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幼儿园中班起，父母亲便开始试探着“往外走”，几周、几个月，从杭州、芜湖，转到重庆。父亲想把一家人尽量拢在一起，于是我小学时代辗转多地。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为了我以后的发展铺路，但我的成长一团糟，几乎成了父亲的翻版。上大学前，我从没谈过恋爱，冷漠却渴望表达，放纵却努力克制，认识的人都说我特别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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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凌晨1点，我出生在四川省泸州市的一个公立医院。白天，父亲躺在家里看到了本拉登袭击美国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新闻，“那里面都是全世界的精英啊，说不定我们孩子就是投胎过来的”，他逢人就喋喋不休，自豪于我出身不凡。
母亲那时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产后大出血她要动第二次手术，医护却到处找不到我爸的人。情况危急，外婆签了手术同意书。母亲后来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在爬山，我紧紧地拉住绳子。每次快要爬上悬崖的时候，就滑倒，我想起你还那么小，不能没有我的照顾。最后，拼命咬着牙就上来了，刚好医生在拍我的脸，说醒醒。”
待我们回到家中，父亲仍旧游魂一样，他连抱我的姿势都不对，差点把我憋死；好几次带我出去转悠，不是磕坏额头就是撞坏鼻梁。父亲单位分的福利房破旧潮湿，经年累月地漏水，母亲坐完月子后，外婆再也忍不了了。临走前，她对母亲说：“孩子他爸不靠谱，也不上心，别指望着他带孩子。”
父亲是90年代西南交大的大学生，机电专业，从峨眉山分校毕业后回泸州进了一家国营机械厂。我俩溜达时，他总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自己当年多刻苦，中高考他都一枝独秀，但在爱情上一窍不通。懂事后，我问他大学怎么度过的，父亲支支吾吾，“大学女生太少了，没谈恋爱”，出社会相亲时才认识我妈。
我妈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介绍人说“只大5岁”，但见面后父亲佝偻着背，衣着老式、面相老成，像大了10岁不止。同行的朋友说不合适，看着太老了。外公外婆却很满意：“这是大学生哦，了不得。”母亲从小很听两老的话，结婚了。
我打架很猛，长到4岁，只要我受到一点欺负，哪怕对方有几个人，体格比我大，也要拼到头破血流，非打回来不可。小孩之间的矛盾鸡零狗碎，干了什么坏事也会很快忘记。我心安理得、随心所欲地搞破坏，为此爸妈给我转了七八所幼儿园。
周围人多番数落父亲，但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大人就是他——父亲会从小摊上给我买好玩的DVD，用台式机放给我看；教我组装台式电脑，给我做计算机启蒙；追着我喂饭，直跑到公共广场。幼儿园的多次转学，就是出自于他“多换个环境，让小孩有更多接触的机会”的教育理念。
母亲似乎对感情“免疫”，不算冷血，只能说她对爱和子女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匆匆完成着社会给女人的既定任务。父亲则进阶为“逃避”，现在刷到短视频里有关感恩或爱的内容，会慌慌张张地划走。这样两个人，很少能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
母亲头上有个哥哥，而父亲是奶奶5个孩子里的老幺，家里把唯一的读书机会给了他。长大后，我似乎理解了父母那些“固化认知”的因由。叛逆期后，我开始频繁对抗，并加快逃离。
2008年，父亲单位改制，领导班子更替，效益下降，他拿到手的薪水降了一大截。母亲中专毕业，一开始在报社上班，后应聘上了沃尔玛的导购员，再升上领班。我们家的生活勉强过得去，但父母皆不想白白耗着。泸州就业机会实在有限，他俩决定一起去外地碰碰机遇。
伊始，父母怕万一他们在外安顿不下来，让我受苦，我时不时被他们寄放在外公家里。等他们干出点名堂，便回乡接我。我们搬到新家，漏水潮湿的旧福利房租了出去，新房子宽敞了些，方便叫奶奶来照顾我了。
等到我上小学时，他俩又摸索到了一个去杭州的路子，我则开始了长期在外公家的寄住生活。父母拎着包，我哭着拽衣角不让他们走，他俩安慰了我几句，便不再回头。外公用力把我拽开，我从窗户往下喊：“要早点回来啊。”直到他们消失在小区大门外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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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时转学过多，我没留下一个好朋友。小学开学报到，外婆领着我，看着其他小朋友呼朋引伴，我第一次尝到了胆怯的滋味。外公家三代同堂，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妹分别占据一间卧室，所以我只能一直睡沙发。环境氛围突变，又得学着瞧别人眼色行事，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隔壁姨婆来哄，才骗我吃下第一口。
我家里的宝贝台式电脑被搬到外公家客厅，但再没人领我去买DVD了。有次舅妈心血来潮，我又按又拧，机子反应极慢，界面亮起来后颜色暗淡，明显发潮荒废了。舅妈打开了单机纸牌游戏，鼠标点了几下便“呲”地黑屏了，再无法亮起。我确信，我的好朋友——电脑里那些蹦蹦跳跳的小人，就此永别了。
外公和舅舅进了县城，在长江起重机厂打工，但骨子里仍是乡村那套节衣缩食、棍棒教育的理念，一点儿鸡毛蒜皮做得不合他们心意，便“赏”我一顿打，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落差如此之大，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渐渐地，我学会了伪装，跟从于他们的“美德”，掉了一颗饭，就赶紧捡起来吃掉。
大多数时候，动手打我的都是外公，“棍棒底下出孝子”，舅舅和妈妈都是这样过来的。舅舅性格也暴躁，看不惯时也拎着竹鞭对我一顿抽。他们甚至拔掉了电话线，因为只有我父母会打来，我接了就不让挂。那时我不理解，后来才知仅仅是因为长途电话费很贵。他们的暴戾恣睢，让我觉得很压抑、害怕。我向父母求助，他俩说，“习惯了就好，你会独立的”；我说被打了，他俩说，“好了好了，我们先挂了，你记得吃饭”。
我渴求甜味，却被他俩灌了一包水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望。长大后，我把“独立”践行到极致，什么都靠自己，也坚信自己能够做好。
表妹小我两岁，也皮，我们常和小区同伴一起玩捉迷藏，在新搬回家的电脑上玩“4399”。出门时，她也惦念着我，怕我太孤独；生病了，她喝一口枇杷止咳糖浆，也给我塞一小杯，因为很甜。
临到节假日，舅舅舅妈带着她，外公外婆则带着我，两拨人分开过。外公外婆在农村有众多亲戚，也可能是看我太苦相，每次“走人府（走亲戚）”时都一定会把我带上，试图以此来提振我的“士气”。这个舅舅、那个姑妈，只要有一家办宴席，外公外婆就去“随份子”，我就顺便蹭吃蹭喝，在陌生环境里住好几天。
有次，他们带我走了一个很远的亲戚。亲戚家一儿一女，玩耍时意外把我的左眼划伤了，疼得我睁不开眼。大人们也没说带着我看医生，先用土法子捣鼓，直到徒劳无益，女主人才慌了，怕我父母追责，先是安抚我，要我自认调皮，与他们无关，然后给外婆倒贴红包，捡了些土鸡蛋和蔬菜，让她帮着圆谎。
回去的路上，外公外婆打鸡骂狗，外公还逮住我，要强行把我左眼掰开，外婆则在一旁祈祷“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的左眼更疼了。到家后，左眼照旧睁不开，外婆破天荒地让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受伤的理由换了一个——是我自己搁幼儿园撞墙上了。
电话那头父母将信将疑，可也毫无办法。7岁的我第一次有了自己“命不好”的预感。
幸好，调养几天后，我的眼睛能睁开了，所有大人都长舒一口气。外婆说这都要归功于她平日里去庙里拜神、拜菩萨，拜得勤快，上天显灵。
父母只有过年时才会回来，他俩带着给我和表妹的新衣服，零嘴小吃，不断描绘着异乡见闻。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反应不咸不淡、零零落落，话题不得已转向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外公当着他们面，难得夸我：“这孩子很懂节约，每天给他3块钱的路费，总等最便宜的公交，来回只要2块钱。他这学期攒了50块，让我帮着存着交给你们。”
团圆饭吃完，父亲收了我辛苦攒下的50块钱，偷偷把我拽到一个角落，说：“（你）外婆他们很势利，每月给他们打了1000块做你的生活费，可你现在还是这么瘦。他们喜欢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给XX结婚时送了3次（红包），他们500块，舅舅家500，你妈1000。”
我呆呆地望着父亲，不太能理解他说的话，此时母亲还在餐桌上口若悬河。
“因为（你）外婆总觉得你妈在外面挣了大钱，其实我们在杭州也存不下多少。杭州不适合我们，很快就要换城市了。（我觉得）你在这里过得不好，等我们立稳了脚跟，到时候再把你转学过去。”父亲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成人的算计，自顾自地叙述着。
一股陌生的气息从父亲身上散发出来，自他毫不犹豫收下我的钱开始，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温柔，面目可亲。
母亲日常泡在父亲的抱怨里，转头就向外婆交了底。他们一走，外婆就冲我嘀咕：“你爸说些什么，说我没有照顾好你的生活，克扣你的生活费。哎呀！早知道你这次春节就跟他们一起去杭州呗！”外公也附和：“说再多也没有用！外孙外孙，为什么要加个外字？毕竟没有亲的那么好啊。”
这种不受待见的生活，让我愈发寝食难安，我做梦都想逃离外公家。可两年后，我才等来心心念念的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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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刘老师教语文，每天放学前都要把一众孩子赶去操场，排列整齐后才慢悠悠地向我们强调作业、规矩，再说些有的没的，才让一旁久等的家长领人。我个头矮站在第一排，被迫闻着他的口臭，承接横飞的唾沫。刘老师精熟表面功夫，像某个央视儿童节目的主持人，转脸就对学生图穷匕见。
在外公家寄住久了，他们越发对我腻烦，表妹大了，我支愣在客厅也不是个事儿，挨教训的次数水涨船高。父母也觉得我太“造孽（可怜）”，泸州实验小学在我出生那所医院下面，离外公家很远，我每天早上6点起，坐40分钟公交，跌跌晃晃地赶到学校，傍晚再赶回去。
父母费了一番工夫打听，托管班只负责学生午休和放学后的2个小时，直到听人说，刘老师家寄宿了一个学生，他们就忙不迭想把我也送去。刘老师淡淡应下了，虽嫌钱少，他体谅我父母打工不容易，就忍了。外公那边已对我全无好感，自然没有太多挽留。
父母觉得为我寻了一个好去处，我却觉得这陌生冰冷的环境跟外公家差不多。我才8岁，却早已习惯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对刘老师更加顺从，他给我和寄宿同学布置了额外的作业——写大字，背莫名其妙的诗歌，阅读名著写800字读后感，轻轻松松占去我的休息时间。当时少儿频道正播着《猪猪侠》《果宝特攻》，没有我的份，电脑更是摸不着。
不过至少，书籍中的瑰丽故事拯救了我，“白雪公主”“小豆豆”“小王子”的境遇让我觉得自己也能等到未来，但这一切截止在晚上9点半——刘老师会关灯关门。
我时常饥饿，一种精神和身体上双重的饿。有次刘老师夫妇外出，我和那个同学待在家，我顺手拿起一根面包吃掉，就像同学做的那样。刘老师夫妻俩回来后，指着茶几上放面包的位置，眼神凌厉，叱骂我：“没有跟我们说，就拿桌上的面包吃了吗？这种行为叫偷！”
我问同学为什么能吃，师母瞥我一眼，说：“别人一月生活费交3000，你交1500，这能比吗？还有你别忘了，生病、资料、衣物的钱还得自己出。你父母给的不够，上次生病都是我们掏的钱。”
那个同学不会为我出头，他早已谙熟这法则。
打工间隙，父亲回老家办事顺便看我，他提着牛奶水果上门，刘老师便戴上面具，收礼、讨好、试探。父亲一走，他又恢复尖酸刻薄，父亲送的牛奶水果，我还是没有份。
我老是不由得把自己代入童话里悲惨主角的境地，幻想着能改变故事的走向。可惜，幻想终究被沉闷现实打败。
二年级结束了，父亲刚好来接我放学，一见面，我就飞快地扑了上去，但他只是木讷地站着，一点儿高兴的样子都不愿意装出来。那几天，我生病发烧，拉他陪我打针，他一路责怪我为什么生病了。我低着头不说话，直到针扎进屁股，眼泪才不受控地涌了出来。
打针的姐姐为我圆场：“之前两天都是一个人来的，怎么今天打针就哭了，是因为见到爸爸太激动了吗？”
父亲局促不安地站着，嗓子里好不容易挤出几声干笑。
4
三年级时，我转学到芜湖，终于和父母团聚了。芜湖是安徽的第二大城市，从一年级开始就学英语。转去的公办学校不打算收我，可我爸工作单位跟他们有合作关系，最后还是把我“通融”进去了。
头天晚上，我对新的学校尚存着些期待，结果第二天在教室里只收了些嫌弃和冷眼，甚至连课桌和椅子都没有。班里的男同学们围着我，一个男同学走上前假意问我从哪儿来的，我的回答还没出口，他一脚就把我踹倒了，我倒在地上，骨头疼，勉力爬起来拍了拍新衣服上的脚印、灰尘。直到下一节英语课老师进来，他们才一哄而散。
我脑子里嗡嗡的，根本听不清老师说的什么，下课后也不敢找人问，隔天被留堂，我又悄悄溜走了。英语老师的排外毫不掩饰，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差生。我惶惶不安，但心里明镜一样，跟父母告状也没用——他们接到英语老师电话后，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第四天中午，英语老师找上门来，把我扯到教室外面，拿一把大人手掌宽的教学直尺打我手心，打一遍问我一遍，直到我双臂都涨得疼痛。
我从零学起，音标自己买录音带。学习上指望不上父母，他们一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却只是迫不及待地把我丢去托管机构，回家再恶狠狠地提问。父亲变化很大，我才发现他如此暴戾，动辄在公共场合大吼大闹。我一度觉得很羞耻，但我也莫名学会了。叛逆时，也习惯了恶语相向，根本不顾引起了路人多大的反应。
在芜湖求学的时光，父母的关系也不太平。母亲吃不惯芜湖的饮食，一心想回到重庆，发展机遇更大，离泸州也近，父亲想要再缓一缓。
一次他们吵得激烈时，不知道是谁用力把装着刚炒好菜的不锈钢碗“哐当”扔在地上。我们一家和父亲的一个同事合租，那个同事会自觉把房门紧闭。这样的次数多了，我能迅速抓到苗头，提前把菜端进厨房，以此减少硝烟过后我打扫卫生的难度。父母还存着一丝羞耻心，转移到卧室边吵边砸，手边硬的软的，花瓶、遥控器、枕头……统统往对方身上掷去。有次我站在中间劝架，被遥控器砸到头，顿时哭了起来，然后我妈抱着我喊：“幺儿，疼不疼？”
从此之后，我竟生出了些奇怪想法——我乐意他们吵架，更巴不得他们又把东西砸在我身上，这能让我获得一丝久违的温暖。
母亲那时在“郎酒”上班，职位是营销经理，需要参加很多酒局，一回到出租屋就钻进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2010年前后，酒水行业十分赚钱，公款吃喝盛行，像我妈那样能喝，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家里经济地位变化，父亲嫉妒母亲，便耍起了脾气。母亲这样辛苦，他还看不起，总对着我贬低她是“三陪”，天天在外“鬼混”，然后安然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合租同事都看不下去，用开玩笑的语气劝：“老杨，学下你的儿子。”我在一旁赶紧扶着母亲进卧室，倒水、拿盆子，让她能舒服一些。
在那种情境下，我开始刻意回避有关情感的一切，性格越发胆怯，被欺辱也不敢反抗。当我们一家人勉强坐在一起看电视，遇上温情的广告，我会比父亲更快调走。生活饮食的差异和孤独，竟让我在一瞬间想念起了泸州。虽然泸州没啥美好回忆，但那一点点熟悉感也比漂泊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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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境遇很快否极泰来。母亲跟我说：“这边应酬工作太重，我决定还是回离泸州更近的城市发展。”她砍瓜切菜般调回重庆，又联系上了刘老师，准备花钱把我重新插回泸州实验小学。
父亲无力阻止，只能趁我妈不在时，多次策动我：“我看你在老家待着并不好，把你带在身边改善伙食，但你妈总说芜湖不适合她。你可别被你妈带跑了！”
但这事一路畅通——虽然我在芜湖的学习刚刚有了起色，跑步得了全班第一，学校想发展我做体育特长生，因为期末考试考了90分，英语老师也一改往日态度，甚至有女同学向我表白——可三年级的孩子哪能生出几分主见？我心里对父亲叨叨的有点认可，因为这里的教学水平好太多。
可惜没有如果。回泸州自然要去外公家，迎接我们的是舅舅的嘲笑。饭桌上，他们问母亲：“外面有什么好，现在还不是又把孩子送回来了？”
小城市的人确实是这样，年轻时候不出去闯，过几年后愈发胆怯。就像我的堂哥，大学一毕业，就只想回泸州当小学体育老师。
这次，父母把我送去了奶奶家，不用再睡沙发了。我妈想等着父亲也调回重庆再一家团聚，那又是一年。
奶奶家是典型的农村自建房，三楼有2个房间，我暂住堂哥那间。奶奶住二楼。门口是公交站牌，四周有田野、池塘。每天有很多跟我一般大的孩子，和我一起坐40分钟的车到学校。平时家里没有其他大人，我就帮着奶奶割草喂猪，打理农活。
母亲回老家附近出差，有时能待上一周多，便接我去找其他亲戚家的小孩玩。大人们坐一起聊天，我偶然窥到有个叔叔偷偷亲母亲的脸，于是故意在他们面前晃，咳嗽了一声，那个叔叔的动作戛然而止。我后来偷偷把这事告诉父亲，他却很无力：“真的吗？你当时还看到别的没有？我现在还不能跟那个人闹翻脸。”
母亲偶尔也带我去外公家，但一切还是老样子，除了和表妹见面好受点。
奶奶待我不错，但面对着旷野，我常感到孤独。奶奶70多岁了，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去医院也查不出所以然。父亲口头很关心奶奶，说些“保重身体”的场面话，但几乎从不主动带她去医院。我一提起，他就反问：“你是孙子，你怎么不带你奶奶去？”外婆评价他：“你爸不是‘晃晃儿（混混）’，但太死板了，办事不靠谱。”
而外婆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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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下学期，我打篮球时，一个小孩不知道被谁推搡，冲过来撞到我后背上，又弹落在地，胳膊磕在水泥地上。我扶着他去校医室，校医治不了，送去大医院被判定为骨折。那小孩什么都不懂，只记下了我的名字以及我当时说的“对不起”。班主任带我去医院看他，他妈也在，没为难我，但要学校有个交代。学校翻了几番，小孩当时正跟着一群同学疯跑，他害怕不说，所以也没找到真正的肇事者。他父母便调转矛头对准了我。
父亲一辈子搞不好交际，他知道以后竟然把手机关了，想藉此息事宁人，反倒让那小孩父母觉得我们做贼心虚。待父亲被对方找到后，两家人上谈判桌，一开始协商，赔几千。父亲这才反复询问我当时的情形，还找来一起打球的同学。确认了错不在我之后，他就又不接对方电话了——他想着，我下学期要转学去重庆，拖着拖着，就烟消云散了。
之后我插到了重庆的一所新成立的小学，那个学校招不满生，所以很乐意接收我们这些转学的学生。本来要面试，但招生老师听到我800米跑了第六名时眼睛一亮，他质疑成绩单上体育才60分，我急中生智解释道：“那是同学帮着打的分，随便打的。”
这件小事，被我爸一路记到如今，逢人便说。
新小学的转学生很多，20多个，都是因为父母来重庆务工跟着来的，这就让我少去了在芜湖时被本地孩子小团体骚扰霸凌之忧——但在我们班体育老师面前依旧不能幸免。跟在父母身边后，我长高了不少，脸上有了红润，学校也想推我去当体育特长生，专攻400米。我又做了班里足球队的队长，比赛时击败了体育老师带的那个班。那次踢完后，他恼羞成怒，专门喝了口水喷在我头上，还不顾形象破口大骂。
好在，很快，他出局了。
新小学的生活快乐不少，我交了一些朋友，带领足球队踢赢了其他两个班，校运会拿了400米和800米的第一名。往昔的阴翳，一扫而空。
但父母吵架更厉害了，父亲追着我妈“查岗”，一个电话没接，他就夺命连环call，然后转过头带着哭腔跟我说：“你妈不要你了，不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母亲一到家，他必然像警察一样盘问她的行踪。老戏码在重庆家里上演，打架，砸饭菜，他们开始把“离婚”挂在嘴边。
我们一家人仿佛从未爱过，大吼大叫成了家常便饭，我跟同学平时都小声说话，在家里这会显得异常。
打篮球的旧账重提，因为父亲办事不得力，我走后，泸州实验小学顺水推舟彻底把问题抛给我们两家，并扯谎说我们畏罪潜逃。这让对方死死咬住了我们，非得争个好歹。多轮协商无果后，他们把我们一家告上了法庭，我们得不断回泸州应诉取证。
我妈气不打一处来，骂道：“说了多少次了，这件事情私了最好。当时大不了就3千，现在搞成要我们赔4万了！”
“要是当时就妥协了，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麻烦要我们赔钱怎么办呢？”父亲也不服气，“我相信中国的司法系统，会还我们一个公正！”
开庭后，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为未成年人，我和那小孩都没出庭。庭审结束，我问外婆：“我们赢了吗？”外婆喃喃：“赢了，赢了。”父母却阴着一张脸不说话。
最后我才知道，父亲没等来他的“正义”，法院选择两边各打一大板，对方借着在部队的关系，判我们赔2万。家里所有的亲戚大人轮番指责我，问我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要扶起那个该死的小孩？
这些耻辱感不断撕扯着我，我下决心以后得更加冷漠才行。父母也变了，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们对我更少有温情，父亲甚至习惯了在公共场合对我大吼大叫。
“我不想再回到泸州了。”尽管他们变得面目可憎，我还是鼓起勇气，第一次坦白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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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年少不得还得回泸州。可能因为当体育生的缘故，我个头蹿得很快，身材高大了不少。外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大转弯，抱着我高兴地喊，“外孙长大了呀！长得比我还高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宠，我手足无措。还有就是，我与表妹竟无话可说了，迈入青春期了，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圈子。
之后每次回泸州，童年的黑暗记忆就会沉渣泛起。我蛮不理解，大人们在我幼年时做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蒸发掉了呢？大人都说，是因为你做了错事，才会打你。
这些作践，让我比同龄人更早熟些。我爱上了历史书，乐此不疲揣摩那些政客英雄，我长成人精，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在新环境脱颖而出后，我开始做一些哗众取宠的行为博关注，为逗笑身边同学，公然捉弄挑逗女生。
小升初时，父亲给市一中上报我是体育特长生，回来沾沾自喜走上了后门，让我好好把握。我十分反感，我本来就是正当竞争，没必要把我碾进泥里。但我没算到，考试时我发烧了，800米被对手反超一大截。我哭着跑完全程，跌跌撞撞走向父母，他俩竟然在那一刻，双双侧着身子躲开了。
“你是个屁的体尖生，连小姑娘都跑不过。”父亲见实在躲不过，从上往下鄙夷地瞅着我，“白给你机会了，浪费我的车费。”
上初中后，我再也不提自己曾是体育尖子生了，也放弃了这条路。我开始寄宿，刚开始室友们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我却因变成一个人、远离过去而兴奋。这次，耳边再也没有喋喋不休的说教了。
除了踢足球，周末和寒暑假我就窝在家里上网、看小说、打游戏。我在游戏里认识了几个年龄相近的网友，聊天才发现他们的生活好轻松，根本没有我这么多要累的事情。
我也喜欢上了看网文，浏览各大网站里的科幻、悬疑、古风、言情小说，有次在热榜上看到一篇网文朝代错乱，就主动联系了那个写手，他把我拉进他的“十人忠实粉丝群”，帮忙试读。
我也萌发了自己写作的欲望，散文、读后感、小说，我都捣腾了些，之后就是写连载小说，我会花上大半个晚自习的时间写，第一波读者就是我的同学们。父亲开家长会后意外知道了我写小说，又是劈头盖脑一顿训斥。
更糟糕的是，我近视加深了，之前跟父母提配眼镜，他们觉得浪费钱，我强撑着若无其事地生活学习。无奈再提了一次，父母暴怒之后带我去了眼镜店，一查200度。在店里，父亲吼：“败家子，现在又是近视眼了。”
我一听，转头直接跑了出去。
中考是先填志愿后出分，父母为了求稳，只填了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因为之前签了学校降10分的协议。实际出分，我的成绩比预期更高，但木已成舟。
暑假时，我参加学校的夏令营并通过了开学测试，考到了“清北班”。父亲又搬出那套“别人看你是外校来的，给你一个‘清北班’的机会，看你抓不抓得住咯”，我异常难受、自卑，像是我高攀了一样。
西大附中属于重庆高中“七龙珠”之一，同学们表面和睦交好，实则暗流涌动。4个“清北班”206个学生，大部分都是初中部直升。我再一次成了外来者，每天要花大把的时间暗中角力。
成绩掉到了前400，父母老生常谈，认为我不够听话，得知我重操写作旧业，斥骂：“不务正业！”如此这般，我都不愿同他们耍心眼。我准备参加《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央求他们帮我邮寄文稿，但等待我的是：
“已经看了这个小说了，不知道你写的什么。”
“不要东想西想，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
童年的颠沛流离，让我总期待着换个新环境，这样仿佛能带给我新生一样。父母要我高考前别谈恋爱，上大学后认识了女友，父母又嫌弃她是福建人。如今回想，生活有太多不如意，父母也有自己的苦衷，相比于死守的舅舅舅妈，他们勇敢太多，给了我新环境。但我仍旧只想逃离，还想逃得更远一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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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科女生，曾是地铁职工，转行两次成外企白领
我叫Suya，今年28岁。人生前18年，我跟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城市，像一滴水掉入长江那样，度过了毫无波澜的少年时代。高考结束选志愿，家里人执意给我挑了一所铁路大专，毕业后，我在他们的劝说下成为一名地铁职工，每天巡岗、换票箱、维修闸机，工作虽然安稳，但未来好像一眼就可以望到头。
不安分的我选择了另一条路。靠业余时间学英语、考专升本，我先是做了兼职英语老师，之后转行进入一家教育互联网大厂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公司派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交流学习，这次经历让我有了出国深造的决心。
后来，我真的把自己折腾到了欧洲。2020年，我被瑞士苏黎世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如今我已经学成归国，成为上海一家外企的数据分析师。
我的上班日常，以前只能穿地铁制服，现在可以穿各种类型的商务套装。
我是武汉伢，1994年在武汉城郊的一个小乡镇出生。小时候，我人长得机灵又会跳舞，在村里很受大家喜欢。小学五年级，我们家搬去了城里，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卑感。作为一个农村转来的插班生，我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其他科目也都跟不上，很长时间都难以融入集体。之前那个幸福的小孩，突然就变成了一种非常边缘的状态。
初中进入新的环境，我的朋友稍微多了一些，但对于学习我依旧懵懵懂懂不知道上心。那几年我爸开了一家很小的早餐店，和我妈起早贪黑为了生计忙碌，对于我的学习，他们既没有余力关心，也不太懂得如何引导教育，以至于我一度非常贪玩。
后来生活稍微稳定一些，父母开了一家餐馆，我一有空就去店里帮忙跑堂，又是点单又是送菜，逐渐体会到了大人的辛苦，才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一点，不辜负爸妈的养育。
小学五年级，我和爸爸在黄陂木兰山的合影。
高中醒悟过来的时候，我的功课已经落下其他人太多了，无论怎么使劲儿都找不到窍门。高考放榜，我的分数将将够上一个普通三本的水平。我爸作为典型的中国式大家长，在志愿填报这件事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他不知道听了哪位亲戚的建议，说与其读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三本，还不如上好就业的大专，最后给我选了一所铁路相关的职业技术学院，说是毕业就可以进国企，端铁饭碗。
从小到大，我对机械技术这类东西都一窍不通，和铁路相关的工作我更是想都没想过。只因为我爸道听途说了哪位长辈的话，就把我未来的道路这么框住，我当然不情愿，在家里又哭又闹。我虽然还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可为了高考也付出不少努力，更何况我考的也没那么差吧，难道就不值得一个更好的地方吗？
到了提交志愿的最后一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拗过父亲的权威，不情不愿地写上了这所大专的名字。一进校园，我就感受到了巨大的疏离与不适应。身边同学大都来自湖北各县市，还没有褪去高中生身上淳朴、稚嫩的模样。
因为刚刚拥有自由，大家上课之余就疯狂吃喝玩乐，几乎每天都有人要找我打麻将。我既不喜欢这里松散的校园氛围，也非常抵触“高速动车检修”这个看起来就很枯燥的专业方向，有意无意地和同学们拉远了距离。
2012年，刚进入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我。
一次出去吃饭，有个英语培训机构的人给我发了一张传单，英语算是我比较喜欢的科目，就去试听了一节课，没想到一下喜欢上了。在我眼中，这家机构更像我之前想象的那种大学，它有很多校区，有丰富的课程——除了常规英语课，每周还会开设英语角、外教课、红酒鉴赏课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还认识了许多来自周边高校的同学们。他们有的来自985、211名校，有的和我一样学历不起眼，但人家都有清晰的计划，打算通过学英语出国深造，弥补学历上的不足。一直以来，我对现状的暗暗不甘和对学历的自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倾诉对象和改变的可能。
从那之后，学校里能翘的课我都翘掉，去英语机构在武汉三镇不同的校区找课上。有段时间，我早上在一个校区上四六级突击课，中午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过长江去上另一节外教口语课，下午再赶去第三个校区，一日三餐都在通勤路上草草解决。
有的同学见了就跟我说风凉话，大概意思是，反正我们以后都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每天摆个样子学英语有什么用。她们无法理解，逃离既定的轨道也是一种幸福，根本不需要达到任何目的，学英语本身就足够让我开心了。
英语学校举办圣诞活动，扮演圣诞老人的是一位外教。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在英语班认识了一位朋友。她大专三年都已经读完了，考完雅思又申请上了国外本科。聊天的时候，她的眼神里充满对未来的期待。这个成功案例鼓舞了我：原来人生真的能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开始！从那天开始，出国读书的念头就在我的心里萌芽了。
没想到，我爸听说后再次阻止了我，他说：“你还是太单纯了，什么也不懂，要是出去给人骗了怎么办？”他的理由是，过去我一直生活在家人身边，生存能力没那么强，出去遇到什么麻烦家里想帮都帮不到。为了让我放弃这个想法，我爸甚至提出把留学的费用给我用来去国外旅行，去哪儿玩都可以，只要玩完回来进国企就行。
当时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一直以来都依靠父母生活。大专三年以来将近四万块钱的英语培训费，都是磨着他们出的。经济不独立，就意味着没有任何话语权。2015年毕业季，我只能按部就班地进入地铁部门实习、转正。地铁站务员的工作乏味又枯燥，每天就是在站台巡视，指导乘客买票、换票，更换地铁闸机的票箱。
地铁站工作时期的照片，右边穿制服的是我。
前几个月，我作为初级站务员只能迎车送车，再往后一点可以负责充值之类的票务工作；接着是客运值班员，有权限处理和钱相关的工作；再往后是行车值班员，用手电筒检查铁轨是否正常，偶尔还要下轨道帮乘客拾捡掉落的物品。这条路走到头，恐怕也就是当个地铁站的站长了。
在感受到作为社会人那份短暂的新鲜感之后，我陷入了巨大的虚无，非常想要逃脱这个地方。在无数个巡站的日子里，我都会趁着换班或是休息空隙，掏出自己手抄的单词本默默记几个句子。
按规定，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不允许做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只能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躲到监控死角，轻声朗读几个单词或语法，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背诵。
这是我在地铁站背单词用的“小抄”。
有一次我又趁着人少掏出单词本躲在角落里，结果被一位乘客拍下来投诉到了主管那里，说我上班时间开小差、不务正业。
主管让我写1000字的检讨，我心里虽然有点小委屈，但也知道自己在不恰当的时间做了别的事情，只能老老实实把我想学英语、考雅思的念头一五一十地写下来。那位主管挺心软的，觉得一个小姑娘只是想多学点知识，也没有上班的时候玩手机，批评教育一下就罢了。
对我来说，每天背十几个单词和语法，睡前看各种英语演讲视频，生活中只要听见标准的英语就跟读一遍……这些都成为了我的下意识和本能。
如果说学英语一开始是我对不如意的生活的逃避，那这时候已经渐渐变成一种爱好，让我体会到掌握一门语言的快乐和自豪感。它就像一把钥匙，虽然还不知道能打开通向未来的哪一扇门。
我对英语的执着被教育机构拿来作为宣传案例，印在了日历上。
不知不觉中，我收获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英语口语水平还不低，基本没办法正常交流，只能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托福口语已经能考27分（满分30分）。
我每年都参加英语培训机构的演讲比赛，从最初的重在参与，到上班的第一年终于获得冠军。那家机构几乎每个校区的人都知道有位Suya同学，从英语一塌糊涂到口语非常流利。
在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冠军，手拿奖杯的就是我。
演讲比赛获奖当天，我鼓起勇气走到了机构负责人面前，说希望能给我一份英语兼职的工作。当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没有很亮眼，雅思只考过一次6分（满分9分），托福考了100分（满分120分）。
我的毛遂自荐让对方有点诧异，但我过去的进步大家也都看在眼里，凭借流利的口语和大胆的自我表达，给HR们也留下了还不错的印象。总之，我通过这种有点鲁莽的方式把自己“推销”成了兼职英语老师，这是我完全靠自己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只是兼职，地铁站的工作我还得接着干。当时我们实行倒班制，每天下午两点上班，在地铁站里站大半天，晚上在车站简易行军床上睡五个小时，隔天再站半天，下午两点下班。下班之后我直接赶到学校去给小学生们上口语课。一节课上完随便吃个外卖，然后再上一两节，回到家一般就是晚上十点多了。
在英语机构兼职，这是我和学生在对话。
现在回头看，那是一段非常辛苦却充满意义的时光。不仅在于我得到了一份兼职，更让我意识到可以把一直以来的兴趣转化成潜在的职业方向。不过，那两年过得确实是有点兵荒马乱了。
每次上班到了休息时间，其他同事都在按摩酸痛的小腿，吃点零食补充能量，再刷刷手机聊聊天，而我得争分夺秒拿出教案备课，思考第二天下班后给学生上课的内容。
有时候轮到我做客运值班，下班前要盘点地铁站全天账务，清点好数目往往都已经夜里两点了，早上五点还得和银行交接现金，然后继续工作到值班结束。下了班我还是没法休息，要紧赶慢赶跑去培训机构上课。
如果中间能有一两个小时的空档，那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幸福。实在撑不住的时候，我就去学校用来放电影的休息室，蜷在沙发椅上眯一会儿。
在地铁站忙起来的时候，吃泡面是常事。
地铁站的同事们都觉得我是为了赚外快疯狂拼命，其实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赚钱——最开始我一节课只能拿60块钱，后来每个月赚的也才不到3000块。和我付出的睡眠、放松、还有交友的时间比起来，这份工资可以说是杯水车薪，真要是为了钱何必呢？
它对我来说，是一份来之不易的生活体验，是一个好不容易通过毛遂自荐得来的工作，教的也是我喜欢的英语，这份兼职让我意识到，自己似乎拥有改变未来命运的可能。我不再是父母眼中那个什么也做不好，只能听凭他们安排的小孩子，我也有追求梦想的自由和能力。
然而，学历上的不足还是在不停困扰我。每次有学生家长来咨询师资背景，我内心总是怯怯的，觉得自己拿不出手。将心比心，如果我是学生家长，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大专院校还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人。
于是，我在上班和教课之余，又挤出时间来准备专升本的考试。2016到2018这两年，我忙得像个陀螺：一边准备本职工作的资格考试，一边备课教英语，一有整块时间就看关于专升本的书。朋友们组织的唱K、吃烧烤等等聚会我都是能推就推。
准备地铁部门等级考试的笔记。
我最大的迷茫在于，不知道自己的付出究竟能走多远：兼职工作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专升本之后也不知道拿这个学历做什么。我特别害怕自己折腾了这么久，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依然只能老老实实守在地铁岗位上。
在地铁站巡查的某一天，我碰到了几年前教过我的一位老师。他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后来去了美国教书，当时正在回国探亲期间。我见到老师的时候下意识地走过去用英语对他打招呼，跟他用英语简短地聊了聊彼此的近况。分别前，他很真挚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的英语已经比我教过99%的中国学生都要好了，要自信一点呀！”
老师的鼓励可能只是寒暄，对我来说依然是巨大的宽慰和激励。付出有很大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不付出，希望就一定为零。而我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微茫的希望尽全力做准备，以期可以抓住未来的某个机遇。
后来，机遇果然来了。2018年初，在地铁部门工作了两年多、只差一步就可以通过站长考核的时候，我偷偷应聘上了另一家著名的英语教育大厂。我下定决心辞职，全职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为了说服父母，我谎称这份工作月薪一开始就能达到两万块钱，实际上刚去底薪也就6000元出头，后来才拿到那么多。
我从十八岁以来对英语的坚持，父母都看在眼里。最开始，他们抱着打水漂的心情给了我报了英语培训班。但当我坚持了一年之后，他们发现，我对英语的热爱是真的，持之以恒之后获得的进步也是真的。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逐渐意识到我有能力依靠自己去争取想要的生活了。再加上我偷偷夸大了跳槽后的工资，终于说服了他们允许我跳槽，毕竟在地铁站当了站长一年也就收入10万左右。
在跃跃欲试和对未来不确定的惶恐中，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从初步适应到一对一试课，慢慢熟悉之后，我可以带一对十的出国班英语大课，一年多以后我已经能胜任百人、千人的网上公开课。
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也因此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成就感。我一周只能在工作日里休息一天，其他的日子里，我每天上6到8个小时的英语课，下了课继续给学生批改作业、答疑解惑，还要抽时间运营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
我在英语机构的照片，那时已经是全职老师。
这份工作让我结识到了许多优秀的同事：他们大多数都具有名校背景，年纪轻轻就留学英美，聚餐的时候大家谈论起在海外的留学生涯，说起旅游过的国家，我都只能沉默地听着，心中生出一丝向往。学历的缺失始终如同一道阴影，始终跟我如影随形，像一个不太明显的伤口，时常在不经意间溃烂。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位学生在网上试听了我的英语课后，觉得我实力很强，只差一步就要报名我的课程。由于我的出身院校拿不出手，个人介绍在学校一栏显示的是空白，这位学生在网上左搜右搜，居然搜到了我在地铁站工作期间拾金不昧被表彰的一条微博，接着又搜到了我的毕业院校和工作经历。可能他觉得我是“野鸡大学”出来的非正规老师，立马退了课。
北京的销售同事因为中途丢单，将这个情况反馈给了我。知道这个原因的我如遭雷击，下班后一个人哭了一整夜，边哭边把从前有关学校和工作的帖子全删了。我甚至去找了前单位管理网站的人，请求他们删除所有和我相关的信息。在我自以为已经蜕变的时候，曾经的学历、工作甚至是做过的好人好事，如同一巴掌再次使我清醒过来。
2019年春天，我因为表现突出被选为武汉地区的老师代表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交流。来到更广阔的世界里，我认识到了更多优秀的同龄人，他们不仅英语出类拔萃，而且因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课堂分享充满自信、独特而有趣的见解。
我的自卑心再一次被召唤出来，几年前对留学的渴望再一次浮上心头。我知道，到了再一次离开去寻找未来的时候了。
在自由女神像前的留影，那两周像梦一样，重新点燃了我的留学理想。
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开始着手申请海外的研究生。现实的条件摆在我面前：大专出身，铁路从业，专升本学的是人力资源。虽然在英语培训机构当过老师，但和其他名校出身、专业对口的申请者相比，我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硬性条件上都不占优势。出于现实考虑，我选择的都是相对好毕业的专业，学校也重点看排名不错但又相对冷门的那种。
正因如此，接到瑞士苏黎世大学面试邀请的时候，我非常意外和惊喜。他们问的问题都既现实又尖锐：你为什么在工作这么久之后来读书？为什么要申请商科方向？现在辞职专心申请，你的过往学历又并没有太多优势，你不怕沉没成本太大了吗？
虽然表达得很委婉了，我还是能从中读出他们对我过往背景的挑剔，以及对我能力的质疑。尽管有点伤人，我还是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对出国留学的向往。我说，“我已经快26岁了，这是我在深思熟虑之后谋划了很久的道路。
商科既涉及到企业管理，又能接触到金融知识，是我想要转行从事的领域。而且我在学人力资源的时候也上过一些基础的商科课程，学起来不至于太吃力。请至少给我一次试试的机会吧，不然未来的日子里我一定会觉得遗憾。”
又一次，机会眷顾了我，让我得到了苏黎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对留学的执念父母都看在眼里，这一次他们选择在精神和金钱上全力支持我。2020年9月，我在正式辞职后飞往苏黎世，开始了憧憬已久的校园生活。
那时候国外的疫情正处在上升期，但我还是下定决心去苏黎世大学进行线下课程。毕竟我已经26岁了，一分钟都不想再耽误。
在海外的一年多，我看遍了欧洲的风景。
瑞士是一个生活不太便利的非移民国家，以德语作为它的第一官方语言。初到苏黎世，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我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找房子，办签证，打扫卫生，问路找方位……我终于意识到生活从来就不简单，这些一点一滴的琐事填满了最初的留学时光。
重回校园课堂的我也遇到了学习上的困难，老师们来自欧洲各个国家，浓重的口音和截然不同的专业内容让我听起课来极为吃力。我就读的专业叫商业管理-中欧方向，有门宏观经济学的课尤其难懂，听得我云里雾里，只能白天边上课边录音，晚上回到公寓复听上课内容，努力消化理解。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一边哭一边和自己赌气，想想自己已经快30岁了，和一群小五六岁的学生在异国他乡折腾个什么劲儿呢？班上大部分都是98、99年的中国小孩，顺风顺水地一路读到研究生。我不仅年纪大，理解能力和英语水平还没他们强，只能不怕丢脸一而再再而三找人请教，付出双倍的时间去学习。
毕业那天，我和院长的合影。
除了对生活和学习的适应，我一进入学校就试图积累在苏黎世的工作机会。我去学生就业中心寻求过帮助，希望老师能给一些指导建议，尽快积攒一些海外工作经验。
我翻遍了各种求职攻略帖，把从前的工作经历努力调整成和商业相关的说辞，在投出了几十个实习、进行了上十次面试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德国博世集团在苏黎世分部的实习产品经理助理岗位。
这段实习时光对我的影响巨大，它逐渐让我认识到产品经理的职能与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研究生整个下半学期，我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给产品经理打杂，他不做的那些数据提取、处理与分析的活儿都得我来完成。
我像一块海绵不断吸收各种商业分析的知识，越学越有自信，好像没有什么知识是我学不会、没有什么困难是我没办法解决的。
拿到博世工卡的那天，激动地拍照留念。
临近毕业，我动了留在苏黎世工作的念头，通过校友引荐进入了一家瑞士初创企业，负责中国市场的营销工作。工作到第四个月的时候，老板突然告诉我，尽管他们想尽办法、还找了专业律师，依然没能帮我搞定工作签证的问题，我只能接受派遣去法国的分公司工作。
这时候我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学有所成又积攒了工作经验，我有自信可以在国内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辞别苏黎世，我在2022年3月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回国之后，我面试上了如今这份在上海的外企数据分析师工作。他们需要一个既懂市场又懂数据，同时英语十分突出的人，而我过往的所有经历严丝合缝地匹配上了他们的岗位。薪酬上，这里是我在武汉时的两倍；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暂时还看不到天花板的工作，让我感觉充满干劲儿。
入职之前，我回到武汉老家休整了一个月。再次回到故乡，那里的一切还是在按部就班的轨道上平稳运行着。妈妈因为腰椎间盘脱落的毛病把餐馆盘了出去，和老爸每天在家侍弄花草，享受晚年生活；在地铁的同事们生活一切照常，过着两班倒的日子；在英语培训机构的同事们大都拿着n+2的裁员补偿离开了教培行业……而我却远赴重洋，像是在更远的世界里打了许多仗，暂时回到故乡休养生息。
曾经的我和父亲的关系剑拔弩张，他觉得我是乳臭未干的毛丫头一个，满脑子不切实际和异想天开，我们总是说两三句就对呛起来，搞得不欢而散。如今我身上的刺被生活磨平，越来越理解和怀念父亲给予我的照顾。
爸爸也觉得我这趟留学实在是太值了，并不在于我找到了多好的工作，而是我考虑问题的角度更成熟了。如今我变了，他也老了，不再是那个一言堂的中式家长，开始放开手让我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的合影。
2022年5月，我开始了在上海的新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快节奏的工作，需要不断学习的新技能与新知识，还有新的朋友和新的感情。小时候我就梦想，可以踩着高跟鞋、背着商务包、拿着电脑进出CBD写字楼，气宇轩昂快步流星，眼睛里发光，走路都带着风。
现在我逐渐明白了，这些憧憬背后是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是有底气选择自己想做的职业，选择喜欢的城市和向往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外在。
这些年，我从来不避讳自己的自卑之心：对学历的自卑，对工作的自卑，对人生阅历的自卑……这份自卑如果只埋在心里，就如同一根倒刺，除了伤害自己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王小波说，“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进入2023年，我28岁，依然认为自己身处一生的黄金时代。
我有许多欲望：想成为高级分析师，更想转型成为数据分析员，想用心运营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想把对生活的勇气传递给更多的人，想在上海安家，想学更多技能……我还年轻，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