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不会失业”的土木工程，我三年换了四份工作 | 寻业中国
“土木这个专业既不好，其实也好。很辛苦，但是能赚到钱。很乏味，但是能攒下来钱。很折腾，但是不会失业。”
配图 | 《我要我们在一起》剧照
2021年底，我校土木工程系的同学们在武汉相聚。毕业近3年，原本40余人的班级，准点到场的不过寥寥10多个——还全是仍在读书或者已经转行的，真正从事土木行业的，都不见踪影。
“我们在工地的同学，大概都比较忙，抽不开身。”班长端起酒杯，替他们解释道。
我们没有感到惊讶，只是觥筹交错间颇感可惜。直到聚会进行到一半时，王超突然推门而入，才打破了这场没有“土木人”的土木专业同学会的尴尬——他目前仍活跃于工地，称得上“不忘初心”的优秀代表。
王超当年是我们系的明星人物，学习好，长得帅，个头高，颇讨女孩子喜欢。他毕业后去了一家不错的单位，接连涨薪，这一年听说赚了近30万，是我们班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里最高的，作为普通学校的本科生，他已十分符合“成功”的标准，尤其是符合土木行业的成功标准。
说实话，当初我们大家选这个专业，看重的无非是工作后钱多、稳定，但后来却发现，也不是谁都能端得起这碗饭。我毕业前去修地铁的工地干了2个月，就知道自己吃不了这份苦，找工作时，迅速换了赛道——大多数转行的同学，也都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而王超，看起来应该是捧稳了这碗饭。
“对不起诸位，我来晚了。工地有些事，坐迟了车。”他一边寒暄一边抱歉。见他风尘仆仆的模样，我想他大概不是专门为聚会而来的。果然，他接着说：“其实我是从甘肃赶来武汉述职，才有机会和大家相聚。”
听到这里，我们方知他已经被破格提拔为项目副经理，暨储备项目经理，不愧“优秀”二字。
一阵稀疏的掌声过后。班长当着各位同学的面举起白酒杯对他说道：“不管怎么说，能来就好，你现在一定是我们班混得最好的了——王总，我们祝贺你，干了它。”
周围起哄起来，王超举起酒杯，神色复杂地笑笑，仰头一下就干了杯里的酒。
然而，这次聚会之后没几个月，我便听说王超辞职了。我很是讶异，便趁他回校做分享时，又约他聚了一次，听他细聊了一下这几年的经历。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是1997年生人，家在湖北省恩施的农村。
2015年高考结束，我的分数刚够得上一本院校。选专业时，我没多犹豫就报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土木工程。各种宣传上说，土木工程专业学得到技术，将来赚得到钱，而且“工程师”的名头也特别唬人，可以考证、“挂证”，额外收入不菲，等再“往上”走走，就可以当专家、做评审，甚至自己分包工程，“越老越吃香”。
再说，即便将来不成为像模像样的总工程师、专家、包工头，最低也能有工地上包吃包住、收入稳定增长，这对于出身农村的我而言，是一份切实的保障。所以，对我选择这个专业，父母亲戚都表示满意。
大学新生见面会上，土木学院的副院长给我们放关于中国基建的纪录片。看到在建的港珠澳大桥、重庆来福士摩天大楼时，我十分笃定，自己的前途也会像这些巨无霸工程一样光明。
4年本科时光，我也努力学习了不少力学和造价知识，做过测量实习，参加过全国大学生结构模型大赛，也曾亲手养护半月的砼试块（用于测定混凝土强度的试块），那时，我觉得这个专业有无限的趣味。
我还喜欢上了土木系仅有的几个女生里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大学时不讲究钱，不讲究出身，只讲究外表和成绩，我自觉长相尚可，也一直保持全系前十的绩点，于是就真追上了那个女孩子。她叫小迪，皮肤是闪亮亮的白，身高差我一头，留短发。她是杭州人，家住西湖一公里远。
小迪和学业两者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涯，但不知哪个更为重要。
土木系的就业方向不算多，大抵是施工单位、房地产企业以及建筑设计院三类。刚毕业的本科生，多半去的是施工单位，一来是最容易进，二来，那里也是老师们常言劝告“施工最能学到技术、最能赚到钱、最能攒下钱”的工作。
2019年临近毕业，我就想着直接去施工单位上班，因为我需要赚钱。有些同学去考研，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那时我们都笑称：“土木工程有什么好搞学术研究的，尽头无非是当个大学老师。再说本科没有优势，又没出过国，能去什么样的学校当老师？”
在我看来，老老实实工作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读书这4年，土木工程行业对于 “基建狂魔”的吹捧愈来愈少，“房住不炒”的声音则在渐渐增多。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兄师姐们也在逐步离开，常常能听到一些诸如“谁谁谁提桶跑路了”的消息。虽然这都是些不好的信号，但既然已经学了这个专业，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再者，我想毕竟中国幅员辽阔，还有不少地方等着我们土木人的建设呀，我仍旧不乏信心。
我在秋招季收到了不下5份offer，有的是进去走两圈，蹲起两下，再走两圈，就会有工作。更有XX隧道集团，上来先发4万块钱现金，当场签约，面试官说可以拿这钱带家里人旅旅游，给家人买些礼物，然后不忘提醒：“但如果5年内离职，需要全款退回，并按银行的年化标准支付一定利息。” 我听了就有些害怕，怕从此我这人等于完全卖给了他们，再也见不到家里人。更怕抗不过两年，回头苦了自己，亏了利息，没了工作。我拒绝了那沓红彤彤的人民币，心里绝不认同一个本科土木人的身份只值区区4万块。
与此同时，我还收到了驻非洲和中东的施工单位邀请，比国内offer高五六万，赚的是美元，能额外再吃一个汇率的便宜。不过我也拒绝了，——国际新闻看得太多，在外怕有莫名的危险。
经过深思，我最后选择去了世界500强前几名的某建某局。他们号称自己为“天下第一局”，薪资高出普通单位好几万，每月有探亲假，报销路费，晋升渠道看起来也很清晰。当然，好单位的要求也高得多，面试了3轮，淘汰了一大批人。最后，包括我在内，我们系只有2人拿到了这个局的offer。
拿到offer让我甚是自豪，当时唯一让我难受的是小迪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她成绩一般，加上性别原因，岗位很难找，用人单位看到她细皮嫩肉更加不敢要。这种现象也算不上性别歧视，因为那些工作实际上确实不适合女生，我想让她瞧瞧有没有什么机关单位可去，却也没有合适的。
她给我庆贺了一番后，听了家里的话，学习雅思，打算去国外念个别的专业的硕士，环境一类的，随后再回国工作。没毕业之前，她就收到了英格兰一所学校的offer，排名靠前，周期2年。
我略微有些失意。我俩做了约定，说了些等待和承诺一类的话，没到分手的程度，我祝福的话更多些。
2019年7月，我正式入职，第一个任务是修路，云贵高速，工地在偏僻的山区，风光旖旎。当地有几十个标段属于我们单位，每个标段10到20公里，平均造价约莫有20亿，周围还有大大小小“各建各局”和我们多线并进。
在施工单位，有个大致的“升级打怪”的顺序——测量员、施工技术员、副部长、正部长、生产经理、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我们这里也差不多，我也是要先从测量员做起。
测量员，顾名思义，施工前放线测量地面的标高，施工中复核检验数据，施工后监控地面沉降，时时记录整理，再用电脑计算绘图。说起来麻烦，其实并不需要自己动脑，将数据导入一些软件即可。一套流程下来，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测绘专业的人，事情简单，却很枯燥。
带我的“师父”是个80后，但沧桑得像个70后。他安慰我说，新人总要做半年、一年的测量才能转去施工，哪怕是现在的庄总（我们当时的项目总经理），也是从测量做起来的，熬了10来年，才到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不太认同硬熬资历的鬼话，想问他为何至今仍是测量员，但怕他难堪，便没开口——细细想来，既然有成功的人，必然有失败的人。
可没多久，他就“原形毕露”，安慰我的话渐渐变成抱怨各种不公的话，后又扩大为对整个公司乃至行业的诋毁：“食堂阿姨是他表姑，总工是他侄子，那个油水大的活，故意分包出去吃回扣，全都靠关系的，这里也好，总部也好，都是靠关系的——他奶奶的，下辈子绝对不干工程！”
我问他为何不跳槽，他才又改了口：“这里管吃管住，能存住钱，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得不图个安稳。再说了，在哪儿都要靠关系。”
我抱了几个月测量用的水平仪，基本都和我的搭档杜晖一起干活，他拿标尺，我拿仪器。杜晖来自河北农村，听说家境清贫，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弟弟。他毕业于专科学校，虽和我做一样的事，工资却少一半，也没有正式编制。我俩几乎同时入职，所以结成了吃苦吃肉的伙伴。我俩虽说身处底层，却兢兢业业，都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项目总经理。不同的是，我的第一步是转成施工技术员，他的第一步则是转为正式编制。
工地的饮食条件不错，顿顿好几个荤菜，主食可以选面条、米饭、馒头、红薯。人一累，吃得也多，加上在项目上时常喝酒，我比以前胖了不少。工作之余，我起得早，睡得晚，晒得黑。
一期标段即将结束时，项目经理给大家放了2天假，路途太远，回家并不现实，于是我们搞了活动，约隔壁单位打篮球——他们负责的是紧挨我们的标段。
许久不运动，我上场打了一会儿就体力不支，被大家嘲弄了一番，杜晖说：“你这个样子，女朋友怕是也快分手了。”“去你妈的。”我骂了这小子一嘴，随后下了场，让别的同事上场替我打一会儿。
场下休息时，隔壁单位的一个兄弟走过来，喊我名字：“王超，王超。”我愣了一下，他又喊道：“是我啊！”
天色有点黑，篮球场的灯又暗，我实在认不出来。一直等他近到眼前了，我才看清楚，原来是陈鑫，我大学“隔壁的隔壁”的室友，一个系的，先前读书时不是太熟，只记得是江西人，成绩吊车尾，挂科不少。他以前是个较瘦较白的小个子，现在也变得像碳一样黑，肚子圆鼓鼓的，像怀了孕。
“抽烟？”他随即掏出了一包利群，动作自然连贯。
“不会哈。”我推脱了一下。
他有点惊讶：“还没学会？”
“没有，学会喝酒了。”
“等会儿整两杯去。”他提议。
即便再不熟悉的同学，哪怕曾经有过矛盾，毕业后在荒郊野外相遇，也像是见了亲人一样，拥抱在一起感觉，仿佛胜过拥抱女朋友。打完篮球，我俩约去宿舍，在住宿区的临时超市里买了一些真空包装的鸡爪、鸭腿、花生米、白酒。酒是小瓶的郎酒，酱香型，一人3瓶，半斤多。这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主动喝酒，我们一边吃一边喝，怀念完大学生涯，接着就谈到了当下。
“你们单位发工资可准时？”他问我。
“准时。”我答道。
“唉，我们可就不行了。”他摇摇头。
“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是小公司，从我7月份毕业到现在只发了1个月的工资，现在拖了快4个月了。”他一根烟接一根烟抽。
“啊？！”我颇为惊愕，难以想象。
“现在抽烟的钱都是花我以前存的积蓄，我每天还得给工人、吊车师傅发烟。”
“怎么？还要讨好他们？”
“我们单位给工人开的工资低，有时还不及时，所以不太听话，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活了。唉！”
“那么惨啊。”
“可不是，现在我每天抽一包烟，得给工人发出去半包，这样下去，一点钱都没了。”幸好工地吃住不花钱，不然他早崩溃了。
“要不你试试换个公司，反正我们这行，也好找。”我安慰他说。
“唉，咱们这行，在哪儿干不是这样？”他摇摇头，呷了一口酒。
这话和我“师父”的口吻有几分相似，陈鑫像是已被老土木人洗了脑。当时我虽同情他的遭遇，却不能感同身受。
小迪在2019年下半年去了英国，这是令我痛苦的一件事。临出国前，我们见了一面，她几乎没变，我比以前朴素，主要是黑多了。她没感到意外，对我感情仍在，好好告别，好好离开。
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公司也开始拖欠工资了——除了保证民工的工资，其余人的工资得都根据甲方给我们支付工程款的进度来定。而甲方（某省高速集团）打着疫情的借口，故意延后（其实，山里的疫情并不严重，工程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项目总等“老人”，包括“师父”在内，似乎对此司空见惯，或是早就经历过，只讲了些“公司暂时遇到困难”、“大家要共克时艰”的话。可我理解不了，坚决认为该什么时候发工资就应该什么时候发。而在这里，甲方开始不讲诚信，不按时付款，公司也不讲诚信，不按时发钱。
我生硬地安慰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就权当存钱，也笑话自己，一开始的目标是做项目总经理，现在的目标是准时发工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大过人和狗的区别。
而杜晖比我还要愤怒，暗地里咒骂的次数不少，因为他比我更缺钱——他还得打给家里一部分。但等领导一拿编制或是涨薪的话安慰他，他立马就温顺下来了。
2020年5月，在几个大标段干过之后，公司出于大局考虑，要把我派到四川雅安的一条路去，据说那边缺一个熟练的测量员。我不愿意去，再加上已被拖欠了3个多月的工资仍迟迟没有发放的迹象，就动了辞职的念头。
虽说在这里存下了不少钱，但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让我觉得枯燥，看着别人在朋友圈频频晒出的花花世界，而我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些水泥钢筋，总有种虚度光阴的感觉。更令我难受的是，偶尔和小迪视频，看着她光鲜亮丽，背后尽是异国精致的风景，而我灰头土脸，总觉得我俩的世界隔得越来越远——那些大学里没有显现的差距，在此刻一寸寸地露出来，残忍又真实。
那时她总给我说，“等我一毕业立刻就回国”，当然，说完这句，就会问及我将来会定居在哪里。我有些心慌，总是打哈哈应付着。
是啊，难道未来结婚后也常年在山里待着？——当然，这是绝大多数“土木人”的宿命，像我“师父”，一年在家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天。但我知道，小迪肯定不可能忍受这种生活，如果我继续待在山里，我俩的结局只能是分手。一想到这些，我心里还是像被剜了一刀，再者，这个工作如今连唯一的优点——工资高——也不能兑现了，这让我更加觉得憋屈。我更怕的是，再过十年，我还跟“师父”一样，依旧在山里做着最简单测量工作，拿着不能按时发放的薪水。
夜晚，我打电话给陈鑫，得知他已经被拖欠了7个月的工资了（中间补发过一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他在电话那头严肃地问道。
“我被拖欠了3个月工资了。”
“哈哈哈哈哈哈。”电话那头，他也放肆地笑了出来。
我也应和着继续笑着，第二天就开始投简历。
我投了不少做住宅施工的公司，其中有几家都是在大城市里做项目的，甲方都是万科、龙湖一类的知名房企。我想借跳槽回归城市，哪怕坐在城市郊区的工地里吃糠咽菜，也不想继续待在山区硬挨了。当然，私心也是想着下次小迪再问我以后定居在哪里，我也好有个明确的答复。
我想叫上陈鑫一起“跑路”，没想到这货给我来了一句：“都一样，在哪儿干不是干。”
没多久，我成全了自己，告别了“师父”和杜晖，去了一家房建的乙方，位于南京，不是世界500强，也没有编制。我没敢将这件事告诉家人，因为他们总会觉得这是胡乱折腾。临走时，连“师父”也苦口婆心地劝我：“小王，你得在一家公司熬几年才能出头，你这样跳槽是犯了职场大忌。”
我只能笑笑，不知该怎么回答。
去了南京以后，我晋级成为一名施工员，年薪比先前多2万。表面上看，这份工作的职责是管理施工过程、现场指挥作业、协调工程进度，其实大部分时间做的只有两件事：第一是“打灰”，就是看着工人们浇筑混凝土，一待一整天，一看一个月；第二是应付甲方和监理，甲方说话总是不客气的，检查非常多，不满意的地方也多，骂来骂去，连监理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动不动罚钱，趾高气扬。
这工作不比在山里轻松，夜晚的天空没有太多星星，我还是住在工地，同时也有点孤独。我已完全听命于项目总经理，没有什么“师父”和搭档，只有上下级。我对于“当上项目总”这个目标开始不清晰了——因为现在的项目总经理只比我大8岁，我估计我在这里再待8年恐怕也到不了那个位置，他太年轻了，占上的坑会一直占着，项目副经理则是由另2个比他小两三岁的前辈占着——我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一直“打灰”。
这家公司唯一的好处就是按时发工资，在职的小一年里，工资几乎没有拖欠过。这段时间，我在业余时间考了“二建（二级建造师）”、备考“一建”，有了“二建”证书，公司把每月工资给我上浮了1000元，听说如果拿下“一建”证书，工资会上浮更多。
但我并没赶上这个行业最好的时期，这时候地产开发商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政策的打击、经济的下行、疫情的影响接踵而至，暴雷的越来越多，工程量逐渐减少。我们除了维持着基本薪资，先前承诺的奖金几乎全泡汤了。偶尔我想，比起修房子，我还不如待在上家单位继续修路呢——毕竟山河广阔，还有很多路要修，但是以后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要建。
2020年下半年，我和小迪分手了。
其实这个结果，我也早已预见到了——疫情之下，我们没有再相见过；时差之中，视频电话变少，我时间也不够多，天天被工地套牢，更不可能飞奔到英国去找她。彼此的缺点被极度放大，她不满我的种种，也是我不满她的种种。索性就分了。
分手的那晚，我一个人喝了三四两白酒，哭了，这是我第二次主动喝酒。但第二天，我还是早起“打灰”，应付了甲方领导的视察和谩骂，赔着笑。我觉得房建的甲方过于抬高自己的地位，对人极为不敬，践踏了我的尊严，再加上我受了分手的伤，很想找个地方避一避，便再次准备辞职。
其后，我和陈鑫又通了一次话，问他先前被拖欠了1年多的工资发了没有，他答复“发了”，现在是又新拖欠了3个月的。我问他要不要辞职，他还是那句话：“在哪儿干不是干。”
此时，陈鑫还是测量员，单位不但欠薪，连职位都没给他提。
这回我没笑，我想我们似乎是走上了两条路。
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专做厂房的施工方，总部在武汉，业务在甘肃。那边十分缺人，能比南京这边多赚很多钱，但多多少，没有说。于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我连年终奖都没有等就离职了。后来听说留下的人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聊胜于无，我没感到失落。
走了足足两天的路程才到新的工程部。那是甘肃北部一个很小的县城，人是黄黄的脸蛋，漫天黄沙，树是枯的。但工地没多大差别，以前的路桥、高层房屋换成了厂房、机房罢了，还是钢筋、混凝土、灰色的森林。
我们的甲方是某大型互联网公司，我们的任务是在西北给他们建设数据机房，存储东部的流量数据，从大局上说，这个工程叫作“东数西送”，有政策支持。
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工程是我们这代“土木人”的“小风口”，刚兴起，缺口大，工程量足够我做三五年以上——比起疫情时代各个行业的动荡，这算是一颗定心丸。所以我也给父母坦白了来回辞职折腾的事，他们也只能接受，“男孩子多出去闯闯也没事儿”。
在这里，我仍然是施工员，主要工作还是负责“打灰”，但也开始兼搭负责起更多的职能，俨如杂事管家：现场材料是由我一一验收签证的，进度和施工工艺也由我协调，工人们的活儿由我负责组织，日报周报月报由我按时更新，就连工地上丢了什么东西，也往往是我去管。
除了以上这些，我还接了做投标文件的工作，这算个好差事，“内业（项目建设中负责工程项目资料档案管理、计划、统计管理及内部文秘管理工作）”多了，受晒就少了。
项目总经理对我做的标书很满意，各类材料详尽全面，内容美观，没多久，干脆叫我转去干工程商务，专门搞招投标——除了做材料以外，还要搞成本分析、合同起草、商务谈判。
这下反而糟了，因为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肚子越来越大，逼近曾经的陈鑫的体重。有时候喝完酒后回到宿舍洗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想，这才是小迪应该和我分手的时候，因为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别人所钟情的地方。
除了赚钱。
2021年年底，项目总经理给我发了很多奖金，我算了一下，一年的综合到手收入超过26万。项目总经理许下承诺，“明年30万，后年35万”。当然，更大的承诺是叫我接替他的位置——为了让我相信他所言非虚，他直接给我升职成了项目副经理，跳过了中间冗长的升级过程（当然，那个项目的分工非常扁平，没有一步一级的讲究，纯靠领导赏识）。
这也是我理论上离自己当初立定的事业目标最近的一次。我多敬了总经理两杯酒，喝得烂醉，年终时被他选为代表回武汉述职。他回不了老家过年，因为他是第一责任人，又在赶工期。没多久，他老婆带着孩子来找他，从武汉搭火车来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现在放了寒假，来工地陪他一个月。
看着他两个孩子，我想到，如果自己有了女友，结婚，有了孩子，多半也会这样——土木人，自古家人、工作难两全。
我又开始思考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就在大家觉得我“钱途”一片光明之际，2022年初，我又辞职了。
这次辞职的原因是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她是武汉本地人，独生女，家境不错，在通信公司做财务，长相也甜美，算是我在和小迪分开后见到的最为心动的女生了，不想错过这段姻缘。对方对我同样满意，但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我离开工地，找一份武汉市区的稳定工作，早点结婚。
我答应了。
项目总经理开始很是不解，对我再三挽留，即便我一再解释，他仍有微词，认为我正是前途大好的时候，不出几年，大约可以如他一般。但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如他一般多么好，一样要喝很多徒劳的酒，一样要离开家人。赚了那几十万，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见我不为所动，总经理没再多说什么，叫我保重。家里人也对我辞掉这个工作多少有些惋惜，但我相信自己在哪都是优秀的，接下来也会有个不错的去处。
辞职以后，我来到武汉光谷，入职了一家当地的建筑设计院，民企，主要做地产相关的业务。我的职位是商务经理——说是经理，部门其实只有3个人：一个负责人，据说是老板的亲戚；一个女孩子，商务专员，负责貌美如花；还有我，负责项目投标及各类协议拟定、材料编制、成本预算等。至于升职，几乎没有可能，我归负责人管，负责人归老板管，小公司就是这样，一眼望到头。
如果说有什么盼头，那只有老板许诺的奖金。我难能可贵地得到了双休，工资算不上太低，唯一可恨的是需要加班的时间长过我先前的3份工作，晚上没有10点之前下班过。
我给女友说：“这份工作其实一般般，加班挺累的。”
女友说：“我在公司做报表，也要加班，也很累。”
是的，新的阶段有新的痛苦，什么工作又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呢？这份工作忙归忙，周末也能跟女友到武汉各处转转，而这里的房价也算是能企及的高度，我开始期待婚后的日子了。大概我不必像以前的“师父”和领导那样，为了职业放弃对家人的所有陪伴。
我给陈鑫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又被拖欠多长时间工资了。
电话里他顿了顿说：“我辞职了，回老家了。”
我以为他大概回老家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去了，因为如今流行这个。他却说：“不是的，我找了个老家的工地。嘿嘿嘿。”
“还做测量员么？”我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
“是的。”
哑然。
今年中旬，大学老师邀请我回母校来做“毕业分享”，我推托了很多遍，还是推不掉。在他们眼里，我毕业3年多做了4份工，经验值得分享。但我却觉得自己哪份工都没干超过1年，实在是经验欠佳，连我都觉得是自己在“作”，周围人像我这样折腾的也不多。有同学说，是因为大家没我这样的实力，折腾不起，我也不知道这话是在安慰我，还是在“点醒”我。
做分享前，老师特意还和我交代了一些事儿，大意是，现在经济下行，土木专业的学生们就业压力大，社会舆论都不好，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鼓励，分享一些好的事情。为此，我专门写了演讲稿，尽量让大家避免一些可能会踩到的坑，但多余的忧愁，我实在也开不了口，因为说太多负面的东西没用，“土木人”只会更担忧。
临结尾，我夹带私货，分享了一点自己的故事。
“给大家讲个趣事，我以前有个女朋友，白富美哦，家住西湖，英国留学，后来我们分手了，我一度觉得是因为我去了工地的原因，所以我恨透了工地。我有段时间一直在想，如果我不是找了施工单位的工作，如果没有去工地待着，会不会还在一起，不会分手。”
“其实不是的，一样会分手，现在反过来看，我们分手的原因怎么能归咎于工地呢？那会儿是我离不开工地，我靠它赚钱，不是它离不开我。当然，你要是让我说工地有多好那也罢了，绝对不好，它只能满足基本的保障和稳定，同时确实会带给你痛苦，但是社会上没啥轻松的事。”
“所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还是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看，不是前辈做的一定是对的或者错的，每个人都不同。就像你谈一个并不能接受异地恋的女孩子，那么你去了工地极有可能分手，做别的工作会好一些。但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包吃包住赚钱攒钱的地方，那么工地不外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话里话外，没那么多正能量，也没那么多负能量。临了，和老师们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一些相对熟悉的老师们，也对我说了一些很拧巴的话：“土木这个专业既不好，其实也好。很辛苦，但是能赚到钱。很乏味，但是能攒下来钱。很折腾，但是不会失业。”
他们和我一样，一边说行业不好，一边又说行业好。估计其他行业的人也一样，一边吐槽着，一边以此为生。只是，我也清楚，从我2015年入学至今，土木行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时代洪流之下，个人选择只能是在理性和感性中不断摇摆、不断变化。
我也不知道我做出的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或者，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雅坤 实习 | 黎欧
柴 禾
一个记录者，一个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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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入行配音的她们，还在“用爱发电” | 寻业中国
如果一个影视制作链是成熟的，配音这件事或许本就不该存在吧？或许这就是行业里的一个bug？我们就是bug本身。
配图 |《完美广播》剧照
寻业中国丨连载
2022年农历新年前夕，万欣收到老家表妹发来的消息：“姐，我在学配音。”
万欣有些意外，今年读大二的表妹，在她的评判里，普通话还尚未及格——一口南方乡音，平翘舌不分，说话时前后鼻音混杂地咕哝在喉咙里——谈何配音？
“你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学配音？”
表妹不理万欣的发问，直奔主题：“姐，我学出来，可就跟你一样当声优啦！”
闭掉录音棚里最后一盏灯前，表妹的信息闪跳在万欣的手机屏上。她正站在一间狭小的监听室内，面前是被一整面玻璃阻隔的录音室，一里一外的几平米天地，就是她每天工作的地方。
她向录音室内望去，目光快速掠过每一组麦克风和电子屏，十多年来，她已养成每天收工前扫视检查全部设备的习惯。
万欣一只手按下语音键，把手机举至唇边：“你到底怎么回事？”另一只手切断监听设备的总电源。嗒嗒两声脆响，散热扇停摆，静出一片嗡鸣——这是她一手搭建的录音棚，棚内无窗，灯光是这里唯一的光源，四周墙壁上是一层厚厚的吸音棉，隔断来自外界的杂音。光源一熄，电源切断，棚内如同蹲禁闭的暗室一样，静得人脑发晕、心发慌。
这些年来，万欣每天推开门便要与这样的黑暗撞个满怀，有时收工后，她会故意关掉录音室的灯，走进黑暗的里间。她也享受这种时刻，就像一个师妹说的，“如同钻进时间黑洞一样，在一片虚无的静谧中跟自己说说话，生命的存在感尤其强烈”。
目光在里外兜过一圈后，万欣闭了灯，拉开录音棚的大门，借着走廊外的亮光拨通表妹的电话。追问之下，万欣得知，表妹缴费99元报名一个网络配音培训班，她心里立刻咯噔一下——这波被同行诟病的配音培训割韭菜，竟割到自家人身上，万万没想到。
表妹告诉万欣，网课上了半个月后，老师称赞她“有资质”，建议她再缴费3999元，进入“下一阶段培训”。“原本他们招生广告里说，99元就能学成做配音员的。”表妹在电话里终于向万欣说出自己的担心。
但万欣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表妹那个发音模糊的“里”字上，轻轻叹气：学了半个月，n、l的发音咬字几乎毫无改进，所谓的“老师”为了割韭菜，竟然罔顾基本事实。
“你交钱了？”万欣紧张地问表妹，表妹赶紧否认。
其实，万欣也并非科班出身。十多年前，她也上过一个“影视配音培训班”，学费过万。但当时那位影视配音界泰斗收学生时，是需要经过严格筛选的，像表妹这样普通话都没说标准的，不仅不会被夸“有资质”，可能连上课的机会都没有。
世道的确是变了。
当然，也有没变的。万欣当年刚入配音行这行，就曾有人大言不惭地说，“会说话就会配音”，如今这个行业经历几番更迭，虽然不乏跃入大众视野的佼佼者，但大多数人对配音的认知仍停留在过去那个“会说话”的层面上。前不久，万欣从一份配音调研报告中看到，因为近5年网络配音软件和平台的发展，“95后”中有不少人倾向“做声优”。与万欣入行时相比，新人入行的门槛低至前所未有的程度。
“门槛更低意味着竞争更激烈。”万欣在电话里告诉表妹，如果她真心想从事配音，要从最基础的普通话练起，“拿不到‘一甲’，拿个‘一乙’也可以。”
万欣听得出，表妹的“99元声优梦”被自己在电话这端击得粉碎，情绪也跌落谷底：“我练好普通话之后，就能做配音员么？”
万欣并不想像那些割韭菜机构一样给表妹画饼：“学好普通话只是往后一百步的第一步，走不走这条路，你现在要想清楚。”
不再作声的表妹用沉默给出回应。万欣离开录音棚所在的楼宇群，踏上深夜里北京寒凛的街道，扎人的冷风裹挟着路上穿梭的车流和人流一起盲目地向前奔。她脑子里冒出一串数字：5年前，在北京从事配音行业的专职人员数量涨至300人，她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两年，再没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这个群体现在是什么样子？人们只是盲人摸象，说不出个囫囵。
几天前，有同行推给她一段录音，是一个清亮甜美的女声朗读的有声书作品。万欣给朋友回复：“这个配音员声音条件不错，是谁呀？”对方迅速发来一组“三连扶额”的表情：“是AI。”
万欣把录音翻出来，耳机音量调大再听一遍，咬字自然，语调柔和，语尾虚实结合的气声齐备，句与句之间换气的气口竟然清晰可辨，她完全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人工智能：“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配音员……我能感觉到她在呼吸。”
她隐隐感觉到，那种刚入行时对未知的敏感和担忧，正在某一个思想的角落里涌动起来。她想起和自己同行许久、如今已经转行的师妹蔚双，也想起这些年自己与蔚双随着配音行业变迁的起起伏伏。
两年前的冬天，看到电影的配音表上有蔚双的名字，万欣激动地打电话过去恭喜她。
手机响时，蔚双正奋力扒掉身上那件厚重闷热的动作捕捉服。这套浸透她汗水的衣服上密密麻麻缀着小粒珍珠一样的反光点，黑色亚光质地，足有十几斤重，套在身上可以实时捕捉她的身形和动作，专为电影特效动捕演员而制。
做一天“动捕演员”的兼职酬劳很可观，配音员蔚双几乎毫不犹豫便接下这份短差。她手背顺着脸庞把淌下的汗珠拭干，嘴里兴奋地对万欣说自己在做“珍珠人”。
万欣也跟着兴奋起来：“你现在戏路很广啊！”
蔚双与万欣说话一向坦率：“什么戏路广，我是最近接不到‘大活儿’，零零散散的不够交房租，什么活儿都得接，昨天还去录了一个AI库。”
“录AI语音？”万欣追问。
蔚双回应说，最近这种需求很多，昨天她为一个“虚拟朋友”录音，除了说些日常交流用语，还要收录她的歌声，唱了50多首歌，“好在酬劳不错”。
万欣明了，话锋一转：“我刚在影院看完一个片子，太惊喜了！里面那个女警的配音自然又贴脸，听起来特别舒服，最后看演职员表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女警是你配的！我的天，你也配得太棒了吧！”
“等等，师姐你说的是哪个片子？”她向万欣进一步解释，“这半年接的工作很杂，有配音的，有补音的，记不清了。”
“你去给人补音了？”万欣的愉悦突然收敛起来。
蔚双答得诚恳：“我奔着‘大制作’去的，但去了才知道要用演员同期声，现在很多组不都这样？不要后期配音，最多用配音员补录个别字，没活的时候这种也只能接呗。”
万欣没立刻回应，心里不满蔚双自降身价去做这类“缝缝补补”没价值的琐碎事。但又清楚她的处境——一个人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花销全靠自己挣。迅速收拾好情绪，万欣才继续开口：“我看的这部是粤语原声，普通话版都是你配的。”
电话那头蔚双突然绽开一声清脆的欢呼。这部片子她记得清楚，是这一两年里少有的完整角色配音。大多数时候，她的工作就是被人叫去郊区的录音棚里，路上颠簸两三个小时，只是为一部院线影片配一场“群杂”（给群众演员配音，相当于配音里的跑龙套），自己的声音埋没在十几个人的声波里，根本听不清自己嘴巴里冒出的是什么调子，反不如刚入行时，总能试上大制作的院线作品，配角也常常得到，那时蔚双总有机会向朋友们吹嘘：“去影院里看我配的电影呀。”
这一两年，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蔚双也很少再能听到万欣的表扬。但于蔚双而言，能得到万欣的肯定，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在她的世界里，万欣不仅是朋友、是师姐，更是把她领入这条路的人，是她对未来的憧憬。
2015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蔚双只身来京，广告专业出身的她，北漂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凭着初入职场的热忱，她满怀激情地向客户介绍自己的产品，但得到的只是对方看待小女孩的轻视与调侃。被客户叫去陪饭局时，蔚双在饭桌上遭遇20多年从未经历的奇耻大辱，于是，工作未满半年，她就在对未来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决定转行。
喜欢表演，是蔚双一早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亮点。上大学时，蔚双加入校广播站，空闲时间她常常一个人泡在广播站的录音室里，守着一台设备、一只麦克风、一部电脑，那时她喜欢看《十万个冷笑话》，把里面所有角色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配音一遍。
一条音轨录她配的蛤蟆精，下一条音轨再录一遍蛇精，第三条音轨单独录一群小妖怪的杂声做背景，还要自己加上音效。有时一个角色要录十几条，耗上大半天也不满意……那段在广播站录音室里的回忆，成为蔚双决定转行做配音的推手。
| 声音的“模样”
蔚双报名加入了北京一家影视配音培训班。招生广告里贴出的介绍很吸引她——“拥有几十年配音经验的行业泰斗亲自授课”——这位泰斗配过的电影，是蔚双这一代人成长中的集体记忆，只要一提，就能在她脑子里自动播放。
但最让蔚双动心的是课程介绍中对于配音的解读，“配音的关键不只是声音，更是表演”。课程一半内容都与表演相关。尽管3个月的入门课程学费1万多块，几乎要用掉她那时的全部积蓄，但她没有犹豫便报名了。
入学那天，万欣作为助教在老师身旁协助授课。向新生们介绍万欣时，老师说：“她是你们大师姐，是我第一批学生，或许你们当中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但你们一定听过她配的广告。”
蔚双坐在学生中间，一头爽利的短发下闪烁着一双晶亮的眼眸，满是羡慕。那一刻，她把万欣想象成多年后的自己，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也会得到同样一句评价，“或许你们不知道她是谁，但她配的作品你们一定看过”。
那时沉浸在憧憬中的蔚双感受不到，自己眼中这个配音圈中小有名气的人，眼里的风景，其实与她看到的不尽相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正在读研究生的万欣参与场馆播音志愿者选拔，选拔不限专业，非播音科班出身的万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试试。
万欣的声线是女声中最悦耳那一类，喜笑颜开时会发出银铃般的清脆声，高频的声线里稳重的气息和缓容蓄，层次感立时充盈饱满。
蔚双的起点几乎完全相同，万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声线优势，也是在学校广播台做播音员时。午后小憩，万欣的声音随着喇叭传遍校园，无论严冬酷暑，她的声音总如春风般和煦，得到的赞扬更是连绵不绝。
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奥运会播音志愿者，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万欣一直觉得自己是野路子，没受过正规训练，得到奥运会官方认可、在成百上千人面前做播报，对她来说是收获了建立自信的底气。
随后，万欣又赶上彩铃业务最火热的那几年。校园BBS里每天涌现大量彩铃配音需求，万欣录的第一条彩铃：“欢迎您致电XXX，您的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候。”仅仅几秒，就能赚到20元。课余时，这样随口一录的彩铃她一天可以接10多条，第一个月做下来，拿到近4000元收入（那时她一个月的生活费才1000元）。靠着录彩铃，万欣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万欣看得透彻，做彩铃不是长久之计。毕业后，她加入一家儿童故事机构，对方答应她可以独享一间2到3平米的小型录音室，麦克风、录音设备一应俱全。对万欣来说，这个诱惑实在太大，她没有犹豫，立刻推掉之前的工作，一心扎进这间小录音室里。
那是她第一个录音棚，几乎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天地。每天上午，她花几个小时把当天的故事录音做完，下午，便从网上接一些广告配音的私活。万欣从没做过广告配音，好在那时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欠缺经验的甲方和新手万欣是共同商量着成长起来的。有时两头都找不准方向，便找来一个“样音”，模仿着配。
万欣的声音优势出挑，学习能力很强，给出的结果总能令人满意，回头客不断。那时她的本职工资4500元，兼职接广告配音的月收入可以达到6000元，在2009年，就已经月入过万。万欣打电话给相恋多年的男友，豪气地问他想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能买给你，我可以把全世界买给你！”
最“辉煌”的时候，电视里播放万欣配的广告，出租车的广播里与专业主播穿插在一起的是她的声音演绎。那时没有网银和手机支付，万欣收来的酬劳都是一张张钞票，忙到来不及整理时，就一股脑塞进自己那只红黑相间的格子斜挎包里，得空就要跑去银行将钞票一把把掏出来放在柜台上，存进银行卡。
这样忙碌充实的日子过了2年，渐渐地，万欣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在日益凸显：广告词说得越来越流于形式，没有感情，只是一副机械化的情绪面具，她一直在吃声音优势的红利。
她心里清楚，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于是狠心推掉一部分广告工作，加入一家影视配音培训班，跟着行业泰斗从最基础的发声开始，系统学习配音。开课不久，万欣对于声音的认知几乎被全盘颠覆。
老师提问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的她：“你知道配音最重要的是什么？”
万欣想了许久答不上话，就她而言，关键的只有那一把好嗓子。
“配音最关键的是表演，不会表演，声音再优美也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子，笑得敷衍，哭得吓人，那根本不是配音。”
这一句话针戳一样刺醒了万欣，句句说的都是她。
从零开始学配音的第一步，是从零开始学表演。上课的前两个月，麦克风没碰过几次，万欣在地毯上天天摸爬滚打，解放天性。像表演系的学生一样，每节课她都要自编自导自演一出小品剧，不仅要求肢体协调自如，剧情流畅有趣，尤其要求咬字清晰、语气语调适度恰当。那段日子对万欣来说，是一个广告界配音新秀被击得片甲不存的重生之旅，过往的成就在脑海里都化为泡沫之后，她反而拾获不少曾被自己错过的宝藏。
万欣曾想过从广告配音转向影视配音的领域发展。那几年，影视配音被大众看到，圈子里顶尖的几位配音员从幕后走向台前，活跃在娱乐新闻和综艺节目里，势头正足。
表演能力的提升也给那时的万欣带来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快乐，把自己融掉，进入另一个角色里，人与角色合二为一时的融洽与互动，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奇妙感受。把一个角色配好，配得贴脸、不出戏，就像这个人亲口说的一样，成为那时她最大的目标和乐趣。
为此她试了不少戏，尝试过不少角色，蔚双经历过的跑棚、录群杂，万欣曾经都试过。
| 正在棚内录群杂的配音员
2015年，与蔚双相遇在配音班时，万欣已是助教的身份，开始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去引领后辈进入这个领域。但彼时的万欣，却并非和蔚双一样对这个行业充满希望，她站在这条路的下一步，回首看向蔚双时，能感受到自己头脑里那场思想的冲撞和挣扎。
蔚双曾向万欣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影视剧需要配音？”她不能理解，演员表演时的原话为什么不能保留？
课堂上，万欣播放一段电视剧的片段做配音练习，片段是拍摄现场的影视原声，嘈杂的人声和轰鸣的电锯，完全掩盖住男女主角的台词，他们的嘴形张张合合，却听不见半点声响。
指着这条视频，万欣向蔚双解释：多数情况下，剧组为了赶工，无法提供一个可以现场收音的拍摄环境，配音便成了影视行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的衍生品。加之，新手演员的大批涌入，台词功底欠缺，在2015年之前，万欣宁愿在看原片时选择静音播放。
对于那时的万欣与蔚双来说，这个答案足够有说服力，毕竟那时她们身在局中，享受着影视配音带来的愉悦，无法清晰去分辨这种配音需求的市场基础是否存在着致命问题。
第一次对影视配音感到质疑，是在万欣接触到大量影视配音工作之后。有一场哭戏，万欣一连配了十几次，几乎哭得晕厥过去。剧组的导演就站在监控室里，脸上泪痕未干的万欣透过玻璃隔断，看得出，尽管自己哭得如此卖力，对方却并不满意。
“导演，我哭得太难受了，能把灯关了我再试一遍么？”万欣在想解决方法，脑子里转着这个角色此时的处境、人物关系和剧情冲突，希望自己哭得更自然一些。
熄了灯，万欣在黑暗中稳定心绪，随着眼前的电视屏幕亮起，角色出现，一个女孩独自喝着闷酒，醉话越说越急，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张合起来，突然一个瞬间，她崩溃爆发——万欣腹腔里的气息也瞬间跟着引爆，哭腔喷涌而出，鼻腔酸麻肿胀，眼泪夺眶而下。
屏幕熄灭，录音室的灯再次亮起，万欣期盼地看向导演，但对方仍是那副不置可否的表情。万欣有些泄气。走出录音室，已哭哑的她压着声音跟导演商讨，对方只反复说一句：“你好像不适合这个角色。”
就在万欣也准备放弃时，导演建议再试一条。这一次万欣没了心气，只拿出一半的情绪，但结果却让录音室外的导演兴奋起来：“对，就是这个感觉！”
万欣在那一刻哭笑不得——原来他们对这出戏的理解如此不同。
“广告配音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业准则，但影视配音讲的是戏，每个人对戏的理解千差万别。”这个想法在万欣脑子里转了很久。
万欣在为那场哭戏肝肠寸断时，蔚双早已从影视配音培训班毕业，每日奔波在各个录音棚里做一只勤劳的“棚虫”。在一次周末聚会时，万欣向蔚双提出了自己“哭”出来的结论，没想到蔚双抛出的一番话，反让万欣讶异了 。
“师姐，你别把咱们当演员，就把咱们看成服务员，做服务行业的。自从我把自己看成一个服务员后，导演要什么我给什么，就当自己是一张白纸，让他随便画，这样就好接受多了。”彼时的蔚双通告不断，奔波在几个棚里拿到不少有分量的配角，成长速度是那一批学生中最快的。
| 配音中的蔚双
蔚双这番话说得毫无遮掩，颇有几分现实意味，万欣没想到，向来神经大条的她看事这么透彻。
蔚双笑起来，继续跟万欣打趣：“师姐，我昨天遇到一个导演，他让我用‘一种悲伤中带着一丝甜蜜，甜蜜中透着一股抑郁’的情绪来说台词，你说说，这该怎么说？”
万欣没作声，眉头却拧了起来。蔚双接着说：“他后来又说，这里我要的是一个水蜜桃，但你给我配成了一个苹果。”
“后来你是怎么配的？”万欣好奇起来。
蔚双嘻嘻笑着：“能怎么办？他想要水蜜桃，我就把自己想成一只水蜜桃呗！他有需要，水蜜桃也得开口说话啊。”
可惜的是，一年多后，蔚双几乎很难再有这样跟导演正面交锋的机会。
2018年，高速发展的影视行业猛踩刹车，作为衍生品的影视配音随之一落千丈，像蔚双这样的“棚虫”工作量大幅锐减，“接活儿”也变成了“找活儿”。
随着配音类综艺节目走红，很多人发出共同疑问：演员的台词功底这么好，为什么要用配音？——用配音等于演技差，在那段时间成为压倒影视配音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次试音时，蔚双的声线几乎完全贴合荧幕上那张脸，试戏的几句台词说得导演十分动容，让她一度以为这个角色非自己莫属。但几天后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沿用演员原声”，并询问蔚双是否有意帮演员补录个别有问题的台词。
收到消息那一刻，蔚双给万欣发了一条讯息，给多年前自己的那个问题补上一条新的解读：如果一个影视制作链是成熟的，配音这件事，或许本就不该存在吧？或许这就是行业里的一个bug？我们就是bug本身。
2018年后，万欣鲜少再参与影视配音，将工作重心全部放在广告配音上。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与先生一起接广告、广播剧与有声书的配音工作，组建起一支由20多位配音员组成的团队。
广播剧早几年刚起步时，有不少人找万欣合作，但那时影视配音市场火热，万欣一心磨练表演，错过了广播剧起步的黄金期。有没有后悔过？万欣觉得一切只是机运，错过不一定只有遗憾，有时也是开启另一种视角的机会。
而蔚双依旧奔波在各类补音及群杂的琐碎工作里，工作质量一路下降，职业生涯亮起刺眼的红灯，但又无能为力去改变什么。
2021年，经朋友介绍，蔚双接触到一个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机会——出演一部短片，饰演一位风尘女子。这个被很多人推掉的角色，被蔚双一口答应下来。
| 正在拍摄短片处女作的蔚双
在那之后，紧接着一部话剧邀约找到她，钱赚得不多，但舞台的魅力足以弥补掉这些不足。向剧组投递资料时，她翻出自己的简历，将职业一栏从“配音员”改成“演员”，决定正式转型。
2021年秋天，万欣受邀去看蔚双的话剧首演，为了这次演出，蔚双在暑热里一连排练了几个月。演出当天，在位于北京东郊一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小剧场里，蔚双身着一袭白色的吊带棉布裙，头发披散落肩，赤足踏在光洁的地板上，惊艳出场。
蔚双一开口，自白式的开场词足足说了5分钟。万欣的血液翻腾起来，她已经许久没听过蔚双这样念白了。即便在大制作剧目里，这样的重场戏也只属于主角，如果运气不济，熬上8年10年才能有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
但在这个舞台上，蔚双就站在那盏聚光灯下，剧场不大，她是这里绝对的女主角。她看向观众席的眼神是一种锐利的自信与傲气，和当初那个坐在教室里、留着短发的小丫头相比，判若两人。
那场话剧，稳扎稳打的台词功底把她的戏感撑足了，为她收获足够的尊敬与掌声。谢幕后，万欣从观众席离开跟着蔚双走进后台，蔚双兴奋地过来与她拥抱，脸上的浓妆花了，和着浅浅一抹泪痕挂在脸上。
“师姐，能这样痛快地演戏真好。”蔚双在万欣耳边轻轻地说。
万欣把蔚双抱紧了些，千万祝福只化作一句：“你要加油。”
不再给别人补音，不再为别人的表演做嫁衣，蔚双逐渐认清自己：她曾以为自己热爱用声音去表演，但兜兜转转几年才发现，她热爱的只是表演本身。
| 话剧舞台上的蔚双
万欣与蔚双不同，从广告到影视再到有声书和广播剧，一次次尝试后剥离出的那颗本心里，她依然热爱着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人生百态。去年一年，万欣忙得浑浑噩噩，被项目统筹塞满了日程，很难再像从前那样，拿出几小时坐在麦克风前，专注去录一段作品。
2022年第一天，万欣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每天挤出一段时间享受配音的乐趣，把那些遗失的枝蔓再找回来，滋养生命。
不久前，万欣停更一年多的公众号重发推文，一首用声音演绎的诗歌《触摸自己》里承载着她温柔恬静的自叙：“其实，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没那么想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你在渴望什么，你是不是敢梦想。”
就像她选择的这条配音路，总有人走着走着便走向一处，成为同路人与知己。也总有人在路的另一端笑着挥手告别，从此天涯相隔。“能陪着我们一路同行的，也只有内心的执着与勇敢”。
最近万欣遇到一次声音采样邀约，让她感触很深。在1小时内，她要围绕一个主题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1小时后，一个伴随型机器人通过采集她的声音样本做数据分析和学习。成型后，这个AI机器人将拥有与万欣同样的音色、语调、语气，甚至说话节奏也十分雷同，她的部分思想也将成为AI的思想。
万欣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AI机器人将会成为有声作品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而配音员即将被AI取代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升高，甚至演变成未来的大势。
“这或许是必然的，不用逃避也不需自欺欺人，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这个行业里最不缺乏的就是竞争。我们十分清楚一个道理，一个配音员能否被替代，不取决于对手，只在自己。带着目标和实力的人，总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后记
今年春节回老家时，万欣找到表妹，想当面帮她做些配音入门的指导，她翻出自己在配音班学习时做的笔记和一本普通话教程书，打算一起送给表妹。
但意外的是，表妹早把这件事抛在了旧历年里。看着万欣带来的普通话教程书时，她庆幸地说：“学说话还要读这么厚的书啊，还好我没交那3000多块钱哦。”
万欣笑了，不是笑自己比当事人还重视，也不是笑表妹的三分钟热度。
她笑的是，无论蔚双还是自己，曾经的她们把梦想和热爱看得比钱重。配音不挣钱，有机会进棚就好。拿不到好角色，能说上几句台词当配角也满足。但现在，进入这个行业里的、以及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还有多少保留着这份最初的赤诚呢？自己的赤诚还在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万欣、蔚双均为化名）
殷夕
不如随鹿上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