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技校生，在加拿大当电焊工，加班一天能挣5000元，带全家改变命运
我叫李君，80后，山东德州人。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高中还不是很普及，加上我学习成绩不太好，初中毕业就去技校学了两年电焊。2002年，我靠这门手艺在国外挣到人生第一桶金。赴日本打工三年，我带回家20多万人民币，从那以后就对出国务工这事儿上瘾了。
为了老婆和刚满一岁的儿子，2007年我又去了更远的加拿大，最开始是在肉食厂杀猪，后来回了电焊的老本行，一干就是十几年。加拿大蓝领的工资很可观，我工作的这家船厂能给焊工开10万加币年薪，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多万。
算上加班费和兼职，我忙的时候一天能挣一千加币，合人民币五千多，全年算下来能挣个一百万出头。作为一个没学历没背景的农村孩子，这个收入水平和我自身条件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我的工服和防护装备，加拿大冬天有零下二三十度，车间里倒是不冷。
从我往前数至少两辈儿，“穷”这个字一直就没离开过我们家。因为爷爷走得早，我爸这边没继承多少祖产，还是重复上一代的苦日子。我妈这边更可怜，她很早就父母双亡，我大舅又当爹又当妈，才把六个弟妹拉扯大。结婚之后，我爸妈还是只能靠天吃饭，自己种地解决温饱。我和弟弟打上小学起，每次交书本费、资料费都靠借，经常是上学期的刚还完，又要为下学期的发愁。
可能是遗传了父母的老实本分，我从小性格偏内向，在学习也没能给大人争气，成绩始终不太好。唯一拿得出手的是英语，初中英语老师随便到课本里找一句，我都能知道是在书里哪个位置，那段或者那句是在讲什么。可惜我偏科太严重，其他科目经常是倒数，自己都很清楚考高中肯定没希望。
五舅作为家族唯一的大学生，那年帮我指了条路，说这个成绩不如去技校学门手艺更实际些。
我五舅学的是日语专业，毕业后在我们县城当了公务员，当时正好负责一个日本研修生项目。日本的爱源县和我们德州和是友好互助城市，每年都组织一些中国青年去日本做研修生，其实就是早期的出国务工，打工三年，期间提供免费培训日语。
考虑到是政府项目，各方面有保障，五舅建议我以后也报名参加。据说我姨家的表姐就是他介绍去的，在那边当了三年缝纫工，回来带了好几十万呢。
右三是我五舅，左一是我，这是他后来去日本慰问研修生时和我们老板一起拍的。
16岁的我，对学业和前途都是懵懵懂懂的，哪里懂这个决定对未来会有多大影响。但我绝对相信舅舅，知道他这么安排肯定是用了心的。为了方便将来去日本，五舅建议我初中毕业先去技校学电焊，说是这门技术在国外比较缺人。我听着感觉将来工作很有出路，就答应了。
1998年夏天，五舅把我送到德州技工学校，还帮我把三年8500块钱的学费一次性交清了。这笔钱在那个年代对普通家庭算巨款，我们家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为了帮爸妈省点生活费，我到了技校也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一天三顿吃什么要想得清清楚楚，上顿要是吃超了，下顿就只能挨饿。
好多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都有个特点，就是不管以前过得多混沌，一旦心里有了目标，那股干劲儿就上来了。初中我文化课不行，这时候学技术特别用心。
刚开始天天练焊接，我两只眼睛被焊光灼得生疼，到了晚上一点不能见光，不然就泪流不止。那时候国内搞电焊还没有防飞溅剂，防护用品也不够好，我胸口上、胳膊上、腿上，到处都是被高温焊花烫伤的疤。
我在技工学校的毕业证，原件已经找不到了。
技校教得很全，制图、看图、气割、气焊、电焊这些技术我在两年时间全学会了，尤其是制图，深得老师器重。第三年学校分配实习，我被分到德州本地的一家轻钢结构厂。实习期每个月90元工资，钱虽然很少，省吃俭用也够我一个月生活费，起码不用再跟家里要钱了。
厂子里的环境又脏、工作又累，我们干活儿的时候就一个焊工帽，连个防尘面罩都没有，一天下来脸都是污的。我每天要焊一箱子焊条，工作时长最少也得十来个小时，下了班脑子里还是电焊的噪音。
干够三个月，我工资涨到200块钱，这时候又赶上了弟弟上高中。为了减轻爸妈的负担，我自己留100，另一半给弟弟当生活费。每个月一发工资，就骑上自行车跨越大半个德州城去学校送钱。
实习满一年后，我正好20岁，五舅通知说可以参加日本企业的面试了。日企老板对我各方面能力都表示满意，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年纪太小，怕适应不了国外的生活，让我缓一年再去。我觉得自己都这么大人了，实习工作都是一个人在外面，怎么就适应不了国外呢？后来去了日本，我才明白人家说的真是经验之谈。
第二年，我顺利通过日企的技能考试，家里借钱帮我交了三万块钱中介费。经过几个月的短期日语培训，2002年8月份，我和老乡一起踏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初到日本最大的难点就是语言。
技术再好，说不明白都白搭。每次干的活儿不是固定的，开工前领导会分配任务，我听他说话就像在听天书，叽里哇啦一句都不懂。这就导致我在工作中不知道该干啥，应该怎么干。
前排左二是我。这里有焊工，喷漆工，车工，女孩们都是缝纫工，其余的是日本老板们。
每次我干活的时候，旁边的日本同事都急得指手画脚，吓得我一脸蒙，只能从表情中知道人家是真生气了。想想也能理解，人家辛苦讲解示范半天，我还是搞不懂，有那时间人家自己都干完了。我这人又比较内向，看别人着急更不敢说话，生怕日本同事一个报告打上去，老板一生气要把我遣返。丢人都不说，家里那些债啥时候才能还得完啊？
人越难的时候越想家，我想家的时候就去海边，望着祖国的方向。海的对面就是家乡，我却在日本受这洋罪，有时候想着想着，眼泪就不知不觉掉下来。
后来还发生过一件事，让我对语言的认识更深刻。有次我们下班骑车通过一个路口，我老乡被突然窜出来的小汽车给撞了。厂里的日本领导赶到现场，见我老乡伤得不严重，就让司机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司机不仅应该赔钱，还得接受法律处罚。可惜那会儿我们语言不行，最气的不是没拿到赔偿，而是明显被人家轻视了。
我（右一）和日本老板、同事的合影。
经历这件事之后，我学日语学得更上心。为了练听力，我专门花两万日元买了一个迷你录音机，随身带着反复听。来日本第八九个月的时候，我已经能和本地同事日常交流。第二年，我考下日语等级考试二级证，第三年又把一级证拿到手，意味着我的日语水平达到了外国人留学商务标准的最高要求。
在日语培训班上课期间，我还认识了一块来打工的中国女朋友，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婆。我们那批研修生一共来了18个人，只有5个女孩，大家工种不同，分配的地方也不尽相同，周末上语言班才能聚到一起。
我女朋友当时在服装厂做缝纫工，因为是同一批出去的，我俩很快熟悉起来，谈起了恋爱。身在异国他乡，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日子才终于有了一点甜头。
周末学日语课，左三是我老婆，左四是我，没有她的鼓励我很有可能坚持不下来。
从2002年进厂开始，我每个月工资八九万日元，合人民币六千多，干一个月等于我在国内干三年，第一次把钱领到手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不过日本物价也高，我们出国打工就是想多挣钱改善家里生活。想到家里还有一堆债，我一点也不敢享受，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每次出门采购，我都在心里默默把价格换算成人民币，比较贵的舍不得买，就等超市打折再来。有些东西不怕放，我喜欢趁超市搞活动一次性囤上好多。给家里寄钱我也是攒到半年，等我弟交学费前才一道寄回去，那样手续费能少一点。为了省路费，我在日本三年一次国都没回过，探亲假从来没用上。
有些日本同事觉得我们中国工人很不容易，时常给我们送点鸡蛋蔬菜什么的，还自己做饭带来给我们改善伙食。有几个老太太人特别好，一块凑钱请我们去周边的寺庙，公园玩，去卡拉ok唱歌，想用这种方式减轻我们的思乡之情。
后来一位老太太的家被洪水冲毁，我们每人给她捐了半个月工资。她特别感动，在我们回国前送了很多礼物，那份人情转了一圈又加倍还了回来。
回国前和同事的聚会，左二是我。那会儿有两个同事结婚留在日本，其他都回来了。
2005年合约到期，我带着三年攒下的二十多万人民币回了国。这些钱听起来不少，但我回国第二年就办了婚礼、买了房，紧接着又是孩子出生，钱很快就花的差不多了。一块回国的朋友们有的去了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打拼，有的用在日本赚的第一桶金投资、买房、建厂，生活又有了奔头。
我很想出门闯一闯，无奈成家之后舍不下老婆孩子，只好就近在德州找了一家出国中介公司，做日语培训和翻译，偶尔接待一下来招工的日企老板们。
说起来，我一个技校生从蓝领变成白领，工作也算体面，该知足了。实际上这份工作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刚够我养家糊口，那种手头拮据的感觉很不好受。
我还想去日本打工，但因为之前签了合约，规定回国满五年后才能再次申请赴日。我再着急也只得骑驴找马，天天关注出国中介行业里的信息。2007年，机会来了，一个加拿大肉食加工厂来中国招人，我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周围人还在怀疑犹豫的时候，我就果断报了名。
这次出国中介费要四万多，我剩的一点积蓄正好够用。经过体能、语言等几轮面试，又花了一个月时间培训英语，我终于通过考核，当年11月份出发去首都机场准备出国。这次远行又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决定。
离开那天，我接过刚满一岁的儿子狠狠地抱了抱，没等车开我眼圈就红了。但凡有点办法，谁又愿意背井离乡跑这么远的地方去打拼？
左二是我，这是我刚到厂里的时候和哥伦比亚的同事们一起出去玩。
招我们的肉食厂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布兰登市。这个国家本来就地广人稀，布兰登又偏又小，我到了之后乍一看就像是个先进点的大农村。那时候已经是当地的冬天，大雪一下连续好几天，室外气温经常低到零下几十度。我们住的地方离厂区不近，去上班要顶着鹅毛大雪赶公交。
进厂之后，我发现这份工作对体力要求还挺高的，而且刚开始学徒只能拿最低时薪10.5加币，当时汇率稍微高点，合人民币七八十块钱。想要多挣钱，要么更辛苦，要么级别更高。
对我来说苦点累点无所谓，关键是能多挣钱。等熟悉流水线之后，我就选择了级别相对高的剔骨岗位，每小时能拿15块加币。
这是肉食加工厂的车间，我的工作是把这些猪扇骨肉分离。
剔骨工要求更高，一条猪前腿，从拎起来到骨肉分离只给几秒钟时间，流水线上一个挨一个传过来，一旦你这块程序没做完，后面所有工种都会受影响，只能等肉转到流水线尽头再分拣，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
一天八小时班，每两小时我才能休息15分钟，除了喝水上厕所，其余时间手上的剔骨刀都不能停。晚上下班到家，指关节疼得人都睡不着觉。早上醒来还是僵的，使劲伸都伸不开，必须掰直了揉一揉才有点感觉。
出来挣钱，我在生活上也是能省则省，日常吃饭都靠泡面和打折菜品。一个人打工，吃喝可以凑合，想家的情绪就不是那么好控制了。幸好当时国内电脑已经开始普及，我特地去买了人生第一台电脑，想家的时候就跟家人聊聊天，跟孩子说说话，心里才能好过点。
2009年，在我来加拿大工作满两年的时候，厂里帮我们办好了家庭枫叶卡。我第一次用了探亲假，回来的时候把老婆孩子一起带了过来。这时候我儿子已经三岁，幸亏那些年有网络视频，我跟孩子每天看一看，见面才不觉得生疏，不然他肯定记不得自己老爸长啥样。
老婆孩子刚到加拿大时带他们去动物园玩。
老婆后来也进了我们厂工作，为了看孩子，我俩申请错开工作时间，一个上早班，一个上晚班。加拿大政府规定不允许把12岁以下小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赶上交接班，我们要么把孩子放邻居家请人家有偿陪护一个小时，要么带着孩子去厂子里交接。一直到2012年老婆工作稳定，孩子也上了日托班，生活才轻松一点。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发现一块来的中国同胞跳槽的越来越多，他们都是先学会了英语，再转行去做护工或者开卡车，还有的去学了技术含量更高的电工、焊工。眼看留在厂里剔猪没什么前途，我也动了换工作的心思。
我有英语基础，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日常交流就没大问题，下了班每天还参加英语培训两三个小时，所以语言这道坎对我不成问题，只要看好想转行做什么就行。
当时我有个同事就是去做的焊工，他说工资比肉食厂高一些，工作环境也好很多，积累够了经验，将来工资还会越来越高。在这位朋友的介绍下，我去应聘了焊工。加拿大一般要看当地认证的焊工证书，我没证，但我中专学的就是电焊，又有好几年的实操经验，老板让我上手试了试，一看技术还不错，直接就录用了。
我和公司老板的合影，在他家工厂我一干就是十年。
跟我以前在国内的厂子比，加拿大这边对焊工的安全要求很高，像焊帽、防护眼镜、耳塞、防尘口罩、铁头鞋这些装备非常齐全，不做好安全措施是不允许进入工作车间的。
厂里各种工具也尽挑好的买，焊条质量好，电机气压稳，使用的焊气纯度还高，这样做出来的活儿才能更漂亮。有了好工具，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老板也很认可，不断给我涨工资。
我刚去的时候工资是一小时15加币，跟原来在肉食厂一样，后来慢慢涨到18加币、20加币每小时，干到第十年的时候，我的时薪涨到了30加币，相当于人民币150元左右。靠那些年攒下的积蓄，我在布兰登买了房子，还跟老婆要了二胎。
我在布兰登买的房子，后来为了去大城市，我把它卖掉了，卖它的钱还不够在温哥华付首付。
2014年，我各方面都稳定后，利用亲属担保身份把弟弟也带了出来。他2006年大学毕业，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在国内早早结了婚，做一份高不成低不就的工作。
像当年五舅帮我一样，我把弟弟接过来之后也安排他学电焊，后来他成了我们厂的熟练焊工，工资涨了好几次，车和房后来都有了。等拿到枫叶卡，弟弟把老婆孩子也都带了过来，跟我一样要了二胎。
我和弟弟家的二胎都是女孩，俩孩子是加籍，我们大人都还是中国籍。
平时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们哥俩就喜欢一块遛娃。徒步、出海、钓鱼，我都会带上孩子们。布兰登的冬天来得早，每年到了十月就开始下雪，等湖水上冻的季节，我们会带着钻机去凿个洞玩冰钓。冰层一般钻个半米多厚吧，下了钩不用多长时间就能钓上大鱼，冷是冷点，不过那种收获满满的感觉还是挺刺激的。
除了爱钓鱼，我还爱玩枪。在加拿大只要有枪证就可以合法持枪，我们那群哥们里好几个都有枪。这里考枪证并不麻烦，在政府相关网站递交申请后，去参加个考试就可以了。
最早我是看他们玩，心里也痒痒。考完证我先买了一把小手枪，花了500来加币，后来又买了把二手长枪，想着没事可以去打打猎。虽然加拿大治安还可以，但有这么一把大玩具放在家里，能增加一点安全保障，感觉也挺好的。
长枪必须有专柜存放，连枪带柜带子弹花了600多加币，合人民币三千多。
奋斗这么些年，我有车有房有存款，闲了还能到处玩玩，早就对生活很满意了。但我还是觉得人不能老在舒适圈里待着。这几年，我身边一些有想法的同事们为了更好的生活，陆续离开布兰登去了大城市发展。
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一下，觉得布兰登是稳定，可小地方资源毕竟有限，孩子们马上要上高中，如果将来想有更好的发展，还是得去大城市。比如多伦多和温哥华，这两个城市是加拿大的一级城市，医疗、教育、气候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特别是人多，人多机会就多。
2021年六月份，很多加拿大企业因为疫情生意不景气，我们公司也受到了影响。有段时间铁板断货，不得不放假两周。我想趁这段休息时间先去探探路。下定决心后，我请老板帮忙开了离职证明，申请了失业保险金，这样起码没有后顾之忧。我一个人开车跑了两千多公里，来到温哥华打前站。
去温哥华前发现女儿偷偷留的信和钱，感动得掉眼泪。
温哥华华人多，生活便利，我有几个朋友也在这里。我前脚刚安排好住宿，他们后脚就开始帮我介绍工作了，一下提供好几个工作任由我挑。装修啊，修理花园啊，什么活儿我都试了试，一方面是不想辜负朋友们的热心，也能挣点生活费；；另一方面也是想边干活边考察，说不定将来自己也有机会创业。
温哥华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的，只要有技术有经验，就不愁找不到好工作。我后来还是继续做焊工老本行，在钢结构厂干过，在私人小厂也干过，一年后找到了如今这份在造船厂焊轮船的工作。这个船厂是加拿大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国企，福利待遇都很好。我刚入职就拿40加币时薪，合人民币200块钱一小时，加班按双倍工资算，这个待遇在整个电焊行业都算是高薪了。
这是我工作的船厂，福利待遇都很好，年薪10万加币。
工资高，这边的要求也很高，动不动就要组织培训、考核，一培训就是一周半个月的。这点我挺佩服，老板不断给员工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工人又能挣钱又能提升自己，这是多好的事啊。
加拿大本地工人很有意思，虽然公司这么好，员工们还是到点就下班。哪怕剩下的活儿还有一分钟就做完了，人家依然是放下就走，丝毫不会有愧疚感。结果我这种闲不下来的人有了充分的加班时间，周末有时候也干，一天就能赚700多加币，下了班再去做几个小时私活儿，一天收入换算成人民币能超过5000块。
做焊工有时候也要爬高爬低，船厂的条条框框其实是对我们工人的一种保护。要是在外面做兼职，更得自己上心。记得有次一个私人老板让我给一辆大货车的油箱焊漏孔。焊之前他说里面没油了，我不放心，还是看了一眼，结果从油箱放出来出满满三大桶油，老板都吓一跳，这要是直接开焊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危险。所以无论老外工作风格怎么样，我还是习惯细致一点，多想多看总没错。
工作稳定下来后，我回布兰登把房子卖了，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温哥华。咱们中国人都是有了房子才更安心，温哥华房价不低，为了早点买房，我除了做船厂的正职工作，还找时间去做兼职。因为会看图制图，我能拿到不少私活儿。
去年我在厂里的收入有12万加币，再算上私活儿，应该有超过一百万人民币了。这是我来加拿大挣得最多的一年，感觉搬到大城市这一步又走对了。
我接的私活儿，给一个华人老板的烧烤店搞装修。2023年元旦三天假，我挤时间干完的。
儿子现在上高中，只要一休息我就带上他给我做帮工。其实他学习成绩不错，比我当年好太多，我主要是想让他体验体验成年人的艰辛。当然，我也不让孩子白干，每小时给他10加币工资，他干得挺开心的倒是。
对于孩子们未来的职业选择，我绝不过多干涉。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蓝领、白领，不管什么领都得落地，能赚钱养家，把自己照顾好，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才是最重要的。长大以后，孩子可以选择任何他喜欢的工作，但现在我还是想让他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除了有能力挣钱，我也希望他们有更好的眼界和出路。
儿子在给围栏上螺丝，切割、钻孔这些基础活儿他都会干了。
前阵子我弟弟也从布兰登辞职来到温哥华，有了我的介绍担保，他面试入职我们船厂都很顺利，兄弟俩又走到了一起。我弟弟从做焊工学徒开始，到现在基本上都是按着我的路子来的，我在前面探路，他只管跟着我蹚好的路走。比如我在温哥华各种尝试适应花了一年时间，我弟跟过来只花了两周就搞定了，后来我给他介绍兼职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俩单独待着，我就挺感慨，老想起我刚上技校那会儿，吃也舍不得吃，喝也舍不得喝，要不是亲戚们帮忙，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现在我们哥儿俩吃喝不愁，工作挺好，等经验再多点，人脉再广点儿，说不定还能开个自己的电焊公司。
我和弟弟、表姐还有一些朋友在后院烧烤，人一多在国外也不觉得孤单。
我这人其实没什么特别长远的目标，只会踏踏实实干活儿，说来也算幸运，很多机会都是不知不觉抓住的。我这个技校生唯一的想法就是，要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改变，让我们老李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让下一代再也不用吃老一辈的苦。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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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昼工作室｜放弃德国永居证，中产妈妈回深圳加入“内卷”
我们听到过很多将孩子送出国接受西式教育的故事，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则完全相反，赶在女儿上一年级前，他们从德国回到中国，在深圳教育最集中的区域，加入了“内卷”。
在德国，风吟让两个孩子接受了自由的、放松的教育。回到国内，面对教育环境的不同，风吟和孩子有许多要克服的事，而这位母亲也在这个过程中探索自己的教育方式。
我们记录了这位中产妈妈的教育经历，也试图探讨不同教养方式是如何根植于社会经济环境，作为个体又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
文｜周航 编辑｜王一然
视频剪辑|沙子涵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均由讲述者提供
从德国到中国
在欧洲待了七年，36岁的风吟回到国内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舞蹈、书法、画画等兴趣班都在备战考级、考证呢？
为了给一年级的女儿找舞蹈班，这位中产妈妈折腾得够呛。第一家机构，上没几节课，女儿在课上尿裤子，风吟不敢想那位年轻的老师到底多严厉，孩子都不敢报告上厕所。到了比赛，训练更是加倍，不参赛不行——老师说是集体活动，其他家长听说了还想塞进来，“你们这是不上进。”
第二家舞蹈班依旧严厉，压腿、下腰，孩子疼哭了老师都不松手。风吟没法接受，放弃剩下的四五节课时费，退了课。再说女儿学书法，她感慨，“套路太多了”。孩子试了课，回来就说要报名，风吟后来才发现，上课送乐高，孩子是看中了奖励。
再续课时，风吟专门去听介绍，她感兴趣的是课程会怎么融入传统文化，没想到负责人一上来就说：“你们知道书法在孩子高考卷面分占几分么？”
“有没有可能以后机改（机器阅卷），这个分就没有了？”风吟忍不住问。她忘了对方怎么打岔过去。总之，这不是她想象中的书法课。
这位喜欢旅游、会自己开着10小时车带着孩子去滑雪的妈妈反感应试教育，觉得会抹灭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她欣赏自由的、放松的教育，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种想法一定程度来自风吟个人的成长经验。三年级时，父亲去都江堰出差，专门给她请假一块去旅游，“好像玩这件事情比在教室学习要重要。”风吟说，直到现在，她还记得都江堰那座大桥的壮观。父亲另一次出差，她让带本《三毛流浪记》回来，结果错带了《撒哈拉沙漠》，台湾作家三毛浪迹异乡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原来人生可以这么漂泊。” 现在每次去农村，闻到鸡鸭的臭味，她依旧感到亲切。她的网名，“风吟”，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且听风吟》，意味着倾听自己的声音。
风吟喜欢的教育方式，恰恰也是她生活多年的德国所奉行的。那里兴趣班也多，日常的、周末的、假期的，园艺、芭蕾、戏剧，没有考级、考分，也没有积分换礼物，女儿报名了十几种。
和国内不一样，这些课程都便宜得不可想象。在德国时，家对面的知名音乐学校，一年学费折算成人民币只要一千多，最贵的芭蕾，一年也就两三千，很多学校、政府开设的课程都不要钱。
风吟带着孩子们在奥地利
原本，风吟有办法拿到德国永久居住证，她也喜欢德国的高福利，但2019年，赶在女儿上一年级前，一家四口还是选择回了国，这既是丈夫出于工作方面的意愿，也是风吟的想法。
风吟说，一些事触动了她。印象最深的，有次逛商店，她觉得一条裙子质量不好，没想到女儿问，“是不是中国生产的？”“老师说中国制造的东西质量不太好。”风吟很生气，但冷静下来，觉得在国外，一些刻板印象难以避免，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孩子自己回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呼吸。”
从德国到深圳，物理距离也就半天航程，但适应起来，却需要漫长的时间。
这三年，风吟把孩子的兴趣班砍了又砍，费用高之外，更因为普遍的功利性。现在，书法没学，舞蹈也放弃了，风吟言语中透露着可惜，“本来在德国跳的还挺好的，有时跳的还是C（主）位。”
比起大人，孩子有时更难适应。女儿草莓有个特点，上课安静不下来，总爱动来动去。在德国，这不是什么事，孩子本来就“各种不雅的姿势”席地而坐。现在，它成了一个缺点，一个小烦恼。有老师向风吟反映过，“最大问题是太能动了”，同桌家长也婉转表达过“听说你们家孩子很活泼”，说自家孩子“之前跟谁坐的时候很好”。
风吟在一本杂志看到，这属于运动型的孩子，需要“把能量发泄出来后才能读书”，有美国学校甚至会专门准备带单车的课桌，让这样的孩子边踩边上课。
不过既然有家长反映，她也让女儿多加注意。她想着，女儿要实在没法改变，之后万一再被投诉，就申请单独座位。“内心本质上，我觉得应该随孩子的性格是最好的。”她说。
另一种内卷？
回国之后，最困扰这位中产妈妈的，还不是兴趣班难挑，而是孩子找不到同伴。
深圳市中心福田区，一个晚上都能看到孩子踩着溜溜车滑过的活力街区，聚集了深圳最多的名校，培训班更是“跟餐馆一样多”，风吟和丈夫把家安在了这。
每天放学，两个孩子还跟在德国一样到小区楼下玩，结果发现找不到小朋友玩。在德国，风吟到了周末，总是和其他妈妈在约去哪玩。一个最常见的周末是，几家人开上车去草坪野餐。
但自从回了国，这样的聚会显得特别奢侈，一问，其他孩子都在忙着补课，家长要么工作太忙，要么得带娃。女儿上了二年级，有次放学回家，突然问自己能不能上“学而思”，因为好朋友在那里上课。
没办法，风吟索性自己带着孩子玩。也不是纯粹地玩，风吟形容是一种“自然教育”。回国前，风吟学了专门自然课程的课程，后来接触多了，最欣赏北欧国家芬兰，这里以最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著称。
你没法用某个具体的学科来界定自然教育，它是综合性、软性的。比如风吟给孩子们讲《西游记》说到“无根水”，即从天而降的水，就带孩子们去公园灌木丛采集雨水，带着他们去思考什么是“无根水”，为什么它在《西游记》里可以做药引？
在风吟家，你也能看到一些典型的北欧家庭画面，家长对孩子有相当大的包容、尊重。前不久过年，有朋友来家里作客，跟风吟在客厅聊天，看电视的女儿直接喊了出来，“你们能不能小声点？”风吟就把朋友带到了卧室继续聊。
许多家长并不放心孩子到处跑，风吟不是，更小的儿子才上幼儿园，就被派去买早饭，穿过马路，去了一百多米远的早餐店。后来其他家长看到，还给风吟发消息，“你够可以啊。”
当然，这也因为深圳提供的安全感。在德国，风吟经历过土耳其难民大量涌入，经常看到自行车被偷、车窗被敲乃至银行被抢劫的新闻，租房时，他们会避开难民聚集的地方。
风吟带着孩子在户外上课
回到教育，风吟显然是特别花心思的那种妈妈。只不过不是传统的做题、上课。为了让孩子接受“底层数学训练”，风吟会找到美国一个数学在线学习网站，用类似游戏和讲故事的方法讲数学原理，“孩子看得很开心。”她经常带着孩子到访一个家附近的独立书店，风吟喜欢参加文化活动，也总是带上两个孩子，上周，他们听的是一位自然与历史研究者的讲座。
一些德国学校的教育方式也被她继承下来。在德国，阅读是一门主课，女儿草莓在国际学校每天的作业只有一件事，就是带一本书回来读，课程设计细分到人物、故事、批判性思维等等。风吟好好研究了这种阅读方法，一直到现在，依旧让两个孩子这样阅读。
对一些家庭来说，这种接近西方学者所说的“密集型家庭教育方式”或许有些奢侈，甚至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它总意味着“劳动密集和经济昂贵”。
风吟丈夫在深圳一家知名大企业工作，在家里负责物质。“我负责精神。”风吟说，孩子出生后，她让丈夫选做家务还是带孩子，丈夫果断选了前者。在教育上，丈夫的角色是提供建议，但做决定总是孩子和风吟。
“她那样不是更卷么？”其他家长的质疑辗转来到风吟耳朵。身边朋友也会调侃，她女儿成绩好，才能到处玩。草莓上小学四年级，已经通过FCE测试，相当于达到了大学英语水平，但依旧在上英语授课的戏剧表演课。
风吟不太认可“卷”这种说法。她说，无论是去户外接触自然，还是参加文化活动，都是自己喜欢的，做这些并不带有功利性。
不过她有时也会想，是不是被家庭束缚太多，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她总是想有完全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之前，她自学了乐器尤克里里，最近又在学画画。前段时间，她看了《月亮与六便士》，这本小说以画家高更为原型，主人公人到中年，突然弃家去一个荒岛，最终画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有一瞬间，风吟冒出了类似的念头。
而且，到底什么是卷？什么是鸡娃呢？风吟反问。就像她德国的一些朋友，“鸡”的不是学习，但孩子滑雪、骑马、打高尔夫，搞一堆体育活动，“你换我们看，是不是也鸡娃，可能还觉得更烧钱是吧？”
坐在深圳福田区的一家独立书店，她说话语速很快，但语气是温和的、放松的，你可以长时间注视她而不会感到紧张。
至少，像谷爱凌那样的成长，风吟是认可的。谷爱凌的母亲谷燕曾是滑雪教练，很早带着孩子滑雪，谷爱凌爱上了滑雪，她又一路支持女儿攀登高峰，“尽管她妈妈牺牲了自己的一些时间，成就了她女儿。”
“中国式家长”
二月上旬，在深圳第一次见到风吟，我恰好见证了她儿子一年级的班级集体活动。没有老师参加，风吟是活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她穿着一件彩虹色毛衣，小小的个子不停奔跑在雨中，带着孩子做各种游戏。
一位穿着紧身衬衫的家长看起来很忙碌，一直在树下打电话。挂完电话，他眼睛望着远处参加活动的孩子，跟另一个父亲聊起天，话题自然而然来到“教育”、“压力”、“内卷”。
这位父亲在基金公司工作，他说“现在看个简历自己都很自卑”，有清华、北大还有国外名校，竞争太激烈。女儿上幼儿园，他专门挑了“不学习的那种”，现在后悔了，希望转而督促她学习，“内卷的意思是上大学不一定有用，但不上肯定没用。”
这样的声音，风吟听到过太多。她很理解这些家长，就像投资，很多人更愿意买可以保本的投资产品。“这种心态其实跟教育一样，大家肯定愿意走一条保险的路”。但具体到自己，她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要投身其中。
事实上，不同国家流行着不同的教养方式，北欧和中国就大不一样。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在著作《爱、金钱、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提到，中美多“权威型”家长，而北欧国家多“放任型”家长。两者都会积极回应孩子，区别在于，前者重在指引，放任型则会顺应孩子每一个请求。通常来说，前者重视勤奋，后者则重视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部著作认为，教养方式没有优劣，“中国人和北欧人一样爱孩子”，所有家长都在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不同的教养方式，其实根植于社会经济环境。在北欧，经济不平等程度非常低，而在中美，经济不平等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比其他人挣得更多时，他们完全有理由督促孩子成为优秀的学生。”
深圳中心公园，孩子们陆续抵达活动现场 周航 摄
聊这些的时候，集体活动散场，我们坐在深圳中心公园的一个阅览室。风吟的儿子自个儿在公园里踢球，女儿草莓则在外面自己看着闲书。至少此刻，在这个漂亮的、干净的公园，她没有什么担忧。
打心底里，风吟向往“放任型”，相信这才能让孩子超越父母，就像户外的野草可能比温室里长得更茁壮，但现实中她也做不到，更多在“权威型”和“放任型”间徘徊。
在深圳，中考比例是许多家长压力的来源，风吟也跟女儿聊过，告诉她，如果想要昂贵的衣服、食物，那就得自己努力学习——“但如果她就想成为一个外卖员，那自己接受也行。”
风吟也不太满意当下的职业教育。她的考虑是：之后孩子初中如果成绩不好、又或孩子自己要求，她也会报合适的补习班；退一万步，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她可能会把孩子送入创新的高中教育机构，那里的学生通常会出国。
她对孩子的宽容也有限制。特别是关于手机和平板电脑，风吟的态度就很明确，每周只能给予15分钟的自由。保护视力是一种考虑，女儿已经近视200度，对网络的侵入，风吟也很警惕，她提起俄罗斯有一款游戏会将孩子带往自杀，觉得过早接触成人社会，会带来没法控制的负面效应。
这也引起了女儿的反抗。“你不也是一直在看手机，为什么要规定我？”女儿草莓提出要平等，试图为自己争得更多玩平板的自由。
母女俩展开了一场关于平等的争论。那天费了风吟好多心神，她跟女儿说，自己看手机很多时候是在工作，“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样通过手机来谋生，你也可以独立做这件事。”“ 你不能总在一些事情上要求平等，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就不想要求，比如说我做饭了，我叫你洗碗你就不想洗。”……
这样的争论多了，风吟觉得孩子在辩论上有天赋，又在内心做了个决定，给女儿报个学习辩论的英语兴趣班，将它发展为优点，正好女儿也要求报些英语课维持外语水平。
孩子对辩论没概念，风吟就用自己的办法让他们感受。她报名了一个自然教育论坛的辩论赛，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作为选手站上了辩论台。辩论赛上了电视，风吟说，孩子看到后觉得很骄傲，“原来这个就是辩论，很有趣。”
就这样，母女俩就上辩论班顺利达成了一致，以一种婉转的、曲线的方式。“其实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顺便带着孩子去做。”跟很多时候一样，说这话时候，她像一个成熟的辩论选手，逻辑没有漏洞可言，似乎事情总是那么自然。
其实风吟也会有困惑：勤奋真的那么重要么？毕竟生活里她也见过许多不那么努力却抓住机会一举成功的人。但她只能跟孩子们说，“如果你尽力了，没做好也没关系。”当孩子自己制定目标没完成去玩，她也会不知道怎么办。
说到这些，这位语气总是非常肯定的妈妈难得皱起眉头，说自己也苦恼，“找不到（玩和学习）平衡的点”。但风吟也能接受这样的焦虑，“因为我是人，我不是神对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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