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史｜梁晓燕：良知的旅程
梁晓燕／口述
丁 东／采写
我1971年上了上海四新中学。当时上海是初高中连读，上四年。在我的中学阶段，我感到，我们这些做过红卫兵小头头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力强，责任感强。我后来在大学里教书，就感到现在大学生所有的事都离不开老师。我很清楚，他们能做事，只不过没有机会让他们做。我从小学就独立工作。我一进中学就做了红卫兵团长，几乎没有老师任何帮助，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
有一个暑假，我们100多同学到外地学军30天，没有一个老师，和外面打交道全是我们自己。当时不过十四五岁。一个人的潜力其实是无限的。潜力的发挥和环境关系非常大。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可能施展他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能力。所以在大学里我很放手。我对中学阶段的一个好印象，就是最充分地调动了我所有的能力。工作以后，我感觉，我的能力只是在一个方面发挥，在另一个方面就被抑制了。
当时教育非常不正规，教师动辄得咎，学生无理取闹，红卫兵充当了工宣队和教师之间斗争的工具。工宣队要在教师中拉一派打一派，就让我们冲锋陷阵，贴大字报把老师批倒批臭。要整哪个老师，就把他在课堂上说的话记下来，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只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行。那一套东西好像不用学，就用得非常自如。上大学以后，回想这一段，自己非常无知，非常可怜，好像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做什么，实际上路线离我们十分遥远，具体的人际关系的争斗就在我们当中，浑然不觉。
从小置身于这种环境，对我们有一种非常大的毒害。你会对人际争斗习以为常，失去基本良知的判断。庆幸的是我后来还有省悟，否则无法理解社会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和残忍。文革遗习为什么这么顽固？为了一个所谓的更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把人最基本的善良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扔掉。这些不需要专门教导，你只要遵循了这套逻辑，你就会自然学会它。你生命中的善良就永远地失去了。直到现在，这套逻辑仍然是很多人奉行的生活准则。要说文革对人的道德的腐蚀，就是这种处世哲学长时期对人的心灵深处的熏陶。
当时我是第一批入团，入了团又要发展别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理当发展。但她父亲是右派，虽然母亲早就和父亲离婚，她从小就没见过父亲，对父亲根本没有记忆，但右派父亲始终成为她生活中一块抹不去的阴影。不时地领导小组让我去和她谈话。一说让她谈对父亲的认识，她就跟我急。她说，为什么你们总要拿一个我没见过的人来缠着我。她哭得特别伤心。我也傻了，不知说什么是好，就回去向工宣队汇报，是不是不要让她写对父亲的认识了。工宣队说不行。她在这个家庭中，不可能不受影响。工宣队说了一套在当时振振有词的大道理，让我再去谈。我很为难。我只好对这个同学说，你不入团太可惜了。你就随便写上一点认识，应付一下。我们当时那么小，就有了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思路。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是好心，但这就叫潜移默化。
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人心善恶，怎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变化？那个年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确实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道德需要土壤，什么样的土壤，就长什么样的苗。任何社会也不会公开提倡行恶。但什么是善，如何去行善，不同的社会氛围就会滋生不同的东西。那个年代的氛围就是让人虚伪，让人口是心非，把人的基本的良知一层一层地剥掉，而且这个过程你不觉得痛苦。一个民族的良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泯灭了。
如果说，我还残留一些良知，那是和我爱读书有关系。
我这批中学生虽然1975.年2月毕业，但不知为什么，在上海叫74届。中学最关键的阶段正好经历了1972年的回潮，所以整个74届的文化知识水平在文革期间的中学生里是最高的，77级大学生里74级中学生非常多。72年回潮不到一年，效果却非常明显。我们这个学校有一批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子弟。这些知识分子子弟和学习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不解之缘。他们在各个班都是学习最好的。他们也许有的因为出身，还当不上红卫兵，但他们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使我感觉一个人有知识会表现在言谈举止，表现在人的修养上。
我就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是红卫兵团的头头，我不能学习不好，如果学习不好，我没有资格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始终没有鄙视知识，崇尚粗野。当时表面上看大老粗吃香，其实没有知识心里是虚的。我成绩从来不差，也从来不认为可以差。我们的学校地处平民区，但有两个大单位。一个是医学院，一个是我父亲所在的航务工程局。这个局大部分是部队转业过来的。部队的子弟有一种优越感，好像天生是负有使命的，而不只是过日子的。我想，如果我生活在老红卫兵的阶段，我也逃脱不了那种模式。我不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人物，只是其中的一个正常人物。
1975年高中毕业时，到农村插队已经被人们看成灾难，各种各样的说法已经从农村传回来了。家长对上山下乡极为恐惧。我姐姐已经下乡，我哥在当兵，我是老三，按政策应当留城。我从小受的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教育，当时有一种要刻苦磨炼自己的冲动，加上我又是红卫兵干部。所以我们七个不应当上山下乡的同学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成了典型，被树起来了。
我爹妈绝对不让我去，他们认为插队非常可怕。我觉得他们妨碍我革命，和家里闹得一塌胡涂。直闹到我爸爸心脏病突发，一下子栽倒，我再也不敢闹了。就因为这个，我的户口本没拿出来，没走成，其他同学走了，所以我始终有一种很内疚的感觉，对不起一块儿宣过暂的同学。学校对我很恼火，树了我典型，我却没走成，于是把我分到建筑队。从我自己来说，我却有一种赎罪的感觉，我得到苦一点的地方，心理才能平衡。
在建筑队，我当了泥瓦工。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反资产阶级法权，有一股风，讲究男同志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各行各业不适合女同志干的事，都要有女同志干。我们当时就是上海第一个三八女子泥工班。我们上班第一天就开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会。老工人说，旧社会俗话说，女人上船船要翻，女人上房房要坍。今天女同志就是什么活儿都要干。当时我是接受那套理论的，自己干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感到很自豪。
当时确实是什么活儿都干。一块预制板300多公斤，搭着跳板，几个人用肩扛上去。人走都走不稳，可还是要扛着预制板走过去。确实害怕，但也硬撑着干下来了。泥工班里有老三届的，也有应届高中生。
以老三届为代表的这一代人，既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最成功的一代，也是道德观念最实用主义的一代。我后来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我上的政教系，我们这个班良知的旅程
46个同学，30岁以上的30个，最大的33岁，当时我们这个班的许多同学考分非常高，志愿报的也是复旦大学，但上级有指示，年龄大的去师范院校。还有一批30岁以下比我年龄大的。我22岁，比我小的只有两个。到了那个班里，我是小妹妹。在班里，我好奇而且如饥似渴。
四年当中，我在同学们的自由讨论中得到的东西，远远多于课堂上的东西。同学之间思想十分活跃，接受一个东西的时候同时就接受了批判和怀疑。而在课堂上，几乎什么也没学到。因为我读的是文科，又是政教系，课堂上讲的全是陈词滥调。当时的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被同学质疑，弄得非常狼狈。如果他是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感的老师，这批学生给他的压力是他最大的动力，会在他教师生涯中留下很深的痕迹。
当时正赶上思想解放，赶上宣传张志新，赶上竞选，那是思想最激动人心、最风光红火的年代。任何问题都是众说纷纭。一方面是这么活跃的思想，一方面是这么陈旧的课程。所以大学四年中我经常逃课，基本上是呆在图书馆里，《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读了好几遍。当时有几种杂志，《未定稿》、《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每期我都看，伴随了我整个大学生活，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营养，再有就是古典小说。我在读大学之前，没有看过一本古典小说，父亲认为那都是封资修。
父亲让我读的就是《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书，如果说我身上有一点英雄主义的基因，是从这里来的。父母还让我看的是民间故事，苗族、蒙古族、格鲁吉亚民间故事等等，里面讲的就是善良，中学开始看《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典文化，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我都是空白。所以大量接触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上大学以后。尤其是西方古典小说，当时可以说是“恶补”。当时的文化基调还是理想主义、权威人格、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读到自由主义的学理，但很难培养出自由主义的人生姿态。
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就是社会生活。过去我在同龄人中一直出类拔萃，就是进了大学，没我什么事了，只能看热闹，同学们大都比我年龄大。当然，在为人处事方面，老三届的实用主义，不择手段，功利色彩，也至今历历在目。
本系的课我不太听。但中文系和历史系各有一门课深深地抓住了我。历史系有一门美国外交史，讲课的是50年代留洋回来的一个女教授，姓冯。听说一辈子没有结婚。她那种风度至今想起来仍然是我的楷模。她从来不用讲稿，要说的都在心里，讲出来全是活的。她讲门罗主义、门户开放，那些东西本来与我感兴趣的东西没什么关系，我对美国外交问题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位老师引起来的。她讲的具体内容也许我都忘记了，但她唤起的对知识的兴趣，却使我终生受益。她从不为难学生，没作业，你们爱听就听，不来也行，但她的课总是坐得满满的，让大家听得十分会心。她特别端庄，特别矜持，下了课，我都不敢去问她。但对她印象特别深。
第二门抓住我的课是中文系张老师的俄罗斯文学。有个中文系的朋友告诉我，这门课挺好听的。我去听了一次，马上被抓住，从此一课不拉。他第一课讲俄罗斯文学的美感。他很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先用俄语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我一句也听不懂，却真的有一种醉心的感觉。他那种节奏，那样陶醉，似乎语言的美感一定要这样传递。我一下子就被击中，决定这门课一定要听下去。他的课完全没有俗旧的东西，他是真正有自己的见解，很轻松自如地传递给你。
如果没有这两个老师，我就没有办法建立对大学老师的尊敬。后来我当了老师，我就用这两个例子，告诉学生，什么是好老师，我希望成为这样的老师。其实，这两个老师完全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但就是他们，促使我毕业分配时选择了教师的职业。
本文选自《洗礼岁月》，徐晓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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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X橙雨伞｜
“擦边女”罪该万死，看擦边的人却悄悄隐身
这两天狗头萝莉在微博上的一段视频自述，让“擦边”到底是不是罪，又一次在网上掀起热议。
作为一名网红主播，狗头萝莉平时服装打扮都比较性感，不少网友都认为她属于靠贩卖色情挣钱的“网黄”，所以当她讲述自己被亲生父亲猥亵、被电子厂组长性侵、被平台剥削欺骗、被前男友偷露私密视频上传网络、找律师跟前男友打官司反被性侵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讽与谩骂。
狗头萝莉在近期微博中透露出轻生意愿，引发广泛关注。
即使在狗头萝莉表露出轻生倾向的视频下，还是有很多人在评论“她搞这套也不是第一次了”“可她就是擦边女啊”“她自己愿意自轻自贱”“怎么天下倒霉事都让你遇到了”“一听就是编的”……把狗头萝莉的疼痛过往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擦边”成了其原罪，她之前上传的性感照片则张张都是她“咎由自取”的铁证。这让我不禁好奇，擦边到底是多大的罪过，使得人们可以如此坦然地向绝望的受害者丢石头，比性骚扰、性侵未成年、强奸、嫖娼……还重吗？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不聊狗头萝莉个人，就单说说这“擦边罪”。
面对擦边，舆论众说纷纭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比起知道“什么是擦边”，我更早了解到的是“什么会被判定为擦边”。
因为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我们都可以在各种图片、视频下看到有人出警鉴擦边：吐舌头，擦边；穿丝袜，擦边；衣着紧身，擦边；跳舞摇摆，擦边……
而不同的人对“擦边”标准和界限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其好似皇帝的新衣，有些人看得见有些人看不见。当万事万物都可以被判定为“擦边”时，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擦边”是否真的存在。
图 / 微博
认为“擦边”这项指控的存在并非没有道理的人们，通常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擦边确实存在，而且无处不在；另一派认为“性感”不等于“擦边”，但具有目的性的色情贩卖当然是擦边。
前者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无论什么视频下面都会有“大师”言简意赅地留下“擦边”两字，然后一副“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的模样，任旁人如何支持、反驳、辱骂，这条评论都不会再多说半个字。
这种擦边判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我们一般称之为淫者见淫，想必在真空宇宙里擦边爱好者们也能找到犯擦边罪的人。
而后者的相关讨论，相对来说就有意思得多，且在微博上很为常见。这些网友认为，判断这些图频信息是否意在擦边，首先要看对方拿不拿这个挣钱。
图 / 小红书
如果对方是靠“卖弄姿色”，故意打色情擦边球吸引流量，然后借此变现，那就算擦边。不仅不能给关注，而且要与之割席。因为“擦边女”已经成为很多人用来攻击女性的武器，如果女性自己不从内部消灭这部分贩卖色情的擦边女，那会有更多女性因此等污名受辱，丧失“性感”的权利。
也就是说，女人可以性感，但不能“买卖”性感。
持这种观点的朋友们，有些还对“买卖”以及“擦边”的关系有着“更深”的见解。比如“买卖”不一定非是金钱交易，为了博得他人关注而搔首弄姿也是擦边。因为性感应该是发自于本心，愉悦自己的，而非迎合他人凝视，投其所好的。
所以像狗头萝莉这种自述从来没卖过“擦边”图包，但希望通过秀身材换来更多喜爱和关注，并且坦然承认自己“媚男”的女性，在ta们眼里属于自主自愿选择了“擦边”，同时犯了“荡妇罪”和“媚男罪”，不值得任何正义与理解。
某微博男大V评狗头萝莉事件。
但说到这里，谁在看擦边？谁在为擦边消费？谁拥有鉴擦边的权力？以及，谁在制造“边”？……这些都被忽视了。
擦边的本质是厌女
性的双重标准，在“擦边”这件事上十分明显。经常上网的朋友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被评鉴“擦边”的当事人都是女性。
远一点，看看舞台上的明星：同是唱跳表演，男明星脱衣服、挺胯、舔手指就是“天生爱豆”，女明星这么做就会被指责荡妇野鸡带坏粉丝。就连“吐舌头”这样简单的动作，男明星做是可爱帅气很活泼，女明星做就是矫情做作性暗示。
近一点，看看我们身边：男人乳头激凸、打赤膊、露啤酒肚都没人说其不检点；而女生只是没有乳贴之外再贴乳贴，内裤之外再套安全裤，就能被打成野鸡。
就连那些靠所谓擦边挣钱的男女们，人们的态度也会依据其性别大不相同。不得不说，“鉴擦边”这个动作实际上带有鲜明性别指向的权力彰显。毕竟不爱看“擦边”，怎么能知道什么算“擦边”呢？
仔细想想，在日常网上冲浪中这样的场景是不是随处可见：女主播用吸管喝水，男人在弹幕嗷嗷；与“性”毫不相关的课堂，也有人在意淫女老师／嘉宾；翻红的女演员或者歌手，她们的身材和长相总是热门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审判者通过凝视和想象，将女性看作愉悦自身的物品，根据自身的欲望将其举动变形和性化，并且借由网络的保护汇聚成众，在彼此的支持和鼓励下大肆输出，形成气候。
三人成虎，咬定用吸管、吃香蕉、穿紧身衣、吐舌头等行为就是在诱惑勾引他们的人多了，这些行为便真有了色情的暗示，“擦边”也成了有意为之的罪过。
图 / 抖音
当事人在这里毫无主动权，擦边与否根本不由她们说的算。审判者们通过鉴别擦边，或者鉴别其她什么绿茶、娼妓……重复确认着女性的客体位置，预设女性是依附和臣服于男性的“第二性”，其生存法则就是千方百计吸引和讨好男性，满足男性的主体欲望。
“擦边罪”的荒诞性和厌女本质也由此可见一斑。
而部分受其蛊惑，以为审判她人就能拥有权力的女性，则是通过内化和践行男权逻辑成为了其巩固统治的助力，除了“你一女的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这样的荡妇羞辱，便是以姐妹之名行厌女之实的媚男指控，常见话术为“你怎么能迎合男人的审美”“男人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吗”“救不了自甘堕落的人”……
这些说法和立场怎么变，本质都是一个逻辑，也都只有一个目的：规训和审判女性，让辱骂和审判女性变得“合理”。
如何破除“擦边”迷障？
在我看来，所谓的“擦边”根本就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为了侮辱、排斥女性被制造出来的厌女产物。那些自以为公正客观的“审判”，也只是让女性无时无刻不处于被审判和凝视的环境之中，自我省视、相互攻讦的手段罢了。
这么前后一分析，女性反抗“擦边审判”的突破口也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在看清“擦边”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不再赋予审判者鉴别我们是否擦边的权力，让这项罪名失效。
在博主@蟹珍珍whale 发出的这条投稿下，高赞评论表示，“女的少去鉴擦边咯”“女性少用男的创造出来对女性不友善的词”。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姐妹这么做了，她们会自己发图发视频然后配文“擦边”，也会在别的博主的评论区下留言“擦边我爱看”，调侃和消解这个词原本暗含的厌女意义。当人们不再在乎这些罪名，那“罪名”就不会产生“惩罚”，其规训和离间女性的意义自然会消失。
还有一种方法则是减少使用“擦边”这样的词汇，不仅我们自己不主动用，看到身边人用也提个醒，警惕其凝视和审判的意涵。毕竟污名化女性的词汇已经这么多，实在不用上赶着制造和传播这些看似去毒无害，其实随时会复辟的厌女表达。
毕竟，只要罪名编织完毕，受害者只会源源不断。正如擦边一般，只要这项罪名始终成立，那么任何人，尤其是任何女性，都可能是受害者。
图 / 小红书
生而为女，这个性别有太多罪状，一个人头顶可能有七八顶帽子，所以在过去，我们常常能观察到：不少人为了避免自我价值的贬损，会选择与那些有污名的女性划清关系，并且声称“我不厌女，我就是讨厌不洁身自好的人”。
而这正是男权的统治逻辑，将女性群体无限拆解和划分，让她们彼此之间相互指认。各自为战的散沙掀不起风浪，男权统治继续千秋万岁。而顺应男权逻辑，加入审判行列的女性也并不能因“有功”获得赦免——没有人知道下一场审判是什么主题，受审人会不会是你。
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这一点，紧紧抱住了每一个可能被厌女洪流卷席离散的伙伴。在狗头萝莉的遭遇还在被反复质疑是杜撰炒作时，她们就已经开始支持和声援她说“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身后有我们”“该付出代价的不是你”……
她们清楚，指责受害者罪有应得只是为了转移施暴者的罪过。只要这种手段可以屡屡得逞，那它就会永远运转存在：靠献祭受害者换施暴者长生。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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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魏春亮答问：夫妇后悔送养女儿寻女30年终团圆，如何看待此事？
四川夫妇因经济困难无力抚养孩子，便将女儿送养，
后悔后寻女30年终于认亲团圆，如何看待此事？
@搜狐新闻：2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节，四川广安的毛先生、蒲女士夫妇赶到了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参加视频认亲，终于见到了分别30年的亲生女儿。30年前，毛先生夫妇俩在上海打工，生下女儿“小毛毛”后，因经济困难无力抚养孩子，于是送给了上海一个家庭抚养，但第二天就后悔了，从此开始长达30年的寻女之路……去年7月，绵阳市公安局“胡祥雨工作室”通过努力，成功找到夫妇俩的女儿杨女士，并在胡祥雨长达半年的劝解开导后，杨女士终于同意和亲生父母——毛先生夫妻相认。2月5日下午3点，视频认亲会举行，一家人30年的分别，终于在今年元宵节画上团圆的句号。
相关阅读：光明网｜元宵节 他们见到失散30年的女儿“小毛毛”
以下是知乎网友 @魏春亮 对于这一新闻的评论：
昨天，一则内容为“夫妇后悔送养女儿寻女30年，元宵节终于认亲团圆”的新闻，在微博上被热议。
简单点说，就是30年前，毛先生夫妇在上海生下女儿“小毛毛”，因无力抚养，将孩子送给上海一个家庭。但第二天，两人就后悔了，于是开始了30年的寻女之路。
而就在2月5日元宵节当天，通过绵阳刑侦民警帮助，终于通过远程视频见到了女儿。新闻标题都是“失悔寻女30年，元宵节终于认亲团圆”，满满的正能量。
可仔细看完整个报道，我一点正能量都没感受到，我只觉得恶心。
先说这对夫妻。
看到这个新闻，就有网友说，盲猜有个儿子，而仔细一看确实有。1992年生下“小毛毛”时，他们已经有一个4岁的儿子，她属于超生。“那会穷，交不起罚款”，于是，把女孩送人。
多么熟悉的剧情，我在想，如果先生了女孩“小毛毛”，再生个儿子，罚款能交得起吗？还会把男孩送人吗？
他们听了工地上一些好心人（第一次见这样的“好心人”）的建议，把女儿送给别人抚养，但送人后第二天就后悔了。
他们就去收养人家里讨要孩子，但对方不承认孩子是她们的。再后来，对方搬离了住处，于是他们就失去了女儿的消息。
这就奇怪了，第二天就后悔，且都跑到收养人家里了，又怎么会失去孩子的消息？难道女儿的养父母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怎么会要不回自己的孩子？撒泼、打滚，给钱、报警，既然那么爱孩子，有毅力30年寻女，就不能守着养父母家不走？怎么就会失去了女儿的消息呢？
按照母亲蒲女士的说法，随着日渐年迈，两人懊悔之心和思女之情愈发浓烈，于是就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
我不理解的是，既然错已铸成，就应该心甘情愿受着良心的谴责。如果真的爱女儿，让她继续过着正常平静的生活不好吗？为什么要去无端打扰？难道自己的心安理得，比女儿的幸福更重要？不是丢失，不是被拐卖，是遗弃，这种情况下认亲，除了往女儿心头上插刀，还能弥补什么？
有网友说“我先送人，别人养好了，我再要回来，一分钱不花，有人给我养老嘿嘿”，难道说想吸女儿的血，才是真正的原因？
再说帮忙寻亲的警方。
这对夫妻联系的，是专门帮助失散家庭寻亲的绵阳市公安局胡祥雨工作室。在此次寻亲中，这个工作室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辛苦帮忙寻亲，还要做思想工作。
胡祥雨说，由于杨女士（就是被送人的“小毛毛”）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不愿配合警方工作，还把他的电话拉黑了。后来，“胡祥雨通过近半年的劝导，杨女士同意与亲生父母相认”。
新闻里这句轻飘飘的话，真的太让人窒息了。半年的劝导，说明这个女孩根本就不想认亲生父母。别说半年，如果有一个人连续一周因为同一件事不停联系我，我也会崩溃。所谓劝导了半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骚扰了半年？是不是杨女士不堪其扰，又得罪不起警察，最后只能自认倒霉？
在新闻视频少的可怜的镜头中，杨女士一脸冷漠，明显没有认亲的开心。是不是又侧面证明了她的被迫无奈？
所以，在这件事情中，劝导被送人的孩子认亲，真的是警察必须要做的事情吗？警察要做的，难道不是去治这对夫妻的遗弃罪 吗？
再说报道此事的新闻媒体。
“红星视频”的新闻，标题是“夫妇后悔送养女儿寻女30年，元宵节终于认亲团圆”，内文里写道：“2月5日下午3点，视频认亲会举行，一家人30年的分别，终于在今年元宵节画上团圆的句号… ”而相关视频还配了背景音乐《漫天星辰不及你 》，十分煽情，明摆着朝着正能量新闻的方向可劲用力。
而“封面新闻、河南新闻广播”的详细文字报道，只采访了毛先生和蒲女士夫妻，以及帮忙寻亲的胡祥雨。3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那对夫妻的一面之词。是不是把女儿卖了，都去了养父母家为何又失去了女儿的消息，都是人家说什么记者写什么。连帮忙寻亲的警察都有机会说句话，但被送养的女孩，除了给出了一张冷漠的脸，从头到尾都是沉默的。
她之前为何不愿认亲，后来为何又愿意了，她怎么看待自己的被送养，如何把看待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么多年又是怎么过的，被找到又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在媒体的报道中，统统看不到。估计媒体们也没想着要去报这些，为了制造出一种正能量的感动氛围，被送养的女孩必须沦为失语的背景板。
这是在寻亲事件之外，对她的二次伤害。
纵观整个事件，这对父母收获了一个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成年人女儿，帮忙寻亲的警察收获了赞誉和名声，报道此事的媒体收获了热度和流量。
只有被送养的女孩，及其养父母，受到了暴击。平静的生活被打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去了，这样的影响和伤害可能会伴随终生。要知道，养父母可能压根就没告诉女儿她不是亲生的。
新闻里说，“2月5日下午3点，视频认亲会举行。蒲女士她们计划等几天就去上海，和女儿见面。”事情还没结束，被送养的女儿杨女士的噩梦，可能才刚刚开始。
心疼这个女孩，愿她不被道德绑架，并愿以后少些这样的正能量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