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粉色头发女孩去世了，网暴者无人负责
2022年，郑灵华染了粉色的头发，不久后谣言四起。/微博@鸡蛋姬
“网暴者会持续两个多月从早到晚地骚扰；辱骂你的家人、亲密关系、人格；人肉搜索你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打电话发短信骚扰；威胁你的学校、公司乃至家人；在网络上拉帮结派，引起巨大的负面舆论影响。”
95后女生郑灵华，那个被网暴的女孩，去世了。
互联网的记忆尚未退去——在得知她因抑郁症去世的消息后，人们迅速回想起她具有标志性的粉色头发、与病床上爷爷的合照，以及随之而来的谣言与汹涌网暴。
从2022年7月13日到2023年1月23日，关于“粉色头发女孩”事件的各种言论与质疑从未停息，它们交织成一个巨大的舆论网络，将郑灵华“束缚”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接受“凤凰深调”采访时，她曾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是不是社会舆论就能关注到网暴，或者让这些发言的人们羞愧一辈子？”
谣言与网暴，对一个人、一个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容小觑。而这一伤害，对于郑灵华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尤甚。
正如英国戏剧作家理查德·谢里丹在《造谣学校》中所写，“芥豆小事容易变成滔天流言，而对一个‘名声端庄’的女性来说，谣言往往更为致命，如同最强壮的身体，通常无法熬过一场热病”。
她没有熬过这场“热病”。
郑灵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后一张图片，是“努力想要活下去”。/小红书@鸡蛋姬
那个被网暴的女孩，去世了
郑灵华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停留在2022年12月2日——
因为抑郁症复发，她重新回到医院并接受住院治疗，在文中提及自己的状态时，仍是“积极抗疫”“好了之后大家一起出去玩”，配图中也写着“努力想要活下去”。
此时，这位女孩遭受的谣言和网暴，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
而这场舆论风波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22年7月13日：正在学校上早课的郑灵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送达的短信——热爱音乐的她，被成功保研到了华东师范大学。
下课之后，她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希望病床上的爷爷能亲手拆开这封录取通知书。
“我从小就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是爷爷奶奶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奶奶在大一时去世了，（没想到）大四又传来了爷爷住院的噩耗。”这是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我考研的动力之一，就是希望他能亲眼看到我考上研究生，并以我为骄傲。”
在一则长达14分钟的视频里，郑灵华讲述了爷爷对自己的重要性。但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小红书@鸡蛋姬
也是在这一天，郑灵华将自己与爷爷的合照发布在小红书、b站等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喜悦。然而没过多久，她便深陷舆论的漩涡。
有教培机构盗用她的照片和故事进行卖课牟利，也有营销号未经允许转发她的照片，光是其中一条帖子就获得了300万的阅读量。
不少网友只是看到一张合照，便开始肆意评判和诋毁这位无辜的女生，甚至展开了“老少恋”的恶毒揣测。
而粉色头发也成为众矢之的：
“一个研究生，把头发染得跟酒吧陪酒一样。” “还是觉得爷爷走慢了。”“头发把录取通知书毁了。” “夜店舞女也有硕士文凭？”“你发型是华师研究生？被人研究吗？”
甚至有网友质疑郑灵华是“故意闹”“炒作一把”。/微博@鸡蛋姬
面对这场“无妄之灾”，郑灵华没有被“打倒”。她拿出自己仅有的4000元积蓄用于维权公证，在贴吧、抖音、微博等多个平台，将多个造谣、辱骂言论整理成厚厚一本证据，并起诉这些侵犯自己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加害者。
截至2022年7月19日，她的维权行动迎来了不小的进展：大部分平台的侵权用户已经停止侵害行为，“但抖音和百家号始终举报投诉无果”。
与此同时，郑灵华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的取证工作，将精力投入到研究生开学、英语考试的准备中。
但这场风波并没有彻底平息。在后来发布的微博中，郑灵华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提到舆论对她造成的影响从未消散，并且已经从网上蔓延到现实当中。
“网暴者会持续两个多月从早到晚地骚扰；辱骂你的家人、亲密关系、人格；人肉搜索你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打电话发短信骚扰；威胁你的学校、公司乃至家人；在网络上拉帮结派，引起巨大的负面舆论影响。”
舆论对郑灵华造成的影响，并未因维权成功而消散。/微博@鸡蛋姬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郑灵华都在尝试积极自救。她主动寻求律师的法律援助，同时坚持与心理医生沟通，并且努力摆脱自证与自我辩护的困扰。
2022年9月4日，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话：“不相信你的人就是不相信，说什么都是徒劳。（应该）把时间用在明事理的人身上，还有那么多欢乐要和亲友分享呢。”
但纵然是这样一个如此坚定的女孩，最终也还是没能走出抑郁的阴霾。
2023年2月19日，一位与她相识8年的朋友表示，郑灵华曾多次表达出轻生意图，言谈中流露出深深的绝望与无助。
在持续几日的断联后，朋友接到了郑灵华父亲的报丧电话。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023年1月23日。
2022年8月，郑灵华在积极参与心理疏导时曾写道：“不喜欢‘键盘侠’一词，网暴无辜且以此为乐，为何还能称侠？”/微博@鸡蛋姬
愈演愈烈的网暴，何以至此
谣言和网暴从何而起？
在与网暴者的一次次“对线”和交流中，郑灵华发现自己过往的刻板认知被打破了。她观察到其中很多网友不仅上过大学，还具备高学历。
网暴的根源并不在于所谓的“下沉市场”“九漏鱼”，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也没有必然联系。
其中一位名为@杭州土匪 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公开简介为一名刑法学本科生，在微博上侮辱、质疑郑灵华的“粉色头发”被禁言之后，又在小红书、b站等平台注册了新账号“追着骂了一个多月”，包括但不限于“粉头骗子精”“你爷爷知道你这样肯定不能瞑目”“我直接去你学校教务处投诉举报”等言论。
最后这位网友在道歉时，明确提到自己的言论是“想让你觉得不舒服”“的确存在恶意”。
而郑灵华接触到的另一个女生，同样是在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我以为是生活不如意的人才会有那么大的恶意。后来知道她条件很好，骂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在维权过程中，她等到部分网友的“道歉”。/小红书@鸡蛋姬
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的隐匿性助长了网暴和谩骂的风气，而“信息茧房”加剧了这一对立和撕裂。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62.6%的人有主观恶意制裁他人的倾向，近50%的人擅自公开他人隐私、质疑当事人的道德品质。
互联网上的不少造谣和网暴行为，正是在以“主持公义”之名，行“网络暴力”之实。
近年来，这类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东莞一女子与外公拍合照，被造谣“老少恋”“73岁企业家豪娶29岁美女”；江苏一女子分享返乡吃草莓的视频，便被恶意评论“吃得起草莓，不简单”“KTV会所提前放假了”……
郑灵华的悲剧背后，是网络暴力的隐匿性，以及相关法规的缺位。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张雄等40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并指出网络暴力的猖獗主要有两个原因：网络匿名性的负作用、网络缺乏道德和法律约束。
造谣和网暴，成为一种常态。/《东八区的先生们》
一边是加害者肆无忌惮的网暴行为，另一边则是受害者漫长的维权和自救——
在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中，受害者坚持取证、追究两位造谣者的刑事责任，最终造谣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曾经因年级第一被质疑“学媛”的牛津大学学生@朱朱 表示，自己在遭受网暴后一度感到害怕，幸好有学校的24小时热线、专业心理疏导团队，及时给予了她相应的帮助。
坦白说，从近年来的案件来看，当事人普遍具备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但要遏制这种不良风气，只靠当事人的坚持是远远不够的。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鲁曼所呼吁，目前网暴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应在立法上加大对网暴事件中施暴者的惩治力度，同时加强平台事先审核责任，通过对图片、文字、语音等进行识别，过滤显而易见的违法侵权信息。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灵华”们依旧没有放弃讨一个公道。维权或许可以召回一定的补偿，却无法弥补对当事人心理上的伤害。
面对质疑，郑灵华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粉色真的适合所有人，任何人也不应该被色彩所定义。有生之年，我一定会把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生和发色都体验一遍。”
而我们的社会，不该让这么小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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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春节实录：物价飙升三倍，海南人消失了
假期结束了，依旧想念挤到爆的三亚
假期结束了，旅行也结束了。
一周多前，黄小英时隔3个月再回到三亚，她发现连星巴克也要排队了，她站在身穿艳丽衣服的游客之中，眼见队伍从柜台延伸向门外，“星巴克最终还是被排成了蜜雪冰城的样子。”这里是春节前夕的三亚，人潮汹涌。
过去的一个多月，得益于防疫政策的放开，三亚重新被打上聚光灯。热浪拍上海滩，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每隔几天，三亚就会成为各种新闻的背景板。从“阳康”到春节，这座海滨旅游城市像它的阳光一样普照着向往大海的人们。
但它有时又是难以亲近的。在徐闻港，那些渴望捧起沙子的人们堵了一天一夜才得以望见岛屿。上了岛后，涨价的民宿、机票让人感叹快乐的奢侈。有人在免税店前斗殴，有人在钱包瘪后逃走。
现在，一个憋了三年迎来的海边的春节临近尾声。当人们回望这个拥挤的城市，和在城市里度过的节日，就像是回望一场梦。人们短暂地痛恨它，又长久地迷恋它。三亚如此不朽。
一
游客挤满三亚，海南人消失了
精神故乡也消费不起了。
当陆婷回到一年前海滩边的一家网红餐厅时，发现餐厅被围得水泄不通。她熟悉这里，去年3月份她来到三亚时，这家餐厅几乎没有人。她排了10分钟的队，终于进入到了餐厅，扫码打开菜单，一杯杨枝甘露已经35元，小吃拼盘直接飙到了88元一盘。她心里不太舒服——那个从前怎么拍怎么有的二楼观景台的位置早已被人占领，后面还有人等着。
她又去了趟南山寺，去年来的时候，摆渡车20元一位，现在涨到了35元。过去100两个的祈福点灯，如今300两个。她还是心诚地购买了，祈福这件事，钱越多越好。
在鹿回头，拍照的地方在路边，车辆一辆一辆地驶过。陆婷想要照相，发现根本过不去。
海滩上的人群
去年12月5日，三亚解除对省外来返人员的分类管理。没过几周，三亚的海滩上就躺满了“阳康”的人。还有人说，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毒株。这趟旅行本是勇敢者的游戏，但没能按耐住大多数人的步伐。
今年1月13日，来自河南的陈林和父亲从郑州自驾，前往几千公里外的三亚过年。疫情以前，舅舅和父亲相继在三亚买了房，“在三亚一起过一次年”成了家人的心愿。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房子只有姥姥居住，今年，政策放开，一家人终于有了在异地团聚的可能。
但路途艰辛程度超出想象。经历30多小时的车程后，陈林和父亲抵达广东。陈林因为有事与父亲分头前往三亚，父亲开车，自己在几天后再乘坐飞机，本想着离三亚已经不远，却各自经历坎坷。在徐闻港，父亲经历了大堵塞，整整堵了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才登上船。18号，陈林从广州飞往海口，这场短距离飞行花费了1600余元。
贵是许多人的感受。1月初，东北人胡彩丽从辽宁自驾到三亚。进入海南岛，陵水是个明显的分界点，一切美景都开始明码标价。靠近好的海滩和景点的酒店至少都一千元起步。进入三亚更是消费不起。她本想在三亚呆半个月，最后只呆了两天就离开。每天早上一醒来，迎着海风，她就开始思考躲到哪个地方人又少又便宜，啃着海鲜，她想念起家乡东北的美食。
更早一些到来的游客，能明显感知到价格的变化。北京工作的思林是第一批来到三亚的游客。三亚是她计划已久的旅行目的地，她没事儿就爱看酒店和飞机票。放开后第二天，她顺利买到往返2000元的机票，和朋友飞往三亚。最开始，她订在三亚市中心的酒店，600多元一晚。后来她们改了主意，想换一间有漂亮花园的酒店，结果接到了前台打来的电话。“你们可要慎重考虑，如果现在退订，再订的话酒店价格就要翻倍了。”
贵的不只有酒店，还有机票。去三亚不是问题，但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1月中下旬，黄小英花1200元能从深圳飞到三亚，但年初五、六的机票则显示5-6000元，有高者甚至飚到8000元以上。春节之前，黄小英说自己只能等航司放票，否则要花6000元回去上班。
海滩上的游客
有时，人们花了钱也无法获得体验。陆婷前后去过四次三亚，免税店的人从没有像今天那么多。春节前，奢侈品店门前排起了长龙，小孩在商场四处飞奔。因为堵车，从前1小时20分钟左右的路程硬是拖到了2个小时。回到三亚以后，黄小英发现连停车位也不好找了，听保安说，小区住户有1200多，入住率只有一半，但停车位却被占满了。她猜测是外来的游客停进了小区的免费停车位。
游客挤满三亚。有意思的是，海南人几乎消失了。陆婷和陈林都发现了这件事。“在街上你可以听到湖南话，四川话，东北话甚至新疆话。”在三亚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车牌，但“琼”却不多见。海南人去哪了？或许被“淹没”了。
二
没有人不爱三亚
对于一些人而言，“三亚”这两个字是一种“直觉”。当他们选择远行，选择大海，没有一座国内城市，能比三亚更快地涌上脑海。
去年12月，东北人胡彩丽决定给自己放一个50天的长假。之前，她每年都会出去旅游，但疫情三年，胡彩丽再也没能走出东北。
去年年末，小镇陆续出现阳性病例，“大家都不敢出门了。”商店陷入冷清，大部分人都选择关门停业，胡彩丽也算了笔账，如果关门的话亏的只是房租，不关门的可要付人工水电，索性放假到正月十五，趁着放开，好好出去弥补一下丢失的远方。
她要沿着东部城市向南，最终前往三亚。理由很简单。这座城市温暖，还有大海，过去几年，无数的东北人已用行动规划了一条“迁徙路线”，在寒冷的冬季，去到那里就有温暖的气候，沙滩和人群，甚至还有乡音。预算是五万，在春天到来前，胡彩丽出发了。
三亚的海边
在人们心中，三亚首先是一座休憩地。去年年初，从教培公司被裁员的黄小英从北京离开，回到河南老家呆了一个月，她被焦虑困住了。三亚就这样从脑海里浮了出来。父母早几年在三亚购置了房产，黄小英飞去散心。
那时候的三亚几乎没什么游人，疫情一轮又一轮，交替着爆发。沙滩上只有零星的游客。大多数时候，黄小英就迷茫地走在沙滩上发呆，来治愈自己被行业碾过的焦虑。
在这样一座旅游城市，没有旅游业的时候一切都是慢吞吞的。大多数三亚人九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三点上班，晚上六点又下班了。拦也拦不住。寂寥的海滩上，没有人能打乱这种时钟。三亚是特别的，黄小英说她去过很多地方，但没有一个地方和三亚一样天空一直是蓝色的。“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对陕西人陆婷来说，这种感觉更甚。她热爱三亚，说三亚是自己的精神故乡，她从事物流销售行业，经常需要在全球各地飞，但没有城市比三亚更能吸引她。几年来，她前后去三亚四次。这座城市让她感到自由，所有的人都那么放松。
她还记得去年三月来到三亚时，躺在后海的沙滩上，看一个爸爸穿着泳裤，妈妈穿着比基尼，牵着小朋友在阳光下散步，在这里，把肌肤裸露出来像是呼吸一样自然和大方。她还见过一个老人穿着泳裤牵着狗在海边散步，她觉得美好，在这个与海共生的城市，人们无论多少岁都可以展示自己。
三亚的风景
三亚本就是一座轻松自由的城市。但因为疫情，人们对三亚的思绪经常暂断了。黄小英还记得去年秋天离开时，凤凰机场一个人都没有，到了T1航站楼，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打车打错了位置，回过头问师傅，“这是T1吗？飞国内？”“就这一个航站楼！”
机场大厅空空荡荡，一个工作人员凑上前来拿着表格询问黄小英，“你觉得机场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旅游业还可以怎么改进？”黄小英有些感慨，面对少人来岛的局面，三亚真的在认真对待。但有些事光靠努力怎么够？
陆婷也清楚记得，去年三月在西岛，看上去新建没多久的民宿也要拆迁，工人们从房子里不断地搬出家具，房子玻璃上贴着“出售”。“没有人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那时的三亚是有些落寞的。
三亚海边的游客
但三亚更像是某种风向标，它并不一直垂头丧气，只要有机会，它就会抓住。
就在不久前，黄小英接到了一通电话，来自在三亚做民宿的朋友，告诉她现在的民宿价格已经涨到了原先的3-4倍，她聊过一家涨的最多的，从300多元涨到2000元。
她在三亚有好几套房子，选了一套决定做民宿，装修都已经完工了，但因为疫情迟迟没有开张运营。现在，回热的旅游业，让她开始重新考虑那套闲置的民宿。
如今疫情放开，人们又想起了这里。
1月初，陆婷接到一个去三亚谈的项目，临近春节，她打算在三亚当地过年，还让爸妈一起去，他们在西安，过去三年被封控了好几回，一向传统的老一辈也听着“外出过年”的计划动了心。在机场，她仔细观察了登机口的人群，飞往三亚的人最多。她捂了捂自己的退烧药，安心跨上了飞机。
在海边待到秋天，黄小英接受了新的工作，前往深圳。三个月后，她休年假，再次回三亚。离开的那架飞机上全是空座位，回来的时候，飞机载满了乘客。
三
假期过去了，
我还是想念遍地都是人的三亚
冬末，三亚的海边又拥挤了起来。这个春节也因为人们的到来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于习惯在三亚过年的人们来说，这个春节并不好过。1月10日开始，黄小英给各个饭店打电话，但一桌年夜饭的价格要么飙升到好几万，要么就是被订完了。“算了，转念一想自己做。”她去了海鲜市场，十只草虾卖300多元。光年夜饭那晚，一家六口人就吃了5000多元。
后来的几天也如此。出去玩一趟太累了，黄小英想带家人出门吃，第一家饭店是卖羊肉的，一斤羊肉卖300多元，“去年也才100多元”。换到第二家饭馆，饭馆已经被订满了。到了第三家，卖乳猪的，3斤多的小乳猪卖到1600元。她转念一想，算了，回家凑合做吧。“感觉商户们都下了决心要赚回前三年的钱。”
因为拥挤的人流，黄小英和爸妈每天都早早出门散步，下午2、3点就“躲回”家里。好久没见姐姐和弟弟，大家坐在沙发上聊聊天，放开后的春节就这样过去了。好在三亚的空气依然新鲜，她依然能摄取到一点能量。她每天看三次购票页面，也终于在假期结束前抢到一张1386元的回程机票。
思林拍下的海滩
也有人在这场拥挤里掌握了呼吸权。1月初，思林的旅行和别的旅客不太一样。她没有花太多钱，在三亚最爱的活动是慢悠悠地等公交车，然后慢悠悠地坐公交车。她们在市中心住了没几天，就去了西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民宿。她没给自己制定任何的计划，随意地踢沙子，吹海风，碰巧赶上放烟花然后驻足，这就是她新一年的开始。
她敏感地察觉到，一些感受正在回归到肌肤和发丝。有几天三亚的天气不太好，下午总是阴森森的，她就专程早上爬起来和朋友坐在阳台上坐着吹风，晒太阳，到中午去吃饭。她说这种感觉很熟悉，2016年，她人生第一次出国，在欧洲交换，间隙时间里穷游了欧洲好几个国家，意大利的五月燥热明亮，老建筑室内阴暗，风从外面吹进来，带着夏天黏腻又暧昧的味道。现在，她在三亚闻到了这个久违的味道。
思林在海边看到的烟花
尽管一切都变了，但陆婷依然能被这个城市唤起新鲜感。春节前，她在餐厅订好了菜，三口之家一共800多，送到酒店。她依然喜爱这座城市。躺在椰梦长廊，看着傍晚的天空和云彩一点点像水墨一样交融在一起。身旁一家三口正在拿沙子垒城堡。
她突然觉得，人多有什么关系呢？只有人多才能够回到什么也不想的日子。才能忘掉自己的存在，感受这个有点喧闹的旅游城市。
陈林自驾回郑州的路上
这场异地度过的春节，最终是值得而且特别的。三亚的烟花放个不停，陈林说，他感觉年味比以往还要重。大年初三，他和父亲交替开了30多个小时回到郑州。拖着疲惫的身躯，他进入了梦乡，一场昂贵又团圆的梦就这样结束。
他对这个特别的春节有点不舍，在海边，他看到人来人往，潮起潮落，赶海时，温暖的海水冲击这脚踝。年轻人们都知道，这是春天的信号。
作者 卢鱼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李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