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咱家可以不用再摆摊了
我的老家甘肃，“西北GDP垫底之王”，百万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落寞的工业城，干枯的矿坑，受困于地理气候的农业，以及直到今天仍然位居全国首位的工业污染……这片土地在历史上上一次“出彩”，似乎还停留在河西走廊的阵阵驼铃和郡外屯边的军号声中。
我的家乡冀城无疑是甘肃的缩影，而我妈，就在这缩影里摆地摊。如果你每天从我妈这样的“地摊从业者”身边路过时，愿意多花两三分钟观察，就会发现，“地摊”不仅仅是文艺作品中的“烟火气”，更是大国小民的真实映射。
甘肃的地摊经济、地摊文化和它悠久的历史一样，存着几分悲凉和坚韧，既不像四川重庆那样麻辣味十足，也没有江浙广南方独有的温婉秀丽。跟着我妈摆地摊的十多年里，我窥见了县城经济最富活力的一面，也目睹了夜幕落下后最萧条的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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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前，我家的生活和现在大有不同。
我们县城里地摊贩子随街可见，人行道和车行道的界限模糊，遇上过年，地小人多的城街基本处于交通瘫痪状态。车挤车、人挤人、摊位挤着摊位，乱糟糟、热哄哄，喇叭与叫卖齐飞，男偷共女扒相碰。
我家小摊在县城西关的主干道上，算是个做买卖的“霸口”。能占着这样的位置是不大容易的，人多，竞争对手也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小摊小贩里面的门道规矩一样也不少，不按规矩做买卖，就容易栽跟头。车马南来北往东去西还，皆从我妈的摊前过。城管要管、乞丐要讨，张王李赵门头过、陕甘宁川趟路走，我妈毫不畏惧——“来的都是客”。
一条街由主干道贯通而下，在北边斜剌剌突出一条支线来，通往旧山货市场。那条街上大多是一些小吃营生，垫一撮豆芽萝卜丝的凉皮凉粉凉面，竹笊篱从大铁锅里捞出油煎洋芋配着豆腐脑，天天放抢的大屉韭菜猪油渣包子，油泼辣子荞面呱呱、鸡丝馄饨油烙饼，每天早上6点不到，一条街就开始飘香。
我家摆摊是从2007年始的，开头只卖自家豆腐房出的豆制品、年糕以及姨娘家的手擀粉。摆地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抢摊”，刚摆开这生意时，我家也在这条街上经历过一番东逃西窜。平时出摊尚算容易，当年节外头那些没赚到钱的人回来时，“抢摊”就会立马白热化。
各家摊位白天搭晚上拆，就像游牧民族的帐篷，一般清晨5点就张罗开了。为了摊位不被占，我妈常常4点就起来收拾货物，给一家人做早饭，等我睡到6点起，我妈催送货的电话就来了。西北的冬天冷，我手指头冻硬后取拿冰冷的货物，怎么也搓不开塑料袋。等生起蜂窝煤炉子，我就把手支在那一团小火上烤着，随着手指头一点点化冻，一种奇痒随之钻上心头。直到后来当兵，我才知道人的手受冻久了不能直接见热，得先拿冷水化冻或者用雪搓，那样才不会长冻疮或者坏疽。
即使早起，我们依旧会因为占摊和别家起争执——谁都想多卖些货，多挣点钱过年，可地儿就那么大，你家多摆了我家就得少摆，人心不平衡，自然就开始作怪。
刚开始，我家地摊生意并不怎么好，三天两头就会碰上一些混混挑事，别的摊主也频繁抢位置。有次我和我妈大早上去摆摊，到了，发现摊位已经被占。抢摊的人家吆喝了两三个汉子，穿着人造皮夹克叼着烟，歪歪扭扭簇成一堆，痞气十足地装大方让我过去。我那时才刚读三年级，胆小懦弱怕事，心里又气又怕，推着车根本不敢动，我妈还在后面。汉子们瞅我一个小娃娃好欺负，横鼻子竖眼睛，啐口浓痰在地，嚷嚷道“乡下人就回乡下去，这城里没有你们的地方”。
这时我妈过来了，她以为我被打了，大喊着扑上去和那几个汉子扭打在一起，我吓得急忙上前拉架，无奈身小力薄，只好转头给父亲和几个姨姨舅舅打电话救急。还好路人帮忙报了警，最后这场争吵没争出什么名堂，两家摊位只能挤在一起摆。
我妈就是那《水浒传》里的“一丈青”，她深谙在街头混饭吃就得横刀恶胆的道理，人软弱了必然挨欺负。我爸处事懦弱，逢遇到此类事，常拉着她说不要多生事端，甚至枪杆子朝里。往后十来年，我们也经常因占摊和别人争执（大多不了了之），久了，我妈也自叹“宰相肚里能撑船”，那锋利刀刃也收回刀鞘。
直到我读高中时发生了另一起争执，才彻底让我妈熄了火。两家人同样因为“占摊”大动干戈，可说来奇怪，吵架后不久，那家人竟然自此消失了，摊位也空了下来。之后，我妈辗转从几个老顾客嘴里得知，当时诅咒恶骂我妈的那个女摊主居然面瘫了，家里还出了事故。我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再次劝告我妈，千万少和他人争吵，犯口舌影响财运，人不能得理不饶人。我妈虽然嘴上梗着，但我知道她心里默认了，我甚至想让她提点东西去那家人家里探望，我妈就骂我神经病，转身忙活，不再搭理我。
我后来遇上过那家的男人，戴了顶小毡帽蹬着三轮车在路边叫卖东西，脸上敛去了往日的凶相，肉也掉得厉害，眉毛间蒙了股秽气。旁人说，他病很深了。我低着头走过去，假装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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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城没有工业，农业也不成规模，花椒、苹果、辣椒，算是它的驰名商标。大量的人奔出去务工，春节时又被火车吐出来。一年一度的回巢，人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吃穿，即是面子里子。
2010年开始，我家的地摊在豆制品的基础上，新开辟了火锅烧烤食材的零售批发。卖海鲜丸子（蟹棒蟹排虾卷鱼卷桂花肠）、关东煮一套、火锅底料、顺带加各种时令蔬菜——冬季有皮冻、皮老铺（一种宴席凉菜，像大号火腿肠），夏季有魔芋粉——供应县城和周边乡镇的小吃店、烧烤摊，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乱七八糟的都卖，卖什么成什么。
小摊由一个改装扩容后的三轮车和一个可拆卸的移动帐篷拼成，早七晚九，生意好时，收摊更没了点数。
我虽早早跟着我妈在地摊江湖里混，但我打小就不爱这行，摆摊是苦差事，谁又生来就爱吃苦呢？虽然动画片里总教导我“劳动最光荣”，但当我真成为了一名劳动者后，就发现光荣轮不到我，苦头倒是不少。
我妈与我不同，虽然摆摊是为了生计，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但我妈身上并没有重体力劳动者的苦大仇深，相反，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种认真生活的平和。我妈文化浅，信佛也是个拿来主义者，佛经奥妙她一概不懂，木鱼没有鲤鱼实在，袈裟没有围裙畅快。她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块摊子就是我的道场，卖东西足斤足两一样是修行，求佛不用去寺庙，清白做人也是功夫。”
我妈爱笑爱斗嘴爱骂人，她连同人吵架都是笑着吵，吵架时满嘴顺口溜，像唱歌一样——和顾客算账起了争执，她叹“银行的钱多的很，不是你我的”；旁人问豆腐有没有缺斤短两，她怼“一斤豆腐两块五，吃不了穷也吃不了富”；城管吆喝遮阳伞太靠前戳在路面上了，她慢悠悠挪，“八月八的天，县长婆娘要撑伞；二月二的雨，县长老娘也不敢管”。
因为我妈的强势又柔肠，我们家摊位迅速从周围一众摊位中脱颖而出，老主顾、回头客尤其多。别人在秤上做小手脚，我妈不，她称东西都要给饶头；别人拿过夜的东西掺着卖，我妈不，她认准“买卖靠人”的死理，绝不肯为挣钱在成本上克扣。
有次一个熟客买了水果后跑来找我妈，非要让我妈给她过秤“检查检查”，我妈不好驳熟人面子，又担心坏了规矩，几番好言劝慰，可那熟客不依不饶。我妈拗不过，称了，一兜香蕉短六毛。她再三叮嘱熟客不要争理，熟客前脚满口答应，后脚就跟隔壁水果摊大嗓门女摊主干起仗来。骂声格外难听，我和我妈心照不宣地低头，我心里埋怨：妈你不该帮这个忙，人家缺了斤两，骂名却要我们背。我妈不说话，过了会儿切了块豆腐给水果摊主提了过去，火药味的声音逐渐退却。不多时我妈回来，脸上一扫黯淡。
仅仅六毛钱，扯出一摊事，坏了三家心，我叹一声：“这真是钱作怪！”我妈眉头一皱，顺口溜即出：“钱哪能生妖作怪？鬼怪在人心，六毛钱就能让人生贪欲，贪欲就像盐，看着白、吃着咸。”
我妈1米7的个子，又高又胖，常年围着个红围裙，往椅子上一坐，像尊弥勒佛。出摊时她会随车带个扫把，支架子前先扫地，对待马路边上的这一小片地儿就像对待自家卧室一样。在老顾客眼里，我妈就是那“王熙凤”，清早起来采买，“未见其人，先闻其笑”，只要我妈一笑，顾客就源源不断地上门。大家仿佛不是来买东西，而是专程来听她笑、看她笑。读初中时，我就很是惊奇。
我妈卖货自有一套方法，买主来了她并不涌上去大力推销，相反，她总会忙着手边的事。买主们随意地挑挑拣拣，遇上拿不准主意询问时，我妈才会主动搭腔，像是私人定制——比如买主拿一包火锅料，我妈一定先问他家里有没有小孩，能不能吃辣，再问忌口与否，讲解牛油清油的区别，心里有了大概，才会推销几包自家常吃的火锅料。
她从不刻意推荐贵的东西。来一个顾客都不消人开口，她一瞅穿着打扮就知道对方的消费水平，“一看头发二看鞋”，穷苦人忙生计顾不上这两样，庄稼人挣钱不容易，给人推销东西要先紧着实惠。穿金戴银也好，披麻挂绿也罢，来的都是客，你做生意贪小利不老实，耍奸做滑哪个感觉不到？买主们吃一次亏在心里就记一笔账，亏心账多了，就要消福报倒霉运吃大亏。
有时不消买主们开口，我妈就准确地拿出他们想要又没寻到的货物，买主们连呼：“神了！神了！”
熟客打趣：“胖婆娘你成了人精了，我心里想啥你都知道。”
我妈笑呵呵应和：“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买卖上的功夫就是要听心意，人往外一站，扫一眼就知道是麻是绢，这点功夫都没有怎么做生意呢？”
我总觉得我妈自带财星，别家做不成的买卖她能做成，别人谈不拢的价钱她顺理成章。我打小在街头长大，狐朋狗友打弹珠时，我已经娴熟周旋于家里的豆腐房和地摊，论起销售心得，我想任何一家超市的售货员都无法与我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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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是一门精妙的学问，此间之道并不是人人都能习得的。“挣钱的法门是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妈。我妈听了只是笑，提高音量数落：“怎么挣钱？你看看我的手，你就知道钱是怎么挣的了。”
我敢打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大学当兵那几年，我的手也由学生时代的细嫩转变为老茧和瘢痕遍布，但和我妈的手比起来，我却惭愧不已。我妈1975年生人，年龄不大，但我还在读初中时，她的手就开始提前老化，像打浆机的橡胶转轮带一样，转得多了，就变得粗糙和破碎。
作为一个女人，我妈却吃了很多男人都吃不下的苦。每次到外婆家，外婆一边数落父亲，一边给我讲母亲的那双手。
我妈有3个兄弟姐妹，甘肃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她当年只在村小的教室里坐了1个月，就被迫扔下书本，扛起家庭重担。13岁时，我妈已成了附近几个村都家喻户晓的卖货郎，她常常背着鸡蛋、针头线脑、蔬菜等物件，爬两座山去邻近镇子上卖货。别家的东西卖到集市结束还总有剩余，而我妈早早地就卖完货跑回家干地里的活。大人瞧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干了一程了。
再长两岁，她就扒上了南下的火车，去武汉打工。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租住在县城的一处家属院，起先我妈还在县里的毛纺厂上班，父亲有份跑长途车的工作，生活尚算小康，可惜花无久艳，月不长圆，父亲后来因为跑车出了车祸欠下外债。那时我妈已经怀了我，毛纺厂工作也辞了，我出生后，家里愈发艰难，为了早日还清债务，他俩四处借钱，租下了间小小的铺面，做些凉皮、茶叶蛋、豆腐脑的小吃生意。
就这样过了五六年，我开始读小学，也能帮着我妈收碗、擦黄瓜、扫地、招呼客人了。童稚时，只觉得干活有趣，我妈说我见了谁都拉着人家的衣角往小吃摊引，人小可怜可爱，大人们也乐得坐下吃碗凉皮。
后来，父亲倒腾起豆腐生意，劝我妈关了小吃店，他俩一个做一个卖，还能省下水电门面的租金。外债压力压在肩头，我妈为了多挣些钱，于是退了店面，开始了摆流动摊的生活。
刚开始，她蹬着辆老式三轮走街串巷叫卖，豆腐不是顿顿要吃，光景又不好，生意难做。参考以前的经历，我妈觉得只卖豆腐成不了事，于是又补货凉粉调料等吃食一起卖。倘若顾客们问的东西我妈车上没货，她还会记下来，想着法儿从其他地方批发或者帮人代买。货物一点点垒起来，老式小三轮便显得狭小不够用。父亲爱动手，用铁皮木板加高了一层，弄了个货物柜架在小三轮上，能装的便越来越多，俨然一个流动食品店。
生意好了，我妈寻思着找个摊位，买主们就知道她有个固定的地点。她托人帮忙，用两条烟换来了西关大街上一处小小摊位，那个位置并不好，但我妈却很满意。她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做生意三分靠地理七分靠人拼，踏踏实实干就能干出名堂。
有一次顾客丢了钱，非说我妈找错了钱——顾客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力工打扮，骑着辆破旧嘉陵摩托车，急赤白脸向我妈讨伐：“你这个婆娘家家的，心眼怎么这么不实诚，欠几个钱就干这样的缺德事？刚刚我在你这儿买了东西，回家一查发现钱少了。我兜里的钱是有定数的，买的东西也是有定数的，钱少了，那就是在你家摊位上丢的。”
我妈不红脸，略带几分讥诮说：“你钱丢了来我这儿寻，难道夜里丢了婆娘也来我这儿找？我问问你，你刚才是不是拿了张100，我找你25块5？”
男人眯着眼睛点头。随即，我妈眼神犀利起来，说话也大声了些，一件件同男人点货：
“8块的洋芋丸子、4块的豆皮、16块的海鲜丸子，一包鸡翅中18块、‘红九九’的火锅料10块5、还有金针菇、藕片、面筋豆卷加一起19块，合计75块5，是不是这些东西这些数？”
“那你说，75块5的东西我找你25块5，还多饶你1块钱，你不记好反而来我这儿找钱，找的哪门子钱？别看我一天卖的货多，每一笔账我心里都有数，没这点本事，我能撑得起这个摊子？该是我的钱，我起早贪黑地要挣到手，不是我的，丢地上我都不捡！”
我妈越说越有底气，反倒是那个男人一下愣在了原地，周围的顾客纷纷劝他去别处寻，男人拉不下脸，灰头土脸地骑上摩托车走了。
翌日，男人又找上门来，说丢的钱找到了，原来是他读小学的儿子偷拿了钱买零食吃，今天来是给我家当回头客的。到了算账的时候，我妈让他再清一遍，男人摆摆手，说：“你是个能干婆娘，做人不麻达（方言，问题），我信得过。”
微信付款还没有诞生时，摆地摊最害怕碰上假钞——小本生意，一斤豆腐2块5，黄豆一斤就得9毛4，收一张假钞，一整天白干不说，还得往里面倒贴。我同姐姐、妈妈常常琢磨到底怎么看假钞——摸盲文和印点，对着阳光看数字的变色以及空白处的水印。我妈娴熟一些，她只消用两只手指头捏着钱币一侧来回搓一搓——当然，她更会察言观色，有时她不动声色推回假钱，有时借口没有零钱找不开，有时也直接横眉冷讥。这功夫，不是我这种“小白”能轻易学会的。我卖货最容易碰上假钞，人看我小孩子好欺负，有时我能分辨出来，有时候我的眼和手就不咋灵光，而且即使分辨出来，眨巴眼的工夫，那使假钞的人就混进人堆消失不见了。
一个年关，我同我妈照例在西关街上摆摊，上高中的姐姐还没放假，豆腐房雇的藏族阿姨有事，我妈得回家帮父亲忙活豆腐房，留我在摊位上独撑全局。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戴毛线帽的女人，一进摊位就挑挑拣拣。我觉得可疑，因为有别的顾客在，我只好一边卖货一边暗暗观察——她扒拉完东西先递来一张50块，我迅速算好找零，这当口，她又递过来一张100元——方法异常小儿科，轻轻松松倒了两次手，我就着了道。
我妈回来一点钱盒，便挑出了这张假币。回家后，我又要面对父亲的冷嘲热讽，他骂人专挑痛处，说我的眼拙源于脑壳笨，说我既不是学习的料也不是做买卖的料，干脆辍学和他做豆腐。我对他的话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一个十三四的少年，在学校被混混们打了都不敢声张，当站在四面通风、一顶遮阳伞围起来的摊位上卖货时，总企盼这样的生活会随年关结束而终止。
我常傻了吧唧地问我妈“什么时候能不摆摊”，我妈总说我是个笨怂，不摆摊一家人吃啥喝啥？那时我并不知道，这辛苦和忙碌也是我妈操劳多年才换来的，在周围摊位羡慕嫉妒的眼神里，我家在西关街上的生意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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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在火车上遇到老家的一位故人，就坐我对面。我们说着乡音，三言两语下来，我才知道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曾经在我们县城工作了16年。他问到我的家庭情况，当我说“西关摆地摊卖豆腐的是我妈”时，他惊讶大笑，向我说起我妈幼年在他们部队门口摆摊卖货的往事。
那时候，外婆家的山腰处驻扎着一支解放军，鬼马精灵的我妈经常背上货物去部队门口卖。解放军们看见她就新奇——一个小姑娘，每天凌晨到部队门口扫地，扫完大大方方地拿床单铺在地上把货物挨个摆好叫卖。老伯说，他那时就是部队里的战士，他和战友们都被我妈吓一大跳。
我想，是啊，一般人怎么会想到去部队门口摆摊做生意呢？
老伯说，我妈总是带着一挎篮鸡蛋来卖，他们单位虽人少，可一挎篮鸡蛋也不够吃，再者，部队采购有专门的给养员，买东西都是要写条子走账的，一个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哪懂这些？但我妈看出了些端倪，想出了个“卖鸡蛋免费缝衣服”的法子——那年代战士后勤保障条件差，训练量又大，衣服总免不了破损，我妈便在鸡蛋篮子里放上针线，她手灵，缝补出来的衣服严丝合缝，很得战士们欢喜。就这样，我妈的鸡蛋生意，便在部队门口做成了。
老伯笑着对我讲：“你母亲心眼好，我在她的摊位上买过东西，她是个有良心的人，这么多年认出我，还没忘了我，买东西时常是连卖带送——你母亲最近怎么样了？”
我回：“就是身体不大好，时常喊腰疼。”
老伯摇摇头：“那是干活累得落下的病，你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幸好有你们这双儿女来孝敬，算是苦尽甘来了。”
我心里羞愧起来，不免想起曾对我妈说的一些伤人话。我幼时顽皮怕吃苦，时常躲着家里的活儿，父亲为此老打我，都是我妈护着我。我妈瞧出来我吃不下摆摊看人眼势这份苦，也知道这碗饭实在太难吃了，就要我好好读书以后在“凉屋下工作”，出人头地。我自幼也深知，摆地摊这份生计不轻微但轻薄，工作和工作之间是有区别，但工作不分贵贱，是人分贵贱。
那天，老伯直夸赞我妈能干，而我却想起自己从记事以来，就对家里摆地摊带来的种种深恶痛绝。我忽然就觉得我妈和《鸡毛飞上天》里的“骆玉珠”很像，悲惨却坚韧，对生意敏感、果断，也都背负着本该不属于她的责任，正是这些因素，将曾经那个鬼马精灵的小姑娘打磨成一个性格泼辣的西北妇女。
不过顾客们都蛮喜欢我妈，她泼辣但真实，她计较但同情穷人，虽然是个生意人却难得地讲义气。
我妈在一众摊主里格外与众不同，有的摊主为了抢生意，会一面与我妈笑呵呵，一面把走到我家摊位前的顾客连拉带忽悠地吆喝走。我妈对此并不在意，她总说，“做买卖，做的是人的买卖，人心正了生意才能旺”，随其自然，也收获了一帮熟客和新友。
很多老顾客来我家摊上不仅仅是买货，他们爱听我妈“胡说八道”、爱听我妈讲“贤良真谛”，更多时候是倾诉心事。我妈这儿好像一个“心灵杂货铺”，她既参与别人厨房的事也参与别人心房的事。
与我妈相熟的宋老师，是县中学的一个数学老师，经常因为婚姻上的不幸来我妈这儿寻求宽慰，常常一脸愁容来，心满意足地离开。我问我妈怎么从不嫌烦，她说：“这有什么好烦，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她来这儿不是为了听我说话，只是为了倒倒自己心里的垃圾。她来一次，心里的苦就能减一分，你不要看你妈是个摆地摊的，其实也会给人看病哩。”
周围顾客听见这话，都被逗得捧腹大笑。我在一旁沉思——为啥我妈看别人的事总是看得那么清楚，轮到自己反而看不清想不通了呢？那时候我还小，只笑我妈活得自欺欺人，不晓得多年后事到己身才会有切肤之痛——成年人的世界活的就是个自欺欺人，活得太清醒就会痛苦，学会糊弄自己未尝不是一剂良药。
我妈更多时候也要忙活小摊以外的事。卖的东西杂、多，进货送货就成了我妈的头等大事。我家除了零售还兼顾批发，周边乡镇烧烤摊的取货送货全凭城乡班车，我妈要卡着点给这些班车“上货”，像个活在钟表上的人，在家、小摊、班车站之间来回穿梭。
我在家时，送货的活便落在我头上。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工作的，夏日在长长的县道上，我开着电三轮从东环路跨越一条街的寂静，破开风阻一路向前，从县城小镇村庄一端到另一端，于下午晚班车急促的嘟嘟中，结束一天的脚程。
行人匆匆归家，我看着西北残阳拖一尾橘红余晖从天边坠落，像暮年老者站在终点转身哈出一口气，我的内心也变得一片悄然。我又向着另一条路的终点驶去，三轮车后，整个县城与我背离，好像这苦涩的日子也从时间中抽离。直到落日掉进大地坑洞，四周昏暗、路灯亮起，我终于送完货了，在暮霭沉沉中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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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这种从宋朝开始兴盛至今的交易方式，直到今天依旧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机盎然。
没有租金、没有水电、没有围墙、也没有保障，摆一个菜筐、铺一张塑料布，就是一个摊。我们家也由一个菜筐、一个塑料布开始，慢慢地有了人气，然后这小小的地摊上多了把遮阳伞、多了个三轮车、多了个手推冰箱，就这样一寸寸扩张。在大马路扬起的灰尘里，我们不仅和隆冬酷暑、风雨雷电做抗争，更要和人做斗争。
街头上摆摊做生意，有时候吵架是必须的。穷苦人并不一定是好人，人性中的恶也不会被金钱剔除。站在街头讨生活常要直面人性中的好与坏，人的心会被蒙蔽，一张钞票就能变成一堵城墙。按照我的经验：嗓门大、厚脸皮、会纠缠，这三样法宝，但凡学会任意两项，那么街头摆摊这碗饭你就能端得上。讲道理是最无用的，为了多招揽一个顾客，相邻的两个摊位也能打得头破血流。但我妈的习惯却与我总结出的经验大相径庭，她也嗓门大、音调高，可凡事都力求讲理，骂仗骂得如同打辩论赛。
我们最先要担心的麻烦并不是城管，而是同样摆地摊的其他摊友。
人就是这样奇怪，当你落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可怜你；但当你向上向好的时候，落井下石的手就会从阴影里暗戳戳地冒出来。你并不是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你过得好，只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摆地摊就是最现实的角斗场。
我们家是西关大街上第一家卖火锅烧烤食材的摊位，2010年后，人们兜里的钱多了，生意火爆得不得了，自然引得别人妒忌。对面摊位偷摸着找到我们的进货商，也批发来了火锅丸子、鸡柳鸡排、骨肉相连这些，但我们的生意受影响并不大，依旧忙碌。
我和姐姐犹自气愤，我妈见了笑着说：
“冀城县摆地摊的两三条街，火锅丸子超市有卖，农贸市场也有卖，难道就只许我们家挣钱不许别人家挣？”
“做生意靠的是诚信和良心，有这两样东西什么生意都能做起来，没良心没道德的人，做什么也做不成。妈妈没念过书，但做生意和做人一样，你妈妈是个顶个。”
后来，好几次有顾客说对面那家做生意不厚道，买东西用假秤，两斤东西回家再秤总是短一二两。我妈会回一些她的人生道理，再给顾客多秤五毛一块的东西，哄得买主笑呵呵打着招呼走。
但一次刚安慰完顾客，第二天就出事了——我们两家摊位只隔一条小马路，下午我妈开着电三轮回家取货回来，需要从对面家摊位门口绕马路过来，就在我妈开着车转向时，被对面摊位上那女人给拦下了，说我妈挡住了他们的生意，三轮车还刮烂了摆在地上的菜，她要我妈赔钱。
“赔多少？”我妈问。
“拿30块来。”那女人瞪着眼指着我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么亏人不怕遭报应？”我妈骂着朝地上扔下20块，说，“钱拿上买药吃，良心坏了，看你吃什么药能吃好。”
女人从凳子上跳起来，不依不饶，拦在车前不让我妈走：“瞎了眼，开个破车不看路，就你的嘴会说，瓜愣愣开着车直直地往我的菜筐子上轧过去，你是没长眼还是眼跌茅坑里捞不出来了，这么一摊子菜就看不见？”
我妈迎面就是一顿大骂，平日里她是个极忍辱的人，可事到临头她绝不怯场，像唱贤良（西北民间一种喻世明言之类的劝祷词）一样围裙大挥，舌战四方：“秦始皇的长城八万八千里，你的个菜筐这么大的马路放不下？我转车怎么就轧到你的菜了？菜在筐里，筐没烂菜先烂了？你这菜是长了腿歪出来跑，还是心眼烂开了兜不住了？”
小地方人骂人俗，大马路上不管有人没人，难听的话就往出来飞。街头上，买菜的人也不慌买菜了，都围过来看热闹。有相熟的老顾客上前拉住我妈，也有阿姨喊我赶快把三轮车开走。
对面那家女人骂着骂着居然要动手撕扯我妈，我和路人围上去拉开她俩。我脸臊红得厉害——我一度觉得在大街上骂仗是极为丢人的事，一直劝我妈不要和别人争执，甚至埋怨她。我妈听见我这话，像是受了天大委屈，怒喝我没骨气。姐姐就不一样了，要是她看见别人要打母亲，别说是拉架，估计直接上手反打。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责自己的懦弱。
我家旁边摊位是个卖大饼的，摊主刘阿姨家2个儿子还没结婚，3个姑娘早已嫁人。我家和她的关系时好时坏。生意好时我们互相帮衬，换零钱帮忙卖货，礼尚往来。小时候，我认定一个人好，就以为这个人会一直好。我没有我妈的老道，“人心隔肚皮”，我只能分辨出肚皮，就像识别假钞一样。
一天，刘家阿姨托我妈替她照看摊位，人闲时还顾得过来，人一多就手脚不够用了。刘家阿姨回来时，看见我妈忙着自家生意没管来买饼的顾客，立马大骂我妈“白眼狼”，平日里装好人，来了生意就全然不管不顾了。
我妈知道理亏，只好笑脸相迎。我在一旁看得来气——做买卖能帮则帮。我妈多少次帮她找零，抬货取货，而且她每天中午都要回家午睡，央我妈帮她照顾饼摊，我妈一应应承下来。今天就因为少卖一个饼，她就炸了毛似的，难听的话像爆开的豌豆荚，从她那尖酸刻薄的嘴皮子里喷出来。
升米恩斗米仇，人们总是放大别人的缺点，对自己做的恶刻意忽视，之后刘家阿姨总是找茬闹事，“今天你多占我家的位置了”“明天越线了”，连太阳伞的高度她也不满意，嫌我家太阳伞撑得低了影响远处顾客看见她的摊位。
世界上所有的事，在我妈那里无非就是两个字——周旋。我们和刘家大饼的冲突，则是万事忍当先。我妈有时争执，有时求和。在这一方小小的摊位上，她用一个女人所有的本事对付每一件难缠的事。要是没有她，这个摊子一天都撑不下去。我们竟也风风雨雨撑过去了这么多年，其中艰辛，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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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生活困顿的，是小摊越来越忙碌的生意，最鼎盛的时候，我家小摊甚至因为生意太好而堵塞了半条街。
大年三十前夕，老家的人们有置办年货的习俗。我们县中央主城镇是平原，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山，山坳里有20多万的常住人口，人们会坐着班车来县城采购，食材就成了重中之重。每逢这时，我家的小摊门前顾客络绎不绝，平日里的小小善意，回报成了一兜又一兜点不完的年货。
中学6年的新年假期，父亲的豆腐房从早上5点一直做到晚上12点，我妈的小摊每天从出摊开始，电三轮就停不下来。我负责开着电三轮在拥挤的街巷里左突右奔，“三点多线”地取货送货。我爸为了提高效率，又在三轮车底座下装了双电瓶，可即使这样，三轮车也常常因为电力不足而罢工。
雇的藏族阿姨要回家过年，家里的活一下就缺了人手，这时候就得我和姐姐顶上，豆腐房小摊“两班倒”。小摊上，我妈还请了两个姨姨帮忙，街上人太多了，有时候会出现哄抢货物的情况，我妈又将乡下的外公接来专门看管货物。一家人齐上阵，像打仗一样，我至今都无法忘记晚上收摊时，小摊旁堆满的摞高的纸箱，电三轮得结结实实拉两趟才拉得完。
我家很少能好好过年，年三十要卖货，得到晚上6、7点，一家人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摇摇晃晃回家。我妈硬撑着张罗完年夜饭，大年初一大家都累趴在床上补觉。我妈例外，她闲不下来，一年365天她没有一刻是休息的。我、姐姐、父亲还在床上边“躺尸”边互相责备时，我妈已经扫完院子，洗衣机轰隆作响淘洗着积攒下来的脏衣服，厨房灶台上年菜已经炖上，客厅内炉火被勾得冒焰星子，一年翻一年。
我们家的小摊一点点地添新去旧，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流动的摊位被“固定”下来。
我妈做主购置了两顶四方四合的帐篷，请了几个亲戚帮忙把帐篷撑开固定在摊位上，蓝色的崭新的篷布安在上方的时候，就像是在搭建我们的一个家。从那之后，我们头顶上就不再是一片被电线割开的四角天空，我和我妈再也不会成落汤鸡了。我妈专门给外公打去电话，电话那头的外公说：“头顶上有了片瓦，鸟儿有了巢，人才不受罪。”
帐篷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晚上得有人去摊位守夜。我们卖的都是些杂货，摊位大了，我妈心也大了，进的货也比原来增添了许多。县城夜晚的街头总是有些游手好闲的老混混，也总有商铺被窃的传言，尽管我们这个小摊并没有什么值钱货，可我妈放心不下，提出晚上要睡在摊上。
“拿雨布将摊子围起来，人睡在车里和睡在家里一样。”我妈都计划好了。
可那“睡大街”怎么能和睡热腾腾的炕一样？我不同意，她本来就多病，常年药不离身，要是晚上再睡不好，这样下去身体迟早要垮。
守摊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和父亲头上。前两夜父亲睡，他在三轮车上铺上一层防水布，再铺上两层褥子。父亲叫我睡觉时不要脱袜子，电动车后面那扇小小的车门可以拿凳子支起来当脚托，但我个子高，腿总得蜷缩着才能不落空。
第一次睡大街，我并不怎么害怕，掀开摊位上蒙古包似的门帘将三轮车倒开进去后，从车头往车厢倒着爬进被窝。夜里，大街上并没有我想象中寂静，野狗们的吠声吵得人心烦，防水布外传来的零星走路声，摩托车飞驰而过声，总让我难以进入梦乡，后半夜才在迷迷糊糊中将头埋进被窝里睡着了。
时间长了，砸酒瓶，对着我家摊位撒尿的事时有发生。有天夜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划破声将我从车厢里吵醒，我不敢轻举妄动，静悄悄地仔细听了会，确信遭了贼才打开手电筒。我看见一只手从割开的口子中摸进来，我立马大喊，那只手缩了回去，架子上挂的货物也被掀翻在地。后半夜，我不敢再睡，打着手电筒在三轮车上坐了一夜，直到天明。
不过，“睡大街”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糟糕，很多次我躲在篷布里听路人说话——情侣们吵架的声音让人心痒难耐，偶尔飘过的甜言蜜语又让人浮想联翩。我屡屡通过声音构想他们的面容，好听温柔的就好看，说话粗俗的就是丑八怪，在一个个难以入睡的夜晚，我就这样打发时间。
有时，我也会偷来我妈的老年按键手机，沉迷在类似于《盗墓笔记》的小说里。睡大街的那些夜晚，我到底读了多少小说，早已记不清了。
后来在部队野外驻训站夜哨时，我偶尔会想起睡在地摊上的那些夜晚，借此勉励自己，即使部队生活再苦，也是大家一起苦，就算是荒郊野岭，也有这么多人陪着睡。
7
在部队的第二年，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我们家的摊位没了——政府改造，整个一条街的“流动摊位”和“钉子摊位”被取缔。我妈吉星高照，正好碰上临街有家铺面出售，她咬紧牙关、七挪八凑地借钱将那间小小的铺面买了下来。
从此，我们一家告别了那个曾养活过我们十多年的摊位，搬进了有水有电、不漏风、不淋雨、不用再和人争抢的店铺。现下，我们头上真的有了一片瓦。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高兴得语无伦次。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可以说是在街头、在地摊上长大，而现在，那个曾对我家至关重要、让我们头破血流的摊位，就这样因为一个政策下来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感谢这个变化的，我想我终于可以面对童年那句提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摆摊？”父亲也长舒一口气，他不及我妈勤劳，于他而言，摆摊生活是狭义的苦，而不是我妈那广远的甜。
小摊没有了，爸妈没有不舍，只有感慨。生活太多波澜了，我妈偶尔会自言自语：“十三年的日子，我一天天没黑没明地干，就这样把日子过到了别人前头。多少人笑话我和你父亲，多少人眦眼我们的那个小摊，做生意难，活人更难。人在世上走一遭不能白来，你妈妈没文化能白手起家，靠蹬三轮车给你们姐弟俩蹬进大学，蹬到一个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是不是？！”
说这话时，我妈坐在小凳子上看自己的一双手，拿手指甲抠手心里的死肉。在她手指根部下有着一个个圆圆的硬茧，那是盾牌、是砖墙，是这些年来我和姐姐头顶上的那把遮阳伞。
我妈盘下的店面，是上一家主人因为经营失败做不下去转让的，一段时间后，我妈不仅将生意做起来了，甚至做得有声有色，就像她一样，一辈子好强，即使吃了没读多少书的亏，但从未对生活有过抱怨，相反，她感恩生活。
后来等我回家，姐姐告诉了我两件事，我既哭笑不得又感叹因果不虚。
一是曾经和我家有过过节的对面菜摊。他家儿子和我姐是高中同学，但只读了一年便辍学了，回家接手了摆摊生意，如今早已结婚生子。他妈，那个曾经对我妈拳脚相加的女人，在政府取缔地摊后也租了个铺面继续做批发生意，不过，令人好笑的是——她居然打着我妈的名号在开店。因为我家原先摆摊的位置总有老顾客问询，她就在那旁边的电线杆上张贴了一张张冠李戴的告示，为自家店铺“引流”。我和姐姐每每路过她家店铺门口时，两个人都会相视一笑。
二是刘家大饼的阿姨，求到了我妈门上。我们摆摊的那条街被县政府重新规划后，大量的“流动摊贩”要么去了农贸市场求生，要么依旧在街道上游荡。刘家阿姨想在我家店铺门口支个摊，她那两个早早辍学的儿子，虽成了县城里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的一员，但几年下来并没有挣下多少钱，一家五口人仍要靠着卖大饼过生活。
刘家阿姨算起来也年近花甲，上头还有位高龄的老母，我妈说，她和丈夫对待老人并不好，摆脸色、吃冷饭，总是数落自己的老母亲“老而无用”。她两个儿子也有样学样，刘家阿姨脸上时不时地青一块紫一块，快三十的大儿犯浑，会从钱盒子里偷卖饼钱，被刘家阿姨逮到，母子两人起了争执拳脚横飞。
回头想想，我妈能够在小摊取缔后，顺顺利利地盘下店铺继续谋生，是冥冥中善习恶习，一切都作数。
尽管刘家阿姨如今小心翼翼地讨好，但我妈这次没有“周旋”，她拒绝了。
再次路过老家那条街，那块我们一家曾经生活奋斗过的地方，繁华逝去、空荡无人，沥青覆盖了路面，将发生过的老城老事一同掩埋。我忽然就想起一句歌词：“回头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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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福建读书的云南人，我每年都要经历数次身心俱疲的奔波——更疲惫的是，回到家还要学驾照。听第五任教练说，云南学车其实稍稍跟其他地方有些不同：一是有些地方可以不用专门找教练，熟人自行带教，“学到位了”便去考试，成本便宜许多；二是云贵高原山区，道路多弯，很考验初学者的心理素质。
我就是那个心理素质差的，考驾照的战线毫无意外因各种原因拉长了，见证了考驾照从不需要时长打卡到“必须达到规定学时才可预约考试”，也经历了2000多块钱“包拿到驾照”到不再承诺包过、再到如今学费涨到了3500元。
算起来，我跟了5个教练学了3年的驾照，活脱脱搞出了个学车版的“5年高考3年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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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每年高考完的暑假都是学车高峰期，天时地利人和，家长也抱着执念：高考假期这么长，又比冬天舒服，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与其在家耍，不如抓紧时间去学驾照，考一个本本，百利无一害。驾校也趁机打出“只用2300元”的广告，很难不让家长和学生心动。
我本是漏网之鱼，去大学报到前的那个夏天，我啥事没干，在家追了900多集《海贼王》。时间一晃到了2020年，疫情之后一直在家上网课，返校通知迟迟未至，暑假先来了。我妈心血来潮要学驾照，顺口问我要不要一起？闲来无事，我就半推半就答应了。
我的第一任驾校教练来自我妈的牌桌——牌品见人品，何况大家还住在一个村，我妈当即就拍板了。我们娘俩刚走完报名程序，教练便督促我们抓紧看“科目一”的知识点。我妈一向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下班就反复刷题，还不时抓我的进度，害得我屡屡用“我有自己的节奏”来辩驳。
“科目一”考试就是考交规，时间为45分钟，100道题，上机考，由计算机驾驶人考试系统按《机动车驾驶证工作规范》规定的比例关系随机抽取、组合，题型为判断题和单项选择题，满分100分，90分合格——一般来说，只要识字、认真做题、有交通安全常识，过应该是没问题的。
7月初的一个阴天，教练送我们去考点——昆明市车管所考“科目一”，我在机器上匆忙做完，核对一遍之后提前交卷，当场出了成绩——合格。我妈稍晚才出来，知道我过了后，她长舒一口气：“要是你没考过，我骂死你，天天在家玩手机！”
7月中旬，我们开始练“科目二”。“科目二”又叫小路考，考C本的话，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S弯这5项是必考科目。
教练车是辆手动挡的老捷达。那个教练之前在广东当厨子，现在挂靠在本地一个驾校，他嘴上说程序合规，但我们却没有场地练车。开始我也不明白里头的门道，后来才知道，教练的老捷达并不是驾校的正规教练车，副驾驶脚下没有刹车踏板。但教练自信满满说“不要紧”，我们开车时，他会握着手刹随机应变，但真开起来，他总是抽着烟和后座的大叔学员侃大山。
我们先是在教练侄子就职的驾校偷偷蹭场地，那个驾校很大，但位置偏僻，练车要经常饿肚子，而且一旦被驾校的人发现，就会撵我们走，我们只能灰溜溜逃走。后来，教练又瞄上了邻村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那条路拐弯处有大片空地，他买来黄色油漆和胶带，自行在地上画线，然后我们就在这潦草的场地练习侧方位停车和倒车入库。练了没几天，我们又被路政驱离，于是教练继续带我们去别的驾校打游击。
我们娘俩是在打工的村里学车，一起同车考本的也多是在外务工的中年人。教练颇会看人下菜碟，大概看出我还是个学生，我若倒车停车不好，他会说“没关系，下一次会更好”，换我妈或者那位大叔没操作正确，便是：“我真是服了你们了，这么简单的都开不好，怎么会这么笨！”
我第一次坐进驾驶位，还带着学生思维，教练说一步，我走一步，甚至还期待他能像老师一样把车子的行驶原理说清楚，比如为什么“科目二”的训练项目都要始终踩着一点离合器。教练不予理睬，只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不要问为什么！”我大声回：“好的！”然后调整座椅后视镜，系上安全带，捏着车钥匙拧来拧去。车子一动不动，我茫然无措望向教练，两人大眼瞪小眼，直到空气凝固……
终于，车缓慢启动了，像蜗牛爬，教练唤我“加速加速”，但我只敢挂到二挡。平常看着这车感觉它很大，可坐进驾驶座专注于前方道路后，就会觉得车很小。后视镜的距离和实际距离是有出入的，很考验驾驶水平，教练会不断提醒：“要压到边线了，往中间一点”“太靠中间了，要撞到对面来车了，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从村子到蹭的场地大概10公里，一般教练会让学员轮流开车往返。我们早上9、10点钟出发，下午4、5点钟回来，遇到驾校赶人，我们就去邻村的空地练一会儿。渐渐地，我不用教练说也敢换到二挡了。窗外吹进来的风大了一点，我觉得自己很轻盈——如果没有教练的指令把我拽回人间的话。
可我真的很害怕，总感觉他没教什么，我也没学到什么。教练常常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练了不到一周，他就决定带我们跑长途。
跑长途第一天，我就让第一任教练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
当天断断续续地下雨，吃完早餐，我和我妈赶到了汇合的地点。去时一切顺利，回程轮到我开。教练串掇我们再去练练，我拐弯驶去驾校的场地，人太多，我们只能打道回府。
从驾校出来，要过刚才经过的路口左转进入大路。那条主干道车流虽不大，但货车和渣土车巨多，还是爬坡路段。拐弯前，大路上有一辆小货车从我左边驶来，我瞅着距离合适，按照之前练习的，打开左转向灯，缓缓向左打方向盘，慢慢往主干道上拐。可当小货车越来越近，我不由慌了——转弯不及时，车与路肩的距离不到位，与后座大叔聊得热火朝天的教练终于回过神儿了，忙喊“刹车”，然后我就把油门当刹车踩了下去。车冲下路肩，又冲上来，还呼哧到对面车道，撞上了那辆小货车的侧方保险杆。
图片是道路情况，绿色的是我们的车，蓝色是小货车
撞车的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后座的大叔叫疼，我妈忙问我有没有伤到。万幸没人受伤，我们下车，教练和小货车不约而同都没去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教练弯腰去盘小货车的保险杆，老捷达伤了车头，我干站在那里，被来往车辆行注目礼。最后，小货车司机开口要500元，我妈立马呛“要不了”，只是油箱附件的保险杆，300块结了。
回家路上，教练难得地宽慰我：“好在人没事，我把车修好了再通知你们练车。”我本来做好了被骂的心理建设，到家后我爸却批评了我妈，说：“麻将室找的人会有多靠谱？”
练车停了几天，等我跑回老家办完助学贷款，教练通知我们：“修车要5000块，有这个修车的钱，我还不如再买一辆二手车，买比修划算，但真的买一辆又太贵了，所以我不准备继续当教练了，让我的侄儿子带你们练车和考试。我要回家种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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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群人就这样被第一任教练甩给了他侄儿。第二任教练身材粗壮、油肚很大，话不多，也喜欢抽烟，尤爱穿粉色衬衣。他租了招生的门面，挂驾校的招牌，同时也提供电脑供学员练习“科目一”和“科目四”。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他外出带教时负责看顾生意，在那看着那些电脑，也为前来咨询学车事宜的人介绍驾校，解疑答惑。
他的车是正规的教练车，手动挡新捷达，副驾驶有副刹车。从7月末开始，每天9点多他来接我们去驾校，传授了“点位诀窍”后，就放我们几个学员自己琢磨，他自己则坐在凉棚下刷视频。昆明的日头晒得一群人晕乎乎的，我和我妈只能互相盯着彼此练习的情况。
“科目二”每一项都有评分标准，处处都是“扣分点”。倒车入库和侧方位停车过程中，车辆“入库”停稳后车身出线、行驶中轮胎轧线、中途停车，都会被宣告“不合格”。我最恐惧的当属“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按规定时间起步，在坡道合适位置停车，停车时右前轮与边缘线距离合适。这要求里的每一句话都能让我炸毛——起步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扣100分；未开左转向灯，扣10分；停车后，后溜大于30厘米，扣100分……
我们每天都在扣5分、扣10分、扣100分的悲报中度过。扣分项目是：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未定于桩杆线上，且前后超出50厘米，扣100分（不超出50厘米的话，扣10分）；停车后，后溜大于30厘米，扣100分（小于30厘米，扣10分）；起步未开左转向灯，扣10分；停车时右前轮距边缘线30厘米但未超出50厘米，扣10分（超过50厘米，直接扣100分）；起步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扣100分……
在驾校练习时，“坡起”是我们最后一个练习项目，教练教“口诀”说：“瞧准雨刮器的那个点，将车辆缓缓对准桩杆，微调方向盘，及时修正距离，摆正方向盘12点钟方向对准停车线正中，当雨刮器与桩杆对齐时，立即停车。”我刚从“倒车入库”中解脱，此时更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我觉得边缘线与车身距离合适时，前轮已压线，保险杠早就压在杆桩线上，甚至冲出去大半截……好几次溜车，要么是松离合太快要么是忘记拉手刹，熄火后车子向后滑去，教练就在一旁喊：“踩住刹车、刹车！”手忙脚乱的我总忘记要挂空挡打火，现在想想，都觉得离谱。
8月6日，我们便要上考场。在“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场选择上，本地教练们都默认：昆明市唯一的考场——山水驾校最难，石林县的则容易很多。所以，我们这群“小白”当然得预约容易过的考场。加上教练，我们一行5人提前一天去熟悉考场，草草吃过晚饭，就去考场排空置的考试车，一个人练两趟，就到了晚上10点多。我那两趟都练得不理想，毫不意外地触碰了这样那样的扣分点。
次日，我们提前半小时进入候考室，然后眼巴巴望着考场的门。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如释重负。昨晚我就已经知道考试第一项就是“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心里发虚，练习时车子前轮与边缘线的距离始终纠缠不清，我只好暗自盘算——实在不行，就“舍小保大”。
上车，调试座椅和后视镜，系上安全带，打着车，打左转向灯出发，打了个大圈，拉长爬坡前的平地距离，好够我摆正车头的方向，之后就是按照之前所学：瞄准桩杆线、观察后视镜、把控车前轮与边缘线的距离（30到50厘米）……一番操作下来，我心里非常明晰：扣了10分，接下来的4项考试问题不大，只要全程压着离合控住速度，拉开与前车的距离即可顺利通关。
当我把车停在最初的位置，语音播报传来：“成绩合格，请回中心打印成绩。”
“科目二”考完，开学时间也到了，我只能寒假继续考。我妈历经坎坷，早我一步于国庆节前夕拿到了驾照——她跟着第二任教练学的“科目三”，前后两任教练虽然是叔侄，但也为钱的事情扯皮，侄子三天两头找我妈多要钱，我妈一个社会人，只给应给的考试费用。于是教练便在练习上敷衍了事，潦草练完，立马拉着一车人去石林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我妈给我吐槽：
“这个鬼教练，一天天地鬼混，就知道催人考试，第一次7个人就2个过了，他还好意思又找我要钱！我还是没给，他还威胁我……最后他又叫我去练车了，我呼哧呼哧地练，第二次（考试）过了3个人。”
“你还记得那个不识字的学员吗？教练总是骂他，他‘科目二’、‘科目三’考了好几次才过。之后，我就一个人在手机上看科目四，嘿！我这个小学文凭的还是不笨的嘛！”
就这样，我妈自己考了“科目四”，拿到了驾照。
2020年寒假回家，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第二任教练我放假的消息，他先是叫我转260元的考试费，说过两天带我练车。可两天后，他又说家里祖母过世，要赶回去烧纸，推到春节前再练。没几天，他又变卦说得到春节后。就这样一拖再拖，最后我学“科目三”的事不了了之。
到了2021年暑假，我自顾自决定去莆田打工——反正学驾照的有效期是3年。
3
去年寒假回到家，我妈说第二任教练跑路了，她打手机和微信电话都没人接，可我的档案还在他手上，我们娘俩就又专门跑去了那个教练挂靠的驾校，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我妈通过万能的通讯录又给我联系到第三任教练，咨询后，才知道档案可以补办。我妈请他带我“科目三”，教练答应得爽快：“姑娘，过完年之后带你哈，不要担心。”之后，我们就飞回了600多公里外的老家，结果那个年过得兵荒马乱，奶奶大年二十九踢到砖头，摔倒住院。我在家磕磕巴巴地联系教练，他却一推三四五，到我开学了车还没练上，于是又改换去年暑假练车——带上我刚高考完的弟弟。
7月12日是第一天练车，吃完早点后，我们抵达约定的接送地点，教练要送两位女生去考科目一，所以准备绕老路，顺便让我弟跑长途，熟悉熟悉路况。
到了场地，他让我弟启动，随后点燃一支烟，边抽边问我：“你怎么要来和我练车？你之前的教练呢？”
我回答：“之前的教练跑路，您教得好，我就来跟您练车。”
但我的回答他似乎不满意，他继续问：“路上跑过没有？”
我说：“没有。”
他问：“还记得怎么开吗？”
我回：“一两年没开了，可能需要您的指导，请允许我试一下。”
于是我弟开了一段距离后，教练便让我“试驾”，可坐上驾驶座后我就懵了，扭了几下钥匙后，害怕地收了手，虚汗从额头沁出。沉默良久，教练才出声指导我的动作，车总算是动起来了，从一挡加到了二挡，我自顾观察后视镜中车身与边缘线的距离，正感觉不错，教练说：“前轮压线了。”
“之前你催着要考试，和你妈说好的是带你一天，但看你的样子，啥都不会，相当于要重学。我‘带学员’与‘跟着学’是不一样的意思，而且我的学员都排着队等我。”教练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之前的教练到底是怎么教的？你看看你开车的样子，双目无神！如果是你弟开，我可以放心地在副驾驶睡觉；你开，我怕得要命。你看看你开的，都快要撞到右边的护栏了，你怎么瞎开？无药可救，停车，换你弟。”
我弟在一旁维护我：“我姐都没有学过‘科目三’，可能不知道怎么开。”但教练充耳不闻。我狼狈下车坐在后座，心里乱糟糟的，教练依旧抽着烟絮絮叨叨，气味让人难受。我想我要争口气，家人群里爸妈还在给我鼓劲。我自我安慰道：接受自己摆烂就是无敌，不要陷入完美主义误区，不要再急于辩驳些什么。
“科目三”是真正的“上路考试”，刹车、换挡、超车、打方向盘、转弯，我都毫无头绪。教练叭叭了五六遍我如何糟糕和他如何优秀，就是丝毫不教我正确的操作。后来他带学员进去考试了，我弟说：“这教练就这样，在你的面前说我的好话，在其他人面前又总说我开得烂，就是无限贬低你。”
我冷静了下来，知道以前的教练都跑路了，自己现在相当于“黑户”，通过私人关系找的教练，也无处申诉。
教练最后说：“我只教你这一次，你之前一直催着要考试，既然你都报名了，那就直接去考试，但‘科目三’不是一次两次跑出来的，你开的车可以走，但操作上达不到要求。如果要学，你只能找其他教练带你，你这个要半个月，现在7月份，不抓紧学，就没法（过）了。”
这几乎是明确地拒绝我了。
中午1点多，教练把我们姐弟放在早上接头的地方后就离开了。我委屈地给我妈打视频，她回：“你激动完了？我又没给他钱。不学就等你自己有钱从‘科目一’重学。你个人倒是玩得开心，不知道提前在网上搜一下怎么操作吗？”
我回答到：“是的，我就是在玩，可我上车之前也搜了一些的，为什么我一上车就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会了？”
我妈：“你还觉得自己委屈了，委屈，谁不委屈？”
但我真的做不到忍气吞声，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跟这个教练学车的。后来我弟也常在一旁说起这个教练的槽点，想以此来安慰我——这个家伙说一套做一套，报名时说每天接送我弟，可只接了一两次之后就让我弟自己坐公交去驾校，倒是跟我弟一起学车的两个女生，他天天接送，但人家考完“科目一”就不去了，因为高考成绩出来了，人家打算复读，于是教练在车上骂了她俩好久。我弟又说，这教练挺可怜的，在驾校独来独往，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因为“太装”。
第二天大清早，迷迷糊糊中，我听到还没出门的爸妈在小声商量，我爸说：“朱老乡给我推荐了她之前学车的教练，等早上教练上班了，我打电话去咨询一下。”
老乡朱阿姨迅速地推了一个女教练给我——也就是我学车的第四任教练——她干脆利落地问了我相关情况后，加了我微信，分享了“科目三”考试的注意事项，让我立马给她转2000块钱。我没钱，说要先和爸妈商量一下，她就反复催促着我赶快交钱。可等晚上我爸妈回家了，她却不搭理我了。期间，表姐也推了她在抖音上找的教练，我妈说离家太远，往返不方便。
7月14日，我妈专门请了一天假来“多管闲事”，带我去村里新开的驾校。驾校离家很近，骑电动车几分钟，场地里停着几辆教练车，地上有“科目二”的5项考试项目的线路。我们进办公室时，就遇上了一个刚刚吃完早点准备扔饭盒的教练，高高瘦瘦的，皮肤被昆明过强的紫外线灼晒得黝黑。他操一口本地方言，请我们等一下。
在室外阴凉处，我妈说：“我就住在你家的隔壁，张阿财是我的房东，我家姑娘之前的教练跑了，档案也没在我们的手上，她学驾照的有效期到明年7月，又马上大四实习了，只有这个暑假了，想请你家带一下？”
教练转头问我：“你们要哪个时候开学？”我答复后，他对我妈说：“可以，但要看她的学习情况。学得好，这个暑假就可以拿到驾照——但不敢给你承诺这个暑假一定能拿到驾照。我这两天带学员考完‘科目二’，到时候我会通知她练车。”
又到谈价环节了，我妈试探道：“别人给我推荐了一个教练，离得很远，还要我交2000块，我觉得太贵。你们驾校有个教练说1000，我刚好想起你也是这里的。”
教练挺诧异：“要不了多少钱，我们驾校的哪位教练说要1000的？”
我妈就打哈哈。
我们娘俩转头又去了第二任教练的驾校，试图拿回我的档案，但依旧一无所获。回家路上，我妈说：“村子里这个驾校近，又是村里人开的，这教练和张阿财玩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至于价钱，我们就看着给。”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第五任教练，就是我妈早前打算让我高考完跟着学车的教练，他之前在一乘驾校干，后去了山水驾校，有长达11年的教练生涯，如今回村跟别人合伙开了驾校，教得挺好，附近村子的人都找他。
跟第五任教练第一次跑长途，我只记得很紧张，但也真真切切学到了东西。他从不乱批评人，该批评的会批评，该教的地方不遗余力，废话和自夸压根不说。教练爱菌子，跑长途时总会让我们停在菜街子附近，大家去卫生间，他溜达去菜市场。7月正值菌子上市，教练逛了那么多次，但一直没买到称心如意的，好菌子太贵了，一般的不新鲜。
4
一天晚上，我妈聊起她认识的有好几个人“科目三”都挂了，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谈到了学驾照的心理素质问题。
“你要看他是男的女的。”我弟在一旁了然道。
“女的。”我妈立即回。
“那就是了，女的心理素质不好。”
我立刻反问：“谁和你说的女的心理素质不好，男的心理素质就好了？”
我弟一脸通红：“不好意思嘎，我说错了。”
我愤怒道：“确实。”
他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我觉得悲哀，也惊讶于自己的敏感。我弟练车期间，第三任教练总有意无意向他打探我的消息，从“不想带”松口到“帮我挤时间”，我弟则一路从“我姐不学了”拒绝到“她在村里找了新教练”，才让他终于住嘴了，但偶尔还会漏出些讽刺——“你姐肯定学不好”。
我跟着新教练跑了3次长途，也是大家轮流开，但从未见他抽过一根烟，他每每在副驾坐定后，就摸出一根小石条在手里摩挲。
从跟着第一个教练学车开始，我就一直疑惑：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踩离合和刹车？虽然我有记了一些规则——车减速时要松开油门，轻踩刹车减速；车辆要停下来时，踩离合器降挡。我还搞过一次危险操作，一次返程路上从主路左转拐弯，跨越对向车道，进入另一条路。我按教练说的，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时对向车道来了一辆大货车，我本来估摸着时间足够，但车行到对向车道时，大货车越来越近，我内心一紧，居然下意识地就踩住了刹车。教练连忙喝止我：“你踩刹车干嘛？赶紧松开，轰一点油门，减速停在这里是等着被撞吗？！”
跟着这个教练，我终于搞清了手动挡的车有时“为什么要踩着一点离合”——它的准确说法叫做“半联动”，这种状态下车速慢，新手可以有更多余地和时间来调整车况。比如练“科目二”时，如果完全松开离合，车走得很快，新手就无法很好地掌控速度。此外，在半联动下遇到意外可以马上踩死离合与刹车，车会停下来，但不会熄火。
教练看我们练得差不多了，就带我们出发去熟悉考场。因着教练是山水驾校的老熟人，这次我们就报名了传说中严格很多的山水驾校考点（昆明的驾照考试只要是下辖的行政区县有考点的都可以预约，所以我们上次才能跑去石林）。山水驾校同我家都在官渡区，事实上我也因祸得福。
我在8月8日周一上午第一场考，只余下周末和周一早上各1个小时的练车时间了。周六，我差不多在车上坐了8个小时，跟着一起学车的学员们来回花着30分钟往返在一条考试线路上。当时2号考试线路正在修路，我们只需要练习1号和3号线路。后来我才从教练那里知道，2号线路是最难考的，社会车辆多，非常考验学员的心态。
练车的有4个人，除了我，还有两男一女。其中那个新来的男生极其自信，嘴里溜着：“这个太简单了，没什么好练的，开一两把就可以了，不用花大功夫。”结果每次轮到他开，教练都骂得最凶，教练指着我教育他：“这个姑娘开的次数都没你多，结果你开得都没人家好。小伙子，你羞不羞人啊？”
这份意外的夸赞让我的自信心多了一点。我知道教练的原则是该骂骂、该夸夸，他会用方言夸我们：“合了嘛！要记住考点，到时候考试就这样去考是没问题的！”可当谁忘记点刹车或者没有路口“左右看”，他又会叹道：“哦莫莫（惊叹词，类似于“天啦”），到时候考试，是要我来提醒你吗？或者我帮你考？要是我能帮你考，我何必坐在这里骂你！这要靠自己，再用点心！”
靠边停车时，我总不能很好地先压离合再踩刹车，教练就会骂：“你看不到前面的箭头的右边的角吗？看着那个角慢慢地过去。”
我哭丧着：“看得到，但对不准。”
“这有什么看不准的？”教练一边说一边下车走到前面，用脚蹬着箭头的右下角问，“看到了吗？是这个，不要乱歪着看，还有，我请你们不要早早地看后视镜，尽管等语音播报叫你靠边停车，你才给我看后视镜来调整位置！”
他骂了无数次，我也有心改正，但越练越混乱。教练冒火了：“慢慢慢，离合器半联动，‘科目二’学过吧？速度降下来，咋还是停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下来看看这距离有多宽？我嗓子都吼哑了，你还是这样子，得得得！你们成神仙了，自己学，我不教了。”
然后，他就手臂环胸扭头看着车窗外——但一会儿我练习时，他还是会提醒。
对待“科目三”，我比高考还认真和紧张，半夜摸黑起床上厕所，都害怕踩到什么，在脑海中反复回忆着驾校的1号路线和3号路线。周日，算上我，总共有3个人练车，练了7个小时后，我们又去驾校练了1个小时的“灯光模拟（考夜路）”。晚上回家，我和我妈睡，她突然抓住我的脚，絮絮叨叨跟我说：“我梦见你要考试，有坏人抓你，我要保护你，所以我大声喊叫，让别人不要抓你，不能让人妨碍你考‘科目三’，所以我死死地抓住你的脚。”
5
考试当天，早上6点30分出发，我只吃了一个小酥饼垫肚子。教练先接上我，再捎上另外一位大叔，到驾校时才6点51分。我和大叔轮流把两条考试线路都开了一遍，考试时间就差不多到了。令我心里安慰的是，我那天的停车停得蛮好。
之后便是进场等待，第一场考试时间是9点到10点半，我8点半就坐进候考室。山水驾校“科目三”考点的办公区域不大，两个房间，一间核验健康码、行程码，另一间进行握拳下蹲、拍照以及提交身份证等流程，弄完之后就是把考试号码牌挂在脖子上傻等。
相较于机械化操作车辆的“科目二”，“科目三”的路考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状况——也许是社会车辆拒绝让你加塞，你后知后觉就在禁停区域停了车；也许是你紧跟在前面一辆考试车后，它突然在你准备做加减挡的地方熄火了；更别提忘记打转向灯和路口“左右看”这些要考核的细节……
枯等无聊，我便盯着电子屏上的人名看。安全员叫到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左角的一个男生忙转头同认识的人笑；考场里有一位孕妇姐姐，工作人员就会让随车的两位安全员注意一点；我还看到一个大叔在安全员的带领下走到了考试车旁边，大叔交涉要求换车，说学车时开的是新捷达，但考试时错预约了老捷达，工作人员明确拒绝，大叔无奈上车。
我绘制的方位图
考完“科目三”后需要归还考试牌，负责收牌牌的人与办理牌牌的工作人员背对而坐，考完的人从窗口办理完业务就直走，左转离开。等待室的右边是考场，隔着一道透明玻璃墙就能“直击”路考现状，考试起点和终点在一处，如果看见一辆考试车缓慢驶来，那有90%的概率能过；如果考试车是飞速驶过，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如果被要求在归还考试牌的地方下车，那么就是考试不合格。
我看缓慢驶来的车没几辆，瞬时有点心慌，呼吸放松几次都不管用，慢慢又觉得无聊，打开电子书，看几分钟就抬头瞄电子屏。不知抬了多少次，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就合上手机等安全员叫我。可居然我后面显示名字的人都出去了，也没有叫到我。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死死盯着门口，生怕错过安全员点名的瞬间。
终于叫到我名字了，我蹭地起身，跟着安全员出门交身份证、关手机。安全员还抽空安慰我：“不要慌，把你们教练教的东西发挥出来，能考过的。”之后他继续讲解考试注意事项并录像。
我的考试线路是1号路线，按照流程进行“环车检视”，汇报安全员，之后请求上车，得到“上车”的指令后，将手机放入车门储物盒、调整座椅距离和后视镜、系上安全带，踩住离合和刹车，打着车，随即听语音播报进行“灯光模拟”，模拟完毕后，向安全员汇报：“报告老师，车内检视完毕，请求起步。”
汽车起步，教练给了10个字心法：“一灯，二挡，三号，四刹，五看”——打开左转向灯，踩离合挂一挡，鸣喇叭3秒以上，放下手刹，考试开始后，随即左脚慢抬离合器至半联动，查看左右后视镜，确保安全后松开刹车，半联动起步驶出。我这块技能掌握得薄弱，学车时常观察教练和开得不错的学员，为了杜绝拉下手刹抬离合至半联动的时间过长被扣分，我当机立断，推迟放手刹——前3个的操作到位后，再立马快放手刹到底，显得动作连贯些。
成功起步后，首先是在前方路口左转弯，转弯完毕进行直线行驶，直线行驶结束，我要继续向前驶到下坡路段，再左转驶入和3号线共用的道路继续下坡。等我驶到平坦路面的中间车道，听到“变更车道”的指示后，就迅速掰下左转向灯，默数到“7”，查看左右后视镜，微微打方向盘把车跨越到左边的车道上，再慢慢修正车身向前行驶。前方有两个红绿灯路口，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红灯上，流畅地驶过第一个路口，到第二个路口需要开启左转向灯时，我才意识到刚才变更车道后左转向灯一直没关——扣10分。
我继续按左转指令行驶，爬了一段坡路后，“在前方合适位置掉头”，再驶过红绿灯后，开始“百米加减挡”——这是我觉得最为刺激的操作，要先要微踩油门提速升到二挡，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让时速表的指针转到“35”左右，然后二挡换到三挡后立即换四挡，还要保持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感觉速度降了，就微加一点油门，默数到“6”后，踩下离合、再踩刹车、随后减挡——“先离合，后刹车”这种操作，都是为了应付考试确保四挡驾驶时间达到规定要求来的。
加减挡操作完毕后，我开车继续爬坡，路口点刹车，前方掉头，在公交站牌和学校区域要点刹车与“左右观看”，然后按来时路的对向车道驶回去。如果前面有车，我就按教练说的，“拉开距离”，避免受到干扰，同时要确保一挡行驶的距离不超过50米。
剩下的就是我最怵的“靠边停车”了，我异常小心谨慎，停车完毕后长舒一口气——耶！右侧车身与道路边缘线的距离在30厘米以内。“下车汇报”也是一个要注意的扣分点，幸好我前两天刚犯过了。
汇报完毕后，人机打分均是90分，我过了。我蹦蹦跳跳地返回考试中心打印成绩，给工作人员交身份证时，才想起了落在车上的手机，等我冲回去找到手机再回成绩打印中心时，工作人员问：“你不要身份证啦？”
把好消息禀报给教练和爸妈后，我就想尝试去考“科目四”。头脑里还一团浆糊，我准备找个凳子傻痴痴地坐着等，工作人员问我要干什么，我这才发现没有报名要的白底证件照。她便引导我去自助拍照机器，又指路让我赶紧进去完成相关登记。
考试等待室里空无一人，我干坐了几秒，跑去前面透过考试房间的窗户偷看，看见10多个穿着考试马甲的人正坐在电脑前，吓得我又赶忙退回来。
之后，我自娱自乐地看着考试等待室有自己的那一屏监控，直到把监考人员逼得看不下去出来叫我赶紧进去考试。我尴尬地跟了进去，90分合格，“考一补一”，我第一次只考了88分，鼓起勇气补考，94分，侥幸过关。
最后是宣誓领取驾驶证，我再次欢呼雀跃地告诉了爸妈。我妈说：“应该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的嘛！”
这个驾照终于是考完了！
6
一直围绕着我的紧张感消失了。按我妈的交代，我给教练转了练车场地费和带教费。
从山水驾校回家的10多公里路，我想走走，路上正好看到一个小车在路口转弯处随意掉头，既堵住了公交车，又占了其他车的路，好危险。大中午太阳正辣，路上遇到大货车驶过，我自觉靠边让它们先走——考驾照让我有了些交通安全常识，但我更害怕中暑晕倒后有人抢走我的驾驶证。
回家路上竟遇到了第二任教练——我妈此前说他又离婚了，他正坐在前妻家的沙发上，租的房子两面卷闸门大敞，一大群人围着他，他看起来萎靡不振，病恹恹的，依旧着粉色衬衣。我微信告诉我妈，她鼓动我进去理论，要回他骗走的钱。但我不敢，一方面我觉得已经拿到驾照了，没必要再纠缠；另一方面，我懦弱害怕惹恼了他，不好脱身——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要从何开始理论。
回家后，我妈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驾照，揶揄：“儿哦，恭喜你啊，把你的驾照收好啊，你在路上不是害怕人家给你偷掉吗？”
我大声笑：“当然是放在桌上向你们炫耀一下啊，这就收好——不行，等爸爸回家，我向他炫耀完再收。”
我妈又打电话给我弟：“儿子，练得怎么样？对了，你有没有和你的教练说你大姐考过了？”
我弟回：“说了，但教练说：‘虽然你大姐拿到驾驶证，但是她肯定不敢开，我都会害怕的。’”
我妈不屑：“哼，不用他教，我们还是考过了嘛，人又不憨。”
晚上，我妈兴起，又要带我去跟第二任教练讨说法。她撇着嘴跟我爸说，问了教练的第二任前妻：“他早不当教练了，去外省打工了，这次碰巧过来玩，你姑娘的眼睛，好得很嘛！”
快要开学的时候，我妈说起表姐，她在抖音找的驾校教练也跑路了，她现在正和其他学员去驾校维权。我一时间竟有些感慨，想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考了好几次没过，再遇上教练跑路，又不知道如何申诉与维权的话，一两个月的工资就付诸东流。
不过说来惭愧，我虽然获得了驾照，但是我确实还是不知道怎么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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