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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王副经理在群里通知“1小时后开会”，要求支行机关全体员工参加。我到达会议室时，很多同事已经落座了——平常开会，大家可没这么高的积极性，一般也就是稀稀拉拉几个中层干部撑场面，行长开讲好久才有零星员工进来。这个会议召开得如此突然，来的人又这么多，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恐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不一会儿，冯行长手捏一份文件坐到了主席台上，开口就是一个响雷：“……市行专项会议要求，9月底前对各支行机关借调人员进行清理……”他越读面色越严峻，底下的人也交头接耳起来。
在我们银行内部，“借调人员”的说法由来已久：80、90年代，国有银行居于“爱存不存”的垄断地位，招收的尽是员工家属、军转人员以及各路“神仙”打过招呼的关系户，其中有背景的人大多进了行机关。那时的行机关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工作少，人员多，天天喝茶水、看报纸、接孩子，还能买菜中午回家做饭，反正到最后大家工资都是一样的。2003年，国有银行推进改革，机关的“活儿”逐渐加码，而这些背景深、年龄大的员工，干起活来很不给力。领导吆喝不动，就想出了从下面“抽血”的法子——省行从市行借人，市行从支行借人，支行从分理处借人。就这样，产生了一大批“借调人员”。
新城支行自然也不例外，近10多年来，支行从下面网点抽调的人员少说也有30多人。他们给部室干活，挣部室工资，归部室管理，只是人事编制还在原网点。年深日久，很多人甚至已经忘了自己实际上还是网点员工的事。
冯行长在会上直言不讳，说这得罪人的差事他不愿意办，但市行文件上说，9月底前市行人事处将对各支行的清退工作开展专项检查，“未达成目标的，分管副行长免职，10月底前未达成目标的，行长免职”。
作为一把手，冯行长不得不面对两大难题：借调人员里也有一部分是托大小领导帮着说过话的，他们大多是整天喝茶水、盯股票、混退休的，就算脸一抹轰他们到基层网点，他们能干啥？再就是天天真干活儿的那部分借调人员，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他们走了，活儿又交接给谁干？
会议很快结束，冯行长说要梳理出借调人员名单，在四楼公示。
市行给新城支行核定的机关人员编制有限，绝大多数借调人员都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若按照文件的说法执行，新城支行机关足足要砍掉一半的员工。
机关蹲久了的人都生长出了优越感，谁也不愿意去下网点，一时间人心惶惶。我问了借调到省行的同学，才知道市行这次清理人员根源是2020年省行春季招聘惹的祸：省行原本以为，疫情时期，国有银行肯定会成为招聘市场上的香饽饽，可等新人报道时却傻了眼——有超过六成的爽约率，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们宁愿去南方当送餐员，也不愿意进东北的银行赚3、4千的工资。
市行原本分配的40多校招名额，最后只来了15个年轻人，其中8个还是2000年之后建校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三本）学历。市行原本承诺，今年各一级支行（含县域）至少分2个大学生，结果现在有的行都分不到新人。市行人事处怕各支行领导围上来要求解决“缺柜员”的问题，干脆先发制人，用“清理机关借调人员”来堵住各行的嘴。
我所在公司部，办公室位于三楼步梯的转角处，是个隐秘的角落。同屋的老汪和我一样，是从分理处主任岗位“撤退”下来的。我俩都不负责啥具体业务，只干点跑跑颠颠、边边角角的活，门庭冷落得很。
自打清理借调人员大会开过后，张雨宁总来屋里晃悠。这小伙子是90后大学生，2018年“重点城市行”改革时划到我们新城支行来的。他原来在网点当柜员，业务出色，群众口碑也不错。2019年公司部上线普惠金融、小企业贷款、场景商户等新业务，缺精明能干的人手，就借调他到我们部门负责几项新业务。
晃悠了几天，张雨宁终于憋不住了，把话题强行扯到清退借调人员的事上来。一通话说下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他担心被“退回”分理处当柜员，想保住自己现在在公司部的位置。
我和老汪都笑张雨宁入行年头短，听风就是雨。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来光打雷不下雨的改革风声多了去了——嚷嚷了10多年的“撤销市行机关”，因70来个正副处级干部没法安排而作罢，市行机关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提了7、8年的“撤销大支行、实行省行直接对网点的扁平化管理”，到现在也没有下文……再说，就算这次动真章，也不可能轮到他张雨宁——从工作的角度讲，他负责的都是新兴业务，需要电子产品摆弄得溜的人干，那些个大哥大姐是万万搞不定的，“上头有人打招呼固然管用，但哪个部门总要有两个干活的人嘛”。
我和老汪你一言我一语，张雨宁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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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如我和老汪所料，只听得上面磨刀霍霍，靴子却迟迟不落地。红头文件上说好的“立即启动”没了下文，市行人事处检查组的影儿也没见着。
消息灵通的人说，这事儿卡壳，源于办公室政治——市行人事处的处长快要退休了，卢行长从外地破格调过来一位副处长管事，搞得不少眼红这位置的人颇有怨言。这位副处长想搞个大手笔（清退借调人员）证明领导看人的眼光没错，但大家都不给他这个新官的面子。这得罪人的事各支行行长很挠头，都在观望，想看看别人家怎么办，再依样画葫芦。
一晃半个月过去，还是没啥风吹草动，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事儿大概率又不了了之的当口，四楼的公示栏突然贴出了名单来。
名单公示的是机关正式在编的员工，显然是为了照顾借调人员的心情——没上榜的人就是“借调”身份。有几名在机关干了10多年的老人看了榜，才知道自己的身份竟然一直没有转正，顿时骂声四起。
公示名单一出，就意味改革还是要搞下去的。我掐指一算，按文件需要淘汰掉的人，占了机关总人数的四成之多。看到那份名单后，张雨宁的火又噌地窜了上来，业务跑流程都没了精气神。公司部一把手的王经理见状，安慰张雨宁说，自己准备专门去找冯行长谈一谈，从公事的角度留下他，让他先放宽心，“该干啥干啥，不要自乱阵脚”。
王经理对留下张雨宁信心满满——当年他把张雨宁要上来，就是因为市行推的几项新业务没人能干得了。机关数十名员工，平均年龄50岁，一个个跟大爷似的，看个内网通知得先戴上老花镜，去趟市行开会要行里出专车送，一个条线（部门分类）只有一个人能用，简直是司空见惯。那时法人信贷业务只有一位副经理懂，如果他请了病假，就算是铁路局这样的大金主，也得等他上班后再放款。
公司部需要张雨宁跑前跑后，留下任劳任怨的年轻人对经营是好事。有了部门一把手出面，张雨宁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冯行长和王经理谈话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王经理长篇大论，从几个角度陈诉张雨宁对本部门的重要性，冯行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解，“再考虑”，完全没有承诺留下他的意思。
王经理只好如实和张雨宁转述，小伙子刚燃起的热情又被扑灭了。
“你大林哥伺候过好几任行长，让他帮你参谋参谋。”王经理不想让小张走，就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也不想让张雨宁走，他走了，扔下的活有可能会转嫁到我身上。我沉吟良久，问张雨宁道：“端午节‘维护’了吗？”
想追求进步的年轻人逢年过节向行长表示点“心意”很平常，是表达对领导的一种尊重，收不收那是领导的事，无论是被“下不为例”教训几句，还是被退了回来，铁定不会出副作用便是了。
“维护了。”小伙子机灵地回答，他伸出一只手掌，然后缩回去若干手指。
“也不少啊……”我皱着眉头努力思考着。
冯行长上任还不满100天，大家都还没摸清他的脾气秉性。我猜测，冯行长既然对王经理的意见没有一口否定，可能是想落个人情。之前听说冯行长比较爱玩，凡是唱歌、篮球、喝酒，基本都能到场，再加上他甫一就任就对各部门经理说，部门聚餐，出去旅游，都开绿灯，费用行里给出，我觉得组织一次饭局，冯行长应该不会拒绝：“既然从为公的角度说老大没打垄（不为所动），那就从为私角度说说看——组织一场酒局拉拉私人关系咋样？”
张雨宁和王经理都望着我，我只好进一步展开来说：“不如让你王哥出面以公司部聚餐为由，请冯行长出来坐坐，他有讲话在前，以‘部门团结’的名义，应该差不多能同意。”
王经理听了，连锛儿都没打，一口应承下来。一级支行部门科长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听见王经理愿意为自己出头，张雨宁大喜过望。
事不宜迟，王经理以部门聚餐为由邀请了冯行长。酒局在一周后举行，实际上参加的只有4个人。酒桌上的气氛很好，冯行长透露了重要信息：“按照市行文件规定，新城（支行）有14个借调的名额，有大学学历的（人）才能报。”
我们3个小的相互对视一下——看来，张雨宁保住岗位十拿九稳了，甚至，他还会因为有本科学历，因祸得福通过一次正式竞聘，得到正式机关编制。
冯行长基本不吃菜，自己就干掉半斤白的加五六瓶啤的，更难得的是，喝到夜里，冯行长去洗手间好久没回来，我们去找时发现他躺在洗手间门外醉得不能动弹，最后被张雨宁和王经理抬回家“收尾”。根据我的过往经验，跟领导能把酒喝到这个程度，这事成功率已九成往上。
第二天，张雨宁又来找我研究对策，我一拍大腿对他说：“还研究个屁！老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嘛，咱行4个部室有全日制大专学历的一共都没几个，你这茕茕孑立的本科生就把心搁回肚子里去吧。”
张雨宁听了相当受用，手里捏着一叠报表屁颠屁颠地出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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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群中要淘汰掉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总要有点依据。按照过往经验，机关这番大动，肯定会组织一场竞聘——先笔试，再民主测评，总分相加，成绩在后面自然被淘汰，到时候怨不到别人，只能怪自己业务不精、人缘也不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行机关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岗位竞聘之类的淘汰方案。多家兄弟支行都陆续举行了公开竞聘，新城支行却一直拖着，没有半点动起来的迹象。
有一天，张雨宁一脸丧气地来找我说：“我可能得回分理处当柜员了。”
我一问才知，前一天冯行长在检查本部大楼办公室卫生时对王经理说：“雨宁这孩子不错，但想要往上走还要多历练。”
张雨宁职业敏感度挺高，确实，当领导对谁提起“你还年轻，要多锻炼”这类说法时，就是事儿要够呛。
果然，11月中旬，冯行长正式找王经理谈话，说是张雨宁应该是留不下了，得回原来的分理处当柜员。
冷不丁这么一个急转弯，我都傻了——百试不爽的套路竟然不灵了？差在哪里呢？
“你可能不知道吧？咱雨宁是‘8年定向柜员’编制。”王经理说。
我这才知道，原来张雨宁除了是“机关借调人员”，还有一重这么个身份。
我们银行在2010年后，曾迎来过校招的鼎盛时期，那时招人，纸面上要求全日制本科学历，英语四级以上，实际操作上都是研究生、英语六级优先。市行由于人员超编，每年只能分得10个左右的名额，基本上都是研究生学历，剩下进银行的新人，九成都是从柜员干起——虽然高材生职业期望值高，但一开始也得落在基层网点去。
当柜员是个苦差事，每天得板正着身子受领导和同事的吆喝不说，还要多受一重客户的气。跳出柜员岗，是往上奔的第一步，但就像某行长曾经告诉我的职业箴言所说：“咱们银行，除了升副处，最难的就是从柜员岗出来。”
近十几年来，市行的一大怪现象就是：无论招聘多少人、撤并多少网点，柜员永远奇缺。不管谁来当行长，都是挖东墙补西墙，逮住个蛤蟆捏出尿来，只顾解决燃眉之急，一直靠牺牲年轻人的发展前途来解决眼前的用人荒，把高学历的年轻人都困在了柜员岗位，得不到晋升。新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么借调到市行，要么跳槽。
新城支行辖内有一家十几年都没升级改造的网点，工作条件差，没人愿意去，配备的人员都是业务上的“半吊子”。前几年好不容易分来两名大学生，领导就把一个财经名校的研究生分去当了柜员。就这样，那个小姑娘成了网点的“业务大拿”，可精熟的业务和好说话的脾气，也成了“捆仙锁”——把她调走，分理处就没了“顾问”。于是，小姑娘在柜台岗一困就是好几年，后来人家逮着个总行招聘的机会，一步登天，直接考到北京去了。
还有一位研究生更是生猛，直接跑去市行敲了一把手的办公室门，正告市行行长说：“要是还让我干柜员，我立马就跳槽。”然后很快在市行行长的关照下，借调市行，并迅速转了正。
这些逃离柜员岗的年轻人大多都是业务上的顶梁柱，冷不丁抽走了，就搞得基层行叫苦不迭。针对这种情况，省行琢磨出了一个法子——2013年校招时，搞了个“8年合同制柜员定向招聘”，虽然也是正式员工，但在合同里注明了“要从事8年柜员工作，期间不可转岗”，张雨宁那批2013年入行的大学生，正是签的这个“卖身契”。
要知道，在银行升职比公务员系统容易，混得好的人，用8年时间当个正科级干部绰绰有余。 这条款乍一听觉得相当不合理，但进来的人都信仰“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就没有不能“变通”的事——先上车，后串座，先迈进国有银行的门槛，再步步为营地运作。
果然，一过了试用期，新城支行一名大学生就活动了起来，开了先河——小伙子是市行一位处长的女婿。可他借调到省行还没干半年，就被人举报给退了回来。如此背景都没成功，之后就再也没人能运作到省、市行，像张雨宁这样借调到支行机关的都寥寥无几。银行内部各种竞聘方案对这批“8年定向柜员”都恶意满满，注明了不准他们参加竞聘。可人生能有几个8年？更何况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时期。于是，有些年轻人挺不到8年，就纷纷跳槽了。
张雨宁一直对自己“8年定向柜员”的身份讳莫如深，倒不是因为什么面子，而是怕过多人知道，会影响日后先借调再转正的运作。但怕什么来什么。冯行长让王经理和张雨宁谈，说年轻人机会多的是，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要为以后往上走打好基础。
张雨宁也不傻——他马上30周岁了，这次要是被撸下去，回网点还得再当2年柜员。自打2017年卢行长当上市行一把手后，市行的手伸得越来越长，竞聘支行的中层都要全市统一报名，市行组织竞聘，公示后全辖十几家支行跨行调剂——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竞聘模式，夺走了一级支行行长手中最大的人事权利，年轻人聘正副科级，得去市行拉关系，在本支行表现优秀没啥用处。再说，竞聘正科级要求“35岁以下，副科至少干满2年”，这样一算，想要往上爬，33岁前就得当上副科——那么，出柜员岗，怎么也得30之前吧？
“我媳妇和我同届的‘8年合同制柜员’，一个发到手2800，一个发到手2600，每月还3000多的房贷，还养一个2岁大儿子，现在主要就是靠啃老。”张雨宁的情绪几近崩溃了。他在鸡汤里泡了这么多年，领导画的大饼再也咽不下去了。要是一直困在柜台，也许多少还会有些习惯，就怕这种感受过“自由”又失去了的难受。
张雨宁一股火蹿上来发了烧，第二天就请了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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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计策没奏效也是耿耿于怀。
我侍候过好几任行长，和省、市行领导也常打交道，张雨宁和我吐露心声，就是想让我帮着摸下领导的脉门，却没想到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不二法门也翻车了，我感到既尴尬又困惑。
我终于逮到一个市行办公室下来检查的熟人问了一番，才知原来新城支行之所以没按照市行文件执行，是因为前阵子卢行长点名批评新城支行机关人员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他打电话给冯行长说，“最多给新城支行返聘2人的名额”。上级行一把手的口头通知要比红头文件管用多了，就这样，先前红头文件上白纸黑字的“14个借调人员编制”就不算数了。
消息一出，大家私下议论纷纷：新城支行机关超编确是全市20多家支行中最多的，但也不至于一下子砍掉这么多名额啊，冯行长刚上任时总说他和市行老大关系“嘎嘎地”，怎么这回反倒吃了大亏？难道是被嫉妒他和卢行长关系的人告了“御状”？要不就是有别的支行行长和卢老大的关系更“铁”，侵占了新城支行的名额——反正，感觉冯行长没他自称的那么受宠。
当年张雨宁借调机关是很风光的事，分理处的人都以为他“上面”有人，进而高看他一眼，如果要被“遣返”回去，可就成了落配的凤凰，不但脸上挂不住，恐怕还要受一番欺负。不过，张雨宁回去当柜员还只是停留在口信上，没到人事系统划转的那天就意味着还有转机。王经理实在不想失去这一把业务上的好手，也就不掖着藏着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又去找冯行长面谈，想从工作的角度，求冯行长变通一下，看能不能让张雨宁挂营业室的编制，实际还干公司部的活儿。
他到行长室大倒一番苦水，总体就一个意思——几项新业务只有张雨宁能干，没了他很舍手（失去得力的人或物）。冯行长却说，张雨宁回分理处已经定了，如果他要是愿意干公司部的活，休息时自己来行机关无偿奉献。
尘埃落定，12月初，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还没交接出去，就被打回原网点当柜员去了。就这样，公司部唯一的本科生被“淘汰”了。不出我和老汪所料，领导果然遵循看人下菜碟儿的办法，先从年轻的、新来的下手，最后再拼脸皮薄厚。
张雨宁走后，一听说要加一摊工作，公司部几位老大哥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般。领导没辙，要分给我一部分工作，但我从辞掉主任职位时就想好了，要颠覆从前的人设，保持“黑化”，一句“不会整”，干净利落地推掉了。领导无奈，又要分给老汪，老汪干脆请了长期病假去海南了。就这样，之前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就被撂到了空地上。
听说张雨宁回到故地就赶上有老柜员请假，送给他一个连上20天班的“大礼包”。好不容易盼到大哥销假回来，主任可怜他连上时间太长，就关了一个窗口，让他休息一天。结果立即有人打小报告到分管运营的副行长那儿，张雨宁连带分理处主任都被猛批了一顿。
没过多久，网点主任轮岗，新上任的主任看张雨宁是从机关被挤出来的，更不拿他当回事了。
这一波，新城支行机关清理下去的借调人员足有30人之多，绝大多数被分配到了支行营业室。营业室主任本来以为人手多了能缓解下压力，就给他们分了工，却怎么也使唤不动。有的人领带不打，上班时往客户等候区椅子上一坐，客户咨询业务时一问三不知，有的人打了卡就没了影，还有的人回原来的办公室坐着。
不答对客户还算好的，因为从机关到基层能多赚几百元补贴，有个老大哥真的去站大堂了，可他业务知识早已荒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重新捡起来的，结果在客户咨询时乱说一通，惹出“消保协”投诉来，气得主任把他交回了人事科，说啥不要了。行里让这人“待岗学习”，没学一个小时，他就喊肚子疼，领导不敢托大，只好叫来120送他去医院。第二天，这个大哥的媳妇来行里堵副行长的门，说老公待岗只发基本工资，一家人揭不开锅，全家老小就来支行食堂吃。领导们一盘算，要是真让他待岗两三个月吧，行里还得出个专人看着他学习，本来能干活的就少，“卖一个搭一个”实在不划算，就没再坚持了。
后来，这大哥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谁也不知道，倒是看见他每天随大流吃食堂很积极。冯行长原定还要去网点检查基层返岗人员的工作状态，但又传出有人看到两个老大姐私下搞串联。好家伙！这要是密筹组织群体上访可就麻烦了，于是，检查也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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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又过了半年，我目睹了许多变化，才慢慢咂摸出这次“清退借调人员”的味道来。
2020年7、8月份时，龙发支行被撤销，部分人员划归新城支行。冯行长调整了机关几位分管经理负责的条线，把管工资、管费用的活全交给了原龙发支行的人。而且，新城支行原来4位个贷经理的办公场所还被换到一楼大厅，就为给从原龙发支行过来的2位个贷经理腾出办公室，冯行长甚至还要求办公室的杨主任腾出办公室给原龙发支行的1个普通员工。
总之，从龙发支行来的“移民”们一时间气势熏天，反成了新城支行的“主人”。
经过“老人”们分析，龙发支行分来的这些人，大多是更多年以前撤销的建兴支行的人，而那个已经消失的建兴支行，正是冯行长10多年前的“龙兴之地”——他在那里被提拔为副行长，几年后又接了行长的位子，老建兴支行员工的孩子来行里，都专门去看“他冯叔”。
“顾老不顾新”是人之常情。老冯当行长这么多年了，结交的朋友形成了固定的圈子。一家支行资源有限，像张雨宁这样的新人，仅凭一两顿酒局和不痛不痒的“表示”，还不足以迈入那圈子。也怨新城支行的“老人”们不给力，上一任郑行长管得松，总有“小耙子”偷偷搂钱，冯行长也是清楚的。既然“嫡系部队”用着放心，冯行长当然就得让这些轻车熟路的“土著”们靠边儿站，切断他们在工资费用上闪转腾挪的可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连王经理都不受“宠爱”，我更是人微言轻，帮小张讲话，根本没啥作用。
张雨宁开始有了辞职的想法，可他和家人稍一吐露，他爸就跟他说：“敢辞职就打断你的腿。”张雨宁说：“如果过了8年还得签一个‘定向柜员’的合同呢？”
他爸的回答是：“那也得继续干！”
国有银行这个所谓的铁饭碗，像一个无形的套子，将张雨宁困得紧紧的，别想挣脱分毫。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约我吃饭，两杯酒下肚，他也不绕弯了，直接请教起“不干柜员”的办法。
正路都试过，不行了，我猜到他想听的恐怕是邪道——脱离柜员岗位确实有一套邪门歪道，都有成功的先例：有人辱骂上级监管员，领导怕被找茬，就将其调离柜员岗了；还有人既没学历，又没什么门路，经过高人指点，先放出自己“赌博欠债”的风，然后在上班时盯着大捆的粉红色票子碎碎念“这些钱要都是我的该多好……”之类的话，把主任吓得够呛，怕出案子，没过多久，领导就把那人从柜员的坑里拎出来，安排了个客户经的岗位。
可张雨宁的口碑一直很好，光靠演戏是忽悠不了领导的，再说，那些毕竟是邪招，对年轻人的名誉伤害太大，作为老大哥，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教他这种办法。
“算了吧。”我劝他说，“‘时不利兮骓不逝’，挣扎也没用，熬吧，以后会有机会的。”
卢行长说的那2个返聘名额最终落实了，都是市行领导打过招呼的人。两人都是中专学历，不符合要求本科学历的文件规定，所以也就没举行竞聘。
几个月后，公司部那几项新业务指标排名滑到全市倒数。王经理在“推进会”上被批后也不客气，“尥蹶子”说，张雨宁调走了，业务没人能接得了。在场的3位行长也没再说啥，看样子，相对于维护关系网的重要性，领导们并不像开会时嘴上说的那样，认为“业绩比天大”。
折腾了几个月的机关改革终于尘埃落定，真正大败亏输的，只有张雨宁一人。那些被“下放”的“借调人员”，该泡病号的还在泡病号，该摸鱼的还在摸鱼，该划水的还在划水，只有他被挤下去当柜员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出头。而市行人事处的“检查组”则始终没见踪影，就好像那份声色俱厉、词严义正的文件不曾发过，也从来没说过要下来检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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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在一次饭局中，我偶然听说张雨宁已经不干柜员，转为客户经理岗了，不由感到十分惊讶：“又是借调呗？”
“不是借调，连柜员码都删除了。”那位同事肯定地说。
我心中暗道：“奇哉怪也，小张的定向柜员合同应该还没到期呢！”
我跟分管运营的领导打听，才知道张雨宁后来办了台个人POS机，刷自己的信用卡套现，隔一段时间还回去再套出来。由于是银行员工身份，张雨宁“循环套现”很快就被监管部门的大数据抓了出来。省行给新城支行下了风险提示函，说是“该员工有套现行为，有形成职业道德风险的可能”，由于柜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大量现金，“建议调离柜员岗位”。
前两年，某二级分行出过一次柜员挪用存款的案件，一条线上的会计主管、网点主任、运营经理、正副行长，都被一撸到底。领导对张雨宁的行为不明就里，可这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分管经理和分管副行长多次劝说下，冯行长终于点头同意，在系统里注销了张雨宁的柜员码，让他改任为客户经理。
我对张雨宁的家境比较了解，他们小两口虽然收入都不高，但他俩的原生家庭都比较富裕，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根本不缺钱用。张雨宁重获“自由”后心情舒畅，加上年轻、懂业务、人缘儿好，当客户经理也是个香饽饽。很快，就有个主任向我打听他的情况，显然有挖角之意。我给予张雨宁很高的评价，建议她想要人的话就趁早出手。
“之前他那个事儿……”那位主任支支吾吾地不好意思问，似乎还有一丝顾虑。
“放心！”我充满自信地答复道，“那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
又过了几个月，张雨宁张罗局子请几个要好的哥们喝酒。酒桌上的气氛很是欢乐，他虽尽量避开“庆祝逃出柜员岗”的敏感话题，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开怀大笑的样子，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酒酣耳热之际，我俩同时起身去洗手间，我借着酒劲问他：“小子，这次脱离柜员的办法是不是故意为之？”
张雨宁莞尔不答。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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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我、石海涛和李晓明，三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薪资微薄，迫于生存压力，搬进了西安西八里村。
西八里村是西安十大城中村之一，脏兮兮的匾额、蜘蛛网般交错的电线网线、蜂房一样密集的店铺、鱼鳞般排列的招待所、错落有致的民房、狭窄的街巷、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油烟熏黑的墙壁……我们就在这样的城中村开启了“蚁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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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综合实力在北方城市里居前列，又离我们老家近，故而毕业后，我们仨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西安工作。
我那时24岁，老家在陕西咸阳农村，毕业于河南一所二本大学，供职于某报社，任编辑；石海涛比我大1岁，我发小，中等个儿、微胖、单眼皮、宽鼻梁、肤白，常戴一副眼镜，博学多识，又有点小闷骚，他毕业于西安一所三本院校，在一家旅行社做计调；李晓明与他同岁，老家与我家隔河相望，高个头、瘦脸、颧骨突出、鹰钩鼻，留着酷毙的发型，一边的刘海常遮住左眼，他毕业于西安某专科院校，供职于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系剪辑师。
我们租了西八里村一套院子里的其中一间，拉开粗糙掉漆的木门后，是一道装着电子锁的铁栅门，砖铺的门道。老式窗户上住着穷年累月的灰尘，楼梯的铁扶手被租客们磨得光滑，借助于感应灯昏黄的光，才能爬上暗黑的低楼层。
院里的楼栋共7层，4层以上为加盖层，每层仅1个公用水龙头和池子。整院仅2个厕所，一个在1层楼梯下，低矮、狭小、阴暗，吊个15瓦的灯泡，进去就得低头弯腰，另一个在7层天台，去的话得爬楼梯。
民房建于90年代初期，1层一年四季几乎见不到什么阳光，站在院子向上仰望天空，一股强烈的压抑感扑面而来。下午2点以后，一缕缕明媚光线会斜照在3层以上的楼道和墙面上，这点阳光比金子还宝贵。上到7层天台，一出楼顶小门，浩瀚的天空、暖煦的春风，连同几盆清新的绿植，立刻将我们从刚才的压抑氛围中解救出来。我恍然间发现，原来西八里村的街巷里没有任何绿化类的花草树木。
我们的房子是301室，20平米，东西面各有个窗户，推开东面窗子，隔了不到2米远的东北向和东南向各有一栋民房。窗帘既薄又脏，且有破洞，白墙上留着些杂乱的铅笔画。屋里横着2张床、1张桌子和1个简易无纺布衣柜。房费月付，每月350元，电费每度8毛钱，水费一人3块/月。因为要上网，所以我们便付费拉了网线。
房东一家五口，老太婆和老大爷住在1层，大爷腿脚不便，常坐在轮椅上，儿子一家三口住在4楼。房东老太婆约摸68岁，白发疏松，瘦得好像一具行走的木乃伊，但精神矍铄。她满脸皱纹好似黄土高原的沟壑，老年斑一坨一坨的，一双犀利的三角眼，手腕上的银镯很是抢眼。
老太婆很霸道，家里啥事均由她说了算。招租、收房费、退租等事儿，她从头捋到尾，掌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老大爷、儿子、儿媳都不敢与她顶嘴。她平时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墩子上刻着“泰山石敢当”，以一副睥睨一切的样子盯着往来之人。但凡谁领个朋友过夜，她会第一时间盘问清楚对方的底细，生怕闲杂人等闯入家中生出什么事端来。
在我眼里，老太婆趾高气昂的底气源于这套民房。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是这里人的机遇，但我们“蚁族”和“西漂族”才是她的上帝。当然，西八里村的土著们除了收租度日以外，要么会开个店做个买卖，要么一日三餐后靠遛狗、打麻将棋牌填补内心空虚。
租客呢，大都是些命贱的人，日夜奔波，旨在让自己越来越值钱。我们院里多半是“蚁族”，一张张青涩的脸庞，让老态龙钟的西八里村稍显朝气。302室住的弟兄俩干配送，休假时会烧制几道小菜、弄点小酒，还会特意邀请我们仨过去小酌几杯。303的房客是个跑保险的业务员，整天一副西装革履的打扮，人收拾得干净帅气，不过房门总是紧闭，等到他退租时，房东老太婆特意把我们整层的租客叫过去观摩——只见室内垃圾堆积如山，一股股刺鼻的恶臭弥漫开来。我们当时震惊极了，真是万万没想到！
2
周内，如监工鞭子般抽打的闹铃声，一阵一阵将我们催醒。早上6、7点钟，我们要排队洗漱，人太多的话，我们会窜到别的楼层去。排队上厕所也让人很无语，故最怕腹泻。后来，我们想出了个招儿——用大可乐瓶子当“夜壶”，尿满了，就深更半夜把它偷偷倒了，再用水冲洗一下水池子……
下班后，我们聊聊天、看看书，打几局游戏后便滑入梦乡。凌晨1点，夫妻吵架声、壮汉打鼾声、情侣男欢女爱声、母猫发春声等市井喧嚣不定回荡在民房院子内。
周末是“大洗”的日子，洗衣晒被、打扫卫生。洗澡得去村子里的公共澡堂，一次5元钱。花洒有的出水快，有的出水慢，有的水温刚刚好，有的过烫或过冷。水蒸气里混着脚臭味、尿液味、汗渍味。众多成人用品店和发廊以澡堂为中心分列于巷子两旁，发廊里有些坐台小姐举止轻浮、卖弄风骚，偶有男人前去光顾。每次路过时，我仿佛能闻到逸散出的脂粉味、金钱味、汗渍味和精液味。
收拾完毕，我们仨会去大雁塔等免费景点感受古都风韵，也会在省体育场外听周杰伦等众多歌星的演唱会，跟着节奏吼几声——场内最便宜的门票，我们也买不起。西八里村毗邻小寨商圈，坐7、8分钟公交，就能抵达西部销售额第一的商场——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商场里不少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结伴而行，她们要么肩背LV包、要么手拿苹果手机。各家店铺的导购眼尖地打量着每个路人，空气里弥漫着金钱的味道。那一刻，我们对钱的渴望很强烈。
当然，我们只是看看，平时都很少买新衣服和鞋袜（在我们眼里，男人穿得干净整洁就行了），更怕生病去医院，一趟最少折进去好几百块，请病假还会被扣工资。我们交际圈都不大，石海涛拒绝参加大学室友聚会，他上的三本大学，宿舍里好几个富二代。毕业后，人家都靠家人“走后门”去了著名企业，工作稳定、收入高、福利好，很快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靠捷径超车，石海涛因此蛮自卑。但回到老家，又会被亲戚朋友叔伯阿姨盘问收入婚恋问题。
出了出租房，凝望西八里村，我发现它是中国版的“贫民窟”，里面寄居的多是社会底层、是小人物、是穷人，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甘于平凡，都在努力地活，并梦想着未来能体面地活。我每天举目所及，是青涩的大学生情侣，走路时一摇一摆的摩登女郎，西装革履的男白领，忙得不可开交的贩夫走卒，蓬头垢面的瘸腿乞丐，灰头土脸的农民工，浑身脏兮兮的清洁工，猥琐的*****，巷弄里不时会窜出一个肚腩鼓胀、浑身酒气的中年酒鬼……
西八里村日夜目睹着他们的辛酸和坎坷，像一块柔软的海绵，广泛地容纳了一切城市寻梦者。白天，生存的压力巨石般沉重地一压，无数“蚁族”与“西漂族”蜂拥而出讨生计。夜里，巷子里竞相闪烁的招牌霓灯，静待忙碌一天的人归来。
外地商贩偶尔会遭到西八里村土著们的欺凌，我曾听过这样的事：一个新来的卖土豆片夹馍的商贩，因摊位位置摆放不当有碍当地村民停车，结果遭到围殴，差点导致右眼失明。不过与冰冷的钢筋水泥丛林相比，西八里村的人间烟火很温暖。譬如那家卖杨凌蘸水面的同乡大娘，若是店里客人少时，就会给我多捞点青菜，还让我照顾好自己，趁年轻多赚钱，不要乱花钱，否则没钱的时候，人最作难。卖砂锅饼的大叔是个文学爱好者，一有空闲就抱本诸如《古炉》之类的小说疯狂地看，他告诫我，一定先把自己的世俗生活安顿好，再挤时间搞文学创作，千万不敢把文学写作当饭吃，他就吃了这亏。
在西八里村蜗居的日子里，虽然我们都苦中作乐着，但说句心里话，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多住一天，我们也都不知道这日子何时是个头。
3
我们3人中，当数李晓明的工作最累，但收入相对最高，加完班，月薪能拿到4000多块钱。我和石海涛则徘徊在2000左右，所以都挺羡慕他的。当我俩下班后躺床上追《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时，李晓明在加班剪片子，当我俩约一群好友在陕师大对面的KTV团购K歌时，李晓明还在加班剪片子，熬夜到凌晨1、2点，对他是家常便饭。
“我虽然收入比你俩高一点，但这工作真他妈的累啊！我真不想干了，够够的了。”李晓明时常抽着烟，向我们俩吐槽。
直到2014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李晓明躺在床上连抽3根烟后，突然倏地起身，郑重其事地说：“我一个同学叫我去郑州跟一个河南籍的老板搞工程呢！那个老板挺有实力的，据说这活儿来钱快。我实在没心劲干眼前这份工作了，因为要久坐，我怕我得上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前列腺炎……我想了好久，决定去呀！”
我和石海涛一脸惊愕，不约而同地问：是哪位同学呢？
李晓明答曰：严鹏。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事不靠谱，怕是个骗局。严鹏是李晓明的伙计，也是我们老家那里人，彼此也认识。此人大专学历，大学期间曾干过不少小本生意，挣了点钱，是同学眼中的“创业明星”。他为人仗义，对兄弟和女友都很大方，但行事不够老成持重，比较鲁莽，总把赚钱这事想得很简单。毕业后，他本来能留在汉中铁路段，可他说厌倦了职场的勾心斗角，先是在西安西辛庄城中村里开了家烧烤鱿鱼店，结果经营惨淡，不得不转让店铺，负债10万。没想到，这才没几个月，他又跑外地去搞工程了。
我和石海涛劝李晓明再谨慎考虑一下，毕竟这是一件大事，最好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李晓明以家人学历有限、外面的事他们不懂为由搪塞了过去。我俩特别在乎和李晓明的这份兄弟情义，暗地里寻了李晓明的几个发小，想让他们帮忙劝劝他。
一个周五晚上，我们在省体育场附近的馆子里摆了个局，众人轮番上阵，可李晓明只默默地听着我们说话，没有和我们辩论，最后执意买单，说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去是肯定要去的，我们只好作罢。
随后，李晓明带着自己攒的小1万块钱，又问家里要了2万，启程去郑州，剩下我和石海涛两人继续蜗居西八里村。
4
李晓明去郑州后不到10天后的一个周一，我下了班，像往常一样回到住处。刚准备用钥匙开门，突然发现房间门是轻轻合上的。我当即推开门进入室内，心里纳闷：难道石海涛今天下班比我早？
我心大得像前一天一样，洗了个桃子坐在床沿开吃，并准备打开电脑——直到这时，才突然一激灵，我的电脑不在桌上！我四处搜寻，发现电脑数据线被扔在了床上，再一瞅，石海涛的电脑也不见了。我心里嘀咕：有人进我们房间偷东西了！又赶紧拉开衣橱，发现西服口袋里的300元现金还在。
很明显，这小偷是直奔我们电脑来的。我赶紧给石海涛打电话，石海涛一脸懵逼，告诉我保护好第一现场，等他回来再报警。石海涛快速奔回来，我俩报警，不到10分钟，一辆警车哇儿哇儿停在了我们院门口，我俩老早立在门口迎接警察了。
街上的人们听见警车鸣笛声，驻足围观、议论纷纷。一高一矮两个警察向我俩询问情况，我俩刚说了个大概，高个警察便当众训斥起来：你俩得是刚大学毕业？怎么这么粗心的呢？这可是城中村，*****多的是，先——走，上去看看情况。
他俩简单转了一圈后，高个警察让我跟他回局里做笔录，让矮个警察在我们院子里挨家挨户问问，但没办法翻箱倒柜地寻，毕竟他没有搜查证。我和石海涛顾不上吃饭，分开忙碌，等折腾完了后，已经快晚上10点了。我买了两瓶啤酒和一份素菜拼盘，为了保护现场，我俩蹲在地上大快朵颐。
我给大姐打电话抱怨，大姐安慰我：“丢了就丢了，认命吧！这是你们该给社会缴的学费，也别抱啥幻想了，该上班安心上班去吧！以后出门在外，务必保护好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高个警察说一有消息他便会及时通知我们。结果我俩等了3天，渺无音讯。我们遂决定请假要求调村里的监控查看。我们给矮个警察买了半个西瓜、一盒“芙蓉王”、两瓶农夫果园，他跟我们客套了下，当即带我们去看村里的监控。
从早到晚，我俩除了吃午饭，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里的每一帧画面，然而进进出出的只有房东和租客，始终没有看见什么人背着电脑离开的画面——看来绝对是“内贼”所为，电脑肯定还在我们院子里没被转运出去。不过，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村里的监控将洗浴中心逼仄街道上妓女招徕顾客的违法画面拍摄得一清二楚，我们还诧异为啥警察不去扫黄呢？后来一想，他们应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矮个警察厚道些，谆谆告诫：城中村里的人很复杂，以前有个特大杀人案的罪犯就是在西八里村被抓获的，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安安心心上班去，大不了换个新电脑。
很明显，警察们要破大案子，或者说，他们应该知道是哪些惯犯作的案，只是没空查案破案罢了。我俩甚至都怀疑过房东儿子，但却没有有力证据。没办法，只能认栽。
5
一直到离开我们，李晓明都迟迟没谈女友。他一直想找个家境好的独生女，日常的口头禅是：娶个白富美，人生不再累。他觉得自己没含金钥匙出生，也没考上名牌大学，靠自己辛苦一辈子也很难翻身，婚姻是他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机会之一。
当时，我谈了个安康的女友，叫苏星辰。她正在武汉一所三本院校上大四，个头高挑，有文艺气质，我们因写作走到了一起。我想着法儿省钱给她买礼物，关心她，她也会为我抢购我喜欢的书籍，偷偷买万能充电宝送我。她给我买的一双袜子，我一直舍不得穿，甚至连同塑料袋叠得整整齐齐的，摆放在衣柜里。
我们常聊文学，一路从鲁迅、郁达夫、朱自清、林徽因聊到当代的陈忠实、贾平凹、余华，也会交流写作技巧。三日两头，从晚上8点半聊到快凌晨12点，还舍不得挂电话。我原以为我们能冲破世俗藩篱最终走到一起，结果没想到爱情还是败给了现实——她父母都有正式编制，嫌我是单亲家庭出身的农村娃，常劝她跟我分手，说婚姻只有爱是不行的，得有物质基础，他们随便都能找个比我家庭条件好的。
慢慢地，女友对我忽冷忽热，打电话不接，也不再回我信息。我连篇累牍发消息，过了很久才得到一条微信：“我刚在忙，没看到，怎么了？”语气冰冷，让我那天上午的工作状态完全不在线。
我起初很坚定，后来又纠结，这份感情让我失魂落魄的。于是，我果断在当年7月底选择了放手。
石海涛则跟一个漂亮的商洛女孩处了大半年，女孩很享受他的各种好。石海涛舍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倒学会了给女孩买衣服和化妆品，请女孩吃西餐。恋爱谈得他手头很紧，他一改往常，厚着脸皮向大学室友开口借钱，可那女孩顶多让他牵个手，一旦他有亲吻搂抱之类的亲昵行为，就会立刻推开他。
8月初，商洛女孩以一句“咱俩性格不合适”将石海涛甩掉后另择新欢，据说新欢是个“拆二代”。石海涛因此郁郁寡欢。夜里，他睡不着觉，房间网络差，他就偷偷跑到楼顶，一边抽烟解闷一边刷QQ空间和微信朋友圈。白天，他上班没精打采的，工作上出了不少纰漏，没少挨业务主管的批评。
9月一个秋雨潺潺的夜里，石海涛提了份凉菜和两瓶白酒回来，说他心口疼得像被人用刀子剜呢，让我陪他喝酒。我爽快答应。那是我见他喝酒喝得最爽快的一次，我们用一次性纸杯喝白酒，我第一杯还没喝完，他已经豪饮了两杯，脸红得像下蛋鸡。
“咱们寒窗十几年，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好不容易上个大学，总想逃离农村和土地，结果一毕业竟然混得这么惨，又回到了西安的农村，收入还不如农民工高。我掏心掏肺对她好，她咋能这么狠心呢！”石海涛的眼泪旋即夺眶而出。
“兄弟，你想开点吧！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放下，是不在乎。只怪咱们没本事，留不住自己心爱的女孩子。说到底还是咱们太天真，没有面包的爱情就像海市蜃楼，我们被现实扇的这个耳光真疼啊！”我也不由得委屈。
话音刚落，石海涛却突然拿起没喝完的白酒瓶使劲摔在地上，玻璃碎渣溅了一地，酒香弥漫。我瞅见石海涛右手被玻璃碎渣扎得鲜血直冒，还没来得及带他去村卫生室包扎，楼下的租房子的小伙已经找上门来。石海涛借酒壮胆，朝人家大声吼叫，还差点跟人家动手，我好赖拦住了他。房东老太婆立即赶来询问情况。我急忙让石海涛冷静下，给小伙解释和道歉，并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的事发生。
最后，那小伙眼神中流露着一丝同情地悄悄下了楼，房东老太婆却感叹了一句：“不就失恋了么，有啥想不开的呢，你的爱情又不是全院子人的爱情！”
“你可真够刻薄的了。”我实在忍不住，怼了房东老太婆一句。
之后，我赶忙带着石海涛去村卫生室包扎，一路上秋风吹得我俩直打哆嗦，雨水混着生活污水淹没了我俩的鞋袜和裤腿。此时的西八里村，恰似浮在水上的吊脚楼——没错！我们“蚁族”唯一的出路，只有“自渡”。
回来后，石海涛躺在床上抽泣，嘴里叨叨：“我最近晦气得很，前两天吃午饭时，还把几百块钱丢了。”
“我去！你也真命背。不过，你想想我那电脑，还是我舅送我的好机子呢，我还没怎么用过呢，就让贼娃子弄走了，更何况苏星辰也和我分手了！”我急忙关上散味的窗户，拉上窗帘，又清理完玻璃碎渣，再坐在床边给他宽心。
但我那些宽心的话似乎对石海涛毫无意义，于是，我只好放歌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开始是《男儿当自强》《大男人》之类昂扬的歌，他毫无反应，直到播到那年邓紫棋的成名曲——《泡沫》的副歌部分，“爱本是泡沫，怪我没有看破，有什么难过？”——他突然就不哭了，收住情绪，之后便一直把这首歌循环播放着，慢慢地进入梦乡。
石海涛睡着了，我却失眠了，我也为自己的爱情悲剧而感到挫败。不过从此以后，《泡沫》成了石海涛KTV必唱曲目。
6
为了尽快放下那段感情，石海涛还干了一件事。
他在某著名婚恋交友网站注册了会员，很快结识了一个自称祖籍福建、在西安工作的漂亮女孩。女孩加了他的微信后，主动关心他，找他闲聊解闷，还主动要他电话，并急切地想和他约会。
石海涛那阵子快乐了一段时间，很快答应和女孩线下见面。他们约了一个周六下午，在五路口的一个小广场见面。那女孩挽着闺蜜的胳膊，是两人一起来的。
“你咋和网上的照片有点不一样。”石海涛感叹。
女孩赶紧解释：“我那些照片都是P过图的，嘿嘿。”然后又说：“我和闺蜜逛累了，咱们就在附近的那家咖啡店里简单喝点吧！”
“好啊！”
可他们一行三人刚一踏进咖啡店，店里的青年男女便纷纷望向他们，特别是对着石海涛上下打量，那些眼神让石海涛觉得有点儿怪异。他们坐进2楼一个卡座，那女孩立马招呼服务员拿菜单来。
石海涛说：“你俩随便点嘛，别客气！”然后，女孩要了两瓶红酒和一个果盘，石海涛要了杯奶茶。倒好了酒，女孩举杯说：“来，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
他们仨刚一碰杯，喝完红酒，那位服务员便要求买单。石海涛问他多少钱，对方答：“先生您好！您一共消费了865元。”
石海涛猛然一惊，他瞅了眼那女孩，发现她正直勾勾地盯着他，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你们这都是些什么红酒？”
“先生，你们刚点的是新西兰的进口红酒，口感很好。”
石海涛猛地想起自己以前看到过的一条新闻，讲的是某大学生被酒托女诈骗5000多块钱的悲惨遭遇。他立马意识到自己掉进圈套了，但灵机一动，装出淡定、大方的样子，先付了900元，又把找零执意塞给了女孩。女孩还在骗，说自己还有点饿，提议再点儿甜点。石海涛说，没问题啊，不过咱们先把酒和果盘消费一下嘛，别浪费。
酒喝了一半，石海涛那杯奶茶也大半进肚，便以去卫生间为由伺机飞奔逃出咖啡馆。出了咖啡馆后，他隐约感觉背后有两壮汉尾随，吓得赶紧跳上一辆公交车，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安全了。
石海涛立刻给那女孩发微信，刚在微信上打了“我X你妈！你个*****的贱女人不得好死”之类泄愤的话，还没发出去呢，就发现被拉黑了。这下，他更加坐实自己被酒托女诈骗的事实。他很想报警，但又一想，若是别人知道他因好色被骗，脸面更加荡然无存。最终，他自认倒霉，只把这事告诉了我，我让他以后别在网上找女友了，不靠谱。
之后突然有一天，石海涛把床头墙上贴的刘诗诗的海报撕掉了，又贴上一张白纸，纸上写了尼采的名言：那些杀不死我的事物，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
7
我在报社主要负责副刊编校、报纸征订、活动方案策划及执行等工作。单位女孩多，是非也多。譬如，部门主任今天带这个妹子外出采访，另一个就不开心了；某个女娃拉到活动赞助有提成了，另一个长得不错的妹子就嫉妒得窝火……即使我兢兢业业、少说话多做事，但终究难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我总觉得在报社没学到多少采编经验，反而整天得看人脸色说话行事，还得站队，费尽心力征订出去的报纸提成，也会被部门主任以各种借口迟发少发。
2014年9月17日，我下定决心离职。当时，我想进西安最具公信力的《华商报》，可惜人家不招人；我又想去《陕西日报》，那边的人事则嫌我工作经验太少。
“换工作穷半年”，此话不假。我犹记得前报社部门主任给我们说的一句话：钱难挣，屎难吃。霎时间，我觉得这土掉渣的俚语简直就是真理。
石海涛平时很少向我吐槽工作，因为他怕闹笑话，毕竟他大学念英语专业，一毕业就进了旅游行业，完全是个新人，从零学起。
但当我9月中旬离职，他也前后脚于9月底鼓足勇气不干了。原来他也在一直隐忍——在公司带石海涛的师傅是个45岁的中年女人，他办完离职手续后，那女人立时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条说说，“终于走了个害群之马！”气得石海涛直接撕破脸回怼：你就是个傻X！然后刷地将那女人的微信删掉。不过，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职场风雨，我至今都不得而知。
10月中旬，石海涛换了家旅行社，继续开启新的打工生涯。我和他的打算不一样，再也不想随便找一家单位继续被人当廉价劳动力压榨。我想寻个彼此都觉得合适的单位上班，最好是能学到东西。
那段待业期，石海涛上班后，若有面试，我会准备面试，没有的话，我就躲进网吧里撰稿投稿，以期能多赚点稿费。虽然没有合适的工作，但偶尔送来的文学报刊和零碎稿费也能让我高兴半天，身边的同学也常戏称我为“作家”。周末去干兼职补贴，我发过传单，一天能赚80元。11月开始，石海涛托关系找了“房托”的兼职，我们跑一家楼市可赚15元。于是，我俩双休日纷纷上岗当“房托”，他每天跑5家，我能跑7家，也因此了解到了西安楼市的前沿讯息。
2014年，全国楼市在“去库存”，西安均价6000多的房子成为不少有钱人投资的“香饽饽”，我有几个同学也在家人的帮助下顺利搭上了车。我心里深知这是个机会，但我家凑不够首付的钱。
为了生存，我曾连续三周只吃电子烤饼（用大的电饼铛烙的饼，便宜）夹豆腐乳，一天三顿，每顿一个。每次一出家门，特别是中午，我望着缭绕着的煮面、煮饺子的水蒸气，望着熟食店老板售卖的卤肉，一波又一波的口水被我使劲吞咽了下去。
有一次午饭点，我正在吃豆腐乳夹馍，母亲打来电话问我生活费够不，我骗她说够着呢。殊不知，毕业1年多了，我一分钱没攒到，还欠伙计2000多块钱。但我一想着56岁的母亲还在老家种地，给别人疏花、套袋子、摘苹果、剥玉米，实在没脸问她索要生活费。
挂了电话后，我一想到爱情与我无缘，好工作跟我无缘，唯独缺钱跟我太有缘，再想想当下的“蚁族”生活，瞬间觉得自己太失败，潸然泪下。我气愤地将夹着豆腐乳的烤饼直接扔进垃圾桶，一个人默默地爬上7楼天台，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许久许久……
我真可笑啊！我大学期间把社会和前程想得太美好了。当年，正值“TF BOYS”走红，标志着00后将闪亮登场，而我们90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心头隐约有种压迫感。失眠常和我在夜里邂逅，路遥的《人生》被我翻了5、6遍，书上写满了我的札记；白天没面试邀请的话，我会焦虑不安，很怕自己重演方方笔下“涂自强”的人生悲剧。
那时候我很喜欢许嵩唱的《山水之间》，逍遥避世，甚至都想过回老家过田园生活，人活着好累！人在低谷期，自我否定和怀疑会纷至沓来。但幸好，我很快能调整好心态，继续吃豆腐乳夹馍，并甘之如饴。因为我确定，人生触底即可反弹，总体而言，我是个“乐天派”。
天无绝人之路，12月初，我终于找到了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是西安一家杂志社的采编。杂志社的大股东为一位酒业大亨，身价过千万。面试我的编辑部主任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酷爱文学、擅长写作，而我有幸凭几篇之前发表在刊物上的文艺作品得到了她的赏识。新工作双休，有年终奖和节日福利，有加班费，甚至有采暖和高温补贴，缴齐五险，月收入翻了两番，出差则能达到5000多。
8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我仅在杂志社工作一个月后便转正了，也很快还清了债务。我开始攒钱，石海涛也开始攒钱。我俩的梦想很简单：工作稳定，收入能慢慢提高。有朝一日，一定要在城里贷款买房，顺利完成“蚁族”到“房奴”的跨越。
李晓明去了郑州以后甚少跟我们主动联系，平时都是我俩联系他。我们问他在那边具体干了什么工程，他有时候说给小区装监控，有时候说接了路桥工程的活……直到年底回老家，我、石海涛还有别的兄弟聚会时，才得知李晓明和严鹏就没回来过年，而且中途问家人要了不少钱。
2015年3月，我交往了新女友，她和我是老乡，感情还算稳定。当年6月底，我搬出西八里村，和女友在莲湖区西门外的南小巷开启同居生活。石海涛则搬到了高新区的南窑头社区，和我另一个伙计合租。
彼时西安楼市仍然低迷，房价甚至比兰州都低。直到2017年3月以后才从均价7000多一路飙升，且有价有市。我们在家人和亲友的帮衬下，相继背上30年房贷，石海涛以每平方8000多的单价，买了西咸新区沣东新城90多平的地铁盘两居室，月供2800元；我比他买的晚，以1万2每平买了同楼盘77平的双地铁盘两居室，月供3400多。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相继结婚、生子，生活总算是步入正轨。
李晓明和严鹏于2017年初回到西安，他俩双双被银行列入征信黑名单，家里的钱也兜空了，俩人都背了债，有伙计说至少每人20万，有的说更多，还有人说他们误入过传销，但两人矢口否认，避而不谈。李晓明父亲为了帮他还债，曾于2019年远赴印尼打工，次年3月奔回国。
那几年，我们常会收到某银行的电话，说李晓明欠钱未还。他当初借款时留了我们的联系方式，但我们一问起李晓明，他就矢口否认，还劝我们不要理那些金融骗子……
2020年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石海涛忙着和女友约会，我和李晓明相约去西八里村重温青春。西八里村依然没有拆迁，成了政府、开发商与村民三方博弈后维持现状的产物。
那里很熟悉，但却再也不属于我们，我俩在村里吃了点小吃后，便去了曲江池遗址公园。末了，李晓明请我吃烧烤，我们喝了1瓶白酒、8瓶啤酒，一直聊到凌晨12点半才作别。
临别前，他红着眼说：“感谢在我作难的时候，你能借钱给我。这份情义，我记着呢！”
我回：“都是兄弟，你就别见外了！兄弟只希望你早点儿还清债务，早点儿完婚，早点儿让叔和姨抱上孙子。”
时至今日，严鹏仍在西安折腾，至今无房无车，也没结婚。李晓明辗转去了江苏昆山，又跑去广西南宁。我和石海涛劝他早点回来发展，他说自己征信出了问题买房不能贷款，西安动辄1万8每平的高房价让他无立锥之地，唯有逃离。在异乡的月夜里，他爱上了《流浪歌》《离家的孩子》……听着听着，鼻子就酸了。
每年大年初一，河对岸李晓明老家街道上家家户户门口几乎都停着辆轿车，妇女们拉家常，孩子们奔跑着，而李晓明的父母则将大门紧闭，躲在家里，村里人多的地方，他父母也不愿意去凑热闹。说实话，我和石海涛很想帮李晓明，但我们也爱莫能助。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