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深一度｜因身揣逃犯身份证，
智障男子坐牢9年，出狱后不久去世
服刑期间，监狱的管教发现“傻子”的真实姓名是李四强，这一“乌龙”被上报后，李四强没有获得自由，法院调查后，裁定他冒用“刘西文”身份参与了汕头抢劫案，随后将判决中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傻子”继续在狱中服刑。
记者/ 李东 实习记者/ 刘珺菲
编辑/ 石爱华
安徽省利辛县孙集镇曾有个天生智力残缺的“傻子”李四强。
2005年，他从家人和村民的视线中“消失”，音讯全无。2007年，南京建邺警方在流动人口普查时，发现了在南京打工的“傻子”。因身上持有一张汕头抢劫案在逃犯人“刘西文”的身份证，“傻子”当场被抓，并以刘西文的身份被判抢劫罪，入狱服刑。
服刑期间，监狱的管教发现“傻子”的真实姓名是李四强，这一“乌龙”被上报后，李四强没有获得自由，法院调查后，裁定他冒用“刘西文”身份参与了汕头抢劫案，随后将判决中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傻子”继续在狱中服刑。
2016年，服刑完毕的李四强回到老家，家人们得知他的经历后，认为抢劫案发时间段，李四强在安徽利辛的村子里，不在广东汕头，没有做案可能，于是决定帮他申诉。七年过去，李四强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申诉，而“傻子”李四强，早在出狱后两个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
“傻子”李四强出狱后不久因病去世，病榻上的李四强门牙缺失，他自称是入狱前遭遇了“逼供”，被打所致
“傻子”的监狱来信
1979年，李四强出生于安徽省利辛县的一个村子。在兄弟姐妹6人中，他排行老四，与哥哥老三都是天生智力残缺，没有上过学，两人常年在村子周边游荡。
在村民的印象里，哥俩都傻，但李四强的智力情况稍微好一点，“沟通困难，但核心意思能表达清楚”。
据村民介绍，李四强的姐姐嫁到了附近的村子，李四强和老三常步行约2公里，边走边玩去姐姐家。姐姐的邻居常逗他们“你来看你姐，空着手来啊？怎么不给姐夫带点酒？”老三从来没有搭过话，李四强要么说“姐夫不喝酒”，要么说“我没钱”，说话状态是“一个字一字往外蹦的”，有时还拉着长音，回话时不看对方。
因父亲早逝、母亲患有疾病，村里将李四强哥俩“无劳动能力”的情况上报，将两人纳入低保范围。
李四强没有因为智力问题就放弃生存技能的学习。据李家人介绍，1990年前后，12岁的李四强就跟着哥哥李奎星到江苏南京谋生，2000年前后回到村子里。2003年，姐姐带着李四强在村子附近的工地上拎灰兜。2004年初，亲戚带着他在常州的一个工地上打零工。
李四强从村民的记忆中“消失”是在2005年。那年春节后，李四强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找到了一份搬砖胚的零工。他的一个叔叔逗他说“不好好干活就揍你”，那天回家后，他跟母亲说了一句“不去（上班）了”。此后，他没再出工，也逐渐“消失”在村子里。
李四强离开村子后，有传言他与同村人一起去外面打工了。哥哥李奎星问过在常州、南京的熟人，得到的消息是“再没见过李四强”。因母亲病重需要照顾，老三也需要人照顾，李家兄弟姐妹寻找一番无果后，没有精力和财力再找李四强，也没有报过警。
李四强姐姐家的一位邻居告诉北青深一度，2007年春节后，她在南京一个废品收购站打工，看到李四强搬着地板砖从废品收购站门前经过一次。李家人得知消息后曾去南京寻找，无果。
李奎星再次得到弟弟李四强的消息，源自一封信。
2011年，一封寄件地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133信箱18分箱”的平信寄到了李四强的老家。这是一封经人代笔的书信，寄信人是李四强，收信人姓名写的是李奎星的小名“李小满”，李家人从信中得知，李四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郊监狱服刑。
李奎星告诉记者，他收到信后便到监狱探视，当他询问李四强干了什么坏事时，隔音玻璃另一边的弟弟情绪激动，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李奎星向狱警询问，狱警没有回答他。
此后每到监狱可以打电话的时间，李奎星总能接到李四强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他曾多次询问李四强被羁押原因，李四强从未说清楚过。
家人收到李四强的来信后，才得知他在监狱服刑
李四强“冒名”逃犯被判刑
直到2016年，李奎星去监狱接李四强出狱时，才第一次看到了相关的判决书和裁定书，知道了弟弟的部分经历。李奎星得知，李四强当年入狱，与一张名为“刘西文”的身份证有关。
汕头市公安局龙津派出所出具的一份证明记载，2007年3月26日15时，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双闸派出所在检查外来暂住人口时，发现了一个名叫刘西文的人，经上网比对和户口所在地比对调查，双闸派出所认定刘西文是涉嫌抢劫犯罪的网上逃犯，并凭借这张身份证将其抓获。
而事实上，当年持有这张身份证的人是李四强。至于为什么李四强手里会有一张刘西文的身份证，他本人也没有跟家人说清楚过。
在案资料显示，刘西文籍贯也是安徽省利辛县，家在李集镇，距离李四强家所在的孙集镇约30公里。2003年8月、9月，刘西文伙同弟弟刘西国等7人在汕头抢劫，作案多起。2004年，同案7人陆续被抓。在同案人的供述中，作案人员共有8人。案件材料显示，7人陆续被判刑，只有刘西文在逃。
双闸派出所抓获李四强后，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讯问笔录显示，李四强承认自己真名就叫刘西文，也承认2003年在汕头抢劫，并能准确说出刘西文的出生日期、户籍地址、家庭成员姓名等信息。
这在李家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他（李四强）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生日，还清楚地知道别人的爹娘户籍姓名？”就此情况，深一度记者向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发出采访申请，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2007年4月11日，汕头警方以“刘西文”之名将李四强逮捕，羁押在汕头市看守所。
汕头市公安局预审股民警在汕头市看守所也讯问过李四强。这次的讯问笔录从整体上看，李四强对答如流，对刘西文所做每起抢劫案的时间、地点、同案犯交代得准确且具体。
李四强后来陆陆续续告诉家人，被审讯时，只要他说出自己真实姓名就会被打，他曾被打掉两颗门牙。根据家属提供的照片，李四强出狱时，门牙是缺失的。
被逮捕后不久，汕头市龙湖区检察院指控“刘西文”与同伙于2003年8月至9月期间，在汕头市区实施多起抢劫，其中“刘西文”参与作案6起。
2007年10月11日，龙湖区法院作出（2007）龙刑初字第256号判决书，以犯抢劫罪判处“刘西文”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这份判决书显示，庭审时，“刘西文”（实际受审人是李四强）没有辩护人，对指控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未提出上诉。
李四强申诉阶段代理律师朱小董告诉北青深一度，关于案件中的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等应给到嫌疑人家属的法律文件，经律师查证，无论是刘西文的家属、还是李四强的家属，均未收到过。
李奎星告诉北青深一度，龙湖区法院作出的这份案号为（2007）龙刑初字第256号判决书，是李四强出狱时的随身物品之一，家人直到2016年才看到。
这所白色的平房是李四强家的老屋子，出狱后，他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被纠错的被告人主体
李四强被当作刘西文投入监狱后，监狱管教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北青深一度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刘西文”被判刑后，在石家庄北郊监狱服刑，管教点名“刘西文”时，他多次未答“到”。管教民警多次找他谈话，陆陆续续得知“刘西文”的真实身份可能是李四强，其真实的生日、户籍信息均与刑罚执行依据记载情况不符。监狱将此事反映给办案单位汕头市龙湖区法院。资料显示，监狱反馈信息后，办案单位也对监狱里“刘西文”的身份进行过调查。
北青深一度获得的案件材料显示，2009年10月20日，汕头市公安局龙津派出所民警提审了抢劫案中刘西文的同案犯马付伟，将在押人员“刘西文”的照片向他出示。马付伟向警方称，自己与刘西文是连襟关系，相片中的人不是刘西文。马付伟的母亲也向龙湖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称，相片中的人不是刘西文。
2009年11月2日，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民警到安徽省利辛县李四强老家，找李四强的母亲核实。经李母辨认，相片上的“刘西文”是自己的儿子李四强。利辛县公安局孙集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证实相片上的“刘西文”是其辖区村民李四强。
11月5日，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民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郊监狱提讯“刘西文”。这份提讯的笔录显示，“刘西文”说自己的真实姓名叫李四强。对于在南京被抓时的情况，李四强明确说“当时我跟民警说‘我不是刘西文，真名叫李四强’，他们不相信还打我”。李四强的身份得以证实后，他并没有获得自由。对李四强的身份调查时，参与抢劫案的马付伟还告诉汕头警方，相片中的人外号叫“二百五”，2003年时跟他一起参与了汕头的多起抢劫。
但蹊跷的是，在2005年汕头中院对刘西文的同伙作出的生效判决中，汕头中院认定的作案人里并没有“二百五”，包括马付伟在内的7名同案犯，当年均未提到作案人员中有“二百五”，也没提到李四强。
案卷材料显示，在随后的审讯中，李四强说自己的外号叫“二百五”，还清楚地辩认出2003年汕头抢劫的5名同案犯，并承认自己参与其中6起抢劫。经过汕头警方一番调查后，汕头市龙湖区法院最终认定李四强是2003年汕头抢劫案作案人之一，他冒用了刘西文的身份。
2009年12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院作出一份刑事裁定书，称（2007）龙刑初字第256号判决书中的被告人刘西文称谓及基本情况有错误，将判决书中所有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并将被告人刘西文个人基本情况，更正为李四强的个人基本情况。
至此，李四强在以刘西文的名义服刑两年后，终以“李四强”的身份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犯人。
申诉阶段代理律师朱小董介绍，2005年2月，汕头中院已对刘西文的同伙作出判决。汕头中院做出的这份生效判决中，法院查明作案人员共8人，这8人中，不包括李四强。
朱小董认为，龙湖区法院这份用于“更正”的刑事裁定书，认定李四强为作案者之一，与汕头中院查明的内容冲突。相当于下级法院否定了上级法院的判决，使得汕头抢劫案中多出一名罪犯，同时，使得司法机关对李四强继续“错误”执行刑罚有了“法律依据”。
朱小董表示，裁定书可以更正的内容通常是判决书中的笔误。此案中，被告人主体错误，说明是审错了人，显然不是笔误。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主体错误”应当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这份裁定书，涉嫌违法。龙湖区法院在后来向李四强家属出具的法律文书中提到，这份更正被告人个人基本情况的裁定不违法。
春节前后，李奎星到李四强坟前看望弟弟，他说将会继续帮弟弟申诉
同案犯否认“傻子”作案
李四强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获得两次减刑，共减去刑期3年3个月。
2016年6月25日，他刑满释放。李四强的哥哥李奎星说，直到接弟弟出狱时才得知他最初是以“刘西文”的身份被抓的。李家人告诉北青深一度，出狱时，李四强已经得了重病。回到安徽利辛就住进了医院。时任村干部得知情况后去看望李四强。根据村干部描述，住院时的李四强脸色苍白，目光呆滞，门牙缺失，见了她也不说话，“冲他喊着说话，他才扭头看看你”。村干部也不相信，“凭他的智商，能抢劫？”
李奎星说，在家人陆陆续续问话中，李四强多次说出“刚到南京十几天就被抓走”“没有身份证”等信息。2005年以前，李四强没有办过身份证，李奎星怀疑有人故意让李四强使用刘西文身份证，陷害弟弟。得知弟弟的遭遇后，李奎星请了律师，决定为弟弟申诉。
2016年8月31日中午，在家人的陪同下，律师在病床前询问了李四强的经历，并制作了问话笔录。李家人说，李四强似乎感受到有人关心他的遭遇了，他向哥哥竖起大拇指，嘴里蹦出两“厉害”两个字。当晚，李四强没了呼吸。
2016年10月28日，李奎星向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院递交了申诉书，李奎星认为判决李四强为抢劫犯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用于更名的刑事裁定书程序违法，因此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李四强案再审，并改判无罪。
2017年3月28日汕头市龙湖区法院给出回复，认为李四强被抓时，身上有刘西文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又像其本人，且在公安机关讯问和法院审判过程中仍继续冒名“刘西文”；并认为用裁定书方式更正被告人姓名不影响犯罪事实认定，不构成程序违法。龙湖区法院驳回了申诉。李奎星始终不相信“李四强一再主动冒名刘西文”，因为李四强连流利回答问题的能力也没有。他觉得，如果法官能认真看李四强一眼，能跟他说两句话，就能判断他有没有做案能力。李奎星继续申诉，遭汕头中院驳回。
2022年8月初，北青深一度记者找到了2003年汕头抢劫案中刘西文的两名同伙（已刑满释放）。
一位出狱的同案犯人员用文字写下不认识照片中的李四强，李四强未曾与他一起作案
其中一人看了李四强的照片后告诉记者，他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没有与他们一起作案。得知照片上的人叫李四强时，他说，当年团伙里有两个姓李的，一个当时已经被抓，现已刑满出狱；另一个叫“小李子”，不是照片上的人。另一名同伙也称不认识李四强，称照片上的人没有与他们一起作案。
北青深一度从利辛警方获悉，2022年8月11日，利辛警方协助汕头警方将真正的刘西文抓获。同年9月16日，刘西文被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逮捕，涉嫌罪名正是抢劫罪。
李奎星说，刘西文被抓，是他给弟弟申诉6年来，第一次等到了看得见的进展。早在2018年，李奎星就已经申诉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一直没能得到回复。在得知真正的刘西文被抓后，他委托律师将刘西文同案犯的证言及刘西文被抓的情况作为新证据提交给了广东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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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他们感染后无法再工作：
长新冠困扰着全球数千万人，学者们呼吁中国给予重视
图源：pixabay
导 读
张梦媛形容，自己的身体像是“千疮百孔”，她已经花费了接近10万元用于治疗，抽了无数次血，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治疗长新冠的地方；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医生们不承认新冠后遗症的存在。
“我跟医生们说，可以用我作为临床病例进行研究，结果医生们却认为我是有精神问题，应该去看心理科。”
在国际学术界，长新冠的追踪和研究一直在进行；但在中国，尽管一部分人群的健康和生活已经受到很大影响，长新冠问题却并未进入公众视野。
撰文 | 宋安娜
责编 | 徐卓君
对很多人来说，新冠已经成为了过去，在回忆里逐渐淡去；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新冠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以一种痛苦、漫长的方式。
张梦媛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29岁的上海姑娘，此前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热爱摄影、逛街、音乐、电影，但在2022年春天上海那一轮疫情之后，这一切都离她远去。
自去年4月感染新冠至今，她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与新冠后遗症斗争，找寻康复的可能。
刚开始，一切只是典型的轻症感染，她发烧了大约4天，伴有肌肉酸痛的情况。然而，一个多月以后，情况却急转直下，出现呼吸困难、心绞痛等情况，甚至经历过一次急救。陆陆续续的检查显示她有窦性心律不齐、心动过缓、血小板质量不高、双肺纹理增多、全身游走性疼痛等多种异常的生理表现。
此前，她并没有基础病，然而，从感染新冠到现在，她的健康状况却像是个筛子，很多地方都在出状况。随之而来的疼痛、失眠、焦虑等状况，让她无法继续工作，每天要吃很多药，由她60岁的母亲照顾着。
而今，经历了去年冬天的疫情，像张梦媛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当我在社交媒体上询问，是否有人有“长新冠”表现并且愿意分享一下具体情况时，帖子意外地获得了很多关注和回应，人们多提及的表现包括体力下降、失眠、心跳加快、疲惫等等。
随着新冠在北半球第四个冬天的大流行接近尾声，新冠病毒的慢性危害变得更为人们所熟知。而今，长新冠的存在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知名公卫专家所承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设立了一项耗资10亿美元的研究项目，以了解长新冠症状是如何出现、在哪些人身上出现。
但在中国，尽管一部分人群的健康和生活已经受到影响，长新冠问题却并未进入公众视野。
2月4日，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中国湖南大学几个学者的来信《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的长新冠康复支持平台》（China needs a scientific long COVID recovery-support platform）。他们写道，新冠后遗症，或者长新冠，已成为后疫情时代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及时、充分的信息指导和支持是有效应对长新冠的关键。
全球有数千万人受到长新冠困扰
丽莎·麦考克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研究生，在成为“长新冠”患者后，这位曾经可以跑半程马拉松的28岁女性，至今依然在劳累和不适感中生活。她与其他几个不幸的感染者一道联合创始了Patient-Led Research Collaborative，致力于长新冠的呼吁和研究，并入选《自然》杂志的2022年度十大人物榜单。
1月13日，丽莎·麦考克尔、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主任Eric Topol等人在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期刊上发表的综述论文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长新冠的关注。这篇文章认为，长新冠是一种多系统疾病，已经确定了对多个器官系统的影响和200多种症状。据估计，全球至少有 6500万人患有长新冠，病例数每天都在增加，且大多数人在初次感染一年后依然没有完全康复。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Long COVID，或“COVID-19的急性后遗症”，是指在新冠感染后3个月依然存在症状且至少持续2个月的症状，并且无法用其他诊断来解释，包括疲劳、呼吸急促、胸痛、心跳加速、味觉嗅觉丧失等。**
专业人士们强调，长新冠并不能简单搪塞为心理疾病，它有实实在在的生化和病理证据。比如，在神经系统，许多新冠康复者表示其在注意力、执行力、语言、处理速度和记忆力等方面发生了一定障碍，这些认知障碍症状又被称为“脑雾（brain fog）”。在12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44名新冠死者进行了尸检，这些患者大多年龄较大且未接种疫苗。研究人员发现，该病毒可以扩散到全身，并且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人脑中感染和复制。
有多少感染者受到长新冠影响？世卫组织、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布了一项全球大规模研究显示：在感染新冠的3个月后，有6.2%的感染者仍存在至少一种症状群：其中3.7%的患者报告了持续性的呼吸问题，3.2%为持续性疲劳合并身体疼痛或情绪异常，2.2%有认知水平异常。
该研究数据基于44篇已发表的研究论文、10项各国的协作研究和2个美国电子病历数据库。研究结果显示，感染3个月时，新冠住院患者仍有后遗症者达27.5%，而非住院患者则仅有5.7%，后遗症更为严重的是ICU监护患者，在这些人中，这个数值高达43.1%。
前述丽莎·麦考克尔等人在《自然》发表的综述给出的患病率是10%，高于JAMA研究的数据。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差异是因为对长新冠的定义不同所造成的。
在中国，中日友好医院教授曹彬等人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报道了对2020年初武汉1192名感染者长新冠研究的结果。该团队评估了这些感染者在经历感染后6个月、12个月和两年时的健康状况。研究发现，感染后的第6个月，68%的患者出现至少一种新冠症状。
两年后，超过一半（55%）的人仍然报告有症状，其中最常见的是疲劳或肌肉无力。此外，两年后，仍有11%的人无法重返工作岗位，最早一批感染者的健康状况依然明显低于普通人群。
相比之下，在最新的论文中，长新冠的发病率有所下降，疫苗、流行病毒株等，可能是解释差异的原因。Theo Vos是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和评估研究所（IHME）的流行病学家，也是前述JAMA论文的通讯作者，他近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比起早期的新冠突变株，奥密克戎感染者出现长新冠的风险要低1/2至1/3。
无处求助的长新冠就诊者们
在张梦媛四处求医的这9个月里，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医生们不提“长新冠”，有的医生认为她是感冒了，有的医生认为她是太焦虑了。“我知道自己是生病了，不是心理问题。”她说。
张梦媛形容，自己的身体像是“千疮百孔”，她现在已经花费了接近10万元用于治疗，抽了无数次血，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治疗长新冠的地方，“可以说走投无路了”；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医生们不承认新冠后遗症对她健康的影响。
“我对医生们说，可以用我为临床病例进行研究，结果医生们却认为我是有精神问题，应该去看心理科。”
在美国，数以百计的长新冠诊所遍布各地，几乎每个州都有提供接诊服务的去处。然而，对于经历大流行尚不足三个月的中国来说，部分受到长新冠困扰的人们表示，他们无法找到治疗长新冠的科室，医生们对这个问题也不敏感。
与张梦媛的经历类似，另一位成都的感染者说，她去年12月16日感染新冠病毒，从今年1月初开始出现心跳加速、全身疼痛、不适等情况，到后来，失眠成了困扰她的最大的问题。她先后到心血管科、消化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睡眠障碍科就诊过，在做了一些检查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后，基本上每个医生也都说不出来什么，只是叫她好好休息。
无奈之下，她只能自己在社交网站上寻找经验，也自行尝试过很多药品。
多位受访者都表示，她们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只能独自面对；医生们其实不太懂长新冠的问题，即便偶有提及可能是新冠后遗症，也不会在诊断书上面明确地写。治疗的过程都是一个一个症状地解决，“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当我试图就长新冠的现状、就诊建议等询问很多感染科、呼吸科和公卫专家时，他们多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没有进行随访，不掌握情况”；也有医生表示，主要是有基础病的人，如使用免疫抑制剂、艾滋病人等群体会出现长新冠，健康人群不会出现长新冠。
对于国内在长新冠问题上的“沉默”和轻描淡写，一位流行病学专家透露，据他了解，现在对于长新冠的诊断和治疗，临床医生们面临一些压力，因此很谨慎；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距离感染高峰才过去两个月左右，时间还很短，不足以得到一些结论。
以肝脏系统为例，南京市第二医院肿瘤和血管疾病介入中心二科主任医师张小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月份新冠高峰时，病区收治了许多新冠感染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常规检查时，发现很多病人有肝功能损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专家茅益民告诉《知识分子》，国内外都有文献报道，部分新冠感染患者可出现肝损伤，这是明确的。至于肝损伤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新冠病毒直接对肝脏造成的损伤、感染后的免疫风暴引起的损伤、肺炎导致的缺氧进而引起肝损伤、服用解热镇痛药和或抗病毒药等药物引起的肝损伤、新冠患者本身合并的慢性肝病等等；因此，对每一个新冠感染合并肝损伤的患者，应仔细甄别肝损伤的真正病因。
而在长新冠方面，尽管有国外文献报道，在随访了感染40周以后的病人后，发现有病人的肝脏硬度有升高，但是，具体情况如何，还很难判断，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他说，因为国内在长新冠方面尤其是感染后对肝脏的远期影响，目前还缺乏数据。
尤其是，在去年年底的一波大流行之后，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现在临床中出现的肝损伤病例，到底是由于新冠病毒、还是只是这些病人恰好感染过新冠，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如果没有相应的研究，对这些病例进行长期随访，是很难轻易归因的。因此，他建议应该开展研究，用数据来回答新冠感染的肝损伤和长新冠问题。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1月25日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和监测数据概述》，在最高峰的时候，中国各省份报告的日核酸检测阳性人数达到了694万。不过，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对第一波新冠感染浪潮中多少人感染、多少人受到长新冠的影响，目前还不明确。
一位中疾控的流行病学家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国内前几年一直把应对新冠的重点放在新冠防控以及短期康复上面，除了武汉初期和上海疫情之外，对长新冠的关注比较少。
尽管不清楚奥密克戎带来的长新冠准确比例是多少，但是，前述公卫学者强调，在“天文数字般”的感染规模面前，长新冠对中国的影响应该也是不小的。因此，当患者们因为各种长新冠的症状走进耳鼻喉科、心内科、神内科等等科室，一定会引起临床专家和学者们的注意。
“大流行中最大的未知因素”
在接受访问时，张梦媛希望我可以给她提供一些关于新冠后遗症最新研究的进展，以及药物研发的信息。因为她的疾病一直得不到诊断，也就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药。她说，现在每天都需要吃安眠药，让自己能休息得好一点；因为跑医院无济于事，只好自己查找一些资料，比如说国外提到的可能有用的补剂，但是也没什么效果。
至今，长新冠仍然是大流行中最大的未知因素，研究人员甚至无法就其患病率或定义其特征达成一致。而诊断和治疗方面的进展则更为缓慢。
美国耶鲁大学免疫生物学教授岩崎明子等人2月14日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指出，长新冠是一种器质性急性感染后综合征 (PAIS)，具有明显的生理功能障碍，使用标准医学诊断和检测通常不敏感，这种差异凸显了PAIS患者需要新一代的更敏感的诊断测试。
一些因素会影响长新冠的症状表现，如急性感染的严重程度、年龄、性别、原有的合并症、遗传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其他环境因素。在经历严重的急性新冠感染后，出现长新冠的患者最有可能是50岁以上的男性，伴有持续留存的组织损伤和疤痕；较轻感染后出现长新冠的患者最有可能是36-50岁的年轻女性，其急性感染会引发不良的生理反应。
《自然》杂志写道，长新冠是一种会使人虚弱的复杂症状，一般会在急性新冠感染后持续数月到数年。因为现在还没有经过证实的疗法，医生和患者对待各种症状只能采取“打地鼠”的方式。
围绕长新冠根本发病原因有一些主要的疾病假说，包括病毒持续存在，由感染引发的自身免疫、潜伏病毒的重新激活以及炎症引发的慢性变化导致组织功能障碍和损伤等。基于目前对长新冠机制的了解，一些药物已经开始在临床试验中推进，包括一些靶向免疫系统、血栓或新冠病毒残存碎片的药物等。
当研究人员了解一种疾病的触发因素、症状的来源以及谁的风险最大时，他们就像得到了一张路线图，帮助他们导向特定的身体系统和采取干预措施。然而，长新冠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已有几百项研究尝试揭示其机制，但都没什么确切性的进展。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大量研究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新冠后遗症是可以逐渐好转的。上述JAMA研究就认为，在所有感染者（均为有症状）有后遗症的比例，从3个月时的6.2%下降到12个月时0.9%。即使是在ICU的患者，后遗症比例也从3个月时的43.1%下降到12个月时的20.5%。
学者们呼吁中国重视长新冠的支持和研究
长新冠的公卫和经济负担已经显现出来。比如，2022年8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发现，约有300万美国人可能因长新冠而失业，这占整个美国劳动力的1.8%，相当于1680亿美元的年收入损失。
2020年1月1日~2022年3月31日，纽约州保险基金分析了3000多起工人与新冠相关的赔偿。该机构发现，在大流行的前两年，大约有71%的长新冠患者需要持续性的治疗，大概六个月或更长时间无法找到工作；在感染新冠病毒一年多后，18%的长新冠患者仍未重返工作岗位，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患者年龄在60岁以下。
“我们已经看到了早期数据，并将持续看到数据，这些数据将阐明长新冠对我们的社会、生活质量、生产力、卫生系统和医疗支出的影响。”杜克大学传染病医生和新冠药物研究员苏珊娜·纳吉（Susanna Naggie）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强调，研究人员必须尽快地使用所有安全、有效的方法来减少长新冠的发病率，这需要被列为高度优先级事项。
在欧美，对长新冠的追踪、研究和康复支持一直都没有停止。比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推出的“Your COVID Recovery”网站会提供关于英国长新冠研究的进展，人们如何参与研究以及一些有用的链接和建议等。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领导了拜登政府在长新冠问题上的响应，并在2022年8月份制定了两份报告。其中，《关于长新冠的国家研究行动计划（The National Research Action Plan on Long COVID ）》由14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协调制定，重点是推进预防、诊断、治疗，以及为经历长新冠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服务和支持。
《针对COVID-19长期影响的服务和支持报告（The Services and Supports for Longer-Term Impacts of COVID-19 Report）》概述了政府为受影响者提供的联邦服务。包括如何利用医疗保险、社区服务、财政援助；如何获取心理健康支持等等。
2月4日，湖南大学的学者们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信函中写道，目前中国还没有公开的权威平台来解释长新冠症状，公众无法获得可靠的科学信息，这导致人们对长新冠科学知识的认识很少。缺乏医疗资源和官方的康复支持平台，可能导致长新冠患者得不到及时的健康指导，且因为缺乏及时的指导而造成心理困扰；政府和相关工作人员无法有效应对长新冠。
“中国放开以后的话，长新冠应该是作为一个研究和防控的重点，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支持。”中疾控的一位专家强调，此外，官方应该有一个监测的系统，以医疗机构作为基础，然后以随访的形式去询问和了解长新冠的症状，获取高质量的数据，为后续疾病支持、医疗支付等医疗政策提供依据。
长新冠的研究是需至少半年、一年才有一些结果出来的，前述中疾控的业内人士表示，如果中国现在才去介入，其实在长新冠的生化、药物等研究方面，在国际上已经滞后了。
《自然》最新的综述文章建议，虽然对长新冠的研究比较广泛并正在加速，但现有的研究不足以改善长新冠患者的预后。为确保充分应对该危机，我们需要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研究，纳入患者经历、临床和研究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公众宣传，以及支持长新冠研究和照护的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
“现在需要的是认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的严重性——并制定应对计划。”在2月8日发表的社论中，《华盛顿邮报》表示。是时候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应发挥领导作用，任命一名高级官员推动有关长新冠各个方面的科学向前发展。美国和全世界应该毫不犹豫地为大流行之后正在形成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我感觉好多人就是不愿意承认，或者说不愿意相信长新冠的症状是存在的，有人会觉得好像我们是在装矫情，但是身体上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希望至少能够普及一下，它真的存在。”在访问结束时，另一位在感染后身体出现许多异常的年轻女性提出了她对社会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