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凋谢于忧郁的面具下的脸，我鞠躬
向我忘却了泪水的道路，向死去的、绿如云朵，脸上高闪着一片帆的父亲，我鞠躬
向为了祈祷并擦亮皮鞋（在我的国家，我们全都祈祷并擦亮皮鞋），而被卖掉的一个孩子
向我将饥饿刻于其上的岩石，它们是滚动在我眼皮下的闪电和雨
向一座我在流浪中带走了泥土的房间，我鞠躬。
——阿多尼斯
引子
“分享一件你今年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朋友翻开一张卡牌。
“考驾照！”我脱口而出。
1
选择2022年在上海考驾照，绝对不是因为我三十而立，终于可以付得起高昂的学费和时间成本。
在这之前，我觉得驾照不是生活必要的东西。地铁加共享单车，已经可以满足我在上海的日常出行。路怒症、几乎平均每分钟就有1人因车祸死亡的新闻，直接让以前的我将考驾照这件事排除在自己的人生清单之外。直到疫情这几年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我开始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我被拐到什么山里，想要逃出去的时候，恰巧村口有一辆车，却因为我不会开车而永远也无法逃出“地牢”；如果我奶奶去世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乘坐不了任何公共交通，又因为我不会开车，将要错过和奶奶的最后一面；如果发生战争，如果……各种末世场景的涌现，让我觉得掌握开车的技能是必要的。
于是，我开始询问各种朋友：上海哪里学驾照便宜且教练人又好？对比了学费、距离、教练态度等综合因素，我选择了离住处不到4公里的一个驾校，学费7850块，比朋友们的驾校要高出1000多，但另一个推荐教练的朋友说，他是金牌教练，不喝酒不抽烟不骂人不说上海话，每次学车还负责接送。
2022年3月5日，驾校的体检处排起了长队，有些人戴着口罩，有些人没有。我家附近的上海大学已是封闭的状态，那个时候上海流行的段子是狼人杀：“天黑请闭眼，奥密克戎请睁眼，奥密克戎今晚要封哪个小区，确认吗？——好的，奥密克戎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你想验哪个小区，这个小区吗？——它是这个（封闭）。防疫小组请睁眼，昨晚这个小区被封了，你有一个解封条，你要用吗？——天亮了，昨天这个小区被封了，没有遗言。”
我那时常为自己住在郊区感到幸运，毕竟住在市区被封住的概率更高些。我心存侥幸——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
这个体检点只有2个工作人员，一人负责电脑录入信息，一人负责拍照、体检。据说原来有5个人，后来不知为何缩减到现在这样。还好，有朋友陪着聊天，排队并没有那么难熬。
“还排啥排，下班了！”一个男的站在门口大喊。
“我都排了1个多小时！”人群里有人喊道。
“你们没看到这上面写的上班时间吗？上午9点到下午3点。”男人指着门口贴的A4纸，“你们在这站着也没用！”说完他就进去了。
排队的人没有散去，仍旧站在那等着。见有几个排队的男女跟在一个教练模样的人后面，直接走到体检、拍照的办公室里去了，朋友叫我赶紧发微信给教练，叫他来走走关系，不要白白浪费我们等待的1个小时。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拨开人群，走了过来——他个头不高，身材中等，衣着朴素，小麦色的皮肤，白发依稀可见，约莫50岁的样子。“咋还有这么多人？”他不满地嘟囔着，从口音可以分辨出，他和我一样都是来上海谋生的异乡人。他就是我的教练，当他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排到办公室门口了。
“下班了！不做了！”那个男人拒绝了插队的教练和学员，说，给他们做了，后面这些人怎么办，“我今天从早到晚，屁股粘在凳子上就没起来过！”
人群仍站着不动，大家以为只要不走，那个男人就会愿意为我们加班。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日后还有更多更长的队需要我们排，日后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我家住在奉贤，我回家还得2个小时！”男人站在门口喊道。人群这才散了。
第二天早上，教练带我去另外一个点体检。我到那的时候，大概有10个人在排队，15分钟后我就出来了。一开始我还担心自己右眼弱视无法通过体检，但形式主义证明我多虑了。检查视力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随便指了两下，当我拿起色弱卡的时候，对方就示意我可以走了。
2
报名那天下午，教练就带我去“摸车”了（认识各种标识）。之后，他叫我下载“驾考宝典”“交管12123”，叫我回去没事刷科一的题目。
“2500道题，这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刷完！”我惊呼。
“你要嫌题多，就花钱买那个精简500道题。”
教练一再强调，那个钱不是到他这里的，考试费也不是交给他的。接着，他把科二、科三考试的pdf文件资料发到我微信上。说实话，资料上所有的字我都认识，但我完全看不懂。
“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调座位。”上车后，教练说。
我把座位拉到离方向盘最近的距离，才能勉强踩到离合器、刹车和油门。教练见状，从后备厢拿了个靠垫给我垫上了，并叫我坐直，说这样才能“看准点位”。
“倒车入库是科二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最难的，我们先学倒车入库。我发给你的资料，你都看了吧？”教练问我。
“我翻了一下。”
“我就知道你没看。”教练冷笑了一声，然后开始教我。
换我开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眼睛学会了手和脚没学会”。
“为什么不回方向？”
“为什么要放离合？我都跟你说了，今天的重点就是踩离合！”
“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知道我为什么踩刹车吗？”
“你开车没有感觉吗？你感觉不到车速的快慢吗？”
“你这样考试扣10分！”
“你这样考试直接挂了！”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要休息一下。”我在高度紧张以及教练连环炮的攻击之下，已临近崩溃的边缘。
“你都开成这样了，还有脸休息！”他气呼呼地下了车。
我下车松了下双脚、甩了甩腿。教练还没教会我开车的技能，倒是成功唤醒了离开学校多年的我曾经的“学渣”身份。我已经很努力地去当个好学生，试图听懂他的教学知识，比如“车身距离与黄线距离小于30cm、等于30cm、大于30cm”，但实际情况是，当我打完方向盘，车轮压线了。我以为自己回方向了，但等反应过来，回方向已经晚了。很显然，我不是一上车就会开车的那种天赋型选手。
“她学手动挡啊，要去赛车吗，还是要开跑车？”另外一个教练过来凑热闹，“女孩子学什么手动挡啊，现在私家车都是自动挡。”
其实我选择手动挡的原因很简单，持有C1驾照可以开自动挡（C2），反过来则不行。更何况，如果我被困在什么山里，那里应该也只有手动挡的车——比如货车之类的——我要不会开，不就死定了吗？
练车场清一色的男教练，他们点起了手中的烟，我的教练抱着茶杯加入他们的谈话：“报名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跟她说的，手动挡考试难容易挂科，她不听。”
教练这么说当然不是担心我挂科，而是若我不能尽快通过考试，就会一直占一个“名额”。据我的小小“田野调查”，驾校和教练的关系分两种：一种是雇佣模式，驾校给教练发工资，学员每个科目的教练是不同的人；另外一种是分成模式，教练自顾营收，对学员从头教到尾，多劳多得。我的教练属于后者，他有两辆车，一辆自动挡，一辆手动挡，驾校规定每辆车有9个学员名额，所以他常对我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要拖太长时间。”
因为疫情的缘故，他那段时间很难招满学员。即便招满了，今天这个学员小区封了，明天那个学员小区封了，他也担心哪一天自己的小区也给封了。每每有人跟他咨询费用，听了都嫌贵，说网上才4000多块钱。“一分钱，一分货。”他一般如此回复对方。
C2的驾照和C1的学费一样，但手动挡的C1考试内容多了“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紧急情况处置”两个项目。我有一种不想学了的冲动，若不是刚刚交了昂贵的学费，我都要放弃了。教练每次的教学都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来收尾，很显然，他还没带我进门就期望我和他一样是个老司机。
我点起了手中的烟，只听见他们说——“现在教练不抽烟，学员抽烟，都反过来了”，“女人顶半边天啦”，“哈哈哈哈哈”。我不理会他们的冷嘲热讽，自顾自地抽烟。我的心情已经很糟糕了，抽烟有助于疏解。说到抽烟，我想起一个朋友，她在大学任教，因为学校里其他女同事都不抽烟，搞得她也不好意思抽了。我叫她不要压抑自己，想抽就抽，她安慰我说，抽烟有害健康，不抽也没事。可是，现在有害我健康的不是尼古丁，而是有毒的男性气质。
“你是一张白纸，只要听我的话，很好教。”回去的路上，教练跟我说，他以前有个学员会开车，但是考试科目怎么教都不会，因为现实中开车和考试不是一回事。
我不明白，一个技能考试，不应该更具有“实用性”吗？
“你下次来学车之前，记得去做核酸。”教练叮嘱道，驾校规定，3月12日起，所有教练和学员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进训练场，教练们纷纷在微信群里喊“这下歇菜了”。他继而又抱怨：“油价贵也就算了，现在还要自掏腰包去做核酸。”
3
“最近疫情高峰期，为了大家的健康，以及基地的安全角度考虑，从明天起基地暂时禁止教练车训练，训练暂停时间为3月15日—3月20日。”3月13日，我收到教练的微信消息。那两天，朋友圈刷屏的新闻是：“江苏南通高新区：鼓励举报上海等中高风险地区来人线索，奖励200元”；“江苏无锡高新区：鼓励提供疫情防控线索，最高奖励10000元”。
“好的。”我回复了教练，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了一个可以不用去学车的“正当”理由了。
我赶紧出门去给一个朋友送物资。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室睡了9天了，至今还没等到何时能出校的通知。已经有朋友去他家打包过一袋衣服给他换穿，在不能洗澡不能洗衣服的条件之下，他请我去附近的优衣库给他买两件T恤、两件短裤和一双拖鞋，以免发臭了。听说在校不能点外卖，我问他还需要什么，好顺便给他一起送过去：“要酒吗？”
“那我更想念炸鸡。”他说。
他告诉我应该去学校哪个侧门把物资从矮墙上递过去。我回：“这比探监还刺激，像在搞什么黑市交易。”
在我去肯德基买炸鸡的工夫，他又发来新的情报，说学校安排了志愿者在校门口接收快递和物资，我直接到那边就行。在春风里，我骑着共享单车疾驰。全身防护的志愿者接过我手里的两个袋子，对着猛喷消毒水。
“哎——里面有吃的……”我阻止道，后半句话因为湿了的纸袋而低了下去。我想，食物有塑料袋包着，而且我系得挺紧的，应该没事。
“你还是囤点物资吧，有备无患。”朋友发来微信说。
晚上，在广州的朋友也给我发来物资购买清单，但我还是没去。两天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3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集中隔离点华亭宾馆的管理疏忽，引发本土的传染和传播，影响巨大，对于失职人员，将进行调查和追责。
下雨了，我决定出门走走——我已经好几天没从我的小阁楼里下来了。我在小区里晃荡，听着鸟叫，走过盛开的梨花、樱花、桃花，我在分岔口停了下来，铁皮墙立在我的眼前，墙的那一头，一树的玉兰花正开得妖艳。铁皮上贴着一纸“告居民书”，写着：“九区11号至29号将自2022年3月19日起实施‘2+12’封闭管理（具体封闭管理结束时间以实际通知为准）。”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楼上的两个小孩趴在窗户上望着我。
我带着一身的玉兰花香味回到小阁楼里，继续刷科一的题目。那些题目与其说是考驾驶理论或交通法规，倒不如说是在玩文字游戏，让我秒回学生的梦魇时代。
3月23日，我坐地铁到离住处3站远的上海钧济医学检验所做核酸，因为第二天的科一考试需要24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虽然“驾考宝典”的模拟考试结果告知我通过考试的概率只有38%，我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
那天的理论考试，我踩线过了。随后就在朋友圈里看到教练带有两个惊叹号的动态：“由于疫情严重，现在很多小区都在封闭状态，故基地再停教、停考一周，从即日起到4月2日，后续怎么样再听通知！请及时通知教练员及学员！”
我已经没有余力关心基辅的爆炸和远方的哭声了，我得去囤物资了。在附近的超市，货架上的方便面、牛奶还有些剩余的，我各买了一份，又买了些其他易储存的食物——小阁楼房东给我配置的冰箱也是迷你型的，我买不了太多生鲜。当我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冰箱，连光亮也只能透露一点点时，心想这足够我一个人吃大半个月了。
有了一丝安全感的我，坐下来刷手机，刷到了一个网友发的微博，泪流满面。TA说：“不想囤大白菜，冻饺子和卷筒纸。想囤一点周五早下班吹的那阵晚风，囤一点和朋友饭酒时的干杯，囤赶时间就等不完的红绿灯，囤手机怎么也拍不好的月亮，囤赴约，偶遇，囤不戴口罩才有的一见钟情。囤他妈的一切囤不到的东西，囤一些没有遮掩没有阻碍的赤裸裸的生活。”
4
3月26日，我坐上金山小火车去奉贤区的郊区农场拜访朋友。次日晚上，我们正在院子里烤着火聊着天，农场的管理员过来打了一声招呼：“刚接到通知，明天奉贤区要封了。”
“封几天啊？”我们一边问着，一边打开微信，查看“上海发布”的官方消息：“3月28日5时起，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第一批，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包括浦东新区全区，奉贤区全区，金山区全区，崇明区全区，闵行区浦锦街道、浦江镇，松江区新浜镇、石湖荡镇、泖港镇、叶榭镇）先行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1日5时解封。同时，浦西地区重点区域继续实施封控管理。第二批，4月1日3时起，按照压茬推进的原则，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5日3时解封。”
“你们俩要不赶紧收拾，看看怎么回去？”朋友的声音很焦急。
我和另外一个来拜访的友人，赶紧打开了各种打车软件，无人接单，毕竟已经晚上10点多了。
“也许货拉拉可以。”朋友建议。
“太晚了，这里又偏，没有司机接单。”我们想着，反正过几天就解封了，难得来农场一趟，不如就此住几天，也算是散散心。原本打算28日回到宝山小阁楼里的我，就这样被封在了农场。
不知道何时解封的我，开始担心朋友寄养在我那里的两只猫该怎么办。我打电话给小区的街道办，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从房东那里要来了邻居的手机号码。平常我和邻居几乎没怎么碰见过，但他听了我的难处，立刻答应帮忙照料那两只猫。我连声感谢，叫他拿走我囤在冰箱和柜子里的物资，这才松了口气。
农场主和管理员那几天也因为工人无法进农场干活而发愁。他们建议被封在农场的家庭，帮管理员一起播种、浇水。如此，大伙干了两天的农活。
我每天在农场都数着日子过。做抗原自测和核酸已经成了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做核酸的时间在上午或者傍晚，我们要到2公里以外的地方排队做。傍晚时排着排着天就黑了，月色之下，手机屏幕的亮光照在一张张戴口罩的脸上，分外诡异。朋友家没有车，农场主和那些有车的家庭，常常好心让我们搭个顺风车。再后来有了出门证可以去附近的镇上采购物资的时候，朋友常感叹“要是有辆车就方便了”，我则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去考下驾照。
“你那个教练不会拿了你学费跑路吧？”朋友很是替我担忧，“我们以前学车都要给教练塞钱的。”
朋友夫妇都是拿了驾照超过10年的“老司机”，但没有车。在此之前，打车、公交、骑车，显然在上海这样交通拥挤的大都市是更方便的。如今，外面的街道上空荡荡的，别说车了，连人都没有。
“要是真的跑路了，也没法子。”我无奈道，时至今日，我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们不好意思老是麻烦有车的人家，于是决定各自步行去做核酸。走在路上，眼见之处是关不住的春色：我来时油菜花开得正盛，如今路两旁的油菜都结籽了，绿意盎然。菜地里杂草丛生，但蚕豆和豌豆豆荚饱满。香菜开出了散状小花，茼蒿的花金灿灿的一片，煞是耀眼。每一种春色盛的都是我们的一日三餐，这是坐在车厢里所无法比拟的体验——乘车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的记忆只剩下拐弯、再拐弯的路道。我不小心踢到了石头，踉跄了一下，感受到自己真实肉身的存在。
5
从那天后，我每天都步行去做核酸，充分感受在外面的2个小时。这2个小时，将困在社交媒体和新闻里的我从黑匣子里解救了出来。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还能顺道去村里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小超市补充物资。那是个一家三口经营的小超市，大门紧闭，透过玻璃，男人、女人和老人都在。我拉了一下玻璃门，里面锁住了。
“今天不做生意。”男人说。
我仍站在门口等待。男人开了锁，出门来，望了望小区门口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离开了。
拐个弯，再去附近那家水果店碰碰运气。一只流浪猫等在拉了卷帘门的门口，见我来了，朝我走来，对我喵了几声，蹭了蹭我的裤腿，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可惜我什么吃的也给不到它。
我逗猫玩了会儿，再折返到超市，对着门缝喊道：“老板，洗衣粉有吗？”
“没有。”女人回道。
“烟有没有？”
“早就没了。”老人回道。
“油有吗？”
“没有。”
“卫生纸有没有？”
“没有，没有！”
总之，每次去超市能买到什么东西，就像是拆盲盒。没有洗衣粉有肥皂，那就赶紧买一块肥皂，免得下次连肥皂也买不到。再买5个饭碗（因为之前不小心打碎了几个），零食还有什么可买的——买一盒酱香味豆腐干吧。
老板不能出门进货，能卖的东西也是封城之前的存货。我想起封城的前一夜，小超市挤满了人，老板在柜台前高喊：“大家不用抢！就封个四五天！”如今，已过去27天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满释放”，只能等待。
“你可真是太聪明了！”朋友见我拎了几个碗回来，十分开心。与她一起准备晚餐的期间，我跟她说起了每日笑话：
上海市市民张三在小区的河里捉到一条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没有油啊。”
“那就煮！”
“没锅。”
“烤鱼！”
“没盐。”
张三气死了，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
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半圆，上身出水，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全域静态管理万岁！”
朋友笑得前俯后仰：“太好笑了！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路边的蚕豆都熟了，等下次去做核酸的时候，我摘点回来，不然都要烂在地里了。”我抹掉笑出来的眼泪。
在农场的第28天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家。
“你姑奶叫奶奶莫死，现在要是死了，你们都没法回来参加葬礼。”在老家的母亲前些天打来视频电话，说祖母前些日子从床上摔到地上了，脸都摔青了。祖母已经瘫痪在床6年了，经历过饥荒的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孙女此刻在上海所经历的一切。
“你叫奶奶等等我，等我能回家了。”我跟母亲说得好像祖母的死亡也是可以延期的。两年前的正月，祖母的朋友玉莲奶奶的葬礼因为疫情的缘故，异常冷清。祖母当时就担心自己的葬礼会像玉莲奶奶一样，亲戚没法过来奔丧，少了热闹，道士也没法过来做法事，她的灵魂升不了天——两年过去了，祖母担心的事又发生了。
“你能回家吗？”母亲问。
母亲真是天真，我叫她先去打听清楚老家的防疫政策。如果不会被隔离，我排除万难，就是走路也要走到上海火车站，搭上回老家的火车。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距离我的安徽老家572.4公里，距离我宝山区的小阁楼68.3公里。我怎么回去呢？我能回到哪里去呢？
母亲叹一切都是天意，又说“你朋友一家人是你的救命恩人”，叫我不能在人家白吃白喝，要交点伙食费。我叫母亲放心，我懂得礼数。虽然有家不能回，但托朋友的福，我吃得饱穿得暖。
朋友一家三口，再加上我和另外一个友人，每天需要喂饱五张嘴。如何计划每天的口粮分配，是我们每日最紧要的事。母亲说得不错，如果我被封在租来的小阁楼里，我要抢购价格昂贵的团购菜，要等待救援的物资。此刻，我为我丰盛的餐盘感到羞愧。朋友为我们做了一盘葱油炒蚕豆，真是香甜可口。感谢种下蚕豆的农民，感谢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得以果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麦田里，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祖母的声音，她喊我回家吃饭。
6
“明天开始，可以过来练车了。”5月31日晚上，我收到了教练的微信。
6月1日，我搭上了最早的一班金山小火车，7:48分从亭林站出发，再转地铁回家。我在农场待了68天，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狗窝了。
车厢里的人不是很多。我有些困意，因为起太早了，但这样的一天，又怎么可能打得了盹？戴着口罩的乘客们，像以前那样低着头刷着手机，看不出什么表情。但许火车似乎知道我们的迫切心情，半个钟头就到了上海南站。
在走去地铁站的过道上，玻璃门外的水泥建筑上长了一圈又一圈的野草。无人驾驶地铁轰隆而过的声音，地铁到站的报站声，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1个小时后，我出了地铁口，街上有很多人，有像我一样骑着共享单车的人，也有步行的人。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境，又如此真实。
两只猫听见了我上楼的声响，一只在门口迎接我，一只躲到了冰箱后面。屋子也像是被疫情了一样，猫的呕吐物，四散的猫砂，床单被子、衣服、书包上都长满了猫毛，十分茂盛。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然后洗了个澡，睡了一下午，整个人才缓过来一些。
晚上我请邻居吃饭，感谢他这段时间帮忙照顾猫。我们去了附近的商场，结果因为他的核酸码过期了7天，被保安拒之门外。我们只好骑车前往学校门口的美食街。之前人声嚷嚷的美食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招牌亮着灯。我们去了一家挤满了食客的大排档，等了许久，才等来晚餐。邻居说我不必客气，多亏我家里的洗发水、卫生纸、油盐酱醋那些稀缺物资，不然他的日子更难熬了，他还能顺便撸猫，已经很开心。他和我诉说着考研两次没考上的苦闷，又诉说着与女朋友3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常常吵架的烦恼。
一周后，我调整好身心，跟教练约了第二天学车的时间，他嘱咐我：别忘了去做核酸。
没想到回来练车的第一天，我就被教练气哭了。
“我可没有骂你，我哪一句话骂你了，你说说！你做错了，你知道错在哪了，我就不说了。可是你不动脑子，你说我是说还是不说？”他气急败坏的，数落了我一个一下午。
他又说，之前的一个学员，学了一个下午的倒车入库，第二天就去学“小路”了。而我已经学了三个下午的倒车入库了——不算疫情前的那两次，就算今天是第一次来，学了一下午也应该有收获了。
我听了很是生气：难道我不想早点学会早点拿到驾照吗？我交了那么多学费，花了那么多时间，冒着高温来学车，还要挨骂，这到底有没有天理了？
“这个开车和你骑车、走路都是一样的道理。你骑车，车龙头歪了，你是不是要转回来？你打方向盘，你‘借’了多少，就要‘还’多少，你刚学你怎么不记圈数？”
“我自行车都是自学的，摔了几次就学会了，不需要花钱不需要请教练。”
我想起小时候学自行车，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啊。那个时候农村里没有人家有儿童自行车，我们都是骑二八大杠，人都没有自行车高，摔得膝盖都破了皮，还是高高兴兴地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当然，学自行车没有规则、没有考试——这或许是学开车如此痛苦的原因吧，哪怕是一个成年人，也会考试不合格，不合格则意味着没有开车的资格。
想到这里，我眼泪就下来了。
“你看你这么说，我还能说什么！”教练火大道。
后来，他跟我道歉。我想是因为我哭了吧。他说，他下次再也不说我了，他只是着急了点，然后又说封城的这段时间，他可是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原本可以考完驾照的几个学员都给耽误了。
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朋友发来的“赶紧抢菜囤物资”的消息。我一打开朋友圈，满屏的“第二季：红玫瑰的秘密”。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兵荒马乱的。
（2022年6月9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7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上海玫瑰美容院3名员工阳性，涉及15个区，502人密接，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将严肃追责相关负责人。）
之后练车时的状况还是照旧。
“我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听，你为什么不动脑子？”教练质问着我，我的眼泪又忍不住地往下掉。
“人家第一次来练车，练得都比你好！”他指着练车场的另一个女孩说。
我看着窗外的那位女教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教练——我自认倒霉，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找一个女教练：“人家教练教得好。”
这句话把我的教练气得不行，说他很少说学员的，我是第三个。之前也有个女孩，不是他自己的学员，是驾校分给他的，不知道那个女孩和之前的教练发生了什么，女孩只是跟她说，她可以学3年。
“3年——交管所确实是这么规定的，但你想想7000多的学费，我要给驾校4000，剩下那3000块钱，一般我要教你们3个月，你们毕业，我一个月才挣1000块钱——你说人家发你这么点工资，你乐意教3年吗？”
我告诉他，如果他觉得驾校的分成对教练不公平，那么他应该去跟驾校反映，而不是把气撒到学员身上：“你要是不想教我这样的学员，觉得我学不会，耽误你招新学员的名额了，那我换个教练好了。”我抹掉脸上的泪。车里很闷热，外面下着毛毛雨，我感觉我的头皮都在冒汗。
“行，那给你安排退学费。你考了科一，再加上我带你练的这几次课时，大概扣你1000多块钱，我也不是非要教你。”
吵完架，我们坐在车里，沉默。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继续练车。他也变得耐心一些了。差不多5点钟了，练车的人都回去了，我练了一下午，又经过一场吵架，还是没有形成肌肉记忆，我很气馁。
回去的路上，教练又说他是恨铁不成钢，对事不对人。
“你压迫性的教学方式基本上已经摧毁了我的自信心。”我说，“谁不希望自己能在最快的时间把驾照拿到手，没有人想拖3年的时间。”
“我们之间没有别的矛盾，你学完车拿完驾照，大家以后也不一定能遇见。”他说他只是着急了一点，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他重复的说辞并没有让我心里好受一些。我不得不跟朋友打电话吐槽、疏解苦闷和挫败。
“你被你教练PUA了！”朋友一针见血，说她在郑州老家学车，学费3000多块，她的教练在车上刷手机，她把教练给骂哭了。
另外一个朋友听了我的遭遇，建议我给教练送送礼。可我并不想送，毕竟已经交了昂贵的学费了。
7
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手套之后，我加入存包的队伍——手机是不被允许带进考场的。
全副武装的蓝色队伍，有序进入考场，继续排队。在体感温度40度的上海夏天，穿成这样开车，我真的害怕自己会中暑——但是交管所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区区一个驾校学员，只能遵守，就像我遵守其他的规定一样。
“你是考手动挡还是自动挡？”坐在我前排的女孩回过头问我。
“手动挡。”我回答她。
她笑着说她也是。她选择手动挡的理由比我酷得多，“因为考手动挡比较酷”。看她也有点紧张，我安慰她，有好几次机会，通不过也没关系，就当作练习好了。这次考试，我已经做好了挂掉的打算，我最害怕的就是“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之前练车的时候就因为熄火、溜车，被教练骂到狗血淋头。
“你们俩坐开了！”戴着口罩穿着蓝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大吼——他吼的是坐在我后排的女孩，她正在请教她旁边的女孩窄路掉头打方向盘的问题。
“你们不懂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不管去哪里，两个人都不能靠那么近！”那位男工作人员教训人时，说话像是吃了炸药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叫你了吗？！”“手套取了吗？！”“脚踩在脚印上，保持距离懂不懂？！”他不是在吼叫就是在咆哮的形象，让我想到被我气得跳脚的教练，是不是在驾校工作的人都是像他们这样的？
“你看那些从考试通道出来的人，从他们走路的姿势就可以判断出是不是通过了考试。”坐在我前排的女孩转过头与我说。她昂起头，双手抱在胸前，模仿的是考试合格者的喜悦之情，“像只骄傲的公鸡”。她又放下双手，耷拉着肩膀，模仿的是考试不合格者的沮丧之情，“如丧家之犬”。
“要签名吗？”刚考完试的一个男孩问那个吃了炸药的男人。
“不用签！”
那个男孩想要看自己的分数，“不合格的不用看！”男孩坚持要看自己的分数，“去外面的机器上查！”过了一会儿，男孩折返回来，说外面的电脑坏了，“去交管所查！”
男孩只得悻悻离开。
我们移步到最里面的考场厅。面前的电子显示屏显示着待考学员的姓名和车号，有点像在医院的候诊室。只不过我们身穿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的样子，不是医生也不是患者，而是要去考试的人。
“显示屏的名字变成了绿色，你也不能进考场，一定要听到考官叫到你的名字，你才能进去。”一个女工作人员向我们做着说明，“名字变成了绿色只是电脑显示考试结束，但人家学员还没有把车开到考试车道上来。”
我对着显示屏，听着考官叫名字。前排的女孩站了起来，对着我皱起了眉头：“我就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叫对过我的名字。”说完，她拿着她带来的坐垫走进了考场。
然后是我。
“考试不合格。”车上的女声说。
我拿着坐垫下了车，走到垃圾桶旁边，脱掉橡胶手套，里面的手汗像水一样倒了出来。我两次都在倒车入库上挂掉了。这是第一个考试项目，没过的话后面的也就不用考了，所以我担心的坡停坡起熄火、溜车都是多余的。虽然可以“考一补一”，但是如果第一次没过，补考的那一次能过的概率也很小——第一次没过已经很紧张了，我能两次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怎么两次都挂在倒车入库上了？”教练在通话里知道后，不敢置信。
“考试的车太破了，手刹磨掉了漆，离合器踏板踩上去很松，跟平时开你的车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就连坐在座位上的高度跟你的车都不一样。”我试图为我平时练倒车入库开得很好但一到考试就不行找到些原因。
教练听完我的解释，又开始说我不听老人言，非要自找苦吃——如果学自动挡就完全没这个问题，驾校的手动挡车老旧得都快淘汰了。
“具体哪里不合格知道吗？”他继续问我。
我摇头。
“电脑没说吗？”
“它只说‘考试不合格’，其他的就没有了。”
教练叫我回考场那边查下不合格的原因，我必须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才能改进。走回考场的路上，一个女孩拎着坐垫，一蹦一跳地向前走着，这是考试合格的姿态，这是胜利者的姿态。是候考时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孩，恭喜她。
候考大厅的椅子上已经空无一人，工作台那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工作人员。
“考试不合格有什么好查的！”吃了炸药的男人头也没抬地回我。
“我教练叫我来查的。”我说。
“你教练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你就让人家查一下吧。”女人说道，“小姑娘，你从哪儿过来。”
我按照她的指示，走到考试通道出口，把身份证放在一个连接电脑的机器上。我瞄了一眼那个男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别人查分数，只不过是刷一下身份证的事，也没给他造成更多的工作量，他为什么要给别人设置障碍？只是为了享受芝麻大的权力带来的权威吗？
电脑上显示我的成绩为“0分”，不合格原因是“前轮接触地点未驶过控制线”。
教练得知之后，安慰我，还有4次补考机会。我十分沮丧。考试的机会用一次就少一次，而我合不合格是由车里的机器来判断的，机器会不会犯错？怎么确保机器的判断是万无一失的呢？
8
8月底的上海，天气没有那么热了。考试的时候雨也停了，考官的态度比之前的都好。
但我还是没有考过，不合格原因是倒车入库时车身出线。第二次补考，左倒车入库时，不知怎么就熄火了，然后考试就超时了。看样子，我是怎么也过不了倒车入库这一关了。
“妈的，我今天又没过！”一个男的坐在取包门口的椅子上打电话，“妈的，我昨天才给教练送了一条中华！”
他骂骂咧咧了好一会儿。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学员给教练送礼、请教练吃饭，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此时距离我第一次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了，为了让自己在练车的过程中好受一点，我也给教练送了个小礼物——家用消毒器。即使我憎恶自己的行为，我还是这么做了。
或是因为这个小礼物，或是因为之前吵架说要退费，总之，再练车的时候，教练对我耐心了很多。为了验证他态度转变的原因，后面几次练车，我又给他带过水果、买过饮料，他嘴上说着不要，还是接受了。
我也知道怎么和他交流了。当我没有达到考试的标准、他忍不住说我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不要因为我的错误，把你自己给气坏了，这可不值当。”他的气也就消了，说要是因为我他气出高血压，我可得赔他。
在练“小路”排队的时候，我甚至会跟他聊聊天。我了解到他做驾校教练的原因是当年工厂买断了他的工龄，现在他没有退休金，社保还要靠自己缴纳。他还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因为疫情，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说，他儿子的驾照也是跟他学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儿子小不了我几岁，回头他回国了介绍我认识认识，我好和他交流一下学驾照的心情。
每次考试前我都很焦虑，在考试的前一晚根本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要让自己睡着，就这样焦灼熬到天亮，尾椎骨突然疼得不行了。但我还是按照教练约定的时间，早上7点15分与他碰头，在排队考试前再练会儿车。
可这驾驶考试，和我在学校的时候一样，即使我很努力，即使我忍着疼痛去考试，也没什么用，考试依旧不合格。
“这睡不好觉确实是个问题，考试的时候脑子都是糊的。”教练得知我的睡眠问题之后，叫我考试前早点睡。
“你考试的时候如果紧张，吃一粒安定。”另外一个教练如此建议，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但我的教练不建议我吃药。我又问他是否应该在考试之前去模拟场模拟一圈——我一个同样考手动挡的朋友，就是挂了3次之后，在考试前花了200多块钱去模拟场开了一圈，才通过科目二的。
“我不建议你去浪费这个钱：首先，模拟场地和考试场地不完全一样，你去开那开一圈和我平时在练习场教你的差不多，只不过是电脑代替我说‘考试不合格’；其次，你去考一次试，报名费才40块钱，你能（在考试场地）开两圈，这不更划算吗？”教练跟我解释道，又说如果我觉得花几百块钱去模拟场开一圈有用，他也不会拦着我。他说，考试考的是真本事和心态，只要我心态放轻松，考试之前把他教的知识点回顾一遍，谨记“带点刹车，慢一点，做项目要一个一个地做”，通过考试完全没有问题。
我想他说得也在理。
第四次考试前一晚，我早早地上了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哪怕是已经吃了两粒谷物素也毫无效果。我只得和朋友通了个电话。
“你是个不允许自己犯错的女人。”朋友直指本质。他常说我太好强了，我挖掘自己好强不愿意显露脆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觉得只有优秀的孩子才能得到父母的爱。对于我的父母来说，爱是有条件的，一个失败的人是不配得到爱的。
不想在焦灼中煎熬的我刷起了手机。我在豆瓣的“我们在考驾照”小组里，找到了26928个和我一样的“马路杀手”，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考试焦虑得睡不着。小组的帖子大多是许愿通过考试以及吐槽和我同款的教练。在这些信息里，我了解到一种玄学——有些考场是死亡考场，你怎么也考不过，但是你换一个考场，一把过。
9
当我第四次走进同一个考场，再一次面对自己的失败时，心情十分坦然。我甚至因为自己能一次又一次的直面失败而感到自己勇气可嘉，还能笑嘻嘻地告知教练这一结果。
教练听了，又一次不解：“怎么挂在直角转弯上了，这不是扯淡吗？我从来没有学员挂在直角拐弯上……”
“你以后可以拿我给你别的学员举例子了。”我笑着说。
“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
当朋友得知我四战四败的结果时，反问我是不是因为我右眼弱视的缘故，对不准那些点位。
“我也怀疑过，可教练说是我的车速太快的原因，和我的眼睛没有关系。”我回答道。
我两只眼睛看上去很正常，一般只有当我看人有些斜视的时候，对方才会察觉出我的眼睛有问题，小心翼翼地问起。
“先天性弱视，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矫正年龄了。”我语气平常，为了能使对方听得懂这种“不治之症”，会继续解释，“我的右眼就像一座死火山，史前曾喷发过，但因为它长期不喷发已丧失了活动能力，只能感光，也许有一天死火山复活也说不定啊。”这么一通比喻下来，对方就会说：“是啊，未来医学发展肯定能解决。”我再笑着附和——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乐观，而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早就明白一个道理：身体上的障碍比起生存的障碍，实在算不了什么。人都得活下去，我常常忘记自己是有视力障碍的，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我的眼睛才会提醒我——比如没有完善的双眼视觉功能和精细的立体视觉，我无法准确把握运动中的球体，于是我接不住球。现在，我驾照考试不合格，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人类吗？
“你要不要换成自动挡啊，更容易些。”朋友问我。
“教练之前就跟我说，已经报名了科二，是没法中途更换的。”我回答道。
这些破规定好像只是为了我量身设定的一样，同样考手动挡的朋友科三考了两次没过时，他的教练会建议他，若第三次还过不了，“花些钱去金山考，那里包过”。可从小到大，所有的考试，我都是被淘汰出局的那一个，从来不存在“包过”的选项。世界似乎都不是为了我这样的人而准备的——单眼弱视、身高1米55、女性，我要付出多少努力，我要拥有多少运气，才能通过人生所有的考试？如果说驾驶汽车是为了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那在通往获得驾驶“资格证”和车的道路上，又有多少障碍？这些障碍会在我抵达远方之前先毁了我吧。通往远方的道路可以步行吗？虽然速度会慢一些。我踩在地上的双脚就是车轮，当我走累的时候，我就歇一歇。我不会因为右眼弱视而走不成直线，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也不会因为喝了酒或速度太快而撞到任何人，更不会造成空气污染问题。
为了找到一个答案，我问了自己许多问题。我甚至想到了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奥丁——他将自身倒吊于树上7日7夜，献祭了自己的右眼，喝下智慧之水，成为智慧之人。我想，我所看不见的右眼应该也是为了什么而献祭了吧。
我打开催眠白噪音，雨声响起，一时无法分辨是手机里发出的声音，还是外面真的下雨了。这让我想起7月份在稻城亚丁遇到的那一场雨。
那时我和朋友们约了一起去川西，试图通过这场久违的旅行，搭建起内心安稳的世界。临行之前，我每日生活在惶恐之中，生怕出不了上海，因为7月初上海开始了“2022第三季：我为歌狂”。那些天，小区里“三天两测”，大喇叭在楼下喊着，“每日一捅”早已习惯。棉签越伸越浅，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恨不得伸进喉咙里捅出我的嗓子眼，捅到眼泪鼻涕横流，现在捅的人和被捅的人都配合着该走的流程。我越是期待这场旅行，就越是惶恐。这种仿佛没有尽头的日子让我连夜改签了机票，经历了航班被取消，我又改签了一次。
我内心的兵荒马乱，在登机的那一刻平息了。因为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而来，在出机场和入住青旅时，经过了各种信息的报备，耽搁了不少时间。向来对这种繁琐程序没有耐心的我早已磨掉了脾气。毕竟，出逃成功。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歌手弹着吉他唱着，小孩子们在玩着棋，一桌的年轻人玩着狼人杀，有人喝着啤酒聊着天，有人打电话，空调、电风扇呼呼地吹着，吃着冰粉的我，内心涌出了快乐。
5天后，朋友们来到成都与我会合，向川西进发。每到一家酒店，我们先要去做核酸，然后去办入住手续，出示身份证、拍照、写保证书摁手印，拿到房卡，瘫倒在床上。虽然有高原反应，但眼睛在天堂的体验让我有了克服肉体不适的意志力。
在我们离山顶的牛奶海将近1.3公里时，天空飘起了雨。两个朋友高反严重决定下山休息，不想半途而废的我，披上了雨衣跟上了向山顶攀登的人群。当我终于爬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山顶，看到仙乃日、央迈勇、夏纳多吉3座雪山，壮阔的景致以宏伟的方式冲击着我的太阳穴，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庄严和永恒，人类的脆弱和渺小。
经此种种，我该明了，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而是总有一层坚冰让我头破血流。
10
最后一次考试，我没有戴橡胶手套，因为出手汗太厉害了。考官没有注意到我“不符合规范”，但我仍旧无法通过他们制定下的规则。
我又一次失败了，我用完了所有的考试次数，如释重负。我想我的教练应该很高兴：第一，我没有占着他的名额；第二，他不用教我“大路”了。之前他一直跟我说：“你就算是科二过了，科三你也够呛。”
“你不会又是挂在倒车入库上了吧？”教练问我，他说倒车入库是练得最多的，是最不应该挂的地方。
“你猜得真准！”我跟他说，今天考试车上还有一个车垫，我把它垫在腰后面了，然后屁股底下垫着带来的垫子，感觉这样坐着比较舒服。但是这个高度似乎影响了看点位的准确性，然后倒车时车身距离黄线太大，另一边就压线了。
“你不应该把垫子垫在腰后面的，应该按照平时练车的习惯来考试。”教练说。
回到教练的车上，有另外3个学员在里面。他们今天也考科二，都通过了考试，其中包括教练一直和我提起的那个72岁老爷爷。
“都是教练教得好啊。”老爷爷说。另外两个人也附和说他是“金牌教练”。
虽然他们都是考自动挡，但是想到72岁的老人都通过了考试，我还是有点无地自容：“我大概是教练带得最差的学生了。”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该结束西西弗斯的苦役了。
“你以后千万别跟人说是我徒弟。”教练叫我准备好学费，重新报考C2，他会给我打个折扣，“我在驾校等你。”
尾声
2022年12月31日凌晨5点，我祖母去世了，享年97岁。祖母终于熬到了这一天，熬到了我们都可以回家的日子。我像以前一样，坐高铁转巴士，再搭电动客运三轮车，舟车劳顿，花费1天的时间，回到有我祖母和妈妈在的安徽老家。
只是，这一回，祖母不再起来迎我、叫我的名字了。她正在通往冥界的路上，她驾鹤而去，她乘风云游，她飞来飞去，她自由自在。
“扔掉你背上的怪兽，孩子！”奶奶在梦里和我说，她拉着我的手，“来，和奶奶一起飞！”
今年过年，我们家没有贴对子。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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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年高考完填报志愿时，我打定主意要出省，去四川一所高校读新闻。我兴致勃勃把想法告知父母，母亲反应淡淡，也没表态。翌日中午，她老神在在（闽南话，从容稳重，含贬义）地说，凌晨拜了关夫子庙为我去“跋杯”了。
闽南风俗，跋杯即掷筊。杯筊的凸出面称为“阴”，平坦面称为“阳”，掷出的杯筊，一阴一阳为“圣杯”，表示神佛认同事情可行，两个阳面为“笑杯”，表示此事还需再请示，两个阴面为“阴杯”，代表此事神佛不准，凶多吉少。
“我把你要去四川读书的事和夫子说了，拜了三次都是‘笑杯’，夫子都认为你不能出去读书。我说，那就留在福建吧——这一跋杯就成了。你看，夫子都这样说，也不是我想拦着你。”
“明明就是你不想我出去读书，别把这件事推到神佛身上……”我说。
母亲立时呛声：“出省有什么好？在哪儿读不是读？你挑个近点的学校，我偶尔还能去看看你，地方近点，心里也有安慰。”她眼泪说来就来，絮叨着，“你出去读书，一个人在外面，我得天天担心你，你记不记得你高中的事？我在家里哭了一个月多！”
那旧事想来让人啼笑皆非。高中时，我终于出镇到了市里，离家不过一小时车程。我想住校，母亲面上不显，私底下哭了一个月，亲戚们好说歹说，她才消停。
我反问母亲：“要是你早上跋杯的时候，夫子同意了让我出去读书，你能同意不？”
“不用说这些没头没尾的事，夫子本来就没同意。”她避而不答。
之后，这场角力持续了一个星期。母亲每天手捏纸巾，眼泡浮肿，急得嘴角燎泡。亲戚们熙熙攘攘来劝，唯有弟弟挺我：“你应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老是这样，你别理她。”母亲听到，气得要抄鞋子。
五个亲姨姨私下也来找我，四姨说：“你妈这么多年过得很不容易，你该乖一点，让你妈这么伤心，太不像话了。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读书……”
母亲煎熬，我心里何尝不憋闷。最终，我无奈妥协，换了所漳州高校读新闻专业，同母亲谈好条件：“我可以在省内读书，但是毕业后工作的事，我要自己决定，自己选择想去的地方，你同意吗？”
母亲旋即眉开眼笑、连声同意。可实际上，大学几年，她一次都没来探望过我。
2018年，终于等到大三实习，我信心满满地往北上广撒网，母亲则再一次祭出眼泪和“夫子”阻止我。她哭得不着痕迹，做饭时忽得就停了声音。我慌忙转过头，只见她绷着肩膀、满脸是泪，我吓一大跳。
我问：“发生什么了？”
“你就留在家这里工作，好不好？”
这话听着像商量，实际是通知。此前我和她推搡了两天，选志愿时的承诺一律不作数，她说：“你要是准备出去工作，我就得没日没夜地操心你，你这是要逼死我。”夜里，她又掏心窝地说她和我爸关系焦灼，弟弟毕业后注定会外出打拼，而我如果不陪着她，她就没了指望，孤零零地过活，不如死了算了。四十几岁的人，哭起来如此狼狈。
半晌，她擦了擦泪来了句：“我今天去拜了夫子，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工作——看吧，夫子也要你留在这里。”
我哑口无言。从小到大，父母关系一直很僵，他俩年轻时互殴，上了年纪吵架。一开始，我和弟弟还觉恐惧，后来就习以为常、麻木了。父亲祖上富过，他当年小有资产，一艘船，还有房产。母亲在本家排行第六，当年家里直到老七才终于是个“麟儿”。外婆停止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生育战时，已经奄奄一息。家贫母弱，只有两个姐姐和弟弟读了些书，母亲没轮上上学，认不得字，十几岁就进老家厂子里学做内裤车工。23岁时，她相亲相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我爸，几个月后迅速结婚。
婚后，母亲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我爸破产，船也贱卖了，就此一蹶不振，母亲无奈重操旧业。父亲是个“木偶人”，母亲说一提一动。在我人生约1/3的时间里，他整天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出门晃荡。工作和饭菜一样，要喂到嘴边。父母互为镜像，母亲控制侵占，父亲匿迹隐形，像个幽灵般穿行于家中。20年来，母亲日复一日车出一条条内裤，养大了我们姐弟，操持好人情往来，甚至攒下了一笔不菲的存款。我们衣食无忧，龟缩在他们的婚姻败絮里。
“我就只有你和小弟了。”母亲说，“我都是为你们两个活着的。我为你们辛苦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老了，只想少操点心，看着你好好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母亲又哭了，她拿捏住我了。我陷入巨大的茫然，心里有再多的不甘，也得埋好藏好。
我该怎么做？
2
福建沿海，撑起家乡小镇的无非两个产业——渔业、内衣行业。内衣专攻外贸出口，改革开放之后发展了几十年，已是全国重要的内衣生产基地之一，得了“内衣名镇”的称号。开车进小镇，大道两侧皆是一杆杆醒目的宽幅内衣广告牌，一张张帅气漂亮的白人面孔。男士只穿内裤，露出健硕肌肉，女士身姿曼妙，内衣颜色鲜妍。配以各色公司品牌名，围成了一道绿化带之上的殊异风景线。
所以，在小镇找工作，除了考编就是进内衣厂“跟单”，母亲早给我合计好了。我一听是和内裤打交道，天然抗拒——母亲长年累月地扎在内裤堆里，打骂我时身上就浸润着布料的味道。
“你有好几个表姐也是做跟单员，人家都做得怪好的，一年赚十几二十万。别的工作倒是有，你会教书吗？你学会计吗？你这读出来啥也不会。跟单员怎么也是个坐办公室的活儿，妈又不会害你。”母亲看我面上愤愤，劝我。
我说要是能出省，自然能找到适合专业的工作。她叫我少顶嘴，单方面帮我定了工作，隔天领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内衣服装公司。我俩站定，她指着办公楼对面的厂楼说：“这家厂开了三十几年了，前年刚从旧厂搬到新厂，你妈我年轻时就在这里做过内裤，大老板人挺好，赚得特别多，在镇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车间里有几百个人，你看这新厂，多气派。”随即带着我上楼面试。老板娘只简单问过几句，就叫我过几天来上班。
下楼时，母亲和我细说：这家公司大老板如今已经退休，现在由他儿子管理公司，还有一些她在这里工作时发生的大小趣事。她呢喃着，笑容不由得回到脸上，我的难受也跟着消退了些。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外贸跟单员。当然，按照老家的语言习惯，无论是坐办公室、还是踩机台，统一都被称为“进厂干活”。
实习第一周，一同入职的共5人，我、小杰、萍萍、陈斌和梁平，岁数大都差不多。老板安排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之后叫来一位前辈带着我们去工厂车间。
办公楼、工厂面对面，两分钟就到。前辈先把我们领去装箱区，说接下来一周你们就安在这里。小杰没听明白，问她什么意思——她麻利坐下，撑开纸箱，撕拉下一段胶带封底，纸箱翻正，按配比表把包装好的内衣叠进纸箱：“你们就按照纸上写的装，每个码数需要多少包，一定不能装错了。可以几个人互相配合，一个人装一个码，最后再把箱子封起来。”
示范完后，前辈问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面面相觑，只有小杰再次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这种活儿应该也有人负责吧？”
前辈觑他一眼，道：“跟单不是只坐在办公室，也应该了解工厂的每道工序。你们现在实习也没什么事做，这里缺人，来帮忙是应该的。”
她说完就走，我们也只好照着她的话忙活开来，没有椅子，就拉了点纸皮垫着。小杰打着包，悻悻开口：“我们是来学跟单的，又不是来做杂工的。”
我这才意识到，小杰和我们不太一样。
梁平适时转移话题，指着框里的女士内裤：“这是什么裤子？”
小杰眼都不抬：“丁字裤啊，你没见过吗？”
我们剩余几人登时尬住，互换眼神、掩饰笑笑，梁平脸涨红一片——确实，我们几人都没见过。
装箱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清闲。为了拿货、装货，我们需反复弯腰，断码时四处找货，在整个装箱区来回窜。一周的时间里，我知道了小杰曾有过跟单经验，他在上一家公司干了3个月，但学不到什么东西；陈斌从一线城市归乡，以前的工作和跟单完全不搭边，现在要从头学起；我、萍萍和梁平，则毫无经验。
3
灰头土脸一周后，我们被叫回办公室，正式学习跟单。我的直属上司是一位年轻的业务员，脾气好、温声细语，刚见面就安抚我：“这份工作不难，你用心做就好。”
起初工作确实清闲，我甚至过了一段按时上下班的好日子。内衣厂办公室装潢别致，楼层边角立着4个独立的隔间，分别是老板、业务员、财务和厂长的；中间的大开间则是我们跟单员的地盘，20个工位。办公桌宽敞，前辈们桌下都塞着好几个塑料收纳箱，收着内裤相关的物品。
公司大部分产品都是内裤，我们的学习重点自然也集中在内裤上，比如英文尺寸表的翻译、内裤各个部分的辨别、布料种类的区分等等。英文尺寸表的翻译，国外不同公司有不同风格，用词五花八门。我曾一头雾水地盯着“Cross Front”这个词组，死活都想不明白这是指内裤哪个部位——直到问了上司才恍然大悟，它在这个品牌的女士内裤尺寸表里指代“内裤的前宽”，就是腰围以下最宽的部位。
小镇工厂里的打版师通常不懂英文，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准确无误地翻译好客户用邮件发来的英文尺寸表，注明辅料材质尺寸，打版师好以此进行开版，之后才能够裁剪布样。女士内裤通常要注意腰围、内叉的前后宽度，以及前长的尺寸，辅料所用的蕾丝花边、花芽松紧带、包边带等，皆需打版师提前余留布料；男士内裤好做一些，辅料花样少，但也需在腰围松紧带上下足功夫，常见松紧带宽度为2.5至3.5厘米，余留布料也相异，倘若因为我们标注失误导致开版错误，就会招来打版师和上司、老板的几重厌恶。
普通款内裤前片、后片、内叉三块布基本搞定，复杂点的会多些布片。这些布片经样品室出样品，挑拣出优质的几条，由对接该客户的跟单员负责寄送。大部分客户只需中码的样品，也有部分要求全码——全码的工作量等于开一次大货版（最终量产的版本），一遇到这种事，打版师都极难拜托。
部分客户会在样品寄达批准后才下订单，也有客户会先下订单，再批样品，而一旦样品批准的时间拖长，环环相扣的辅料批准时间和大货生产时间也跟着压缩，给跟单员和工厂都造成一连串麻烦。
上面的流程熟悉了，老板便带着我们5个新手跟单员去参观布厂、染厂和松紧带厂。回来后，他请来几位前辈教我们辨别布料、辅料——市面上最常见的，100%棉的纯棉布，95%棉5%氨纶的氨纶布。前辈教我们上手拉扯布料——纯棉布几乎没有延展性、氨纶布延展性好，再高档些的竹纤维、莫代尔，触感丝滑。国外订单布料选用严苛，我们取布时倘若不慎拿错布料，样品还寄出了，那会给客户留下极不专业的印象。
“好日子”让我放松了警惕，也多了点指望，甚至觉得“这样也不错”。之后，上司通过邮件把我介绍给客户，她细细指导了我发邮件的诀窍，而每寄出一次快递，我都得发送包裹清单给客户，注明于何时寄出了什么。
“这是现成的证据。”上司点我，“遇到客人过久没有给出评语的情况，我们找出邮件对照时间，才能证明不是自己的过错。”
她说和客户沟通，最好是打电话，既方便“催评语”，也方便问清订单上的迷惑之处，而一旦电话中涉及订单细节，哪怕得到客人口头肯定，还必须补上一封邮件。
半个月后，我们才正式跟第一个订单。
这时我发现自己太过天真：我们的工作要跟完一个订单的所有流程——产品打样、样品制作、寄送，等客户批复主料辅料，这只是前期的一小部分，我们还要负责订单采购，跟进工厂生产进度，再定好船期与货柜，直到把一箱箱货物送上车，才能短暂松一口气。
大部分的订单货期为3个月，厂长强烈要求必须预留1个月的生产时间，所以就意味着我们得在2个月内要搞定一切主辅料。老板还火上浇油：“你们得留给染厂1个月时间，留给松紧带厂1个月时间，整天催来催去，你们也烦，他们也受不了。”
老板离了一线，拍屁股的话随口就来。顺着时间线往上捋，那我们的正常批复时间就只剩1个月。掐指算算，染厂需要3天来打样，寄到客户手里等批复，又是7至10天，小半个月一晃没。碰上难缠的客户，一个颜色等批复都能捣腾两三次，再比如男装的松紧带，订线、织带，15天是正常周期，一次性通过是天下红雨（闽南俚语，全话是“天落红雨马生角”，意思是指不可能发生的事，多带有调侃、贬损的意思）。最后能怎么办？只能我们去和供应商协商，讨债似地催。
入职2个月后，我们5人都入了加班大军。小镇工厂没有双休，更别提五险和社保，运气好时能得个周日休息。不只新人，老人也加班，前辈们也为手头订单忙得焦头烂额。
4
在跟单过程中，琐碎步骤尚算好的，频频出现的“突发事件”才是最大的阻力，货期逼近，人就是那热锅上的蚂蚁。
内裤样品是最常出岔子的。样品室也是我们的“第二办公室”，5个样品员分别负责不同工序，需要应对至少20个跟单员林林总总的样品需求。跟单员并不是3个月里只跟一单，而是多单并驾齐驱。久而久之，这5个样品员就成了我们必须捧着的“角”。每个同事走进样品室，都得赔笑脸，轻声细语道：“样品做好了吗？”生怕惹她们一个不高兴，自己的样品就得压后。
第一次做样品，我就碰上个大货版——一款女童内裤，英文尺寸表上从2/3码到16码，整整8个号！我拿着翻译好的尺寸表去找打版师开版，她瞪着尺寸表，数了又数，怒道：“你怎么做个尺寸样品还开全码版？！这么多码，多耗时啊！不是我不给你开，其他跟单员做尺寸样都只做一两个码，你怎么要做这么多？这么多个码数，我就是给你开了，样品室都不愿意做！”
打版师抛了锅，我一筹莫展，只能去求教上司。上司打电话问样品室的吴兰，小心翼翼地试探样品室最近是否产能富余，能否做8个号码的尺寸样。吴兰立时抗议：“不成啊！其他人还有好多样品呢，尺寸样做8个号？哪有这种事！你不能和客人打个商量吗？”
电话挂断，上司转而跟客户磨，幸好磨出了结果——客户挑了其中3个码——还是多，但对方已经让步，我们自然也不能再进尺。
吴兰负责做女装，脾气差。一个前辈点拨我，对着她嘴巴要甜，更不能先着急发脾气。
一次，萍萍被客户催要一套女装样品，她拎着布料在吴兰身边甜言蜜语一下午，嘴巴都干了。吴兰瞥她一眼，指着角落说：“你倒是睁眼看看，那边还有那么多样品等着做呢，你凭什么插队？”
萍萍苦涩道：“这也不是我想的啊，是客人急着要的。”
“其他人也都说急着要，我又没长八只手，哪里能应付你们这么多个？”吴兰也不耐烦，“我现在做黑色的线，你是白色的布，难道我还得特意为你换个线啊？我又不是来伺候你的！”
萍萍没辙了，只好放下样品蔫头耷脑回到工位。
我们跟单员聚会时，常拿手上跟过的样品比惨，比如，尺寸差了1厘米，被客户无情打回；内裤腰围拉开度不够，被嫌弃；针脚不够密集，16针做成14针，不行；哪怕尺寸合格，客户认定布料起球严重……客户拒得爽快，我们却只有同一个下场——赔笑求5个样品员重做。
大家屡屡对样品室唉声叹气，我也很奇怪——样品员既然那么忙，为什么不多加人手？一个资深前辈现身说法：“要钱啊！样品室又不像我们，他们贵着呢！就算样品做不出来，他们也基本不会加班。他们加班要加班费的，又不像我们。”
私底下，我听同事们叨叨，别看吴兰她们现在每月工资才5、6千，等资历熬上去了，手艺熟稔，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公司得仰仗她们，年底老板会包上丰厚红包，一年下来收入10来万也不稀奇。
萍萍刚偃旗息鼓，小杰就步入后尘。他手上一套样品来回做了3次，客人仍不满意尺寸。没办法，小杰只能从头再来，他拎着布片去样品室，吴兰推诿，两人相持不下。
“大家都是打工的，都拿着工资上下班，你凭什么不愿意做？”小杰涨红了脸，扔下一句，“你神气什么？”
吴兰嘴上骂，手上抓起布片丢到墙角。
当晚，小杰就辞职了。下班后，他找我们4个同期告别，饭桌上脸色灰败：“是老子主动不干了，这地方待不下去。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分工明确，跟单就是跟单，采购归采购，订舱归订舱，不像这里这么压榨人——3000块的工资叫人做牛做马的，想得倒是美！”
我上班不过个把月，自己公司里的事都一团浆糊，更别提其他厂的情况了。小杰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我之前傻傻地以为跟单员的工作量就是这么夸张。
5
小杰走得潇洒，很快，有一就有二。一年忙碌完，同期入职的5个人，居然只剩下了我和陈斌。
新人陆续来去，我和陈斌荣升为“前辈”，手头订单猛增，工资只涨了500块，工时却比“996”还漫长。客户下订单后的一个月，办公室人人加班，有家室的会被早点放回，但基本也在晚10点左右；我俩更晚，经常到晚上11、12点。
20岁出头，身上一阵无畏的勇，觉得反正下班了没事做，不如加班。老板给我俩画饼，说之后每成一单就给我们提成，这笔钱加总到年终奖里。我俩还暗地里讨论能拿到多少钱，仅一个假想的数字，就让我俩开足了马力。后来，有老同事戳破了这彩虹泡泡——早几年老板就这么跟他们说了，现在都没兑现。
一个人常加班，是个人效率问题；一群人常加班，是老板有问题。当然，我俩对此无计可施。说来好笑，白天本应是上班时间，但几乎无人能安稳坐在办公室里，大家要处理样品、和工厂交涉、和供应商耍嘴皮子，或像只没头苍蝇满仓库乱转，只为寻一块客户要的布样。到了晚上，我们才有时间处理工作事务。
一天晚上，我和陈斌蹲在办公室角落吃外卖，我好奇问：“每天都这么加班，你有没有想过换工作？”
“可这里工作机会少，一旦做了跟单，换来换去也只是换工厂，没什么差别。”他扒了几口饭说，“赶紧吃吧，不然晚上又得过12点才能回去了。”
我低头干饭，心里点头认同。这“内衣名镇”工作机会少，跟单已是光鲜的了，我总不能下海打渔。每晚母亲都亮着灯枯坐到我回家方去睡觉，她担心我一个人晚归不安全，但对加班她并无异议。在母亲的人生信条里，吃苦才能赚钱，她不怕吃苦，也不允许我怕。直到现在，母亲仍是车间里的一流好手，随便一个厂都抢着要。
小镇内衣厂的车间工人都是计件工资，做得多、快，到手的工资就越多。一间工厂里，工序繁多，男装有四线、五线、左刀、平车等；女装有四线、花边、打边、平车等，接检验、包装。凡踏实肯干，总能赚到钱。一回深夜赶工，我向一位包装大姐打听，她正常每晚上工作到10点，遇到好做的货，一个月能领8、9千，平常也至少6、7千。像她这样的车间员工，似乎都对我们有所误解，他们认为跟单总归是坐办公室，再忙再累也不及他们。
母亲给我鼓劲：“你现在多忙一点，以后就好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咬咬牙，心想，行吧！现在这么辛苦，说不定只是我还不够努力，做得还不够好。
于是我一头深深扎进工作里，社交圈独留同事，发小朋友们每次组局我都是缺席的那个。生活只剩下吃饭、睡觉、工作。夜晚加班到腰酸背痛，转头看到其他人也在埋头苦干，心里竟浮起些微安慰。
陈斌却给我的“努力”敲了警钟。一天，我们又一起吃外卖，他突然说：“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我抬头望他，问他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看，跟单无论做得多好，也就是个跟单，只要有耐心，够细心，这种事很多人都能做。难道你想做一辈子跟单吗？这份工作没前途的。”
那时我刚工作不到一年，从来没想过这么长远的事，经他一提，惊出一身冷汗。
“你知道小杰辞职的时候老板娘和他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我心里奇怪，他怎么突然提起小杰。
“老板娘说，他爱走就走，没人拦着。现在大学生这么多，要招坐办公室的人一抓一大把。工厂里最值钱的是车间工人，最不值钱的就是文员。”
这话说得我心头窝火，仅剩的那点自我价值碎成渣渣。陈斌则一脸漠然、理所当然，似乎他早已消化完了。
沉默许久，我喃喃道：“资本也太高傲，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你也不用生气。”陈斌看我一眼，“跟单虽然吃力不讨好，但要想摸透工厂的一切，跟单才是基础。等把内裤的生产都摸透了，我们可以去做业务员。业务员和跟单不一样，有更好的工资、待遇，也更不容易被取代。”
“我们得抽出时间好好学口语，业务员需要和外国客户打交道，没有好英语是不行的。”陈斌举起手机给我看界面，上面好几个学英语的APP。
是啊，生气发火有什么用，自己不往前走，只会日复一日地陷在枯燥的生活里。我也很快行动起来，见缝插针学东西——一天三顿饭，边吃边背几个专业术语；在办公楼、车间、样品室来回腾挪那几分钟，也拿来复习；睡前挤出半小时，多看几页书。
陈斌偶尔和我分享心得、互相鼓励，我们成了一个阵营的好战友。但工作不会怜惜我，忙到昏头转向，回家恨不得倒头就睡，强撑眼皮看书成了催眠。我咬牙坚持一个月，货期一逼近，好不容易制定好的节奏就崩溃了。
我们工厂存货饱和，订单又经常赶死线。为了清晨能够顺利赶到货仓，我们通常半夜出货。运气好时，订单很快能出完，好歹能回去睡个囫囵觉；倒霉时，得盯着装柜员工数每种不同箱唛的货物，直到每种都对上，货物出清才算完。最忙碌时，一顿安稳觉都成了奢侈，急促繁密的手机铃声、微信提醒让我神经紧张，生怕拿起手机就迎来一起“突发事件”。
磕磕绊绊地过完那段时间后，我整个人卸下劲来，一上秤，居然掉了5斤。可我还是忍不住叩问自己：究竟是图什么？工作确实是要做好，这没错，可这么糟践自己，难道就是正确的？
6
那阵忙完后，老板趁着我手头订单时间充裕，派我去深圳出差3天——客户公司组织了一场交流会，专门讲解其新季度将推出的订舱系统、箱唛细节和对色标准，各厂都派了业务员和跟单员参会，以此希冀提高新季度订单的沟通效率。
母亲压着我的志愿和实习，公司出差她阻拦不了。但她还是特别不放心。我只好说：“出差是公司安排的，总不能说不去就不去吧？那工作还做不做了？”她没辙了，但要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她发微信，登机下机都得报备。我也没辙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差，等待起飞时，在母亲一连串的忧愁微信里，我难得收到了另外一条微信——是我大学时期的摄影小组，群里几人一起合力拍摄过几部作品，宣传片也有，纪录片也有。我们在校期间处得挺好，但工作后就失去联系。当时担任导演的女孩说有一个好消息宣布，她先贴出几张图片，再高兴地说我们的纪录片在大学生电影比赛上获奖了。沉寂许久的群霎时热闹起来，群里其他几人接连祝贺，我盯着屏幕迟迟不敢动作。直到空姐提醒关手机，一阵手忙脚乱，平静下来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抱的背包，里面放满了内裤样品，而我必须小心谨慎，保证它们不出现任何褶皱。获奖的片子是一部关于传统雕刻文化的纪录片。拍摄期间，我们每天都泡在雕刻家的工作室里，当天取材结束后，一定要围着镜头再看一遍，所有人都满意了，大家伙才回食堂吃饭。
我心头酸涩，这可太没劲了，现在我的喜怒哀乐全在内裤堆里。说白了，乐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完成任务后偷得一丝轻松，暂时挣脱束缚。也会有人热爱这份工作，但那肯定不是我。
在高空之上，我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深圳出差结束后，我捡起没看完的书，希望把那曾经一个月的坚持往下延续。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得想办法在这内裤堆里钻出一个出口。
日常照旧。晚上趁着吃饭，我问陈斌的学习近况。
“最近都在忙，没什么空看了。”陈斌皱眉感叹，“时间还是太少了啊！”
“那也得自己想办法挤出时间。你说过的，不能就这样下去。”
陈斌沉默了，过会才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回还行吧。
再过一个月，陈斌忙得团团转，我们只剩下工作上的事能交流了。慢慢的，他在吃饭时间里选择休息一会、喘口气，或是打开一段短视频，似乎遗忘了手机里的那些英语APP。
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盘算起辞职。说来有趣，一旦想到辞职，人就跟着硬气许多。车间里此前就有些让人看不惯的糟烂事，同事们当没看见，我也学着沉默。特别是包装车间主管，脾气躁，骂人特别难听。一次我赶去女装车间收拾残局，路过包装车间，听见他正大嗓门吼一个年轻女孩：“‘僧头’是不是？我说的话你是不是都没听进去？我叫你包得好看一点，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脑？”
我偷着问旁边一位大姐“僧头”是啥意思？大姐手上不停，喉咙里冒出一声笑：“你听不懂哦？‘僧头’就是傻瓜的意思！”
主管越骂越起劲，那女孩看着不过20岁，眼睛红了。我出声叫了主管，他没好气地问：“干嘛？！”
“你有话就好好说，没必要发脾气。”
“关你屁事，管好你自己吧。要不是你们这群跟单的拖拖拉拉，我们哪里要这么赶时间？”
好吧，谁都有道理，就我们跟单的没道理。我当时也窝着火——女装车间主管看错了我写好的生产单，明明写着腰围做1厘米的包边带、裤脚做0.8厘米的包边带，他却把两者倒了个儿。我得去清点到底有多少个做错了，要再补多少辅料。
上司早先把我俩叫到办公室对质，女装车间主管抵赖：“单上写了吗？我没看到单上写了啊！”
我把单子堵他眼前：“你看我写没写！”
他哑口无言，小声嘟囔“字太小”。
等他走后，上司打我一大板：“这事还是你做得不够好。”
我大跌眼镜：“我写都写了，样裤也给了，这还能是我的错啊？”
上司瞄我一眼，很认真地说：“你要是字写得够大，他不就能够看清了？”
我顿时觉得荒谬无比。这公司里的人都是甩锅大王，出了错，一层一层往下扒，最后总能把锅安在跟单员头上。
这头包装车间主管仍在骂骂咧咧，说手头的货太赶，都怪办公室里的某个跟单员没有及早催客户评语。我耳朵嗡嗡直响，朝他吼：“我要不要给你买个喇叭，你大点声，做个全场广播？”
他大概也没想到我会回嘴，一时间愣住，哑火了。这下，我心里终于舒服了，头一甩，脚步轻快地赶往女装车间。
工厂里节奏快，言语摩擦司空见惯，大多也上升不到隔夜仇。我后面下楼准备回办公室时，包装车间主管瞥见我，脸色迅即变臭，可下午我俩就握手言和了。
7
我迟迟未下定决心辞职。一来，辞职后的工作没着落，二来，母亲不同意。辞职念头晃过脑海后，我坦诚地同母亲交流过一次，一五一十细数了工作里的弊端，可她却说：“讲这么多，你无非就是觉得太辛苦了，可是就算换到了别的厂，就不辛苦了吗？”
“不只是辛苦。这份工作给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干嘛非得吊在这份工作上？”
“那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了吗？辞了职没工作难道你想窝在家里？还是你又打着主意想出去？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才几岁就说压力？我活了这么多年，你能有我压力大吗？少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你能不能稍微考虑考虑我的想法？”
“那你能不能多想想我？”
我俩不欢而散。我依旧上班、下班，可辞职在心里发酵。后来在和母亲的数次交锋中，我也逐渐想开：我可以退让一次、两次，但我不能永远退让，直到让自己退无可退。她的想法总归是一种束缚，她不满意，也不会让孩子快活。
2020年冬天，临近年底厂里订单爆满，内裤布片一车一车地往其他加工厂送——通常，自家工厂做不完的货会被送到相熟的加工厂，给一定的加工费用，但原则上外国客户禁止这样做。我们要紧盯货物进度，所以必须往返于不同工厂。
那是一个必须要出货的订单，我暗自庆幸包装还算简单，箱唛也是，按部就班地贴完，再把货物送上车就告捷。
凌晨，我打电话盯进度，加工厂厂长信誓旦旦说一切顺利，让我安心下班回家，到时候他们会直接装车把货送走。我立刻松了一口气，裹好羽绒服骑上电动车回家。迷糊间睡到3点钟，手机铃刺耳，接起来，就是：“哎呀！你快去一趟办公室，把箱唛贴纸重新打印给我吧，工人弄丢了几张，现在找不到了。”
我没有余力发火，得留着力气起床，大半夜赶回公司，叫醒保安给我开门。保安骂骂咧咧，我上楼摸黑开灯、打印贴纸。一晃半小时，加工厂死命催，刚弄好，我就匆匆骑车往加工厂赶。
寒风凌冽，路上黑悄悄一片，只能借着车灯往前开。我生怕赶不上趟，错过装货时间，越开越快。一摞摞的箱唛被我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堆在电动车车座前的空当里。我太困了，冷风刮脸也忍不住打了个呵欠，只听“砰”的一声响，待我回过神，人已在地上，电动车摔出去两三米远。
我一个激灵清醒了，原来是我闷头撞在了花坛上，冷不丁地被弹了出去。我拍了拍衣服爬起来，身上仅有一点刺痛，心惊肉跳，庆幸只撞了自己没有其他人，来不及平复心情，收拾收拾散在地上的箱唛，赶着扶起车，查看花坛。
车没事，花坛没事，箱唛齐全，就我摔了个地打滚，蹭破了裤子。顾不上心疼裤子，箱唛送到，我上场帮忙，才赶在6点前结束一切工作。货柜司机睡熟了，我拍窗叫他，他睡眼惺忪：“啊，终于要装货了？”
天色微亮，我回到家。开门时我怒火中烧，心里反复回想刚才撞车时的情形。幸好我摔的位置不错、幸好我皮够厚、幸好没人大半夜在路上走……我想了许多个幸好，去掩盖我对自身的愤懑——我居然在那个时候，还在想箱唛会不会出事！我简直要被自己气笑，我在心里发誓，无论母亲说什么，这个工作我是辞定了！
推门进去，客厅亮着灯，我准备坐到沙发上洗洗膝盖上的伤口，母亲忽然出现，她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照实说完，眼泪突然滑了下来。我不常哭，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沉默良久，说：“不行就辞职吧。”
后来她说，那晚我一出门她就惊醒了，一宿都没睡，坐在客厅里。看见我冻得满脸通红，膝盖破烂，血迹都干了一片，推门而入，她心里想：也就是个工作，不干就算了。
我很快辞职了。老板提出加薪，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老板鄙夷：“工作不为了钱，还能为什么？”
我当时没回，心里憋着，现在想也许我该回敬：“在你眼里，员工值几个钱？”
直到现在，母亲还老把“百炼成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上。我已经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我本来就不是钢，也不会被炼成钢。我不想，也不愿意。现在，我还在继续与母亲交锋，争取着属于我的自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