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城豆腐作坊的13年
网络购物风潮，大概在我初三之后才缓缓吹向家乡冀城。小县城里，流行的东西总是比市区慢一拍，加之深处西北，淘宝、京东时兴起来则要到2015年之后了。
冀城农业不成规模，工业几乎绝迹，靠着门面作坊小摊，织起了小城生活的内在肌理。作坊，这个聚拢着厚重历史气息的词，是一个家庭走上致富路的最小凭仗。男女老少齐上阵，不需另外租房，成本低廉，在我们县城遍地开花。
榨菜籽油和胡麻油的油作坊、烙白吉馍的清真作坊，磨面压手擀面、发绿豆芽黄豆芽、踩缝纫机做麻鞋，小城人生活的枝枝蔓蔓，都被拆解成五花八门的作坊，它们是县城的隐蔽轻工业。买家不用去超市，只往山货市场走、往“西关”“东关”的街巷走，甚至直接去到手工人家里。这样的买卖原始简单，不含税，也很难计入县城的GDP，但千百年传承，拼凑起了全中国的无数个县城。
如果要问中国工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我想，也许就在出门后左拐右拐的小巷子中的作坊里。而我家的豆腐房，也是其中一员。
1
父亲做豆腐是半路出家，他原本跑长途车的，一场意外背上一屁股债，车便开不成了。经人介绍，父亲在冀城里另一处做豆腐的师傅那里学艺。母亲说师父好像是四川的，孩子在老家到了读书年纪，只好放弃生意，否则，哪肯教呢。
说是教，大部分时候“只看不说”，凡手艺人都喜欢留个后手——要么师父一套干到尾，不发一言；要么父亲稀里糊涂做，师父操一口川音点评一通，教父亲好生摸不着头脑。父亲瞧上两回便晓了门道，拜师钱花了，手艺必须学到手，他收起害臊，咬牙买上两包好烟，问一个问题给师父点上一颗烟、奉上一杯茶，但就算这样，手艺也只学到了六成。
伊始，父亲的学习成果让人不忍直视：要么卤水老了、要么石膏调配多了、要么控制不好水量，磨出来的浆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豆腐要卖相没卖相、要口味没口味，母亲说，“白白糟蹋黄豆”。那段时间，我家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是豆腐残次品，所以后来我顶不喜欢吃豆腐。
生活重压下，没有太长时间试错。父亲全身心扑在了提高手艺上，很快，他做出的豆腐就得到了师父的肯定。我们也终于在下顿饭告别了豆腐，我和姐姐很是开心。
艺成后的2006年，父亲掘了旧院西边一块小菜园，和泥垒砖，盖起一间小厂房，从外面拉来了一台磨豆浆机，又自己动手焊制了一架蒸箱，剩下的都是些不花钱的手工器具，竹隔、沙笼、木围、千斤顶等等。
夏天凌晨3点闹钟闹醒泡黄豆，气温高泡发快，泡久了不出浆；冬天虽可以睡前泡，但凌晨5、6点起，冻得耳朵疼。
西北早起磨豆子，无论春夏秋冬，最是磨人。磨黄豆特别要有眼力见儿，一个人掰成三个人用。磨豆浆机不能空转容易烧坏，往往这边机器里的泡发黄豆末了要加，那边接生豆浆的水桶就满了要换，换三桶豆浆的工夫，磨盘出料口的豆渣就堆满兹待清理；另一头锅炉烧开满满一大桶百十斤熟豆浆，正等着倒换，干烧浪费煤。这些活儿铆钉钉铆眼，螺丝配螺口，一环绕一环，分心不得。
“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我深以为然。9岁起，我就跟着父亲在豆腐房里打杂，但我笨手笨脚，免不了被他斥责。姐姐比我更早，六年级她就顶上去了，开动磨豆浆机不消父亲教，看两遍就会了，干起活来甚至比帮工的大人强得多。
豆浆烧熟为止，也只完成了准备工作，接下来的“点浆水”才是技术活，得父亲上阵。我家“点浆水”的工艺就两种，一种是拿卤水点，即本地传统老豆腐；二是四川师父教的石膏豆腐，也叫水豆腐、南方豆腐。从点浆开始，门道儿就截然不同了，而我最怕做水豆腐，极其繁琐，我次次在心里叫苦连天。
点水豆腐，要先将熟豆浆用小桶舀到刷了釉色的大口土陶缸里，慢慢加入化好的石膏水，来回翻搅，豆浆石膏配比全凭父亲的经验，石膏不能直接干投，否则缸里会结不均匀小块，一缸好豆浆就此作废。若石膏量调配得好，做出来的豆腐又嫩又滑；若过多，豆腐则发苦发涩；若过少，豆腐就成了豆花，成不了形。其中微妙，父亲总能精准控制，他调配石膏从不过秤，拿瓢从缸里舀出倒回豆浆几下，便知浓稠细腻程度。点浆时，他严令禁止我吵闹，哪怕豆腐房内机器轰鸣不止，他也气定神闲、超然物外。
经过石膏激化，松散游离的大豆蛋白分子一个个凝聚，一锅上好的豆花出炉了，这时候就得准备压制了。水豆腐的压制较老豆腐简单，父亲将两张特制的竹隔垫在底部，上叠一个方形木框格挡，扯来一块疏水性极好的方形纱布匀称铺于框中，四个角拎出，捏着铝瓢一勺勺舀豆花仔细地打个“豆腐底”，没有溢的了，再“先四角后中间”，将豆花密密铺进木头模具。
末了，一只手揪住纱布四角，一只手灵巧地绕结，豆腐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漏了空重物一压就散摊子、白费功夫了。如此这般打完结，盖上木头盖，上压两只装了30斤水的水桶，接下来就由时间造物。
老豆腐的做法大同小异罢了，区别在于压制时不上木框格挡，也算冀城特色吧。包老豆腐是个手艺活，偶尔，父亲做技术总监，由我和姐姐上手，哪怕是灵巧的姐姐，时常也包得要么太散要么卖相不够好。
包老豆腐时，疏水的木板上要垒一个大竹篾子，上衬一块更结实些的方形纱布，我和姐姐分立两侧，将纱布四个角匀净提起。父亲直接在纱布中心倒进一部分豆花，捏着铝瓢碾细，避免出现气泡、裂纹，抹匀之后迅速地添新豆花，要快、快、快，慢了豆花没了热劲，水汽散不出来，卤水那淡淡酸涩去不净，极扰乱口感。
我们待父亲添到最后一勺，纱布恰如其分裹上，不多不少，这功夫，非一朝一夕可得。豆花包好，找一块木板铺于其上，再压水桶，这工序像是一种杂耍，一个桶榨不出水分，再多就榨过了，豆腐成豆渣。
压上水桶后的老豆腐，像虚空中搭起一座倒金字塔，须反复试探平衡，和做人一样，重在中庸。幼年干活累了，我偶尔会对着这奇妙的平衡发呆，中学学了物理后，甚至在心里绘制它的受力分析图。现在，我咂摸到了，做老豆腐一如人生，而生活就像那只加压的大水桶，悄无声息慢条斯理地趴在我们的身躯上，一点点地榨，我们也就像豆花一般，渗出水分成了豆腐。
2
豆腐总归是要比豆花要多卖上几毛钱。与别家不同，我家豆腐房不止做豆腐，豆皮、豆卷、豆干、五香豆腐、豆腐泡这一类更琐屑的豆制品，也一应齐备——因为它们比豆腐更能卖上个好价钱，比如，一斤水豆腐1块6，一斤豆干能卖2块5。
2008年往前，我家做豆皮采用的是最最传统的手工制作，极为耗时耗力，但父亲每次做，我都站在旁边看得入迷——他取来长约半米、宽20公分的小竹隔打底，配以成套的长方形木框格挡，上悬一大卷长条厚纱布，扯过一头，端正地搭于木框之中，这时父亲一手捏铁瓢舀豆花，一手拿“竹蜻蜓”均匀薄厚。他身材矮小，做这工时更加费力，只见他小臂青筋暴涨，像伏腰画沙画，一层抹完，拽出新的一段纱布覆在豆花上，后复折一层，继续加豆花、抹平、加布……
父亲本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只有做豆皮的当儿才难得安静，我也愿意凑在他身旁瞧。长时间弯腰，父亲常常痛得直不起身，一发作，他就唤我快快寻止痛膏药给他贴。所以豆腐房的专属味道，除了黄豆的清香，还有弥散着的隐隐约约的膏药气味。
地面上豆水四溢，机器的嘶吼、父亲的指令、潮热的蒸汽、黏乎的汗水，一起裹束住我。父亲、姐姐和我在一片蒸汽氤氲中相互配合，话痨如我，往往耽误了活计——“管子里没气啦、该往锅炉添煤啦、豆浆桶要溢出来啦、快闭嘴干活”，姐姐处处管着我，她干脆利索，最烦我这个黏人精。做豆腐本就苦闷，三个人在80平米见方的作坊里头抵头地干活，一句话不说苦闷就更上一层楼。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不光我，父亲的脾气也变得沸腾，时常与我们发生争吵。
姐姐性格刚执，一言不合甩手不干，反锁进小屋生闷气，任凭父亲谩骂和掂恨，她都秋风过耳、岿然不动；我就惨啦，父亲会将姐姐那一份怒火一并瞄准我，我一边做活，一边还得当好“出气筒”。为此我俩动辄怄气，我想模仿姐姐的英姿，可骨子里是个软柿子，父亲拿捏得当，几句话便能击破我的心理防线，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回去干活。
接着还得剥豆皮。年幼做不了重活，人又傻不啦叽，我常常被姐姐委派到西北角储放豆皮的小屋里剥豆皮。这活儿枯燥，极考验耐心。热腾腾的豆皮好剥，冷了就会干在纱布上。可新鲜出炉的豆皮因为含有大量水汽，手上一个不小心就撕毁一张皮子，撕毁的皮子卖不了钱，只能后续加工成豆腐卷或五香豆腐。
所有豆制品中，豆腐皮尤为好卖。这样一想，我心里还挺释然，自己杵在小屋里剥豆皮，含金量一点都不比在隔壁忙碌的姐姐差。但我蠢笨病又犯，毁掉的皮子数见涨，父亲一检查，便会祭出打骂大法，所以我极度厌倦豆腐房、厌倦干活，厌倦父亲的轻蔑眼神。
做豆腐利润微薄，为了多挣钱，只能多做、多出货。货多了，母亲那一个小三轮自然卖不完，为了开辟新市场，我家又添置了一辆三轮，父母俩人一个在自家小摊固定出摊，一个上午忙豆腐房，下午利用寒暑假带着我跑村走庄抢生意。
冀城不大，人口却有五六十万，吃饭的肚皮也多。母亲的摊位在西关，除开主城镇外，其他各个乡镇几乎没有经营豆制品的，父亲自然瞄上了这明晃晃的“市场空白”。好马配好鞍，要致富，生产工具就得升级，父亲的“三马子”是他自己动手改造的，用现在的话说叫改装。父亲的改装只从挣钱出发，他在车厢四周焊上铁架加高，箍上油毡布，一侧车厢装饰上塑料布招牌，印上货物种类、联系电话。
父亲带着我，开着改造后的三马子，从县东头的沙沟地一头钻进县西头深山腹地的朱雀圉镇，来回往返，喇叭吆喝不断。沙沟地是国道一侧的采砂厂聚集地，有着大大小小的私人沙场，交通偏远但工人众多，厂子里食堂也不少，是个卖货的宝地；朱雀圉镇靠近火车道，是冀城另一处较大的村镇，距城中心偏远，大集格外热闹。
冀城地形是个碗，四周高山围拢，山与山之间的陇原上散落着众多居民，三轮车马力撑不到那么旮旮旯旯的地，我们只能绕着县城周边，专注赶当地村镇大集。如果第二天确定赶大集，头天晚上我们就得连夜开工，防止出现断货。睡得晚，又得起早装货备货，我眼冒绿花，被父亲一顿笤帚扫下床。
3
冀城当地过年爱做炸食，一进隆冬，迎祖祭祀，家家户户炸肉丸子、干豆皮。所以冬季赶大集好，格外挣钱。但西北冬天可不留情面，被窝外零下一二十度，寒风像猫舌头舔耳朵直往耳眼里钻，毛细血管丰富的耳朵、嘴唇、手指头寸寸皲裂。
豆制品装车过程繁琐，为了节约来回取货的时间，我们每次都绞尽脑汁地计算，争取利用上每一寸空间。但还是会有货物不够卖的情况，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人们采购东西不便，赶一趟大集便要扛回几个化肥袋子，我们一车的货便被搜刮干净了。
出院子门迎来一个下坡，到底对着邻居家1米长的墙，拐弯急，巷道实在太窄，“三马子”完全就是擦着墙溜。每次装完货，我看着父亲开车出门到坡下转弯时，心里都得“咯噔”一下，生怕车轮打滑。出得门去，我俩共挤车头，先去帮母亲支摊，然后再带着一车货物踏上赶集之路。
我之所以愿意跟父亲赶集卖货，是因为他会在途中为我买小笼包、油饼、韭菜大包这样的吃食。我是顶爱吃包子的，嘴馋没骨气，极易受父亲蛊惑。在这点上，姐姐比我强不知多少倍，她才不会因为口腹之欲委曲求全。
我爱吃，父亲更爱。母亲则不同，兢兢业业、勤俭持家，饭菜都是自己在家做好带去，从不愿意把钱花在犒劳嘴巴上。我想，女人总是比男人伟大些，男人将家庭视为依靠和起点，女人将家庭视为归宿和终点。一个家庭里，女性往往付出的更多。
祭奠完五脏庙，“三马子”一路西行，颠簸着赶往朱雀圉的大集。路上，裸露的铁轨被太阳光一照，晃得眼疼，我坐在父亲旁边，看着大地上蛇行没有尽头的铁轨，幻想着异乡的火车正朝着陌生城市飞驰不停。
大集上人潮涌动。放寒假了，小孩红的绿的蹲成一团打陀螺，零星的鞭炮声随着孩子们的尖啸回荡在村道乡野。街道两旁早早摆开阵势，商贩们坐在小板凳上闲谈叫卖，好不热闹，其后的民房门头大多镶嵌着“天道酬勤”“平为福”“福满园”的花鸟瓷砖。一处红砖筑就的院墙外，有个手写春联的摊子，周围挤满一圈脑袋，众人皆盼望着在春的序章里收获幸福。
我和父亲瞅见一处空地，忙将三轮车倒进去，不一会儿，我们也张罗好了摊位。1个多小时了，生意稀疏。父亲随即打开小喇叭，开始广播：“年糕、豆腐皮、火锅丸子、豆腐卷，样样都便宜，样样都实惠；火锅、烧烤、炸丸子，批发零售，量大从优。”
街面上做生意就得有声响，广播一开，客源涌来。先是一个人两个人跑过来，好奇看热闹，接着就会引来更多人，王家带李家，老乡吆老乡，人气就旺起来了。
该我上场了，顾客到跟前，全靠一张活人嘴皮子。买东西的叔姨伯舅，看见我一个小孩子卖货，更加惊奇，我又嘴甜，来人皆叫一声“姨姨叔叔”，殷勤推销：“年糕1块钱3片，您买3块钱的给您再搭1片；豆腐是5块4毛，四舍五入给您抛掉算5块；姨姨，您拿这个火锅料，‘秋霞’好吃又便宜，比‘红九九’实惠多了……”
有时候，父亲看我抛价去零头太厉害，肉痛不乐意了，非要和顾客争那5毛钱。我固执起来，觉得父亲驳了我这个小人儿的脸面，竟反过头帮着顾客教训父亲。我们爷俩脸红脖子粗，好几次针尖对麦芒，引得顾客连连惊奇，更是疯狂抢购。
其实现在的直播间卖货也有这招，“带货人和品牌商反目”，而这桥段，我上小学时竟就用过了。互联网上热门的“情感营销”，在之前的时代就已在农村大集上显现，“神奇三秒胶，航空母舰都能粘”“你问我菜刀贵不贵，厂长是我表哥”，这样一想，当年那个站在“三马子”旁努力卖货的小孩，提前了十几年就过了把直播带货的瘾。
历史果然是个圈，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早就晒干成咸鱼。
夏天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那个年头，西北大多数家庭不会专门置办冰箱，豆制品腐烂得很快，夏天不易保存，顾客极少会大肆购买，一次也就买一两顿的量。
所以一到夏天，父亲就忿火中烧——家里的豆制品即使放在冰箱里也会霉变发臭，除了丢掉别无他法；出去卖呢，生意惨淡，70斤一麻袋的黄豆冬天得泡两袋，夏天也就是能用半袋有余。为了多盈利，家里另做了些面筋、凉皮这样的小吃食，县东头沙沟地的工人们爱吃，解暑换口味。
父亲照例开“三马子”，这次我坐在车厢里，跟一旁塑料筐里满满的货物为伴。我随身带着从图书店租借的漫画，路不平展，摇摇晃晃，我钻进漫画里打发时间，到了地方下车，我俩再钻进沙沟地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沿路叫卖。
工人也没多少闲钱，生意时好时坏。卖小吃得卡时间，有次我在家贪玩，躲屋子里看漫画，耽搁了出摊时间，等我们到了地方，正好赶上了工人食堂开饭，凉皮就卖不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开饭前、或者周六食堂不开灶时过去。
那天，我和父亲带着没有兜售完的大半筐货物回家，路上父亲的指责不断袭来，幸好他没发现我的漫画书。父亲最见不得我读这些无用的小人书了，他认为学校里发的那些课本才是正经书，读漫画书就是玩物丧志。为此，我俩三日两头地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漫画书被我小心翼翼地换地方藏匿，纵然如此，也难逃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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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卖货，我更憎恶的还是豆腐房的日子。豆腐房里没有春秋，除了冷就是热。
夏天虽然是淡季，但每日依旧需要开工。冀城夏季干热，一丝风都没有，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也要用锅炉烧生豆浆。这是个顶苦的差事，每当我打开锅炉口往里面添碎煤，短暂的几十秒，风一灌，炽烈的火星子霍地喷涌而出，热浪几乎要把我吞噬掉。黄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上涌出，蓝色半袖后背早就反反复复地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风干后留下一层白色咸迹。
豆腐房更是跟蒸桑拿似的，或许是自幼在豆腐房干活，我长得白净，和西北人特有的被太阳炙烤过的肤色不同。母亲常常叹我像个女娃，当然不止肤色，我处处都与家庭的整体性格不太相符。
偷懒间隙，我穿着拖鞋戴着围裙，蹲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豆腐房，蒸汽像烟云一般从窗户、门、风扇口丝丝缕缕钻出来，直直向上，白濛濛水汽簇拥着砖红墙壁，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水汽扩散变化，院子里竟有些仙气淼淼。我对着这奇景出神，继而联想到“86版西游记”里凌霄宝殿蟠桃会上那大片大片的云气。
父亲偏爱和我作对，总在我浮想联翩时喊断我。
我最害怕冬天。家穷，好鞋子上学穿，我和姐姐做活时只有大人的泥鞋，在水里趟来趟去，又累又拉垮，父亲的那双鞋还有股子经年不散的脚臭味。夏天我还能穿个拖鞋糊弄，冬天却非穿不可。
冬天豆腐房屋内蒸汽熏蒸温度颇高，干起活来热得人衣服都要湿透，但胶鞋里却始终湿漉漉、冰哇哇的，踩实了难受得钻心疼；一推开厚重的门帘，一股锥心刺骨的冷气刮面，内外冰火两重天。
在这环境干久了湿气重，人容易患关节炎。母亲和我一样惧怕冬天，一到冬天，她的冻疮如约而至，皲裂结痂，日复一日，防不住。
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蒋老师挑了周三的一个傍晚来家访，而我事先并不知情。父亲接的电话，我们正在赶工，机器里正磨着豆子，姐姐在给刚压制好的豆干刷糖色，父亲放下手机，就叫我去巷子口接蒋老师。
小巷里有三户人家，出了小巷拐上一条大道，踱到党校门口。我穿着笨重的泥鞋戴着围裙站在路口张望。半晌，蒋老师推了一辆黑色自行车过来了。他先是诧异我的打扮，到了我家门口，又问：“怎么附近还有工厂？”
我低着头没答话，请蒋老师进家门。显然，我家正忙碌的工作现场让他看得目瞪口呆，机器离不了人，父亲一边忙手上的活，一边指挥我烧水泡茶。摆摊的母亲听说蒋老师来家访，也早早收摊赶了回来。
家访那天蒋老师说了什么，我已全然忘记了。唯记得他刚进门时，惊讶开口：“我说你怎么天天上课打瞌睡，原来是这样。”
这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男老师，虽然他管教我比对其他人更严格，虽然他喜欢拿竹板打学生手心，我也三天两头挨，但自此后我却从未记恨过他。我家里做豆腐的事也在小学班级里传开了，课间总有人以此开涮。不过，我并不为此烦恼、也并不为此自卑。除非，是面对女孩子。
5
2008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富有意义的一年。在那年年末，我们家用几年间攒下来的钱购置了3台新机器。它们的到来，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我家豆腐房生意“黄金十年”的序幕。
起初，母亲不允父亲购置新机器，那时家里仍欠着外债，债务期限一次次拔长，去旧来新，堆成母亲心头的一座大山。小摊生意不温不火，我们手工做的都卖不完，更何况新机器会做出更多，再多再好，卖成钱才是王道，母亲害怕好不容易攒下的积蓄打了水漂。
父亲与她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个子小，胆子却大，坚决要买机器，像赌徒一般与生活博弈。现在，我也能理解他——一个男人，在贫困的急切逼迫下，往往会生出不一样的胆量，穷则思变，他过够了苦日子，遂急切地想要改变生活，而靠做豆腐、卖豆腐能挣几个钱？
时代悄然变化，父亲意识到：要想挣钱，第一步就得先改变生产力。他夜里对母亲说：“孙猴子都知道找件趁手的兵器，想挣钱怎么能不投资呢？买！机器必须买！”
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是崇尚科技的人，从做豆腐伊始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技术。其他传统豆腐作坊熬豆浆都是拿大铁锅，父亲不，他借钱买下了一架小型锅炉，用蒸汽压力来熬，不仅快，一次出的量也大，甚至去掉了铁锅那股锅烧味，唯一的缺点就是成本太高。那时见母亲害怕，他就说：“眼光放长远，以后这个锅炉还得派上大用场。”
这次买机器，仿佛就是为了配合先前买的锅炉，产量大花样多，才能让锅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很快，豆渣搅拌机、豆皮机、剥豆皮器就运回了家。3台机器轰鸣，响彻我家小小的作坊，好像宣告着，从这一刻起，豆腐房真正走上半自动化的轨道。
新机子投产，需要磨合的地方仍有很多。父亲在豆皮机上加焊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三边闭合的“投放筐”，以防止豆皮堆叠多了变形（这个环节以往需要我或姐姐值守）。他的三板斧彻底解放了我和姐姐，母亲难得不吝夸赞：“屎壳郎推粪球，可算是能干了一回。”
父亲弯腰画豆皮、我惴惴不安剥豆皮的日子，就此结束。
为了填夏季的生意，父亲又购置了年糕机，甚至专门在豆腐房里辟出一块地。年糕除了零售，大部分都被烧烤摊预定。暑假一放，外出读书的大学生陆续回乡，花椒采摘季和庙会也随之而至，流动烧烤摊和炸串店跟着活跃起来，年糕的生意开门红。
到冬天，父亲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豆腐年糕两手抓。家里之前雇了工，先只雇了一个长工，到冬天忙不过来，父亲便又招来一个短工。越临近年关豆腐房越是忙碌，几台机器一刻不停，人也跟着机器转。
年关给工人开的都是双工资，父亲想多挣钱，继续走薄利多销的老路子。这可苦了我和姐姐，父亲干起活来爱乱发脾气，我也知晓每天工作量巨大，做豆腐每时每刻都需卡时间，这样高度紧绷的状态，是个人都受不了。
进入腊月，事多繁杂，豆腐房不光是往出掏，也得往里进，黄豆、江米、煤炭也得跟上，豆腐房空间小，只能少量多次地拿货，没几个店家愿意送，我和姐姐又成了免费劳力。
一个腊月，我家平均每天要消耗掉300斤黄豆、近400斤江米，这个量对一个家庭作坊来说是产能过强。母亲曾自豪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多人过年要吃咱们做的豆腐、年糕，没有我们这样的人辛勤劳动，别人怎么过好年？社会还怎么转？”
母亲这话，让我对“地球离了谁都转”这句真理第一次感到怀疑。想想也是，要是没了母亲这样的底层劳动者，没了像我家这样的一个个小摊，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生活也许会增加诸多不便，少了许多人间的味道。而对于像父母这样的劳动大众来说，人间的味道就是与疲惫生活博弈的热乎气。
小小的豆腐房也被父亲梳理出了一套“人走屋净”制度——做豆腐地面上容易积水，要是不勤加打扫会发馊。幼时我贪玩，安排到我了，我总是甩两下扫把糊弄过去，等到父亲来检查，发现电灯照耀下的一摊摊积水残留，二话不说抄起扫把就是一顿胖揍，藉此我形成了人走灯灭的条件反射。
那时候，我觉得一年真的太漫长了，常常期盼自己快快长大，或许就能远离豆腐房的喧噪。父母却渴望着更忙碌些、更忙碌些……童年时，我甚至说过希望顾客少点，我就能多休息的“鬼话”，此时，母亲会像看脑瘫儿一样，和其他大人哄笑。哪有嫌挣钱多的？我从未想过自家的生意红火，是母亲的苦心经营；我从未想过挣钱难，常常和姐姐一起闹罢工。
直到一个大雨天在小摊帮工时，我看见街对面站着一排老人，提着竹篮卖自家种的蔬菜，既怕避雨失掉顾客，又怕菜被雨水泡烂，进退不得，可街上空空荡荡，哪有买菜的人？
“一篮子菜才能挣多少钱？雨天菜价贱，农民吃口饭多不容易。”母亲文化浅，但提点我的话总让我刻骨铭心。
“我们虽然忙点累点，可还能挣上钱，人只要劳动就能过上好日子，就像你学习一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吃苦。你看看从一颗黄豆做成豆腐、豆皮，得经过多少道工序，人也是一样，为了过上好日子，得吃多少苦。”母亲说，“你要是不好好读书，那就和我一样，做一辈子豆腐。”
但我就像一颗总也泡不开的黄豆，笨拙得让人心生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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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请的长工阿姨总是换人，好几个干了两三天就叫苦不迭要跑路。其实不怪她们，豆腐房的活儿干起来没完没了，厂子里起码有个节假日，作坊里哪有，活儿多时往往还要耽误她们回家。男工呢，我家既招不来，也招不起——冀城男女工工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男工都爱吃烟喝酒，小本生意经不起。
于是我和姐姐就得泡在豆腐房里。现在想想，也不能怪我贪玩，10岁的孩子，你让他像个成熟工人一样干活？
我和姐姐经常边干活边和父亲吵嘴，父亲“大男子主义”，对我们的教育几乎谈不上什么方式方法，绝招就是棍棒。我俩常常因为他口无遮拦撂挑子不干，去小摊找母亲，或者溜出家玩。这样的结果就是回来后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我中学的政治成绩一向很好，大概就因为父亲和我就像那资本家和工人，所以我对马克思批判资本原始积累和剥削有着朴素的情感共鸣。
后来，我们终于招来一个稳定的长工，是一位藏族“阿拉”阿姨。“阿拉”阿姨是经人介绍来的，个高、精干，干活麻利，对我异常的好。她有个比我小4岁的儿子，每当父亲斥骂我时，“阿拉”阿姨就会在一旁给我说好话。
“阿拉”阿姨来了之后，豆腐房的生意轻松多了。我和姐姐并没有把她真当帮工，饭点，“阿拉”阿姨同我们一起吃饭，她有时也会操持做饭。我最喜欢她做的酥肉疙瘩汤，据说这是她老家的一种食物——洗干净的五花肉切小片下锅翻炒，炒酥之后加土豆丁、胡萝卜丁、萝卜片再次煸炒，最后兑进骨头汤；荞麦面掺上小麦粉和面，待汤沸腾后，拿筷子吊出一个个小疙瘩，下进汤里；汤再二次沸腾了，将切好的油菜碎合进去，临出锅时，再撒上几把翠绿鲜亮的蒜苗芫荽沫。吃一碗，一整个冬天胃里都是暖洋洋的。
豆腐新鲜出炉时，散发出的那股清香沁人心脾。我和姐姐吃豆腐伤了，但其他豆制品还是爱的，我最爱吃豆油皮。
所谓豆油皮，是熟豆浆在静置过程中，凝聚在表面的一层皮。豆油皮晒干后类似腐竹，但味道却吊打腐竹八条街。一大陶缸豆浆，最多也就能拿三张豆油皮。豆油皮凝成取决于豆浆的浓稠度，磨浆水放得多，豆油皮便凝结不出。这也是判断一锅好豆腐的标准。
豆浆我和姐姐都不怎么喜欢，嫌太浓稠有豆腥味，“阿拉”阿姨倒是非常喜欢。“阿拉”阿姨有一头油亮茂密的黑发，我想肯定和喝豆浆有关系。母亲骂我“山猪吃不来细糠”，想想她说得确实也对。
现在我倒是爱上了豆浆。可外面卖的现磨豆浆，太稀薄没有豆味。自从我家豆腐房停产，我再也喝不上小时候那像奶一样的豆浆了。我曾经嫌弃的，是再也得不到的珍贵。就像在手工作坊时代，人们常常抱怨作坊的低产出高成本。可等工业时代到来，机器取代人工，人们又会怀念起作坊时代的好。
大概是我小升初时，家里靠豆腐房和小摊生意又攒了些积蓄，外债也补得差不多了。母亲起心动念想翻新老房子，父亲看着一院破烂家当，咬了咬牙，说：“翻新不如重盖。”
老房子原是一个小三合院，修豆腐房掘了的小菜园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当时园里有一株葡萄树，父亲拿大锯锯树时，我伤心得坐在门槛上直哭。
母亲打算盖个“小二层”，父亲再咬咬牙，说：“要不再叠一层？”冀城老家有个习俗，谁家房子盖得高，谁家的生活就过得红火。父母都来自农村，父亲老家更偏，坐车得一个钟头，他们俩这些年在县城打拼，免不得成为同乡眼里的焦点。
母亲明白，父亲是想在同乡面前扬眉吐气。穷地方人就这样，先敬罗衣后敬人，母亲过了半响，说：“干脆我们起个四层楼，楼顶做成豆腐房。”
父亲被母亲震住了，这回轮到他沉默了。
母亲说干就干、大干特干，东挪西凑地借钱。自此，我们一家，豆腐房、小摊，工地，三头忙活。为了省钱，晚上父亲带着我们自己当小工，挑砖、搅沙子、推倒旧屋、挑完整的青砖红砖……
新家就这样一点点地支棱起来，豆腐房也扎在了新房的四楼。日子风风火火，父母的同乡们来我家买货时，一听我家盖了新房子，四层，都惊呼起来，而在之前，他们总是调笑嘲讽父亲。
在城里盖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件事让父亲自尊心爆棚。那段日子是家里最欢快的时光。父亲难得温和下来，蹲家里修修补补，忙里偷闲时，会站在各个角落打望新房，眉眼里皆难掩光彩，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如愿和骄傲。
7
2019年，母亲的小摊被取缔后，家里的豆腐生意也跟着转让出去了，那几台曾承载我们一家“黄金十年”的机器，也一并转让了。姐姐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部队服役，入伍的前一个冬天，我还在家里豆腐房打下手呢。
从2006年至2019年，整整13年的奋斗史。我家的豆腐房，也成为了冀城里正逐渐消亡的手工作坊之一。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激荡，对小城来说，不过是时代发展中一朵浪花。
靠着豆腐房，我们一家脱贫奔小康，尽管没能富有，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门手艺，我们才得以温饱、体面的生活。母亲总以为她的“傻儿子”以后要接老子的班，做豆腐、卖豆腐，不承想，这生意顺其自然地结束了。
因着给豆腐房帮工，我和姐姐的寒暑假作业从没有做过，开学前一周才疯狂抄一抄，家庭作业也一样，这状态一直持续到我高二。姐姐聪慧，成绩照样名列前茅；我则在班级里吊车尾，成了一个标准的差生。小摊和豆腐房，构成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如今，被一一割舍，我真的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仿佛活了两次。
对于豆腐房，我始终含着一股复杂的情愫，掺杂着对父亲的埋怨、童年生活的疲惫，我偶尔脑子里会闪回，在西北冬夜里磨豆子、烧锅炉、做豆皮的浮光。我犹记得那时候姐姐也馋嘴，我俩将土豆、红薯埋进炉灰，煨熟后，在忙碌间隙分吃这份美味。有一次，我甚至在炉灰里埋进两个鸡蛋，想以此收获两个喷香的烤鸡蛋，结果因为忙碌，心心念念的烤鸡蛋最后被炙烤成了焦炭。
家里不再做豆腐后，我头一次吃上了从超市里买来的豆腐，总觉得味道不对。我时不时和姐姐开玩笑，说要是论做豆腐，没人能比我更能堪称“老师傅”了，豆腐的品质优劣，我一抿便知。
不过在此之后，我也永远找不回记忆中的味道了。那味道中浓缩着一个家庭作坊的激荡，一整个县城作坊时代的记忆锚点。而浪头打过，一切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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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老家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在我小时候，村中间有条土路把村子一分为二。路南边住的都是“大户人家”，每家多则二十几口人，少的也有十一二口，他们吃大锅饭，过着祖孙几代捏堆儿的生活。
我们村管这样的大家庭叫“老家儿”，“老家儿”里总有一位长者负责掌管家事，要么是老父亲，要么是老祖宗，他们无一例外都认为祖孙几代聚在一起过日子才叫“人丁兴旺”。可一大家子人吃住在同一个院儿里，免不了勺子碰锅沿儿，吵吵嚷嚷是常有的事。要是在傍晚端碗面条走向路南边，保准能听到东家孩子哭，西家老婆嚷。在一片嘈杂声中，只要掌家的人喊一声：“别号丧了！”那家的院子立马变得安安静静——这，就是大家长的威力。
在“老家儿”里过日子几乎没什么隐私可言，年轻小夫妻就算再向往自由也是不敢轻易提分家的。因为只要一开口，男人就会被冠以“不孝顺”“软把儿”（怕娘们儿，没出息）的名号，这辈子也甭想在村里抬起头来。这样的代价，不是谁都能承担得起的。
可路北边就不一样了。那里是废田补的新宅基地，村里俗称“大北头”，只稀稀拉拉地住了一些年轻夫妻。这里的住户大多要起早贪黑做买卖，所以大白天经常看不到几个人，门前屋后也总是冷冷清清的。我家就住在这一片儿。我奶奶走得早，爷爷重男轻女，我妈见不得他偏爱孙子忽视我，我爸又想自己做事，于是两人不管别人说啥，早早就带我出来单过了。爷爷过世后，我又相继有了三个妹妹，我妈说：“得亏我们搬出来早，要不在‘老家儿’生这一堆丫头，我就得没日没夜的干活儿赎罪，累也得累死！”
那时跟着“老家儿”一起生活的媳妇可以懒点儿，但不能生不出儿子，否则不仅要受外人欺负，还会被一些本族亲戚排挤。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很多没有儿子的女人也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这一点，从我妈身上也能看出来——虽然她会因别人喊我们“小丫头片子”跟人家吵得急赤白脸，但我曾好几次听到她私底下跟我爸说：“谁让咱没儿子呢。”
她的争吵，似乎更多是为了给自己挣回一点可怜的脸面。
我家因为女儿多被人嘲笑，但好赖是自由的，可我们的老邻居犟叔犟婶就没这么幸运了。
犟叔的大名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小名儿叫“老犟”，村里的一群孩子便从小喊他“犟叔”。犟叔国字脸、高鼻梁，浓眉大眼长相挺阔气，就是不怎么爱说话。从我记事起，见他都是低着头，低头做事，低头走路，低头抽烟。因为老爱低头，他细长条的身板总像是有佝偻，肩膀明显一高一低，我妈说那是他长个子的时候拉种事（一种人力播种的农器）压的。
犟婶个子不高，但长得温婉，小鼻子小嘴小圆眼，一头棕发又细又软，经年用一根布绳绑在后脑勺，漏出光洁利落的大额头。她的话也不多，但是爱笑，见谁都是一副笑模样。婚后，她一连生下了三个闺女，名字里都带一个“丽”字。
早前，他们一家五口也在路南边的“老家儿”吃大锅饭。因为没儿子，为人实在的犟婶在婆家备受欺辱，常常是干在前、吃在后。她的妯娌生了两个儿子，是家里的“大功臣”，不仅可以少干活儿，吃饭添碗也要犟婶放下碗筷去帮忙盛。
一天，犟婶下地回家，进门就见自己的女儿二丽、三丽靠着墙根哭，满头满脸鼻涕带汗的。大女儿大丽满头满脸的土，正和堂哥拽着半只玉米棒子僵持着，他们的爷爷带着啃玉米的小孙子在旁边逗哈哈，权当没看见。
奶奶见到两个孩子在抢玉米，急忙赶出来，一下一下地扇大丽的头，嘴里骂道：“臭脏丫头子吃什么？快点撒手，把棒子给你哥吃去！”
大丽不哭也不闹，就是不撒手。犟婶见状赶紧上去劝，老太太却打骂得更起劲儿了：“丫头片子还抢干饭，再不松手就给她卖喽去！”
听到这话，犟婶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力气，她一把推开老太太，还嘴道：“丫头片子怎么啦，哪个不是你家的？”
老太太和大孙子踉跄倒地，这可惹恼了一大家子人，犟叔上来就给了媳妇一耳刮，老太太也爬起来打她，老爷子在旁边振呼：“去，你们给我打死她去！”
一家子人按倒犟婶连扇带踹，哭骂声引来邻居拉架，她才得以坐起来。突然，犟婶扒拉开人群就往茅房跑，不一会儿拎出一把沾满屎的镰刀，疯了一样追着婆婆、妯娌砸，众人都惊得不敢拦。
犟叔赶上去抢，犟婶指着他哭喊：“今儿要是不分家，我娘儿仨就死这！”
于是，被吓到的犟叔当天就拉着架子车带着家当、妻女在“大北头”搭了窝棚。
2
很快，犟婶拿搅屎镰刀打公婆的事就传遍了四邻八村。老人见到她就骂“少调教”，在大街上朝她吐唾沫。年轻媳妇们则认为犟婶发疯是故意的，“看她平时和和气气，平时都攒着劲儿分家呢。有能耐借个事儿就把家分了，可惜搞得自家爷们儿半条街面抬不起头……”
闲言碎语满天飞，甚至连小孩子都跟着受牵连。他们说大丽这丫头丁点小就有心劲儿，一声没哭，愣是把玉米棒子从她堂哥手里抢过来了，“跟她妈一样，狗肚子里长牙——又能忍，又心狠”。
一时间，犟叔一家人成了过街老鼠，村里人都对他们避之不及，只有我爸妈上赶着去帮忙，又是给他们送吃食又是借东西。为了帮犟叔盖起两间土坯房，我爸还把我家准备盖水果窖的椽子都扛了过去。
我妈跟犟婶谈得来，她对我们说：“咱们两家一样，我能理解她。我们这代人从小给兄弟们当垫脚，就等着在婆家生个儿子翻身呢，但这一连串丫头哪个公婆看着不闹心啊？她这是早憋了一肚子气了，要不是逼急了，谁也做不出那事儿来，毕竟街面上占不住理。”
犟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分家后，她憋着劲儿想再生个儿子挽回颜面，可还没等孩子生下来，犟叔就出事了——因为盖房欠了账，一向老实本分的犟叔竟跑去外村的地里偷红薯卖，被人家逮着送到公安局，判刑一年。
后来，我妈在土坯房里帮犟婶接生——还是个女孩。犟婶失望至极，她喊来大丽，让她去外婆家喊人来。夜里，新生的女婴被犟婶的娘家人带走了，大丽从此变得更加沉默。犟婶跟我妈商量：“嫂子，咱把这事儿烂肚里吧，就说是个儿，生下来死了，传出去也好听点儿。”我妈心软，陪着犟婶一起掉泪。
没几天，犟婶公公婆婆听到信儿就赶到了“大北头”，他们连门都没进，怼在土坯房门口跳着脚骂儿媳妇“害了新孙子、坑了老儿子”。街坊四邻劝不动，犟婶在月子坑里只能忍气吞声，大丽捡起砖头扔出去，砸了她爷爷的后脚跟，被薅住狠揍了一顿。
从此，两家人恨死了对方，再也没有登门来往。
犟叔回来的时候，大丽都上小学了，他找到我爸，说想和我家一起做小生意。我妈想着做生意披星戴月的，多个人手也多个照应，就答应了。
我们两家父母外出的日子里，大丽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大姐。那时我和二丽只有五六岁，三丽还要小一岁，我的那几个妹妹就更小了。有了大丽帮忙照看，我妈就再也不用拖家带口地出门了。没大人的时候，大丽就爱说话，她拿土坷垃在泥墙上写字画画，像小老师一样教我们。我们学不会，她也不恼，一遍遍地教。她还教我们种花，挖个坑扔两颗太阳花种子，盖好土又在周围培一圈小土围，大丽说：“这样浇水就跑不了，全都渗进土里让种子喝饱。”
我说：“大丽姐，你知道的真多。”
大丽扬起下巴，一脸兴奋：“那可不，我学来的，书上就这么画的。”
大丽很勤快，大人不在家的时候，遇到村里放水，她就哄着我们几个小的用水瓢和大碗把两家的水缸都打满水；她还带我们掰玉米棒子，她在前面掰，我们在后面捡，地里又热又扎，棒子叶划得我们的脸和胳膊又痛又痒，我和三丽喊“吃瓜”，大丽却坚持要把那趟地掰完才肯出来。
大丽放了学，会带我们出去玩，但也不让我们闲着。要么一人背一个大筐，要么一人拿一个大输液瓶子，等玩够了回家，我们不是拖着满筐的猪草，就是往瓶子里装满了喂鸡的蚂蚱。一次，我们和一群男孩在野地里玩耍，不知为啥打了起来。见我们挂了彩，在一旁打猪草的大丽拎着镰刀追着男孩们跑回村子，直到盯着大人把自家孩子臭揍一顿才肯罢休。
我一直敬佩大丽，甚至还偷偷羡慕二丽、三丽，想着“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顾家又护犊子的亲姐姐就好了”。犟婶对这个懂事的大女儿也特别满意，她跟人聊天都忘不了夸：“看我这大闺女，眼里全是活儿，长大恐怕是一把好手，将来谁娶了谁有福。”
3
我上小学以后，家里的土房就不能住了，漏雨漏风不说，老鼠长虫到处钻。彼时来“大北头”安家的年轻夫妇越来越多，一些头脑活泛的开始种药材、跑大车、做生意，变着法儿地捞钱。之后，一幢幢宽敞明亮的青红砖房陆续建起来，小院子里花果飘香，欢声笑语，往日僻静的“大北头”悄然变成了村里新的“中心”。
我妈参观了好几家的新房，打算按最新标准给自家盖一套大砖房。盖房的时候，犟婶跟着忙前忙后，闲下来就仔细打问：砖花了多少钱？水泥花了多少钱？人工又花了多少钱……我家的新房落成后，犟婶这个屋子瞧瞧，那个屋子转转，满眼的艳羡。我妈跟我爸说：“你看吧，老犟媳妇也动心思了。”
我妈猜得没错。之前我们两家好，每年换季给孩子买衣服几乎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小个赶个儿，两家孩子还可以倒换着穿。可自从我家盖房后，犟婶就不给女儿们买衣服了，为了省钱，她只在赶集时买块布，照着衣样给大丽做身新的，然后让姐仨挨个往下传。
那几年，我都不愿意去犟婶家吃饭，因为今天明天后天都是一样的清汤寡水煮面条，吃得三姐妹满脸菜色。其实那年月我家也不富裕，盖房更是把积蓄用了个干净，但好在爸妈做生意，手里有点流转的现钱。我妈怕太节约会耽误我们长身体，她偶尔买条鱼、买块肉，就让大丽她们三姐妹过来改善伙食。
大丽上初中时，她家的新房还没有眉目，可犟婶就开始为大闺女的婚事操心了。她踅摸附近哪个村子种药材的人多，哪个村子做生意的人多，赶大集的时候，她还关注哪个村的人舍得花钱。她跟我妈说：“好小子就那么多，得提前先预备着，万一大丽考不上呢？”
大丽的学习是出了名的棒，怎么可能考不上高中？可她中考真没发挥好，竟考了个全年级倒数。她去了广州，说是要在那里边打工边备考成人大专，逢年过节也不回家了。
一次，我问二丽：“大丽怎么不回来看看？”
二丽闪烁其词：“也回来过，时间短，你也不在家。”
我妈说她从没见大丽回家，每次问犟婶，她就遮遮掩掩的，也不好再问太多了。
大丽懂事能干，二丽也不赖，以前事事有大姐在前面顶着，她还不显眼，可自从大姐离开了家，她就俨然变成了第二个“大丽”。
二丽的学习成绩也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几名。她还继承了犟婶的勤俭，她的铅笔、橡皮都是值日时捡同学不要的，本子也是考试得的奖品。那些本子她都是两面写，有时还会用橡皮擦了铅字再用第三次。
1997年夏天，我和二丽迎来了中考，犟婶也终于决定要盖新房了。房子刚竖起筒，他们一家四口就只能挤住在院墙外临时盖的窝棚里。我妈觉得姑娘大了不方便，就喊二丽三丽来我家睡。
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天黑也不见二丽姐妹过来。我和我妈打着手电去接她们，看到他们一家正忙着修窝棚。犟叔的脖子上系着块塑料布，拎着锹挖土，试图在窝棚口垫起一条挡雨垄。二丽在撅着屁股往床角的被褥上盖塑料布，可那床早就湿哒哒的了。犟婶外出抱砖，想压住被大风刮起的窝棚布，三丽就给她撑伞、打电筒。
我妈上前帮忙，犟婶赶忙阻止，喊二丽姐俩跟我们走，省得一群人全淋雨。可是二丽不肯走，她决意要帮爸妈弄窝棚。我妈劝他们干脆都去我家凑合一宿得了，可犟叔夫妇不肯，最终一群人修好窝棚，姐俩才跟我们来。
那天晚上，二丽睡在我旁边，翻来覆去的。
到了放榜的那天，我没考上高中，委屈地哭了。二丽以不错的成绩考上了县高中，她搂着我说：“别哭了，我也不上了，咱俩一块儿打工去。”我以为她是在安慰我，也没顾得上多问。
后来，家里给我找了个职业高中，我羞于告人，就偷偷去了学校报到。开学半个月之后，我放假回家才知道，二丽真的没去上学，她说家里盖房，钱紧，她不想让爸妈太难，刚好有亲戚介绍工作，她就去县城药栈给人切药片去了。
我劝她：“咱两家情况一样，我能上学，你家再紧也不至于让你上不起学吧？”
二丽没听劝，又去了药栈。
入冬时，犟叔家的新房落成了，那天犟叔把爆竹从胡同口铺到自家门口，犟婶把近几条街的邻里都请来暖房，唯独没请公婆。犟婶当着众人的面说：“没人管（帮）俺，谁也不靠谁也不欠，我这闺女户照样住新房，有孙子的想住还住不上咧！”
大丽依然没有回家，三丽负责端盘子续水，我和二丽蹲在泡满洗洁精的大铁盆边洗碗。我发现二丽的手指红肿满是裂口，像咧开嘴的胡萝卜，我看着心疼，但也不好多问。
后来我问我妈，二丽的手咋成了那样？我妈说药栈的活儿不好干，凌晨3点多就要起来赶市，下了市还要给秋冬的鲜药材剥皮切片。鲜材怕伤热，有的要泡水剥，“甘草桔梗还好，赶上南星、沙参类毒性强的药材，手碰到了又肿又痒，严重的脸肿成面盆，当年就因为太遭罪我们家才没干这行”。
4
暖房后第二天，二丽又去县城上班了，等过年再回家，她订婚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
在我们老家，女孩不上学就找婆家的情况不在少数，二丽红着脸跟我说，她的未婚夫比她大两岁：“家里盖房没剩下钱，三丽刚上初二，大丽在广州学成人考试也省不下钱。我婆家做药栈，条件还行，看我肯干，给八千八彩礼，说结了婚就帮我们也开一家药栈。”
离开校园不到一年，二丽似乎老成了不少，我恍然觉得她身上有大丽的影子。惊讶之余我还是为好姐妹高兴，毕竟那年头，我们村的彩礼才六千六，自身条件好些的女孩都想嫁去县城。二丽未来的婆家在县城开药栈，是有楼有车还有钱的富户，以二丽的条件，算是高嫁了。
1998年“五一”，二丽结婚了，因为双方都不够领证的年龄，只能先办酒席。接亲那天，我见到了二丽的老公，他瘦瘦矮矮的，不爱说话，被人“斗亲”还是旁边的小兄弟们帮忙接茬。看他人还挺老实，我就放心了。
高二下半年，我离开了职高去北京讨生活。不在家的日子，我和二丽渐行渐远，只听说她婚后的日子过得不错，不仅有了自己的货栈，还能不时接济娘家。只是她流产了好几次，直到2002年才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年年底，“非典”爆发了，恐慌的民众盲目囤药，药市生意十分火爆。平时库房存的十几吨菊花只能贱卖，一夜之间竟涨到十四五块。二丽夫妇发财了，又是买房又是买车，每次回娘家礼物都把车子塞满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的风向似乎变了，当初生了一群闺女的人家日子都翻了身。闺女们回娘家，无论有钱没钱，没有一个是空手的。反倒是那种生了好几个儿子的人家，压力特别大，若是没准备好彩礼、“三金”和分家单过的新房，连相亲都排不上号。
那段时间，犟婶抱着外孙出去转街，逢人就说还是生闺女好：“是包火柴都惦记着给家里买，幸亏不是仨儿子，要么连饭都吃不饱。”
她这话里有话——犟叔亲哥的家儿子多，当年在“老家儿”一块过日子的时候，妯娌处处压犟婶一头。如今，妯娌的小儿媳还没进门，大儿媳就因为彩礼给的不一样闹开了，还扬言“不补齐就不让他们痛快结婚”。妯娌再也没了往日的骄傲，她愁得见人就叨叨：“什么世道呢，她都娶了好几年了，当年能跟这会儿比吗？”
这下，犟婶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有了二丽帮衬和补贴，犟婶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抠搜了，给三丽的零花钱也多了起来。可能是过去的日子过得太拮据、匮乏，三丽花钱大手大脚的。她原本就比两个姐姐懒，还馋，好几次我妈赶集都见她抱着一堆零食边走边吃，“哪像个要相婆家的女子哟”。
三丽没考上高中，想在县城里混，于是二丽就发动身边的资源给她找对象。生意人眼光贼，三丽没学历、没背景、没长相，又没个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机灵劲儿，好人家都看不上她。相亲半年没有结果，闲话传了半个村子。
最终，三丽左挑右选，嫁给了本村的一个老实巴交的男孩。她结婚那天，犟婶对女婿说：“我就知道三闺女和我最贴心，打小你们不知道我多么偏着她，吃的、喝的偷偷给她买多少回。她最小啊，在我心尖子上，俩姐姐加一块儿都没有她享受的多。原本我就打算把她放我身边，你看，这真是天意。”
我妈揶揄她：“这下好了，饶了人家二丽，就指（望）你三闺女吧。”
犟婶没回话，笑嘻嘻的。
婚后，三丽两口子开始跟着二丽学做药材生意，他们希望可以像姐姐姐夫那样，遇到好行情一夜暴富。
可是“非典”之后的那几年，本县药栈的生意一直不稳定。一些经历过暴富的药栈老板胆子被撑大了，总想着逮到机会再大吃一口，纷纷办理抵押贷款，大量囤货。药材如同期货，囤对了暴富，囤错了倒霉，那几年药市时不时就会传出哪个老板囤砸了货一夜之间赔光老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消息。
二丽家的药栈生意时好时坏，她老公不管事，全靠二丽一个人。三丽的老公又不服二丽，觉得她一个女人家头脑不行。他宁听外人的建议也不听二丽的，结果在一单生意上赔了一大把，一气之下不干药材生意了，要去跑出租。二丽苦劝妹妹妹夫，他们也不听，她只好挤出十几万帮妹夫买车。
之后，三丽老公在县里跑车，三丽就带着孩子住娘家。二丽心疼爸妈操劳，往娘家跑得更勤了。那几年，村里人经常能看到二丽大中午的跑回来给家里送吃的，屁股还没坐热，又要赶回县城去看铺子。等外甥女要上学了，二丽干脆把她接到县城，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带，三丽继续留在父母身边。
我妈说：“二丽套着个大工服，灰头土脸，一点不像个做生意的，也不知道她这日子怎么过的。”
5
2018年，我们村建小区，考虑到楼房采暖好、上厕所不冷，我就想买一套给爸妈住。二丽听说后赶紧联系我，想看看一起买能便宜点不。
那天，我在院子里，远远听见一辆车“轰隆隆”地开过来，紧接着车门一响，二丽跑进院子朝我招招手：“快快快，咱俩得快点，我儿子看店呢，我得赶回去送他上学。”
见她风风火火的，我赶忙跟她钻进车里，等坐稳了才有时间仔细看她如今的样貌：她单薄的长脖子上顶了个焦黄的大脑袋，小脸瘦脱了相，凹进去的眼睛又红又肿，眼角还粘着干巴巴的眼屎。她的脑门儿上依稀可见浅浅的横纹，皮肤灰蒙蒙的，嘴唇也干裂了。身上挂着的工装肥垮垮的，已经脏得看不出是哪个药厂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也不像个药栈老板，更像一个送货员。
“你咋成这样儿了？”
“嘿，切片来着，没收拾，这么看人家会不会给咱便宜点儿？”她笑道。
“我是说，你咋弄个这头发？”
“头发快掉光了，也没时间收拾，这样省事儿，还显得头发多。你不知道，家里就我一人儿，又看铺子又切片。这两年行情不好，切片工又贵，能省就省。”
二丽嘟嘟囔囔，埋怨老公不管事，啥事也没人替自己。女孩子都这样，没出嫁之前，生活里尽是玲珑淘趣；嫁人之后，人就像拖着壳的蜗牛，日子又沉又缓，逐渐没了生机。
我们看了房，还比较满意，于是买了上下楼，这样两家父母相互有个照应，我们在外面也放心。
2019年，我爸妈搬进新家，因为两家挨得近，我只要回家就会去犟叔家串门，我和二丽的姐妹关系又热乎了起来。
2022年的大年初二，我约了二丽喝茶。临近中午，我家楼下突然传出哭闹声。我打开门，就听见三丽那尖锐的哭骂声：“吃你几口饭，你就想遮天啊？老的小的你都想管，你怎么不管老天爷啊？”
我和我妈赶紧跑下楼，犟婶强装笑脸迎上来，打算遮掩过去，三丽把她妈揽到一边，说：“怕什么？谁家没个糟心事儿，有什么好丢人的，都是老邻居，正好你们来评评理！”
三丽哭天抹泪地把事情原本倒出来：中午开饭前，二丽招呼外甥女端盘子，小孩玩手机游戏没动，二丽抄起手机就摔了，孩子哭了起来。犟叔犟婶心疼外孙女，免不了说几句，二丽一气之下就吼了犟婶一顿：“在城里孩子乖着呢，一回来就不听话，都是你们惯的！”
这话把三丽给惹着了——自打闺女上学以后，就一直跟着二丽在县城生活，她们母女聚少离多，感情甚至都有些生分了。三丽干脆坐下来，开始掰着手指头数落二丽的不是，什么“我闺女轻易不回家，回家怎么就不能惯两下了？”“你挣俩钱就趾高气扬的，跟家里人说话从来都没好语气”“你三天两头往回跑，就是想显摆自己能耐……”
刚开始，二丽还回两句：“还不是因为你懒？”后来她就当没听见，开始自顾自地看手机。三丽闹完了，拉起老公闺女就要走，临走又留下一句话：“姐夫为啥跟你闹离婚？大丽为啥不回来？妈，我要是你们就争口气，不住她这破房子！”
我这才知道，二丽老公过年没来，是因为两口子正在闹离婚。我妈扶着犟婶坐下，开始数落她：“三丽就是你惯的，只兴她掐尖儿，不兴人家开花儿。二丽再不好，给她操了多少心啊？你得慢慢说她。”
犟婶叹口气，说自己的三个闺女都懂事：“最委屈的是老二，当年为盖了房，她都没上高中……”
这时，二丽猛然大哭起来：“你别说了，我没上高中，那是因为我傻。”我越劝，她越哭得无所顾忌，那“呜呜”声震得我耳朵疼。
后来我问我妈，二丽经常吼犟婶吗？我妈说人老了不跟形势，难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年轻人说话张口赶在气头上，过了就过了。“再说了，大丽常年不回家，二丽大家小家、里里外外一把抓，也是够操心的。三丽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常年累月搁谁心里没点儿埋怨？二丽做的够好了。”
6
二丽拖了许久，还是跟老公离婚了，上高中的儿子自己选了跟爸爸。村里人传闲话，有的说二丽嫌男人算不明白账，不让他去铺头，影响了夫妻感情；有的说二丽老公早就在外面胡搞了，离婚是迟早的事；还有的说二丽的儿子在铺头上跟她吵，嫌她强势、眼里只有娘家，把家给拆散了……
那段时间，二丽很少回村里，倒是三丽三天两头地骑着电动车往县城跑，一待就是好几天。她又是帮姐姐看铺子，又是照顾二丽和闺女，还得时不时回来看看犟婶。每当村里人问起，三丽总是愁容满面地说：“有什么法子呢，我二姐可怜啊，总得有人管她吧。”
我妈冷眼旁观，认为三丽可算是熬出头了，恨不得趁机满世界出二丽的洋相：“果然是伤人最深是至亲啊，你们几姐妹可别这样。”
临近2022年岁末，许多人都“阳”了，我爸妈也没能逃过。等他们康复后，我赶紧买了机票回家。刚放下箱子，我妈就催我去楼下看看二丽，说她也“阳”了，在娘家养病，“一个人可怜的不行”。
我妈一直挺惦记二丽，也很心疼她。一次，我妈看见二丽给娘家送米，干瘦的像得过大病的人，柞着俩胳膊，一手拎一个米袋子，从背后看就像地里唬鸟的稻草人。
我也曾劝过二丽几次，就算是一家人，也要有边界：“既然成家了就各过各的日子，管太宽又不落好，真是犯不着。想当初你爷奶连生男生女都管，最后招了一堆恨，谁的福也没享着。你放着轻松日子不过，图啥呢？”
二丽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她说：“这三乡五里的，哪家不是这样，不都这么过么？大丽不在，我不管谁管呢？”
我再问起大丽的下落，她又不吱声了。
没过多久，我外出拿快递时碰上三丽，她抱个电饭锅，隔了老远就喊：“哎呀，你回来啦！快去我妈那儿看看吧。二丽在呢，都‘阳’了一个月了也不见好，我硬给她接来了。你看看，一个人可怜的，我刚给她熬的鸡汤，正好咱一块儿去……”
三丽和犟婶在厨房有说有笑地捏饺子，我进屋拍了拍二丽的胳膊：“有啥不痛快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二丽扯了一张纸巾，埋下头，过了良久才红着眼说：“你知道大丽为啥不回来吗？”
199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二丽在家撞见三丽偷钱买冰棍，就把她训斥了一顿。放钱回去时，二丽看着盒子里的钱，突然想到自己长这么大了连个零花钱都没有。那一刻，她鬼使神差地从盒子里抽出了一张50元钱。“我当时只是想手里有点钱，没有想要买什么，也舍不得买”。
当晚犟叔犟婶回家就发现钱少了，那时候50块钱不是小数。犟婶立刻怀疑是大丽干的——因为前阵子她要钱买本子被拒绝了。犟叔因为自己的偷盗前科，出狱之后一家人好多年都抬不起头，于是他把其他家人轰出去，锁上门就对大丽“严刑逼供”，可木板子都打折了，大丽还不承认。
犟婶刚琢磨是不是错怪了大丽，转头就在厕所的砖头下找到47块钱。二丽心里明白，自己偷钱、藏钱被三丽看见了，她趁自己不注意，又把钱偷去买东西，破开了。但这时候承认无疑是撞在枪口上，二丽不敢。
大丽挨了一顿毒打，中考前夕，她的屁股肿到连凳子都坐不下去。她内心愤懑又委屈，一个月没跟家里人说话，中考结束她就收拾东西跟同学去了广州。从那之后，她会按时给家里寄钱，但再也没回来过。
二丽说：“我上了初三才知道，大丽是想买个本子做留言册，她跟我一样知道家里不容易，自己就知道省，不是必要的东西绝不乱花钱。就这，爸妈也没给她买，我还让她伤透了心。”
“后来也没找过她吗？”我问。
“我爸找过，她躲着没见。”二丽说，大丽先在广州打拼，后来去加拿大留学了，“她走是对的，我留在这家里，一辈子苦，只落下个‘懂事儿’的名儿。大丽比我有福，她不在我就是老大，顶了她的活儿，说到底还是我活该，活该我苦……”
二丽抻过一张纸巾，又把眼睛埋了进去。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没事就去楼下陪二丽，但没有再劝她。有时候我想，如果我当初留在老家，没准也会是家里的一个“二丽”。她在县城做生意，什么道理不懂？她只是不想选择“自私”的那条路而已。
在三丽和犟婶的精心照顾下，二丽康复了。一天，她对我说自己得回去看铺子了：“今年行市好，得挣点钱，外甥女学习不行，以后有的是花钱的地方呢……”
我叹口气，说：“行吧，你高兴就好，人生没有对错，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只是小一辈儿不好管，你可别太期望太多了。”
“我带惯了她，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任务。人活着总得有点奔头，把她带大了、结了婚，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二丽平静地说。
尾声
闲时无聊，我曾跟我妈讨论过犟叔犟婶一家的事。
我妈认为犟婶作为母亲有点过分了：“送孩子、盖房子，哪样都是为了面儿，就是不想想闺女们好不好，真是过得糊涂。这样的妈，要我我也走。”
在我妈的印象中，大丽懂事早，从小有心劲儿，干啥都有样儿，一看就是个能干人。她去了广州再见点世面，就更能成事儿了：“我觉着就是不挨打，她也不会回来了。”
对于我妈的这番话，我感到特别诧异——她和犟婶生活在一样的环境里，都曾被歧视，心态怎么差别这么大？
我妈说，她生下我四妹的时候，一看又是个女孩，当时就下了决心：“生儿生女我选不了，但过什么样的日子我能选。你们是我身上的肉，我苦就算了，只要有娘在，就不能让你们受委屈。还有，要不是你爸带我做生意，我也看不透那么多。环境很重要，选择很重要，想过好日子，这都挺重要。”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