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年，我念大三，王老师是那学期“创意写作”的任课老师。她课上热情，课下还鼓励同学们有好的小说可以交给她看。我随即给了她一篇自己的习作，王老师看后，不仅鼓励我，还邀请当地作家对我进行“一对一”地指导，让我受益匪浅，很是感动。渐渐地，课堂之外，我与她也有了更多交流。
王老师生于1970年，是跟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人。她出生在重男轻女的苏北农村，她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村养女成为文学教授，最终逃离了让自己没有安全感的囚笼，独当一面。也许正是她身上那股强大的能量，那股经历九死一生之后的豁然与达观，让同样从农村破碎家庭走出来的我备受鼓舞。
如今，她却选择重新回去，回到自己成长的根基上，用自己的坚韧与柔软向她身后的每一个家庭进行告白，这便是她故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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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底，王老师决定和丈夫徐老师回一趟便仓镇（位于盐城的中南部），将老宅打扫一下。此前她将这处房子无偿借给农村亲戚过渡一年，这一年，亲戚家的儿媳在这里生了二胎，在孩子将满周岁之际，新房装修完毕，一家人欢天喜地搬了出去。离开之前，他们将屋子打扫了一遍，但堂屋的瓷砖、卫生间的墙面、房屋的吊顶上，还是残留着不少苍蝇的尸体和星星点点的油污。
徐老师爱干净，无法容忍任何污渍，就用抹布一寸寸地擦拭。王老师看了心疼，她想，往后就算有人付大钱，自己也不会将这处房子借出去了。这房子的一砖一瓦、里外装修都是她和徐老师省吃俭用弄起来的，外人明白不了她倾注在这房子上的心血。
便仓的房子建于2008年。那时王老师的养父已经70岁，还住在两间风雨飘摇的房子里，如果再不给养父建房安度晚年，王老师知道这将成为她一辈子的遗憾。彼时38岁的她还在南京大学读博士，而丈夫重回教师岗位才1年，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才3600元。但最后，她还是心一横，拿出不多的积蓄，再到处借钱，总共花了14万建好了这处房子。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俩每个月只留600元作为一家三口的生活费，其余都用来还债。
14万在当时农村可以建更现代化的二层楼，但拗不过养父的坚持，他们只能在老宅地基上建传统的样式——三间堂屋外带一个厨房。屋子落成后，养父又对王老师抱怨：“这么大个房子，我一个人怎么住得过来？”
王老师知道养父心疼她花钱，其实，把房子盖大一点，除了让养父住得舒适，她也有“私心”——希望自己回到便仓时，有一个可以供她学习和办公的空间，而不是像小时候那样，每逢冬天，养父便将牛牵到她的屋子里与她同住，夜里，她常常被突如其来的尿骚味熏醒。
那些年月，牛似乎比王老师更重要。上课时，养父常常来学校喊她回家放牛，王老师也只能乖乖跟回去。相较村里的同龄女孩，她还能念书，已经实属幸运——养父母不能生育，养父又是村里的劳动能手，生活虽不富足，但供她一个孩子上学没问题。
农人的活计实在是多，除了放牛，王老师还得喂猪，下田播种，给菜地浇水，若是干不好，就会招来养母的责骂，她其实并不能完全专心于学习。
村里是藏不住秘密的，王老师早知道自己是被抱来的。养父为了留住她，给她取名为“压存”——寓意是“压住、存留”，王老师一直不喜欢，上了初中后，在老师的帮助下把名字改了——并给她定了村里的娃娃亲，防她长大后远走高飞。娃娃亲的男方家男丁兴旺，养父很喜欢，觉得自己家将来有壮劳力了。但王老师讨厌与她订亲的男孩，因为同学总是以此取笑他俩。直到那男孩初一时因家里事负气喝农药死去，王老师都没跟他交流过。
年幼的王老师常常为自己是抱养的而痛苦。她要强，伶牙俐齿，处处不甘落后于人，但只要有人一说两个字——“抱的”——她便哑口无言。因为学习成绩好，她被老师任命为班长，但有的调皮学生不服管，在王老师回家的路上逮住她就往死里揍。在她挣脱逃离时，这同学还从后面狠狠地推了她一把，矮小的她像个陀螺，骨碌碌地滚进牛喝水的沟里，呛了一口泥水后，才爬上来。
回到家，王老师从不跟养父母说自己在外面被嘲笑、被欺负的事儿。养父母的确没让她饿着，每逢过年，养母还会给她做新衣服，让她成为外面穿得最好看的女孩儿。但王老师知道，养父母不会像其他人的亲生父母那样为她撑腰、呵护她。初中时，她患上了严重的眼病，养父母不带她去医院，后来，要不是惜才的班主任带她去治，恐怕她眼睛早就瞎了，那次害病也落下病症，如今她的眼睛看起来都一大一小。
那时的她，打心眼觉得自己不过是养父母的养老工具，是被亲生父母贱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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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的生父姓刘，他少年时就失去了双亲，跟着最小的姐姐生活，常遭受姐夫的虐待，因此沉默寡言，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成家后，妻子以每4年一胎的频率，从1966年生到了1978年，4个孩子都是女儿，没有儿子。生父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便把气撒在妻子身上，对她拳打脚踢，最后，妻子得了精神类疾病，常怀疑自己身边有狐狸精。
王老师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在3岁的时候被送出去的，养父是她生母的亲哥哥。住在不同村的王、刘两家每年都会走动一两次。小时候，王老师不太喜欢去刘家，她很讨厌自己的亲生父亲。她觉得自己难得去刘家走动，本应受到客人的尊待，但是饭桌上，生父却指使离饭锅最远的王老师去盛饭，她不愿意。
生父骂道：“怎么啦？我生的丫头，让你盛个饭都不行吗？”
这时，生母便会默默接过碗去盛饭。她只能默默地关注这个送出去的二女儿，暗地里翻开女儿光鲜的外衣问：“宝宝你冷吗？宝宝你睡觉时身上有内衣吗？有毛线衣吗？”这些细节，养母都不会关注，但王老师什么也不肯说。生母看到她棉袄里面连个贴身毛衣都没有，就让大姐把毛衣脱下来给她。
王老师看得出来，生母对自己心怀愧疚。有时，生母会摇着小船走十几里水路到王老师的学校，只为看她一眼，给她送些吃的。不过，王老师那时对生母很怨恨，她无声地吃掉生母送来的煮鸡蛋、桃子、黄瓜，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养父母禁止王老师与刘家私下有什么往来，害怕她亲生父母把她带回家去。王老师早慧，但不好养熟，当初王家把她抱来时，她生了一场大病，肚子疼得死去活来，王家吓得赶紧把她送回了刘家。待到病好如初，养父再去接这个女儿时，生父告诫养父说：“既然孩子给你了，你就要负责任！要是孩子一生病你就往回送，孩子就不给你了。”
自此，王老师再也没有被送回去。
虽然王老师打小就被抱养出去，但她和自己的姐妹们一直有联系。王老师的大姐一直都把最好的衣服给她穿，大姐订婚时，王老师上高中，定亲的男方家给大姐买了一堆时髦的衣服，大姐通通转送给了二妹：“反正我在家里水一把、泥一把，穿不上个意思，你穿去学校，像个有身份的。”
结果那门亲事因男方嫌弃大姐没文化而悔婚了，没多久，大姐嫁给了一个更加精明的男人。婚后的大姐再也不能像做姑娘时那样关注自己的娘家了，也不会有过多的精力照顾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中的妹妹们。
那时，生父得罪了当地的一位小学老师，那个老师便常常借故体罚四妹。四妹本就生性胆小，加之因为父母经常争吵，为人处世更是缩手缩脚，在学校被老师打得耳裂、眼肿，也不敢回家说一声。后来四妹去河边玩，一旁的砖头堆突然塌方，全部倒进河里，她以为是自己不小心碰的，害怕被父母或者人家打骂，不敢告诉任何人。背负着这个“秘密”的四妹，心理压力巨大，噩梦缠身，经常胡言乱语，四处奔跑，不幸发展成精神分裂症。
王老师的养母在她高二时得了白血病，得了这病，在农村就相当于判了死刑。养父担心人财两空，当即决定放弃治疗。但王老师不同意，渐渐长大的她，也能慢慢理解养母的苦楚与不得已，理解这个因不生育而备受村人讥笑的女人。她执拗地跪在地上，要求养父借钱救人，“不救就永远不起”。
她不吃、不喝、不上学……养父无奈，只好出去借钱给养母输血治疗。债台高筑中，养母熬到王老师高考之前，还是去世了。
养母撒手人寰后，王老师觉得这个家再也不像家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那些在养父面前搔首弄姿的妇女顺走了，由于精神受扰，那年高考，她也落榜了。她还想再复读，但养父没钱了，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借她160块的复读费。此时，听说有机会可以去徐州做代课老师，她便义无反顾地就去了。
3
1989年，19岁的王老师去了徐州铜山县利国乡境内的盐城煤矿，在职工子弟学校做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煤矿是盐城矿务局70年代建的，在计划经济企业办社会的年代里，煤矿开办了水泥厂、机修厂、变电厂、建材厂、医院、学校、车队等几十个企业，几万盐城人生活在徐州贾汪区和铜山县境内。
在这里，王老师认识了搭班的徐老师，这个男人用他的善良、包容与父兄式的胸襟打动了她，很快便走进了她像刺猬一样紧缩的内心。
徐老师是家中长子，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在黑暗的矿井里工作了整整12年，才被调整到劳资科做行政工作。他和妻子养育了3个儿子，一家人生活清苦，但相亲相爱。知道王老师在职工食堂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徐老师便想方设法邀请她到自己家吃饭，平常节俭的徐家父母明白儿子的心事，每次都备好最好的菜肴招待这个女孩。徐家的好客与善良，也让王老师冰冷的心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1990年的寒假，刚送王老师回盐城后不久，徐老师的小弟就在机修厂出了事。
三爷（徐家人称几个儿子为“爷”）到机修厂做机修工，拎着汽油桶去库房领汽油，正好有个女人跟保管要汽油。保管不想违反规定但又碍于人情，于是他对女人说：“我多倒点给这个小伙子，你出了库房后从他那里倒一点。”
三爷拎了一桶汽油走了，女人拿着油壶跟在身后，临到一处家属房，女人请三爷倒汽油，他自然就倒了。当时是冬天，家属房里生上了煤炉。女人的油壶是漏的，漏出来的油遇上了煤炉的火星子，“砰”的一下，屋子里瞬间成了个大火球。三爷急中生智，用拳头击碎窗户的玻璃，熊熊大火瞬间从窗户里喷出去，看见火势，厂房内外的人都惊慌失措，大家赶紧来救火。
年轻的三爷捡回一条命，但违反了工作规程，被开除了，而且身上大面积烧伤，脸肿得有面盆大。他严重失血，又祸不单行，在输血过程中感染了乙肝病毒，留下病根。作为大哥，徐老师一有时间便要去医院照顾弟弟。
而王老师回到盐城老家后就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因为没有正经学历，尽管她在学校工作成绩突出，奖状不少，但在工资待遇上却低人一等。她并没有放弃要上大学的愿望，那一年，她参加了成人高考，考上了一所教育学院的英语大专班，但因交不起1500元的委培费放弃了。
新学年，徐老师去了一所新办的职工子弟小学做校长，而王老师却因为有新教师分配过来，要从中学部调整去小学部。王老师深感被歧视，在矿校找不到归属感，也看不到未来。经过深思熟虑，她还是决定回到盐城，复读考大学。对此，徐老师坚定地表示支持，主动提出负责她复读以后的开销。
王老师便回到盐城。她准备好账本，将徐老师给她的每一笔钱都记了上去。1991年秋，省里下文不得开办各种复读班，王老师只能在外面租房自学。高考前夕，徐老师的父亲特地从徐州赶来，将王老师安排在了自己三姐家，还给王老师买了一块12元的电子表，方便她看时间。徐老师的三姑家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在这里，王老师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1992年高考，王老师没再重演“一到大考就考砸”的魔咒。她考上了大学的中文系，颓废久已的养父看到女儿的分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整个人都振作起来，带着她去便仓镇粮站交了1500多斤的公粮，自此，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王老师跳出了“农门”。徐家父母得知儿子女友考取了大学本科，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
上了大学的王老师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见患病的四妹和贪玩的三妹相继辍学，她便苦口婆心地劝她们继续学业，并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她们读高中、读大学，但无济于事，两个妹妹根本就念不下去书，很快便进入了嫁人、生子的人生进程。同样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于姐妹们各自的人生选择，她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
1996年，王老师大学毕业，属于最后一届包分配的大学生，但分配的单位却不好。她在本科期间非常优秀，干脆自投档案。盐城有两家高校接纳了她，一是到工科院校的宣传部做行政，二是到师专做教师。
那时，很多大学生都想要从政，但王老师更热爱文学，凭着本科期间发表的30多篇文章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她最终选择进了盐城师专。已经在徐州做了校长的徐老师，为了王老师也回到盐城老家，到一家厨具公司做办公室副主任。徐州煤田日渐枯竭，在徐州煤矿工作的几万盐城人也陆续撤回盐城，徐老师一家也在回迁大潮中返回家乡。
徐家是工人家庭，不愁吃喝，但是兄弟三人的小家庭都挤在父母的三室一厅里，磕磕绊绊在所难免。王老师是大学老师，居家办公的时间较多，急需一个独立安静的空间，但双方的父母谁也拿不出来多余的钱来购置一套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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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王老师和徐老师领证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当时徐老师的单位不分房子，而师专还有福利分房，对自己独立空间充满渴望的王老师，下决心一定要拿下一套房。
学校分房条例严格，王老师因为资历浅，并不在分房人群之列。学校里不少老师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已经起步，反而还会因为“房改房”要交3万元块钱而退缩。王老师也觉得这不合理，但又觉得如果自己错过这次机会，可能生了娃都得挤在婆家，那日子真没法过了。
于是，在1997年的暑假，她天天到总务处问消息，陈述她要房的理由，搞得总务处的人看到她就烦。最后，还是当时招王老师进来的伯乐——中文系主任——帮了忙。系主任也是学校的分房委会委员，他在分房会议上发话：“一边是那么多的老师不要集资房，一边是想要集资房的年轻老师却要不到。安居才能乐业，年轻人愿意借钱选购集资房，你们不让，是不是使坏？”
获得分房资格后，27岁的王老师开始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同学都借了一圈。公婆也帮助这个小家庭四处筹款，终于凑齐房款，购得一套80多平的房子。
那以后，为了还债，王老师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去其他高职院校兼课，挣讲课费。无论下雨、刮风还是怀孕，她都蹬着破旧的自行车在大街上飞驰，从一个学校赶往另一个学校。每堂课的上课铃声总伴随着她急促的呼吸声，但只要铃声一落，便可看见她在讲桌前侃侃而谈了。
这样一来，王老师的身体也被她折腾得够呛。每到春天，她便严重过敏，皮肤上面一戳一个红点。这让她想起得过白血病的养母，便害怕地对丈夫说：“我是不是快死了？”
徐老师赶紧说：“没关系，我们去医院。”
好在，到了医院都是虚惊一场。
1999年，王老师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可徐老师却下岗了。当时正处于孕产期的王老师还挺高兴，觉得丈夫终于可以不天天出去应酬了，能寸步不离地陪她生产了。年轻的她不知道下岗对丈夫的打击有多大。没多久，徐老师就因郁闷生了病，心情不好时，就吃斋念佛，孩子出生后他也不闻不问。王老师要读书，要科研，要工作，常常饭一吃、娃一喂，就躲起来学习——孩子只要看到她，她一分钟书也看不成。
与此同时，地方高校的年轻老师也开始“硕博化”。相较于其他同事的本科名校，王老师的毕业院校没什么光环。为了跟上形势，王老师只好一手抱孩子，一手拿书本，终于在2001年的秋天，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王老师读研究生这年，她的生父因为食道癌去世，才57岁。去世前几年，生父家庭状况逐渐好转，许是对女儿的愧疚，也许是见女儿出息了，心生骄傲，他常常骑着两三个小时的自行车，拖着自家的米面和蔬菜，来到盐城城区，把东西送来放到她家门口，门也不进、水也不喝便走。渐渐地，王老师对他的怨恨也淡了。生父刚检查出癌症时，王老师还将他接到家里照顾了一段时间。
生父离世后，王老师的生母就跟着大姐生活。那时，农村有政策，没儿子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大姐为了生个二胎，以赡养父母为名，获得一个二胎指标。然而，大姐生下二胎后，并没有承担好赡养责任，一心扑在自己小家上，对生母不闻不问。2004年春节前夕，感到自己长期不受待见的生母离开大姐家，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想不开便自尽了。
为此，王老师跟大姐有好几年都没有再来往。
在生母自杀之前，王老师一直想将生母带到便仓老家过年，“但就像有个鬼一样”，所有人都在拖住她，想出各种理由不让她去带。特别是养父，这时也对王老师生出不少依赖，担心王老师因为照顾生母而抛弃他，对王老师说尽了各种难听的话，极力阻止自己的亲妹妹来家里过年。
生母去世后，王老师总是想起她一次次摇着船来学校看自己的身影。那些因生不出儿子而受的精神上和皮肉上的苦，或许那时候在生母心里都抵不过骨肉分离的苦。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能对抱养出去的女儿做的，也都做了。每每想起这些，王老师都因自己未能将生母接过来好好团聚而愧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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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婚，除了娘家要看顾，婆家的事儿也得上心。
徐老师的小弟治疗好后，去到另一家工厂上班，谈了恋爱，结了婚。可婚后不久，他们夫妇和徐老师一样，就在国企改革大潮中下了岗。为了扶持他的小家庭，徐家父母把城里唯一的一套房给了他。
王老师有房，自然大方答应。二爷家没有房，但心疼弟弟，也答应了。二妈（二弟妻子）是个勤快人，将孩子留给公婆，自己跑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上“打洋工”，干了5年，回国将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了一套大房子。徐家父母带孩子有功，也住到了这套大房子里。
为了帮助三爷家，住在二爷家的徐家父母把退休后所有的收入都偷偷转给了三爷。二妈知道后，愤愤地打电话向徐老师哭诉：“两个老的住我的，吃我的，用我的，凭什么三爷三妈一家坐享其成？你做老大的，能不能主持点公道？”
徐老师对父母这种行为同样气愤不已，但木已成舟，只能婉言劝解弟妹。毕竟他自己也不好过——下岗后，他到电视台、工厂做过临时的文员，但工作不稳定，收入有限，日渐消极。期间在一次常规体检时，徐老师发现自己得了和三弟一样的乙肝，让二弟也去检查，发现二弟也得了——三弟患病后不注意与家人们分餐，发生了交叉感染。
自从徐老师知道自己得了肝炎，性情大变，一点小事就雷霆大怒，常常和王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房门一关，家事不问，继续在吃斋念佛中逃避现实。
2004年夏天，完成硕士学业的王老师回到盐城，立马借钱买了门面房，她想让徐老师做教培生意，好让他不那么消沉。为了还门面房的债，她在暑假里疯狂做家教，常常累得起不了床。
这年冬天的一天，王老师早早把孩子哄睡着，就赶到门面房，和徐老师一起辅导学生。结果，到了晚上9点多，只有5岁的儿子从小区六楼睡眼惺忪地跑下来，扒着门面房的门瑟瑟发抖，向父母讨水喝。王老师心疼地抱着孩子回了家，生活的艰险，夫妻间的嫌隙，时常都让她感觉到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握着儿子胖乎乎的小手，又觉得一切辛苦都可以随风而逝。
两年后，学校有了“招进博士安排家属工作”的政策，王老师立马决定考博。虽然这两年她和徐老师的教培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徐老师对于“单位”的渴望还是一分未减，哪怕挣的钱不少，他依然觉得自己是无业游民。
这一年，王老师考博成功，而徐老师后来却没用上学校的政策——2007年，盐城市有政策安排，因国企倒闭而失业的教师重返工作岗位。徐老师返岗后，整个人意气风发，如同新生一般。
3年后，王老师博士毕业，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去处，但是因为家庭留在了盐城。次年，她评上副教授，不久又去国外访学。回国之后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如期结项，那几年，她都笔耕不辍，在2016年评上了教授。
喘过气来的王老师，早就还清了债，还换了新房，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大书房，可以安心地搞点学问了。她不仅在教学上能够投入时间，在学校成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关注孩子的成长学习。徐老师的精神状态也步入正轨，夫妻重新找回相处之道，两人闲暇时，还会有情致聊聊文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老师觉得自己愈发不能“独善其身”，强大起来的自己，理应对自己身后的家庭更多了一份责任。
6
2017年10月8日凌晨，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惊醒了王老师。原来，养父跌了一个跟头后爬不起来了。
徐老师赶紧开车下乡，把岳父带进城，一检查，发现老人得了老年痴呆症——即使得到精心的照顾，他还是会无意识地把身上的纸尿裤扯得稀烂，将屎尿到处涂抹。全家人一天到晚给他擦擦洗洗，洗衣机也从早到晚运转。最后，徐老师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王老师没办法，只好把养父送回老家，请了熟悉的护工专门照顾。
两年后，养父寿终正寝，徐老师哭得比王老师还厉害。在徐老师下岗多年、穷困潦倒之时，老人待他如初，从没嫌弃过他。翁婿如父子，徐老师对岳父照顾得无微不至，周周下乡帮他洗澡，假期里也是日日陪护，农村人都说徐老师“谱写了一曲现代版的二十四孝”。
这一年，除了养父去世，王老师已经50多岁的大姐也中风瘫痪。2个妹妹和王老师私下说，“这可能也是当年不孝的报应吧”。尽管如此，年岁渐长的王老师还是感念大姐当年对自己的情谊，每个月都会带上东西，约上妹妹们到大姐家去探望。王老师害怕如果没有这些妹妹们的关心、监督，已经成为家庭累赘的大姐会得不到善待。
除了看顾大姐，王老师还将四妹弄进了盐城工作。四妹之前在米厂干活，工作内容是在夜间抛光被运进来的发霉大米。霉灰和烟尘戕害了四妹的健康，她那亮亮的嗓子因为灰尘呛得说不出话来。凌晨工作完，四妹还得骑几十公里的电瓶车回家，累到极致时，她骑着车都能迷迷糊糊睡着，常常摔得鼻青脸肿。王老师心疼不已，一次次说服这个比自己小8岁的妹妹来城里工作。
四妹却害怕城市，她问姐姐：“我一个农民，又没有文化，又有病，去吃街吗？”
在她眼里，城里人狡猾得能吃人。她的原配丈夫在福建泉州打工时猝死，在族亲的帮助下，前前后后拉锯了1个月，老板才给她赔偿了16万元。丈夫死后，婆婆似劝导又似威胁，让四妹改嫁给自己的大儿子。大姐和三姐也劝四妹跟着丈夫的大哥过。四妹为了自己的儿子，无奈妥协了——她想，丈夫的大哥总不会亏待她的孩子吧。
王老师不赞同这段勉为其难的婚姻，但她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在乡下，四妹常常精神崩溃，而只要妹妹一崩溃，即使深更半夜，王老师也要赶去帮助她。王老师鼓动着四妹为自己的儿子到城里买房。那些赔偿金加上王老师为四妹努力游说而来的钱款，让四妹终于在盐城买了一处三室一厅的大房子。
王老师对四妹说：“你不要害怕，我为你兜底，你只管好好工作。”随后，王老师为四妹找了一份外资企业的清洁工作。
四妹逐渐适应城里的生活，但她在城里买房却遭到了现在丈夫与婆婆的埋怨，心情一直不畅快。一天，四妹冒雨骑车回家，便开始发高烧。回到公司后，也不工作，从不讲普通话的她说起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大声唱歌与跳舞，一连好几日。见状，厂里直接解聘了她，然后打电话给王老师。
王老师知道，坏了，四妹精神病发作了，赶紧和丈夫来接人。四妹看见了王老师，便操着普通话骂她：“你这个四只眼，不就是书读了多一点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王老师并不在意四妹的胡言乱语，她在意的是四妹被突然解聘。她奔走多时，给妹妹申请到劳动仲裁，拿回了应得的工资和误工费。四妹要把这笔钱还给王老师——她买房时，向王老师借了不少钱。王老师却对四妹说：“你把借大姐的房钱还了，她此时正是用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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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上半年，徐老师的三弟肝衰竭急需换肝，住进了医院，每天需要挂400元一支的蛋白维持肝功能。三弟的妻儿在外面工作挣钱，照看三弟的责任落到了工作稍微清闲的徐老师身上。
有一次，王老师和徐老师去三弟家，看到下班回来的侄子满地找感冒药吃，很是心疼。侄子刚毕业，王老师害怕他过了3个月试用期后又被培训机构的老板踢掉，于是将自己之前做教培的门面赶紧重新装修一番，想着要是侄子要是在培训机构干不长，就可以在门面房自己创业。
为了挽救三爷的生命，全家最后做出了换肝的决定。徐家父母给三爷的房子被挂到了网上，这笔卖房钱将被用来支付近百万的换肝费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家庭会议，征得了三妈和侄子的同意，终于为三爷创造了换肝的各种条件。
2022年7月5日，徐老师和二爷、三妈一起，将三爷连夜送往南京，做好各项检查，终于在7月6日换肝成功。
也是在这一天，王老师的四妹很愤怒，一直滔滔不绝地向王老师诉苦——她说自己这个月的工资比别人低了300块。
王老师这时正在赶盐城作家的传记，但她停下笔，一如既往地做一个倾听者。尽管现在的她根本不在意那区区300块钱，但她懂得四妹对于生活的不安全感。她能做的，并不是给妹妹300块，而是共情妹妹安全感的失落，带妹妹走出各种各样的恐惧。
她说，自己是从这4个家庭中走出来的，也必定、也应该相扶着这些家庭成员，一路走下去。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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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生日，我照例烤制了杯子蛋糕分享给小区里的朋友们，当然也给王美娟打去了电话——王美娟是我当新手妈妈时的“辅导老师”，这老太太身高1米6，体重只有90来斤，她颧骨高耸，脸颊内凹，面孔几乎瘦削到变形，可走起路来两只细腿杆儿迈得老远，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照顾老小却很有一套。
不一会儿，王美娟就带着孙子浩浩登门了。趁孩子们心满意足地边吃边玩，我们难得地坐到一起聊天。我招呼王美娟多吃些，说软软的蛋糕适合老年人的牙口，她却把我递过去的蛋糕放下，说：“我空手两拳都没带个礼物，多吃也不像话啊。”说罢，她从玫红色上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热水袋，捂在了左脸颊上。
我问她咋的了，王美娟轻轻咽下一口蛋糕，对我半张开嘴：“你看我，嘴巴张不开了。去年初得了颞下颌关节炎，开闭口又响又疼，大笑或大口吃东西都不行。”
这种关节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仔细瞅，她的嘴角开合确实很困难，约莫只伸得进去一根手指。我问她去医院瞧过没，她说忍了半年确实受不了了才去。在盛夏的南京、严峻的疫情防控态势下，她先花了个把月的时间抢到某口腔医院的专家号，之后又独自辗转两个相距甚远的院区就医。医生建议她打玻璃酸钠液再保守热敷治疗，千万不能嚼硬的食物。
除了去大医院就诊，王美娟又问了在牙科诊所上班的老家亲戚，对方说这应该跟她没一口好牙有关，“上下两排臼齿基本蛀没了，咀嚼的压力转移给了关节”。
我忙建议王美娟去种牙，但她连连说“难”，光是张大嘴巴配合牙医就难，更何况种牙费用高昂还不走医保，“我有钱烧得慌哦”——按市面上价格最低的普通“韩国牙”来算，她要种植6颗牙，花的钱差不多能在本小区买个车位了。
震惊之余，我又暗自庆幸这事儿没落在我妈身上，先别说我能不能一下掏出这大笔费用，就算掏得出，依我妈的性格，她也绝对不会答应让我挑上这经济重担。可没有一口好牙，日子简直没法正常过下去，王美娟幽幽叹道：“我要用养老本种牙，那儿子换新房就多了资金缺口。趁现在我还能吃进稀粥长点力，想找份工挣些钱，种一颗也顶一颗呗。”
我这才明白王美娟上个月着急找工作的焦虑源自何处。
自打生了二胎以后，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围着俩孩子转，很少有机会能跟小区里的朋友们走动了。一天晚上，我带着女儿到小区健身场玩，遇到了很久没碰面的王美娟。当时她正坐在矮凳上刷手机，偶尔瞥一眼正在一旁玩滑梯的浩浩，见我来了，突然开口问：“你有相熟的人招零工吗？我在家歇业太久了，坐吃山空的。”
我抱歉地说暂时没有，又问她此前去哪儿工作了，怎么很少在小区碰上她。王美娟说，大前年浩浩进了幼儿园的预备班，她寻思送完孩子在家闲着不如找点事做，于是就在小区门口的麻辣烫铺子找了份洗切工的活儿。但干了没半个月，她就因洗菜认真速度慢、废弃食材多等原因被老板退了工。
之后，她看到小区物业在招保洁员，一个月工资2000元，早上5点半起床，负责楼栋公摊区域内的扫、拖、抹，早中晚一共要做3遍。物业的一个姑娘也曾在王美娟这儿讨教过“育儿经”，知道她做事仔细认真，就向物业经理大力推荐她。应聘成功后，一开始王美娟还有些害羞，怕见了熟人尴尬，就选了小区偏角的一栋楼。干了一段时间后，物业经理见她手脚麻利，就特别允许她可以在早上7点半到8点半回家一趟——这样，王美娟放下工具能赶紧送浩浩去学校，下午5点再去接孩子，完全赶得及。
之后，王美娟在工作期间又发掘了一份“外快”——捡拾业主们丢弃的纸箱。有时吃过晚饭时间还早，王美娟会挨个楼层“打游击”，因为晚饭后是各家打扫卫生的高峰期，很多业主会把快递纸箱等垃圾丢在门口。除了拿走那些值钱的纸箱，王美娟还会顺手把垃圾也带走，这个举动为她赢得了人心，有几户人家会特地把纸箱留给她。在“盘子就这么大”的小区里，这算是一份很不错的“客户资源”了。
每天，王美娟把收集起来的纸箱放在地下一楼的工具间内，等中午工作结束后再统一整理。至于午饭，她就用包子馒头对付了。运气好的话，她一个月靠卖废品能多入账小300元。
我说：“那你一个月稳收2300元，再加上2000元的退休金，也可以了啊。”
王美娟显得颇得意，但她又说儿媳一直反对她收废品，说不值几个钱还不卫生。其实对于王美娟“再就业”这件事儿，儿子儿媳都不赞同——她快60岁的人了，除了带孙子还要打工，说出去儿子儿媳难免会遭人诟病。万一再有工伤，忍受疼痛、花钱治疗也不划算。
可王美娟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外人嚼舌头、晚辈操心都是虚的，钱落到自己的口袋里才实在。
2
2019年年底，王美娟一家人选择留在南京过年，想着能省去两地奔波的麻烦，王美娟还能挣到加班费。可没想到，新冠疫情突然从武汉蔓延开来，开年后全国各地的企业没法照常复工，学校也不能复课，大人孩子只能在家里上蹿下跳。
王美娟的儿子儿媳都在IT行业，可以居家办公，收入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一家四口长时间朝夕相处，很快就耗尽了彼此的耐心和礼数，为了一日三餐吃什么都能摩擦不断。
那段时间，王美娟的压力很大。除了要伺候全家人，在春节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保洁的工作量也猛增。天不亮，她就得戴上口罩、护目镜、橡胶手套，背上消毒液喷桶出门。物业要求她对几栋楼的电梯、楼梯间、健身场等公共区域进行严格消杀，还要做好垃圾分类等工作。中午回家，她踏进门就要全身消毒，换好衣服、洗干净手后才能做饭。吃完饭，儿子儿媳继续办公，她收拾完厨房得把浩浩哄睡，之后又要赶去上班，进行新一轮的消杀。到了晚饭点，她又回家重复中午的那套操作，直到完成晚间消杀她还不能停歇，还得带浩浩洗漱、入睡。
如此过了一个月，复工复课依然遥遥无期，儿子看着王美娟里外操持心疼不过，儿媳则急得跳脚，说非常时期不要因为保洁工作把病毒细菌带进家门。王美娟又气又惋惜，“什么金山银山不是仨瓜俩枣攒的？”她私下对我说，当初要不是因为她自己手头有点钱，浩浩哪能多吃半年母乳。
那是几年前浩浩刚出生的时候，儿媳因为剖腹产刀口疼、哺乳困难，在月子里就想把母乳给断了。王美娟不同意，向来节约的她从自己的“养老本”中转了2万元给儿媳消费解压：“就当我做奶奶的花钱买口粮！”
这笔钱到手后，儿媳先买了一个名牌包，剩下的就是买化妆品和衣服。单位发的生育津贴没听她提起过，王美娟认为百分百是被花掉了：“有次她戴了一个新的大金镯子，可不就那些钱换的么？”
只是给孙子“花钱买的口粮”并没有维持太久，半年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儿媳还是把母乳给孩子断了。无奈之下，王美娟只能给浩浩喂奶粉，她心疼孩子的同时，也心疼小两口每月多添的奶粉钱。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花钱的地方可就不止吃喝拉撒了。
那段时间，早教机构的传单发到了我们小区，我老公看到宣传单后，力主送女儿去学习，一来是希望可以改善孩子谨慎慢热的性格，二来是想让带娃的丈母娘歇息一时半晌。于是我们趁着店庆做活动，花了1万2报了名。
王美娟也很心动，但她把自己的退休金掰了又掰，发现刨去每月买菜的家用，那点钱就所剩无几了。她攒了几家早教机构的宣传单回家跟儿子儿媳商量，儿媳说：“家里又不是有矿，带小孩的人上心点，也用不着费那钱啊。”儿媳说在单位问过，一位已育的同事说“早教没用”，她认为只要养育者愿意学习，完全能用“草根”的方法满足宝宝的感统协调、艺术探索等需求——但她可能忘了问那位同事，人家家里到底有几位老人帮着带孩子。
王美娟有点委屈，说自己带孩子不是不上心，而是实在抽不开身。自从来到儿子家，她就很少歇着，不仅担负起了全部的家务，还要防止浩浩有什么磕磕碰碰。小男孩大了一些就好动，满地跑，拴都拴不住，最麻烦的还是给孩子做一日三餐，既要营养均衡又要花样繁多，这让她伤透了脑筋。
给孩子做早教启蒙，自然是爸妈亲自上阵更好。浩浩爸只要不加班，到家就陪着孩子玩游戏，浩浩妈则说工作累人，到家只想躺倒，别说亲子阅读，有时她连打开听书APP都没有心思。久而久之，浩浩就不愿跟妈妈玩了，除非实在是找不到人，他才去缠妈妈两下。
看到这种情况，王美娟实在不想让浩浩重蹈他爸的覆辙——当年，她舍不得花3000块钱把儿子转去市里读书，才使得他没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后来，儿子只考上普通高中、普通大学，成了一个普通人。她想不通，如今生活条件好多了，儿媳舍得花万把块钱买包，怎么给孩子做教育投资就舍不得了？
她铁了心要给孙子报早教班，为此不惜跟儿子儿媳正面杠了两句。终于，性格温和的儿子拍了板：“不就万把块钱吗，多加加班就挣回来了。”儿子儿媳答应出1万元学费，剩余的2000元由王美娟补齐。
3
那天，我送女儿去早教机构上课，遇到了同样来送浩浩的王美娟。她悄悄告诉我，要不是因为自己在儿子儿媳面前说了几句硬话，孙子上早教的学费怕是十有八九又要动她的“养老本”了。
我很好奇她到底存了多少养老钱，但这涉及个人隐私不便打探，王美娟却不避讳，她竖起3根手指，示意有30来万：“养老本是我老家卖房款的1/3。”
2015年的春天，王美娟前脚刚送走患肝癌的老伴，儿子后脚就喊她来南京定居。王美娟不是没有犹豫——作为长媳，她连轴伺候了生病的公婆，送走二老后，她又照顾、送走了丈夫。如今好容易一身轻，只要去周边的工业区鞋服厂打点零工，她就能过上轻轻松松的日子。可是，她又牵挂独自在异乡打拼的儿子。
王美娟的儿子读的大学一般，但他学的计算机专业在当时还挺吃香，加上人又刻苦，他很早就在南京的一家初创公司独立带项目了。王美娟去南京养老，既能离儿子近些，又能出去看看。十几年前，她就想出去试试了，但这个小火苗刚一冒头就被老伴掐灭了，不仅如此，老伴还阻止她参加乡镇厂财会进修班：“女人拼什么拼？日子还不是围着男人过？眼下跟老公，将来靠儿子。”由于没有去进修，王美娟后来错失了升职的机会，不然她现在每月的退休金能有三四千。
如此一想，王美娟就做出了决定：“去就去吧。”
母子在南京团聚后，首要大事是得买房。儿子早把各区房市、贷款利率研究了个遍，最后决定把新家安在江北，当时江北的房价还不到9000块。为了凑齐首付，他们决定卖掉老家的房子。王美娟的亲哥试图劝阻她：“卖了房丢了根，就回不来了。”但王美娟说，就像父母如今靠大哥你一样，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就跟着儿子过了。
王美娟想把卖房款全数交给儿子付首付，这样他还月供的压力就小很多，但儿子执意不要，他把卖房款分为3份，2份拿去付了首付，剩下的30多万就留给王美娟养老。他说，这钱是母亲为家庭付出了大半辈子应得的，自己本想给她多留点，无奈能力有限，只能以后再回报了。
就这样，王美娟和儿子在南京租房搭伴生活了小半年，期间完成了新房的简单装修。后来儿子结婚，儿媳搬进新房，又生下了一个白胖的小子。
至此，王美娟扶持儿子成家立业的计划才算是大功告成。
得知王美娟手握30来万的养老钱，我有些吃惊——她比我妈富裕多了，就拿退休金来说，我妈从缫丝厂下岗后去了民营公司，因为没舍得将断掉的社保补齐，以致她现在每月的退休金仅1000元出头。这点钱在当下飞扬跋扈的物价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她不是没想过回乡下种点口粮田安稳度日，却被我和孩子们牢牢“绑架”了。
虽说我是女儿，但我妈对我的付出却一点也不少。她执意要在我婚前给我买房，后来我生了孩子，她怕我那臭脾气跟婆家合不来，又是出人又是出力，帮我省去了一大笔请阿姨的开销。
对于我妈的这番付出，我内心十分愧疚，王美娟却摆摆手说：“那是你妈妈心甘情愿的，你早前给她买的商业保险、平日里给的家用、人在跟前的养老，不都是报答吗？”
说到这儿，我更愧疚了。我每个月给我妈3000元家用将将够开支，逢年过节也只能给她包个小红包。唯一值得庆幸的是，2018年我不顾她的反对，悄悄给她买了一款商业医保，后来她在买菜途中骑行摔伤，社保和商保一叠加，我们基本没花钱。当然，给我妈买商业医保的事儿我也没忘记告诉王美娟，因为她一向身体瘦弱，有这个需要。可惜她老舍不得为自己花钱，等她思来想去考虑好了，那份保险产品已经下架了。
“不该犹豫的，2018年那次尿血急诊，让我到现在都为治病花钱操着心。”王美娟说。
4
2018年的一个晚上，凌晨2点多，王美娟的侧腹忽地一阵绞痛。她挣扎着起身上厕所，发现马桶里竟一片鲜红。她顿时冷汗直冒，双腿打软，哆嗦着敲开主卧的房门。等她语无伦次地讲完，儿媳也慌了，连忙电话通知在外出差的老公。
尿血不是小事，婆媳俩不敢耽误，但孩子得有人照顾，儿媳脱不开身，只能赶紧将孩子抱回主卧，给王美娟约了一台去医院的网约车。王美娟简单收拾了证件，裹好衣服就踉跄着出门了，“我一进电梯，人就瘫软坐地了。几乎连滚带爬地上了车，手机尾号都说不利索”。到医院门口下了车，王美娟直奔急诊，耳边是呼呼的寒风，“那会儿就害怕，虽说送走了三位亲人，但我还是怕死”。
导医台的小护士见王美娟独自一人来医院，疼得脑门上冒出豆大的汗，赶紧搀着她挂号、问诊。她真切地问：“阿姨，你家属什么时候来照应？”看着这个姑娘，王美娟就想，这要是自己的亲闺女该多好。儿媳放不下孩子，不能陪她来医院，儿子又在外地出差，“养儿防老在紧要关头也没防住”。
冬夜漫长，等待检查结果的王美娟半点盹也不敢打，她的后背被汗濡湿了又捂干。好在检查结果不算坏，医生说她尿血是因为急性尿路感染，再加上有一颗结石，这才引发了痛症。
碎石倒是不贵，城市医保能报销不少，但王美娟异地就医的报销手续繁多，要省事最好是回老家做手术，家里亲戚还能帮忙照应。时间上也赶巧——不久后，老家要举行家祭和族祭，王美娟回去一趟，可以提前把人情铺垫上。
我问王美娟：“你走了，孩子谁照顾呢？小两口还要上班。”
“还能有谁，儿媳妇她妈来呗。”王美娟说，“我回来的前一天她就走了，我跟这个亲家就照面过一次，还是儿子结婚那天呢。”
在王美娟的老家，人们非常看重祭祀，不仅形式隆重、程序繁复，族祭时还要求全宗族的人在祠堂集中。浩浩感冒发烧了，儿媳不让他回去，儿子请了假，也只在老家匆匆停留了一日便返程了。
王美娟在老家多待了半个月，亲朋心疼她这么大的年纪还背井离乡，对她今后可能需要的照料也不推脱。早年去美国开餐馆的侄子礼数很周到，悄悄塞给王美娟一个大红包：“上年纪了要保重身体。”后来，王美娟数了数，是整整1万元。
她十分感动，也很开心，因为这意外得来的1万元，她的手术费有着落了。她打电话跟儿子讲起这事，却听到儿媳在那头对孩子说：“奶奶回来要给宝宝买新玩具了。”
从老家到南京，坐高铁要花6个半小时，王美娟没想到自己还没捂热的1万元已经在这段车程里被安排好了去路——早教机构新推出了一门“独立课”，据说可以让调皮好动的孩子提前适应幼儿园的种种规则。浩浩天性活泼，的确有“上规矩”的必要，在儿子儿媳的游说下，王美娟带回的1万元迅速被刮走了8千。
至于碎石手术，王美娟心想：“等真有必要了再想办法吧。”
5
从老家祭祀回来，王美娟发觉家里变得有点不对劲。
婚后，儿媳管着小两口的工资，儿子心疼老妈老拿退休金补贴自己的小家，每月会主动拿出500元给王美娟买菜。但这次从老家回来以后，儿子就不再给菜钱了，不仅如此，一向乖巧的他还会为了点小事冲撞母亲。
一直以来，王美娟都在认真地学习育儿知识，也在刻意培养浩浩的进食习惯。但孩子外婆到来的这半个月，改变了很多东西——一开餐，浩浩就嚷着要看《汪汪特工队》，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张着嘴等人喂。王美娟训斥了他两句，孩子就大喊：“婆婆在就可以！”
王美娟又气又急：“奶奶说不行就是不行！”
浩浩很少见奶奶发火，吓得哇哇大哭，儿媳“腾”地站起来，问道：“奶奶的话是圣旨吗？”王美娟刚想回话，儿子就开了口：“妈，你跟孩子好好说话，嚷什么。”
一时间，王美娟愣住了，她想了想，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把碗往餐台上一丢就进了自己的房间。后来还是儿子先低了头，他给了王美娟1000元现金当家用，随后又讲起了这半个月以来家里发生的事：
丈母娘来南京帮忙带孩子期间，一直在劝小两口为了晚年的幸福赶紧生二胎，并许诺只要二胎随母姓，她就从自家的拆迁款中抽出40万元补贴他们换个大房子——其实，丈母娘本不必这样做，她完全可以把这些钱都留给自己的儿子。
过去，小两口也不是没考虑过要二胎，但现实条件不允许——养孩子太贵了，当时南京某小学的学区房已经卖到8万，好的民办校不仅择校费高，还得费心思找关系。如果能从娘家获得40万元的支持，他们就可以在江北核心地带换个“大套”，大人上班近，俩孩子有独立的房间，周边设施全，简直是梦寐以求——至于带孩子这件麻烦事，还是落在王美娟的头上，浩浩马上就要进幼儿园了，她可以接着带老二，无缝衔接。
儿子说，自从媳妇决定生二胎，就要求他上交所有的银行卡，所以他连补贴家用的菜钱都没了。好在最近他开始接私活儿了：“妈，我接私活收入高但不稳定，但只要有，我就拿过来给你。青青备孕要保持好心情，我俩多顺着她一些，您多担待，俩孙子指着跟您亲呢。”
听完儿子的话，王美娟的心里捏把汗——她可从来没劝过儿子儿媳生二胎，光想想那场景就觉得累得慌。尽管她知道俩孩子共同赡养父母负担要轻一些，但父母要做到从小到大一碗水端平，可就太难了。她觉得，与其降低生活水平让两个孩子受委屈，不如全心全意培养一个孩子成材，多的钱就存起来养老，同样也是给孩子减轻负担。
但这些话，她很难说出口。
2020年4月，疫情依然肆虐，为了家人的安全，王美娟无奈辞去了小区保洁的工作。居家期间，她的儿子儿媳深感生命脆弱易逝不如珍惜眼前，于是宣布放弃生二胎的计划。
等疫情稳定些了，儿子儿媳也不愿王美娟再出门找工作了，“否则当初的‘靠儿养老’就是空话了”。他们商量好了，以后每个月交2000元作为家用，王美娟的退休金终于能存起来了。
可是，靠劳动挣钱带来的甜头就跟脱缰的野马一般在王美娟的脑海里日夜驰骋。那一年，她背着儿子儿媳在我们小区内悄摸收了小半年的废品，直到医生叮嘱她颞下颌关节需要保暖才停手：“我有屋住有菜吃，身板子也不算差，这就躺着吃棺材本？要是有机会攒点闲钱，加上定存的30来万，亲家就算不出40万，我也不怕儿子换不了房呀。”
6
看着王美娟用一只手捧住热水袋捂脸，心里还净想着下一代，我都有点心疼了：“照你这思路，种牙、碎石都是给自己开的空头支票咯？听我一句劝，你把儿女送到眼下这程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否则子女心里也觉得亏欠呢。”
王美娟朝我挤挤眼，问道：“你怎么不劝劝自己让婆家来带孩子，给你妈放个超长假呢？”
我一愣，尴尬地说我这条件还没成熟，等俩女儿都上学了，我妈就来去自由了。王美娟笑着说自己也一样，现在条件还不成熟：“等儿子换上大房子，等我攒够种两颗牙的钱，等把碎石的钱再备一备，我就真的可以消停下来了。到那时，我天天搬个小板凳出去晒太阳，顺其自然地老去……”
我哑然。这番说辞，我再熟悉不过了——自从来到我家帮忙带孩子，我妈就常对我说：“等外孙女们长大点，等你爸正式退休了，等我不高兴受你脾气了，我就……”到最后，她干脆来一句：“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
可是，像这样等来等去，哪里才是尽头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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