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世，韧带断裂，练体操18年，我拿过世界冠军，也一次次在低谷徘徊
我是范忆琳，前国家体操队运动员。从4岁第一次接触体操，到22岁退役，体操陪伴了我近二十年。它给过我荣誉和成就，在漫长的运动员生涯里，我拿过两次世锦赛冠军，三次全运会冠军，还拥有了用自己名字的命名动作“范忆琳下”；也给过我困难和磨练，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在一点点“爬”出低谷，靠着韧劲，坚持到我作为运动员的最后一刻。
2020年，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时的我。
1999年，我在上海出生，父母是做五金生意的，平时比较忙，两岁之前我跟着奶奶在上海周边的村子里生活，两岁时爸爸妈妈把我接到了嘉定。一般孩子都是三岁上幼儿园，但家里太忙，爸爸就去问园长能不能让我提早一年入学。可能园长觉得我长得比较可爱，就破例让我提早进入幼儿园，上了两年小班。
小时候，我对体操没什么概念，走上这条路实属偶然。我们幼儿园是体操特色幼儿园，有一些少儿体操的基础训练，老师选了一些有表现力的小朋友，组成艺术体操班。日常上课之外，老师会带着我们做游戏，排练球操、圈操、板凳操之类的，节日时我们还会去演出。
四岁时，我已经在幼儿园接受过压腿训练。
我那时候觉得练这些挺好玩的，在垫子上做前滚翻，或打着拍子跳操都很有趣。只有压腿比较痛，压后腿时要抱着老师，一条腿垂直立在地面，另一条腿被老师搬着，直直地拉起来。痛到坚持不住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调整呼吸，或是再数十个数。
幼儿园中班的时候，上海市嘉定区和虹口区有一个体操的合作项目，教练来我们幼儿园选苗子。选中的人被拉去了虹口体校，那个体操馆特别大，我眼前一亮。场馆里有很多小朋友，年龄看上去比我大一些。把杆旁、地毯上都有人训练。
教练让我们压腿或倒立，测试我们的协调性、柔韧性和爆发力。我不属于自身条件很好的运动员，还记得教练说，我腿部力量不够、核心力量也弱，没什么优势。但我不怕痛，耐力强，如果感觉到痛，也不会马上大叫或者大哭，只要在自己承受范围内，都还能再坚持一下。
在虹口体校，我正式开始了体操的训练生涯。
被体校选中后，我被转到虹口一个全托幼儿园，上午在幼儿园，下午去训练，四岁起就一周只回家一次。周末可以回家待一天半，礼拜一早上六点多又得起床赶去学校。冬天特别遭罪，太冷，起不来，训练时手也是冰凉的。
和之前在幼儿园做游戏练操不同，体校的训练更具专业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开始是练习柔韧，压腿，然后是学习支撑，倒立。慢慢地再加入平衡木、高低杠这些项目。
刚接触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在平衡木上打体操步，很容易站不住；在高低杠上摆浪，抓不住杠子就会飞出去。好在有海绵坑接着，练久了也慢慢克服了恐惧感。小孩子手皮都很嫩，抓杠子时间长了，破皮是家常便饭，还会起圆圆的血泡。只能等着反复起几次血泡，长出茧子来，才不那么容易破。
除了练动作，教练制定的体能训练计划强度也很大， 2分50秒跑完800米，跑不到至少要重来三次。如果三次还达不到要求，教练会把要求放宽5秒，跑进2分55秒就能过关。
那些身体素质强的小朋友就像拳击手，而我身上软绵绵的，像舞蹈生一样柔，和别人的差距明显。比起跑得快的人，我每回都能差个大半圈。跑步、拉引体，肌肉一酸就使不上劲，速度也会变慢，很夸张地喘着粗气，达不到教练的要求，还要一次次重来。
但我从小就不是会撒娇的性格，一起练的小伙伴觉得太疼太苦，就会直接哭了，家长往往很心疼，就没坚持练下去。我习惯自己消化情绪，心里有什么想法和感受，也不会马上和别人说。我们家当时住的是门面房，一条街上做生意的邻居们彼此之间都很熟，他们知道我练体操，每次回家就有一群人围过来，看到我手上的伤很心疼，但我从来不说苦。
记忆中，父母好像没对我练体操这件事表达过反对意见或是动摇。直到我退役后回上海，和以前的教练聊天才知道，当时父母也很担心，一方面觉得太辛苦，另一方面也怕我练不出来，人生就此没了其他退路。
上小学就到了可以进二线队的年龄，2007年，我加入上海市体操二线队，正式开始职业体操训练。小学也在虹口，上午上课，下午两节课后去体校训练，还是一周回家一次。
体操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童年时光。
当时的我很羡慕那些不用训练的孩子，放寒暑假还能出去玩，而我假期一早就要去训练，中午睡觉也在体操房。偶尔看到一起训练的孩子生病发烧被接回家休息，我也巴不得可以生病。但奇怪的是，练体操前我几乎每周都因为感冒发烧去医院打针，练体操后竟然一次也没有过。
在市二线队时，周末回家，周日晚上就要归队。我曾跟爸妈说过“不想练了”之类的话，练体操好累，又舍不得离开家。爸爸明白我依恋的情绪，有时过年过节放了几天假，爸爸再送我归队训练时，都会在体操馆的窗外站几分钟。
我习惯用余光瞥窗外，确认爸爸是不是还在，练着练着再一看，发现他不见了，我就知道他走了，这种感觉非常难受。不过，训练个几天后，我也不会再想放弃的事。
小时候的照片大多穿着训练服。
2010年，我11岁，又到了升队的年龄，升入市一线队继续职业体操训练。小时候的比赛，我一直拿不到奖牌。现在少儿组的体操比赛会按年龄分开，我们那时候是不分的，9岁组和10岁组在一起比。原本同年龄段的人已经比我厉害了，还要跟比我大一岁的人一起比赛，根本没有拿奖牌的可能。
幸运的是，2012年，我在杭州的中国青年体操锦标赛中抓住机会，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第一名。当时预赛比完，我排名第二，没想到当天晚上我突发急性肠胃炎。我爸爸来看我，给我带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为了不让他担心，我在他面前还强撑着吃了一口，等他一走，我就吐了一地。
我被送到医院吊盐水到凌晨三点多，教练劝我放弃后天的比赛，但我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机会，坚持要上场，最后正常发挥，拿到了第一名。这次比赛也让教练看到了我强大的抗压能力。
13岁那年参加的全运会，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大型比赛，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被选上和上海市队的姐姐们参加团体赛，市队里很多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团体赛中，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尽量不给大家拖后腿，能小晃就不大晃，能不掉下来就不掉下来，把失误率降到最小。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进杠动作是分掏和并掏，一般的进杠动作只有C组难度，但这个动作难度是D组，场上没有其他人做，只有我。
13岁那年，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和姐姐们拿到团体冠军。穿红色衣服，站在最左边的是我。
全运会赛后，和教练们的合影。
这场比赛也让国家队的教练看到了我。2014年9月，我从上海市队去了国家队。前一天早上训练的时候，市队里带我的教练周导简单说了一句，让爸妈帮我收拾一下行李，第二天就去国家队了。我感觉出他有些不舍，还跟我说“晚上一起吃顿饭，应该是最后一次见周导啦。”想到要和熟悉的人分开，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收拾好行李，爸妈把我送到高铁站，我一个人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其实刚得知要进国家队这个消息时，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等真正进入到国家队场馆，看见墙上挂着的世界冠军榜，和电视里纪录片拍出来的一样。震撼、光荣，一下子觉得这个地方好神圣。在场馆里，我见到了好多冠军姐姐，姚金男、黄慧丹、商春松......远远地看她们，竟然能跟她们一起训练，整个人像在做梦一样。
刚到北京时，我不太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时不时流鼻血。训练时皮肤蹭到海绵坑，洗澡时水再一接触，就会火辣辣地痛；脚底的皮也会裂开，练平衡木脚砸到地上，钻心地痛。皮还没有长牢，训练一砸开又裂了。一整个冬天下来，脚底裂得很深，口子边上长了厚厚的老茧。天气转暖后，我就拿刀片把茧刮掉一点，再涂一点油，等它慢慢长好。
进入国家队后，训练之路变得没那么容易了。2014年，妈妈查出癌症晚期，不到年底就走了。她的离开，把我拉进运动生涯的第一个低谷期。
国家队为了让队员们认真训练，会控制使用手机的频率，发手机也不是每回都和家里联系。我知道家人肯定想问我训练的情况，但练了一周很累了，好不容易有点休息时间就不想聊这些，更愿意自己打消消乐放松休息，有时候爸妈打给我的电话会没接到，或者没接。突然在15岁那年，我再也没有机会对母亲说我训练和生活上的琐事了。
我在国家队的训练照片。
2014年，我15岁。中秋节前，教练跟我说，我妈妈生病了，让我回家一趟。我之前并不知道妈妈的情况，心里困惑，平时我们自己发烧生病了都不能休息，还要在旁边压腿看别人训练，怎么家人生病还让我回去看？没深入去想，只觉得能回家好开心。
爸爸来车站接我，我感觉到他很累，见到我也不像平时那么高兴。进了家门，屋子里摆着我爱吃的桃子和冰淇淋。现在想想，妈妈病得那么严重，却还想着给我准备我爱吃的东西。
当时我还不清楚妈妈的病情，爸爸也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病。但妈妈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要人扶着才能走路，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我透过卧室门缝，能看见爸爸坐在床边帮她翻身，或是拍拍背让她喝水。她应该已经化疗了，睡觉的时候会把假发拿下来。
看见我回去，她挺开心的，正好那天过中秋节，外公、外婆、舅舅、小姨都过来吃饭。后来他们说，我回去的那天，妈妈的状态是最好的，我走之后就慢慢不行了。我当天晚上到的家，第二天中午吃过饭就走了，队里还要训练。
大概过了两三周，有天训练时高杠换低杠，我的手没撑稳，手掌中间的骨头直接裂开，当即“啪”的一声响，站在一旁的教练都听见了。教练们给我敷着冰，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第二天爸爸打电话给我，说妈妈走了。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一直哭，第二天眼睛全肿起来。
家里人怕影响我训练，原本没打算把我叫回去的，但教练们还是让我回去了。回老家的那几天，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去拜一拜，然后又继续放空自己。住在村里，一眼望过去都是阳光和菜地，脑子里没有训练，也没有什么别的事。那年我15岁，短暂地脱离了训练，突然不知道人生该干些什么。
2015年年初回到队里，我的状态还是没有调整回来。体操对体重要求很严格，我们平时连喝水都会严格控制量。高低杠不像自由操和跳马，要用手抓的动作多，身体轻盈一点才好看。同时也要看自身能力，我的身体机能差，体重还重的话，就更加完不成动作。各方面综合下来，我的体重应该保持在37公斤左右，在家涨到了42公斤。这10斤如果不立马减下去，时间越长会越来越难减。
除了日常的训练项目，每天就是练素质，减肥，吃东西也要严格控制。对于称体重的项目，一口水就是一口水的重量，严苛到这种程度，称体重之前，可能很久都不敢喝水。我们在房间里都会放一个称，每次吃完东西，或者觉得自己吃多了，就会一直上称，一直上称，时刻观察体重的变化。
2015年，国家队去广州二沙岛集训，促进和省队之间的交流。在省队集训，我就代表国家队形象，肯定希望能给省队的运动员树立榜样，但我每天在旁边减体重，等到练动作时就没有力气了。于是恶性循环，我变得“软硬不吃”。午休和晚上睡觉时会梦到妈妈，醒来很难过，不想起床也不想训练，夹杂着各种情绪。
教练把我爸爸叫到广州去陪我训练。我妈刚走，他也很伤心，每天看到我这个样子，他更心疼。他说，“不想练的话，我们就回去读书好了。”真正提到“放弃”，我开始冷静，已经练了十几年体操了，这个时候放弃，比小时候放弃更加不值得。
冷静下来后，我的训练态度开始有了转变。我爸在广州总共待了五天，时间不长，但给了我很大的心理慰藉。他的陪伴和教练给的那么一点点肯定，让我的状态开始有了爬升。
我适合鼓励式教育，也特别容易满足，只要教练开口说我有一点点进步，我就会特别开心。这时候教练会说，你还没有做到最好，不要这么开心好吧？可我的心态就是，如果每次进步一点点就能开心，就可以开心很多次，如果一定要做到最完美才会开心的话，达不到就会一直不开心。只有满足过后，我才有力量让自己再前进。
2015年年初的华东赛，我在高低杠项目上拿了第一。虽然华东赛就是个小比赛，但只要有比赛，训练节奏就特别快，没时间让你磨蹭，练完马上得走人，要去休息、调整，反而训练过程不会太拖沓、枯燥。而我呢，肯定不想比赛出丑，反而更积极地管理体重。华东赛之后，我的体重也逐渐达到了要求。
一切都在越来越好。2015年，6月份，我第一次代表国家队比亚锦赛，获得个人平衡木冠军、团体赛第二，高低杠第三，金银铜都拿了。10月份，我参加了世锦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心态却没有想象中紧张，想着不拿冠军就算是交个学费。世锦赛都是有名气的运动员，我什么都不是，就觉得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好慌的。
我是第三个比完的，总分15.366分，暂时排在第一。我在场下看着，暗自期望后面出场的运动员得分都不要比我高。可第四位、第六位运动员居然都拿到相同的15.366分，在大屏幕上，中、美、俄三个国家的国旗和运动员名字放在一条水平线上。
第七位出场的俄罗斯运动员还是15.366分，四个并列第一，太戏剧了！这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拿到冠军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来祝贺你，等我拿到手机的时候已经看见几百条消息。
从右至左：我，俄罗斯的科莫娃，俄罗斯的斯皮里多诺娃，美国的柯西安。四个并列冠军一起站上领奖台。
2016年里约奥运会选拔，教练在选人时还提到了这场比赛，说“这孩子心理素质肯定没问题。”当时我妈妈去世不久，比赛里各国运动员竞争又很激烈，我顶着压力拿到了世界冠军，说明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可我的里约奥运会旅程却没有那么顺利。
在资格赛中，我的难度分是最高的，正常发挥肯定是进决赛的水平。尽管出现了小失误，有两个连接动作没有连上，但不至于决赛都进不了。可结果是，我的完成分被打低了，总分排在第九位，无缘决赛。
赛场上，哪怕有再多遗憾和不服都没办法去回想，也无法改变结果，只能马上调整状态进入下一个项目。个人赛结束了就要备战团体的决赛，更多要考虑团体赛上怎么不出现大的失误。还好，最终团体赛取得了季军。
里约奥运会，我虽然在个人赛中失利，却仍然在团体赛中努力拼搏。
里约奥运会中没能进高低杠的决赛，也让我短暂走入训练低谷。教练们为了帮助我走出来，动了很多脑筋。我核心力量弱，下法时做长半径的动作会非常吃力，短半径的动作会对我轻松一些。按我之前的下法方式，难度分会降组，而后摆180接团身后空翻两周的下法也是D组难度，教练就让我练了这个动作。
一年后的世锦赛赛场，稳定的发挥让我拿下女子高低杠的冠军，D分是世界上最高的，6.5分。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是对我真正实力的证明。不仅如此，180后空翻下这个动作也被命名为“范忆琳下”。
有属于自己的命名动作和拿世界冠军的心情还不一样，想到未来别人每次用到这个难度动作，都会说“范忆琳下”，很骄傲。这个冠军和这个命名动作，成了我冲击东京奥运会的起点。
2017年世锦赛，我拥有了自己的命名动作“范忆琳下”。
当时的我不会想到，冲击东京奥运会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比比赛失误、丢牌更大的挑战——伤病。2017年世锦赛后不久，我因为腰伤和膝盖伤，陷入了一个更为漫长的低谷期。
体操练久了腰部都有劳损，2017年全运会前几个月，我的腰部劳损问题愈演愈烈，走路或抬一抬腿，腰都在疼，有骨头错位的感觉。做了一些治疗，但没什么很好的效果，每天的训练都很痛苦。找医生正骨后有所缓解，但每天都要坚持训练，做重复性的动作，伤不可能好透彻。
2018年初，我在训练时又把膝盖伤了。当时刚过完年，大家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有一个队内测验，我想在测验中给自己提提气，拼一拼，就选择了一个平衡木下法的转体动作，其实状态和能力都没有达到可以完成这个动作的程度，结果下法时我没转正，膝盖扭了，韧带断裂。
固定好膝盖后，我在床上躺了几天完全不能动，等肿消下去。恢复到可以下地走路时，我去找了一个在这方面比较好的北京医生，他说膝盖现在这么松，建议手术。平时我们严格控制体重，加上运动量大，发育期要比正常女孩子晚很多。如果这个时候歇下来，运动量一降，体重肯定上涨，身体也会很快发育。当时我已经18岁了，在体操项目里已经没有年龄优势了，时间很宝贵，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
教练和队医问我本人的意见，我觉得我已经有些康复训练，也能下地走路了，这个时候做手术会影响我的进度。保守治疗的方案就要康复周期内多练肌肉力量，让肌肉拉住膝盖。高低杠中只有一个动作需要落地，那我就把肌肉力量练到下法落地站稳就可以了，这不是没有可能。
我歇了三个月没怎么训练，恢复前期，我的膝盖灵活度很低，只能弯那么一点点，要每天去压膝盖，让它慢慢活动到九十度。配合着做电疗，在皮肤上贴切片，电击肌肉，防止肌肉萎缩。为了不让身体机能退化，康复期也需要做一些倒立、爬杠子、吊杠子的练习。
韧带断了后，我只能在场下看大家比赛，满心渴望能再次回到赛场。
正式恢复训练，我却连一个完整的动作都做不了，又不能加练太多，膝盖会水肿。有时候一天这个动作只能练一次，状态好的话，慢慢加到两次，如果练第三次膝盖开始有反应了，就要停。身体不同部位的肌肉可能都会撑着杠子，或者撑在地上，因此在恢复期，我的肩、脖子、腰、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肌肉拉伤，后背脊柱也有错位。
刚开始我还没有“天塌下来”那样的恐慌感，觉得过段时间肯定会好起来的，一直给自己心理暗示。但这个过程比想象中要困难，年龄和伤病给我带来的影响变得明显起来，小时候只需要学习技术，现在更多要依赖身体情况和状态。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现在做并掏动作，比小时候要吃力许多。来回几次，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到了要离开体操的时候？
放弃的念头又冒出来。我哭过很多次，我们房间的女教练常常过来安慰我说，“没事的琳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教练们知道我状态不佳，比赛时也会告诉我“安全第一，比赛第二”、“上午练得不好，下午再调整状态”。他们越是包容我，我越不想让他们失望。
因为膝盖受伤，刚恢复训练时要打绷带帮助固定。
况且，里约奥运会我有遗憾，东京奥运会时间逼近，练下去是我唯一的选择。平衡木的木头很硬，空翻落下来对膝盖的冲击还是很大的，高低杠只要下法空翻落下来，膝盖能承受住就没问题。在此之前，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我的优势项目，膝盖受伤后只能练集中用上肢力量的高低杠了。没办法比团体赛，那就只比单项。无论如何，让我出去比赛，我的心就有重新回到赛场的感觉，反过来也能激励训练。
有人给我起外号，叫“巨能练”，可能说“巨耐练”更合适。体重超标的困扰让我注定要比别人练得多，除了原本的训练计划，长跑加大力量训练是家常便饭。我了解自身的能力，所以在里约奥运会后的采访中，我没有给到大家一个肯定的说法，说我一定会坚持到东京奥运会，但在我心里，会一年一年地、一天一天地去努力，坚持到自己练不动为止，坚持到最后一刻。
奥运会团体赛资格由前一两年的世锦赛成绩决定，名额能提前拿到，个人赛资格要通过奥运会前一两年的各种世界比赛积分决定，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去打比赛。2019年到2020年，我扛着伤病，拿了4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高低杠比赛的资格。
2020年，我参加全国锦标赛，获得高低杠冠军。
2020年3月体操世界杯后，东京奥运会推迟的消息传出，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有更多时间用来恢复和准备，另一方面，延期对我们这种大龄运动员来说很难熬，加上我的伤，状态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疫情也成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每次出国比完大赛，回来就被关在房间里。隔离期间也要跳绳、倒立，但毕竟场地有限，达不到平时训练的强度，很难保持状态。一个月隔离下来，又连一个动作都完成不了，还比什么呢？
2021年初隔离时，我下决心比完这一年的奥运会和全运会就退役了。反复的隔离让我身心疲惫，我很想能休息一段时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时间久了，再想恢复到比赛状态很困难。我也知道受到年龄和伤病影响，可能往后再也达不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了。
参加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在场馆里也要戴着口罩。
东京奥运会前两周，我在换杠的时候没抓稳飞了出去，脸着地，整个身子立起来，导致脖子又添了扭伤。新伤旧伤加在一起，对冲击奖牌，我不敢有太多期待。
赢的感觉都是瞬间的，真正站到决赛的赛场，裁判示意，开始第一个动作，并掏，空翻……第一个长串动作完美。一般来说比赛能达到训练时的百分之五十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当时我几乎拿出了训练的百分之百，这时候我才对奖牌有所期待。只要后面的动作都成功了、完美了，奖牌是肯定的。可能是这样的杂念影响了我，结果下法时失误，直接坐到了地上，最后只拿到第七名。
尽管前面完成得很完美，我最终因下法失误无缘奖牌。
下法没站稳的那一刻，我眼泪差点就涌出来，赛场上我一直忍着。我的教练周导没有一起跟来东京，赛后我给他打电话，听到熟悉的声音，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掉下来。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是不可能的，像是一种无意识。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这些：如果当时没有想要完美，如果用劲少一点，如果最后站住了......
从这种情绪泥潭中走出来，慢慢释怀一些，可能还是周导给我的影响。小时候在上海队，周导就带着我训练；2014年我升入国家队，2017年周导担任国家队教练，继续带我。他跟我讲一些他以前带运动员的故事，他说他原本是个坏脾气的人，我刚进上海市一线队时，能看得出来他的暴躁。
时间的推移让他变化很大，等再见面，他来国家队重新带我训练时，已经变得像一个佛系的老父亲，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他安慰我说，人生会遇到很多事情，不能总纠结在这一个问题上。今天遇到难过的事，你可以随便哭，但明天就要振作起来，明天是新的一天。
奥运会过后一个月就是全运会。从日本回中国还要隔离，要恢复到参加大赛的状态很难。脖子的伤病仍在影响我，从上海出发到全运村的时候，我连一个完整的成套都做不下来，外面也有传言：“范忆琳不行了。”听到这样的言论，我心里其实没有难过，反而压力一下子变小了。比赛的戏剧性太强，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结局是什么，在赛前不被大家看好，这样才有看点。
全运会预赛保稳，我用了难度分6.3的套，成套难度在预赛中排第二，总分也排在第二。现在的世界冠军韦筱圆，是当时冲击这块金牌的强劲对手，她在预赛中用了难度分6.5的套，总分排在第一。
决赛前一晚，周导和我商量，如果继续用难度6.3的套，你做得很完美，别人也做得很完美，冠军可能就不是你的；如果用6.5的套并且顺利地完成，冠军就是你的，但如果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到底想不想冲，压力完全给到我。无非就是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这是应该是我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我想尽力做到最好。当即决定，就6.5了。
第二天决赛，我能明显感觉到周导很紧张。以前我比赛的时候，周导会说你那么着急干嘛，还有那么长时间，可以先休息，他还会跑去找别的教练聊天。但这次不同，他全程没跟别人讲话，也不跟我讲话，能感觉到他非常焦虑。我也很紧张，没有安全感，候场的时候不知道哭了几次。
进赛场时，我和周导说，“最后几分钟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上场前最后几分钟，也或许是我体操生涯的最后几分钟。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的体操生涯做完这套动作就要结束了。周导说，“拼了。”我眼泪又掉下来。擦干眼泪调整了几分钟，就轮到我上场了。
赛场上我什么杂念也没有，一个接一个地完成动作。并正掏360，腾跃至高杠，空翻……下法稳稳站住。这整套动作是我体操生涯中最完美的一套，即便前两次拿世界冠军，动作都不像这套那么完美。
落地的那一瞬间，压力完全释放了，眼泪开始止不住。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运动员拿冠军时会哭？我想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泪水中混杂着各种情绪，有完成动作的激动和开心，又想起过程中在低谷和顶峰之间反复的种种不易。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这次就是真正谢幕了。
运动员生涯中，最后一次站上冠军领奖台。
那天之后，我正式开始了退役生活。之前特别羡慕退役的姐姐，羡慕她们不用控体重，可以吃各种想吃的东西，也没人管你几点睡几点起。但真到自己退役后，我也有种脱节感。训练时每天的生活都是被安排，真正走进了社会，人不能是被动的，很多事都要自己了解自己做，直到现在我还在适应的过程中。
退役后，我学起了琵琶，现在已经达到四级水平。
周导跟我们说，不练体操了一定要去大学上课，常年在队里封闭式训练，结束后要去学校里接触些新东西。退役后，我去上海交通大学读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里同学也基本都是运动员。交大校园里有湖有树，大家背着书包骑车上课，就是我想象中大学生的样子。我想未来完成学业后，能做个带体育课的大学老师也不错。
疫情期间，我和同学们一起上网课。
受到我的影响，爸爸的工作重心也从五金行业转向了体育。2018年，他开了一家运动馆，叫“范忆琳运动中心”，给小朋友做体育技能培训。退役后，我有时间会去那里带带小朋友。这和我小时候的训练性质不太一样，他们主要是来锻炼身体，没有比赛的压力。虽然这只是个业余的训练馆，但也已经有孩子能把难度动作完成得很好，甚至能自己完成侧空翻，真的让我很惊喜。
回望练体操的近二十年，刚接触时是懵懂的，但如今看来，体操成就了我。因为它，我成了别人眼中的“世界冠军”，尝到了巅峰和成功的滋味；也因为它，让我在年纪轻轻时，就经受过低谷的痛苦，和走出低谷的煎熬。
脱离校园的时间里，是体操教会了我不少人生的道理，这些都是我的财富。即便现在不练体操了，我未来也还会一直做和体育相关的事情。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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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人物｜我的工资，没有父母的退休金高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
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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