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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26岁的我从外地酒店辞职回到省城，入职了一家物业公司。
一般来说，物业行业分为“前期物业”和“后期物业”。前期物业是在售楼部主要负责配合地产开发商的营销部门促销，提供端茶倒水、指挥停车等服务；后期物业则是在建成的住宅、写字楼、商业、工厂等场所负责维修、养护、管理等工作——也就是大多数人知道的那样——大部分是开发商的附属服务单位，独立运营。
我最初的工作就隶属于前期物业——售楼部的“礼宾员”，说白了就是保安，每天负责立正站岗充当门面，给来看房的客户指挥停车。要不是单位有央企背景和五险一金，年纪轻轻的我怎么也不会选择干这个工作。
我们几个礼宾员分为白班夜班两个班组，每半个月换一次班。相比白班工作的细碎，夜班工作比较简单，一般就是两人一组，穿着反光背心，手持警棍、手电筒和对讲机等装备在售楼中心各区域交替巡逻，每半小时一次。
起初很多上夜班的同事熬不了夜，等适应后，不少人又开始“摸鱼”，要么隔几个小时巡逻一次，要么直接一觉睡到白班同事来接岗。这种情况，不遇到事儿还行，但凡要遇到点事儿，值班的人就得负责。
当然，在售楼中心一般也不会遇到什么大事儿。我入职后，夜班唯一一次遇到的大事儿，是一个小*****夜闯样板间。等我和同事陈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打碎厨房玻璃逃走了。经查看，样板间里没有大件丢失，只有一瓶XO洋酒样品被打开了，看样子小*****应该还喝了一口。后来听说那瓶酒的单价才56元，而旁边那套价值千元的刀叉厨具还在原处。
陈杰问主管需要报警不，主管瞪他一眼说：“那口酒别把小偷喝出毛病就行，他不来找我们就万事大吉，还报什么警。”
我和陈杰没有被表扬，也没被记过。往后，样板间安排了夜间固定岗，大家上夜班时，谁也不敢再掉以轻心，唯有在对讲机里相互聊天，打发漫长、无聊的时光。
夜班难熬，白班有时候也并不太平。
2016年春天，我身着礼宾统一的白衬衣，正指挥着一位开奔驰的客户停车，对讲机的耳麦里传来了主管的紧急呼叫：“所有礼宾员到售楼部门口集合，立刻，马上！”
我到达时，看见一辆挖掘机轰隆着开上了售楼中心正门前的马路牙子，吊臂被操纵着堵在售楼中心的门口。挖掘机旁站着两女一男，满嘴污言秽语，其中那位男士看起来40岁左右，左手臂打着石膏，缠着纱布跨在脖子上。
见我从外边过来，他气冲冲地朝我走来：“昨天有没有你？”还没等我回答，他用右手一把拎住我的领口，开始骂骂咧咧。我本能地就要挣脱、反击，好在被从挖掘机缝里挤出来的同事拉住了。
我刚被解救下来，那位男士又将气焰烧向其他穿白衬衣的礼宾员：“昨天就这群穿着白衣服的乃球货（晋中骂人的话）！”之后，他打了一通电话，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同样气焰嚣张的年轻人，在售楼中心的大厅里继续疯狂叫嚷，甚至驱赶来看房的客户，现场混乱不堪。
一旁的销售经理告诉我们，暂时不要理会对方，因为他们在寻找穿 “白衬衣”的工作人员。随即，我们所有穿白衬衣的男同事都被安排从另一个门离开售楼中心，避免出现在这群人的视线里，激化矛盾。
溜走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售楼部除了物业和销售，还有个拓客部，负责在售楼中心以外的拓客工作。这个部门一般会通过中介公司招聘兼职大学生或者临时工去街上发放宣传单，挖掘潜在的买房客户，工资日结，如有成交的客户会得到额外提成。我们都叫这群人“小蜜蜂”。
前一日，这位男士从街上路过时，与搭讪的“小蜜蜂”起了冲突，随即还被一群穿着白衬衣的“小蜜蜂”在大街上围着揍了一顿，被打折了左臂。事后找不到打他的人，他只能找亲戚一起大闹售楼中心。
等我们从外边被叫回售楼中心时，挖掘机已经撤下马路牙子，停在了路边，拓客部的领导和受伤的男士在警察的见证下“握手言和”——据说拓客部私下赔付了对方两万元才了结此事。
后来，售楼部统计了受伤员工的情况，拓客部的领导们对两名被打的女员工进行了慰问，我们几个礼宾员在拉扯之下虽有不同程度的皮外伤，但看起来不算严重，就不了了之了。几个当过兵的礼宾员义愤填膺一番之后，还是被主管打压了下来。
这是我刚入行后第一次遇到这种比较大的冲突，虽然并没有深入参与，但我也知道了，这行没那么容易干，也注定不会风平浪静。
2016年中，我竞选为礼宾领班之后，被调到另一个项目的售楼部，没多久，又在区域物业王经理的提拔下，竞选为物业主管。但我越发觉得这个工作没什么挑战，而且工资即便一再调整，也少得可怜。
彼时的我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房，结了婚，婚后不久妻子又怀孕辞职待产，全家的经济压力陡然大了起来。我动了离职的心思，也给王经理讲明了原因。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售楼部物业只是前期阶段，项目交付后才是真正的物业管理。你现在完全可以沉下心来，慢慢学习……”
与王经理深聊过后，我对物业这个行业的认知才从“水吧员都是漂亮姑娘，礼宾员永远是退伍优先”的局限中跳了出来——物业不仅仅是配合销售开盘维护现场秩序，也不仅是给来看房的客户端茶倒水，更不是简单地指挥车辆，弄几个不符合食品规范的茶点，而是“还有很多经验和认知以外的事情需要处理”。
当时地产行业如沐春风，我们的公司有着央企背景加持，在城西南最具潜力的商务区开发一个综合体项目，有购物中心、住宅、公寓酒店和写字楼等业态，作为地产附属单位的物业公司，可谓前景一片大好。经王经理的点拨，我心潮澎湃，打算留下来等着项目交付之后大展身手。
但事与愿违，限于公司的用人标准，项目交付之际，我们这些没有后期物业经验的礼宾汉子和水吧姑娘鲜有人被调岗，后期物业大部分是从外招聘成手。调岗无望，涨薪无期，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
2
运营部的彩珍和人事部的素娟先我一步离职，入职了另一家物业公司。经她们介绍，我也入职了这家W公司的商业项目，做“客服管家”，算是正式进入到了后期物业管理。
W公司是家民营企业，但在我们当地口碑很好，是行业里的第一梯队。我所在的项目有一栋写字楼，一栋公寓楼，下边是裙房商铺，处处彰显着都市繁华。
刚入职时，项目负责人韦总并不看好我这种没有后期经验的新人。我自己也很心虚，毕竟我物业工作经验止步于“指挥停车、端茶倒水”。最后还是在彩珍和素娟的一番“标榜”下，韦总才勉强答应说让我“试试看吧”。
没想到，我这一“试”就是5年多。
在这个项目里，我们整个后期物业团队有120人，分为保洁、秩序、工程和客服4个部门，每个部门又有不同的工种。我所在的客服部，顾名思义，属于直接“对客”的窗口，前台和礼宾在固定岗位上办理客户常态化的业务，客服管家负责客户的所有事情。
作为写字楼高区兼商铺的客服管家，从上一任手中接过工作手机时，我几乎每天都要接打70多个电话，除了办理装修和入驻手续以外，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楼层里解决装修问题，以及与入驻客户讲解电梯、空调、门禁、停车等一系列设备的使用事项。我从接起客户电话时吞吞吐吐到对答如流，中间并没有多少波折，但工作里总有一些我解决不了的事情。
一个证券公司在29层买了半层写字楼，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们在装修时将楼层的“回”字形走廊安装了电动门，想与另外半层的写字间分隔开，但也封堵了同层其他客户进出的另一条过道。对于物业来说，这种情况在装修时是坚决不允许的，但这家证券公司确实把消防备案弄下来了。
同层的2905业主秦生生已经将写字间出租，有一天来收租的时候发现公区的走廊被封了一道门，就给我打电话。他明显一副“吃人相”，上来就质问：“他合规合法，凭啥侵占我的利益呢？”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几经周折，证券公司的负责人黄总答应我，可以与秦先生见面商谈。我们三方在一起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彼此早已就此事洽谈过，只不过证券公司不同意秦先生提出的高额补偿款，遂将物业作为责任人进行威胁。
那次商谈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不欢而散，难受的是我这个小小的管家。在秦先生的一再责问之下，我把情况上报给我的主管，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最终，我们建议秦先生起诉那家证券公司，他对此嗤之以鼻，说：“我有自己的办法。”
几天之后，证券公司黄总给我打来电话，怒斥：“我门上被加了两把铁链锁还怎么营业？你们物业就不管吗？我还交不交物业费了？”一连三问，瞬间让我没有了底气。
我第一时间到了现场，走廊里站满了证券公司的员工，都在愤愤不平地指责秦先生，说我们物业不作为。我实在没有处理这方面的经验，上级也给不了切实的解决方案，无奈之下，我拨通了秦先生的电话：“您这样合适吗？已经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的办公了。”
这句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鼓足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在公司培训中，物业服务人员严禁用质问的语气向客户说话，即使有否定的意思，也要委婉交流沟通，可这事已经折腾了我相当一段时间，实在憋屈得难受。
然而秦先生并不理会，直接挂断了我的电话。无奈，在证券公司众人的逼迫之下，我协调了工程部，用一把钢钳子暂时解决了问题。
铁链锁被剪断之后不久，我又被双方叫到了写字楼的大堂。原以为他们双方矛盾升级，没想到事情却有出乎意料的转折——黄总表示，公司只出两万元，“秦先生同意的话，就在物业的见证之下签字”。秦先生点头同意，事情就此结束。
之后，每到过年过节，秦先生都会给我打电话问：“小吴，快过节了，还不给我送东西？” 公司有这项客户关怀费用，我自然也不愿意得罪这样一位业主：“送，当然送。”
不过，也还得感谢秦先生，自那以后，再有占用公区装门禁的客户，除了有消防队的备案以外，必须有同层其他业主的签字确认，否则我会请秩序队员对装修现场强行叫停。当然，也有特例——比如有领导通知：“某某户装一个门禁，不用备案，不用签字，让他装吧，不要卡。”
也许这就是当初王经理跟我说的“认知以外的事情”。
3
作为客户对接的第一责任人，客服管家的招聘信息里经常会要求“有一定的抗压能力”。而大部分管家离职，也是因为扛不住业主的压力，但凡能熬得住，晋升为部门主管，指日可待。
2018年初，韦总已经成为物业公司的“城市总经理”，与前司那位王经理职位相当。我也被推选为客服部的临时代理人，负责管理部门的大小事务。
经过一年对后期物业的了解，我觉得除了业主们难缠的事情以外，其他基础业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只要肯认真总结和学习，很快就能熟练掌握工作流程。就像韦总她经常在培训时说的话：“物业不是什么高精尖行业，不研究飞船导弹，只要肯用心就能干。”不过我对自己担任部门主管仍然没有信心，韦总也是这个意思，让我先兼任3个月，然后再对我进行考核。
那几个月，我除了潜心学习客服部的工作内容之外，大部分的精力依然花在处理管家们处理不了的客户投诉。虽说客服部的专业就是干这个的，可我发现自己并不能完美地处理好每一起投诉。
对于客户的投诉，公司是有严苛的考核标准的：投诉率不得超过1%，也就是说，100个客户，1年之内不能超过1起投诉，否则直接影响年终奖。因此，客服部及项目经理对每一起投诉都异常重视，尤其是客户致电集团的“400电话投诉”。
有天晚上11点左右，公寓楼2903的租户费先生的朋友黄女士刷卡进不去家门，随后去物业前台咨询并寻求帮助。前台告诉黄女士：“可能是由于门锁亏电不能感应智能卡，只能使用机械钥匙进行开启。”
黄女士在电话中将情况告知费先生，费先生不愿意来送钥匙，要求物业将门锁撬开。在电话中，管家向费先生说明情况：“物业人员不能随意撬锁，而且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正规的开锁公司上门处理，也可以帮您预定公寓楼里的酒店临时住一晚。”
费先生一听，逐渐有了情绪，在与管家沟通中，双方就发生了争执。第二天，他就以“管家服务态度有问题而且还骂人”投诉至集团的400座机。
我向那个管家落实情况，他很委屈地表示，自己没有骂人，是费先生出言不逊，先是指责物业不作为，又口吐芬芳针对他。作为自己的下属，我宁愿相信管家所说的。
在与费先生通话致歉并恳请撤诉时，他要求管家本人登门道歉。一来二去，我逐渐失去了耐心，内心开始偏向自己人，一改致歉和撤诉的初衷：“我们物业没有做错什么，管家也没有骂人，要不然咱们当面和管家对质？”
费先生听出我语气的变化，没再说什么便挂了电话。
我想将此事申请为“无效投诉”，签批至韦总时，她破天荒地要求听处理过程的录音。听到我最后和费先生的通话时，韦总把我和项目经理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教导了一番：“我们不怕投诉，投诉也能间接督促提高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也反省我们的服务细节。况且，处理投诉的流程和话术标准你们不清楚吗？能和客户较真争论谁对谁错吗？”
我知道韦总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她很不满意我作为服务人员要与费先生争论“对错”，而且还要当面“对质”。我惭愧地低下了头，认真反省自己，心甘情愿接受了那一年唯一的一单“有效投诉”。
我们虽然不坚持“客户永远是对的”和“客户就是上帝”的服务理念，但也绝对不能当面与客户争论对错，因为即使客户真的有错，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会向一个服务人员认错，坚持让客户认错，只会让客户气急败坏，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4
从一线管家到部门的负责人，先不说工作业绩是否达标，光是跟上领导们的管理思路、成长为领导们认可的人选，就没有那么简单。
3个月后，我第一次竞选失败，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干这一行。我没有什么信心继续代理客服部主管的工作了，刚好那几天老上司王经理约我吃饭，我就抱着“二次入职”前司的希望赴了约。
离开前司后，我和王经理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之前他一直忙于各个项目的交付和筹备，如今已经是前司物业的城市总经理，管理着一个70万方的商业综合体项目，还有40万方的住宅项目外加3个售楼中心。
了解我的近况后，王经理并没有让我“回去”的意思，只是说：“要对自己有定位，不能只想着客服管家那摊事，站位要高。”末了又吩咐我说：“坚持干着，跟着有经验的师父们持续学习。”
就这样，我又磕磕绊绊地做了半年代理部门主管，再次站上了竞聘台。我念完了彩珍帮我润色修改的PPT，看得出来领导们的兴趣不大。但第二天竞聘出结果时，竟然有我的名字，我想，领导们在“是否同意转正”那一栏画勾的时候一定很勉强。
但接下来的工作，我却并不能“勉勉强强”地干——正式被任命为客服主管之后，我需要带领下面13名下属处理好与业主们的关系，保证物业费按时按量收缴上来。那些流程化的工作并不牵扯我多少精力，只要各个管家和前台按部就班就能完成。
但我有时又陷入一些费力不讨好的旋涡中。
有一天开完早班会，有管家向我反映，1608客户的办公区出了老鼠，很多电脑数据线及网线都有被啃食的痕迹，招来了业主的严重投诉。管家抱怨说：“本来客户按时按点缴纳物业费，现在已经拖了1个多月了。”
我去现场查看，把1608整个办公区布满粘鼠板后，第二天看到的还是散落的老鼠屎和被啃食的电线。
和王经理聊及我消灭老鼠的事情，他满脸不屑：“这是你该干的事情吗？”
我不知所以然，一脸茫然。
他着急地说：“站位，站位，站位要高！作为客服部门的负责人，你应该干什么？”
“总之不是搞老鼠。”我低下头，羞愧难当。
我开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怎么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具体事情上？要把控整个部门的大局，保证与项目运营接轨，而不是被一件事情牵着鼻子走，专业的事情还要交给专业的部门去协调处理。
被王经理点拨之后，我把鼠害情况反馈给保洁部。不久后，专业的灭鼠团队进场，在整栋大楼里放置了一种神奇的鼠药，据说老鼠吃了以后不会立马死掉，而是会口渴难耐，然后寻找水源，进入下水道死掉自然被冲走。
一段时候后，管家告诉我说，1608没再出现老鼠的痕迹了。我问物业费呢，管家说已经交上了。
之后，我一直在寻找王经理所说的“站位”。可是这种感觉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与其他部门不断合作中找到位置，需要在为业主服务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需要在领导们面前展现出色的处突能力，需要在自己不断自我评估中沉淀……总之，没有那么简单。
5
直至2019年7月份遇见了“师父”，我才找到了“站位”的感觉。
师父是公司新招聘的项目经理（之前的项目经理已经离职）。他很少点拨我什么，也不会指导我工作中的方向，全靠个人魅力和办事风格影响着我们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半年时间，他就将物业各个部门的主管们都“盘活了”，部门之间联动强了，上下一心。加班后他会组织酒局犒劳大家，也会单枪匹马参加“上边”的酒局为我们争取资源。那段时间，整个项目的物业服务工作和收缴业绩蒸蒸日上。
师父从事物业工作二十余载，是行业中真正有经验的物业人，也是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对于商业项目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这是他舍家在外一个人打拼出来的结果。出生在小县城的他说：“想在物业行业里混，就得有大平台，小县城有大平台吗？”
如果说地产商开发建设的能力多少决定了物业公司平台的大小，那么物业费的标准也多少决定物业人收入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与能力无关。
在酒桌上与师父聊起他的从业经历时，我发现似乎所有物业人都有些共性——物业的门槛比较低，对学历要求不高，专业更无所谓，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那么“物业保安”和“物业前台”就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大部分人都来自农村和小县城，没有任何社会背景。
师父当年大专毕业后只身前往北京闯荡，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保安久了，觉得工程技工的活儿挺好，每天扛着梯子换换灯泡，拧拧螺丝，开开水阀，至少不像保安一样天天站在大太阳下百无聊赖。于是他毛遂自荐转到了工程部，从扶梯子开始干起。再之后，他又在保洁部担任了领班。
他对保洁工作情有独钟，经常用“垃圾”定律给我们提供思想指导：“哪怕是一堆臭垃圾，也要先分出个三六九等，打上标签分成类。”外行人可能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平台有大有小，物业有好有坏，事情好不好办谁都清楚，重要的是你能把一些烂事“处理到什么程度”。楼宇硬件品质的高低决定于开发建设阶段的工程设计和质量标准，这些通过后期物业的软服务是无法改善的，但是用师父的理念来说：“再烂的硬件也要体现物业软服务的价值。”
我们项目的车库逢雨季有很多渗漏情况，长年累月的渗漏把墙壁冲刷出一道道水印，既然漏水解决不了，墙上发黄的水印也没有必要处理，好几年都没有人关注这件事。2019年冬天，雨季一过，师父组织各部门负责人联合起来将地库所有的水印道子和潮湿起皮的墙面进行清理，工程部又重新将墙面粉刷，崭新如初。有个不长眼的员工抱怨说：“明年一下雨，又要渗漏，这不是白干了吗？”师父听见了，也没有生气：“彻底解决渗漏之前，只要过了雨季就这么干，总有不是雨季的时候。”
项目南广场的绿化带经常被外卖员、快递员踩踏，逐渐形成了一条小路，客户们为了方便也从那条小路通行，屡禁不止。绿化师傅补了好几次新苗木，仍然扛不住众人脚下的踩踏，没几天又“还原”回了一条小路。师父说：“既然扛不住，那它必定是条路。”于是花一周时间，让绿化师傅将被踩踏的苗木清理掉，铺上了青石砖，让这里成为名正言顺的路，周围还点缀种上了鲜花。
我不禁佩服师父这种推陈出新的管理思路。受此启发，我告诉大堂的礼宾员，早高峰时把门禁系统完全打开，客户进出不再受限——早高峰时，客户都在赶着时间上班，不带门禁卡的情况很多，每次都要求礼宾员去刷卡，而按规定，这种情况必须接受礼宾员的盘问才能刷卡放进，客户嫌麻烦又耽误时间，有些白领们不等礼宾员核对信息就已经颐指气使起来，每天都有类似的投诉。
师父那天早上来了之后问我：“彻底放弃了？”我说没有放弃，只是“放开”。
师父疑惑地问：“那推广信用卡的、办理POS机贷款的、发传单小卡片的不都进去了吗？”
“我分析过了，推销的外来人员没有这么早就混进去的，基本都是上午或者下午，那个时候门禁就启用了。再说了，平时投诉不给刷卡开门的次数远比投诉推销人员进去的次数多，我干嘛不避重就轻呢？”
师父会心一笑，给我一个大拇指：“真传。”末了又不放心地吩咐我说：“要把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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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也像其他行业一样，在市场的竞争中，总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管理规模。也许是提前嗅到了地产行业即将暴雷的气息，我们很快意识到，只依附自家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物业公司的集团化运作了。
2020年初，我晋升为客服经理——只是职级提升，业务内容基本没变。6月份，公司在外地成功签约了第一个外拓楼盘，我被推选为项目负责人。韦总很看重这迈出的第一步，临走时嘱咐我说：“物业人很辛苦，走下去也不容易。但是人需要在事上多磨练，方能立得住。”
我听得出她的意思，这是对我有信赖也有担忧——果然，我们与这个外拓楼盘只合作了4个月，就解除了合同。
对于公司来说，这个外拓项目与我们自有物业管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双方的期望值和利益均衡始终不能协商一致，及时结束合作，也是及时止损。对我个人而言，这4个月感觉像被剥了一层皮一样，面对这样的结果，只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我悻悻地回到公司总部，继续在师父麾下做客服经理。
师父也许是宽慰我，照顾我的感受，在我回来的那天组织了几个部门负责人为我接风洗尘：“终于回来了，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是的，又到年底物业费收缴的冲刺阶段了。
我们项目业态多样，物业费标准也不同，写字楼是15元/月/平方米，商铺是8元/月/平方米，公寓楼包括能源费和物业费两部分，平均下来是11.25元/月/平方米。这价格在我们这个二线城市算是中上水平的收费标准，面积大的店铺，物业费的确是商家很大一笔开支。
物业费也是我们物业公司最大头的收入，如果物业费收缴的指标完不成，不仅影响从上至下员工的年终奖，还影响公司在集团的排名。在我们行业，年底物业费收缴率达成90%就算比较出色了，而我们项目的指标要求是年底得收到95%以上的物业费，压力不小。
华姐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老板。2018年，她从在各业主手里承包了项目里的两整层公寓楼，开了家月子中心，物业费由她出。第一年，月子中心生意兴隆，华姐赚了不少钱，很快又租了两层，扩大规模，物业服务也为她提供了很多便利。那时的华姐从不拖欠物业费，与我们也相处融洽。
第二年，一位朋友在华姐的月子中心缴纳了1万元的定金，后来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到那里坐月子了，向华姐讨要了几次定金无果后，便让我去说说情。然而我刚说明来意，华姐就一改之前的客气：“这事跟你们物业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欠你们物业费。”我无奈地从华姐的办公室退了出来。
那事之后，听管家说，很多业主都说华姐拖欠他们的租金。我不太相信——毕竟，华姐生意风生水起，不像拖欠费用的生意人啊。
可没想到，2020年底各大商户清缴物业费时，华姐真的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
我与华姐洽谈几次后，她表示会在11月30日前缴纳完当年所欠的16万物业费用，还拍着胸脯保证说：“我像是缺钱的人吗？这么多‘宝妈’入住，你们大可放心，到期肯定会给你们，一分都不会差。”
我被华姐的承诺打发了出来，回去后也像她一样拍着胸脯向公司和师父承诺：“包在我身上，肯定能收上。”
然而我还是想简单了——到期时，华姐声称自己在外地，说回来再打款。我去华姐的月子中心转了一圈，发现走廊里虽然挂满锦旗，但房间里的“宝妈”却寥寥无几。我才明白，月子中心的“风生水起”，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早已成了往事。
疫情以来，我们项目里不少商家都受到了冲击，关门的不在少数。从合同角度考虑，这个跟物业没有直接关系，延迟缴纳物业费的政策我们也不敢轻易放出——因为客户们已经本能地选择了延迟缴纳，我们只能软磨硬泡，实在不行，也只能对簿公堂了。
到了12月中旬，华姐还没交费，我只能带着管家上楼去找她。面对我咄咄逼债的架势，她也不客气，埋怨道：“‘宝妈’投诉屋里的中央空调总是时不时有异响，严重影响休息，客户不给我尾款，我怎么给你们结算物业费？”
我当即打电话，协调工程部处理空调异响的问题，华姐答应先缴纳5万元，如果异响处理不了，她说就不打算缴纳剩余的物业费了。我答应华姐空调异响一定处理好，“处理好之后务必缴纳剩余物业费……”
空调噪音解决后，华姐又有了新的拒绝缴费的理由。眼看马上就要到考核的时间，师父亲自出马找她洽谈。华姐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一再说“实在没有钱”，最后还向我和师父借钱凑物业费。
华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内心也是五味杂陈。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敌对关系，也许是从收物业费开始，也从收物业费结束。我和师父私下商量后，决定借钱给她，我刷信用卡套出1万，师父拿出5000元现金，华姐总算将剩余的物业费补齐，清算了当年的物业费。
财务在群里宣布最后一笔物业费到账后，我们如愿达成了公司的收缴指标，我心里却不是滋味：难道物业就真的这么无情？为了收缴物业费用就把客户逼到这种地步？可是回头想想，公司也是做生意的，华姐也是生意人，在利益面前，谁又会心怀慈悲让出自己的利益呢？
2021年初，全国疫情多点散发，断断续续的封控和管控，让实体经济一再萧条。华姐的月子中心名存实亡，8个月后，她才还清了我和师父的钱。
再之后，比收缴物业费更重要的是防疫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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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初期，很多客户难以接受防疫政策，当我们在大厦入口处查验客户行程码时，经常遭到质疑和拒绝，即使提前公示了通知和防疫要求，仍有“顽固”的客户我行我素。
为了严格执行社区要求的防疫政策，遇见不配合的客户，难免由解释变为争执，以至于引来一圈大规模的围观。有心的客户就会趁机打开手机录视频发到网上，然后来一句“物业拿鸡毛当令箭”，在评论区必然会对物业展开无休止的恶评和讽刺，很少有褒语。
这还不算完，更让物业人难受的是，如果不小心放进楼里一个不带口罩的人或是漏查一个行程码，就会有另一种客户的声音出来：“疫情这么严重，物业也不管控，万一有一例就会被封楼，那得耽误多少事？”更有甚者，会举报到社区或者防疫办，接下来作为物业的我们就会被监督部门兴师动众地责问并要求整改。
夹板气最让物业人怀疑自己职业的价值，这份委屈只能自己消化和平衡，两头的事还得照办。然而，疫情反复，防疫政策一天一变，我们得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防疫工作当中，尤其我们商业体，每天客流量大，一旦有确诊和密接，整个项目都会被牵连。
或许是发现大家不过是一条船上的人，渐渐地，客户们习惯了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让我们这个日流量8000多客户群体的商业体，直到2022年初，还幸运地没出现一例感染者。
比起防疫方面的幸运，行业的大环境却并不眷顾我们。受地产暴雷的波及，我们物业公司被大老板“资本运作”之后变得摇摇欲坠，韦总在2022年春节后发完“开工利是”便离开了这个她奋斗了6年的物业公司。
韦总一走，公司里人心惶惶。那时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年前，我们签约了一个外地的项目，有“出征”经验的我，被再次“翻牌”，是好是坏，不容我有顾虑和选择，毕竟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服从才可能被留下。
可原定于2022年4月去外地项目上任的我，碰上了省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别说去外地，连出小区门一度都变得困难。但那个短时间合作的项目正值交付的阶段，我不想因此耽误，也不相信“出去就回不来”，还是出门了。还没有出省城，一路上到处可见“红马甲”“白大衣”“黑保安”……路上车少了很多，横亘在路上的绿铁皮围挡分外醒目，疫情来势凶猛，看来管控也动起了真格。
我怎么也绕不出省，也回不到公司，几经周折，晚上寄宿到了前同事祥兵的家中。我询问师父公司里的情况，他说他已经提前住在了项目上，为了保障两栋大楼的防疫工作，他把重要骨干员工都安排好了，确保物业的防疫工作正常开展。
夜里，晓伟也来到祥兵的家中。他也是物业人，负责一个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管控前从家偷跑去了单位，已经参加防疫工作一周没有回家了，单位住宿条件太差，才来祥兵家借宿——此前，为配合社区对小区里3000多名业主进行核酸检测，他连续几天都是睁眼睡觉。
吃饭时，晓伟接到一个次密接的流调电话。在电话中，客服主管向他汇报，业主不配合行程调查，“再三解释过后，只说了一些不详细而且不符合逻辑的行程数据”。
大家都知道，如果次密接的行程不真实，会造成管控不准确，一旦确诊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真出了事儿，除了当事人需要负法律责任以外，负责流调的物业人员也会受到牵连，所以晓伟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作为物业人，我们也在问自己——我们有权利去流调业主的行程轨迹吗？对于这位业主来说，面对没有知情权的物业人员，凭什么详细地透露自己的隐私呢？晓伟也跟我们说：“没有办法，面对密接和次密接的业主，社区一般都会要求物业进行流调，但又没有正规的授权手续，办这种事，我们是两头为难。”
我们正讨论着，社区主任又给晓伟来了电话，催促流调数据，晓伟说明情况后，社区主任让晓伟以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流调。这个方法的确有效，听说是社区工作人员，业主虽不耐烦，但也算是配合。
晓伟整理完流调内容已经是凌晨，心里不踏实，干脆直接去了单位，投身一线防疫，又是不眠夜。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晓伟当时的健康码已经黄了，但是作为物业负责人，作为社区防疫工作最具有组织力的物业，能在家里躺平吗？疫情之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手足无措，面对社区过硬的防疫要求，我们在落实时畏手畏脚，生怕防疫不当、不够，又怕防疫过度，只能摸索着过河。
8
在祥兵家住了7天，外地的项目基本也没后续了。我只好回到了项目上，迅速组织物业力量筑起防疫的堡垒。
当疫情趋于平缓，公司又有了重大变故。2022年5月，公司“换股”后，“合并”成了既定事实。大家风言风语说“我们公司被收购了”，业主们也在“吃瓜”打听。
“收购”我们的是一家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从规模、口碑、实力、体制等都堪称“大哥”。大哥归大哥，生意是生意，人家不可能全盘接受我们。人事部门挨个找我们谈话，大概意思就是，要么走，要么去一个自己不愿去的岗位，或者是外地——新岗位的工资和待遇都会大幅度调整降低……
对此，大部份同事选择离开自寻出路了，我也一样。我突然想起来刚入行时韦总说的话，“物业不研究飞船导弹，只要肯用心就能干”。物业确实不研究飞船导弹，所以可替代性很高。
素娟觉得疫情期间就业环境不好，忍了忍，还是选择留下——留下的人大多跟她想法一样。她亲自为我办了离职手续，说：“我帮你留意同行的招聘信息，到时候联系你。”彩珍留了一阵，没坚持多久，也离开了公司。
我师父也没有离职，他说：“回不到过去，也回不了家，再他妈难老子也要干下去。”
离职后，我坦然地在家待业3个月，为了弥补5岁儿子缺失的父爱，我陪他徒步了郊区几乎所有的山头丛林。看着孩子一路在前面走，我突然发现，做物业久了，天天照顾别人的家，而对自己的家却忽略了很多，甚至是陌生。
8月份，疫情稍微缓和了一点，我开始找工作。令我没想到的是，历经13家物业公司的20多场面试，我逐渐成了一个“物业侏儒”。行业内可提供的岗位少之又少，薪资更是大幅度缩水。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像W公司一样的工作了。
期间我和师父见了一面，酒后吐真言，师父在新领导、新平台之下过得并不如从前。但他仍旧舍家在外，坚持在那个让我持续积累“后期经验”的项目之中。留下来的素娟，依然还是说：“大形势不好，姑且坚持着。”
给王经理打电话聊天时，他说：“正忙着防疫，稍后联系……”事后他给我回电话，征询我是否愿意离开家，跟着他干——早于2019年冬天，他就选择了回老家发展。这次我犹豫了——行业的飘摇让我觉得前途渺茫，不再想常年在外，况且薪资也不理想。
有一天，彩珍给我发信息说：“在哪个山里呢？带着我们也放松一下。”我当然清楚这是物业人最后的倔强，不卑不亢，宁愿山里浪，也不愿降低标准再入行。当然，人总要吃饭，8月底，我入职了一家管理住宅小区的物业公司，薪资比以前少了一半，好在可以每天回家。
去年年底，老同事陈杰通知我们一起吃饭。他早已从物业转行房产销售，地产行业暴雷后，便辞职开了一家餐厅。见到我时，他惊讶地问：“还要干物业？”
我点点头。我想，在物业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不后悔，也不可能再从事其他行业了，谈不上热爱，单纯为了柴米油盐。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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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如何被疫情改写？
前言2022年年底，疫情社会面管控放开，再回想起这场之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慨。2020年的春天，新冠病毒席卷法国，巴黎封城，全民禁足。因工作被困巴黎的中国作家申赋渔，本能地开始记录在封城期间耳闻目睹的点点滴滴。而他之前花五年时间采访收集的许多平凡小人物的素材，也在此时清晰地串联了起来。他突然知道该怎样来书写这些人的故事，于是有了这本《寂静的巴黎》。从《不哭》《一个一个人》到《寂静的巴黎》，申赋渔始终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他时刻关注着身边普通人的命运，以沾满温度的笔，真实记录下他们的境遇。《寂静的巴黎》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巴黎，但又远不止于巴黎，那些被禁足城中的异乡人，也在娓娓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遗嘱里的爱情
下午的时候，詹姆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立好了遗嘱。口气相当轻松，像是终于办妥了一件已经拖了很久的大事。
詹姆斯今年七十三岁，正是新冠疫情中的高危人群。他是我认识了好几年的朋友，住在巴黎郊区的一幢两层小楼里。我曾好几次到他家做客，都是他亲自下厨，每次的牛肉都做得很好。詹姆斯老家在英国爱丁堡。我偶尔不小心地说，你们英国人如何如何，他都很严肃地纠正我：“我是苏格兰人。”
去年圣诞节之前，詹姆斯请我、我的《匠人》一书的法文译者郑鹿年先生及夫人去他家。正在吃饭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是视频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詹姆斯激动地让我们每个人跟她打招呼，随后不顾礼节地把我们晾了十分钟。他跑到一边去跟她叙家常了。
这位老太太住在爱丁堡，比他大两岁，是他年轻时的女友。两人相爱了几年，不知道为什么闹翻了。詹姆斯一个人来到巴黎，做英语教师。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两人各自成家，又各自离婚。孩子也早已成家立业。现在两个人都老了，女友腿脚不好，詹姆斯有肺病。一个人在苏格兰，一个人在法国，已经多年没见。
他们经常打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女友今天打电话告诉他，爱丁堡的咖啡馆、酒吧、餐馆全关门了。苏格兰首席部长说，这是她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英国已经感染三千九百八十三例。苏格兰感染了三百二十二例，死了六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
詹姆斯说：“我们结婚吧。”
“现在结婚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会去爱丁堡见你，也不会有什么婚礼。我只是想在死之前和你结一次婚。”
日渐严重的疫情让两个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女友经不住他的纠缠，终于同意了。今天已经说好，通过邮件办理相关手续。
“祝贺你，詹姆斯。”我说，“这是高兴的事，你写什么遗嘱呢。”
“我没什么财产。只有爱丁堡一套父母留给我的房子，还有法国这一套我住的房子，我写在遗嘱里，都留给她。这样我突然死了，就没关系了。”
“詹姆斯，马克龙说要给巴斯德研究所五十亿欧元研制疫苗，中国、美国、德国都在加紧研制，很快就有疫苗了。”
“巴黎封城后，我每天在看新闻。每天都有人死。意大利甚至都用军车在运送尸体。这是人类的一场大劫难，我要提前做好准备。年轻的时候，她说要跟我结婚，我拒绝了。之后这四十年，我们都没再提过。现在，我应该请求她的原谅。”
“都四十多年了，哪还会生你的气。”
“我去巴黎的那一天，她送我上车，我一回头，看到她眼睛里全是泪。这一幕就像在昨天。今天她答应跟我结婚，我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她还爱我。”
詹姆斯挂了电话不久，郑鹿年老师就给我打来电话：“你知道詹姆斯要跟他女朋友结婚了吗？”
詹姆斯今天下午大概一直在打电话，告诉每一个朋友他要结婚这件事。
我给詹姆斯发了一张今天网上流传很广的照片。这是法国最著名的街头艺术家 C215，在“塞纳河畔伊夫里”的一面墙上的涂鸦。一对戴着口罩的情侣，深情地拥吻在一起。他们情迷意乱、旁若无人，他们超越了时空，印刻在灰色、粗糙、冰冷的墙壁上。
2020.03.20
想飞的男人
封城之前，我囤积了一批水饺。昨天雅克跟我打电话时，我顺口说可以给他一些。他的反应很灵敏，立即问我：“你确定吗？”然后今天就开车来拿了。
雅克对中国的爱简直有点偏执，学了好些年的汉语，越挫越勇。几年前我在巴黎南戴尔大学做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他跟我加了微信。
之后隔上十天半个月，他就跟我联络一下。有时候发一句莫名其妙的格言，问我是孔子说的还是老子说的。有时候发一句似是而非的诗，问我是唐诗还是宋词。有一次甚至跟我探讨两味中药，非说对降高血压有奇效。后来迷上了“道”，经常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坐。不过说实话，他选择打坐的地方风景着实不错。我夸了他两次之后，他就经常给我发他认为有道家意境的美景。
我们联系中断是在去年九月。他一下子就消失了。我跟人一向不是特别热络，过了两个月才想起问候他一声：“最近好吗？”一般来说，对方会回信说：“挺好的，你怎么样？”这样就又可以恢复联系。雅克很快就给我回信：“不怎么好。”
雅克在法国一家公司做高管，酷爱飞行，几乎每周都要上天一趟。他已经飞了二十二年。今年九月，飞行俱乐部新到了一种新型的小飞机，建议他试一试。雅克很兴奋，跨上去驾机起飞。飞机上天只有三秒钟，就一头栽下来。
雅克被送到医院，二十天后才醒过来。他说，怎么登机，怎么操作，怎么摔落，一直到醒过来的这段时间，他什么也记不得。不过之前的记忆全在。大概人的大脑有自我保护功能，对可怕的事情会自动屏蔽。他已经出院了，在家中休养。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还不错。让我难受的是腿受伤了，这会妨碍我运动和长途旅行。我必须赶快进行锻炼。”
“锻炼不着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能这样已经很幸运了。 ”我安慰他。
“我过几天就去中国了，这是很早就跟朋友定好的旅行计划。不能告诉我的医生。他会阻止我。”
我对法国人的许多做法都很无语。有人去年刚刚在滑雪场摔断了胳膊，今年又兴致勃勃地登上雪山。有人腿上还打着石膏，摇着轮椅就在滚球场上扔起了铁球。现在巴黎封城，人们还是会不停地出门跑步、遛狗。他们认为运动对狗也一样重要。欧洲人大概都这样。
意大利一位市长愤怒地抱怨道：“你们不停地出门遛狗，难道狗有前列腺炎吗？”昨天我短暂出门了一趟，发现外面已经全是跑步的人，我怎么躲也躲不掉。好像谁也不在乎疫情正在张开的黑色翅膀。旅行和运动，比他们的性命还重要。
雅克回巴黎后告诉我，中国之行太棒了。今年春天他要在法国接待他的中国朋友。他说他刚刚考了新的驾照，这样就可以带他们从法国一直开车到东欧。
“你为什么要重新考驾照？”
“不是跟你说我的腿受伤了嘛。考个残疾人驾照，我就可以享受停车的方便了。”雅克笑着说。
对雅克这样的法国人，我有太多不理解。好吧。巴黎停车是太难了。有时看到空着的残疾人车位我也想悄悄停一下，可是看到牌子上写着：“如果你要停在这里，那你把我的残疾也一起带走吧。”头皮一阵发麻，只得掉头就走。雅克就没有心理障碍吗？
巴黎封城后，雅克跟我的联系就更频繁了。一会儿问我中国的疫苗研制出来了没有。一会儿又问中国用的是什么特效药。当然大部分都是抱怨法国政府如何动作迟缓，官员怎样愚蠢无能，民众如何自由散漫。也说他禁足在家的日常生活。
他说他在阳台上给鸟儿建了一个食堂。“每天都有不同的鸟儿来吃，我的生意很兴隆。”然后发一段视频给我。他在阳台上挂着一个葫芦一样的东西，里面装着食物，在底部伸出一个小嘴，让鸟儿啄食。房屋前面的几棵树都已经开满了花，许多鸟儿飞来飞去，鸣啭曲折动听。春天已经十分喧闹了。
昨天给我打电话，一向快快活活的雅克突然发了脾气：“天天晚上八点钟在阳台上拍手有什么用？我们缺口罩，所有人都缺口罩，好好想想办法吧。”雅克把老母亲留下的缝纫机搬出来，开始做口罩：“我一天能做二十几个呢。”
雅克把自制的口罩送给附近的邻居、扫地的清洁工、送快递的投递员，还有他的家庭医生。“我多了一条出门的理由。”雅克笑着说，“我在出门单下面自己写上一条，送口罩。如果警察拦住我，我正好把口罩给他。”
我想，巴黎警察一定不会难为他。昨天晚上，法国内政部把应该给警察的FFP2口罩给了医护人员，然后什么口罩也没有给警察。警察工会愤怒地警告内政部说：“如果再没有口罩，警察们将暂停戒严检查。”已经有二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感染。
雅克把车停在路边上，坐在巷口梨树底下的长椅上等我。我把一袋水饺给他，他给我几只自己做的口罩。为了安全，我们都离得很远，东西放在椅子上自取。几只口罩的布料都不一样，灰的、白的、红的、蓝的，很好看，大概是他特意挑的。他是个极端爱美的人。
雅克站起身，原本高高大大的一个人，小了一圈。脸上的笑容还是很灿烂，目光也一样诚恳。他拄着两根拐杖往车子走过去。他的一条腿齐膝盖被截掉了，裤腿空空荡荡。
2020.03.26
马奈窗前的流浪汉
从我的住处出门右转，走到巷口，有一座红砖的邮局。邮局对面一幢房子的二楼，是印象派大师马奈的工作室。大概是因为方便，马奈站在窗口画过好几幅这条街的街景。从画上看，没有这座邮局。这是马奈去世之后才盖的。
在邮局的屋檐下，住着一个流浪汉，很年轻，留着大胡子，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我到这里两年了，每天都能见到他。彼此偶尔会点头致意。他的铺盖总叠得整整齐齐，摆放在邮局外面的一个长台阶上。台阶上面有片玻璃的屋檐能挡风雨。他白天不在这里。
我有一次在布达佩斯广场上遇到过他。每周一、三、五的晚上，布达佩斯广场上有义工分发免费的晚餐。整个广场上都是排队的无家可归者。队伍井井有条，寂静无声。
这位邻居每天生活怎样，对我是一个谜。只在一天的深夜里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道。我们站在欧洲广场的铁桥上看下面徐徐进站出站的火车。我递了一支烟给他。两人默默地在黑夜里抽完手中的烟，点点头就分手了。
也就在这一天，我突然发现他收养了一条狗。一条很小的黄狗，乐颠颠地跟在他的脚后面。他很晚才睡，小黄狗趴在他的头旁边，一声不吭。等邮局上班了，他爬起身，叠好铺盖，带着小黄狗消失了。
一年前，邮局开始施工，进行大规模整修。他原先居住的台阶被围挡裹了起来，外面只剩下一点点，只够人直着身子坐着，再也不能躺了。我晚上散步从这里经过，看到他和小黄狗无声地坐在台阶上。铺盖卷没有打开，放在脚边。
我原以为，流浪汉四处为家，既然这里的窝毁了，那就再换一个吧。可是，每天晚上他还是回到这里，默默地在他原来的地方坐着。
我心里有些难过。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境况。那是在无锡，打工的书店关闭了，突然没有了住的地方。可是我晚上也还是回到那里。毕竟这是偌大一个世界上最熟悉的地方。
有天黄昏，我从他面前经过。他仰着头，呆呆地望着路对面马奈工作室的窗户。窗户里亮着灯，看不到人。房间里很空旷，靠墙立着一排书柜。过去了一百多年，还是工作室的样子。不知道现在谁住在里面，灯光很暖。
我回到家，热了两只包子出来找他。可是他又不在这里了，铺盖还在。过了半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回来，我只好怏怏地回家。之后好些天他都不在。我想，他大概找到新的住处了。毕竟巴黎这么大。
又是一天晚上，我从圣拉扎尔火车站出来，沿着罗马路往家走，突然有个很面熟的人迎面朝我走过来。等到擦肩而过，走过去好远了，我才反应过来。是他。他的头发虽然还是像爆炸后的蘑菇云，但显然洗过了。脸上干干净净。一身衣服也是新的。脚上一双旅游鞋，白得晃人的眼。大胡子也修剪过了，显得相貌堂堂。
巴黎有这样的机构，专门收留无家可归者。也许是因为他失去了住处，被他们发现了，因祸得福，得了这样一身新装，有了可靠的生活。那只小黄狗没有跟着他。我听说在那个收留机构里，是不允许携带私人物品的，大概小黄狗被没收了。这也是换一种生活要付出的代价吧。
我一直没看到他，他的铺盖也不见了。我心里也就踏实下来，甚至有些为他欢喜。已经是冬天了，露天的生活越来越难。有时候一连三五天下雨，气温也越来越低。许多流浪汉已经在抢占街头地面上冒热气的散热口。市政厅也开始向流浪者开放，不过只收留女子。我希望我的大胡子邻居愿意留在收留处，好歹不会淋雨，有口热饭。
巴黎的夜已经很冷了，我还在坚持散步。有一天，经过欧洲广场的铁路桥，桥上靠栏杆睡着一个流浪汉。借着路灯的光，我认出了他。就是那个住在马奈窗前的我的邻居。他和以前一样，又是邋遢落魄。他就睡在这露天的夜里。眼睛闭着，睡得很熟。原先的那个屋檐，离他只有两百米，被围挡挡着。
他回不去，他也不肯离开。
这里人来人往，不可以长住，必须每天换地方。有时他躺在附近广场的长椅上，有时在列日街边的台阶上坐着，有时就睡在欧洲广场的地铁站口。他总是在几百米大的一个圈子里徘徊着，好像在等邮局的施工结束。邮局的工程拖得太久了，不过现在的确已经接近尾声。
巴黎三月封城后，我只有偶尔才出门。现在散步有限制，只能在晚上七点之后，不能离家一公里，不能超过一小时。一个多月了，我一次也没有遇见我的这个邻居。他不见了，不知道是住进了政府安排的宾馆呢，还是生病了被安置到了收留中心。
在离马奈工作室一百米的地方，有一块长着十多棵银杏树的小空地，叫都柏林广场。广场上有供旅人饮水的华莱士喷泉和两张长椅子。昨天晚上，我散步时又从这里经过，远远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蜷缩在椅子上。我特意从他旁边走过，果然是我的流浪汉邻居。他没有看我。他靠在自己的铺盖上，定定地望着因为疫情已经停止施工的邮局。
即便是无家可归了，人的心里也还有一个家。
2020.04.18
波德莱尔与卖花青年
巴黎街道旁边经常有清亮的水在潺潺流淌，这是从塞纳河里抽送上来清扫街道或者浇灌花园的。今天新闻里说，在这种非饮用水里发现了新冠病毒。病毒在呼吸间、在空气中、在水里，在每一个可能碰触到的地方。我们应该往哪里躲藏呢？晚上七点之后，太阳还在天上。我必须到阳光底下去走一走。也许被阳光晒一晒，心情会好一些。左转右转，走到了阿姆斯特丹路上。我沿着这条突然变得荒凉的小街一直往前。
阿姆斯特丹路二十二号，是一家叫迪耶普的小旅馆。这是《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暂住的地方。他没有家，总是搬来搬去。曾经在一个月里被迫换了六家旅馆。大概迪耶普旅馆的价格便宜，对他也宽容，他去世前的几年里，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里。他的《恶之花》印了一千三百册，出版才二十天就被检察官收缴了。
这位检察官就是那个把《包法利夫人》判为禁书的人。他认为《恶之花》这样的书败坏道德，有伤风化，是可怕的病毒。这个荒唐的判决将近百年之后才被法院推翻。波德莱尔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叫《残骸》，收了他二十三首诗，印了二百六十本。此时的波德莱尔已经被另一种病毒折磨得不能说话，可是拿到诗集，他还是“显出了一种孩子般的快乐”。服用鸦片、洋地黄、颠茄、奎宁，以及采取正流行的水疗法，都不能减轻他的疼痛，也不能让他开口说话。
在痛苦中挣扎了一年之后，四十六岁的波德莱尔去世了。他死了，可是许多人对他的诗仍然感到厌恶，甚至恐惧。半年多后，他的出版人又因为这本《残骸》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
当新冠病毒盛行，人人心怀恐惧之时，从重病失语的波德莱尔门前走过，心里有着一种异样的悲凉。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病毒是什么。我继续往前走着。
从小旅馆往前一百米，就到了与圣拉扎尔路交界的路口。这里有一块几十平方米的空地，原本是一个喧闹嘈杂、熙熙攘攘的地方，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靠边摆着一只投放旧衣服的大桶，影子被夕阳拉得长长的，显得孤独又凄凉。病毒把所有人都赶走了。
我把这里叫卖花地。原本空地上总是摆着一排桌子，上面放着一箱一箱的鲜花。卖花的是一群阿拉伯年轻人，人人手上捧一大捧花，几乎要塞到每个行人的手中。价格都很便宜。我每次只是看看，礼貌地朝他们摇摇头。
有人笑着用中文朝我喊一句：“你好吗？”然后又激动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不买的原因是他们卖的花我不太喜欢。他们卖的大都是郁金香、玫瑰、百合等，太堂皇正式了。七八个人，卖的品种都差不多，大概是从一个地方批发过来的。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面前放了一箱雏菊，我朝他走过去。他立即把手上的一捧朝我递过来，嘴里说：“四欧，只要四欧。”我点点头，把钱递给他。他从那捧花里抽出一束给我。我笑起来。本来也是，怎么可能四欧元能买这么一大捧呢。不过经过这一次，我看到了他们的底牌，也就不再担心跟他们打交道。即便是这一束，在花店里也要卖两倍以上的价格。
有时候，我会特意绕道经过这里，只为看一看有没有我喜欢的花。果真有一次，我买到了丁香花。心里很高兴，就跟他们搭讪了几句。
“你们不能分散开来卖吗？为什么要挤在一起？”他们这七八个人，会争抢生意。其实价格与花都是一样的，各人只能展现出更大的热情和更夸张的表情。
卖花的年轻人摇摇头：“其他地方不让卖。”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其实这里也不让卖。有一次，远远有警察朝他们走过来，他们立即搬起装花的箱子，一溜烟跑没了。桌子扔在路边上。警察经过这里，也就看了一眼，脚步没有停，一直朝阿姆斯特丹路的深处走过去。他们根本没管。
等警察没影了，卖花的青年们又冒了出来。也许，警察与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在这里摆摊，但是不合法。在巴黎，有许多这样的灰色地带。我觉得这是好的。他们干得是多欢乐啊。他们大声叫卖着，用一种既谦卑又得体的动作向每一个行人兜售。他们的笑容真诚而豪放。他们是在进行一种美好的劳动，没有焦躁、愤怒与仇恨。他们不是病毒。
“你们每天都在这里吗？”又一次买花的时候，我问一个瘦瘦的青年。
“不，星期天我们是要休息的。”他笑着说，“劳动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吗？”
他们的热情有时候是好笑的。我刚从一个人那里买了一束，花还抱在手上，经过另一个摊位时，又会被拦住，更热情地向我推销。
我举举手里的花：“我已经买了。”他就夸张地把花放在自己鼻子上深深地吸一下，然后一脸陶醉地跟我说：“你可以再买一束，多香啊。花就像幸福一样，是不会嫌多的。”
巴黎封城后，卖花的青年们不见了。这个路口显出一种让人心慌的干净与寂静。一路上经过的几家花店也关门了。
我家里养的两盆花早已凋谢。有一个土豆发芽了，我放在花盆里。过了一个月，现在已经长出了茂密的枝叶。几天前，我在购物车里发现了两颗被忘记了的洋葱，躲在阴暗处，竟然也长出苗来。我也放到了无花的花盆里，现在也是长势喜人。可是，它们毕竟不是我爱的雏菊和丁香。
我在这个路口站了一会儿，不能再往前走了，往前就会超过散步允许的距离。我转身回家。在这个空地的西北角，是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广场。广场上立着一个用许多时钟堆成的塑像。在塑像的底下站着三个年轻人。他们没有口罩，相互靠得也很近，在谈论着什么。正是卖花青年中的几个。不能卖花了，生活还要继续，怎么继续呢？
在他们的头顶上，几十座时钟叠罗汉一样垒在一起，每一座都有时针和分针，可是全都一动不动。因为病毒，时间凝固了，只有死亡还在向前。今天一天，法国又死了三百九十五人。
2020.04.19
病毒正在改变世界
巴黎今天解禁了。法国总统把自己推特上的留言从“请留在家中”，改为“请保持谨慎”。在无数人奔上街头欢呼自由的今天，法国又有七十人被病毒夺走了生命。每天不断更新的死亡数字，已经显示为“26380”。新冠病毒席卷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超过四百万人被感染。病毒正在改变世界。
巴黎封城五十五天之后，我再一次往协和广场走去。一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几乎与封城前一样多。一半的行人戴着口罩，大多数是白色的。也有一些人戴着黑的、蓝的、红的，甚至绣花的口罩。无论怎样艰难的情况下，人们总希望有选择美的自由。
也有几位老人戴着政府发放的巨型口罩，几乎把整个头脸都包住了。据说洗过之后，就能缩成普通大小。他们太心急，直接戴在了脸上。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多起来，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所有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地铁站有人背着一个古怪的容器，给人分发洗手液。地铁上的乘客，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戴着口罩，可是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隔开。人们无声地挤在一起，内心充满着恐惧。
眼镜店、花店、理发店、时装店，相继开放。不过沿街营业的店铺依然是少数。有些店门口写着：未戴口罩，请勿入内。有些药店的橱窗上贴着告示：本店设有新冠专柜。不过大多数店铺里都空空荡荡，很少有顾客。只有面包房门口依然有人在排队，人人自觉拉开一米的距离。或许是面包的香甜让人愉悦，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
一些大门紧闭的店门口，或坐或躺着曾经神秘消失、又悄然回来的无家可归者。没有人戴口罩，他们仍然是那样疲倦、沉默和悲伤。
行人们神色紧张，看到有人走来，都会尽力避让。透过车窗看过去，许多司机也戴上了口罩。解禁后是否出门，成了法国人异常纠结的问题。有人说，我害怕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看到人我想调头就走。有人说，只有戴两层口罩我才敢出门。
有人说，解禁我也要留在家中，我不在乎工作。也有人准备控告政府：强迫公民戴口罩是侵犯人权。更多的人像欢呼新年一样欢呼着这个日子。在我的楼上和隔壁，通宵听到歌唱与碰杯的声音。
路边花圃里的花儿都谢了，春天的确已经过去。街道两旁树木的叶子绿得更苍翠，透出浓浓的生命力，让人心里多了一些振奋。梧桐树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飘絮，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没有一个抱怨。大家都愿意相信，随着夏天的到来，病毒就会消失。
曾经的鼠疫、霍乱、西班牙大流感，不都是这样吗？人类何曾战胜过它们？只是它们来了又走了。它们总会走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它们走之前，努力地活着。病毒还在外面游荡着，巴黎解禁了，却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依然关闭着。谁也不敢开放，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个国家都在担心着自己的安全，同时提防着邻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情况刚刚有所好转，英国、俄罗斯、巴西、美国的情况还在严重恶化。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在继续推迟航线的开通。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被孤零零地隔绝在外。在全球令人心悸的警报声中，法国的有限开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在这共同的恐惧之下，所有的国家都在思考着改变。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人民和政府今后几周内做出的决定，或许会在今后很多年内改变世界……风暴必将结束，人类必将继续存在。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活着 —但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
世界将会怎样？撕裂、孤立、对抗、冷战？还是和解、交融与合作？没有人知道。我站在协和广场的方尖碑下，没有行人，没有游客，只有我一个人。
两百多年前，路易十六在这里被推上断头台。随后几年中，七万多人在这里被处死。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改变了法国，也改变了世界。病毒是不是又一场大革命？而这场革命，会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呢，还是会带来伟大的繁荣？
……
2020.5.11
（本文节选自申赋渔《寂静的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