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外表看，大家很难想象白乙拉会与诗歌发生关系——他是个农民，天天与土地、大粪打交道，晒得又黑又瘦，两腮的皱纹深刻醒目，身上的衣服裤子好像一年也不洗一次，这使他浑身散发出一股酸菜发缸时才会有的独特气味。
我认识白乙拉的时候，他刚出版了一本诗集，呼伦河文联专门为他召开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当天，有记者来采访、电视台录像，虽然白乙拉发言时磕磕巴巴、毫无逻辑，但仍旧风光无限，这让我好生羡慕。
晚宴时，本地作协主席又补充介绍了白乙拉的创作经历，三杯酒下肚后，白乙拉也不再客气，主动把自己的事儿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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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乙拉的老家在科（尔沁）左（翼）中旗，那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镇。1984年，高中毕业的白乙拉无所事事，整天在镇子唯一的一条土路上闲逛。他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看不下去，就通过关系把他介绍到苏木（内蒙古自治区特有的乡级行政区），专门给一个机关食堂管理大棚。
在那时候的东北，塑料大棚绝对是新鲜事物。白乙拉没有种菜经验，但他从书本上学，起早贪黑付诸实践，终于在数九寒冬种出了芹菜、韭菜、油菜等各种蔬菜。这个新闻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白乙拉的媳妇儿也就有了着落。她身子板周正，干活麻利，两条麻花辫油汪汪、香喷喷。
婚后，白嫂也帮着白乙拉种菜，但工资只有一份，几年后，他们有了一双儿女，日子开始过得捉襟见肘。一天，书记蹲在大棚门口耐心地看俩人干了半天活，之后语重心长地问白乙拉：“离咱这800里之外有个呼伦河煤矿，急需各种专业人才，你们两口子种菜技术不错，去那儿发展肯定大有作为。我有一个同学正好在那儿当领导，你去试试不？”
白乙拉心里明镜儿似的——指不定是谁家亲戚看中这片大棚了。但他权衡再三，还是认为外出打拼也是个机会，值得冒险。于是，白乙拉揣着书记亲手写的介绍信来到呼伦河，在书记同学的引荐下，与一位姓于的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权转让合同。老于家有现成的三间土屋和一栋锈迹斑斑的铁制大棚，白乙拉放下行李，立刻开始了改造。
就这样，白乙拉在呼伦河开发出了绿茵茵的一片菜园。到了收获的季节，他起早贪黑地采摘，白嫂蹬上三轮车到菜市场门口摆摊卖菜，夫妻俩齐心协力，家庭收入比过去多了不少。
手头有钱之后，他们给三间土坯房包了一层红砖，又陆续建起了猪圈、驴圈和鸡架。到后来，他们抓住了时机，在大棚另一侧的空地上盖了属于自己的房。
有一天，白嫂从菜市场带回了一张旧报纸，白乙拉无聊时展开看，发现上边刊有诗歌、散文和漫画。他顿时眼睛一亮——他曾在高中时代做过一阵儿作家梦，甚至给《哲理木报》投过稿，可不知怎么回事，文章发表了，署名却不是他的。后来他高考落榜，作家梦也就跟着碎了。
眼下，白乙拉已经不再为生计犯愁，一张小小的报纸点燃了他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他准备重新开始写作。不久之后，白乙拉的第一篇文章就在《呼伦河矿工报》上发表了。当100元稿费拿到手，他激动得语无伦次——要知道，当时矿区正式工一个月的工资才700元左右。
白乙拉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而且相比起早贪黑卖力气，他认为靠写作吃饭更有面子。之后，他又捡了几首得意的小诗投出去，也发表了。诗歌似乎向来只属于某些特定的文化人群，仿佛所有写诗的人，脑袋上都罩着一圈耀眼的光环。而“诗歌”一旦与“菜农”产生联系，那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一位记者嗅到了信息，专程来采访白乙拉，随后他“农民诗人”的事迹就出现在了《通辽日报》上。《内蒙古日报》的记者也随之而来，白乙拉成了自治区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学新星。
呼伦河很小，经过媒体的宣传，“农民诗人”白乙拉很快就出了名。他决心趁热打铁出版一本诗集，因为他觉得，只有出了诗集才是一个诗人成功的标志。为此，白乙拉四处奔走呼号，最后在呼伦河宣传部门和文联的资助下，他的第一本诗集顺利出版。
从此以后，白乙拉不是在创作，就是在创作的路上。用白嫂的话讲，就是“不务正业了”。他的饮酒量在变大。以前他干活累了，只在晚饭时喝一杯解乏，可自打诗集出版后，他迫切地需要更多的创作灵感，于是晚上举杯邀明月，早餐用酒醒酒，到了中午还要用酒催眠——他的很多诗，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2
2012年夏天，白乙拉突然敲开了呼伦河作协主席办公室的门。他头顶热气腾腾，脸上汗渍斑斑，一只裤腿挽到膝盖，两张光脚板穿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虽然在门外特意剐了剐脚底，但仍有黑色的泥污落在洁白的地板砖上。
见到作协的刘主席，他急切地说：“刘主席，你快帮帮我，我家大青和黑毛丢了，快发动人马帮我找找。”刘主席吓了一跳，以为是他的家人走丢了，白乙拉连忙解释：“大青和黑毛是我家的两头驴，昨天半夜我还给它俩填料来的，今早到驴圈一看，两个畜生都不见了。你发动发动作协成员，帮我找驴去。”
基层作协是民间组织，从主席到会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写作对大家来说只是个爱好，与下象棋、跳舞和打麻将没有太大的区别。作协当然没有帮会员找驴的义务，刘主席让白乙拉赶紧报警，可白乙拉说自己已经连续打了十多个报警电话，没人接，所以一来气，就走了十多里地来找刘主席帮忙：“你看咋整啊？要不然你陪我去公安局，给他们施加施加压力？”
这个要求有些离谱，但熟悉白乙拉的人知道，他的性格中就是有一丝天真。他是蒙族人，说话做事直来直往，有些事我们可以一笑而过，他就会特别较真儿。
刘主席推说自己工作脱不开身，果断拒绝了他。从办公室出来，碰了一鼻子灰的白乙拉又一口气跑到公安局，他进门就大喊大叫，说公安局的人不作为，盖这么好的大楼没人办公，不如黄摊子得了。他在大厅里撒泼打滚、胡搅蛮缠，目的只有一个，让公安局赔他两头驴。
后来那两头驴一直没找到，公安局副局长出面赔礼道歉，并亲自开车把白乙拉送回了家。刘主席也登门看望白乙拉，想安慰安慰他。没想到刚一进门，满身疲惫、脸如白纸的白嫂就拉住刘主席的手开始诉苦：“求求你，可别让俺家白乙拉写诗啦！他写起诗来啥活也不干，眼睛整天直勾勾的，嘴里默默叨叨的，快得精神病了。”
原来，在诗集出版后那几年，白乙拉的自信心陡增，他不再满足于在塑料大棚和菜市场之间徘徊，要到广阔的草原上去寻找灵感。丢驴之前，正巧通辽市作协举办了一个文学笔会，白乙拉放下手里的农活欣然前往。五天后他回来，看见自家院门大开，两头驴不知去向，而白嫂已经高烧两天了。
驴丢了，白乙拉仍然没有反省，继续借酒抒发情怀。他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酒，三天两头出去参加文学活动，屋里屋外、炕上炕下的活儿，全落到白嫂一个人的身上。冬天，东北的室外温度降到了零下20度以下，新鲜绿色蔬菜的价格便涨了起来。塑料大棚里的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刚收获这一茬菜，就得马上播种下一茬。每天清晨，白嫂先去潮湿闷热的大棚里摘菜，有时早饭都来不及吃一口，便冒着严寒到菜市场卖菜。驴没丢之前，她还能赶驴车去菜场，驴丢后，她只能骑着一辆散了架的“倒骑驴”（一种三轮车）。
操劳时间长了，即便是铁人也要被压垮。2014年，白嫂再次病倒，这次她不但发起了高烧，双脚也如发面馒头一样肿起来，送医检查，结果显示她双肾囊肿且大部分组织已经坏死。白乙拉这才放下了诗歌。他领着白嫂去通辽、沈阳、北京等各大医院治病，短短3年时间，他们就把卖菜攒下的十几万家底消耗殆尽了。
3
一天，呼伦河文联主席接到了主管文化宣传的副市长打来的电话，对方声音严肃：“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文联主席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自己哪块工作没做好，她忐忑地敲开了副市长办公室的门，问：“您有什么指示？”
“你认识这个人吗？”副市长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文联主席转身一看，白乙拉正坐在那里，一脸的谄笑。文联主席说自己认识白乙拉老师：“他是咱的农民诗人啊！”
副市长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说白乙拉老师是咱呼伦河文学领域的一面旗：“他家里出了大事，文联不知道吗？为啥不管？”
文联主席一头雾水，忙问白乙拉家里出了啥情况，咋不直接跟她说？白乙拉这才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媳妇病了，已经发展成了尿毒症：“这几年到处治病，我们的家底被彻底掏光了。我也是实在没法子，这才找到政府，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现在，我连给媳妇透析的钱都没有了……”
副市长问文联的账上还有钱没有？文联主席一脸无奈，苦笑着说：“文联是啥单位您又不是不知道，全年办公经费还不到4万元，现在账户里一分钱也没有。”
“那怎么办？”副市长问。
文联主席说可以找红十字会帮忙解决困难，副市长如梦初醒，给他们写了个条子，又交代文联主席务必亲自领白乙拉过去：“无论如何帮帮他。农民作家嘛，是咱呼伦河的一面旗呢！”
白乙拉越级反映情况让文联主席很被动，她强掩住内心的不悦，领着他来到红十字会。
没想到，办公的小姑娘一看白乙拉就皱眉毛，说会章有规定，每个困难户最多扶持3000元，白乙拉情况特殊，他们已经捐助过他2次了，一共6000元。文联主席赶紧拿出副市长的批条，小姑娘也不敢怠慢，立即上楼把会长喊了下来。之后，红十字会的领导们临时开会，特事特办，最后又给白乙拉批了3000块钱。
把白乙拉送走后，文联主席给作协刘主席打电话，请他组织呼伦河的作协成员给白乙拉的家属捐款。虽然最后筹集了1万多元，但大家心里都不太舒服——给白嫂捐款本应采取自愿原则，如今上级把捐款当成任务指派下来，味道就全变了。
可白乙拉对此浑然不觉，甚至认为自己没有白找一回市长。因为白嫂病重的消息传到市政协和市人大那里，他又获得了2万多元捐款。此外，每天都和小商小贩打交道的城管大队也为白嫂捐了1万多元。
社会各界献出的爱心帮助白乙拉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时光，他打心底感激这些好心人，一篇篇讴歌党和政府的赞美诗也随之被他创作出来。
4
谁都没想到，债台高筑、急需用钱的白乙拉种菜还是不上心。除了带白嫂去医院，他完全沉浸在了诗歌的创作之中，有时遇到作协组织活动，他扔下菜园子和媳妇，说走就走。
不过时代已经变了，《呼伦河矿工报》和地方文联主编的《作家报》均已停刊，作协成员发表作品的“阵地”都渐渐消失。白乙拉也试过给几个省级报刊投稿，均石沉大海。他四顾茫然，觉得要再创辉煌，就只剩下出书这一条路了。可自费出书并不容易，书号和印刷费用不断上涨，白乙拉再次到呼伦河文联寻求帮助，被拒绝了。
感到灰心沮丧的文学爱好者当然不止白乙拉一个。为了振奋士气、凝聚人心，新上任的呼伦河作协主席老赵在一次聚会上提出了“集资出书”的主意。
那天的饭桌上有12个人，7个是写诗的，白乙拉也在其中。如果把出书的经费均摊，每人出几千元就行。其他人都有工资、退休金，拿钱并不困难，唯独白乙拉经济拮据。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直眼看他。
但白乙拉毫不犹豫地说：“钱你们不用管，我去张罗。”
赵主席说：“算了吧，为了出书犯不上。咱再议。”
白乙拉急了：“不用再议，我回家就张罗钱！”
现场的气氛发生了微妙变化，大家估摸着这事儿八成要因为经费问题而流产。就在这时，一位喝高了的暴发户一拍胸脯，挺身而出：“白乙拉的钱我出了！”
白乙拉像遇到救星一样，赶紧起来给他倒酒，俩人手拉手美美地干了一杯。
经费问题解决了，白乙拉回家赶紧翻出自己的作品，从中挑出了20首比较满意的诗，抄写在稿纸上。晚上，他骑着自行车把手稿送到赵主席的手里，赵主席浏览了一遍，差点哭出来：“白乙拉啊，这都啥年代了，你还拿这些顺口溜应付我。你看这首、还有这首，啊？这都是啥玩意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白乙拉说那首五言绝句非常有艺术价值，因为它是个藏头诗，“不信你竖着念，正是‘呼’、‘伦’、‘郭’、‘勒’这4个字。”
赵主席说他们将要出版的诗集代表了整个呼伦河的文学水平：“你这老干体不是老干体，顺口溜不是顺口溜，把它放进去不是打作协的脸吗？”
白乙拉不服气，可还是回家换了一批诗，但仍旧没通过赵主席的审阅。白乙拉无奈，又给刘主席打去电话，希望他出面说说情。刘主席说自己已经退到“二线”了，不好过问这事儿，委婉地推脱了。白乙拉又给我打电话抱怨：“我是呼伦河的农民诗人，呼伦河作协出版诗集不带我，成何体统？”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大家在作协里混，心里大多都很清楚自己根本算不上什么“作家”“诗人”，顶多是个打酱油的文学爱好者罢了。至于作品好不好、有没有影响力，除了作者本人，根本无人关心，更不存在什么“缺谁不可”的情况。我憋了半天，只能说自己对诗歌创作不了解，对出版诗集这事儿更是一窍不通，让他联系其他人。
白乙拉便真的挨个给作协其他成员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的委屈。最后所有人都不胜其烦，纷纷把他拉进了“黑名单”，连原准备赞助他出书的那个大款也改口了，说最近资金紧张，他自己都不想参加这次出版诗集的活动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白乙拉终于放弃了。
后来，那本《诗歌七人行》诗集还是如期出版了，其中没有白乙拉的名字。呼伦河文联召开新书发布会，诗人们轮流上台讲话，出尽了风头，白乙拉在台下又羞又恼，又怨又恨，从此便和作协的几位领导结下了梁子。
以后的日子，每当赵主席、刘主席在作协微信群里发表公告或作品时，白乙拉总能从字里行间挑出一两个错，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来，并且强调：“这种错误发生在作协主席身上，有损呼伦河文学形象。”如果有人想出来打个圆场，白乙拉便会上纲上线，跟对方纠缠不清。次数多了，刘主席和赵主席便主动退群，呼伦河的作协群就由我代为管理。
渐渐地，大伙儿再组织聚会、采风，都只在私下联系，不带白乙拉了。一方面是怕一言不合闹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安心在家照顾白嫂。白乙拉发现之后，很生气，可又毫无办法，索性也不跟我们来往了。
5
2015年腊月，白嫂终于从没完没了的透析中解脱，白乙拉落了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此时，他们的大女儿已经远嫁，小儿子还在上大学，家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白乙拉再没有心情写诗了。
2016年我开了一家旅行社，“十一”期间，我带领2台大客车前往阿尔山旅游，在96名游客之中，竟然看见了白乙拉。他没想到我是这家旅行社的经理，而我也没想到他还有闲心出来旅游。
那天晚上，在酒精的刺激下，白乙拉披着被子来找我，又聊起了那本《诗歌七人行》：“那本诗集你看了吧，7个人的作品，篇篇都是精品吗？我看有的还不如我写的呢！他啊，不是看不上我的诗，是瞧不起我的人！”时隔几年，白乙拉仍然愤愤不平：“刘主席不给我找驴，赵主席不许我出书，他们狗眼看人低！”
骂够了，白乙拉又跟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他到处找人倾诉，但并没有获得多少同情和支持，情急之下他去了呼和浩特一趟，到内蒙古作协反映情况。领导们热情接待了他，但具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们闪烁其词。此后，白乙拉又两次奔赴呼和浩特，一次是汇报工作，另一次是请求加入内蒙古作协。
他随身带了一只草绿色的军用挎包，里边装着这些年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他小心翼翼地捧出那些报纸和杂志，作协领导仔细翻看了一遍后，就安慰白乙拉不要着急：“加入内蒙古作协得由基层作协推荐，我给您一张表，您回去慢慢填。完事让呼伦河作协领导签字盖章，然后再把表给我邮来。呼伦河到呼市两千多里，您就别三番五次往这跑了。”
白乙拉也不傻，他知道自己成了一个被踢回去的皮球，于是他没填表，也没找人盖章。他动情地问我：“呼伦河作协领导班子里只有你没把我拉黑，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烦我，我真那么令人讨厌吗？”
我想了想，说：“你别气馁，他们还是不理解你。另外，文联内刊取消后，作协没有凝聚力，会员们普遍缺乏创作热情，别说找他们办事了，现在你连人都找不到。”
白乙拉说自己已经泄气了，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就应该老老实实种菜。”
这显然是气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白乙拉。这时，我脑子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不如把作协群群主的位置让给白乙拉，这样我不但能全身而退，还能成全他的一片热忱之心。我立刻跟白乙拉摊牌，恳请他不计前嫌，勇接重担，白乙拉十分惊讶地看着我，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是真心实意请您当群主的，我就是没有权，我要是有权，我请您当作协主席。”
白乙拉脸上的表情逐渐由怀疑转变成了窃喜，他激动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双脚并拢，“啪”的一声，给我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自从做了群主，白乙拉整天整宿泡在作协的微信群里积极发帖，有时还会发号施令、训斥人，俨然把自己当成呼伦河作协的领导人了。
没想到，我的鲁莽行为既成全了白乙拉，也害苦了他。他扑在作协会员群里，甚至无心种菜，蔬菜大棚里的油菜生了虫子，他忘了打药；茄子、西红柿熟透了掉在地里，他没空捡，腐烂的气味飘出很远很远。
一年后，白乙拉的儿子大学毕业回到家，只见大棚杆锈迹斑斑，绿油油的菜地早已消失不见了，别说吃饭了，他在家连一块干爽的不漏雨的床铺都找不到。儿子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可他们家的情况，即便是个瞎子也不愿意嫁过来。
正在父子俩一筹莫展之际，白家的外墙上被人画了一个大圆圈，中间还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不得不说，白乙拉的命太好了。他赶上了拆迁，也因此获得了将近40万的补偿款和一套回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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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有房的白乙拉精神抖擞起来，除了潜心创作诗歌，他还积极“扩群”。
呼伦河这种弹丸之地，喜欢文学的人凤毛麟角，但白乙拉愣是把他的小学同学、老乡甚至菜市场卖干豆腐的小贩都拉进来充数，其中还不乏一些女性，据说全是他的“忠实粉丝”。这些人在群里胡言乱语、乱发广告，每当白乙拉把自己的大作上传到群空间，他们就立即冲出来鼓掌点赞，溢美之词迅速铺满了整个手机屏幕。
作为群主，白乙拉积极组织各种文学聚会，还特地到商场给自己换了一身行头，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文化人。聚会上，那些女粉丝全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还在我的旅行社报名，结伴去全国各地游玩。
2019年夏秋之季，白乙拉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各旗县作协走访交流。第一站是开鲁，当地作协请他吃饭，11人作陪，宴会非常隆重；第二站是科左后旗；第三站是中旗，第四站是扎鲁特旗……回忆起这段经历，白乙拉眉开眼笑：“他们挨个给我敬酒，一口一个‘白老师’。他们对农民诗人、农民作家那是敬重得很。”
外出走访交流，如果不回请也不是那么回事。2020年夏天，白乙拉主动邀请各旗县的文学爱好者来呼伦河采风交流，自己花了不少钱。可无论他怎样折腾，呼伦河作协群的人气还是越来越差——疫情期间，大家都为生计烦恼，文学创作的热情好像在一夜之间被白毛风给刮跑了。
一次，我正在接待游客，白乙拉突然来电话，说他刚从通辽回来，准备陪同两位诗人去呼伦河草原采风：“现在刚下火车，看看你能来陪陪客人不？”
那两位诗人我都认识，但交情不深，我的第一反应是白乙拉需要我开车拉他们去草原玩；第二个感觉是他们吃饭住宿没有人买单。后来，我还是开车拉着他们深入草原腹地，当时天空飘着雪花，天鹅混在一群鸿雁的队伍里准备南迁。两位诗人见此美景非常尽兴，他们在饭桌上激情澎湃，吟诗数首，可买单时非常尴尬——白乙拉没钱了。
最后，那顿饭是诗人的一个本地同学付的款。酒没喝好，俩人连夜坐火车回通辽了。
2022年夏天，我趁疫情平缓的空隙，组织了4次远游，可报名的人寥寥无几。我突然发现，往日喜欢领着女粉丝到处采风的白乙拉已经1年多没联系我了，而且他也不怎么在作协群里发言，至于在各种文学活动上更是不见他的身影，他好像突然在呼伦河消失了。
酒桌上，偶尔有人提起白乙拉，都说他没钱了，“在家眯着呢”。
10月，我帮一个朋友搬家，往小区的垃圾箱里扔垃圾时，突然和白乙拉撞了个满怀。一聊才知道，他和我的朋友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白乙拉热情地请我进屋喝茶，我没有拒绝。
他的家是一套两居室，房间、厨房、卫生间都很小。白乙拉的卧室里一片狼藉，衣服、袜子、鞋子、烟盒、报纸胡乱放在一起，另一间屋子里更是堆满了旧家具和旧电器，上边尽是灰土和包浆。
他告诉我，他的儿子结婚又离婚了，他始终是一个人生活，那几个女粉丝没有一位升级成他的伴侣，究其原因是他的经济基础崩塌了。拆迁补偿款早就被他挥霍没了，他又没有退休金，现在每个月只能靠政府发放的低保生活。有时在家待得无聊，他就在小区里帮居民免费理发，疫情期间出去当志愿者，帮助维持秩序。
他说，这是一个文化人的良知。
“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白乙拉一边感慨一边给我沏茶，又说，“什么诗人啊，作家啊，都是狗屁！只有钱的光环是持久的、永恒的，别的都是浮云。”
我笑而不答。
后记
2023年1月10日，呼伦河文联突然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因为通知不到位，一些会员没能参会并投票，于是在白乙拉管理的作协群里炸了锅。
白乙拉感到非常被动、难堪，他给我发微信诉苦：“你把作协群扔给我，又没给我任何权利，连文联换届这样的大事我都不知道，有人想参加却参加不上，这让我很下不来台。”
白乙拉和我聊了很多，话里话外，他对作协会员们颓废的精神状态表示遗憾，又对文联和作协新任领导班子充满期待。看得出，他对文学创作仍然痴心不改。
（文中人物、地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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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泛起鱼肚白，摊贩的喇叭里传出大声的吆喝，困于梦境的人只翻身换个睡姿，以被掩耳、以枕埋面，好再继续一时半刻清梦。接着，在闹钟准点的叫嚣中，惺忪着睡眼、挣扎着手脚坐起，迎接枕边人熨帖的拥抱和亲吻，然后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洗漱、穿扮，将自己打包扔进拥挤的公交或地铁，开启工作日的一天。
这是我和男友小李的清晨，也是旭日东升时深圳城中村的常态，亦是时代洪流里为生存挣扎的平凡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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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李第一次产生交集是在2014年读高二那会儿。我综合成绩较好，可偏偏对数理分析束手无策，次次下课后围着数学老师。每讲完一题，老师惯会用右手上推眼镜，眼角扫视一圈：“你们理解了吗？”身边同学点头如捣蒜，压根没理解的我，也愣愣地点头附和，生怕露出异议引来一众轻蔑目光。那句口头禅似乎成了我的噩梦，像噬人的蚂蚁，我再也不主动请教老师问题，直接导致周考成绩告急。
我两手托腮为成绩苦恼，刚巧看见前桌小李数学周考试卷上醒目的“135”。小李当时是班长，为人谦逊，我想，他有帮助同学学习的义务，直觉要抓住这根“浮木”，一遇到难题，便厚着脸皮逮住小李。一道题他往往需反复讲解三四遍我才能听懂，他却从未显露过不耐烦，仅有一次，耗时的“辅导”结束后，他大言不惭地说，高二开学以来，他从未做过数学练习册，那些重难点题目，托我的福，他都熟练掌握了——恋爱后，我一时兴起问小李，这句话是夸我不耻下问还是损我？小李冥思了一会，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记得了，也绝对不会说这种话。
遗憾的是，小李虽然曾因我眉目清丽对我心生暗恋，但一心向学且单纯的我未解情思，他也适时将懵懂爱恋埋藏，我俩安然度过高二，最后以分班暂时散场。
转眼已是2019年9月，我开始大四实习，在前台小妹妹的带领下入了“和平精英”的坑，每晚睡觉前得雷打不动“开黑”两三个小时。13号那天晚上，我们连输四把，前台小妹妹见实在带不动我这猪队友，便寻着洗澡的借口无情下线。我人菜瘾大，玩兴正酣，正愁哪去找队友，一个头像“嘣”地跳出来邀请我，我暗自欢腾又可以“抱大腿”，迅速点了同意。
待看清队友后，发现竟然是小李，一股莫名的安全感涌上心头。我让小李冲在前线“钢枪”，自己则放肆地跟在后面“苟分”，但游戏系统可能看不惯我的劣行，要么惩罚我死在“舔包”时分，要么死在“舔包”路上，只剩小李替我追杀对方或被对方反杀。在我这个菜鸡的拖累下，我俩连“鸡屁股”都没摸到过，更遑论“吃鸡”了。一直玩到午夜时分，我才心满意足地下线，还不忘邀约小李“明晚继续”。他正被毕业设计折磨得苦，想借游戏宣泄一番，满口答应。
就这样，我俩成了默契的游戏搭档。不过，我玩游戏的技术基本没怎么进步，实习结束后便不常上线了，但与小李的联系却未减反增。
2020年春节疫情暴发，我大四的下学期无法返校，幸好上学期刚发了篇“SCI”，按照学校规定译成中文后可作为毕业论文，所以我悠闲自在，在家赏花赏树、看过往车辆。签好“三方”的小李也早就忙活好毕业论文初稿，除修改外无事可忙，我俩便每日在微信上聊天解闷，舒缓焦虑。他偶尔也会拎着大包小包吃食骑半小时摩托上门拜访，一如往昔的敦厚拙舌，甚至稍显局促，但他的善良、周至深深吸引着我。
本科毕业前夕，我主动袒露心声表达爱意，小李兴奋得一晚未眠，喋喋不休着他高中时对我那懵懂青涩、自卑怯懦的暗恋，重逢后虽再次萌动喜爱但不敢表露声色，他既期待我知晓他心意，又害怕我明晰后选择疏远。最后，小李激动地应允了我的表白。
自此，我们成为了携手并肩的恋人，续上了当年的缘分。
大学毕业后，我接受了深圳一家商业地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
7月17日，我满怀憧憬地踏入了位于南山的公司总部大楼，有两个人和我同一天入职为管培生。在会议室里等待签劳动合同时，他俩为了打破紧张气氛主动挑起话题，末了还夸我妆容精致、温婉有范儿，让手心冒汗的我变得从容了一些。而后，人事给我们介绍了接下来的安排：先集训1个月，轮岗6个月，最后再定岗。
小李则入职了一家大型建筑国企，也是做管培生。建筑行业最看重实践磨砺，他们在武汉集训半个月后，就会被随机扔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混迹在一个又一个人情复杂的项目中，解决一处又一处棘手的施工问题，以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工长。
7月24日这一天被我在台历上用鲜红的记号笔圈住，因为小李乘坐高铁即将到站深圳。敲下最后一个数字，为一周的工作画上句号，我绕过雨后的湿泞，奔向人群中满眼皆是我的小李，踩着余晖拉长的斜影，我们倾吐半月来的思念，踱步回我租住的公寓。
途遇一个在建楼盘，钢筋混凝柱刚搭成楼体，灰白色水泥墙板隔出方形空洞，呼啦啦地吞噬着四周刮来的风。小李对着它晃了晃下巴，说：“这是我社畜生涯的起点，我会在这里成为一名合格的工长。”
我感到不可思议，指着对面街道比划：“你知道我租住的公寓在哪里嘛？这条街尽头左拐。”
小李难掩激动，转头与我相视而笑。我才发现他微笑时，眉眼如弯月倒挂，予人澄澈之感。
直到现在，小李偶尔还会调侃自己是“天选之子”，全国那么多城市，他却幸运地被分配到深圳，深圳那么多项目，他又幸运地被分配到离我最近的那一个。
距离拉近，我俩迅速进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期。我们一起看梧桐山蛋黄似的日出，赏欢乐海岸色彩斑斓的水母，瞧世界之窗不同国家的屋脊，分别时依依不舍，往往在公寓门口坐下侃谈到夜深。
2
我和小李都生于粤北山区，是村里为数不多凭着高考走出来的大学生，幼年时都饱尝贫穷的滋味。我俩在深圳的生活都比较节省，但又不太一样——小李濡染了父母的勤劳节俭，我则是看透了村里人的好逸恶劳。在老家，年轻时挥霍无度、中年时穷苦拮据、老年时迫于生计拖着残躯劳碌奔波，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爸和我叔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爸在四兄妹中排行老二，25岁和我妈结婚前没有任何存款，他们婚后一年我出生，到我5岁时他俩婚姻破裂，这个家仍一贫如洗。三十而立，我爸看着眼前的光景，决定独自外出打工，留下我和奶奶相依为命，但美其名曰赚钱，实则风花雪月，他从没给家里转过一分钱。
奶奶养了头母猪，一年卖两趟猪崽，一次卖两三千元，靠此维持我们祖孙俩基本的生活开销。我10岁那年，奶奶浇菜时脚底打滑摔伤了腿，却因为我爸偷走了她存折里仅剩的两千元，没钱看病，只能硬挨着度过山区凛冽的冬天。也是在那年，我开始学着隔壁的阿姨挑桶浇菜，帮着瘸腿的奶奶洗衣做饭，恨不能立马长大，包揽所有活计。
奶奶用勤劳、节俭和宠爱庇佑着我安然度过一年又一年，直到我爸再婚、继母又生下一女二儿。再婚再育时我爸仍毫无积蓄，“七口之家”迫着他不得不出外帮人装修、在家辛苦耕作，累出一身血汗也只能勉强喂饱一家人。我作为长女，从高中到大学不敢有丝毫松懈，既为了拿奖学金补贴家里，更为了挣脱贫穷的牢笼。
我叔是奶奶的“老来子”，虽没条件过分溺爱，却也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性子。同村里的大多数青年一样，小叔很早就外出打工，但每年春节归家时都身无分文，过完节外出打工的路费都得奶奶补贴。奶奶摔断腿那年，她困窘到自身难保，我只好将90元压岁钱借给小叔。小叔23岁结婚时，依旧囊空如洗，堂妹出生后的满月礼都没钱办。他生活难以为继时便找奶奶打秋风，而且从不归还。
2019年，在“精准扶贫”的扶持下，我爸拿了4万政府补贴、举了近8万外债，终于建起两层平房。装修钱挤不出来，毛毛装了一楼，我们就搬进新房。
与我家情况不同，小李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独生子，但因小李的爷爷好吃懒做又掌管财政大权，结婚头几年，小李的父母即使忙得昏天黑地，日子依旧捉襟见肘。渐渐地，夫妻俩意识到得自己“藏钱”，叔叔阿姨勤劳朴实，对时令和土地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靠着白天打工、傍晚耕种，凑和着将小李姐弟仨抚养长大。
所以，小李和我一样都觉得，钱财虽身外之物，无需过分看重，但亦需支取有度。
来深圳后，我立下的第一个攒钱目标是“两个月存1万”，好先还上奶奶早先帮我偿还助学贷款的8000元。刚入职时，我每月到手工资8000元，房租2500元，食行约1500元，但即使我刻意不参加任何聚餐、不购买任何非必要物品，每月也只最多能攒下4000元。我申请提取部分公积金后，勉强在入职的第四个月打了1万块到奶奶的账户。
爸爸在知道我找奶奶拿银行账户后，一个劲地打电话让我不要还钱。在他眼中，似乎奶奶出钱给我是理所应当，而我连辩驳的心力都被气没了，只回应了句“肯定要还的”，便沉默以对。
我的第二个攒钱目标是“每月攒3000元”——在之前节约的基础上多挪了1000元出来，用于置办衣服护肤品化妆品等等。可父母接二连三地打电话说他们钱不够用，我只能将每月的存款陆陆续续转回家，半年下来，我依旧一无所有。
小李虽没怎么计划，但是每月除了食宿住行花费个3000外，剩余7000都扎实地存入银行。
3
2020年年尾，我已在集团总部轮岗完毕，面临“定岗”，如果被派到分公司，就意味着我和小李即将“异地”。下班后，我俩牵着手并排坐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南方冬季的风湿冷沁凉，星月黯淡，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茫然，好不容易凑到的完整生活又出现了缺口。
我依偎在小李怀里，自嘲：“刚来深圳置办日常用品时，觉得深圳物价忒高，在被诳着买了500多的床上四件套后，更是觉得深圳这个城市啊，就像一个‘暴发户’，令人不喜。现在对深圳的印象依然如此，却因为你在这里，我竟是无比盼望能留在深圳。”
小李裹紧了我，眼神坚定：“不管你被分到哪里，我都会像跟着你来深圳一样，跟着你去另外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现我喜欢的这个男孩情深不渝，是值得托付一生的良人。这半年来，小李一直尽其所能、不计回报地照顾我——我喜欢喝滚烫的粥，他一有时间就给我煲，再用保温桶装好拎给我；我喜欢吃香辣的零食，他隔段时间就给我“补货”，还叮嘱我不能吃太多；我不喜欢肢体接触，他便只克制地拉拉小手，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激烈和狂热。
2021年1月4日，我刚到工位放下包，带教林姐便走过来，暗暗戳了戳办公室，悄咪告诉我：人力经理正在约谈一位管培生，大概率是在聊“定岗”的事情。
我们这届几十个校招管培生都是冲着深圳来的，大家都不愿意被“下放”，可深圳的岗位只有三四个，僧多粥少。我和林姐不露痕迹地观察着每一位进去的同事，试图从他们推门离开的表情和动作中，解读谁成为了留在这里的“幸运儿”。
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走进那间决定命运的办公室，我小心翼翼地推开磨砂玻璃门。一进门，人力经理便开门见山，说综合我轮岗期间的工作表现和公司的岗位需求，最终决定将我定岗为深圳分公司的薪酬专员，工作地点依旧在集团总部的办公楼，我只需要换个工位。喜悦像烟花般咻咻在心里炸开，我努力维持着表情的平静，假装心无旁骛地聆听人力经理“画饼”，偶尔点点头表示自己没跑神。
回到工位后，我迫不及待地给小李发微信，与他分享喜讯，一旁的同事打趣我“笑没了下巴”。
此番定岗的峰回路转，让我觉得生活本身充满变数，与其留有遗憾，不如珍惜当下。我和小李既然彼此心悦，又难得都在深圳，就应当尽情享受爱恋，不能等异地了再后悔不迭。恰好我租住的公寓租期将满，于是便主动邀约小李同居，如此我们便有更多时间腻在一起，也可以省下一半房租。
没两天，我们就租下了套一室一厅的公寓。1月的最后一天，我俩打扫新住处，搬来旧物件。折腾完后，我们去附近吃了我最喜欢的潮汕牛肉火锅，热气氤氲。
吃饭时，小李说：“我们项目有个同事王哥，平时生活特别节俭，睡在项目板房来省房租，吃也都在饭堂，平时一毛不拔，却经常去夜店和按摩店几千几千地花。”
“王哥也老大不小了吧，他不打算结婚生孩子嘛？以后没有积蓄就会像我爸和小叔一样。”我摇头表示不能理解，举起右手边的单丛茶，啜了几口，说起昨天从奶奶那得来的家丑，“前几天小婶下蹲时下得太狠了，屁股嘣一声，疼痛不已，着急忙慌地找我奶借了500元去医院看病。简直不敢相信，都这年代了，我小叔，一个30多岁的大男人，妻子看病的几百块都拿不出！”
小李听着我讲话，碗底厚的镜片都挡不住诧异的眼神，但下一瞬，他立马信誓旦旦道：“我们以后肯定可以靠自己生活得很好，我计划3年存30万，为未来打好经济基础。”
为了给我安全感，小李开始掰着手指头郑重地细数未来结婚的花销：买车首付5万（暂时攒不够房子首付），彩礼10万，宴席10万，剩余5万留着应急。25万被他精打细算，让我再一次确认了我俩对未来的规划极其相似——车房两无，父母要养老，我们着实没有放肆的资本。
我们开始合计新的攒钱目标。工作的头半年我虽攒下了一两万，但都漏给父母补贴家用，小李加上奖金攒下了小4万。考虑到我向来办事细致，我们最终决定，同居后由我掌管“财政大权”，在保证生活品质的前提下，一起慢慢填充“小金库”。为此，我特地下了个记账软件来记录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努力控制不必要的花销。
小李是家中幺子，但我是长女，弟弟妹妹还在读书，我忐忑提议，我这边每月拨出2000元存入支付宝，算是为父母建的单独账户，等到家里实在急需时再转给他们。小李有些纠结，但最终同意了——与其像无底洞一样一直混着从属于我们的“小金库”里给父母拿钱，倒不如每月定额转入固定的账户，严格把控支出。
4
记账软件记录下的第一笔支出是搭乘公交车的费用——2元。
我们住在一起的次日就是工作日，我的上班动线也变更了。我打开地图导航，选择了用时最短的公交直达路线。提着小李煮好的鸡蛋到达公交站时，要乘坐的19路也恰好到站，前后门瞬时就堆成人山人海。我着实无法跨越他们挤上车，无奈寄希望于十几分钟后的下一辆，未料想等来的车，后车厢虽寥无几人，但等候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斗士，不等车停便贴着车门缓行，车一停立马加速往上冲。我没见过这阵势，也没那不要命的狠劲，乖巧地守在外围，最终以迟到扣款终结了这兵荒马乱的公交车争夺战。
之后，我自觉减去20分钟懒觉时间，和小李一起挤地铁。地铁口前大家会文明地排成一溜长队，失控仅是上地铁前短暂的一会儿推搡，所幸身后有小李护着我，挤地铁也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早高峰结束，我和小李各自投入到繁琐的工作中，偶尔在微信上吐槽一下。分公司的福利很少，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朝九晚六执行准确，周末双休。我从小被奶奶捧在手心，煮饭烧菜的本事没学到一二，之前每天下班前我会提前点个外卖来解决晚餐，公寓附近的麻辣香锅、麻辣烫、麦当劳、小龙虾都被我点了个遍。小李在公司负责暖通条线的施工和技术管理，也是朝九晚六，但经常加班至晚上8点，周日单休。项目有雇煮饭阿姨，做两餐，一人每月500元伙食费。这样周六我就点外卖，周末等小李下厨或者外出觅食。
同居第一个月，我们合计收入18000元左右，房租水电3500、吃饭3500、护肤品500，杂七杂八500，加上转给我父母2000，结余8000。算下来也不多，但“积跬步以至千里”，等到小李季度奖金发放，我们还能多存3000元到“小金库”，小李又拿着部分存款购买基金，投资赚点小钱。
半年后，我们的存款如愿达到了六位数。可福兮祸所依，这半年来，我的身体时常“抗议”，小病小痛不断。先是3月份每晚八九点钟准时拜访的头晕呕吐，实在熬不住了，小李陪我去急诊挂号，我们辗转了耳鼻喉科、心内科、神经内科3个科室，历经颈部B超、心脏彩超、头部CT，才被最终确诊为“特殊表现型偏头痛”，医生建议我健康饮食、规律作息。
调养一段时间后，头晕消停了，却开始拉肚子。挂了消化内科的号，吃了两天药依旧不见好。复诊医生通过吹气试验，检出我体内有幽门螺旋杆菌，用上了“四联疗法”，我才彻底摆脱了肠胃炎。
我以为即将柳暗花明的时候，更为恐怖的尿路感染找上来了。大半年里，几乎所有周末我和小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小李愁得没办法，几次在医院按错电梯下行键。
回家路上，我常无精打采，背靠公交座后椅，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感觉什么也抓不住。唯有耳边小李的懊恼极其清晰：“怎么在我的照顾下反而经常生病了呢？看来前几天不应该允许你吃辣条和薯片！”他那阵仗俨然似开批斗大会，把我近期光顾过的“垃圾食品”枚举一遍。
好在看病有医保，公司另外为我们买的商业险可报销门诊费的90%，我们的攒钱进程幸运地未受丝毫影响。
一个周末傍晚，我同家人进行每周一次的视频，一不小心说漏嘴，奶奶趁机教育我：“不能老是贪凉吃冰，不能老是吃外卖，更不能老是吃没有营养的零嘴。”爸爸说他以前在县城餐饮店帮厨时，餐饮店用的是“死肉”、烂菜叶、地沟油，餐饮业利薄，要盈利只能从成本上计较；妈妈则开玩笑要从现在开始培养妹妹的厨艺，起码不能像我，连自己都喂不饱，惹一身病痛。
我硬着头皮连连点头，使劲找话题岔开，祥和收线。一直旁观的小李摸了摸我的头，遗憾表示：未来几个月辣味零食、冰激凌、外卖都和我无缘了，他和项目地煮饭阿姨打了招呼，每月多交300元餐费，晚上多做一份我的饭菜——可恶的是，阿姨竟欣然答应了。
小李还捏着嗓子，学着阿姨的口吻转述：“之前看你女朋友太瘦了，后面要多给她打包点肉……”我“哎呀”一声扑到小李怀里，贴着他的额头，满脸委屈地询问有没有通融空间。小李假装认真思考了一会，然后无情、果断地拒绝了我。
从此，我痛失点外卖的权利，下班后只能乖乖等着小李投喂，接着选一部高分电影开2倍速，每次趁小李不注意时抢夺碗中的素菜。吃完，小李会一脸满足地在我耳边嘟囔“到遛女朋友的时间啦”，拉着不十分情愿的我去楼下散步。每每此时，沉浸在电影情绪中的我会追问小李各种问题，譬如，《何以为家》里赞恩贫困潦倒的父母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触不可及》里拥有一切的菲利普为什么要玩跳伞导致残疾？
夜晚的深圳城中村最是热闹，汽车的笛鸣、摊贩的叫卖、小孩的嬉闹，抚慰着异乡人的愁善之感。
不常点外卖后，我明显感觉到身体状况好了许多，不再需要光顾医院，也不再被领导批评老请病假。工作一年后，公司给我涨薪了15%（但因绩效计算方式变化，实际到手并没有增加，甚至低了一丢丢），算下来每月我们能多省下1500元充入“小金库”。
这样下去，到2021年年底，我们的存款便能到16万，算是超额完成了一年半的目标。
5
我刚刚消停了一会儿，生活就继续把我俩打得措手不及。
7月21日，小李父亲开打田机翻地时，右脚意外卡进了高速旋转的刀片中，小腿被挖了个洞，伤可见骨。小李母亲在一旁锄草，吓出一身冷汗，手忙脚乱地拨打120叫救护车。附近几个田里的老乡马上赶去帮忙，合力把小李父亲抬到了救护车旁。经过清创、拍片后，小李父亲被诊断为右腿腿骨粉碎性骨折，虽然进行了复位植钉固定手术，但术后伤口发炎一直低烧。
小李第一时间请假回家，晚上得空和我语音时，声音低沉：“我爸手术后问的第一句话是打田机开回家了没，气得我不知说啥好”“很早就让他们不要种地了，毕竟年纪大了，可他们就是不听”“现在我妈还想边做医院的临时清洁工，边照顾我爸，我和我姐都不同意，现下肯定照顾好爸爸最重要”……我静静听着，偶尔宽慰几句，担心小李家里人不舍得花钱，于是让小李给家里转了2万元。
挂断电话后，我想我们目前并未计划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我们这一代只想为自己而活，不敢也不愿为下一代忍受生活的摧残，所以既不能理解传统的生育观，也不能理解父母长辈的愚勤。他们或是像我爸妈，生育二女二子，操劳大半生也只是能让儿女吃饱穿暖而已；或是像小李父母，抚养二女一子，土里刨食一辈子只为了给儿子建房娶妻。
一周后，小李无奈地回到工作岗位，为了追赶请假时落下的进度，经常加班到凌晨。我这边因为发薪节点临近，也常常需要加班到晚10点。
8月10日，我凌晨3点结束工作，合上电脑离开工位，刚走到办公楼下，就看到在霓虹里静静伫立等待的小李，我旋即挥舞着手臂直直撞入他怀里。还没来得及撒娇，肚子先“咕噜噜”叫唤了起来。小李气得说我“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又变魔术似的递给我一份汤饺。就着南山的繁华林立、流光溢彩，我大口吞咽下一颗颗圆滚滚的饺子，热乎劲顺着食道弥散至全身心。
频繁加班，我的尿路感染又复发了。9月8日，我刚完成算薪工作，下班前最后几分钟开始隐隐不适，待我6点半赶到医院时，已经有了血尿。小李赶来陪护，挂号、检查、缴费、取药，将我安置到输液室输液后，还去附近打包来玉米猪肉馅饺子。
吃饭间隙，我向小李抱怨我们新入职的经理“不作为”，拖了算薪启动节点，搞得我和另外一位薪酬同事天天加班。小李那边也“不遑多让”，他的前上司留下一堆烂摊子，现在他既要完成本职工作，还得给上司擦屁股。
我们彼此都皱成一张包子脸，可想到“3年存30万”的目标，便互相打气。
爸爸追着我打来好多通电话，大意是：我们家前两年建房子向姑姑、二伯和叔叔借的近8万元，姑姑家打算在县城买房子，首付还差几万，我们要还钱了；二伯家的孙子确诊了罕见病，亟需筹措住院费；小叔家的女儿瞒着父母考了“专升本”，一年学费好几万。
我爸妈挣的钱糊住嘴都勉强，遑论还债。我和小李商议后，隔三差五转钱让父母还债，合计转了6万4。如此，我们的“小金库”就被掏得只剩下10万左右，离目标又远了一大截。
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虑，一是觉得自己家拖累了小李，二是工作上也不顺——2021年年底，地产行业进入寒冬，像我们这种依附于地产输血的商业地产公司，要么节衣缩食要么被出售。公司起初大幅裁员，办公室气氛紧绷如弦，和人事经理多对视两眼都让人心慌。两周后，一位同事刷到总公司拟出售一子公司给某国企的新闻，瞬间人心惶惶，少部分人选择另谋高就，大部分人安然被划入该子公司旗下，等待着被收购。我选择了做大多数，春节后，我们会搬至新的办公楼，正式成为某国企的子公司。
小李很淡然，他说“选择了你，等于选择了你的家庭”，“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在你的身后”。他说得我一愣一愣的，心中大石放下，安静地盖好棉被沉入梦乡。
上学时，春节意味着收入；工作后，春节意味着支出。2022年春节假期前几周，我俩基本都泡在网上给对方家人购买新年礼物，还去银行取了1万红票票装红包，加起来花掉了我们全部的年终奖。
1月30日，我俩乘大巴返乡，粤北山区盘绕曲折的公路、葱郁密实的阔叶林、错落有致的民房……熟悉的景致涮洗掉了返乡人一年的疲惫，却阻隔不掉三姑六婆的评头论足：“一个211本科毕业生不考研考公着实可惜了，你看你小妹在县城做公务员就挺好，工作稳定又离家近”“你长得好看，书读得也好，怎么还是找了个农村人？看人家某某找了个富二代，开着几十万的豪车回娘家”“小李家那边交通挺不方便的，以后能有什么发展呀”……我假装玩手机，不管他们的叨叨，然后抓准时机迅速溜走。
当然，假期还是十分潇洒的，睡至日头高起，偶尔分担下家务活，聊聊天、逗逗猫，一周倏忽而过。大年初六，我和小李再次踏入阴冷咸湿的鹏城，开始新一年的打拼。小李的项目接近尾声，我搬到了新的办公地点，一切悄然变动，但我们的“小金库”却固守在10万元。
6
正在我们计划着新一年每月存9500元时，深圳的疫情匆匆而来，我们在城中村的出租屋中一封就是小半个月。
3月13日，我如往常一样在家刷《如懿传》，等候小李投喂，微信突然“叮叮叮”响个不停。我疑惑地摸过手机，立马弹出公寓群未读消息“999+”。我一键置顶，挤到眼前的是拓着鲜红社区章的疫情隔离文件——从明天起隔离，解封时间未定。
“抢菜！”我第一时间跑向家附近的生鲜超市，货架已经空空如也。我急忙打语音给小李，一边哽咽一边努力描述我们现下的处境，小李却一腔淡定。
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我们去村里的超市补充厨具，买米买菜，正式开启隔离生活。小李从小只身在县城求学，早已操练了一身厨艺，每天换着花样做菜，可乐鸡翅、三鲜饺子、豉汁排骨、油炸鸡腿……工作被撂到一边，我们只偶尔上线一下，也算“偷得浮生半月闲”。隔离期间因为自己开火，我们省下1000多元的餐饮费用，使得3月结余升至10500元。
隔离结束后，一切步入正轨。小李的项目即将竣工，为赶工期，他经常加班到深夜，我的晚饭又一次没了着落，只能重启外卖生活。
4月上旬，许是因为连日加班，小李在竣工调试的紧要关头，下班骑电动车时，本想把挂在车头妨碍视线的伞拨开，却没注意到前面的小坑，一头扎了进去，直接右手和膝盖着地，膝盖擦掉了碗口大的皮。他一回家，我就迫着他去医院，急诊医生说问题不大，伤口较浅且没有伤到骨头，回家用碘伏消毒、洗澡时多清洗伤口即可。
我以为这小伤口将养几天就会痊愈，但3天后小李的膝盖不仅没有结痂，甚至有红肿感染的迹象，一测体温，还有点低烧。
我吓坏了，赶紧陪着他挂了外伤的号。一进诊室，医生就问我们伤口是不是碰水了？我俩满腹疑惑，说我们按照了之前急诊医生的建议，每天认真清洗伤口。医生一脸凝重，说膝盖伤本来就难愈合，走动间会拉扯到，碰了水就更难愈合，红肿说明已经出现了感染。他建议小李接下来一周尽量不要走动，每天去“社康”换药，如果再不见好转可能得清创。
回来后，小李还想去工作：“项目现在处于关键阶段，我怎么能在这时候掉链子！”
我特别生气，质问道：“是身体重要还是工作重要？你要是上班的话，上下班就得走动，如果伤口没养好，后面要做手术可咋办？”
小李扛不住我担忧的神色，乖乖向项目经理请了一周居家办公假，主动包揽了整个项目的文书工作，从此开始了睁眼办公、等外卖上门，除上厕所就是去“社康”换药的“废柴”生活。
他养了一周，红肿消了一些，但伤口还在流脓。我焦虑到半夜才睡着，又领着他去更专业的三甲医院挂号。三甲的医生连连叹气，担忧清创手术会导致更大更深的伤口，犹豫着让小李先换药再观察3天。我俩听到不用清创后瞬间松了口气，但这口气在换药室又提了起来——老道的护士姐姐先发制人，二话不说拿着镊子把小李伤口上的软痂整片揭下，疼得小李浑身绷紧，不断发出“嘶嘶”声，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胆颤。
大概看我们被吓到了，护士姐姐娴熟地消毒换药，安抚我们：“上面的软痂是坏死的肉芽，得揭掉才能长新的，之前比这更严重的伤口我都处理过，不用担心哈，疼一下就过去了。”
之后3天，伤口一天比一天好转，再去医院，医生直接断言不再需要清创，再休养一周就好。
等到小李膝盖处的擦伤再次结痂，折磨我俩近1个月的意外终于翻篇儿。但小李的社保没交在深圳，看病只能自掏腰包，去了三趟医院，花费近1000，去“社康”换药又是1000，小李居家办公期间午饭点外卖增加支出800，我偶尔请事假，工资减去了1000。
故2022年4月末，我们的“小金库”只增加了5500元，总额116000元。
7
眼瞧着离攒钱两年就差2个月了，估计我们连存到15万都勉强。我翻来覆去地盘记账软件，发现疫情期间花销最少，主要原因是小李做饭。
我想着，要不也动手烧菜？可一想到那腻乎乎的厨房油污便退却了。直到5月我有天下班到家，才想起自己忘了点外卖，只好关上房门外出觅食。晃悠到一家装潢亮眼的小馆，三两落座的宾客谈笑嗦面，两臂宽的隔间里厨师翻炒不停。我寻了个靠近后厨的空位落座，刚拿起桌上些许脏污的菜单，就闻到一股挥之不去的恶臭。当我判断出这股异味源自厨房后，便快步走出了餐馆。
站在路边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我瞥见斜对面招牌精致的日料店，海报令我食指大动。一刻钟后，精美的寿司已被脱袋拆盒，整齐摆放在家里的餐桌上，我挤好酱料戴上手套，大口吞下一整个玉子烧，来不及细嚼便“哇”一声吐了出来——馊了。
折腾了半天，啥也没吃上，小李回来后心疼不已，进厨房下了碗青菜鸡蛋面给我，吃完熨帖不已。动手烧菜的念头再次冒了出来，我果断向小李提议，自己做晚饭既营养放心又能减少支出，小李当然同意，唯一的问题是他现在换了项目，通勤时间1个半小时，回到出租屋得到晚7点半，就算煮饭再利索，我们也得折腾到8点多才能吃上饭。
于是我豪气地毛遂自荐：“我来！”
下厨要不停试错、反复实践才能掌握一点点窍门——在不同的生鲜超市连续几次买到变质的肉后，我开始去知名连锁超市购买肉蔬；在首次尝试熬粥太稀再次尝试太稠之后，我渐渐摸到了最佳水米比例为1:5；在尝了各色蔬菜和瘦肉熬成粥的花式味道后，我们还是最爱瘦肉加生菜……哪怕是一个简单的青菜瘦肉粥，我也耗费了5个工作日晚上才做明白。小李荣升试菜员，评价跌宕起伏——从一言难尽到赞赏有加到麻木无感。
万事开头难，有小李这个大厨在，我挺快就掌握了青菜汤、蒜蓉排骨、豆皮蒸腊味这3道家常菜，之后便轮换着煮，偶尔小李早下班换口味。
我计划着，到年底，我们的存款理论上应该能到19万。
世事无常坏陂复。2022年仲夏，粤北山区老家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瓢泼不停，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拖网，网走了漫山遍野的果子，而这些果子是乡里经济支柱。
那几周里，爸妈的朋友圈每天都是对时年不利的哀言叹语，他们还自我勉励：“暴雨成灾，李子压闷（压坏），挺住，肩上的担还重。”
我和小李深知父母不易，临近开学，我从为父母建的单独账户里转出1万6，交给爸妈支付弟妹的学费，之后，每每家中有紧急大额支出时，我们也会担起一大半，算下来，大约从“小金库”挤出了1万。
少时深觉父母花钱无度，家中才会如此拮据，等我自己出了社会，才发现赚钱并非易事。没有学历和技术傍身，父母把我们姐弟拉扯大，尽量让我们吃饱穿暖，已耗尽心力。生活磕绊，意外常驻，足以剥走他们挣来的薄钱，正所谓“谷高三倍价，人到十分穷”。
十月秋风起，我们的基金却返“绿”了——小李成了被割的“韭菜”。
10月25日，洗完澡后，我百无聊赖地刷抖音，上一秒还欢喜在撩猫逗狗中，下一秒便失落在财经博主基金血亏200万中。我猛然一怔——小李手中的12万全都购买了基金——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出卧室问小李基金盈亏。
小李倒完水顺手递给我，掏出手机，趁着打开APP的间隙，给我做心理铺垫：“没事，亏了一部分，我们不卖就不会被割韭菜。”
但当我得知所谓“亏了一部分”是2万多时，那不曾筑起的心理堤坝瞬时溃塌，忍不住埋怨：“我们得存3个月才能弥补这次的亏损，宝贝，我们不买基金了好不好呀？风险投资其实和赌博没两样，但我们承受不起损失……”
我喋喋不休一通后，小李肉眼可见地低沉了起来。他解释自己也没想到会亏这么多，只是想尽力让存款能跑赢每年6%的通胀。最终我俩达成一致——等投进去的12万回本后立马套现离场，届时匀出3、4万进行中风险投资，其余就存定期或者投资其他稳健型理财产品——然而直到现在，基金仍旧死水微澜。
所幸，小李今年年终奖有3万多，算抵掉亏空，还让“小金库”金额见涨。现在，我俩毕业已然2年半，存款才堪堪19万，离30万的目标还有些距离，但这一路走来，我俩早已不再焦虑。共同努力后，我们得了勠力同心之乐趣：移动WiFi代替有线宽带，可以省下一半网费，但也不会抠到用临期商品代替食品和药品；我们会拒绝高档奢侈品，但也舍得花几百买一捧花，偶尔看一场电影、吃一次火锅、买一件衣服。
开始攒钱后，我们有了计划未来的底气，虽然仅19万存款尚不足以支撑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小家，但也足够应对骤起的些许风浪。
当然，相比于左支右绌地达成30万这个数字，我俩更希望所爱之人拥有康健的体魄、简单的确幸和热爱的勇气。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