轮流住了六年。直到老家南丰村开了养老院，他终于不用再颠沛流离。
大林是姚阿姨职业生涯中唯一一个主动来养老院的。“刚来的时候就像个野人，胡子比我的头发还要长，太邋遢了。”大林是被哥哥送来的。大林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他喜欢喝酒，没有节制，也因为喝酒，他的腿脚一瘸一拐。所以大林刚退休，就让哥哥把自己送到了养老院。
长者之家由七八栋自建房改造而来丨作者图
如今，南丰村的长者之家已经入住了100多位老人。这里，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生命最后一程的终点站。
住客中也有不少夫妻档，其中就包括森福和月芳，他们都年近80。月芳患有重度老年痴呆，只能听懂自己的名字，连老伴都不认识。森福一年前因为腿部骨折，做了一次手术，从此大小便失禁。
此后，森福成为了月芳的脑子，月芳成为了森福的腿。“月芳脑子不好，身体不错。森福呢身体不好，脑子很好。”养老院阿姨这样评价他们。
在阿姨口中，森福是一位非常听话的老人，他的所有不悦只会藏在心里。刚来时，森福几乎不和阿姨交流。有时候月芳会喃喃自语，森福就很凶地让她闭嘴。森福想家，每到晚上都会哭泣，如此一来，原本就很大的眼睛总会在第二天挂出两个大眼袋。
森福被送来之前，经过了很久的思想斗争，但日益下降的身体机能和不多的存款迫使他不得不来了养老院。养老院对本村老人有优惠，森福和月芳加在一起大约每个月需要六千，两人的退休工资正好可以覆盖。
森福有两个儿子，不是没想过让两个儿子轮流照顾，但是儿子们都还要上班。大儿子一家搬到了镇上的富人区，一家三口住着一套170平的联排别墅，大儿媳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老人们一起住。小儿子一家倒是住在森福旁边，可是小儿子中风以后，就坐上了轮椅。
住在森福夫妇隔壁的是宝仁。宝仁可算是养老院最年轻的老人，六十多岁，退休没多久就被送了过来。
和森福一样，他被送来时也是万般不情愿。但是比起听话的森福，宝仁却被称为“最凶”老人。刚来养老院时，宝仁就像幼儿园的孩子离开父母，不停地哭闹。
宝仁和月芳一样，也患有老年痴呆。宝仁老伴去世得早，家里就他一人，儿女都已出去另立门户。宝仁的老年痴呆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最严重的一次他忘记厨房还在烧汤，自己就去睡觉了。好在隔壁邻居闻到了焦味，救下了宝仁。医生建议子女全职照顾宝仁，但是子女还要工作，所以他们只好把宝仁送到养老院。
宝仁是一名其他养老院不愿接收的“劝退生”。在来到南丰村的长者之家前，宝仁在市区的一家中大型养老院，尽管那里条件不错，但是他非常不适应。
他的脾气很是暴躁。洗澡的水稍冷了一些，他会骂得整个走廊都听见；别的大爷坐了他下棋的位置，他会拿棒子打人。这其实是内心不安全感外化的一种表现，最严重的时候他把房间的门都踹坏了。
但宝仁彪悍的外表下其实藏着细腻的情感，他是森福在养老院为数不多的朋友。两人虽然性格迥异，却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都喜欢战争片。每天中午，他们都会在一起看电视。
长者之家就像幼儿园。白天的时候，森福会和其他老人一起坐在二楼的客厅看电视。为了防止他们抢座，阿姨会安排他们排排坐。吃饭的时候，阿姨再一个个给他们打饭。
井然有序的表面下，是自由的缺失。逼仄的空间成了这里最被诟病的缺陷。和养老院90平米的空间相比，森福的家就大多了。森福的家上下两层，大概200平米左右。前面是森福自己打造的小院，小院里种了两颗枇杷树。每年春天，家里的小院就被枇杷果变得金灿灿一片，森福会和月芳一起采摘分给邻居。
森福在家里从来闲不住。他喜欢看报纸，作为老党员的他经常义务给邻居送报纸，趁着送报纸，还可以和各家邻居聊家长里短。在骨折之前，他可以走十几公里。森福也喜欢打麻将。每天中午，他都会去村里的棋牌室来几圈，他喜欢坐北朝南的位子，这样手气旺，尽管也只是几块钱的输赢。
养老院和森福的家直线距离只有200米，可是这却成了森福心中最遥远的距离。作为文化人，他不会像宝仁那样大吵大闹，对养老院的工作也十分配合，他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心里。在阿姨口中，他是一个听话的老人。
森福一直在酝酿一个回家大计。那天，森福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悄悄带着月芳走出了大门。月芳的脑子越发不清醒，出门后牢牢地牵着森福的手。森福本想快步往家走，可是他那刚做过手术的腿支撑不起沉重的身体，只能小碎步一点一点拖着走。月芳则像个孩子，不敢说话，一直东张西望。
没过多久，阿姨就发现森福和月芳不见了。他们找遍了养老院，又看了看被推开的大门，很快确定这两个老人“出逃”了。擅自离开养老院，这对工作人员来说是大忌。他们连忙调监控，又派出多人寻找。
拖累于一双病腿，森福的回家计划失败了。腿不好就走得慢，再加上村民都认识森福，都积极地为养老院提供线索。不到半小时，阿姨就找到森福夫妇，并把他们接了回去。
养老院的院子丨作者图
“好的，好的。我就是想回去看看，有点想家了。”森福像犯了错的孩子，尽管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一定很失落。本来每天中午，森福都会准时和宝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他最喜欢的战争片，后来连着好几天，森福不再看了，直接到房间午睡。
森福被找回来后，对他的“安保”就加强了。阿姨们时时刻刻都关注着森福的动向。而森福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失败，意味着他很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阿姨们说，森福的回家计划，很有可能是受宝仁的影响。
森福不是第一个逃兵，倔强的宝仁才是一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宝仁为了回家，经常上演着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情形。刚开始的时候，他经常用手机给子女打电话，说自己一会这疼一会那疼。每次子女带宝仁去医院检查，医生都说没有事。后来宝仁告诉养老院阿姨，在养老院太孤单了，他想念子女。
在之前的养老院，宝仁曾经有过成功逃离养的经验。他趁端午节搞活动间隙，悄悄地溜了出去。
养老院周围非常繁华，马路上车流不息。阿姨们发现宝仁走丢了，很是着急，连忙报警。一个小时后，警察找到了宝仁。原来宝仁走到了附近儿子住的小区，但却不认识具体位置，好心的保安找到了警察。
儿子因为宝仁走丢和养老院大吵一架。宝仁素来是一位难以管教的老人，养老院便借此机会对他下了逐客令。
宝仁辗转多家养老院后，最终来到了南丰村的长者之家。许是因为多次被抛弃的经历，宝仁的暴躁有了改善。
宝仁也是长者之家最喜欢打电话的老人。他和子女有约定，每天七点孩子们必须给他打电话。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听天气预报，并且记录在本子上。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三十多年。每到晚上，宝仁就会坐在走廊上等待子女们的电话。宝仁很享受这个时间，他喜欢和孩子们讲白天在养老院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忘告知孩子们第二天的天气情况，叮嘱他们季节变化。
宝仁的生活很注重仪式感。刚到长者之家，他就从行李箱中把一本厚厚的相册和一张全家福的摆台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每天都会擦拭一遍。
老人们很少会离开养老院，除非是去医院看病。宝仁说自己喜欢去医院，因为这是他离开医院的唯一机会，也是能和子女待在一起的最长时间。
也许是时间抚平了宝仁的暴躁，他终于在现实和内心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逐渐变得安静。不知是他的痴呆变重了，还是适应了养老院的生活，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傻呆呆地看着，目无表情，晚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地和孩子们通话。他再也记不得白天的事情，更多时候是沉默。宝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但是每当子女来看望时，他总是抑制不住地兴奋，话变得特别多。
最近，宝仁又挖掘了一个新爱好。他喜欢一个人待在角落捡垃圾。这些垃圾对他来说是宝贝，他会趁阿姨不注意将垃圾藏到衣服口袋。每次孩子们来看他，他都会把这些“宝贝”拿出来送给他们。
很多老人年轻时被子女“榨干”，在完成家庭使命后，却不断被家庭边缘化。
森福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小时候家里很贫穷，森福每天要去菜地里偷菜叶吃。后来，他通过顶替，进入了当地一家冰箱厂，命运也从此改写。
进入冰箱厂后，森福为了摆脱贫穷变得异常勤奋。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他一路从流水线工人打拼成为管理百来号人的厂长。再后来，森福甚至成了当地主抓经济的一把手。
彼时的森福已经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已经拥有了一辆桑塔纳两千。每天出行，司机都会开着那辆红色的车子进出公司。
那时的森福风光无限。森福告诉养老院阿姨，他出差的时候坐过双层飞机；他游玩过十多个国家；吃过猴脑，买过象牙......森福没有撒谎，他把当年的照片给阿姨们看，确实是西装革履，一表人才。
森福有两个儿子。为了儿子们结婚，他给两个儿子在镇上各买了一套100平的商品房。而他自己始终住在乡下的自建房。退休后森福也没闲着，他被一家当地大型企业返聘为顾问，专门对接政府。
衰老是一个缓慢释放能量的过程，当达到平衡点后，能量就迅速消逝。在做了五年的企业顾问后，森福彻底从岗位上退下，变成了一个老人。谁能想到，这个年近八十，个头矮小，身上一股尿骚味的老头曾经是那么厉害。
森福的身体变化，从酒量开始。年轻时候森福应酬多，酒量也好，喝多少都不会醉。退休后，森福每天都会喝点白酒。后来他的腿脚越来越没有力气，走路开始一瘸一拐。接着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装了支架。从那以后，森福的身体状况就急转直下，再也喝不了酒了。
一年后，森福不幸骨折，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从那以后，他开始大小便失禁。岁月把森福从一个强壮的男人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眼神是衰老的最大标志，森福那双大眼睛曾经囧囧有神，如今却像黑洞，任何喜怒哀乐照进去，都不再有反应。
卸下西装革履的森福变成了一个普通老头。以前他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不管多冷，他一定是西装领带，顶着一个大背头，左手戴着在国外买的机械表，这是职业经理人的标配。随着年纪的增大，森福不得不把西装换成大棉袄，把皮鞋换成棉鞋，稀疏的头发梳不起大背头了，成为了地中海。唯有那手表还一直戴着。
森福的晚年是悲凉的，最悲惨的莫过于骨肉相残。两个儿子从森福还在病床上时，就为了家产而大打出手。森福因为生病，卡上余额已无多少，儿子们争的也就是他乡下的房子。等到他要出院时，两个儿子竟然无一人去接。医院也因为森福欠费，不再让他住病房，而是将他迁到走廊。森福在走廊上住了三天后，侄女为他结清费用，送他回了家。
可在家住了没多久，森福就被大儿子赶了出来。大儿子把森福夫妇送到了养老院，然后马上将他们的房改建成了出租房。装修老板把森福的家拆了底朝天，场地上堆满了杂物，有衣物、锅碗瓢盆、旧家具......还有一张褪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森福很年轻，穿着一身西装，梳着大背头，戴着手表，被家人环绕，笑得很开心。
当生命开始被遗忘，个体的意义也随之变得很小。森福的亲戚多，以往每年他都会参加几场婚宴或是聚会。可是自从住进养老院，他就没有再参加过。两个儿子嫌弃父母身体不便，不再带他们外出参加活动。后来连孙女结婚，森福也没有接到邀请。森福气得吃不下饭，毕竟在孙女买房买车这些事上，他是出了大头的。
婚姻的意义在晚年显得更加珍贵。月芳是森福在养老院中唯一的亲人，尽管森福年轻时脾气不好，经常对月芳打骂，但是如今的朝夕相伴，让森福改变了不少。月芳脑子不好，森福会帮她把药准备好，还会把自己碗里的菜夹给月芳。有天天气好，森福带着月芳在养老院的院子里散步，森福一直牵着月芳。
今年的这个年，对月芳老人有点特殊，她要一个人在养老院过年了。
森福逝世了。据阿姨说，森福的病是突然加重的。刚开始得病的那几天，森福还能下床走动。养老院有医生，他们给森福挂了几天盐水，可是森福的高烧总是反复。
意外来得总是猝不及防。一天早上，森福躺在床上动不了。阿姨连忙打电话通知家属。家属到来后没多久，森福就离开了。他连子女们送他去医院的机会都没给，就这样匆忙地离开了。
也许，森福是主动离开这个世界的。森福的晚年极其凄凉，除了饱受病症的折磨，儿子们的抛弃，也让他对这个世界毫无依恋。离开，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月芳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很伤心。未来，她将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了。
长期在长者之家工作的李阿姨说，就算是过年，这些老人也鲜少被家人接回家。今年，养老院一百多个老人中，只有寥寥三四个被接回去。而且，就算是被接回去的老人，一般也会在当天晚上就被家人送回来。
“家人都不愿意把老人接回去。这里的老人要么是卧床不起，要么就是脑子有问题。脑子不行的老人被接回去反而容易闯祸，所以我们都在一起过年。”
月芳就是阿姨口中“脑子不好”的老人。最近，月芳因为骨折，只能卧床。躺在床上的月芳比以往憔悴了不少。她的双手被绳子牢牢地捆在床边的栏杆上，嘴里一直发出稀奇古怪的碎碎念。
长者之家不像正规的医院，不区分护理等级，一个阿姨要护理好几个病人。阿姨只在有空时才会护理一下月芳。月芳是病症最严重的几个老人之一，阿姨总是最后给她喂饭。月芳的房间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带来的糕点和水果，但是阿姨很忙，总是想不到喂她。
今年除夕，儿子们都带着孩子来看月芳，他们给月芳带来了年夜饭。可还是没有人想把月芳带回家。
月芳在床上细细地咀嚼食物，嘴里依旧咿呀咿呀地不停。在孩子们临走时，她的话语变得清晰：“苦啊，苦啊......”
刚刚恢复的宝仁变得更加虚弱。如今他的世界变得更小了，只能靠着轮椅行动。农村在小年夜就开始放烟花了，场地上留了很多残渣。宝仁拖着轮椅，艰难地用脚圈起纸屑当“宝贝”。
除夕夜，儿子并没有把宝仁接回家过年，而是去了大洋彼岸和孩子团聚。他隔着视频给宝仁打了个越洋视频，宝仁很兴奋。他拿出了自己这几天积攒的垃圾“宝贝”，隔着屏幕不停地挥动，纸屑细碎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宝仁所住楼层的楼梯口有个门，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是怕老人们擅自离开。打完电话后的宝仁显得异常躁动，不停地用脚踹门，他力气很大，好几个阿姨都拉不动。最终阿姨们叫来保安师傅，合力将他抬进房间上了锁。
院子里的猫丨作者图
除夕的南丰村格外热闹，烟花四起，鞭炮不断。而围墙内的养老院却和往常一样，老人们安静地等候着阿姨的服务。一堵墙，隔绝了两个世界。在养老院里，时光归于寂静，墙外的热闹包裹着墙内的孤独，像冰与火的搏斗。
年味，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大林是养老院中身体最好的，他换上了哥哥给他买的新衣服，像领导视察一样在厨房、大厅、房间等地欢乐地游走，给大家拜年；国龙是院中为数不多能被家属接回去过年的老人，那天他的孩子来接他，许多老人都趴在阳台，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永祥最终没撑过年关，在除夕的前一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