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被矿大起诉“悔捐”的吴幽，到底是什么人？
这一次捐赠，原本是个好故事：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差生”在学校里获得包容，辍学出去创业，闯出名堂，回馈母校。但后来的一场官司，以令人唏嘘的方式，续写了故事。3年过去，吴幽承诺的1100万捐款始终没有兑现，中国矿业大学将他告上法庭。
文 | 徐晴 黎佳佳
编辑 | 金匝
运营 | 栗子
“悔捐”始末
2019年的4月10号，对吴幽来说是个重要日子。这天，他穿了褪色的蓝色牛仔裤、黑框眼镜，背着双肩包，带着一种“极客”气质，出现在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是吴幽的母校。十几位学校领导接待了吴幽，其中包括矿大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众人见证下，吴幽签署了捐赠协议：向中国矿业大学捐赠1100万，用于支持“双一流”建设和人才培养，设立高端人才计划、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海外实习等基金。
吴幽表达过，之所以是1100万，是恰逢矿大建校110周年，“110万太少，1.1亿太多，1100万正好”。而这个数字，比当时矿大历史上接受过的任何一笔捐款都要多。
吴幽在矿大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创业历程。他说，自己是江苏徐州人，家境不好，第一次高考失利，复读一年，2008年靠相声的艺术特长上了矿大，学矿物加工专业。入学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除了体育课，其他全部挂科了。
他给自己规划了新的人生方向：做生意。他卖毕业生面试需要穿的正装，一套服装利润是六七十元，做生意一年零四个月，他赚了七八十万，在辅导员的鼓励下，大二辍学，全职经商。
在吴幽的描述中，他后来又创业做淘宝电商，3年营收2.8亿；2014年，他认识了薛蛮子大佬，进入了创投圈，创立了“镜湖资本”，管理着一家“有46亿资金”的基金，而这个名字，就来源于母校矿大里的人工湖镜湖。
听起来，这是个异常励志的故事，也鼓舞了矿大的学生们。当天下午6点，矿大的官方公号就推送了文章，标题叫做《矿大110年校庆，这位90后校友为母校捐赠了1100万人民币！》，阅读量突破了10万+。吴幽也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留言，被置顶后，获得了1436个点赞。不少校友来评论区认亲，言辞里都是骄傲与敬佩，“住我隔壁宿舍的哥们”“我同班同学”“直系学长，太厉害了”。
▲ 中国矿业大学校庆专题网站，仍保留着对吴幽的报道。图 / 中国矿业大学校庆专题网
这一次捐赠，原本是个好故事：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差生”在学校里获得包容，辍学出去创业，闯出名堂，回馈母校。但后来的一场官司，以令人唏嘘的方式，续写了故事。
2022年，3年过去了，吴幽承诺的1100万捐款始终没有兑现，中国矿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将他告上法庭。小小的直播屏幕里，学校请的律师、吴幽和法院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三方对峙。
庭审中，吴幽给出了理由：自己承诺捐款后，经济大环境变化，他管理的基金遇到困难，“需要时间来履行”。但校方的律师表示，吴幽事实上具备履约能力。吴幽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用他管理的一个基金的长期收益完成捐赠，但学校只要现金。
当时的调解结果是，吴幽需要在2022年10月20日前先给矿大200万，2022年12月31日前付清900万元余款，有任何一笔钱没付，校方都可以申请法院执行。
吴幽还是没有捐。今年开年，吴幽先是被列为被执行人，2月时，又因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被列为失信人，成了大众熟知的“老赖”。
最近几天，这场有点奇特的官司登上了微博热搜，引起了许多讨论，舆论分化成了两个极端。有人同情吴幽，觉得学校是在“逼捐”，去矿大的微博下喊话：“我给你捐5毛，你要不要？你必须要，不然我起诉你。”也有人认为吴幽“诈捐”，3年都在靠骗来的荣誉为自己背书。
▲ 网友在矿大微博下面的评论（部分）。图 / 微博
而这次和1100万一同被戳破的，还有吴幽“镜湖资本创始合伙人”的名头。真正的镜湖资本，在2022年发布过一份声明，称90后吴某以镜湖资本创始人名义在北京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镜湖资本全称为深圳市镜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没有吴姓创始人、合伙人、高管及股东——简单来说，吴幽的“镜湖资本”是“李鬼”。
吴幽到底是谁？做过哪些投资？如何走到今天？这些年，吴幽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也在创投圈、币圈接触过非常多的人，每日人物通过梳理资料，以及联系了接触过他的人，还原他在悔捐门背后的多个侧面。
打入创投圈
吴幽曾说，创业者成功几率较大的人，一般具备这些特质：穷过、聪明、成功欲极强。事实上，这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吴幽的起点很低。在网易科技的报道里，吴幽4岁起，母亲就重病卧床，家境很拮据。他有一个姐姐，读中学时寄宿，连食堂都吃不起，吴幽心疼姐姐，放学去河里捡药瓶卖钱，手经常被划伤，至今，手上还有不少疤痕，“是他穷过的见证”。也因为条件不好，他上大学的一年多，没给学校交过学费。
但他有强烈的向上爬的渴望。他曾经在600米深的煤矿井下做了两个月的技术工，出来之后跟自己说，“以后绝不要在矿上待一辈子”“我不应该只是苏北农村里的种田娃”。
淘宝卖化妆品让吴幽赚到了第一桶金，结识薛蛮子则让他进入了创投圈。根据《中国慈善家》以及《中国企业家》的报道，2013年，吴幽陪一位朋友去见薛蛮子寻求投资，朋友半个小时也没说明白自己的商业模式，但吴幽不到10分钟就讲清楚了，薛蛮子因此对他产生了好奇，问，你是干嘛的？答，辍学的，在干淘宝。
薛蛮子出身北京高官家庭，但经历过父亲入狱、自己上山下乡，少年时期十分坎坷，后来出国留学，才有给孙正义做翻译、成为天使投资人的经历。
巧合的是，薛蛮子一直看好的理想创始人李想，也是高中辍学。或许人更青睐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薛蛮子让吴幽做自己的助理，后来又一起成立了“K天使创投”，资金只来自薛吴二人，规模在2000万元人民币左右。薛蛮子说：“吴幽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做投资的90后小朋友。”
有了这段经历做跳板，吴幽又认识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始人刘东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组织之一，柳传志、马云出任过主席。在刘东华的引荐下，吴幽认识了不少企业家。后来，吴幽自称从20个大佬手中募集3.25亿资金，LP包括吉利李书福、汇源朱新礼、科大讯飞刘庆峰等。他又对外宣称2014年创立了“镜湖资本”，自己是周鸿祎、薛蛮子、李开复等“20多个行业大佬的GP”。
是否真的拿到了大佬们的钱已经无从考证，但吴幽为打入圈子、拓展人脉所做的“努力”，是实打实的。
▲ 图 / 视觉中国
在矿大做分享时，吴幽说自己是个很爱看书的人，加入过读书会，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是《唐浩明晚清三部曲：曾国藩》《沸腾十五年》《曾经德隆》——读书是他进入创投圈子的第二块跳板。
他加入过媒体人程苓峰和前《创业家》资深记者刘涛创办的读书会“涛峰私董会”，这个读书会成员有金沙江的朱啸虎、经纬的张颖、真格基金的徐小平等等，吴幽加入后，成了“最年轻的会员”。
2014年7月，就是在这个读书会上，万向控股副董事长肖风第一次讲述了区块链，建议大家配置2%-5%数字资产，吴幽因此深入了解比特币、区块链相关信息，买了400个比特币、3000枚以太坊，后来进入币圈，投资了一些区块链项目。
吴幽还积极加入各类商会组织。比如前商业媒体高管陈婷创办的“慧谷家族”，在这里，他曾经跟恒信钻石创始人李厚霖一起去户外徒步；媒体人吴婷创办的“嘉宾商学”，面向企业家做培训，吴幽是学员之一，跟他同期的同学有不少公司的CEO、创始人、高管。
面对这些大佬，还有创投圈里新认识的朋友，吴幽会主动付出，加深联系，希望获得信任。网易科技的报道提到，“他为朋友公司新业务，引荐人才和业务，有老厂主为孙子的婚事愁眉不展，他帮忙成功撮合对象；有LP为叛逆期的儿子头疼不已，他引到身边当兄弟调教。”
还有一次，一位合伙人骨折动手术，需要住院，吴幽睡在医院好几天，端屎端尿，不分昼夜地照顾。吴幽说：“我希望让他看到，患难时，我是可以依靠的。”
除了大佬，各行各业的人，吴幽都积极接触。他喜欢请客吃饭、聊天，他的朋友圈里，最经常发的，是跟哈佛学者、奥运冠军、作家和创业者的合照。
矛盾的标签
在一次跟亚洲通信公司总经理李旻羲的访谈中，吴幽说自己有钱之后，对物质的欲望已经没有太多了，买一辆迈凯伦并不会让他多开心，但如果自己是中国第一个收购欧洲主流联赛俱乐部的，“这种虚荣心远远大于我买了十辆迈凯伦”。他在另一个采访中坦言：“相较于利，我更注重名。”
逐步走进创投圈后，吴幽一直在经营名为“吴幽”的个人品牌。他乐意接触媒体，善于讲故事，会主动给自己添加标签、改变标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初出茅庐时，他的标签是“草根创业者”“怪才”。除了穷苦出身，他反复提到的经历，是自己5岁学相声，曾经在徐州的鹏程戏院演出，“比小岳岳有才华”；还有16岁进入国家冰球青年队，“中长跑、二级跳远都是国家级运动员的水平”。
进入创投圈之后，他的标签多了一个——“90后投资人，24岁成立镜湖资本，第一期募了3.25个亿”，跟大佬的相处细节成了他最常提到的。多家媒体引用过：薛蛮子说，喜欢吴幽的折腾、不按部就班；刘东华说，初见吴幽，就像2001年见到马云；吉利的董事长李书福说，每次见吴幽，都会有新的东西。连雷军也要主动认识他，在吴幽的描述里，那是2013年初，“当时雷总身边不同的人都跟他说，有个小孩特有意思、好玩，介绍你认识认识。那个人就是我。”
但这些大佬们的“加持”，从来只出现在吴幽的个人叙事中，没有得到过另一方的回应。
吴幽也频繁提到自己的“镜湖资本”，投过的项目和赚到的钱。他的投资风格似乎不拘一格：文娱项目投过《北京遇上西雅图2》《九层妖塔》，医疗上投过国外知名癌症靶向药公司，以及国内的16家精神病院（也有采访说是8家）。
事实上，吴幽创办的公司，并不是镜湖资本，而是叫做“新余镜湖和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并不是吴幽所说的2014年。而他自称投资的文娱项目，每日人物也未查询吴幽公司参与出品的相关信息。
文品是深圳镜湖资本管理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文品向每日人物介绍说，自己管理过两个基金，一个是2015年跟PPTV天使投资人李翀合作的深圳点亮股权投资基金，一个是南京镜湖基金，后者是在2020年申请牌照，注册资本1000万，两支基金加起来，累计管过的资金在10亿左右。根据天眼查信息，文品的镜湖资本投过一些科技公司，比如中山市博顿光电、深圳力子机器人有限公司。
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品曾经听说过吴幽的“镜湖”，以为只是重名，但是去年，一位朋友到北京出差，提到文品的“镜湖资本”，创投同行的反馈都是“是不是那个吴幽”，同时“评价不太好”，文品害怕影响声誉，因此请了一位律师，做了简单的调查。
律师在评估之后表示，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模糊地带，因为吴幽确实注册了带有“镜湖”字样的公司，说自己是镜湖资本的主理人似乎没什么问题。但看到矿大与吴幽的官司之后，文品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搜索，发现吴幽的“镜湖资本”并没有备案过，也没有牌照。
▲ 镜湖资本的声明。图 / 镜湖资本
文品认为：“正规的私募基金都是有牌照的，有牌照才有资格募资，没有牌照的募资属于违法行为。”同时，在去年12月颁发新规之前，过去的许多年，拿到牌照的门槛并不高，有250万注册资本，再请一位律师就有可能拿到。“吴幽一直宣称自己管理46亿人民币基金，如果没有备案，要么是他没有实力拿这个牌照，要么说明他是个行业门外汉。”
到2019年左右，“29岁为母校捐款1100万”成了吴幽的新标签。他确实因此收获了许多荣誉。矿大给了他 “中国矿业大学特别校务参事”和 “创新创业导师”两个头衔。因为捐款，吴幽还登上了《中国慈善家》杂志，有一篇个人专访，名为《母校最大单笔捐赠，来自这个大二辍学的90后创投合伙人》，以及登上国际公益学院发布的《中国捐赠百杰榜（2019）》，位列第90位，是榜单上唯一一个90后。
▲ 吴幽在嘉宾商学公众号上的自述。图 / 嘉宾商学
不知道是否因为接受了太多采访，吴幽的描述常有夸大色彩，比如他说自己在矿大读书时，“一年会在图书馆看至少200本书”。这样算下来，他平均每个月得看16.6本书，两天必须看完一本，同时还要兼顾做生意、赚钱——这样的读书速度，让人生疑。
亚洲通信公司总经理李旻羲的文章中说，吴幽2010年辍学创业转战电商，到2013年赢收2.8个亿，但吴幽又在别的场合说，从0做到3个亿的，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赚钱速度一下子提升了十倍。
吴幽的另外一些说法也有矛盾。比如中国矿业大学官网的文章中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幽看到了2006级物理系学长肖俊发放的速唯读书会的招新传单，“聚天下之贤才，成世间之伟业”的宣传语吸引了他。肖俊发了2000多份传单，主动打电话报名的，只有吴幽一人。
到了公众号“舵舟”的报道里，变成了吴幽自己印了2000多份传单，自己办了读书会，口号是“聚天下之贤才，成世间之伟业”。再到“嘉宾商学”公众号，吴幽印的传单数量变成了8000张。
不知是吴幽接受采访时说错了，还是矿业大学写错了，官方公号中介绍吴幽：“他和团队做的话梅护肤……经过3年时间，其高端化妆品产品卖到淘宝美妆类前10名，2013年零售做到了7800万元。”但很快，留言区就置顶了一条更正声明：“据核实，吴幽并非话梅护肤的创始人，给各位读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 吴幽在接受不同采访时的自述。图 / 嘉宾商学、中国矿业大学官网
荣誉给了，钱没到位
上海的投资人方鑫曾经在5年前和吴幽有过接触。他记得，那时的吴幽26岁左右，投中过、拿得出手的好项目几乎是0，但在一场饭局上，吴幽说自己的资本“第一期募资5个亿”。方鑫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想，“这个人不实在，在吹牛”。
在方鑫看来，没有谁的钱是好拿的，创投圈里，没有十年资历、没有投中过上市公司、没有跟出资人认识五年以上，想要募到5亿，是天方夜谭。后来，他看到报道里写“吴幽一期募资3.25亿”，他当下有了判断：不管有没有募集这么多钱，吴幽当时的说法肯定有夸张的成分。
但方鑫理解吴幽结识大佬、运营自己的做法，对一个没什么背景，又需要募资的人来说，人脉、名气都是刚需，尤其在吴幽后来涉足的币圈，在远离线下、与实体经济相隔甚远的数字世界，名气是重要的通行证，也是财富的收割机。
吴幽自称投了50多个区块链项目，算上早期的比特币、以太坊，还有区块链项目，最多的时候赚了1万个比特币，在新疆有6万台矿机，“大概有72%是我的，28%是朋友的”。这让另一位币圈投资人联想到了跟吴幽一样同为90后的孙宇晨。
孙宇晨自称是比特币和区块链在中国最早的布道者，2017创立了自己的区块链项目“波场TRON”。2019年6月，孙宇晨宣布以3153万元拍下巴菲特20周年慈善午宴，成为最年轻、最高价的成功竞拍者，也获得了大量关注。但拍下午餐一个半月后，他因为“突发肾结石”取消了会面，发微博为自己过度营销道歉。同年12月，孙宇晨的微博账号被关闭。
国内疫情最紧张的时候，2020年1月，孙宇晨在美国与巴菲特共进晚餐，还送给巴菲特一个内置波场币的三星手机，消息一出，波场币暴涨超13%。
这位币圈投资人觉得，对吴幽来说，给母校捐款，跟公益挂钩，同时直白地展示自己的财富，有了“很正面”的名气，吴幽有可能通过这些，获得一些间接的利益。
被告之前，吴幽一直对外号称已经捐了。2019年，他在“嘉宾商学”上自述，“我给母校捐了1100万”，用的是过去时。一位加过吴幽微信的人也记得，在2019年，吴幽就发过自己捐款的朋友圈，许多人都给他点了赞。
这可能也是中国矿业大学起诉吴幽的根本原因：站在学校的角度上，荣誉给了，名声给了，而捐来的钱怎么使用，通常规划也可能有了，但3年过去，钱迟迟没有到位，捐款人还一直继续做着相关人设的营销。
▲ 事件被顶上热搜后，吴幽在微博露面称会履行责任。图 / 微博@镜湖吴幽
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的张晓玲律师表示，承诺捐赠但未落实，对于不可撤销的捐赠会构成民事违约，尤其是扶贫、济困、助残以及促进教育、科学等领域。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类似捐赠的案件，有一些企业在承诺捐赠后，因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影响生产经营，不能全面实现承诺捐赠行为，或导致合作的科研项目无疾而终。大多数情况里，双方在同意、认可、诚信的基础上，可以达成和解，不会走诉讼程序。但在吴幽案中，“吴幽承诺后未履行，且已经赚足了名誉，双方诚信基础不存在，才走到诉讼的地步”。
当然，也无法完全否认吴幽为母校捐款的真心。他曾经提到，在设立“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海外实习基金”时，校方认为只有成绩优秀，不挂科的学生才能申请，但吴幽觉得，挂科不应该成为申请者被拒的理由——就像他自己一样。
这些天，悔捐门的讨论还沸腾着。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创投圈故事，处于道德和法律的边界线上：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早年辍学，遇到贵人，追寻风口：电商、投资、比特币，一路向上攀升，最终却陷入危机，落入一场悔捐的官司当中。
最近，吴幽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但他自己注册了抖音账号，发布了两条关于官司的短视频，累计获得了4.5万赞，1.3万粉丝。他还告知公众，没有捐款，是因为自己的比特币崩了。有人善意地猜测，吴幽会不会像罗永浩的“真还传”一样，直播带货，搞一个“真捐传”。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捐款故事，倒有个好结局了。
▲ 吴幽的抖音账号，头像用的还是在学校演讲时拍摄的照片。图 / 抖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鑫为化名）
参考资料：
[1]这个90后矿大人凭什么管理40亿基金，来看他的“成长方法论”.中国矿业大学
[2]矿大110年校庆，这位90后校友为母校捐赠了1100万人民币.中国矿业大学
[3]母校最大单笔捐赠，来自这个大二辍学的90后创投合伙人.中国慈善家杂志
[4]90后投资人吴幽：伟大的事物来源于“边缘力量”.羲知
[5]吴幽：一个90后，凭什么管理46亿基金？.链人传
[6]一场模拟创业之路的户外挑战.慧谷家族
[7]吴幽：只有区块链和精神病院才能拯救人类的未来.块马财经
[8]造反者吴幽.网易科技
[9]我要一针捅破天.嘉宾商学
[10]他本应是个外卖送餐员，现在却成40亿基金的管理者.舵舟
============================================================
每日人物｜我的工资，没有父母的退休金高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
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极昼工作室｜60岁后在立交桥下做日结
“不敢拿身份证，说没带”
康根长，68岁，日结工
●2023年3月2日凌晨五点，半坡立交桥下聚集着等待招工的人。
天还没亮，西安半坡立交桥下已经聚集了近千人。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招工，几十个工人同时涌上去，有经验的包工头为防止被围困，会控制面包车低速前行，不做停留，抢活的人扒着车门跟着跑，招工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你要做啥的？瓦工要不要？”嘈杂的询问声里，几个年轻工人没等说出招工需求，就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康根长凌晨四点就来了，已经站了一个小时，紧盯着来往的面包车。试了几次上前询问，没等靠近就被年轻人挤在了外面，无奈之下，又退回等待的人群里。看到有人拿着冒热气的烙饼吃早饭，他咽了咽口水，从工具包里拿出一袋方便面，“弄点吃的对付一口，填饱肚子就够了。”康根长舍不得花钱，如果没找到活儿，他要把一天的开销限制在10块钱之内。
●在桥下等待招工的人。
●人群中的康根长。
最近三个月，“没有活儿做”已是康根长的常态。
康根长今年68岁，西安蓝田县人，和很多村里人一样，过得不富裕，土坯房前几年靠资助才得以翻新。田地不到一亩，种玉米，勉强维持日常开销。为了挣钱，康根长和妻子到西安打工，已有十余年。两人在郊区租了房子，房租一个月300块，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和卫生间。
●半坡立交桥下，每当有人来招工，工人会迅速聚上来询问工价。
●吃早饭的工人。
康根长不识字，只能挖地沟，搬水泥，拿推车拉砖，年轻时做力工，每个月能挣4000块，现在很难抢到活儿。他不善言辞，没有年轻人会抢，即便抢到了，对方问了年龄，也会拒绝他。“老板看到年纪大就不让上车，有的老板直接说，你这岁数到工地也是白搭，快回去吧。”康根长说。
很多工地要查身份证。之前有几次，上车时没问年龄，到了工地要身份证，他不敢给。工地离着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远，但年龄不符合要求，不能进，还是得回去。有些包工头会给一点回家的路费，也有不管的，康根长只能自己想办法。
●在半坡立交桥附近，人们趴在车窗前和包工头询问工价。
●临近中午，没有找到工作的康根长在桥下休息。
等活儿的人群中，如果有人问起他的年龄，他会说自己“50多岁，长得显老”，从不轻易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去年有一份屠宰场的工作，工资每个月有5000多，康根长特别想去，面试时一直不敢拿身份证，说没带。他心里有歉意，隐隐藏藏不是办法，在外打了10多年工，都是本分做事，没想到会在年龄上和人说谎。但如果拿出了身份证，意味着又要失去一个机会。
“不拿身份证你来干嘛？”康根长答不上来，最后回了家。“人家怎么也不给安排活。”康根长知道，年纪大了，老板怕他在工地出问题。他一般会找没有年龄限制的私人工地，但不给交保险，也面临安全隐患。
2021年在白鹿原卸水泥，地面不平，他摔进一米多深的沟里，断了3根肋骨。工头以为他在下面休息，叫他继续干活。康根长动不了，只能打电话给妻子，才送进医院。医药费六千块，私人工地不给赔，报警后对方才同意，但只赔了一半。
●来桥下找工作的女工。
●坐在路边吃馍馍的陕西女工。
●等活儿无聊的时候，康根长（右二）在半坡桥下看直播表演。
康根长没活儿的时候，两人的开支主要靠妻子维持。三个孩子都已成家。两个女儿外嫁，儿子凑不上钱买房，35岁才结婚，三年前遇上车祸需要看病，家里因此背上了15万债务。这两年，康根长和妻子打工还上了10万，还有5万没还清。
妻子今年62岁，在西安城郊给雇主接送、照看孩子，每个月工资1500元。此前，妻子在另一户人家做保姆，照顾老人七年，老人对她挺好，偶尔多塞一些钱。但雇主家里是非多，妻子有时会被老人的子女撵出门，在外面待到天亮再回去。
现在换了工作，没有了冷眼相待，时间也相对宽松，但工资少了一半多。在生活中，两个老人能省则省，不想拖累孩子，“这就是现实，没办法。”
半坡立交桥下，康根长是走得最晚的一个，晚上9点还会在那里等，零星会有一些临时的散活儿。最近接的几个都是清理垃圾，从夜里12点一直干到早上8点。“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要怎么过，只能趁着能动的时候多干些活，多赚些钱。”康根长说。
“留点治病的钱，不想再问孩子伸手要。”
程世斌，61岁，临时工地
●在钢架上刷漆的程世斌。
令程世斌庆幸的是，被国企（某建筑承包商）工地辞退后，还有人愿意收留自己。他现在负责给钢材刷漆，每天要在5米高的脚手架上下30多次。年轻时轻松爬上爬下，现在一上去腿就软了， “老了，没有人想一直打工，生活所迫。”
61岁的程世斌是陕西宝鸡人，在一家国企建筑工队做临时工近40年，修过路架过桥，被辞退前在工地上开钻井空压机。机器坏了，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毛病。新来了工人，总工会让他做领班，处理棘手的活儿。
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建筑工人被视为最辛苦的一个群体。程世斌去过上海，为摩天大楼洒过汗水。在川藏线上做工程，海拔4000米，走两步就喘不上来。一次工作疏忽，让他被4米多高的钻井机轧断了腿，养了3个月才慢慢恢复。
●上脚手架前，程世斌准备系安全带。
●用砂轮打磨钢架。
●在工地上工人们清理建筑垃圾。
2021年9月，程世斌离开了工地，距离他的60岁生日，还有5个月。
60岁“清退令”即将施行，三个年龄相仿的工友，一起被辞退，他们在一个小饭馆吃了顿饭，算是第一次在工地过生日。大家都很失落，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退休金，不知道怎么养老。拿着行李铺盖，程世斌骑着摩托车在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
●程世斌在脚手架上作业。
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在外面漂了一辈子，在家里待不住，爱喝点酒，打个麻将，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程世斌和同村的人商量，有小活就叫他。
去年疫情期间，程世斌到甘肃天水干了一个多月的绿化，每天就是干活、做核酸、再干活、再做核酸。
由于年龄原因，他多数是通过家里、朋友的关系找活儿，而且要经过老板的衡量——身体素质、反应程度、技能这些，考核通过，才能有个机会。
●一天工作结束，程世斌和工友吃晚饭。
●干了一天的活儿，晚饭后工人们回屋休息。
宋青峰是程世斌所在工队的领班。他介绍，现在很多工地除了查身份证，还要看体检报告，工人年龄超过55岁，就要考虑是否留用了。三年前，他曾和一名突发脑溢血的50岁工人家属扯皮了很久，还是赔了20万。“除了熟人介绍，一般年纪大的工人不敢用。” 宋青峰说。
程世斌如今的工资是一天190，他已经连续干了一个月，一天都没休息，“休息一天190没了，都要坚持的”。他计划再干五年，想自己多存一点钱，留点治病的钱，不想再问孩子伸手要。
以后程世斌还要不停找活儿打工，“我挣我的苦力钱，我对自己负责，对老板负责，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长时间的刷漆工作后，程世斌来天台上透气。
“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没有钱，等着”
高江才，64岁，日结工
在西安西郊劳务市场，看工友在路边打牌，成了高江才消磨时间的方式。高江才今年64岁，贴过瓷片，铺过水泥，靠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
他每天在工地抬大理石，要两个人一起才抬得动，每天要干够九个小时。上年纪后，他明显意识到自己不如年轻时应付得来了，太高了会害怕，手比之前更抖了，搬板子时落在工友后面了，他会歇一歇，再慢慢赶上来。
●高江才（左二）等活儿的时候，在路边看工友打牌。
●在电动车上午睡的工人。
●在街上找工作的人。
高江才每月有三千块退休金，他想多挣点儿，出去找活干。儿子结婚时，他和妻子在西安买了套房子，花了30万首付，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如今儿子在外地工作，房子儿媳住着。妻子干保洁工作，女性过了58岁，活儿就更少了，两口子都想多挣一点，给孩子补贴一点，“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子的，反正也都是为了孩子。”
不过，高江才并不是每个月都能有活。在高江才的手机里，招工群每天都会发布信息，多数都有年龄限制，他只能通过工友带进工地干活儿。
没有合同庇护，被坑是常有的事。去年去搬瓷砖，干了20天，包工头突然让他从工地离开，说他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直到今年工资还没有结完，拖欠4000多，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没有钱，等着”。现在高江才找的活儿都是不卡年龄的，“画上工日，说过两天结”，结果往往落空。
●没接到电话时，高江才也会骑着电动车接一些载客的散活儿。
●中午妻子回家做午饭。
●高江才和妻子在西安租房住，房租每个月 300元，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已经破旧，他们舍不得换新的。
他也尝试去做一些私人家装，铺地砖，安装水电，比工地工资高，也没有了包工头赚差价，却容易碰上苛刻的业主。有一位验收时找借口不给钱，高江才气不过，可以不给钱，但已经完成的部分要砸掉。后来3000多块钱的活赔了200，在那之后，他不再接私人家装的活儿了。
媒体报道中，过去10年里，建筑工人群体几乎没有吸引到年轻人进来。年轻人不爱干，只有老人肯吃苦，工地对年龄上限做了要求后，不愿离开的老人成为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现在，高江才每天六点半赶早，去招工多的地方等着，只有小工，没有大工，久久寻不来合适的机会。等工的时候，他喜欢看人打牌下棋，但自己不打。“不能把辛苦挣的钱在打牌时输掉。”高江才说。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时段，如果没找到工作，意味着这一天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
==========================================================================
非虚构故事｜
上大学前给我们打鸡血“读书拥有一切”，
毕业后要我们放下身段“去拧螺丝”
“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最近一段时间，“孔乙己文学”的事儿实在是太火了。年轻人纷纷将自己代入鲁迅笔下那个落魄书生。这还了得，这届年轻人是要彻底“躺平”的节奏啊。
对此，央视不得不跳出来“正本清源”，说：孔乙己之所以陷入困顿，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因为放不下读书的架子，不愿意劳动改变自身处境。
同时不忘教育一下年轻人，要努力奋斗，“当代有志青年绝不会被困在长衫中。”
对于央视网这个鸡汤味有点浓的说教，大部分“现代孔乙己”当然不买账。这条微博下面为这个事情吵成了一片，还吵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孔乙己文学”。
央视这碗浓鸡汤非但没有鼓舞到年轻人，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感。本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已经够烦了，你还高高在上地对我说教，暗戳戳地指责年轻人不愿放下身段向下兼容。
年轻人又不傻，官媒心里打得那点小九九谁还不知道。眼下经济下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很难，就业岗位大幅收缩，社会面无法吸纳所有的大学生。
这本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官媒避重就轻，将社会问题归咎为个人问题——你找不多工作是你自己的原因，不要怪社会。这着实令人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就拿孔乙己来说，人家本来是一个落后社会的受害者，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不愿劳动的懒汉。
当年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时候，也不是对着孔乙己去的，而是对着这个腐朽的封建制度去的。鲁迅他对孔乙己的态度是悲悯，不是嘲讽，更不是怒批。
他们把孔乙己挖出来鞭尸，目的是教化当代大学生的。
孔乙己招谁惹谁了。
其实年轻人也不是不肯下沉到工厂和工地，就像董小姐说的，“大学生去工厂拧螺丝没什么不可以的”。毕竟小镇做题家们的父辈又不是没有拧过螺丝搬过砖。
我们不愤的是不公平。凭什么那些好单位、好岗位“周公子们”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我们就非得去工厂扭螺丝，去酒店当保安？周公子是学习比我们好还是学校比我们好？
我们知道，他只是出身比我们好罢了。
网友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老去，新一茬的大学生风华正茂，活儿总得有人干，三千块钱的工资总得有人领。
话虽如此，这活为什么不是周公子们来干呢？
但网友还是说出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
“新一茬领3000块工资的大学生正是那些老一辈领3000块工资的农民工背井离乡、省吃俭用供出来的。”
在我看来，现在大学生们表现出来的“躺平”态度是种对既定命运的一种消极反抗。
颇具讽刺的是，他们对尚未进入大学的中学生又是另一番态度，用近乎疯狂的方式鼓励他们考大学，改变人生。
还记得前段时间一些中学高考誓师大会吗？那些高亢的宣言还言犹在耳，发言学生那咬牙切齿、面目狰狞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怎么上完大学后就要他们脱下那象征着读书人的长衫？
誓师大会上发言的学生不是说“读书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吗”？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最后让他们带着这份豪气去工厂捏螺丝？他们肯定不答应啊。
上大学前给我们打鸡血，说读书能拥有一切；毕业后兑现不了就让我们忘记寒窗苦读十余载，脱下好不容易穿上的长衫，放下读书人的自尊。
不带这么玩的。
今天看到新闻说，中国2023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预计将达到1158万，同比增加82万人。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苏秀丽透露，北京高校毕业生今年呈现出一个新的变化，即研究生（硕士和博士）的毕业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
越来越多高学历现代孔乙己即将毕业，届时要把他们的长衫脱下来将更加阵痛。
就像网友说的：“读书让我不满足于现状，但又无力改变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