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认为李春石之所以被大家称为“石头”，不过是因为名里有“石”字。然而，经过十几年岁月的冲刷，“石头”的硬度经受住重重考验。我对“石头”又有了一番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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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李春石的名字是在2007年。时逢国有银行启动“股改”，新城支行9000多万不良贷款被全部核销，个人贷款和对公（企业）贷款余额归零。全行轻装上阵，重新开始，亟须发展信贷业务。
相较于个人贷款，对公贷款复杂很多，除了像个贷需要的抵押物和信用评分，还要调查企业综合实力，时刻关注其经营状况，涉及企业的生产、技术、国际纠纷等市场风险，还要提防企业做假账、把钱投向高风险甚至违法领域。行里唯一懂对公信贷的老赵被提拔为客户部经理，想干成事，手底下总得有个硬实的兵吧？赵经理就跟行长要人，想把在下面分理处当综合员的李春石调到自己部门来。
李春石很快就来客户部报到了，他中等身材，胖胖的，戴着眼镜，对谁都很客气。那时我在营业室做柜员，透过防弹玻璃常看到李春石捏着几张报表，两条短腿紧倒腾，楼上楼下一趟紧似一趟，圆圆的肚子一颠一颠的。我脑壳里不受控制地响起《快给大忙人让路》（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第一幕第一景）的歌剧旋律，“我来了，大家都让开”，很有喜感。
当时，行里几乎所有人都叫李春石“石头”，但他比我年长7岁，我有点不好意思那么叫，背后跟同事闲聊时随大流称他“石头”，行里打照面时，还是喊他“石哥”。听我这样喊他，李春石总是一本正经地回应道：“你好，张林。”有时他反应慢了，就会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一定要用身体正面对着我才点头说：“你好，张林。”
我心里暗笑：这大哥莫不是中了仪礼老师“毒”，也太正经了吧？真是块石头。
后来我发现石头跟所有人打招呼都是用“你好+姓名”的固定模式。他对待客户的态度也很端正。银行机关5点下班，同事们往出走时，常碰到急匆匆往里闯的客户，大多数员工都是一句“下班了”就把客户支走了事。若是换了石头，则一本正经地答：“你好，同志，我们（营业室）4点半下班了，5000元以下取现，隔壁有24小时自助银行，其他业务的话，明天早8点半开门。”
我便又暗中笑他：你都不干基层网点了，还说那么详细干嘛？也不嫌废唾沫星子。
2008年底，我被调到下面分理处，很少和石头见面了，直到2011年我被调回支行机关后，和他的接触才多起来，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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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在客户部那几年，新城支行对公信贷突飞猛进，排名全市第一，贷款余额达到有的兄弟行的100倍。在业绩光环的加持下，客户部赵经理荣升支行副行长，没过多久又调任市行公司业务部做副总经理。这样，石头就成了支行100多号人里唯一懂对公贷款业务的人。
一个人成为单位的“顶梁柱”本应是个大好事，但石头却“不合时宜”地嚷着要调岗。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对“对公和个贷信贷员巨大的收入差距”非常不满。
2009年左右，周边市县人口加快涌入省城，形成买房大军，令本市房价快速攀升，新城支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变得兴旺起来。市行定的政策是，“房贷计价为每万元提成30到40元”，如此一来，做房贷就成了很有“钱图”的俏活儿。当时我们行员工工资3000元左右，个贷的信贷员每月放个三五百万很轻松，光提成就能多赚1万多块。逢着家里有事，或懒劲上来，还可以划划水。
申请住房贷款的人是求银行借钱给他，信贷员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儿，早几天晚几天放款都可以。活儿也相对轻巧，跑两趟现场，合同千篇一律，把评估报告申请人的信息换一下，复印一堆东西找经理和行长签几个字、盖几个章，就差不多完活了——至于责任风险嘛，大家有生之年只见过房价涨，没见过跌（只有短暂回调），早已形成“房子永远不会跌”的信仰。只要房产证不是假的，即便客户不还钱，银行就拍卖抵押的房子，卖高赚一笔，卖低了，剩下的余款客户还得接着还。
相比之下，石头负责的对公贷款就不同了，不但手续麻烦很多，加班加点是常事，还得受气。信贷员往上看见的都是屁股——惹不起的央企、国企，是你银行追在屁股后面给人家授信，求人家用信（贷款），很多大企业都是在同一家银行存款10亿，贷款也10亿，银行两头赚，万一“老爷”不高兴，大笔还贷，银行就两头亏。
那些大企业的处长、科长们脾气也大，银行要是晚放款几小时就像触了天条，连行长都要被训斥一顿，更何况信贷员责任极大，小错一个处分，大错就得免职待岗。而且，上级行某些大领导有时会出于种种目的，施加压力，要求“突破政策”，必须放贷，根本不管那个企业是否存在风险，为此，行里一名会计主管被逼得调到其他单位，一位行长干脆跳槽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商业银行。大领导嘴里那些“出事我扛”“跟省行打好招呼了，上面能批你还怕啥”之类的保证都是口头的，谁都知道，日后真出了事，还是信贷员背锅。
石头每放一笔款，精神都备受折磨。当时新城支行的对公贷款大约有40多亿，每一分钱都是经过他的手放出去的，可他赚的“计价”却是0——也就是说，对公贷款没提成，白干！
同事们都明白，这要是个肥差，就不会让他独自“坚守岗位”了。干重活的吃不饱，干轻活的赚飞了，试问哪个心里能平衡？
石头先找部门经理，再找副行长、行长，阐述种种不公。各级领导都觉得他说得有理，也表示同情，就是没有解决措施。可能都是觉得哄一天算一天，拖到任期满，调走后耳根就清静了。
可石头找各级领导的目的不是吐槽，是要求解决问题，他很快就看穿了领导的想法。
新城支行对公信贷业务具体操作只有石头懂，没他就得瘫痪。石头有高血压，一阵头晕上来，血压计一测180多，这事领导都知道，所以他时不时请个病假，于情于理都得批准——客户部那几个平均年龄50岁往上的老大哥老大姐，谁能顶替这不赚钱的苦差事？行长和经理们连问问勇气都鼓不起来。
这样一来，像铁路局（那时铁路系统还没改革）这样的单位用款就只能等石头休假回来再放。几次下来，搞得几家央企领导暴跳如雷。这事令行长头痛不已，被逼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跟市行商量，问能不能参照个人住房贷款计价的几十分之一，“给对公贷款每万元提成一两块钱就行”。提议被光速否决，市行的答复是“铁路局、煤炭集团、机场、医院等大型企业都是大领导谈下来的项目”，下面办事员没功劳，所以“不给计价”。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们行长委屈地说，“哪怕每万元给5毛、1毛、1分也行啊……”这些提议被市行全部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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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在极度失望中又坚持了1年多。2013年，新城支行客户部拆分成个（人）金（融）部、公司（金融）部两个部门。公司部的经理人不错，但不谙业务，开启“大撒把”模式，对公信贷全流程让石头一肩膀挑，盖章、审批、上下调节都得自己弄。我们都跟石头开玩笑说：“你试试把10亿贷款放到自己卡里，怕是都没人知道。”
同楼层的个金部配备4名信贷员，俩人一组，搭班干活。其中2名老信贷员马上退休，调岗机会难得。“对公信贷大拿”的虚名再也无法绑架石头了，他先礼后兵，找领导谈话说想去个金那边——结果自然是从部门一把手到大行长都不同意，于是，石头休起了长期病假，归期未卜。
这下可不得了。新城支行的对公贷款撑起的是市行乃至省行的小半边天，各大央企国企用信受影响，上级怪罪下来，“一个普通员工休假就放不出款”的理由怎么能说出口呢？但石头又是个很刚、很硬的人，耗下去不是办法。前一年，新城支行调来一个大学生小钱，行长就把他调到公司部，跟石头说：“把小钱教会了，你就可以去个金了。”
石头也不含糊，对小兄弟倾囊相授。小钱本是名牌大学高材生，几个月下来，就学得石头的七八成功力。领导心中掂量：石头是调岗又不是跳槽，对公贷款真遇到难题，肯定还会出马指点。于是，2013年末，石头正式调到个金部做信贷员。
石头不愧是干一行钻研一行的人，他很快又成为全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大拿”，他和同事老宋组成搭档，把支行的个人贷款业务做得风生水起，自己的收入也翻了好几番。小钱则在公司部重蹈石头的覆辙，年轻人没有石头的硬度，被“祸害”得更惨。实在挺不住，也开始用生病的理由撂挑子向领导示威，只是不敢请长假。
那以后，新城支行对公信贷条线，大毛病没有，小毛病频出，总挨上级行批评，搞得新官上任的郑行长很恼火。为了彻底解决此事，郑行长琢磨出一个办法——提拔石头回去当公司部副经理，分管对公信贷。
前任行长没用给石头“升官”这招，是因为市行给所有一级支行的公司部都只核定了4个正式编制，1个科长，3个员工，有近百亿贷款的新城支行是4个编，只有2000万贷款的兄弟行也是如此。新城支行多次向市行反映这种编制不合理，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郑行长和市行一把手岳行长关系很好，所以才能硬生生多要来1个副科级编制。
“你说他能行吗？”郑行长征求当时给他当“大秘”的我的看法。
“我认为石头从素质、修养到工作能力，超过全市行99%的中层干部。”我实打实地说，不惜这话传出去会得罪很多人。
很快，办公室主任找石头谈话，没想到石头竟婉拒升职。郑行长又亲自上阵，石头仍百般推辞。全行最有权的两人都在石头这里碰了一鼻子灰。郑行长不愿放弃，想曲线出击——找跟石头关系好的朋友私底下劝劝，我把胸脯一拍：“看我的。”
我知道石头为减肥每天步行上下班，我也一直步行，有时遇见他会一起走半程。起初瞎聊，后来石头倾吐过一个悲伤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用石头的原话总结：“……我儿子出生后，我的心眼歪了，怕我老妈累着，就和我妈统一口径，以她身体不好为由让丈母娘帮带孩子。我妈无所事事，整天躺在床上看电视，闲出病来，罹患癌症很快就去世了。忙得团团转的老丈母娘上下楼健步如飞，身体倍棒——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呀！”看得出，他把母亲去世归咎于自己，耿耿于怀，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也是从那次聊天后，我觉得石头是真的把我当作很好的朋友。
我敢毛遂自荐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了解石头，他意志坚定却不固执，理由得当，他是可以被说服的。我准备了4个令他无法拒绝的理由：一、当了中层干部，工资会涨；二、当官更轻松，不干或少干具体工作，让手下人干；三、老大非要提拔你，官袍加身，可以不“表示感谢”，省一笔钱，白捡个官当；四、不想干了，随时可以辞掉。
当天一到下班时间，我早早站在考勤机旁磨蹭，假装和石头偶遇，同路回家。出乎意料的是，我抛出这些理由，唾沫星子飞溅，石头还是坚决不干。
他理由只有一个：“当官不自由，会身不由己。”
我一听就瘪了茄子——事实确实如此，中层干部手机要24小时开机，会多，加班是常事。我深知自由的珍贵，也厌恶加班和开会，再说违心的话就对不住良心了，便住口不再劝了。第二天，我把谈话详细过程转呈郑行长，他叹气说，他已经和岳行长要来了这个副科编制，“看来只能先空着了”——这个公司部副经理的位子，就这样虚悬了5、6年。
“石头”的硬度，我算是第一次领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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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调任个金部任副经理，个金部的杨经理想给我踅摸一间独立办公室。找来找去，只有二楼个贷中心大厅里一间带百叶窗的玻璃小屋最合适。杨经理问我行不行，我表示很满意。
“别急，我还得跟石头商量一下。”杨经理说。
石头一听杨经理要征用这小屋，问：“是给个贷加人手吗？”
“不是。”
“那就外人喽，谁啊？”
“张林。”
“张林可以，别人不行。”石头不假思索地说。
等我搬进新办公室才知道，这原来是石头午休睡觉的地方，被我占领后，他只能蜷缩在椅子上眯一会儿了。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让后勤管理员把我在办公室当副主任时那个破沙发搬到个贷大厅，这样石头又可以午睡了。
每天8点半上班，石头7点就到单位，趴在电脑前看新闻或翻昨天的报纸。我来得晚，早晨一进大厅，他就在工位上举起右手大声说：“早上好，张林。”天天如此。开始我还想跟他说：“都哥们，不用这么客气。”时间久了，竟被他的执拗劲打动了，也充满激情地大声回应：“石头哥好！”
同在一个大厅工作久了，我发现石头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跟大伙很不合拍。银行里充斥着跟钱相关的小道消息，一会儿第三方证券公司经理说A股将要大涨，1万点起步，大伙就跟着杀进股市，一会儿又流传什么股票（本市上市公司）的内部消息，说要翻3倍，大伙又一窝蜂似的杀进去。对此，石头都是一笑置之，对羊群效应免疫。
我发现，石头对事物的看法是经过独立思考的产物，你不问，他从不主动发表意见，问的话则会认真作答，若碰到哥们的事，则直言不讳该不该干。他的行事方法渐渐影响了我。有朋友认为我在银行上班，必定熟悉贷款业务，打电话来咨询，我先让他稍等片刻，征得石头同意后，才让朋友给石头打电话。过一会儿，石头准会敲门进来，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复述一遍，包括借款人的情况，相关政策，能办，时效如何，不能办，推荐他去某某银行，或等待本行政策调整的预期时间。
更有趣的是，石头临时请假也有逻辑规律可循：他先找分管副经理，人不在就找经理，都找不到，就会跟我说：“我出去一下，家里修网线，大约两小时之后回来。”一句话涵盖请假原因和时长。他就算离开办公位置一会儿，也跟我打招呼说：“我去五楼找行长签个字，有客户找，可以让他在沙发上等20分钟，或者给我打电话。”包含了去做什么、花费的时间、遇到意外的处理办法。
据我所知，行机关的大哥大姐们，请假知会一声部门经理都算给面子的，很多人都是直接玩消失。我虽然人在个金部，但分管的条线与个贷无关，石头也不是我的兵，我很纳闷他为啥向我请假，问后才明白，石头的逻辑是“逐级请示”，找不到条线领导，他就像战场上失去指挥官的士兵，寻找军衔最高人下令。
2017年左右，新城支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加速膨胀，楼盘一个接一个签约，申请房贷的客户络绎不绝，个贷大厅热闹得跟菜市场似的。几个月下来，全行房贷任务完成了2000%。郑行长见房贷如此火爆，其他的业务指标却怎么也上不去，就琢磨出一个法子——由信贷员向申请房贷的客户推销保险和信用卡。
“捆绑销售”是银保监会明令禁止的行为，操作起来需要信贷员非常精明，做到“看人下菜碟”，对好欺负的客户就暗示“不办信用卡不买保险就贷不了款”，一吓唬，客户基本就从了，若碰到绝非善茬的客户，就随便提一嘴，办不办无所谓。
但靠相面哪能100%准确呢？有的客户貌似忠厚，一听不买保险不办信用卡就不放贷款，一跳三尺高，直接说要去银监局举报，所以个贷大厅经常爆发争吵。个金部两个信贷小组，一组人忠实执行领导命令，只有石头不听摆楞（东北方言，摆弄、玩耍、安排、控制的意思），他的搭档老宋推销时，他在旁边一腔不发，视行长命令如无物。风声吹到3个行长耳朵里，他们对石头就添了几分不满。
个贷信贷员还有个“旁门”收入——申请贷款客户的红包。据我观察，大抵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很厚的信封，比较危险，意味着此笔贷款有某种不合规之处；另一种是很薄的信封，很安全，借款人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特殊的照顾，只是想要“公平”对待他，不要刁难就好。
人情世故，见怪不怪，当年我买二手房去房地局过户时，经办员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折腾几趟下来，我把几张粉红色票子卷起来暗递过去，就豁然开朗、通畅非常了。支行其他信贷员能做到“收薄不收厚”，石头则啥也不收。有一次客户扔下红包就跑，石头在后面猛撵，在楼梯转角处劈手揪住客户衣服，扯掉一个扣子，人家只好又收了回去。
很多借款人开的收入证明，都会把实际收入“抬高”一些，好贷更多的钱，石头则会劝客户“缩小规模”。老宋对此有些不满（因为客户贷得多，他俩就赚得多），石头劝老宋说：“人有点钱就会踮脚去够原来够不着的东西，杠杆翘得太高，还款人收入不容有一点闪失，一旦翘翻了，咱俩就算没责任，处理罗烂事也够受的，按收入的下限来才稳。”老宋虽然年纪比石头大很多，却很听石头的话，不再吱声了。
我在个金部干了1年就去了下面二级支行，石头帮我提东西，送到门口说：“你那小屋电脑和桌椅都不动，想找什么资料给我打电话就行。”又和杨经理说：“张林走了，就别再往个贷这屋安排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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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我辞去代理二级支行行长职务，回到新城支行公司部当普通员工。
当年推官不就的石头对我失去中层干部职务既愤怒又不满，逢个领导就一番吐槽。我专门跟他讲了其中缘由和来龙去脉，他才稍微平和了心态。我再一次感到他对我的友情很深。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俩都没有私下喝过一次酒，仅是观念和处世法则类似，就成了莫逆之交。
卸下重担的我轻松很多，一有工夫就鼓捣写网络小说，存稿有一定积累后发到网上，发朋友圈求推广。没过多久，石头的电话打了过来：“……我以前总看网文，写网文人气很重要，得有人给你多投票，多打赏，多评论才能吸引人气。我的账户给你用，带带节奏，唰唰打赏啥的。”我登录石头的账户，发现余额有几百元钱，查看一下充值记录，果然是刚充的。
石头的账号我用了半年多，小说完结后，我在里面存回同样的钱，让余额一分不变，正式交还给他。
我又在公司部混了2年多，2020年9月，市行要求一级支行机关精简人员，我有被下放网点的危险。几个和我关系好的老大姐都建议我去找新来的冯行长毛遂自荐，去个金部做个贷信贷员，“轮番轰炸”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全行人都知道那是个赚钱的好岗，再过两年老宋退休了，跟石头组搭档会很舒服，我有点想试试，但又有种莫名其妙的担心：银行靠房贷赚了十几年的钱，会一直好下去吗？寻遍我有限的记忆，好像没人能永远得意——当工人的父亲曾经很骄傲，后来渐渐得意不起来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那段时间，做生意的老板们很得意，可这两年，他们又羡慕起旱涝保收端铁饭碗的了。
我决定问问石头的意见。石头直截了当地说：“个贷确实赚钱，但好日子过了十几年了，我觉得以后就不好说了，盛宴总有一天会散的。咱行的借款户多是周边县市进省城的人，东北的老龄化预示这个源头并非取之不竭。房子不是消耗品，总有一天有能力还钱的人都贷过款了，躺赚的好事就到头了。而且信贷员不是放完贷款就没事了，也得干贷后管理这种没收益的活儿。假如有一天贷款放不动，不良（贷款）多了起来，往后的职业生涯就是给吃得沟满壕平的前人擦屁股。”
石头的观点不过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但这虚无缥缈的直觉却和我的担心产生了某种契合。久利之事无为，众争之地勿往。我没去找冯行长要求去个贷，而是下了网点，消息传出，几个大姐都打电话来埋怨我不听劝。
我说问过石头，连他都不看好以后的个贷。几个老大姐都说我傻：“嗐，他是怕你去，跟他抢赚钱！”
我知道这不是石头的作风，只好默然以对。
2020年夏天，新城支行合并了一家一级支行，数十名员工分配过来，其中有2名信贷员是冯行长旧部。个贷大厅容纳不下6人办公，想着有2个老信贷员掰着手指算退休，不好再折腾人家搬走，冯行长就让石头和老宋他俩搬到一楼大厅办公。
一楼大门是按南方银行样板改造的，美观倒是美观，可一到冬天就冷得要命。营业室人来人往十分吵闹，午睡就别想了。再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被排挤了，老宋一边收拾东西，嘴里念念叨叨，发泄着不满，石头则一言不发。之后他倒是随遇而安，吃完午饭，没法睡觉，就去附近的公园遛弯儿。
秋天，我收到一条短信，银行询问我的房贷是否转换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选固定还是浮动利率才合算呢？“房贷不决问石头”已悄然成为我的信条，我就去支行营业室找他。一楼大厅的嘈杂一如往昔，石头和老宋的工位就在贵宾区旁边，简单摆放两张桌子，用两个屏风半遮着。老宋不在，石头守着电脑写报告，见我过来，连忙站起来打招呼。
寒暄几句后，我说起转换按揭利率的事，石头笑了：“上班这些年，你手里应该有点钱吧？”我点了点头，说辞去代理二级支行行长后，原来垫的钱回笼了不少，有点闲钱。
“无贷一身轻啊，兄弟，全还了得了。”他说道，“人有闲钱就爱折腾，万一搞什么赔了，咱行再降绩效工资，看到坑沿儿还掉下去，多冤啊！除非你有很好的理财渠道，收益超过贷款的利率。”
石头一席话让我想起2009年自己刚贷款买房的情形——本来以为当上副主任后还贷不成问题，结果赚点钱都垫到做业务上，穷得叮当响，一度钱包里只剩20块钱，还房贷要靠透支信用卡取现。
我深受触动，听从石头的意见，一次性提前还清了房贷。不再收到提醒还贷的短信，不必惦记每月往还贷账户里转钱，心理上轻松很多。石头又叮嘱我说，不是结清贷款就完事，还要去房产局解除房子的抵押。
年初的疫情并没有像以前经历过的“非典”一样快速消失。果如石头所料，我们银行的基本工资不变，但绩效开始缩水，有的福利干脆取消。我刷短视频时看到受疫情影响，有人收入减少，为还房贷而焦虑。我好事地问石头支行个贷的状况，石头说目前有多笔按揭进入“次级”——借款人净现金流量为负值，支付出现困难，不能偿还金融机构的债务，预计贷款损失在30%以下，贷款本金逾期91天至180天（含）。
我又问他如何对待逾期的客户。石头说，他的客户只有4、5个逾期的，只要不是恶意不还的，都会温和催收，帮助向上级行说明情况，“利用一切政策推迟还款，帮助客户渡过难关”。
转过年来，我去拜访张副行长，聊到指标完成情况时，张副行长说房贷业务已冲到全市第一，随后又不满地说：“石头这小子变了，干活不使劲了。”张副行长说，后来的2个个贷经理太能干了，不但业务好，还有营销能力，签下了很多新楼盘，二手房贷款也做得风生水起，俩人天天加班到深夜，放出的贷款额是石头、老宋组合的10倍，赚的效益工资自然也是他们的10倍。
“怎么会差这么多？”我有点不敢相信，“石头一年到手十几万，那新来的俩经理岂不是年入百万以上了？”
“可不咋地，至少是我这当副行长的3倍！”张副行长说。
我很纳闷：难道是石头被撵下楼闹情绪了，但也不会放着大把的钱不挣啊？
“是不是这些项目都是领导出面谈下来的啊？”我问道。
“都是人家自己‘营销’的，这两年市区新楼盘起来得跟造林似的，签个楼盘是难事吗？石头还是那老一套，坐等客户上门。你说你‘营销’不来，会来点事儿，人家两个同事忙得提溜乱转，你帮人家干两笔，少分点计价，人家肯定也能同意。他倒好，一笔也不帮，猫在一边看网络小说。”
张副行长是新城支行本地提起的领导，跟石头算关系不错。可新官对旧人就没什么感情了，空降来的冯行长在大会小会上总批石头，说他的个贷小组啥也不是。面对领导的猛烈批评和讽刺，石头安如磐石，低着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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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我辞去二级支行负责人的第三年，之前用于垫付搞营销和买业绩的钱全部回笼，我深刻体会到没钱焦虑、有钱还是焦虑的感觉——突然手头宽裕了，就生长出贪婪的欲望。
我自打进银行就玩股票、基金，十几年过去跟坐过山车一样，一分钱没赚，显然这不是投资的好去处。存款和理财又跑不过通胀，眼睁睁看着缩水，只有房价是一直涨的。
在银行里，如果一个同事“营销”赚了很多钱，具体多少人家当然不会说，日常聊八卦时就说：“他挣了一套房。”既没有编造数字，又让听者会意他确实赚了大钱。我寻思，再就买个较新、较大的二手房？
很快，我就相中了一套房子，我知道买二手房是和房主、中介玩三方博弈，价喊高了，会损失一大笔钱，于是打电话向石头描述房子的概况，让他远程评估值多少钱。
石头笑道：“当我是千里眼呢？你跟房主约好，等我下班去看看。”
石头看过房后，问我：“你不是有房子吗？”我回答想买个面积大点的“改善型”。他没吱声，想了一会儿，扔出一个比市场价低30%的价格。
房主一听，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似的，一直温文尔雅的中介小哥几乎气崩了，说话十分刺耳。冷嘲热讽下，石头面无表情，不为所动，我噤声不言，一副任凭石头做主的态度，最后自然没谈成。
往后几个月，我一有相中的房子就喊石头去看，石头有时出价极低，有时干脆说“房虫房”不能买，我始终坚信石头办事自有他的道理。
“拖”的这段时间，本市二手房从滞涨转为缓慢下跌，那些被石头“搅黄”的同样地点、差不多面积的房子，普遍降了30%以上，此时抄底，起码省几十万。但我买房的热情被大大消磨，懒得去看房了。
2021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刷视频时，蹦出一著名地产商在本市的楼盘，每平米只卖6000元——当时本市新房价格都在1.5万元左右，等于打4折。我有点不太敢相信，发微信给同学，他更是一百个不信，第二天就开车拉我去看房。一到售楼处，我们都惊了——这不但是真的，而且房子还带精装修。售楼员说，这价只限3天。房子面积较大，我手头的钱不够，得贷款。同学也觉得这是个大便宜，错过机会就没了，说差多少我借给你。一瞬间，我真的要当场签约交定金了。
冷静下来想想，还是拨通了石头的电话。我刚说楼盘的名，他就用很严肃的语气说道：“我劝你别买！”
我又一次听从了石头的建议。大约3个月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了这家号称“大到不能倒”的地产商的商业承兑汇票逾期的爆炸新闻，随后媒体大量报道楼盘停工、围堵老总的消息——其中就有我差点想买的那个楼盘。
同时，省行又换了新老大，一上任就取消了基层员工每月1700元的补贴，我的可支配收入锐减40%。一向自诩谨慎的我差点翻船，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人生无常，真是一念地狱，普通人一个错判，可能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从那往后，我买房的欲望全消，变为观望的状态。
2022年7月一天下午，我在张副行长办公室喝茶，风险经理敲门进来，提醒张副行长要准时参加下午的不良贷款清收工作推进会议。
“出‘不良’了呢？”我随口一问。
“他妈的，现在不良贷款有1800多万了！”张副行长起身把门关严说。
我大吃一惊——国有银行的紧箍咒念得这么紧，出这么多“不良”可不得了。想想，2018年我离开个金部时，住房贷款的不良余额还是“0”，再往前，2017年出过一笔月供3000元的逾期，领导都紧张得不得了，当时为避免出现“全市第一笔不良贷款”，行长让分管个贷的副经理自掏腰包借给贷款人6000元（垫还2个月），后来，客户这口气缓上来，又能继续还贷了，全行上下才松了一口。
张副行长说，新城支行的不良贷款是“腾”一下起来的，一下子蹦出几百万，他最初看到报告时，脑瓜子“嗡”一下子。经过调查，多名贷款户早就还不上月供了——有2个信贷员仗着赚得多，开始还偷偷替几个贷款人垫还，后来冒出来的逾期越来越多，他们无法承担，所以真相才曝光。这些房贷业务大多来自本市一家贷款中介公司的推荐，已有多家银行中了它的招。
“那咱们的人有责任吗？”我问。
“即便没有腐败问题，高评高贷（银行评估价格比真实交易价格高，从而贷更多的款变相降低首付）这种违规行为肯定存在。”张副行长面色冷峻地说，“行里已经责令2个信贷员下岗清收，如果不良率进一步扩大，有收受客户钱财行为查实的话，‘进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里面肯定没石头事儿。”我自信地说。
“你早就不在个金部了，怎么敢这么肯定？”张副行长非常惊讶地问道。
我笑而不答——说多了会显得员工比领导还英明那怎么行？
“你是真行啊，几十笔不良没有一笔是石头的。”张副行长用钦佩的语气说道。
7
2022年秋季，新城支行那2位“明星”个贷经理“营销”的楼盘又爆出停工消息。借款人蜂拥找到二楼个贷大厅不走，要求退房、停贷、消除征信不良。可这些事都不是基层银行能做到的，行领导们只能出面苦口婆心地劝，一磨就是大半天。
这种情形算好应对的，还有客户直接找到银保监局去，那边就直接给冯行长打电话，让派副行长以上的干部去接洽，搞得新城支行领导班子焦头烂额。
更悲催的是，支行内部员工买的楼盘也停工了，当时楼盘销售员声称，该楼盘配套公园、游乐园、电影院，是极好的“投资项目”，让老板特批给银行内部价。个贷条线的人员近水楼台，争相抢购，从快退休的老宋、分管个贷的副经理、经理到分管副行长、行长，都被套进去了大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积蓄。其中冯行长最惨，购房时，银行圈的朋友们争相给他贷款，让他被套住300多万。要知道他一把手的年薪也就30万，相当于10年的行长白当了。
支行个贷条线10个人中，只有石头没买那个房。当时有人劝他不要那么胆小，干半辈子银行信贷经理，放一笔房贷才赚几千元，炒一套房子能赚几十万，“投资几套房，赚个二三百万不香吗？”但石头油盐不进，置若罔闻。
我问石头：“别人都买你为啥不买？”
石头笑道：“蒙对了呗。”
他说，那时他第一次跟去看房，还没到地方，手机收到一条“XX县欢迎您”短信，但销售经理却大张旗鼓宣传是本市的房子：“能在一个问题上说谎，恐怕其他的承诺也不靠谱。”他不但自己没买，甚至不做那个楼盘的贷款。他还劝张副行长说：“大多数人是什么好事都赶不上点的，大佬利用信息不对称发财，普通人一拥而上时风险就很大了。”可惜张副行长没听进去，被套30万首付，还得月月还贷。
彼时，支行个金部2个老信贷员已退休，2个昔日“明星”个贷经理下岗清收，二楼的个贷大厅没人了，冯行长就让办公室通知石头和老宋回到二楼办公。老宋得了令，喜滋滋地往回搬，石头像没听见似的，还窝在一楼，每天楼上楼下跑也不嫌麻烦。领导问他为啥不回二楼，石头说他已经习惯了，一楼能接触更多客户，有利于支行业务发展。
以前，那2位“明星”个贷经理一个礼拜就能放款800万，现在全市一个月只能放款800万，市行把给信贷员的“计价”提升到160%，也毫无起色，反而总有客户来提前还款。个贷任务无法完成，别说赚钱了，还要罚钱。见此情况，新城支行只好20年来第一次把贷款任务分给下面网点，各二级支行行长苦不堪言，叫苦不迭。
上级行也对房贷绝望了，把营销重心转移到小微企业贷、烟商贷、药商贷、大学设备更新贷上，可这些企业似乎并不缺钱，业务推进很不顺利。
眼见如此境况我细思极恐，又是一阵后怕——石头又“蒙对了”，2年前如果我去了个金部，最多赚1年钱，然后就得给赚足了钱的退休前辈们擦屁股。就凭去年行长们对石头的冷嘲热讽，加上金钱的诱惑，只要有一样我顶不住，就会卷进违规放贷里去，现在也下岗清收，吃官司去了。
2022年9月，新城支行团建，组织员工去郊外爬山。到达酒店已是傍晚，一顿酒喝到残局。张副行长、石头和我凑到一堆儿，喝得搂脖抱腰。
不知道张副行长是不是因为全行房贷不良直奔3000万、从个贷规模第一到不良总额第一，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后悔以前对石头的严厉批评与嘲讽，想挽回一下，我们一起去小树林“泄洪”时，他故意哼哼：“悔不该，醉酒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啊（《阿Q正传》里的话）。”石头一本正经，听了也不笑场。
第二天早上我和石头一起爬山时，寻思石头帮我避了这么多坑，就不要吝啬感谢的话了：“我得感谢你啊，听你良言，我少赔了几十万啊。”
石头也感慨地说：“我也得感谢你，我劝过好几个人，只有你肯听我的。”
石头说，在2018年本市房产市场欣欣向荣、涨出新高时，他看到某大地产商“活下去”的新闻，联想到几次回老家，街上难见年轻的面孔，顿生一叶知秋之感。2020年9月某地产商给地方政府的一封信闹得沸沸扬扬，更加深他暗自“看跌”的想法。
一路上我俩深谈好久，石头的敏感、警觉、悲观与我很类似，最终的结论是：“我们都是那种杞人忧天的悲观派，凡事本能往坏处想，不相信自己能占到便宜。发不了大财，却也避了些祸。”
（本文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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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江哺育整个华北平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地，共约6000万人口。到今天，北京市民打开厨房水龙头，每一滴水中都有70％来自汉江，而在天津则是全部。” 从2014年南水北调通水前夕开始，袁凌陆续走访了汉江沿线的水坝、移民、纤夫、船工、渔夫、污水厂、老街和居民，了解汉江的过往和现在，繁华与寂寞，抚慰与疼痛，从汇入长江的终点一直到源头，碰触它的躯体和灵魂。 截至2022年，《汉水的身世》出版，这是一本融合自然、历史、现实、人文与行走的非虚构力作，写出了汉水作为一条古老江河的时代感和生命感，关注它自身和它的子民、环境、历史与现实。 本文选自第二章《迁徙与回流》，讲述的是汉水移民的故事，移民们告别了掬之可饮的汉江水，江里翻飞抓鱼、赛龙舟的自由日子，物产丰饶的土地，家乡的一草一木。去到迁移地后，与当地原来的居民矛盾频发，耗费两代人依旧扎不下根来，新房偷工减料，维权从迁移之初就开始了，也有人迈上了艰辛的回流之路，结果是再一次流落异乡……
“钉子户”
王顺这一生恐怕从没想到，有天他会从水上人变身为一名厨师。
他的上班地点在十堰市上海城小区的物业房里，为十来位保安和物业人员打理一日三餐。日常工作是煮饭、洗菜、摘菜、炒大锅菜。因为物业的人增加，活计繁重，最近刚刚增加了一个帮手，坐在一楼的厨房地上摘菜。“这边的人觉得我菜做得还可以”，尽管他从前并无厨师履历，不过是自炊自食。
租屋在十几公里外的白浪镇，和儿子同住。每天早上六点，他骑着电动车出发，下午五点半赶在暮色降临之前骑车回家，来回三四十分钟上下班。电动车存放在物业房相邻的车库，车库里还有一个楼梯间，里面开了一张铺。遇到雨雪天，他就不回家，在楼梯间的铺位上过夜。
楼梯间的屋顶是倾斜的，靠床那一方要高一些，另一头搭着台子，搁着开伙用的米面，床头地上墩着几大桶油。床铺相邻的墙上挂着一个健身用的呼啦圈，是前任厨师留下来的，王顺没有用过，也没去取下来。楼梯房里没有暖气，王顺自从头年十月过来，在这里过了一个冬天，“天冷被子就盖厚些”。一墙之隔的车库壁上是密密麻麻的小区各单元电表，地上几罐厨房用的煤气，门外传来车辆倒车入位的轰隆，闻得到隐约的汽油味。
比起四年前我第一次在郧县柳陂镇见到他，这里的条件已经算得改善。那时的他已经失去了自家的楼房，栖身在拨叉厂一幢废弃的职工宿舍楼里。在厂子倒闭转制过程中废弃的宿舍楼像是经过了一场地震，而后被长年尘埋，四处是垃圾、灰尘，褪尽了任何颜色，路灯都已瞎掉，水房和垃圾口腐蚀出陈年霉斑，楼道散发出一股温吞的臭味，让人呼吸憋闷。从前的宿舍退化为洞窟，难以想象王顺和另外两个伙伴就在这栋楼的某几处洞穴里栖身。
王顺住在一层。锅灶什物都摊在地上，除了一张单人床、发黑的蚊帐，没有成形之物，似乎事故现场。曾经的生活痕迹被库水完全淹没，好像从未存在过。他的堂兄王爱国住在楼上，同样是黑洞洞的房间和零乱的内情。楼里还有其他两位失去了住处的移民，都属于柳陂镇大桥村。
和绝大多数的移民不同，王顺始终没有在搬迁协议上签字。对于远在武汉汉南区银莲湖的安置房，他只是下去看过一眼，就断了迁居的念头，“内涝重得很”。他和另外五户居民，是郧县南水北调移民中的“钉子户”。
这六户村民拒绝搬迁的最大理由，是他们的住房海拔超过200米，远在库区蓄水水位控制线之上，不应属于移民范围。搬迁组给出的理由是村里的耕地地处江边，大部分将被淹没，人随地走。
王顺回忆说，搬迁的风声是2009年夏末传出的，工作队开始丈量房子，王顺要求他们拿出搬迁的文件，但对方并未出示。“到目前为止，关于我们村子纳入搬迁，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文件。”2017年秋天王顺回忆。
村落在拨叉厂后边的坡上，高出附近的普遍海拔，站在坡上可以俯望濒临汉水的耕地。距离移民搬迁已经七年，由于丹江口水库蓄水一直没有到达170米水位，理论上已经被淹没的大桥村土地仍然显现在眼底，只是已经没有庄稼，变成了大片的采沙场。
几位村民说，他们被要求搬迁的实际原因，是本地政府想要联合开发商发展旅游，把这里搞成一个“和平岛”，但最终因水质保护等原因并未实施。在一处当地政府曾经的宣传栏上，我看到了一张“和平岛”的规划图，大桥村处于它的核心位置。
已经大部分拆除的村落只余废墟，王顺和王爱国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六家人的房子是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形下被钩机强行扒平的，两人都不在场，连家具电器都没有机会拾掇出来。
两人不在场的原因是躲避签字。其中王爱国去了江苏，王顺则在十堰。王爱国被县政府派人找回来商谈，王顺则是几个月之后才回来，回来时面对的已是一片废墟。搬迁组的说法是家当代为存放在某处库房，后来又听说随移民搬迁拉去了武汉那边。
2021年我在武汉银莲湖见到王爱国，他说电器和生活用品拉下来之后搁在一个仓库里，年长日久都沤烂了，最后赔偿了他3000元。
房子被扒之后，六家“钉子户”中有两家最终签了字，接受了移民搬迁，但他们仍旧留在十堰周边打工捕鱼，并未前往银莲湖。王顺一直没有接受协议，为此他付出了很多现实中的代价。
首先是身份麻烦。在办身份时王顺发现，虽然并没有签字同意搬迁，王顺一家的户口却被郧县柳陂镇这边吊销了，说是已经迁移到了武汉汉南区。王顺联系汉南区公安局，那边却说并没有转入王顺一家的户口，并出具了王顺一家在当地无户籍的证明。王顺拿着证明起诉了郧县公安局，在法院审理期间，郧县公安局以“因建制迁移干部家属随迁落户”名义给王顺一家办理了户口迁移，落到汉南区银莲湖，没有提到移民字眼。王顺起诉有关部门的案件不止这一宗，直到2012年我在小区物业食堂见到他，身为厨师的他身边仍旧保存着厚厚的诉讼材料。
由于一直没去银莲湖那边，王顺没有地方缴纳新农合，不能享受社保。有五六年的时间，王顺没有身份证，没法去外地，只能一直待在拨叉厂里。儿子也打不了工，结不成婚，一直到2016年落户之后才上了社保。
其次是职业。王顺从少年时代就是渔民，有捕捞证。捕捞证五年更换一次，王顺办理时渔政站不给换发新证，说不服从搬迁就不更换捕捞证。王顺从此成了捕鱼“黑户”，直到他找到厨师这个完全陌生的行当。
在这群人里，王爱国坚持了将近十年，但他最终选择接受，搬到了银莲湖江汉村。和他一批下去的一共有三家，都是当初拒绝签协议的移民。
“2019年11月27日。”坐在自家的移民房里，王爱国清晰地忆起搬下来的日期。这一年，他到了60岁，在拨叉厂的职工宿舍楼里栖身了足足九年。
移民搬迁之前，他的光景原本不错，除了耕种自家十几亩土地，还拥有一台三轮车和脱粒机，每年收获季节出门揽活，干上两三个月，有似升级版“麦客”。这些机械都在搬迁时被拉走，之后赔偿了1.2万元。栖身在拨叉厂的岁月，他只能靠四处打短工赚点钱，包括机械维修和垃圾清运这样的零活。拒绝搬迁还使他付出了额外的代价：四处漂泊，在江苏和十堰、郧县先后租过四处房子。
王爱国最终顺服的原因，是他和妻子已经年届60，只有搬迁去汉南区才能享受新农合社保。在此之前由于没有户口，他和妻子的新农合已经断缴多年，搬迁之后一次性分别补齐2100
元和2400元，从此可以在退休后享受每月300元的养老保险。另外一个更大的原因，则是王爱国年轻时入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从2007年开始享受退役补贴，由于搬迁原因补贴曾中断。
一直到2019年底他同意搬迁到银莲湖之后，两地的退伍军人事务局开始协调解决恢复和补发退役补贴，其间因为档案核实等原因，到2020年12月才恢复发放。而十堰郧县那边一次性补发的退役补贴是到2019年底为止，其间有11个月空当没有衔接上，王爱国为此跑了很多趟退役军人事务局，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受王爱国之托，我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要求合情合理，一直在努力为他解决，但由于是特事特办，操作上有难度，背景则是十年来政策背景的变化。“如果他是2011年来武汉，就没有这么多事情了，和他一样身份的，2011年来直接发钱，都不查任何东西。然后拖到2019年，事情就复杂了，移民政策也弱了，政府办事流程也严格了。”事务局工作人员在短信中如此解释。以后到了2022年5月底，我收到了该工作人员的微信，王爱国的退役补贴通过设置虚拟门栋关照员领工资的方式终于得以解决。
汉江村的移民土地人均1.5亩，由政府安排统一承包给了当地的老农公司经营大棚农业，移民们得到每人每年八九百元的补助。移民们最初下来，没有摆脱劳动习惯，很多人想要自己种，但种地的收成也很难保证，两地气候有区别。土地统一承包之后，移民们就脱离了农业，除了适合出门打工的年轻人，大部分中老年人无所事事。王爱国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好客的他的小院中，每天摆着一桌麻将，移民们的双手脱离了锄头，码牌摸张消磨时光。
2016年之后，移民们开始领到国家下发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每亩地一年80块钱。王爱国一家四口共有耕地六亩，一年能够得到480块钱。
王爱国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十堰结婚成家，一个中学时代随着王爱国颠沛辗转，在江苏上学时没有考上高中，如今在武汉打工，已经27岁，他的恋爱结婚成了王爱国和妻子最大的心病。
房子是其中硬件。在老家，王爱国的房子靠近郧阳城区，接媳妇可以不必另置新房；在汉江村，则必须去武汉城区购买新房，这对于王爱国一家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即使是买车，也难以承受。硬件之外，人脉也颇为不利。王爱国说，在老家亲戚朋友多，可以相互介绍，认识人的范围大；在这里没了圈子，人生地不熟，找对象更是艰难。移民村里的姑娘都朝外走，汉江村里有七八十名年过30的单身汉，大都是受制于这种情形。
拒绝在搬迁协议上签字的九年时光，回想起来只是一场失败的抗拒，但王爱国觉得“人，总要抗争一下”。对于当下的生活，他谈不上有多大不满，毕竟比起在拨叉厂宿舍里栖身和清理垃圾糊口的岁月，现在的居住和日用条件都大为改善，无所劳力的日子也称得上悠闲，“不习惯也得习惯”。只是他和妻子的梦中，都仍然会浮现老家的风物，“心还在那边”。
对于第一代的移民，这或许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扎根
金存壮从老家柳陂镇走的时候，什么坛坛罐罐也没有要，只抱了两床被子下来，其他都打算在新地方购置，从头开始。
在银莲湖汉江村定居以后，他和老婆都去了承包移民土地的老农公司上班，月工资2000～3000元，这也是很多移民的选择，当时总共达到一百多人。金存壮在那干了四五年，后来公司效益下滑，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到2021年只保留了两名移民做中层管理者，其他的是临时需要招人干活，一天百十块钱，金存壮的老婆就在公司打短工。
十年过去，汉江村的小区条件和周边环境已经大为改善。
尤其是2015年开始，汉南区和武汉市经济开发区开始一体化规划之后，规划投资项目增加了不少。小区的场地和道路得到了修整，绿地和健身活动场地增加，开辟了专门的篮球场，为居民加修了院子围墙，小区主干道硬化得宽敞平整，道路两旁排列着农民干活的主题雕塑。
移民们得知，政府为改善汉江村小区环境投入了近亿元，主要用于土地改造和绿化维修。小区外的楼房也变得多了起来，不再如当初的荒僻，显出某种大城市远郊区的氛围，通往湘口镇和纱帽的公交变为平均不到一小时一班。“条件比当初好多了。”
但相比于武汉近郊区，银莲湖当地的工厂和大农业并没有发展起来，老农公司的衰落就是一个例子。这使得移民的就业始终存在问题。金存壮从老农公司失业之后，赋闲了两年，仍旧把挣钱的眼光投向了老家。在老家搬迁之前，他跑过多年运输，为郧阳和十堰城区拉房屋装修建材。下来之后人生地不熟，车子只能在搬迁之前卖掉。
因为在老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人脉，前两年，金存壮回到了十堰给当建筑包工头的朋友帮忙管理，每月挣七八千元。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工地上的活，只好回到汉江村，“什么也不干，玩”。王爱国家里搓麻将的人群中，偶尔也会有他一个。
金存壮有两个同胞兄弟。弟弟一直留在老家，没有下来住过。哥哥住了一段也回十堰了，房子租给本地人，原因是老家打工方便。金存壮从前有过一次婚姻，前妻带给他两儿一女，都在十堰和郧县成家立业，以后又和现在的妻子要了小儿子，眼下在湘口上初中。小儿子对于老家没有多少概念，金存壮对他提出在十堰买套房子，小儿子不想回去。但金存壮自己却放不下这个打算。
武汉银莲湖江汉移民村，小区的农民雕塑被戴上了防疫口罩。（作者供图）
“肯定是要在上面买房的，（每年）住上个几月半载”。亲戚孩子都在上边，虽然觉得“这儿也还行”，年届60的金存壮还是想落叶归根。
2016年初秋，凤凰山移民村毗邻的旷野茅草随地形起伏，很大一片开辟成了太阳能发电场，缓坡上密麻麻铺设着暗中吸收阳光的钴蓝色金属板，看起来像是某部科幻电影中的景观。越过这片景观，有几片规模不小的羊场，是凤凰山的移民搭建的，彩钢苫盖的大棚屋顶下散落着50来只像戴着一个棕色头套的波尔山羊，显得数目太少了些。
黄和平驾驶三轮车颠簸归来，驮一整车的花生藤饲养羊群。她径直站在车上往圈里扔花生藤，羊群纷纷凑到车前来吃。过一会儿她还要赶羊群去放牧。
一身褪色的迷彩服，穿得鼓鼓囊囊的她看上去是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女人，其中也包括羊场的波折。羊群凋落到现在这个规模，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2016年因为羊瘟，政府要求挖大坑活埋了30来只大羊，其中母羊一只1500元，种羊则高达5000元一只。第二年因为大量死羊，跌价到近3000元。这批羊一只都没有剩下来。2017年，黄和平家又买了60来只羊，繁殖了十几只羊羔，全部生病死了，连同种羊死去20多只，不然羊群的规模会有70多只。
韩天俊是移民村六组组长，也是这群养羊户的带头人。他刚刚在自家大棚给羊打过防脑虫的针，手上拿着一支空了的针管。养羊户共有十家，2015年大家一起从山东买羊，因为不懂技术，羊买回来时就有传染病，政府统一安排签字消杀，每家都亏损了好几万元，协议上镇政府补贴的每只羊500元拿到了，省里补的240元还没有到位。经过这番打击，十家养羊户只剩下7家。
2017年，春天死羊的原因是驱虫不到位，三月份除了一次虫，预备六月份再除，不料羊吃的草虫子太多，不到第二季度开始拉稀，天天要打针，起初没有经验，打针的剂量不够，羊群走一段走不动了，眼睛翻白倒下，韩天俊死了14只羊，原本60多只的羊群只剩不到50只。以后有了经验，打驱虫针时加大剂量，才制止了羊群的死亡，但上半年的指望全都没了。
养羊还有另一宗困难。羊群长期圈养不仅草不够吃，还会导致疫病流行，不时需要放牧，羊群能吃到自己喜爱的草，时常运动也能保持健康。但凤凰山附近的荒野和当地居民的耕地犬牙交错，生性散漫的山羊群时常越界，去吃滋味更为肥美的庄稼，牧人很难时刻拦住，引发移民和当地村民之间的冲突。
养羊的投入除了买羊，更大宗的是建造大棚。政府出钱做了三通一平，大棚的投入是自己的，每家大棚花费达到十六七万。饲料是另一宗支出大项，为了保证生态羊肉的承诺，移民们只喂粮食和草料，没有添加人工饲料。放牧之外，仅玉米一项，一家一年下来要喂1000多斤，另外是自己种植高粱、黑米草、花生藤。这些投入都需要在羊身上出息，但移民们开始养羊以来，连续两年羊价下跌，由前几年的活羊每斤近20元走低到11元。移民们还没有卖过羊，韩天俊打算过年前卖掉10头，收回万把块钱。
和在老家的打鱼运沙相比，养羊是个辛苦的行当。日晒雨淋放牧之外，韩天俊和老婆一年四季住在羊圈，家里的房子空着，用老婆的话说是“长住在沙家浜”，身上都是牲口棚和青草混合的味道。最初开始养羊的时候，没想到会成为骑虎难下之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事后看来，2016年的羊瘟是一个转折点。由于难以消灭的疫病和跟周围居民的矛盾，养羊渐渐走向式微。次年开始，随着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们纷纷脱手羊群，转向养猪，从前的大棚改建为猪舍。在两年左右的上行行情中，养殖户们赚到了钱，补偿了之前养羊的损失。但2020下半年之后猪价回落，养猪生意也随之走向平淡。到了2021年，和养羊相似的故事开始重复，大规模猪瘟来袭，各家养殖户都遭到重挫。
相比起养羊来，养猪的辛苦程度要高得多，卫生方面的要求很难，除了一家规模最大的养殖户用机械设备自动除粪，其他几户都要靠人工，每天身上都是臭烘烘的。一旦猪群的规模扩大，猪舍拥挤，就很容易暴发猪瘟。
2022年开春，走在由凤凰山村通向曾经羊舍的路上，从前的荒草荆棘已经消失，曾经蔚为壮观的太阳能发电板矩阵不再显眼，脚下的便道硬化为水泥路，靠近猪场还设置了车辆消毒水池。羊舍大棚所在的山坡上，增添了连排的白色水泥平房，橱窗宽阔，看起来像是某种小旅馆，其实是猪舍，旁边还建起了两层的楼房，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养殖户在此常住。大棚也改换成了暗绿色屋顶，和新建的猪舍毗连，覆盖了整座山坡，宛如某座城堡。
但接近猪场，并没有闻到熟悉的气味，也并未听到哼叫。一场瘟疫扫荡过后，屋顶下几乎空空荡荡。
转向养猪之后，韩天俊的运气算不得很好。由于养羊亏损大，在前几年猪价上扬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大规模投入，花了十来万，只养了50来头。规模上去后，赶上去年的猪瘟，大小
死掉了100多头，圈里只剩下十几只，一头母猪死去要亏损500元，合下来亏损六七万元，一再受挫之下，他已经不再打算养猪。死掉一两百头猪的有好几户，其中韩天俊的四弟因此背上了20万元的欠账，四弟家前几年养猪赚了四五十万元，给儿子在随州买房娶了亲，眼下却又入了坑。
养猪的成本比养羊高出几倍，韩天俊当初买入11头母猪，每只就要花4000元左右。更大宗的则是饲料钱，完全依靠投喂的一头猪每天要吃掉五斤以上饲料，也就是十元钱，猪场每天的消耗都在几千元。猪瘟又是慢性的，在最终死亡之前仍会消耗饲料，最终血本无归。
和韩天俊不同，多数养殖户仍然打算坚持。其中在头年的猪瘟中损失较轻的一家，春节后已经购入了20来头母猪。苟宗霞家的圈里现在空空如也，200头猪都在去年的猪瘟中死亡了，亏损几十万元。虽然如此，丈夫并没有出远门打工，两人在观望行情，准备购入母猪和猪仔重新开始。毕竟前几年养猪赚了钱，而她去年生了第二个孩子，丈夫在家养殖可以照看家庭。
黑龙口村外看不到养猪的大棚，刚刚回暖的阳光下面，分布着一片片等待苏醒的果园。
韩奎的外套搭在果园的篱笆门旁，他和媳妇正在给一排排的梨树松土，挥锄的身影和梨树的枝桠交错，斜铺在开春正在复苏的土地上。54岁的韩奎是黑龙口移民村的组长，七年前他
投资两万元开始种金果梨，如今名下有四亩果园，今年还增加了三亩早熟的新品种，自己在网上和市集发售，每亩一年能挣5000来块。黑龙口像他一样经营果园的移民共有十来家，果园面积已经相当可观。不过种果树的收入毕竟有限，因此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在经营，青壮年仍旧是在老家跑船运沙或者外出打工。
凤凰山移民村，已成规模的养猪场，昔年是几座羊棚。（作者供图）
13年过去，韩奎身后的黑龙口村并没有像他栽种的果树那样，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村中的常住人口仍然零零星星，大都是老人孩子，即使是过春节，开门贴春联的人户也不到一半，而在老家十堰或者郧县买了房子的人占了一半多。一个有说服力的标示是村中出生的人口，13年来没有人家在村里娶媳妇结亲，村中出生的婴儿几乎没有，大都是在老家娶亲生子。相形之下，凤凰山的情形要好一些，有六七户结婚的，生了八个小孩，两地相加和地处城郊的枣阳县惠湾移民点没法相提并论，惠湾移民点人口不到前者的一半，却有30多个小孩出生。耐人寻味的是，凤凰山移民娶的媳妇几乎没有本地姑娘，都是老家人，或者是先前自发到这里的陕西移民。
随州本地娶亲的条件要20来万彩礼，加上城里的房子，这几乎是并不殷实的移民们难以企及的门槛。韩天俊的四弟正是因为给儿子娶了本地姑娘，在随州买房，欠下了数十万债务。而老家和陕西移民的姑娘，大约因为身份类似，没有这样苛刻的条件。
苟宗霞正是这样一位陕西姑娘。她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的高桥镇，山高地少，全家在她九岁时迁徙到万福店，承包国营农场的土地耕种，她在上学之余还要帮家里干农活，日子充满辛苦，高中毕业后进厂打工，遇到了凤凰山移民村的年轻人韩文，两人谈了恋爱。
结婚时苟宗霞没有要昂贵的彩礼和房子，婚后夫妻感情不错，“我觉得他人还行，老实”，八年之中生育了两个子女，小的一个尚在她的怀抱之中。虽然养育了两个孩子，平时还帮着搞养殖的丈夫出猪圈喂食，苟宗霞在一众移民村妇女中仍旧显得年轻时尚，身穿粉红色高领毛衣，脸上洋溢着淡淡阳光，她已经彻底离开了童年时贫瘠封闭的大山，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扎根。
对于一出生就迁移到柴湖的万巧莲来说，扎根延绵了三代人的时长。万巧莲的爷爷在第一次丹江口蓄水时移民到青海，后来在大饥荒中回流淅川，这次又跟着儿女迁往柴湖。万巧莲后来听说，很多老人抱住大树不愿意走，有人临走用罐子装上了家乡的几抔土。
万巧莲幼年的记忆充满了辛苦。从能走路起，她开始打猪草，上学时手提一个苇编的篮子，放学路上打满一篮猪草带回家。放假时要跟着大人种棉花。本地人开荒时根本不会盯上的苇子塘，是移民们开辟耕地的唯一来源，他们硬是让水泡子变成了棉花地，可是棉花地里的活路一样辛苦。
当时国家大力号召种棉花，但在长江北岸的钟祥一带种棉并不合适。棉花的根株长得很高，但产量不丰，品相并不好。秋天的多雨时节，需要跟天气抢夺收成，一旦成熟开苞，经受雨淋，棉花就不成了。从春到冬，经管起来太麻烦。
其次是种小麦，同属北方作物，产量也上不去，容易患锈病。按说适合的是水稻，没有水利灌溉措施，种不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修了引水渠，才开始种植水稻，几年后天气干旱，水利设施荒废，水田又种不成了，恢复成小麦玉米。
当时国家没有什么补助政策，移民离乡千里白手起家，茅草苇子屋一直住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换成砖垒瓦房，屋顶先铺一层牛毛毡，上面盖瓦，在横梁上郑重地写下“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还是老家起房造屋的风俗。这时万巧莲已经成年，她像绝大多数移民的孩子一样上到初中就早早辍学，在地里完成了自己的成长教育，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时候。
她的对象也只能是在移民圈子内部的，两人的家相距几公里，经媒人介绍结婚。长子李意博出生记事之后，记忆中最大的印象仍然是贫穷。
和妈妈一样，李意博需要课余帮助家里劳动，摘棉花种花生修排水渠之类，同伴们很多人三四岁刚会走路就开始放羊割稻。上高中之后，已经是本世纪之初，和县城的孩子一对比，他真切地感到了柴湖移民的贫穷和低微。
和上一代一样，移民子弟仍旧通常在初中辍学，上高中的很少。当年钟祥一中总共录取新生1200人，柴湖移民子弟不到20人，占比1/60，而柴湖移民人口占全县的比例是1/10。一中录取的学生并不都是考上的，三分之二是通过交赞助费，分数低的学生需要交两三万块。这些交得起赞助的学生中没有柴湖移民后代，当时柴湖移民的人均年收入不过几千块钱。李意博感到很不公平，写匿名信给校长抗议此事，遭到学校的调查，要找出作者开除，李意博因为成绩好在班主任保护之下过关。
住校期间，李意博一个月的生活费是200块钱，不够吃不够花。这些花费来自父母在开荒的地里侍弄花生、棉花和大豆的收入，棉花价格曾经由一块涨到四块，但移民的收入仍旧微薄。李意博不得不自己动心思。有天在食堂吃饭时遇到学校工会副主席，李意博有意找他聊天，提到自己上不起学。因为李意博是全校拔尖的优秀生，工会副主席给予照顾，安排他到学校食堂帮工盛饭，报酬是免费吃一顿饭。靠着自己挣来的这顿饭，李意博保证了长身体和用脑耗费的营养，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成为移民子弟中罕有的走出柴湖的人。
李意博在校读书的时候，正值农业税改革，他回忆柴湖农村许多人拒交提留和各种收费，李意博的爸爸老实，交费后领到的是各种白条。有一年村委会换届，说村里欠了国家的债务。后来国家适时取消了农业税费，欠债不了了之。
与本地农民相比，柴湖移民更显贫穷的原因之一，是开荒出来的土地太少。本地人开荒早，一家有几十亩地，移民只有每人一亩多地，土地难以扎根养人。除了像李意博这样考上大学的，出外打工成了下一代普遍的出路。柴湖移民去上海打工的人很多，有一个罗城村，由于在上海浦东打工的人太多，形成了一座“小罗城”。相比之下，本地人出门打工的要少得多。
外部环境宽松之后，移民们不断反映以争取自己的权益，柴湖移民村逐渐受到关注，外界开始意识到他们为南水北调做出的牺牲，政府开始政策倾斜和加大投入。2013年，湖北省成立了大柴湖经济开发区，和钟祥市平级。此后引入了很多投资开发项目，也改善了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饮水工程。
因为机井的水质不行，柴湖曾长期是癌症高发区，许多老年人到了六七十岁就罹患各种癌症。李意博的爷爷66岁时查出食道癌，开刀后五年去世。外公也是食道癌，查出时已是晚期，
在输血时昏迷死亡。柴湖的癌症发病率位居钟祥之首，引起了政府注意，在21世纪头几年兴建了自来水引水工程，柴湖人喝上了来自汉江的水，口感和质量都改善了许多。
差不多在同时期，国家出台了移民补贴，每位柴湖移民一年600元，一共给付20年。另外是引进扶持了一些企业，其中包括外出移民返乡创业的。李意博的姐夫年近60，在一家返乡移民创业的花卉公司基地上班，给售卖的小罐花卉浇水，一月可得2000来块钱，这家花卉公司的产品销往全国，正式职工达到两三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柴湖移民。另外还有机械厂等很多企业。比起出外打工来，报酬还是偏低，因此主要解决了老年人和育龄妇女的就业。李意博的小姨子生了三胞胎，无法外出，也在花卉基地上班，每月可以挣到3000来块，妹夫则出外打工，挣得抚养三个孩子的花销。
甚至在上海至成都的沿江高铁规划线路上，柴湖也成了一个因素。这条铁路线曾经引发沙洋与钟祥之争，起初规划的沙洋站点被放弃，高铁改而向北绕道约十几公里经过钟祥，增加造价十多亿元，高铁站就修在柴湖，离李意博家只有两三公里。本地人觉得，柴湖是沾了国家照顾的光。
柴湖集镇中心建设了移民新城，无复当年苇墙茅檐的旧观，还修建了一座大柴湖移民纪念馆。柴湖由当年受歧视的穷地方变成了令本地人羡慕的对象。移民们半世纪付出的代价，到了第三代人终究获得了回报。
这份迟来的光鲜，也不免经历时代潮水的淘洗。村民的地都包了出去，每年能得到一亩地1000元租金，随着企业不景气，租价下降到800多元。打工成为主流，修葺一新的移民村里其实没有多少人居住，打工的年轻人不愿回乡定居，在钟祥乃至武汉买房，成为时下婚俗中的硬件。前一段时间，李意博的舅舅找他借了五万块钱，用来给儿子购置婚房，女方要求男方家里一套楼房，市里还得有一套房，有的还要求在武汉有房。本地农民对于结婚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原因是他们出门打工的人不如柴湖移民区多。
移民新村的楼盖得比本地人的好，楼里住的人却少。李意博家后面的联排三栋楼房，是一家三个儿子起的，只有两个老人居住，父亲不时还出门打工，只有母亲一人留守。李意博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前两年在湖南，母亲万巧莲五年前就来了北京，先后帮助李意博带两个孙子。爷爷已经去世十来年，家里只剩下了奶奶。年已耄耋的奶奶腿脚不便爬楼梯，不愿意住后起的楼房，仍旧栖身在很多年前起的三间瓦房里，每天出门和村里的其他老婆婆打牌。李意博委托邻居，每天清晨出门，帮助看一眼婆婆的屋门开了没有，“如果没开就赶快通知我”。
至于政府统一规划的移民新城，很多移民也不愿去住，因为没有院子不能种菜，六层楼的阶梯也让村中留守的老年人望而生畏，只有从前家里没有起房的可以借机用宅基地置换，住上条件不错的楼房。
李意博自己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偶尔带上母亲一块儿回去看看。有时候他站在面貌一新的柴湖地面上，会有种特别的感觉，一家人用了三代才在这里扎下根，到自己这辈却又纷纷离开。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算哪里人。”跟人聊天，对方是河南人，他就会说自己是河南人，如果是湖北人，就说自己是湖北人。从文化习俗的意义上说，他觉得自己是河南人，一开口就是北方语系的口音，普通话发音比较重，外观也不像湖北当地人。但在河南淅川老家，李意博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小时候他回老家探望过舅舅，舅舅家住在伏牛山余脉的半山上，不属于淹没区，印象中只是穷和陡，“站在山路上陡，不敢朝下看”。舅舅多年前也去上海投奔在那边打工安家的女儿了。
在北京这些年，李意博一直想着回河南去看看，哪怕只是对着那一片变得更为苍茫宽广的水域，望上一望，“也算有个寻根的感觉”。
（本文选自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汉水的身世》，略有删减）
袁凌著
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出品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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