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离婚、抑郁后，52岁阿姨骑自行车环游世界
这是离自由最近的时刻
当我们想象一个五十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
但在李冬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
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
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八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她骑过三个大洲，十五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十七万张照片。
李冬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
一
五十岁女人的公路故事
李冬菊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她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她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
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戴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
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她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一千一百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冬菊52岁，她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
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她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骑友，希望能带带她。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她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冬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
她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四五千元，李冬菊一千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
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她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她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QQ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
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冬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汇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她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一千多元办好四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
开往南宁的火车，这是李冬菊第一次离开家乡郑州
虽然稀里糊涂地，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她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她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她说，“你滚吧”。
滚去哪呢？握在手里是部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冬菊拿着五万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比带画，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她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她送回了国内。
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地离开，不过十天。但李冬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像毒品一样，尝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
于是她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她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钉在电脑前，一天十几个小时地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儿子怕她孤单，送给她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犀利。她把犀利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冬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她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呆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
在国内最远的一次，李冬菊带着犀利从郑州骑到了北极村
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冬菊花两个多月游览了欧洲六国，年中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年底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
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她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地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她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她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
危险也总在发生。她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舍，心里觉得不对劲，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
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晚，她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她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她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她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她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冬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
复活节时，李冬菊收到两颗当地人送来的复活节蛋
说起这些故事，她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冬菊珍视它们，那几乎是她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二
下岗、离婚、抑郁
而李冬菊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四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
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人三四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两倍。那时她评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一百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二十多元。
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又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三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
年轻时的李冬菊
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冬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
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四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冬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
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冬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冬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
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冬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她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冬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她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她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
那段时间，她每天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话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人都躲着她。儿子见她“眼睛都直了”，把她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
医生给她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冬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她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她坐立难安。
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冬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她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她回去复诊，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
但最后她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她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16年出国，她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冬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她”。
如今的李冬菊
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冬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回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她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
从她52岁第一次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她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她要出发。
三
在行动中确立主体性
在李冬菊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敏。李冬菊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她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李冬菊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
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
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七十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上，他们就又出发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哪都疼。
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去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冬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呀。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车呢？”
李冬菊被问倒了。她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她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天开始，她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
在青海湖遇到不少徒步的人
上路就得花钱。过去她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她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她不愿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她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
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都推给她干，她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享乐，要在这自找苦吃。可哭完她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
在那儿做了三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一千八，都被她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她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灰机”，李冬菊笑得合不拢嘴。
退休金每月三千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她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她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她能吃两顿。
在丽江打工时，上班路上经常看见雪山，她每天都会拍一张
她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她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的她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她手中夹起。她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
她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她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一百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她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冬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冬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她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她喊“hello!”给她加油。中途她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她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她一根充电线。她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
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她的臂膀，拓展她的野心。如今她已经64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她。等疫情逐渐稳定，她计划开启自己的环华骑行之旅，为了再一次看到更蓝的海水、更绿的草原，和更广阔的世界。
斯里兰卡的海水
今年，她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她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她眼前时，她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
作者 铃铛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李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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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门、不上班、不社交，中国最隐蔽的90万人
百度的“家里蹲”贴吧等网络群组中。
对外展示此前完全封锁的内心世界。
责编：倪楚娇
我是从2014年开始茧居的，8年来，一直跟84岁的爷爷一起居住，白天睡觉，夜里起来。如果不是接受你的采访，我已经有三年没跟除了家人以外的人说话了。
从毕业到彻底茧居的两年，是我从白领彻底变成了底层的两年。
2012年从大专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动画公司做三维设计，但打了1年半的工，才拿了半年的钱，同事之间太卷了，我卷不过他们，就主动辞职了。
第二份工作，是平面设计，公司搬了新地址，通勤很远，我又辞职了。
后来大半年面试都被拒绝，我就在家里蹲了1年。其实我当时准备着学英语出国，我继父是个美国的退役老兵，我母亲打算跟我一起签证出国。但我妈妈签证通过了，我却被拒绝，而她就马上飞去了美国。
后来，我干过房产中介，又做过外卖员，做了2个月，一天150块，但在那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不好的风气，吃喝嫖赌，我觉得这样不行，就离开了。
人生落得不能再低了，与其这样，不如在家里。
最开始宅家，我靠着在网上卖steam皮肤挣了10几万。我拿着这些钱去炒股，正好撞上股灾，赔了8万多，剩下的钱买了一台最顶配的电脑。我当时就想靠游戏和炒股挣钱。
我跟社会，就像跟平行世界一样，和我没什么关系。现在，偶尔会因为要买烟出门，其他时间不出门。我会感觉别人看我的眼神都是很轻蔑的，感觉都要欺负我，在这个社会我能搞得过哪个？爷爷觉得我不学无术，所以我才日夜颠倒，不想和他说话。
这几年我会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事情，现在还像活在20年前，始终没有走出来。那些事情还历历在目，不然我不会跟你讲得那么清楚。
我小时候，父母离婚，我妈在外头打拼，到小学5、6年级，我才见到我妈，我却喊她阿姨。
我小学、初中开始遭受霸凌，被一个不良少年陷害，失去了学籍，我家里人没有为我做任何的辩护和抗争，从小教我忍气吞声，隐忍。
电影《少年的你》讲述的同样是校园霸凌
我的成绩很好，特别喜欢理科，因为数学不会背叛我。我想考个好高中，大学，读研究生，做科研，想做科学家。但无奈，这一开始就把我毁掉了，小镇做题家的路线我走不通。
我想我的性格转变就在这里，是我的心结。之后遇见事情，我都是躲避的心态，害怕不是我的事情，要我背锅。
现在我母亲去了美国，每隔几个星期会给我打视频电话，每次都会吵架。她给我发照片说：“这里有大房子，这是你的房间。”名义上什么都是我的，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到最后还是自己一个人。有一次，我心脏疼，自己半夜到急诊室看病，抽血时，护士她说怎么大半夜一个人来？十大孤独症，第10就是自己来做手术。
我有时候觉得，我死了，或许连送殡仪馆的人都没有。我知道自己成为弃儿了。无数次的努力，都化作报应，还不如躺下来。我这都不叫躺平，叫躺尸了。
这几年，我忘事很快，记忆力衰退，我还秃顶了，所以我平常只能剃光头。我有喜欢的人，可那个人不喜欢我。男人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我基本上都遇到了。
前一段时间，我过30岁生日，男人嘛，我就想给自己一个礼物，我花了10万块买了一块表。那次是我唯一买过的奢侈品。那一个生日晚上，我跟爷爷大眼瞪小眼，我看着我的电脑，吃着泡面过的。
我喜欢听俄罗斯的歌，有一首《美妙的远方》，“绚丽灿烂的前景令人心驰神往，我像儿时一样雀跃欢呼，啊最美好的远方，可不要对我冷酷，哪怕是漫长的路……”我每次听这歌就会哭。前段时间还看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我觉得完全就像在写我自己，莫名其妙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我曾经看过心理医生，但别人能帮助你什么呢？改变不了结构性的环境，我不如拿钱去吃一顿好的。被逼到山穷水尽的绝境，背负了太多的悲凉，我早已无力承担支离破碎的人生。你能采访我，我就不在乎名声，我希望别人不要经历我这样的遭遇。
我现在很想有一份工作，如果给我工作，我可以干活干到死，但我的身体的原因，我做不了比如外卖那种需要强体力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工作规矩太多，很多毛病别人看不惯，所以好矛盾。
我是从2018年开始呆在家里，到现在都没有出过门，一直在家里做副业。我有两个孩子，妻子在外面有工作，也是一个临时工。我常常整个人很慌张，很焦虑，对未来，都比较悲观，最困难是孩子教育。
我开始茧居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受挫。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电子商务，做外呼中心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打电话销售，最高的职位是做部门经理，手下管30、40人。
当时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单位在走下坡路，后来果然我就被裁员了。这行已经是夕阳业务，我也尝试过转行，但是没人愿意要我。
正好到2016、2017年自媒体开始崛起，我因为一直很喜欢体育、游戏之类的，就开始了写小说和文案的副业工作，也就此开始了茧居。
前两年，疫情还没开始，我偶尔需要出去买菜。楼里有几个万事通，他们会问来问去的，“大小伙子，天天在家里窝着，不用工作吗”，一个楼道17层，我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人，我就像个异类。
可能就是一句普通的招呼，我就很难受，点下头，甚至直接忽略。有一次因为戴着口罩，一个阿姨把我认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开始跟我讲我自己的八卦，“你知道那个几楼的谁谁谁……”
豆瓣“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的帖子，每天不断更新着群友的求助信息
我最低迷的时候，经常在豆瓣“家里蹲”小组潜水，加了各种各样的家里蹲、茧居族、隐蔽青年的群，最多的群有200、300人，我特别emo的时候，就想找有没有人跟我有相似的经历。我希望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到解决的态度，事实证明，这很有限。
很多茧居族都是破罐子破摔，“我可能找不到对象”，“我可能要一直啃老”，哪怕他们拥有一定的技能，甚至他们所在的城市都是一线的城市了。
我不怎么在群里聊天，但大家常常会在里面吐苦水，消极是会传染的，到最后都变成了买药群，推荐哪个安眠药好、抗躁药好。
我很感激我的妻子和爸妈，虽然他们觉得不妥，但他们会觉得我不要着急，会劝导我，希望我不要钻牛角尖。我特别感恩他们。
“一个楼道17层，我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人”
我有研究日本的茧居族和中国的茧居族，发现在中国，做茧居族其实需要家人能给你一个住的地方，有一套房，或者能继承家里的房子，在中国做茧居族还是比较困难的。
日本历史上“消失的30年”，平成废物，是因为他们的物质水平很便利，能茧居，也有对应的服务，可以送餐上门。但对于中国，其实外卖行业近几年才兴起。过去，其实中国应该很难产生茧居族，毕竟我们国家是个人情社会。但近几年，的确中国越来越多茧居族。
我还看过一个日本茧居族的纪录片，里面有个人，他自学游戏开发，在steam平台上架自己的游戏，虽然自己茧居了很多年，每天的生活很规律，锻炼、吃饭，都很有规律。所以说，茧居或许也可以很积极？
2019年底，我从澳洲读了研究生回到香港。从小到大，我都按照家人的期望，去争取高学历，找体面的工作，自己没有任何想法。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空有文凭但实际上没有硬实力，就很回避找工作这件事 。空白的时间越长，越恐惧，越恐惧，就越走不出门。我在2年里，基本跟社会脱轨了，几乎没有社交。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网站新闻，说一位香港大学毕业的28岁女生，毕业之后6年一直没有工作，父母养她。新闻下面的留言，“有没有搞错”，“什么贡献也没有”，“去死吧”，描述非常难听。我害怕2、3年之后也会成为这文章的主人公。
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敢走出来，于是我在网上尝试寻找跟我类似的状况。最后我按照心理学的量表，分析出我有社交焦虑症。
从小，家里人跟我沟通就一直贬低我。比如我跟我母亲出门，碰见她的朋友，她就会说我变胖了很多，总是以贬低我去找话题。久而久之，别人都比我好，我不太重要，长大后也不敢表达自己。
我感觉靠自己是走不出来，于是我去看精神科医生了。那是我第一次我完完整整讲了自己的故事。初中高中大学，没有一个人听过我的困难。
看了医生后，我听从心理学家的建议：把正在面对的事情简化，从最简单的东西做起，先去做义工，试试跟别人共事是什么感受，另外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去网上搜索关键词，“后期” “剪辑” “剪辑课程”“资助”“技能”等关键字词，就看到了一个政府和教育机构合办，为期一个月的后期编辑助理基础课程，上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我马上报名参加了。
我记得第一天去上课，真的纠结了很久，出门前我给自己打气。一开始上课对着陌生人，很害怕，但别人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1个月时间里，我学了Ps、Pr和Ae的基本知识，就算我在电脑前坐一整天，我都没有感到疲倦，当下我发现好像找到我的目标了。后来其中一位导师叫我去他的studio实习两个月，我就马上答应了，参与了不同的项目，用这些软件做了动画，从素材开始，画画、动态，过场，特效这些步骤都是我自己完成。
最近我找到一个基金会举办的为期1年的实习计划，是设计的实习岗位。但它要面试筛选，上个月，我成功过了小组面试，虽然最后没有offer拿，但三轮面试给我不同的体验。
我现在回望过去的2年，在豆瓣分享自己的脱蹲经历，我觉得最难的首先是相信自己，其次是寻找对自己有用的途径，还有就是主动争取。
思路很重要，把点子写下来，然后上网去搜集有关资料，筛选哪些是有用的。觉得任务太烦，就把要做的事拆解成你能做的事情。帮到你的只有你自己，每日不断重复相信自己，慢慢加强这个暗示。
我从2020年辞职之后，一直在家里茧居。到2022年末，我正式从茧居状态逐渐走出来，开始从事外卖工作。
我是211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顺利进了一家国内500强做销售。这本来在别人看来，是拥有很好的未来。但这份工作，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也充分暴露了我的短板。
我出生底层，一直是讨好型人格，一方面明明很有想法，却不参与一个团队。我跟同事的交往不好，我就主动辞职了。后来从上海去了杭州，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那之后，恰逢12月，临近春节，我就回到老家。我老家在小县城，回去之后没有任何动力，但自己又不甘心。我父母极力想让我留在小县城，做一个乡镇教师。他们的认知里，外面社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在那段时间里，没有社交，每天陪伴我的是阅读和手机，也想了很多事情，从小时候一直回顾到现在。
我在家里就是一个替罪羊的角色。我平常在饭桌上，是不允许说话的，要不然就一个耳光甩过来。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肢体暴力、冷暴力我。我的母亲则是很传统的农村妇女，依附在父权的体制下。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鼓励、看见，心智上很不成熟。以至于高中我上厕所都不敢去上。最严重的时候，我的手都不知道要往哪里放，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大学，就是经常一个人，晚上在操场上跑步。也试着逼自己走出去，去参加英语比赛，上台表演的时候是辩论家，在现实中，我就是书呆子。
在家里茧居的那段时间，有着无数个在深渊摸爬滚打的时刻，不亚于2万里长征。家里给我的壳太重了，我走不动。
我看了很多的家里蹲、隐蔽青年、茧居族的帖子，我想自救。我没有钱找心理咨询师，就买了很多心理学的书，自己学。
我强制给自己设立了目标，先物理上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我就买了一张火车票，从老家出来。最开始我坚持自己每天去骑单车，坚持去做事情，然后我决定先从外卖员做起。
现在送外卖，遇到的人都给了我很多善意，是我意料之外的。我过去的家庭都在指责我，但是真的，只要你足够真诚，我可能汤撒了，顾客会说，没关系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才送了2周外卖，我每天出门前鼓励自己，只要把事情做好，别人会宽容你，我就是靠这样找到安全感，不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把事情做好了就好了。我本来性格非常敏感的，但这些东西像粘合剂，让我相信善。
我现在还在练习之中，渐渐脱离我的来处。从上一年12月份开始，我开始写脱蹲经历，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帮助到别人。豆瓣那个家里蹲小组，我看到了太多太多深陷其中的人和故事。
就像《心灵奇旅》里，没有被社会看见过的一群人，被原生家庭扼杀在家庭里病态的角色，是灰色的，没有方向的，我现在蜕变了，不再是那样的人了。有些人看到我的经历，会说我是白眼狼、啃老族，都是贬义的。但其实谁愿意这样？
我现在做外卖员，收入多的时候200元，少的时候50元，但我很珍惜这样的日子。这段时间，我还在面试一家教育机构，我之前还在想，我要怎么述说这2年的空窗期，但是我在面试前准备得很充分，做了一个5分钟的讲稿，还有17分钟详细版本，还把我怎么做准备的都一一列了出来。后来，面试官真的被我打动了。
我很感恩父母让我接受教育，以及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但是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为自己梦想中的生活奋斗。至少现在，我想先试试。
A：茧居族，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没有兴趣或意愿去上学或工作；症状持续超过六个月；不包括患有精神分裂症、智力迟钝或其他精神障碍的人群。
这个群体的定义，最早诞生在日本。1998年，日本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出版了一本名为《隐蔽青年：永无止境的青春期》的书，第一次把“茧居族”带到公众的眼前。
宅男宅女，还是不定期地会出去。尼特族，指的是没有继续完成学业、工作的人，但是他可能是经常外出的。家里蹲，描述的是一个状态，是不定期更换工作、学业的间隙。
A：具体的数据，大陆还没有学者和研究机构正式统计过。
2015年，我参与过一项在上海开展的有关茧居族的研究，共发放问卷377份，回收有效问卷364份，其中，257名社会工作者表示有接触茧居族的经历，有79名社会工作者有接触3个以上茧居族的经历。
在日本，2016年的数据，39岁以下“茧居族”约54.1万人，40岁到64岁的人中，有61.3万是“茧居族”，其中近3/4是男性。
A：宏观的方面：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就业困难、学业过度竞争、在社会迁移中适应社会变化、家庭财产与收人分配以及与这些相关的社会政策等宏观因素，都可能导致茧居族群体的产生。
微观的方面：有很多视角可以去观察，比如从家庭关系视角，比如说代际关系，还有亲属关系，还有家庭的社会关系这三个在一起，可能共同作用，导致茧居族的产生，家庭关系可以直接反应社会结构变化对个人的影响。
文化上的影响也是一个方面，比如中国或者东亚国家，很重视家庭的这样一个概念，认为家里的人我必须管他，即使超过18岁有手有脚，家长毫无疑问地也会提供支持。但另一方面，不少家庭家长有权威，可以替孩子做一些决定，孩子是没有能力去反驳的。
A：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这种个体的精神健康的问题视角去看它。
2013年，一位日本的学者在对377名日本茧居族的调查中发现，33.3%的人存在精神分裂症、心境失调、焦虑失调的情况，需要药物治疗，需要心理社会支持。茧居族中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伴有精神健康问题。
但在另一个有关香港地区的研究里，学者通过对588名茧居族的问卷调查发现：隐蔽时间越长，生活幸福感越强烈，这表明隐蔽并不等于伴有精神健康问题。
A：早在2000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内成立隐蔽青年支持中心，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及帮扶资源。
而在中国，比如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在各个区都有社工站，他们去排查这个地区有没有适龄的青少年未就业，排查里面，发现其中有些是有学历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就业，其中就发现有隐蔽青年存在。
但作为社工，我们通常是三种方式去干预：
一是个案，社工一对一的这种服务，面对面沟通，帮服务对象梳理自身和周边的可能资源与机会。二是小组的方式，把服务对象聚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促进团体的交流沟通，发掘服务对象的能力。三是社区工作，也就是去发掘社区当中的资源，增强社区的支持。三种方法都是要系统地去为服务对象赋能，而不是聚焦所谓的个人治疗。
社工工作其实像医院面对疑难杂症，短期内的效果不一定很显著，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境推进专业流程，我们最近接触的一例隐蔽青年从建立专业关系到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大约有七个月的时间。
不少赡养茧居族的家长已步入老年
在茧居族的干预当中，家庭的要素都是至关重要的。茧居族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是个体和家庭主动应对现代社会大变化当中做出的反应，通过专业的支持，新的改变也可能在家庭当中发生。
比如我接触到的一个茧居族，是他的妈妈通过居委会找到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才一步步支持他走出门，他自己决定去健身，跟人接触，家庭成员、社工、和他自己一起合作，把主动性调动起来，去理顺这些关系，就在这个关键点真想开了。他会去设定自己的目标，逐渐地去良性循环起来了，他就会有改变，就成功脱离茧居状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