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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玉的老家在阜新农村，她十五六岁就出来打拼了。
长大的刘金玉是个漂亮人。大眼睛，细而长的黑眉毛，高而苗条的个子，屁股尤其挺翘，像两口小圆锅倒扣着，这让她穿衣服很有型。她始终留直长发——不是因为这种发型显得她多清纯，而是她嫌烫头发太贵了。有时她会将头发在脑后很随便的挽成一个髻，有时会梳一条直溜细长的马尾。她梳马尾时整个人显得阳光，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在五爱街这种喧闹聒噪的地方，刘金玉显得很沉闷，她不爱说话，重活累活抢着干，是个只会闷头干活、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她说自己小时候在家里多干活就会少挨打，后来这就成了她的生存法则。
刘金玉家孩子多，前3个都是丫头，到她这父母本以为会是个儿子，结果生出来还不是个“带把儿”的，这让全家人大失所望。她家的老五是个儿子，他的降生终于圆了父母的梦，因此她在家里并不吃香，自打懂事儿起，挨打就成了她生活的“主旋律”：笤帚、砖头、棍棒、铁锹把子、菜刀刀背……都是父母打她的工具。挨打时，她感觉自己就像秋收时装玉米的破口袋，只能任由人摔打来摔打去。
离开老家来到沈阳，刘金玉也不搞对象，她总觉得没人会看上自己。年轻小伙子来撩拨她，她总不为所动，人家就相继偃旗息鼓，说她“太能装”。所以，25岁时刘金玉还没有谈过一次正儿八经的恋爱——这在当时，尤其是东北农村，她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行里的佟伟业看上了刘金玉。
佟伟业是“扛包的”，生得小眉耷眼，貌不出众，唯独体格异常结实。夏天他穿个扛包的专用马甲，裸着前襟，肚子、胳膊上全是一疙瘩一疙瘩隆起的肌肉。他跟刘金玉的性格极像，沉默寡言，也能干。虽然我们打交道不深，但我也知道这个小伙子为人确实不计较，扛货也踏实。他不会将包扛到飞起、下脚去踹、或往地上重重一摔，总是轻拿轻放。有时遇见狡猾的货主，谈好了价钱让他送到某地，但到了地方货主让上8楼或者多扛一段儿，佟伟业不拒绝也不会要求额外加钱，就默默地把那亏吃掉了。
要知道，当时的五爱街十分混乱，卷款潜逃的事儿时有发生，所以老实人就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踏实的佟伟业得到了行里老板和货栈老板们的信任，大家常让他来回带货、带钱。货款交到他手上，总是一分钱也差不了。
佟伟业追求刘金玉，用的方式很特别。
那年过年，他突然提着礼物直接摸到了刘金玉家所在的村子，由村头打听到村尾，这下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刘金玉的对象来过年了”。刘金玉当然很诧异，但佟伟业说自己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行里的朋友”。
这个理由自然不能站住脚，但刘家人在得知佟伟业只是个“扛包的”以后，倒是愿意“难得糊涂”了。他们当然没给佟伟业好脸色，还骂刘金玉不知道在外面犯了什么贱，惹下这一身骚回来。佟伟业并不介意。在刘金玉家那天，饭上桌他就跟着吃饭，到了点儿蒙上大被就睡觉。刘金玉劝他走，他也不废话，第二天收拾收拾就离开了。
过了年开行，佟伟业并不去纠缠刘金玉，在行里看见也不多说话。正当刘金玉觉得自己可能是多想了的时候，第二年过年，佟伟业又准时出现在刘金玉家。
刘金玉埋怨他：“你看，你咋又来了呢？”
佟伟业解释说：“我就是来拜年，来看看，溜达溜达。”
刘母把气撒在刘金玉身上，摔摔打打地说：“你瞅你招回来个什么玩意儿？简直就是个冤鬼。”刘金玉顶了一句：“也不是我让他来的啊，腿长在他身上。”
这时，刘金玉那游手好闲的小弟来管她要钱买烟，她就没个好声气，一拧身说“没有”，也没给她弟钱。她妈见状，上去就给她一撇子，说：“你弟管你要钱都不给，净想着填活（白搭）野汉子吧？你不让他来，他自个儿就能来？你不告诉他咱家搁哪儿他能知道？你跟人啥事没有，人能年年过年来？”
刘金玉的眼圈就含了眼泪，她妈骂她从小到大就是个丧门星，见她哭，更来气了：“大过年没咋的你在家里号的哪门子丧？是你爹死了还是你妈死了？”说完又要打她，刘金玉本能地缩头一躲，没想到这巴掌却没挨上——一瞧，是佟伟业把她妈的手腕子给攥住了。
佟伟业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大姨你有话好好说，你别打她。”
刘金玉她妈一听更加火冒三丈，一面试图使劲抖落佟伟业的手，一面说闺女是自己生的，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你算哪根葱？管得着吗？”
佟伟业说，人都这么老大了，乐意骂就骂两句，“我当听不着，但谁打她也不好使”。
刘金玉当场就愣住了，她突然想起了这些年来自己在家挨的那些打。
上小学时，同学早起找她一块儿上学，经常遇见她正在挨揍，大砖头子没脑袋没屁股地往她身上飞。一次，她妈把她打得扑倒在地，半天都坐不起来。她总是哭着上学，甚至晚上做梦都梦见她妈打她，有时被梦吓醒，浑身还直哆嗦。那时的她多想有个人能挡在前面保护自己啊，然而家里除了大姐外，其他人对她并不友好，更别说替她讲情了。一次，二姐因小事跟她发生争执，竟说出“再说我就让妈打你”这种话。小弟就更不用说了，他哭了、摔了、在外面受了欺负、甚至病了，都是她挨打的理由。
每次被打，刘金玉只能飞快地逃跑，不敢轻易回家，在外面逛到天黑也没人找。如果饿了，她就去村子东头的坟圈子踅摸坟头的贡果吃。一次运气好，她赶上一伙人回来填坟，贡果比较多。她兴奋又着急，那伙人前脚刚走，她就朝那坟头跑，结果脚下没留神，一个茬口朝上的碎玻璃瓶子把她的凉鞋都给扎透了。血“呼呼”地从脚丫子往外冒，然而她最担心的是“鞋坏了，回去要挨打”。
从小被打到大的刘金玉早已不再对“不挨打”、“有人护着”抱有一丝期待了，然而这时，命运又鬼使神差地给了她这个希望。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佟伟业为了自己，陷入了一场家庭混战。
刘金玉的小弟年轻气盛，先伸手去拽佟伟业的脖领子，但身强力壮的佟伟业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用手一扒拉，他就闪一边去了。儿子可是父母的命根子，刘金玉的爹也骂骂咧咧地伸手了，佟伟业反手又把他给制住了。刘金玉她妈气得骂自己闺女“小养汉老婆”、“不要脸”、“不如出去当小姐的有心眼儿，当小姐还知道贴个有钱的”之类的话。佟伟业就皱眉头说：“你咋骂你闺女骂恁狠呢？她咋的了，你这么对待她？”
这时，刘金玉的小弟跑去院子里操来了一把大镐。这孩子挺虎，真往佟伟业身上招呼。佟伟业一躲，刘金玉的爹腾出手来，三个人齐上阵对付佟伟业一个。佟伟业这小子会打架，也有心眼儿，他专攻刘金玉的弟弟，把他骑在身底下，抡起拳头对他父母叫号：“来呀，你们来，你们敢打我一下我揍这小子十下，不信你们试试？”
这场风波的结局是刘金玉和“虎到敢跟老丈人动手的”佟伟业一齐被赶出了大门。刘金玉的妈让她“有能耐这辈子也别回来了”。
大过年的，本来进城的小公汽就少，更何况当时天色已晚。两人在刘家大门口呆立了一会儿，还是佟伟业开口让刘金玉先回去。他说：“你回去吧，再咋这是你家。进家你跟你爸你妈赔个不是，把错都推我身上就得了，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但刘金玉想了想，决定跟佟伟业一起走。
后来，刘金玉对我说：“谁能像他？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你父母和你之间的事儿，咋打她也是你妈，我要是动手这性质就变了，说出去不好听。’”但佟伟业不在乎这些，这么多年，只有这个男人敢这样回护她。
回到沈阳后，两人没有公开恋爱关系，一开始是因为都不好意思，后来是佟伟业坚持不要公开。可刘金玉还是跟我说了这个秘密，我以为她是想找个人分享她甜蜜的爱情，或者是想问问我这过来人，为什么佟伟业不愿意公开他俩的关系。但她说都不是：“姐，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店里那个管账的服务员笑话我？别的服务员跟她一起笑话我，我当时很下不来台，是你替我解了围。我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么大的事儿，瞒谁也不应该瞒着你。”
其实，刘金玉说的事儿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在五爱街，几个心眼多的服务员合伙欺负个老实点的服务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也许我当时看不下去了，就替她说了两句话解解围，没想到她会当件“大事儿”记这么久。但同时我心里又有点难过，因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刘金玉在家里受过那样多的委屈，现在也有家不能回了。
那天分手时，我感谢了刘金玉对我的信任，在祝福她的同时告诉她，我绝对会对她和佟伟业的事儿守口如瓶。
不料第二天开行，行里就爆了大新闻，说一个“扛包的”带着30多万的货款和行里一个服务员跑路了。这30多万里，有货栈交给他的客户上货的钱，也有五爱业户上货的货款——而那个“扛包的”，竟然就是佟伟业。
隔壁档口的老板感慨“真是蔫人出豹子”，还问我损失了多少，我说自己没损失，因为两天前佟伟业已经把货栈的货款准确无误地交到了我手上。
我在震惊之余难免有所猜测：那30多万会成为佟伟业和刘金玉改变命运的本钱吗？他们会衣锦还乡吗？
2
再见到刘金玉是2年后的事了，当时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正在五爱街外面兜售“便宜相机”——这是当年盛行一时的街头骗术，受骗对象多为外地人。卖的人说相机便宜，买的人以为捡到了便宜，结果回到家才发现那低价买来的相机早被人调了包，只是一个破壳子而已。
那天我和刘金玉走了个脸碰脸，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到她，是她先认出了我，还露出了那种惊慌失措的态度。我都走过去了，又折身退回去认真看她，心想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后来脑子里出现刘金玉的形象，我朝她走过去问：“你是刘金玉吧？”
她没有否认，我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问她啥时候回沈阳的？她仍旧没有回答我，但抿紧了嘴唇，有些不知所措。
我就硬拉她去跟我吃饭，吃饭时，刘金玉跟我讲述了他们卷款潜逃后的生活：
他们带着30多万南下广州，以为这辈子都不用愁了，但真做起生意才发现这些钱只够他们交一次学费而已。钱来得快，去得也飞快，两人倒没有气馁，毕竟钱是人挣的嘛，只要有人还怕挣不到钱？他们选择重头来过。刘金玉去了广州某大酒店当服务员，佟伟业去当酒店保安。
佟伟业做事人狠话不多，没多久就得到了酒店老板的器重，也惹来了其他马仔嫉妒，就引他吸了毒。一开始，佟伟业瞒着刘金玉，想过偷偷戒，但戒不掉，后来就想跟刘金玉分手。但刘金玉知道后，没有离开他，甚至没有责怪他。她认为那并不是佟伟业的错。再说，有佟伟业的地方就是她的家，如果不跟佟伟业在一起，她不知道自己在举目无亲的广州还能去哪儿，还能投奔谁。佟伟业愧疚又感动，就对着刘金玉哭，“啪啪”扇自己嘴*****，说自己对不起刘金玉，本来是想给她好日子的，却万万没想到混到这种地步。
两人抱头痛哭后，佟伟业下决心要戒毒，但他们没钱去戒毒所，佟伟业就买来一捆麻绳，让刘金玉把自己牢牢捆住——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佟伟业让刘金玉不要心疼他，把绳子绑得紧实一点儿，“你绑得太松了，我一挣就可以挣脱”。说着，他还真把绳子给挣开了。刘金玉始终怕把他给勒疼了，佟伟业就鼓励她下狠手勒，还说等他戒了毒以后就踏实找个工作挣钱养活刘金玉，“别的女人有的，我都想让你有，金项链、小坤表、金店里最沉的大金溜子，都要买给你”。佟伟业还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挣大钱，然后带着她风风光光地杀回老家。
刘金玉就瞅他笑，说自己当年选择跟他走并不图惜这些。图惜什么呢？一个指望、一个依靠，有人为他挡风遮雨，有人心疼她。她从来没试过在任何一个人那里如此重要过，包括自己的父母。可佟伟业不同，他一直在默默地守护她。所以如今佟伟业有难，莫说她没有退路，就算是有，她也舍不得放开他的手。
“佟伟业就是我的胆。”刘金玉对我说。
终于，刘金玉把佟伟业捆成了一个人形粽子，她开起玩笑，说被捆起来的佟伟业一点反抗能力也没有了，她一个女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打败他。佟伟业说自己就算被捆成这样仍旧能打得过刘金玉，不过他承诺：“这辈子我一个手指头也不会碰你，如果谁碰了你，我会跟谁拼命。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
晚上，刘金玉做好饭先喂他吃了。佟伟业说觉得自己很幸福，还问刘金玉：“等到七老八十，有一天我不能动弹，瘫在床上了，你到时候会不会嫌乎我？”
讲到这里，刘金玉对我说：“姐，你说我怎么可能嫌乎他呢？我嫌乎我自己也不会嫌乎他！我有什么好？我爸我妈都嫌乎我，只有他看我好。再说如果没有我，也许他也不会落到那步田地。更何况他也不是那讨人嫌、招人烦的人。”
刘金玉停顿了一下，我以为她是想管我要一个回答，但她并没有，又自顾自地继续讲下去——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终于想明白，刘金玉其实是个主意很“正”的人，她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清楚自己有哪些选项可以选择。与我身边的许多女人不同，她不需要别人给她答案，也不想听别人的劝解，她从来没有左右为难，是那种“选了就选了”的人。
把佟伟业捆起来的那天晚上，刘金玉收拾完碗筷就跟他并排躺到那张双人床上，用手碰着他的皮肤，不知过了多久，就睡着了。睡梦里，她见佟伟业一身是血朝自己跑过来，她大喊一声醒过来，一骨碌坐起，顺手朝身边一摸，就摸到了佟伟业——他身体冰凉。刘金玉吓了一跳，佟伟业说：“我在这儿，怎么了？”
刘金玉跳下床，伸手要去按亮灯，但佟伟业让她“不要开灯”。刘金玉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灯给按亮了。只见佟伟业的脸色像死人幌子一样煞白，隐隐发青，浑身是披雨一般的汗，牙关还在打颤。刘金玉毫不犹豫地拿了被子盖住他，问：“怎么了？是不是难受？”
刘金玉把一条手臂递到佟伟业嘴边，说如果实在太难受就咬她一口。佟伟业看着她，一开始还跟她开玩笑，说也不是在演电影，也不是生孩子，咬什么东西呀。但很快他的脸就变了形，两腮的肉在抖，没多一会儿，就痛苦挣扎着像根油条一样从床上滚了下去，用头“咣咣”撞地，磕出血来。他的身体时而痉挛成一小团，时而伸展开来在地上打挺，被绳子紧紧勒住的地方有了紫色的勒印。
佟伟业开始苦苦哀求刘金玉放开他，那声音陌生而恐怖，刘金玉怕了，伸手去解绳子，但她当初打的是一个死结，她急得一头汗，手哆嗦着，越是着急越解不开，佟伟业哑着嗓子喊：“剪刀剪刀！”
刘金玉跑出去翻剪刀，找到剪刀跑回来，站在卧室门口，听到佟伟业像牛一样喘着粗气。有一瞬间，她想关上门出去，任由他在那狭小的房间里饱受煎熬——他们本来就是那样说好的。但，佟伟业太痛苦了，他像一头被围猎的绝望的兽，四处都是黑洞洞的枪口，那种无力对抗痛苦的绝望，刘金玉再熟悉不过了，只一刹那，她做出了选择——她跑回佟伟业身边，说：“你别动，我别扎着你。”
刘金玉平静下来，下死力气铰开绳索，绳子刚有一点松动，佟伟业就“啪”的一声挣开，跑了出去。刘金玉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出租屋里只剩灯光和一室的狼藉陪伴着她，但她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只要她肯等，只要他不死，他就一定会回来。刘金玉觉得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她守候与骄傲。
刘金玉一直坐到天亮，佟伟业是下午回来的。他恢复了她熟悉的样子，只是有一点憔悴和疲惫。从那以后，刘金玉再也不提让佟伟业戒毒的事儿了。“如果那样很痛苦，让他戒掉干什么？我看不了他受苦，就像他看不了我挨打”。
刘金玉低下头对我说：“我们这种人，不去想有没有未来，过一天算一天。再好的未来，最终也是个死。我想开了，我认。其实人活那么长时间干啥呢？有时我上早市儿买菜，看一些老头老太太走道颤巍的，哆了哆嗦的，还活着，也就剩那么一口气儿了。那口气多要几年、少要几年也没啥大用。再说了，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刘金玉说自己跟佟伟业在一起真的很开心，跟了他后，她再也没挨过打，也再没做过被谁打的梦。有时她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去都不敢向佟伟业说，怕他去找人拼命。“原来有人在乎，委屈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后来，他们在广州实在混不下去，就回了东北。佟伟业隐瞒了自己的情况，找了个卸货的活儿。刘金玉在饭店当服务员，但她已没什么年龄优势，后来干得不舒心，就帮人卖菜去了。两人本来干得挺好，但佟伟业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钱总不够花。骗人来钱快，她就开始干起了这个。
那餐饭，我们从中午饭口一直吃到晚上6点多，分别时刘金玉对我说很高兴能再看见我。她朝五爱服装城的方向看了看，说在五爱街让她留恋的人并不多，想念的人也并不多。
我们站在街边，风吹起我们的衣衫与头发。她看了我一会儿，问道：“姐，你说这是不是我们的报应？如果当初他没有为我卷走那笔钱，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过到这步田地？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我笑笑。那时的我早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嘲笑、鄙视或者评判谁了。可还不等我回答，公交车就来了。那个公交站台离我们大约有500多米，刘金玉一面着急忙慌地的跟我道别，一面奋力朝公交车站跑去。等她跑到时，公交也停了下来，她扭头瞅了我一眼，又朝我挥一下手，我也朝她挥手，她转身随人流上了车。
次日下行，我在五爱大门口留神看刘金玉是否还在那里骗人，但没有看到她。以后数天我都在留意，她却始终没有再出现。
3
约摸半年后，我跟一群朋友请一位出家师吃饭。那时沈阳还不盛行“光盘”，请客点的菜要够多，要剩下大多数才算体面。我们叫了很多菜，当然吃不完，出家师就说我们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福报，要求我们打包带回去。大家纷纷响应，有个叫陈马丽的师兄说，其实她早就有打包剩菜的好习惯了，她会顺路将这些饭食带到鲁园劳务市场周围，或者一些立交桥底下，那里有流浪汉。
从酒店出来时已将近半夜11点，街路两边的路灯似乎都在强撑着眼皮，马上要睡着了一般。整个城市陷入一种无声的沉默，车子发出的噪音让人觉得单调而困倦。大家驾着车子，拎着饭盒子，满沈阳城找立交桥，我行至一个立交桥底下，的确看到了流浪汉的身影，于是找了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将车停好，又把打包的饭菜拎出来。那路边有一排黑色的铁栅栏，我将方便袋子挂在上面，然后转身离开。
我刚往出走了几步，就发现桥洞里窜出一个黑影，很快，身形很单薄。我本来不想回头，但禁不住好奇，还是回过头看了一眼，匆忙中只看到是一个女人——竟然还有女流浪者？我感到奇怪，但那一瞬间，我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想起了刘金玉。于是我转过身，朝那黑洞洞的桥下仔细看，却只能看见两个影子几乎头碰着头，两颗头颅紧紧挨在一起，手在不住地动。我本来想过去近看，但大街上很冷清，没有行人，我有点害怕，就赶紧转身回到车里了。
整晚，我连做梦都在想桥底下的那两个人究竟是不是刘金玉和佟伟业？他们混到这步田地了吗？刘金玉后不后悔？还像从前那样无怨无悔吗？
次日下行，我忍不住又去那个立交桥附近兜了一圈，但没发现任何流浪汉的踪迹。桥下甚至十分繁华，有卖水果的、卖街头小吃的，还有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对面的人行路上还有人摆着卦摊子算命。
两个多月后，刘金玉突然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十分惊讶，估计这餐饭应该有名堂，至少，可能会是借钱。
犹豫了一下，我最终还是决定去会她一面。
我到大南街的那家小饭店时，刘金玉已经到了，还点好了菜。我径直去前台想押两百块钱，告诉收银员到时候多退少补。不想对方告诉我说，刘金玉点完菜就付了款。我朝她一看，她瞅我一笑。我走过去抱怨她：“这是干啥？咋的也不能让你掏钱啊？这一声声的姐是白叫的吗？！”
她还是微微一笑，脸上现出很安宁的样子，说：“姐，老是吃你的，原先在行里就没少吃你的，以后也只吃过你的，不还恐怕以后更没机会了。”
我责备她认识一场还要说这种见外的话，刘金玉则说：“只是心里有啥就说了啥，也不是客气。”
我想问问她的近况，也想问问佟伟业现在怎么样了，但看她衣着打扮虽然不算光鲜艳丽，至少是干净朴素大方，就以为她的日子应该还是勉强对付得过去的，只是不知这“过得去的日子”所需要的钱来路是否正当。佟伟业那情况，我是不能帮助什么的，也不能打听得过多，怕会在未来惹火上身，所以那天我只跟刘金玉聊一些行里故人的现状，说说我们做生意的苦辣酸甜。
我本来还想劝刘金玉为自己打算打算，但见她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还一直在强调自己和佟伟业是“命运共同体”，她觉得佟伟业搞成那个样子，自己多少是要负些责任的，“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言语间，我甚至听出她透露出对自己的不满，说如果她有我们这种人的生意头脑，也许能多赚一些钱，那佟伟业吸毒可能就不叫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了，“谁挣钱不是为了买乐呢？他也只是想买个快乐而已”。她认为，世界无必要责难一个身处痛苦中挣扎而只想寻求短暂欢乐的男人。买乐的方式有很多种，佟伟业的选择只是其中一种，更何况这种选择又多少有些身不由己。
听到她说这些话，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有着极其朴素的有恩必报的观念；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她傻，就像不会游泳试图去救溺水的人，不但该救的救不成，反而会再倒搭进去一个，何必抱着一起死呢？这完全没有必要。活一个算一个，佟伟业不也希望她幸福吗？
饭毕，我又陪刘金玉走到公交车站，我们站在那里闲聊了几句。我问她在哪里住，她只说住在三好街，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地点。我心里动了一下，因为我送打包饭菜的那座立交桥就在三好街附近。
远远的，公交车来了，我问她有零钱没有，她一拍口袋，笑着说：“有啊，姐。有。”公交车即将进站，她抓紧时间，匆忙跟我说：“姐，你要好好的。我没文化也没有什么本事，没啥能为你做的。都说人死后能变成鬼，如果哪天我死了真变成鬼，你也不要怕我，我害谁也不会害你，我一定会保佑你。”
我心里一酸，拍一下她的肩膀，怪她口没遮拦：“黄泉路上没有老少，指不定谁比谁先死呢。”
公交车已经进站停下，刘金玉就朝车门走，上车后她隔着车窗冲我微笑摆手道别，我看车里还有空座位，就很着急地摆手冲她比划，大声喊让她找一个座位坐下，毕竟还有挺长的路呢，她脚上又穿一双高跟鞋。她微笑着冲我点点头，却并没有去找座位，仍旧安静地看着我。这时车子启动了，她的身体随着车身轻微颠簸了一下，但目光仍旧追随着我，似乎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一样。
那种似有千万留恋但不得不离开的样子打动了我，我快走几步追出去，甚至拍了几下车身，试图让那车停下来。我想，如果车真停下来，我就要把刘金玉拉下车，好好劝她不行就离开佟伟业吧。然而车子并没有停，还离开我的视线，越走越远。只有刘金玉温和凝视我的目光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4
没多久，我就听说了刘金玉的死讯，是佟伟业给我打的电话。他说刘金玉在一家清洁公司干擦玻璃的活儿，高空作业时从上面摔下来，当场就死了。
我赶到现场时，刘金玉还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破床单子，一直盖到脸，周围是警察拉的警戒线，有好事的围观群众指指点点的。时隔多年，我第一次重见佟伟业。他并没有哭，眼圈子黑黑的，一身壮硕的腱子肉早不知所踪，身上瘦得只剩骨头棒子，外面裹一层发皱的皮，看起来真像个鬼。
佟伟业看我时，目光躲闪，说他已经给刘金玉家里打了电话，但刘家人明确表示不会来人把她拉回去安葬。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找我，说到底我是个外人，跟他俩并没有熟到可以替他们料理生死大事的地步。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他找我来的真正意图。
警方勘测完现场之后，我打电话向师兄陈马丽求助——她组织了一个“临终助念”团队，可以为刚死去的人念经超渡，同时也为自己积累功德。她们不收钱，如果事主有饭可以供顿饭，没饭的话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解决。了解情况后，陈马丽马上就开始联系人。
保险公司的人也来了，说要走流程，让我们和保洁公司老板一起等官方结果。那保洁公司老板态度还蛮好，说让家属放心，如果是他该赔偿的，他一分钱也不会少，前期的丧葬费用也由他垫付。
我一直跟着，直到殡葬车把刘金玉拉走。我本想叫佟伟业跟车一起走，却突然发现佟伟业不知何时消失了。这小子离开竟然一句交代都没有，像死的是我的什么人一样。我十分气愤，料他可能是发了毒瘾，心里琢磨着这种人其实早没的救了，只有刘金玉肯一直相信他，还为他去干这么危险的营生，把命都搭进去了。
“挨几下打和一条命，这傻透了腔的姑娘居然不会算这个账！”我心里恨得不行，上车时狠狠关上了车门。
当晚，刘金玉的大姐和大姐夫还是赶了来。
她大姐是一路哭着过来的，我们见到她时，她那两只眼睛已经哭得又红又肿了。刘金玉的死状十分难看，但她还是坚持要见妹妹最后一面，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妹了，“本来想人生那样长，总会有机会再见，没想到再也见不着了”。
大姐夫拉住她不让她看，大姐就一遍一遍挣脱，有几次她丈夫一个人甚至拉不住她。大姐肥胖的身躯蹦得老高，直往刘金玉那里扑，哭号着：“妹啊妹啊，我一直等你挣大钱回来。我跟你外甥女说：‘你老姨去广州发大财了，有一天你老姨带一大提包钱回来，你要啥老姨能给你买啥，你老姨跟我最好了。’姐在家里天天盼啊盼啊的，可你到头来为啥弄得这么样个下场？妹啊，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姐拼死也不让你来沈阳，拼死也不会让你跟那个男人走哇。咱到岁数在农村找个种地的婆家，也不见得会是这结果呀！都怪姐啊，你姐穷啊，姐有一丁点儿本事我妹也不能这样惨……”
刘金玉的大姐一声声哭得揪心扯肝，几度要哭死过去。我们这些旁人看了，无不泪盈于眶，难以自持。可就在我们料理刘金玉的后事时，佟伟业竟一声不响地跑到保洁公司老板那里，拿刀逼对方掏钱。他说刘金玉是为钱死的，所以他不能看不着钱。反正他是个瘾君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老板不拿钱，他就一刀捅死他，让他去给刘金玉陪葬。
保洁公司老板麻溜地把能给的现金都给了他，佟伟业拿上那些钱跑掉了。等警察找到佟伟业时，他已经因吸毒过量，死在了出租屋楼下的绿化带里。据说旁边的4楼有间一居的小单间，是刘金玉给他最后的家。
佟伟业的死状不算难看，他蜷缩着身体，头仰着，面皮沧桑但面色较为平和，还带一种深切的满足。不过，他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他生前一直想带刘金玉风风光光杀回老家，这个愿望他至死都没能实现。
佟伟业的家人也很快赶到沈阳。我们以为两家人见面有可能会打起来，至少是互相指责，结果并没有——佟伟业的父亲主动向刘金玉的大姐道歉，说是他们佟家对不起刘家、对不起刘金玉，如果不是跟着他儿子，刘金玉不会是这种结局。他还跟刘金玉大姐商量，要把刘金玉的遗体也运回去，将他们两个合葬，“这个儿媳妇我们始终是认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福气，佟伟业也没有那个福气”。
刘金玉的大姐一听这话，心也就软了，又一声声号啕大哭：“叔啊，她要是去你们那儿落脚，我这个妹也算是终于有个家了。”说着，她就泣不成声。
我们那一众帮忙的人或别过脸，或低下头，又都哭了。
次日，我有事要出一趟远门，陈马丽自告奋勇地接替了我。她给我打电话说保险公司的官方认定结果出来了，刘金玉被认定为自杀。
其实这结果不算意外，我们私下对此也有过一些揣测：吸毒是个无底洞，刘金玉可能是为了给佟伟业换取大笔毒资选择铤而走险，她死后，佟伟业觉得生无可恋，就与她共同赴死了；也有人认为，刘金玉自杀是因为无法忍受继续跟“毒虫”生活在一起了，至于佟伟业的死，完全是因为毒瘾发作不懂克制所致；还有人觉得，这事儿可能就是一场纯粹的意外……
对于保险公司给出的认定结果，我们这些外人自然不会深究，刘、佟两家的亲属没有处理相关事情的经验，只求早完事早利索，也痛快地签了字。保洁公司老板见事主不是搅事儿的人，于是站在道义角度，又掏了5000块钱。
两人火化后，陈马丽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朋友，弄了个豪华车队帮着把骨灰盒运回了佟伟业的老家，那阔气的排场在那个并不起眼的小村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出殡当天，两班鼓乐队锣鼓喧天，敲鼓的东北爷们一蹦三尺高，恨不得把鼓面子敲个大窟窿。吹唢呐的汉子鼓着腮帮子，两个额角和脖子上青筋迸出。陈马丽高声叫好，大把赏钱，总是赏完了这班，另外一班就吹打得更欢，最后甚至用响器斗了起来。周边百姓过足了眼瘾，纷纷议论：“十里八乡最有钱的人家也不过如此！”“死后能这样也算是值了。”
我从外地回来后，请陈马丽和她的朋友们吃过一次饭。我向陈马丽道谢，说如果不是我“临阵脱逃”，也用不着她如此破费，毕竟她跟刘、佟二人不熟，是我把她拖下水的。
陈马丽却说：“这钱花得值，总比给一群没良心的白眼狼花强。”她偏向相信刘金玉是为了给佟伟业换取大笔毒资才冒险的，所以愿意自掏腰包、大费周章地为这对苦命鸳鸯送行，主要是敬他们一生穷困潦倒，但从没忘记初心，对彼此有情有义、不离不弃。
可我还是忍不住替刘金玉鸣不平，始终觉得是佟伟业辜负了她。如果佟伟业是个爷们儿，应该在明知道自己万劫不复的情况下果断离开，那样刘金玉的人生也许会有所不同。如果他真不想和她分开，那就应该坚决把毒戒掉。然而，他两项都没有选，被毒品缠上之后他彻底摆烂，也将刘金玉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毒品戒断之难远超于我所想象，尤其是海洛因，戒断成功率不足3%，而且需要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强力坚持，并不断投入财力、物力和人力。这是无数涉毒人员的家庭无法负担的，更何况是像刘金玉和佟伟业这种情况。
至此，我终于有些释然，同时想明白了一件事：佟伟业从来不归我去原谅。
5
多年后，我辗转联系上了陈马丽，提出想跟她见见面。
那天，50多岁的陈马丽竟骑着共享单车来到见面地点，她说这种车包月骑，一个月只要10块钱，但每天只可以骑行2小时。她穿着淡粉色的防晒衣，戴一顶浅咖色帽子，边缘露出服帖的棕色短发，烫有一点点不着痕迹的卷——这跟我曾经认识的陈马丽有太大的不同，从前她在沈阳拥有4家美容院，每天烈焰红唇，打扮得相当张扬。
陈马丽看出了我眼睛里的惊讶，她一笑，摘下口罩，露出右颊的一块极明显的白色斑痕，是白癜疯。随后她又摘下帽子，我发现她竟有些谢顶——谢顶的女人还是比较少的。
我暗自在心里感叹着彼此的变化，她则将自行车停好，带我去了沿河公园。我们在河边找了一条木质长椅，她很细心地用纸巾擦拭那张长椅，随后又像变魔术一般从自己背的斜挎包里掏出了两张带气泡的方形塑料减震膜，铺好后才肯让我坐。她的习惯已经完全老年化了。
我问她的生意，她说自己现在靠收租生活，已经不再做生意了。我又问起她组织的助念团体怎么样了，她说已经解散，但她个人还保持着念经、打坐的习惯。后来，我将话题引到刘金玉身上，说：“这两个自身都难保的人，如果当初不是自不量力去做了与自己能力不相匹配的事情，也许不会害人害己。”
不料，陈马丽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说：“如果父母看见自己的孩子正身处危险中，即使明知道出手也于事无补，大概率也还是会出手的。人，出不出手，有时不取决于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只是想不想出手而已。”
“其实——”陈马丽接着说，“怎样生活只是一种选择，没有对错。比如当初我们认为他们是互相成全、共同赴死，是我们自己选择把他们想象成那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身边并没有那样的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但我们都渴望身边有。所以，我和你出手并不是因为多慈悲、多善良，也不是在悲悯他们两个，相反，我们可能只是在悲悯自己而已。”
“事实上，无论怎样努力，我们都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并不因为求而不得是人生常态，而是因为太多人不懂得手里有什么，就应该珍惜什么。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人这一辈子，有钱就跟钱过；有人就跟人过；什么都没有，那就自己过。”
我没说话，抬头看了看天。那几天沈阳一直在下雨，天总阴沉沉的，水面泛起一层层薄雾，影影绰绰的，有一种朦胧的美感。一阵凉风起，河边，长长的柳条大幅度摇摆，黑色的积雨云自天边翻涌而来。
我伸手一指，对陈马丽说：“看，又要下雨了。今年沈阳雨水可真多，也不知是福是祸。”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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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便是在看守所，易攀依旧忍不住撩着头发：“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我礼貌性地报以微笑。她却咬破嘴唇内侧，将渗出的血涂抹在嘴唇上：“你不用担心，就当涂个烂番茄色口红。我不化妆都不敢见人了……只有小姑娘的素颜才会好看吧？”
我提醒易攀：“在见我的时候自残，非但对你不好，还会给我的工作带来麻烦。”
易攀眨眨眼，似乎不死心，挺起背继续刚才的话题：“女人爱美而已，不要这么大惊小怪。”
我盯着易攀看了几秒：“你现在比以前要好看些，不是化妆不好，而是你要面对自己。”
“以前，你说哪个以前？”易攀闭上眼睛，“我没想过大富大贵，更没想去伤天害理，就想做个正常的女人，靠劳动养活自己，服侍好爸妈，找个喜欢的人过平凡的生活。但老天爷想方设法为难一个姑娘，在天上尽想着看笑话……”
易攀的眼泪滴到了手铐上，我掏出纸巾，又怕违反规定只能紧紧攥着。易攀不想让我为难，连忙说：“谢谢你，这些年我都不哭了，哭没有用，还挨了不少打。”
我知道易攀说的是哪件事：“你要原谅我，作为辩护律师能做的有限，没法带一支你喜欢的口红给你，不能帮你擦去眼泪，甚至没法为你开脱罪名，你可能还会被重判，这是客观事实。你可以将你的遭遇讲出来，告诉大家一个人在犯错之前经历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滋生了罪恶，嫌疑人有开口说话的权利。”
易攀离24岁还差几个月，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模样。从前的她总戴着蓬乱的假发，化浓妆，贴着粗长的假睫毛，看不出实际年龄。眼下的易攀卸妆后看上去很清秀，小脸，有黑眼圈，却遮不住明亮的眼睛。
我第一次见易攀是在4年前，她经人介绍找到我，咨询离婚的事。得知她当时还未满20周岁，不过是在男方老家办了结婚酒，男方也基本上没给彩礼，且无其他开销，我便告诉她：“你们没领证，不存在婚姻关系，你是自由的，彼此好好地说声再见，这段缘分就算了结了。”
易攀似乎心有不甘：“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在我心里纠结了无数次的事，在你们男人嘴里永远是一句话就给解决了？合着真的是我在自作多情，想离婚都没资格。”
我不解地看着易攀：“你到底是想分开还是不甘心？或是经历了难以启齿的事？”
易攀双手交叉，说话神情冷峻：“谢谢您，原来真是我多事了。”
那时我工作忙，就没再过多交谈，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存，以至于一个多月后，再次接到她的电话时，我一下都没想起她是谁。当她说想请我吃饭时，我先是拒绝了，说一件小事，没必要放在心上。她哀求我不要挂电话：“出了家门后，我没怎么遇到过好人，我确定你不是那种打我主意的人，这么说你不要生气……”话还没说完，她又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是无药可救了，但有些话，我想找个人说出来。”
再次见面，易攀依旧浓妆艳抹，还戴了一顶大红的圆毡帽。她主动说到了她想“离婚”的缘由：“我有他出轨的证据，在拆穿他之前，我设想过各种场景——他先是百般开脱，面对铁证痛哭流涕，请求我原谅。我不原谅，坚决要‘离婚’。然而等真的摊牌时，他竟然开口大笑，说‘那又怎样？’然后倒打一耙，让我照照镜子。”
“可我哪敢照镜子？先前连化妆都是对着电视机，对着那张看不清楚的脸……”
2
后来在看守所，易攀再次提及那段所谓的婚姻，说：“受过伤的人找对象，无非是想被治愈，我没遇到那个人，更讨厌自己，没法进行自我疗愈，所以就进了大牢里。”
那年易攀17岁，用她自己的话说，“没有原生家庭的伤害，爸爸是老实人，妈妈慈爱，家里老人从不重男轻女，弟弟妹妹有的我都有。没考上大学，爸妈没责备，打算借钱让我复读。我也有理想，当一名律师或医生，在我们镇上就好。我喜欢那里，春夏的早上在鸟叫声中醒来，晚上在蛙声里入眠，冬天下雪大家都很开心”。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易攀打算先出去打几个月工，再考虑是否回来继续学业。领她出去的是一个亲戚，刚出火车站就接到消息——家里老人过世了，只得折回。易攀心疼车费，想着自己毕竟是高中生，有同学早早地在外面打工，便决定独自留下找工作。在找旅馆的路上，她看到有个女人举着一块招工的牌子，凑过去打听，“怎么也想不到，就那么几步路，不到3分钟，我将自己引入生不如死的境地”。
光天化日之下，易攀被几个人推上面包车，挨了几耳光，手脚被绑，嘴上被缠了几层胶带，“我想求他们，说好话，试着喊‘哥哥、姐姐’却只听到自己的‘呜呜’声，车子一直开，外面越来越荒凉，黑夜压了下来，那3个男人却在唱歌、大笑。”
午夜时分，车子在一座偏僻的村庄停了下来，易攀被两个男人拖进了房间，“就是那种普通的屋子，窗户被焊成了一个井字，能看到外面的人影。我被绑在一台坏了的机器上，他们去吃饭了，期间，那个女人进来过一次，我以为她良心发现……”
女人却望着封死的窗户对她说：“小妹子，对不住，我欠他们钱，总算等到他们玩厌了这一天，我身上都病了。他们说只要我找个替代品，就放过我。我不敢报警，家庭住址以及小孩的学校他们都知道，希望你自求多福，让他们早点厌烦你。”说完，女人往床底扔了几只软膏、一瓶喷雾剂和避孕药，在叹息声中走了。
关于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易攀偶尔隐晦地提了一嘴，说的时候不知是哭还是笑，声音很大：“呵，连蜜蜂都没有蛰过的花骨朵儿，被强行掰开，揉碎，又摊开，嚼烂，掉在脏兮兮的泥地里踩，最后没有痛感，只剩下麻木，被折断丢弃都算幸运……”
几个星期后，易攀的心里已经不存在愿不愿意的问题了，“我希望进来的是那个胖男人，他没有那么变态，不打人，有次还带了个小风扇过来，风吹过来时，我竟有些感激。时间久了，我能在乎的都是一些小事，譬如想吃点辣的，不想自己的内裤总是烂了要打结，希望自己身上早点消肿，不要那么痒，怕软膏不够用……”
易攀的手机被收走，只有家里打电话来时，才能说话，“两把菜刀架在脖子上，我只能说自己在厂里过得好，经常要加班。当爸妈说想读书就回来时，我想哭，迫于胁迫只敢默默流眼泪，挂完电话还要挨打，流泪擤鼻涕都不行，怕（被他们以为）是传暗号”。
易攀每次反抗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床上躺好几天才能动，至于逃跑更是难如登天，外面经常有人影晃过，没有谁会在意她的求救，即便是她血书的“救命”二字，到头来还是会被那几个男人捡了回来，并将那块布钉在墙面上，“满是嘲讽”。
后来她再喊救命的时候，喉咙里已经发不出声音，“为了让自己过得稍微舒服一点，我迎合他们，变着花样让他们以为我被驯服了”。
3
易攀说，那段时间，她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一直想方设法找机会：“我只有一条命，也就可能只能有一次逃生的机会，一旦失败了，弄不好就得和我的家人告别了，我舍不得。”
大概一两个月后，男人们不再捆绑易攀，偶尔放松监视，试探易攀。但易攀认为，“只要不是自己创造的机会，就不能信。刚来的时候，我跑过3次，每次都被抓了回来，被打得面目全非，就给了我一瓶红花油。我就因天真才被抓来这里，在生死抉择面前，容不得天真”。
后来有好几次看似难得的机会，易攀足不出户，不和外面的人搭话，反而开始收拾起那间“地狱一般的屋子”，“就像是要安心过日子一般”。
那天，是其中一个男人生日，见他们买了酒，易攀在脑海反复演练——等他们喝醉了，拿起酒瓶砸死他们，在他们饭菜里下药……杀人还是不行，而且哪里来的药呢？
下午，从外面来庆生的2个陌生男人对易攀进行了侵犯，“我没反抗，他们5个人很满意，晚上喝酒聊天时，还让我上了桌，但为了防着我，他们让胖男人少喝”。
其他几个到底喝醉了，鼾声四起。胖男人喝了一点酒，似醉非醉，“不知是谁教他的，最近他总爱掐我喉咙，怕被他掐死，我在枕头下备了一点洗衣粉。在关键时刻，装作身体发抖，口吐白沫，他胆小，连忙去叫人，我趁着那点空当抱起衣服使劲跑。也不敢往后看，不知过了多久，我进了一片荔枝林，再跑不动了”。
易攀在荔枝林里趴了一夜，她听到过外面男人的声音，不敢轻举妄动，又随时做好狂奔的准备。即便四周寂静无声，也不敢睡死，生怕一醒来发现自己又被捆在那间屋子里，“还好荔枝林大，到了第二天，我想着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就在易攀起身的时刻，一个男人挡住了她的去路。易攀看清他的模样后，松了一口气——他不是那一伙人里面的，而是个流浪汉，身上衣不蔽体，头发脏得打结，跟易攀一般瘦，眼神空洞。易攀没有理他，径直往前走，走了几步后，那个男人开口说话了：“你是被人追的女人，我身子难受，只要你跟我睡一次，我就不说。”
易攀说：“那一刻，我真有杀人的冲动，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石块玻璃之类的碎片，或者尖锐的树枝也行，我想拼死一搏了，我握紧拳头，脑袋充血。但是几分钟后，我躺下了。我还要留着力气回家呢，我让他说话算话，他连忙脱衣点头。”
流浪汉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在易攀身上胡乱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将易攀的内衣卷起放怀里，说自己话算话，并告诉她往哪边走多久能到大路上。易攀说，“尽管闻着流浪汉身上的臭味想吐，但他真的算是好了的，我怕再次陡生变故，继续不要命了跑，他还在后面强调，说有人追，他就替我拦着”。
易攀在马路上招手，没有车子停下，而每经过一辆面包车，她就得躲，生怕是那伙人来了，最后没辙了，她就站在马路中间，“那会儿我就想离开那个鬼地方，就算被撞死，警察总归是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家的，一堆白灰总不会被人蹂躏了”。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一辆货车停了下来。易攀二话不说，往驾驶室上爬。听说易攀要去城里，司机说不是不行，“你给100块钱油费，或者别的什么也行……”
“到了派出所门口，我见进进出出的都是男民警，心里发怵，不敢报案，生怕又有个不怀好意的男人，直到一个穿着制服的女警察出现，我抓住她的手就不放了。”
4
半个月后，那几个男人全部落网。他们承认非法拘禁，却狡辩说易攀是自愿发生关系的，还出示了相关视听证据，易攀说，“反正我觉得他们被轻判了，最重的才判了7年”。
回到家的易攀一直惊悸、失眠，经常在半夜大喊大叫。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找神婆过来驱邪，就是欲盖弥彰，逢人便解释说我在外面没有被糟蹋”。令易攀难过的是，开庭那天，她父亲在场，当被告方出示易攀为了自保而迎合他们而说的话时，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全程没抬头，“或许他也不知道为何从小乖巧懂事的女儿，怎么变得那么不堪，那种写在他脸上的羞愧，让我很不好受”。
易攀试着重返校园，但很快就退学了，“在学校看到那一张张青涩的面孔，真会无地自容，我总是想着自己是一个有着严重妇科病的人。尽管她们也恋爱，不用说，那就是美好，有些东西与之相比，就只有肮脏、恐惧、以及回不去的难堪”。
回到家，身边也少不了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有次，易攀看着母亲费劲地跟别人解释：“我女儿是个好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们操心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求你们留点口德，说我偷人做贼都行，不要把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架在火上烤，她还要嫁人。”
那时的易攀已经开始厌恶自己了，她厌恶那个让父亲抬不起头、让原本话少的母亲变得喋喋不休的自己——“我觉得把自己嫁出去或许能让他们宽慰，因为那是一般女子的归处。”
媒人来说亲的时候，易攀的母亲担心自己的女儿被人看不起，还特意给了对方一个红包，让她多多包涵，但易攀还是一个电话打给男方，说自己就是这样了，但不亏人。
男方说爱了，自然就要保护好自己的女人。
人总是容易被好听的话打动，易攀被打动了。
那时，她说：“投其所好就是为了牵着你的鼻子走。受伤的人都想被治愈，忍不住希望的诱惑。”
但当时的我与易攀不过是点头之交，她甚至都算不上是我当事人，在听了她的非人遭遇后，我没有能力去开导，只是让她去看看医生，以后要保护好自己，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没想到4年后，易攀依旧没能解开心结，还阴差阳错成了一桩故意杀人案的从犯。我们也因此又见了面。
5
易攀说，在被男人往伤口撒了盐以后，自己再不相信任何东西了，每天都化着很浓的妆，“我想把自己抽离出来，像是一个偶然遇见‘易攀’然后寄生在她身上的灵魂。我不过是支配她的身体，我告诉她，这个世界笑贫不笑娼，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有多脏，但有了钱以后，别人就觉得你亮丽”。
易攀认定，只要能够“抽离”自我，再豁出去，接下来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了，还不会受伤。于是，当高中同学以“抚慰”为借口，骗她进传销组织时，她虽心如明镜，却还是很干脆地跟着去了。她早就做了调查，“南派”传销，不限制人身自由，刚进去有所谓的“导师”上课，还有一个个号称“家人”的成员领着她四处参观，说哪个项目是要给他们的。
在曾经经历过非人遭遇之后，易攀从来不相信任何人，却不排斥和那些人一起呐喊、瞎想。虽然她也说，“别字连篇的人还当什么狗屁导师？说是‘家人’，大伙儿饭都吃不饱，每天就是清水菜叶或者土豆丝，窝窝囊囊还想暴富，不过是挖空心思到处骗钱。我恨那个同学，我都那样了，她还把我当成猎物靠近我”。
那个同学进传销组织只比易攀早几个月，只因哥哥生病才想出来挣钱的，一开始未被完全洗脑，不骗家人，只对同学朋友下手。易攀看出同学的心思，“我就对她说什么‘家人是成功的基石’之类的话，创业要有自己人帮扶，心软成不了事，等成功了有钱了，再展现菩萨心肠，回馈家人们”。
在易攀的劝说下，同学将她母亲、嫂子、堂哥、表姐都骗进了传销组织，同学母亲40多岁了，在传销组织里有了外遇，嫂子将她哥也将自己本就不多的救命钱搭了进去。结果就是，只有同学沉浸在发财梦里，她哥最终病死，父亲成了一个酒鬼，成天疯疯癫癫的。
对此，易攀毫不避讳自己的恶：“她心术不正，我一点都不同情，还有些快感。我当年那么无辜，却落得个不人不鬼。人是虚伪的，总以为自己区别于动物，从不承认彼此间的厮杀。然而动物还会耳鬓厮磨，但人很少关心外人的死活，当然嘴上说得都是有爱……有时候，保护自己是要做一些恶的，不丢人。”
之后，她还掰着手指细数被她骗过的人——
一个48岁的中年男人，以为自己撞上了大运，财色兼收，为了易攀，卖了深圳两套房，“最后没了派头，窝窝囊囊的，没个人样”。易攀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这种男人有点闲钱，想玩小姑娘，落在我手里活该”。
还有一个大学生，在网上跟易攀聊了2个月，带着18万彩礼过去说要娶她。易攀说有那么几秒，自己动了恻隐之心，问男生在大学学什么，大学美不美。男生说，“混日子，没什么特别，无聊。”易攀便觉得这种人就是“暴殄天物，就该被教训”。
没两年，易攀就凭着惊人的“业绩”，成了当地传销组织的“领导”。见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谈及对别人的伤害，我忍不住想探个究竟：“你怎么能为自己找到那么多借口，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似乎所有的恶果都由别人触发，夜深人静时不进行自我反思吗？”
易攀回答得很干脆：“你说得对，因为我眼里完全只有自己，也可以说完全没了自己，人是趋利避害的，有好处都想得，为了逐利啥都豁得出去，摇身一变，就成功了。”
易攀在传销组织的非法所得最初并未得到惩罚，相反，她“全身而退”了。那些被她骗过的人一直没有醒悟，还继续着发财梦，以为她的退出是给他们机会，少了竞争者。
说到曾经有两三百万的存款时，易攀有些得意：“我一直当它们是对自己的赔偿，也想过要‘洗白’做点正经生意。其实想想，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起点算高了。”
的确，自从易攀在家建了房子、供弟弟上大学后，老家那边似乎完全“忘了”她曾经的遭遇，偶尔有人提及，易攀的母亲也不再上前耐心解释了，上去就是一耳光，对方一声也不敢出。
甚至还有人将易攀视为榜样，教育自家孩子：“你要像攀姐一样，趁着年轻多捞些钱，风风光光，盖村里最高的楼，让别人仰望，活得窝囊才会被人看不起，才不光彩。”
即便易攀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拘，还有人亲口对我说：“她赚的钱够了，就算被判个十几年，老家的房也不会没收，弟弟混出来了，这些都是收不走的。那么作为女儿，算是很争气了的，死了也值，毕竟一个没背景的农村女人能扑腾个啥……”
在看守所里，我问易攀：“你是否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人的‘赞誉’，认为自己是一个‘榜样’了？”
“怎么可能，”易攀不假思索，盯着手铐，“我想说的是，成人的世界就是如此，虚伪而盲目，没有所谓的单纯美好，有些坏人装成好人的样子，比好人过得好多了。”
我没有说话，等着易攀将话题继续下去，她是受害人，也是施暴者。
就在我想她还会找什么样的借口时，她忽然低头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抬起眼睛盯着我看了许久：“你挺瞧不上我的吧？刚坐下时，你说话几温柔，现在冷冰冰的，很嫌弃。我不想你这个样子看我，我又想化浓妆了，一层一层地涂抹。”
我说：“受伤了，就要治。化妆能遮瑕，但当我们卸妆时，还是要爱本来的自己。”
易攀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你不知道，我洗澡时，总会把皮搓破，连流出的血都觉得是脏的。你以为我没想过要改邪归正吗？我后来甚至想过要自考大学。我之所以被关在这里，不是因为做了恶，反而是因为良心发现，痛心那个时候的自己……”
在来看守所会面之前，我只知道，易攀涉嫌杀害一名30多岁的男子。案发时，她是主犯宁志升的情人。宁志升的杀人动机，是因被害人多次对他进行敲诈勒索，他不堪其扰，终于有一天，找了一伙人去教训被害人，易攀也去了，混乱之中，其中一个人将被害人当场砍死。
宁志升是当地某个部门的一个小领导，曾在一所中学当过老师，名声不错。宁志升故意杀人案传开后，很多人不敢相信，便将矛头对准易攀这个“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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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攀说，自己真的是一步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
她从传销组织出来后，本计划与亲戚合伙开一个小厂，“好不容易想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创业，靠自己做出一点成绩，甚至想着，若是赚了钱，还要回馈社会，尽可能地帮助那些被家暴的女人……”
然而，创业之初，她只是在厂房边付了一点定金，就有各种人跑来“暗示”，光打点就花去好几万。当局面僵在那里时，她的亲戚脱口而出：“你出去跟人家吃个饭、唱个歌吧，那是你的能力。在小地方不示好寸步难行，但打通了就会畅通无阻。”
易攀差点没控制住脾气：“想打人，却不知道打谁。欺负我的人都已经进监狱了，那些表面对我客客气气的人，也不过是看在钱的面子上，骨子里是瞧不上我的。”
为了争一口气，易攀宁愿继续熬着。费了很大力气，工厂才终于开了工。前期亏损严重，时不时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闹事，合伙的亲戚扛不住压力要退出，撤走全部的资金不说，还要她一个人填所有的亏损。亲戚嘴上说的是，以前是冲着她有“靠山”才做的，没想到连流氓地痞都搞不定。更令她焦头烂额的是，她好心收留、赔钱放工资的一些妇女，在上班期间摔倒了，明明是小伤，就是赖着不肯出院，非讹着让易攀“顺手”治疗自己的一大堆病。
没几个月，厂子便名存实亡了。
易攀就是在那个时候遇见宁志升的：“那时，我就想去打听一下成人高考的事，却在办公室外碰到前来找朋友叙旧的宁志升。起初，他夸我志存高远之类的。一来二去熟识了，就说那种考试没用，不如跟着他，他会做我事业的靠山。”
在宁志升的斡旋之下，易攀的厂子又起死回生了，之前那些前来找麻烦的人再不敢嚣张，见了易攀都是赔笑脸，“有些东西，还真不是金钱所能抗衡的”。
尽管宁志升是有夫之妇，有个女儿，但在易攀看来，他对自己算不错了：“我自己阅人无数，有些男人的话我是完全不信的，但宁志升抱着我，说对我一见钟情，说他之前从未找过情人时，我想了想还是信了。他对妻子也很好，即便从我这里回去时，还要顺便买点他妻子爱吃的糕点，我当他只是多爱了一个……”
见我皱着眉头，易攀侧着脸“呸”了一声：“不对，我又在粉饰一些东西了。我就是看上了他的权力，那种所谓的有钱人在他面前就跟孙子似的，光卖他的烟酒我一个月就能赚上万块。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我们可能就是各取所需，然后各走各的。”
易攀说她知道，“自己从来没有靠一个人的努力做成过任何一件事情”，包括面对自我、接受自我，“看着光鲜的脸上，其实都是抹了粉的，有铜臭”。
7
案件到公诉阶段时，我与宁志升的辩护律师发生了激烈争吵。只因他向检察院递交了意见书——认为易攀才是主犯，宁志升是被她唆使的。我直言他是无稽之谈，是为了保住自己当事人的名声罔顾基本事实。
对方律师在当地颇有声望，向外面放话：“撇开我当事人的贪污受贿，就故意杀人而言，若连主从犯都认定不清的话，我决不罢休。”相比之下，我担心自己工作有疏漏，当即向看守所申请会见易攀，怕她被人诱导，随便签字。因为易攀曾对我提过一嘴：“那起杀人案本可以避免的。”
在笔录中，易攀与宁志升的供述并无多大差别：
被害人的妻子曾与宁志升有染，而后那女人为了求宁志升办事，又逼迫仅15岁的侄女在大晚上的陪宁志升“唱歌”。被害人的哥哥早亡，嫂子改嫁，侄女从小跟他生活，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区别。被害人得知情况后，提着菜刀去找宁志升算账，向衣不蔽体的侄女保证：“天理昭昭，一定要讨个说法。”
然而10天后，在宁志升的威逼利诱下，被害人同意和解。宁志升当时说的是：“你老婆与侄女的事打包解决，一次性补偿你50万，之后绝不姑息。”
2个月后，被害人打电话给宁志升，提出再要30万，不然让宁志升的妻女不好过。当时宁志升正好在易攀那里，听到被害人威胁家人，连忙找人说要教训对方，他还在找人的电话里说了一句：“带两把刀，让他长点记性，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
宁志升挂了电话后，易攀对他说：“我也过去，他们下手没轻重，我帮忙看着点。”
宁志升叫去的人到了之后才发现，被害人也是有备而来——茶馆里坐了五六个人，手持钢管。起初双方并未引发冲突，只是在叫嚣，比谁的声音大，一般这种情况，只要没人动手，他们一帮人吼累了自然就骂骂咧咧散了的——直至易攀冲上去往被害人脸上泼了一杯水，让他“识相点”，才真的引发了冲突。之后，被害人被捅3刀，当场死亡。
案发后，宁志升被立案调查，被警方认定为主犯，易攀和另外3位打手为从犯。宁志升的辩护律师接手案件后，查到案发前一周易攀曾与被害人联系过，并有他们见面的监控视频，以此推断，整个案件是易攀一手策划的，宁志升被利用了。
当然，定罪不能只凭推断。易攀说，自己与被害人会面的原因是：“被害人想让我给宁志升戴绿帽子，被我拒绝了，仅此而已。我告诉他，祸不及家人，他心有不甘的话，可以去报警。”
因案情复杂，开庭前半个月，征得易攀的同意，我退出辩护，由律所另外一位老律师接手。
最终法院判决：宁志升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决定对其执行死刑。易攀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法院认定易攀与被害人的会面与被害人被杀没多大关联，让同伙带刀教训被害人的是宁志升，杀人动机明显，没有证据显示易攀教唆杀人，就算当时和人起了冲突，也是因宁志升而起。
因此，最后一次会见易攀时，我也试着做了自己的推测：“或许最开始，就是你通风报信告诉XX（被害人）他侄女当时的处境的。因为你觉得被害人和宁志升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小女孩的惊慌、屈辱、痛苦，最终都能被钱摆平，多难过……”
易攀笑我太离谱：“你怎么不说，我是拿着他老婆和宁志升的露骨的照片去找的他？听说老婆出轨了是一回事，看到老婆怎么出轨的又是另一回事了吧？再或许我没那么好，比所有人都愤怒、自私、吃醋，说是想过普通的生活，却不想跟普通的男人过日子，看不上工厂的汗水和工资，害怕拥有的东西会再次失去……”
当然，我们不该用嘴巴制造事实，要用证据摆出真相，想象再合理也不能定论。
我不置可否。临走前，易攀再次问我：“你觉得我没化妆的这时候好看吗？”
我点头，对她说：“你并不是没有做成一件事，你曾凭着一己之力逃出了魔窟。”
看着易攀，我想，善恶关乎生死，越是过不去的事，就越要让它过去。不管受过多大的伤，一个人还是得先自己接受自己，才能怀着最大的善意，领着自己往前走。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