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经在衡水二中的生活
通过“低进优出”的差异化竞争和公参民的扩张道路，衡水二中在短短数年时间里，从一所不起眼的高中，发展成为衡水市排名第二的超级中学。但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一路质疑。
对此，一位衡水二中的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衡水二中学生的生源本身比衡水中学就差一些，
高考目标却相同，在这个过程里，（对学生和老师的各方面）要求难免会更极端。”
压抑
2023年1月底的一天，宋清在家里刷微博，看到母校“衡水二中”（衡水市第二中学）的名字上了热搜时，她并不意外。热搜的源头是一篇名为《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的长文。写作者自称是衡水二中学生，因为“抑郁问题处于休学阶段”，在文章里，学生列举了衡水二中存在的各种管理问题及其带来的压抑。文章的真伪尚未被证实便从网上消失了，但却切实唤醒了一些人的记忆。宋清是一所“211”高校大三学生，高中在衡水二中就读。读着帖子，高中的过往都一一被唤醒，“原来也有人和我一样曾经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宋清对本刊记者说。
2016年，宋清从河北另一个市的一所重点初中考入衡水二中。她告诉本刊记者，中考完后，对于上哪所高中，她并没有想好。是衡水二中的老师先打来电话，邀请她的父母去学校参观。宋清早就知道这所学校，初中三年，老师、同学们不断提起衡水二中的名字，老师还给他们放过学校的跑操视频，学生们步伐齐整，口号很响，很震撼。
衡水二中创建于1996年，是衡水市直三所省级示范性高中之一。学校打出的口号是“低进优出”，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标衡水中学提出的口号，后者实行军事化统一管理，学生高强度学习，每年能有上百人考上北大清华。一个相比较的事实是，宋清所在的城市，高考人数连续几年6万多人，只有一两名能考上北大清华。不过，衡水中学对学生成绩要求很高，宋清在普通班读书，全班60多个人，只有一个人去了衡水中学。
虽然衡水二中生源质量不如同衡水中学好，但与衡水中学采取类似的管理和教学模式，高考成绩也是让外界服气的——据其官网显示，2014年衡水二中一本上线3690人，全省第一。等到宋清入学的这年，全校文理科600分以上有3145人，一本上线率92.44%。2012年，依托衡水二中而建的衡水志臻中学成立，此后衡水滨湖新区志臻中学、衡水志臻实验中学等又相继建立。在民间，这些学校都被称为“衡水二中系”，全面借鉴衡水二中的教育理念、管理经验和教学成果。
到了学校，宋清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理解衡水二中。之前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跑操，恰恰是她不适应的开始。衡水二中分为东校区、西校区和北校区，宋清在面积最大的东校区，这里容纳了所有的高三学生以及部分高一、高二的学生，宋清觉得，“人特别多”。校区内有三个操场，大操场是标准的400米跑道操场，小操场是200米不到的水泥广场。宋清说，每天跑操时，人与人贴得很近，要想队伍整齐，必须步伐一致，摆臂幅度一致，一旦有错，膝盖后面就会被人踢到，拳头打到前面的同学，不少人鞋子都被踩掉。也不能停下来捡鞋，会影响别的同学，只能光着脚继续跑，跑完之后再捡鞋。一名学生还记得，自己总是出错脚步，连带着前后的同学都被罚着一起在操场练跑步。
校园接待日，来访师生观看跑操。（图片来自衡水二中官网）
因为跑操，在衡水二中的三年，宋清记不清挨了多少批评。印象最深的是高二的一个冬天。一天她起床去跑操。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人挤人，等她跑到宿舍大楼外时，迟到了十几秒。班主任罚她停课三天，还在走廊上写了3000字的检讨，背给老师听。父母也被老师从外地叫来了，“雪下了好几天，路上开车很危险，我当时特别担心我爸妈。”宋清说，被老师“训”了一顿后，宋清的父母没停留又匆忙赶回了家。现在对本刊记者回忆在衡水二中就读时的感受，宋清用了“坐牢”这个字眼。“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是我的问题的话，我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别人都能适应，我感觉这么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似乎又是无助，无解的，“每天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在哭，但是我妈也没有办法。”
“数字化”生存
衡水二中有一张明确的时间作息表，学生们要在早上5：30起床，紧接着跑早操、开班会、早读、吃早饭、上课……一直要到晚上10:10，一天才能结束。在每个细分目录里，又有更为细致的规定。李宇是2015年进入衡水二中学习的。她告诉本刊，起床七分钟内必须要赶到操场，这七分钟内还要穿衣服、洗漱、整理内务，时间很紧。“床单要极其的平整，同时你的枕头、被子要在规定的方向，被子叠起来时要是有棱有角的豆腐块”。除此之外，鞋、盆等所有物品都要放在固定的地方。如果达不到要求，内务被扣分，班主任就会对学生进行惩罚：让他们带着被子去教学楼的走廊，上课的时间叠被子，直到叠到让人满意。
李宇说，即使如此，起床铃不响，人在床上也不能动。在衡水二中，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安排好的，老师也是看着时间来检查学生。一名在一所“衡二系”学校读高二的学生告诉本刊，早饭和晚饭的时间都只有20分钟，到了第18分钟，班主任会守在教室门口，拿着手机在那卡点，时间变了的一瞬间，没进教室的人就要在教室外罚站。这名学生觉得每天穿梭在时间表的自己，像是一台与数字相处的机器，在固定的时间里拼命去完成或被动完成固定的事情。
高一时，教学楼距离食堂很近，李宇从教学楼跑到食堂只需两三分钟，高二换了教学楼后，需要穿过整个操场才能到食堂。为了节省时间，许多学生结对子吃饭，轮流将饭买回教室。每层楼有好几个大垃圾桶，是为了放盛饭的垃圾袋，许多学生会站在垃圾桶旁边吃。李宇说她后来总结吃饭快的经验，就是不把饭嚼烂，直接吞下去，这种习惯被“刻进DNA”一直保持到现在，“我家里边的人可能还没吃到一半，我就已经放下筷子。”
按照学校制定的规则，省出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早上跑完操，大家要在操场上拿出朗读卡进行朗读；下课时间多会拖堂，中午的午休虽然有一小时，但每天都会有“午自助”，一套英语或语文的小试卷，午休前发下来，午休后收上去检查。每天晚上四节晚自习，前三节是考试，不同科目每天轮换，第二天会出成绩，张贴在教室里，成为老师批评和表扬的依据。
“在二中学习生活就像是渡劫，成功了会脱胎换骨。发帖子的这个孩子应该是渡劫失败了。”李文玉曾在衡水二中复读，大学毕业后曾在衡水二中当了8年老师，2021年离开，她告诉本刊，最早到学校，自己也曾无法理解学校很多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但待了几年后，对学校了解多了，也更释怀——尽管有种种弊端，但不可置疑的是，这套模式，给了她和许多像她一样的孩子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李文玉家在衡水市下面的县城。2011年，李文玉高考失败，距离一本差了几十分。她选择复读，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县一中，一个则是衡水二中。李文玉告诉本刊，在她复读前的几年，衡水二中名气并不大，对学生和家长没什么吸引力。但2011年那一年衡水二中的高考成绩让人惊讶，“一本和二本的上线率很高。”当年，媒体的报道也提到，衡水二中“本一、本二上线人数和上线率在全省领先，六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香港中文大学”。
2019年2月26日上午，河北衡水，衡水二中高三年级举行高考励志动员大会。（图 | 视觉中国）
李文玉那时听说，衡水二中之所以能取得好成绩，就是因为“管理严格，把学生的时间利用得相当充分。”在她的印象里，这一年衡水二中就已经打出“低进优出”的口号。2011年，李文玉认识的复读生中，有至少10个人选择了衡水二中。2012年，经过一年的高强度复读，李文玉的成绩超一本线四五十分，入读一所师范类院校，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她觉得是衡水二中帮助她通过高考，走出了一条和父辈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2014年李文玉到衡水二中任教，这时，再提起衡水的学校，“第一是衡水中学，第二就是衡水二中了。”到2017年时，衡水二中的一本上线率已经能达到90%以上。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它的宣传重点开始变为清北的上线人数，“这意味着衡水二中开始去全面对标衡水中学了。”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周边县城甚至外省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个年级就有大几十个班。李文玉说，在她担任老师的这些年，衡水二中的管理愈发精细，比如说，在内务方面，从一开始只是要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到后来对牙膏和毛巾的摆放也有了规范。
“公参民”式扩张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衡二系”和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衡中系”的存在，与早年间生源的跨区域招收有很大关系，“自从上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以来，全国各地县也诞生过很多成绩比较好的学校，各省会为了防止好学生外流，对生源的跨区域流动做了相应的政策控制，河北是没有的。不仅如此，高分学校还会吸引更多的人，省里希望高分学校办得好，自然不对其进行限制，慢慢地，一个地区内均衡的良性的教育生态就被打破了。”
2010年前，河北一些公办学校的发展建设主要依靠“三限生”的收费。所谓“三限生”，即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政策而录取的学生。比如，跨区域读书产生的借读费、因未达分数线而产生的择校费等。但2010年之后，在相关政策下，“三限生”逐渐消失，名校“公参民”（公办中小学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成为河北许多中学扩张的新出路——民办院校向公办院校提供经费，公办院校向民办院校输出经验。储朝晖曾前往河北调研时，就发现不少公办校正在扩大民办校建设。就比如，衡水志臻中学就是衡水二中最早一批公参民的民办院校之一。
李文玉告诉本刊记者，大概从2018年开始，衡水二中又通过“公参民”、合作办学的方式，在河北的其他地域，比如张家口、 邢台清河县、保定，以及河南焦作、平顶山、黑龙江等省外建立其分校，在全国范围内掐尖招生，通过“走出去”办校，衡二系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发展壮大。志臻中学的一名离职老师李青告诉本刊记者，该校的本地生源和外省生源比例大约在3：1。
李青就是在2018年扩招时进入“衡二系”学校志臻中学当老师的。李青记得这一年，“衡二系”一次性招聘了大约100个老师，因为人员缺口大，招聘要求放得很低，“有些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是非师范大学毕业。”在2021年一篇由衡水二中党委书记写的文章里，作者介绍，衡二系利用一套“青蓝工程”的教师培养模式，即针对青年教师采用“以老帮新”的方法，将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和经验缺乏的青年教师结成对子，发挥老教师“传、帮、带”的帮扶作用，以此保证稳定的教学输出。
既要“低进优出”，又要对标衡水中学，衡水二中只能在教学和管理上实行更为严格的标准，以至于在衡水流传着一句话，“衡水中学是监狱，衡水二中是地狱。”传言有夸张的成分，但在现实中，衡水二中师生的压力都有不同程度增强。反映到教学工作上，李青听说，在衡水中学，教研会一周开两次，而在衡水二中，老师们需要每天开一次。
“衡二系”一届有数千个学生，分成三个级部，自上而下有级部主任、学科组长、老师三个层级，“级部主任、教学组长和教师之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量化考核，甚至不止一次。”李青说，每次考试结束后，级部内部都会开一次“推尾会”，排名位于后三分之一的任课老师需要手写检讨，挨个在会上念。除此以外，学校还会根据高一高二的所有考试成绩，给每个初入高三的班级算出一个基准分，然后和高三之后的分数进行对比，以此为依据对老师进行排名。
除了学校的考核，老师也要时刻接受来自家长和学生的审视。“作为一个任课老师，带不好这个班级的成绩，你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就会受到一定影响，一些年轻老师为了拉近和学生的距离，只能牺牲休息时间，主动去辅导学生。” 即便如此，年轻教师还是可能收到来自家长和同学的投诉。李青的同事，一个26岁的年轻老师，就曾因为多次考试中的成绩与其他班差距较大，被家长投诉，学校停了他的课，让其去别的班级观摩教学。
漫长的影响
“学校营造了那种氛围，让人一想到就觉得特别累，除了身体的累，更多的是心累，就是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包围着。”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李青已经从志臻中学离职。他在学校待了四年，直到离职，和隔壁格子间的同事都不太熟悉，“因为我们始终处于一种竞争关系里。”李青说，衡二系的老师离职率一直很高。李青记得，当年，和自己一起进入志臻中学的16个老师，在合同期结束后，离开了14个。
李文玉也在2021年选择离开衡水二中。压力之外，促使她离开的，还有对学生状态的困扰。李文玉说有一年，自己刚接手高三班主任。开学后不久，她随机找到一名班里的学生谈话。那是一名女生，本地人，成绩排在班级的中下游，当听到李文玉问她，“想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时，女孩突然哭了。第二天，女生家长发给李文玉一封长长的微信，质问她“孩子的成绩已经很不理想，为什么还要挖苦和讽刺。”没过几天，这个女生就休学回家，一直到高考结束，再也没有出现在学校。这件事成为李文玉内心的一根刺，“那时候，班里七八十个学生，每年都会有1-2个因为心理脆弱，无法承受压力而离开的。”
在衡水二中学习后，宋清说自己开始厌倦学习。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比如今天要写够50道历史选择题，明天要写够50道地理题，完全没有自主性的感觉。”除此以外，还会因为各种原因受罚，有一次，宋清一边想数学题一边无意识地拧笔盖，班主任发现后，当着全班的面训斥她不好好学习，并让她到教室后面去罚站。“我当时只觉得是我的问题，不会觉得是学校的问题。” 有一次，跑操结束，所有学生都往教学楼里跑，宋清站在人群里，看着走廊上被封着栏杆的窗户，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感觉，“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
尽管最后考上了一所211大学，但宋清说，自己的整个大一时光，一直都处于没有目标，得过且过的痛苦中。而且，因为高中的自我封闭，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知道该如何和别人相处。李宇则不止一次地想过，当时如果选择的不是衡水二中，高中是不是会过得更快乐，但或许自己是不是也考不上现在所在的“985”院校。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老师和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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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座“衡水二中”
周末放假的寄宿学校门外，学生们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图虫创意
“我依靠幻想自己睡在桥洞里入眠。如果不按照既定的模式学习就考不上好大学，从而成为社会游民，我能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睡桥洞。这个结果都能接受的话，其他困难于我而言就都不存在了。”
“衡水二中”的墙，并不能困住人的一生。但总有人用未来十年、二十年整理那片坍塌的废墟。通过多位受访者的口述，我们得以通过不同视角去观察这座名为“衡水模式”的围城，并且记录下它鲜少被提及的另一面。
“一张张成绩单被重重叠叠张贴在窗边，每当有一张新的覆盖上旧的，全班同学都会迅速围过去，大家的心情总是跟着排名起起伏伏。窗外不是风景，是对面墙上一条条鲜红的横幅。上面写着不外乎是类似‘两眼一睁开始竞争’这样打鸡血的句子。”
新闻报道中有关胡鑫宇生前学习生活的描述，勾起了林琳这段不算美好的回忆。不久前，她刚和朋友激烈地讨论过《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一文。
触目惊心的条幅。/图虫创意
林琳是5年前毕业于某西南教育重镇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是衡水模式的亲历者。
她告诉新周刊记者：“我和朋友一直在关注着这两件事，至今我们仍然觉得，那种模式下的生活，称得上是我们共同的创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脱困了。”
近年来，名为“衡水模式”的教育标签看似消亡，实则早已通过各种方式被引入了天南海北大小城市的初高中。似乎可以如此断言，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座乃至多座“衡水二中”。
受升学率、重本率等因素的影响，某市中学自主招生考试现场人山人海。/图虫创意
在林琳的帮助下，新周刊记者联系上了她的老师和同学，并采访了不同地区的校内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师以及衡水二中的毕业生。
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当属于衡水模式下的“反叛者”。有人挣脱了这种模式，有人仍在尽最大努力帮人逃离这种模式的伤害。
通过多位受访者的口述，我们得以通过不同视角去观察这座名为“衡水模式”的围城，并且记录下它鲜少被提及的另一面——围城的墙曾经或正在被墙内墙外的人合力凿破，阳光和自由是可见的。
线、方阵和被“托管”的学生
名为“衡水模式”的教育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如何界定这种模式？
当毕业十年的衡水二中学生高冉回忆起那段岁月，印象最深的仍是被媒体报道最多、大众了解最普遍的晨起和跑操。
当时的心情高冉已经记不清了，隐约感觉是累、睡不饱。天不亮的时候，学生们到达指定跑操地点，高举着手中的知识点小纸条或者单词本、诗词本大声诵读。如果到得早，手臂就会因此异常酸胀。
集合完毕后开始跑操。跑操时的全神贯注，来自一不留神就会“害人害己”的压力。因为人多，跑操是人贴人的，稍微走神踩错一个点就会有踩掉鞋子的风险，而在跑操过程中被踩掉的鞋是不能去捡的。
“那时候跑的操是我这辈子跑得最整齐的。”高冉感叹道。
跑操，是在衡水模式中长大的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高冉毕业五年后，生活在千里之外的林琳步入了高中生活。
作为一个因升学率突出而在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西南教育重镇，本地多所公、私立学校都是衡水模式的受益者。它们通过援引这种模式快速提高了升学率，从而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名校。在名校效应下，除了本地学生，越来越多的外地生源开始聚拢，学位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校的宣传还是家长的叮嘱，都在传递着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对于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围城的学生来说，如果不能在此完成学业，就是一种对自我努力、家庭付出和优质教育的辜负。
“刻进脑海的是分数线。”林琳说，“所有考试都有班级、年级排名，每张排名表上都画着三条线——211线、一本线和本科线。当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能上本科线乃至一本线时，211线就成为了大家争相瞄准的目标。这种单一的量化标准让人格外焦虑。”
为了挤出更多时间复习，外地生和部分本地生都成为了寄宿学校里的“留守儿童”。周末回家不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外地同学大多到过节才会离校。父母也会劝说学生们尽量别回去，把赶路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尽最大努力把分数稳在线内”。
衡水中学。/图虫创意
除了频繁而密集的考试，让她更具象化感知到这种模式的东西是一本英文字帖——衡水体作文范文。
也许真正生活在衡水学校的“高冉们”也未曾想到过，在遥远的南方城市，会有人一遍遍模仿他们的笔迹，直到能够写出圆润得恰到好处的弧度。
无论是就读于衡水模式发源地的高冉，还是从完成了衡水模式本土化的私立中学毕业的林琳，在描述这种教育模式时都用上了“紧张”“量化”“寄宿”“刷题”“打鸡血”这几个词。在她们眼里，这些词汇就是衡水模式的“简介”。
衡水体，是谁首次推出了这样的概念呢？没有人知道。/电商产品图
林琳的老师罗丹告诉新周刊记者：“衡水模式在教育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集约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作为一名执教30余年的教师，罗丹见证了地方中学从通过引进衡水模式谋求初期生存，到逐渐跻身名校的全过程。
据他回忆，学校刚成立不久，就曾分批、分期把老师送到衡水中学考察，而他自己也曾两度被派往石家庄的某学校深入学习。那时，去衡水中学“取经”称得上是基础教育界的潮流，考察者络绎不绝。
他表示：“如果说好处，这种模式规范了学生的行为，让他们专注学习。但严格、量化的管理方式确实让本应充满丰富色彩的高中生活只剩下一种颜色。”
对于注重升学率的学校和老师来说，衡水模式是长时期内应对考试的最优解。通过将时间完全模块化的方式，让自控能力不足的学生集中所有精力来提升高考成绩。看似去个性化的模式，也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
离开“衡水”，人是灵活的
反观学生，是否所有人都必须在这种模式下死守？
“我依靠幻想自己睡在桥洞里入眠。如果不按照既定的模式学习就考不上好大学，从而成为社会游民，我能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睡桥洞。这个结果都能接受的话，其他困难于我而言就都不存在了。”何山用睡桥洞论来消解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
何山放下心结的前提，是预设自己终会坠落。/《玉面情魔》
在衡水模式严格的秩序下，什么时间该看什么科目都被一一规定。曾就读于某市一中的何山，就曾因不按模式化的步调复习被针对。并非优生的他，被要求一定得把不合群的学习习惯纠正过来。
在老师的反复暗示和强调下，何山产生了“想要争取自由，只能拿出成绩；学习模式不被包容，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的极端想法。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何山开始每天熬夜学习。当同寝室的同学都入睡后，他还会借着寝室走廊微弱的灯光背书。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整夜失眠，白天精神恍惚。“在高三的紧张环境里，失眠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第二天无法集中精神学习。如此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饱受折磨的他：决定自救，“首先，我必须活下去。”
那或许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玉面情魔》
一次放学回家途中，他路过一个黑暗、幽邃的地下通道，发现有流浪汉躺在里面。当天晚上，何山再次失眠时，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自己未来和流浪汉们一起睡桥洞的生活场景。
长时间和成绩、老师及自尊心对抗的他，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桥洞，成为了他逃离期待和压力的“庇护所”。
当老师察觉到何山长期的消极后，便渐渐不再关注他。在以成绩来衡量价值的标准里，何山被贴上了“无可救药”的标签，这个分类无疑是可放弃的。
每条分数线上的世界就像容量有限的池子，但鱼也可以选择是否游进池中。何山选择向老师、家长甚至自己彻底证明已放弃入池，以此换回了解脱。
选择不上岸的话，是不是就不会痛苦了？/图虫创意
如果说何山在最后一刻才靠自己挣脱了困境，那么林琳的初中同学邱鲤，则在家人的帮助下早早逃离了这座围城。
最初，邱鲤的父母和多数家长一样，因为期望她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而将她送入了本地最好的私立学校。但他们察觉到，严苛的寄宿管理制度和紧张的学习环境并不能让女儿获得幸福健康的成长。
思虑良久，邱鲤的父母最终选择放弃这种模式。
采访中，邱鲤将自己定义为“幸运的少数人”。摆脱衡水模式的中学后，她出国完成了学业。
邱鲤觉得自己的父母和很多家长最大的差别，就是并不笃信“不吃苦不成材”。这也是她即使进入了衡水模式，也能中途离开的最大原因。
邱鲤拍摄的异国他乡的风景。/受访者供图
“现在我再回顾衡水模式里的经历，发现自己记住的并非苦闷而是希望。”她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从不曾被这种高度秩序化的模式束缚，“我看到课本上遥远的风土人情时，就觉得总有一天会亲临其中。外面的世界让我一直存有期望，我的思想在模式之外。”
在邱鲤大学毕业时，学校规定论文和自主拍摄短片都可以作为毕业设计。很多人选择了可以独立完成的论文，但她决定和别人合作拍摄短片。
“如果按照应试模式的惯性，我大概率会选择论文，就如过去独自做完一张张试卷一样。但我想做更多元的探索，所以最后选择了和同学合作，寻找故事、与人交流碰撞，最后在银幕上呈现出一段有主题的生活。这就是两种教育模式的差异在个体上的体现。”
多少人在离开学校后，还频频梦见考试？/图虫创意
升入高中的林琳，则因为课外兴趣和飘忽在分数线上下的成绩，成为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
衡水模式里，强调集中精力提升成绩的内核，是痛苦的根源。
“我恐惧考试，主要是害怕被看见。如果成绩在线上，我可以获得短时间的平静。如果在线下，就会被老师、家长轮番谈话。在他们的角度，是‘救’我，但我内心充满了抗拒。为什么成绩和兴趣之间，必须牺牲兴趣？”
最后林琳向任课老师罗丹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出于一种信任和寻求帮助的心理，试图寻找一个‘盟友’”。也正是这一次尝试，让林琳得以脱困。一句从老师口中说出的——“爱好，也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本事”，帮她破开了围城的高墙。
随后，罗丹一面约见了她的父母，一面和班主任沟通交流，最终说服了他们。考试结束后一轮轮要求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的谈话场景，终于没再出现过。
衡水模式里的优与忧
高冉在毕业后从事乡村教育方面的工作，对于城乡教育的差距感触颇深。在很多地区，衡水模式依旧是学校和学生能把控未来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希望在那个人生阶段借助外在环境，让自己考上名校的学生；也有完全顺从于模式，被师长推着走的普通人；还有不适应学习环境，想要挣脱束缚的学生。如果因为同情其中一方而完全否定另一方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一种不公。
对于学校坚持的衡水模式，一线教师同样感到矛盾。
一方面，大家看到了这种教育模式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提出了个性化思考和需求。
“当你不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学生，不带任何滤镜去看他们，就会发现每位学生都是优秀的个体。这样，老师就能够朝着保护和发扬不同学生的优势的方向努力。”
但要求老师抛开外在因素，单纯依照人本思想来开展工作，也绝非易事。
当冰冷的成绩数字在量化学生时，学校同样用升学率、尖子生人数等数字来量化老师。学生提出的个性化需求、家长殷切的期盼和学校的教育评价机制等，都让教师时时刻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教师在三方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分裂感如影随形。
教师和学生一样，同样在衡水模式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图虫创意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教师职业心理健康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心理问题是抑郁和焦虑。
而另一份针对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分析也表明，随着教师的教龄增长，其心理健康水平逐步下降，教龄在“20年以上”的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
以上两点在罗丹老师口中也得到了验证。对于教师来说，一方面渴望给学生温暖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学校的雇员。部分青年教师可能会通过心理咨询甚至离职来排遣压力，但中年教师群体却缺乏一个能够有效疏解心理压力的渠道。
罗丹告诉新周刊记者，除了少数名校、优校对老师的心理健康比较重视，可能百分之八十的学校对老师的心理健康都是漠视的。面对巨大的教学压力，很多教师缺乏时间和意识去解决心理问题，只能强行扭曲自己以适应模式中的潜规则。
当老师以守护者的形象出现，解除学生困境、守护学生的人格时，这些中国好教师又该被谁保护？这恐怕将成为抛给社会的问题。
各个年龄段的抑郁检出率和得分发展趋势。
和任课教师一样有着强烈分裂感的，还有校内的心理老师。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学都配备了一位或多位心理老师，也有的学校专门设立了校心理咨询室，而这些心理老师就成了全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卫士。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理老师告诉本刊，比起学校庞大的师生群体，目前大部分中学配备的心理老师远远不够。
任职的短短两年内，她添加了近百位校内短程咨询来访者，以及表现出自杀倾向的“危机”学生。但学生对心理老师的倾诉，大多是有保留的。因为在他们潜意识里，老师和学校是“一伙”的。
“被学生删除拉黑是常事，还有的学生可能来找我几次就突然不来了。因为他们无法完全信任我，对我的教师身份有着强烈的戒备感。”
在她看来，被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关注的厌学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原生家庭、学业压力、校园人际关系等，都可能成为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诱因。要想仅仅靠着断断续续的几次谈话，就让学生“恢复正常”，无异于痴人说梦。
工作第一年，她还会惦记着每个来找过她的学生。随着失去回音的学生越来越多，她内心的无力感也越来越强。
“校领导对心理老师的工作仍缺乏认知，让我们给任课老师做心理知识讲座，以便更好地筛查学生的心理状态。必要时，我们联合班主任开展工作，劝服家长将问题严重的学生接回家休养，或是送去医院精神科治疗。学校希望我是过滤的纱布，其实我只是在做筛子，而不想孩子休学的家长，则希望我的筛孔能再大点。”
学校里配备的心理咨询室。/图虫创意
“衡水模式，注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在衡水模式这种高强度的学习生活中，学生们得挤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间，是大多数高中生结束晚自习后、入睡前难得的空档时间。校外的心理咨询师阿童，常在这期间密集接诊。
阿童观察到，这群来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孩子，往往不愿意家长在侧旁听。显然，他们不想让父母完全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
“孩子害怕面对父母表现出的失望、自责。一些父母会将孩子生病归咎于自己的失职上，并且常常在孩子面前提起，无形中也越发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一个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孩子、一对咄咄逼人的父母和高压的教学模式，是阿童接诊以来最常见的组合。“有时候我帮他们打破了一层墙，很快他们又在心里筑起了另一座高墙。有些影响并不会立刻消失，更多时候，它们伴随一生。”
最亲近的人，有时反而最陌生。/《小欢喜》
“衡水模式，注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罗丹看来，现代基础教育一直在变化和发展。当下，许多青少年依旧被困在传统的衡水模式中，也有他们的父辈还未真正脱困的因素。
这些家长未必是衡水模式盲目的信徒，而是他们仍然生存在这种模式的惯性中。大多数00后、05后的父母在根据他们当年的认知选择教育模式，而非现在子女所处的新形势。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孩子择校，不如说是在为自己择校。
但无论如何，教育的意义终究不是筑起高墙困住学生，而是帮助每个人寻找到属于个人的幸福生活。
时过境迁后，我们如何看待曾经的苦难？/《二十五，二十一》
今年春节，已经在外地成家立业的何山回到老家。当他再路过那条地下通道时，曾经的流浪汉消失不见，只有两大袋臭不可闻的垃圾。
何山和所有路人一样，快速掩鼻走过。离开之前，他仿佛又在垃圾堆里看到了那个必须自我放弃才能获得解脱的十八岁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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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衡水中学，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
“正在系着鞋带的同学，被一脚踹到脸上，只因为他迟到了几分钟”；
“有同学刚下课伸了一下懒腰，被老师叫到教室外蹲了一整节课”；
“冬天跑操不允许穿外套”；
一位自称是衡水二中的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控诉。
单看这些描述，很难分清学生到底是在学校还是在监狱。2023年春节过后没几天，衡水二中的学生抗议事件上了热搜。
衡水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衡水中学，以衡水系中学为代表的那批“超级中学”们，往往以严苛、精细的管理著称。
打骂、体罚、人身限制和精神施压，几乎是它们共同的标志。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精神状况受到很大打击，这次出现舆论事件的衡水二中，曾在2014年出现高三学生连续跳楼事件。
当外界质疑这些学校对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的负面影响之时，超级中学们往往会拿出一张张耀眼的升学榜单作为回应。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它们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农家子弟能上大学，能上好大学。
然而，实情真的是这样吗？
经过数据梳理和专家访谈，我们发现：超级中学的神话不止建立在严格管理，更建立在通过非常规手段，对优秀生源跨区域“掐尖”之上。而在被超级中学抽空的县级中学，更多出身普通的农村子弟在高考的竞技场上从一开始就输了。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牺牲了孩子们的青春，得到的结果却与初衷愈行愈远，或许是时候来梳理一下“超级中学”的问题了。
1. 早期的衡水，曾是“庶民的胜利”
谈超级中学，故事总要从衡水中学说起，而很多人并不清楚的是，衡水中学的故事，其实是个屠龙武士终成恶龙的故事。
因为教育系统中的重点中学制度，90年代初，重点中学尤其是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资源上已经和普通中学拉开了差距，并且还在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抽取县级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农村的高分考生被重点中学挖走，优秀教师也离开乡村去往城镇，离开小城市去往大城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在多年前的评论文章里，把重点中学称为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秀师资的“抽血机”。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已经初显威力[1]。
这种“抽血”表面上出现在城乡、重点和非重点之间，其实质则是依托权力，从上到下的层层汲取。根据前几年的田野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孙凝翔倾向于把这种模式称为“汲取型分层”。
在这个权力体系中，省会中学可以坐拥全省的优秀学生；地级市损失了一部分尖子生，只能加大向下“抽血”的力度；县中更惨，只能在县内“抽血”，由于身处下层，向下抽血也很难弥补损失，只能通过加强管理，向学校内部施压来维持成绩[2]。
而早90年代初期，衡水中学，作为一个坐落在县城的中学，曾是位于这套体制下端的被剥削者。
当时的衡水中学，虽然地处衡水地区行署所在地，但在整个衡水地区的十一个县教学评比中，衡水中学经常处于下游。
一个升学成绩不佳的学校，便如同一个后进的差生，各方面的情况几乎都是一片混乱，老师公然把学校的桌椅、床板拿回家，用木料打制家具；校长开会，学生起哄“散伙吧”，直接一哄而散；甚至还有校外的窃贼跑到学校宿舍里偷床板，搬出校门都没人管[3]。
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决定了衡水中学，乃至中国今天的“超级中学”生态的一位校长——37岁的李金池来到了衡水中学。
李金池到任后，决定对校园进行封闭管理。所有学生一律住校，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
衡水中学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每天从早上5点半出来跑操，到晚上10点10分睡觉，几乎没有时间给学生自由支配。
杨东平告诉《知识分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女生，高中三年为了节省时间睡觉一直都不脱衣服。
量化的奖惩表细致到规定学生的一举一动，上自习课发呆、抬头都要禁止，甚至睡觉能不能穿短裤，也能在校规里找到依据。老师也是量化管理的对象，班级的学习成绩、纪律、宿舍卫生状况都会影响考核进而影响绩效。
“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这是一个钢镚的两个侧面。”这是李金池自己的总结[4]。
三年之后，衡水中学高考升学率便提升3倍，跃居全市11所县重点中学首位。2002年，衡水中学升学率达到创纪录的98%。
利用严格管理，衡水中学一举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学，全国各地高中的人来衡水取经，后来甚至发展成了旅游产业。衡水中学的名额也开始一票难求，市区和各县的尖子生都聚集到了衡水中学。
衡水并不是一个特例。杨东平介绍，早在衡水没出名之前，强调苦学、题海战术的“县中模式”已经在经济不够发达，教育资源不是特别丰富的地区一些中学中开始流行。
一手抓严格管理，让学生苦学，一手吸引优秀学生，于是，便可以取得不错的升学成绩，而升学率又进一步吸引优秀学生，这便是最早的“衡水式”中学们的套路。
回望当年的衡水中学，作为市县级中学其中的一个，招生范围只限于全市30多万人口的衡水中学，相比省会强校绝对是弱势群体。尽管不认同衡水中学的管理模式和思路，但杨东平还是认为，李金池当年带领学校打了“翻身仗”。
作为少数有全国性影响的地方中学，衡水中学无疑成了地方中学对抗省会强校的标杆。尽管管理模式一直饱受批评，但十多年前，对抗省会强校并逐渐取得胜利时，衡水中学在主流媒体上经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几乎是一个寒门子弟勤奋刻苦终获承认的完美的应试教育范本，代表着“庶民的胜利”[5]。
如果时间能够停止在那几年，这么说可能还不算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开始变了味。
2. 超级中学诞生
那是在本世纪初，中国的GDP仍徘徊在两位数左右的时期，所有的行业都在飞速发展，成为标杆没几年的衡水中学却发现，它遭遇了瓶颈，涨不动了。
这是因为，决定学生成绩的部分因素是生源质量，而衡水的招生范围是有限度的。
根据2012年《南方周末》的报道，衡水中学原来的招生范围仅限（衡水）全市，多数学生都来自于市区桃城区（原来衡水县级市），衡水中学已经将这些学生的潜能最大程度挖掘了。一位河北教育界人士认为“衡水中学能考上十几个清华北大，已经到了极限[6]。”
衡水中学在招生上已经算是很有办法了。早在2004年，河北邢台各县高中就反映，衡水中学每年中考前给老师放假，通过关系了解到本地尖子的姓名，然后挨家挨户家访。承诺不看中考成绩录取，年年都能招走20来个[7]。
但这还不够与另外一些开了金手指一般的省会名校竞争。那些学校拥有面向全省招生的政策支持，在招生方面还有很多特权。
湖北宜昌的一位校长曾在2012年的《中国教育报》的采访中抱怨，“每年，我们很多尖子生被华师一附中和武汉外国语学校等省示范学校挖走了。有的学校春节一过，就在我们这些县市办起培训班，搜罗尖子生。”
湖北省曾推出一个“飞翔计划”，所有省级示范高中要拿出50个招生名额到农村初中招收农村户口并在农村读满3年的学生。“这个计划本来是基于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低，而把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的一种办法，但实际上给省示范中学增加了一个明目张胆地在全省范围内挖尖子生的由头[8]。”
这种特权自然是政府和学校利益交换的结果。政府为学校提供特殊招生政策，学校如果成为名校，不仅能带来升学率、一本率等等绩效和择校费、学区房涨价等经济收益，而且，名校本身的席位就是拉关系的好工具。
身处地级市的衡水中学，尽管有当地政府撑腰，在全省在招生竞争中还是只够分一杯羹。但在制造垄断的竞争中，不前进，很有可能就要倒退。
一项基于两所精英大学2007-2013入学数据的研究显示，如果把高中分为三类，两所大学生源数量排名前10％的高中为第一类高中，中间50%的为第二类，后40%为第三类，第一类高中70%都在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县中的比例一直没有超过5%。
更可怕的是，在这7年里两极化越来越明显，第一第二类高中入学精英大学的学生有所增加，第三类高中入学精英大学的人数却下降近三成[9]。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高中教育阶段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有关，在高考升学这一单一目标下，每一级学校都要通过集中资源来壮大自己，而这些资源——优秀的学生与老师，几乎只能通过剥夺下层学校的资源换来。强者恒强与制造垄断成了游戏的规则，马太效应由此显现。
不出几年，衡水中学壮大自己的资源就来了。
杨东平的一篇论文指出，2013年，衡水中学和房地产公司河北泰华锦业共同出资，成立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也叫衡水中学南校区。尽管一个是民办校一个是公立校，但两校几乎是一体的。
公办学校在招生规模和范围上都有限制，衡水一中建立后，衡水中学可以借民办之名做公办做不到的事情，面向全省招生。早在1999年，衡水还建立过民办的滏阳中学，主要招收外地学生和复读生，不过相比后来建立的衡水一中规模有限[10]。
2015年左右，衡水中学每年级招生1000余人，但衡水一中招了3200人[11]。三个年级加上复读班，整个衡中成为了万人规模的超级大校。加上旧有的滏阳中学，几所学校构成了衡水系超级中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在接受《今日教育》专访时表示，“超级高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违规办学。公办高中举办民办学校，然后以民办学校的名义跨省、跨地区抢生源，按照民办方式进行收费和扩大招生规模。这种公办民办不分的办学本身是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12]。”
背后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2013年两会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向中学校长下达招生、升学指标，完不成任务的“一票否决”[13]。
超级中学的时代开始了。
3. 超级中学攻陷全国，甚至衡水也被迫更卷了
本来衡水中学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学校，衡水一中建立后，借助民办高中全省招生的政策加上巨大的办学规模，衡水成为了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在河北各地“掐尖”，全省优秀的学生和教师资源都被衡水吸取。至此，衡水中学告别了“县中”，成为超级中学。
衡水系中学把聚集资源、制造垄断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孙凝翔告诉《知识分子》，衡水相当长时间里，能把整个省所有地区的中考前十名甚至更多全部抽走。这在湖南、浙江的省会强校不可想象，一是拿不到如此政策，二是没有这种规模。
据《第一财经》报道，河北沧州中考570分以上的高分生持续多年被大量挖走，现在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远远无法和衡中相比。这无疑加剧了省内学生向衡水系中学流动的动力，让衡水之外的市县教育处于成绩下降-学生流失恶性循环。尽管河北已经明文禁止违规外地招生，但仍然屡禁不止[14]。
掐尖带来了无意义的竞争，高考录取是看排名，优秀学生原本分布在各个学校，同样能上好大学。现在都集中在超级中学里，其他学校想不衰退就只能另想办法，无论是加大投入、外地挖人甚至送学生出外借读。竞争的门槛越来越高，整个教育环境都变得内卷了。
衡水系超级中学无节制的汲取，带来了整个河北地区的“军备竞赛”。为了弥补“抽血”的损失，维持地方教育的表现，河北各地都开始以衡水模式为模板进行改革，教师与学生的压力都翻了几番。在更卷的环境下，甚至那些坐拥资源省会强校也不得不加强管理力度。杨东平告诉《知识分子》，衡水模式兴起后，河北省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了很多。
甚至衡水中学也被迫更卷了。当生源更弱的衡水二中在2004年按照衡水中学模式进行改革后，管理更严格的衡水二中成了衡水中学多年的对手[15]。
衡水系中学开启的超级中学模式，已经传播到全国。每当超级中学出现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教育生态就被破坏。熊丙奇对《知识分子》表示，超级中学在全国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河南省，河南省实验中学本校和分校师生人数已经接近1万人；江西抚州的临川一中原来也以当地学生为主，但后来也成为万人大校。这些学校出高价在跨地区挖走尖子生，同时收取高达数万元的择校费[16]。
超级中学发展到这个地步，早已不再是一个地方学校对抗省会强校的故事。屠龙勇士变成了恶龙。
杨东平对《知识分子》表示，“我相信最初衡水中学的确有帮助农村子弟的功能，过去完全是靠学生苦读苦学，那个时候学生在考试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强势的学校，可以大量接收现成的高分学生，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4. 兴起的超级中学，衰败的县中
2021年，“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引发热议。
这句话出自衡水中学张同学在综艺上的一次演讲。他说自己出身农村的普通家庭，去城里读书后感受到了巨大的城乡差距，立志要走出去。而在衡中，这里的考生“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拼了命地学，没日没夜地和时间竞赛，就是为了有一个“改命”的机会。
这也是超级中学们一直坚持的“人设“：为普通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提供可以和城市考生竞争的舞台和资本，是一种“公平”。
然而，据《时代周报》报道，那位演讲的张同学高考结束后，坐着学校提供的三轮车走出校门，但没走多远就坐进了自家的轿车。张同学初中时就读的桃城中学，一年仅学费和住宿费需要3.2万元，这价格并不是一般农村家庭可以负担的[17]。
超级中学虽然打着为农村学生提供机会的旗号，但更多的农村学生并没有因此获益。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县镇和农村高中6821所，占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约48%。中国有2800多个县，县镇和农村高中在校生1258.56万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些县镇和农村的中学，是大部分农村普通家庭的选择。
而每一个崛起的超级中学背后，都有一片倒下的县中。在超级中学无节制的汲取下，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县级中学的衰败是无法避免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教授几年前去一所县中调研。这所县中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不出十年，衰败到当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个学校的课桌椅，因为学校的东西都快被偷光了。全县前100名中85名都离开了县里，老师也打不起精神上课。
林小英在调研中发现，留在县里的学生“83%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复杂，父母文化水平低。”相反，县政府的官员的孩子，以及大量中学教师的孩子没几个在县中读书。有些人有资本离场，有些人只能被迫留下。
连对县中的希望也消失了，家长们认为在县中读书是没出息的表现，留下的孩子则因为不出成绩，成了学校和教育局嫌弃的对象。出身普通的农村子弟不仅没有高考竞争力，甚至失去了接受合格高中教育的权利[18]。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广西凤山县，一个21.5万人的县城，在2016年没有一个人考上一本。甚至300多分的本科线，也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能达到。
这些年，这里的优秀教师和学生的流失已是常态。按照中考成绩，每年有大约70名“A+”和200名“A”等级的考生全部离开凤山，即使给钱也留不下。甚至从小学和初中阶段开始，家长就带孩子去其他地方上学，早早成为高考移民[19]。
县中并不是历来都如此衰败。《今日教育》专访中熊丙奇介绍，90年代有所谓的县一中现象。几乎每个县都有一所教学质量不错的一中，每年有几个人能考上北大清华。现在的江苏还维持了这一现象，因为江苏明确禁止出现超级高中，不允许在全省范围内跨地区大规模抢生源。
在《今日教育》专访中，熊丙奇表示，“县中问题的根源是过去十几年来，各地方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升学导向。有的地方为了打造升学名校，纵容当地超级高中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抢生源，由此造成优质的生源都汇聚到少数超级高中，也对县域内的优秀师资产生了虹吸现象，最终导致县域内学校办学面临严重困境。”
5. 县中突围，只能成为小衡水吗？
有些县中还没有认命，它们或多或少在寻找一些走出困境的方法。但最普遍的方法，恐怕还是学衡水。
在河南周口市郸城县的郸城一高，很多来自周口、驻马店、郑州甚至外省的家长把孩子送来这里上学。近些年来，郸城一高创造了县中的高考神话，几乎每年都有三四十名学生考入清北。
根据《财新》报道，神话始于2008年，郸城一高新校长刘成章上任，以衡水中学为模板进行了全面改革。郸城一中的管理模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样精细到每分钟的时间表，紧盯学生的摄像头，严苛纪律。学校的领导甚至公开说一高是“衡水第二”[20]。
郸城过去曾是省级贫困县，郸城一高带来的高考经济和教育政绩，拉近了政府和一高的关系。政府允许郸城一高开设民办分校扩大学生规模，据估算，2019年郸城一中在择校费和补习费上收入已超6000万元[20]。
郸城教育产业还成为了“教育扶贫”政绩的一部分，县每年教育投入占县财政支出的30%以上，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21]。
郸城一高只是众多“小衡水”中突出的一个，复刻这种模式的县中非常普遍。倒是衡水中学这几年经常宣布要反内卷，惹得家长们一阵阵反对。这当然有政策压力和公共形象的考虑，但开启超级中学模式的衡水中学，可能也真的不那么想卷了。
2022年，衡中在五大学科奥赛中获得25金、34银、4铜，金牌数奖牌数均为全国第一。11人保送清北，50人获清北强基计划破格入围资格。和它同列的，是人大附中、成都七中这样的强校。集中大量资源和特权的衡水系超级中学，已经不那么需要拼高考“裸分”了[22]。
故事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县城，凭一套严格的管理方式、对本地生源的垄断以及当地政府的倾力支持建立起一座标杆学校，对抗那些掌握资源和特权的超级中学。不过这次，上层的掠食者更多，从底层能汲取的资源更少了。
只是，看过上一次故事上演的我们，应该知道这次轮回的结局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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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哲,从“一个都不能少”到“个个都能好:河南郸城积极探索高质量办学,《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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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5金、34银、4铜！2022年衡中奥赛硕果累累，再造高峰！,《河北衡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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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联时空｜武汉的老人们终于赢了
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只想为武汉的老人们写一点东西，因为他们终于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而且还是以很平和的方式争取到了。
对于他们所争取的东西，我不加以评价，我只想让大家看到其中一个老人真切的心声。
这是老人的原话，说原定的措施暂缓推出。
可以看出，这些话都是老人真切心声的表达，无法不被打动。
这是另一位老人在群里的原话。
他们都是在冒雨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为了自己的下半生，老人们都来了，很多年轻人则在好奇的打量着。
这是另一处的老人们。
这是昨天网友的感受。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调整。
并且算了这样一笔账，结果是明显的不划算。
当这些老人们在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时，网友们是感到心酸的，当这些老人们终于争取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时，网友们自然是欣慰的。
我始终认为，对老人们晚年的看病这事还是要保证好，毕竟每个人都有生老病痛这事，也都会老去，给老人们充分的保障，就是给中青年一个信心上的保证，让他们知道自己老去后，也会得到同样的照顾。
所以，武汉老人们所争取的，既是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同样也是有益于下一代人的，于是为着这个，我想写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些老人们。
愿我们这一代人老去后，也能为下一代这样争取，爱要传承，保障也要传承。
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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