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性别青少年门诊，目睹中国家庭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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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对跨性别门诊的印象，大致是两个极端。有人将这里当成精神世界的避风港，残酷生活的逃难所，有人将这里视为蛊惑、毒害青少年的窝点，以及一群为了挣钱勾结的无良医生。
大概没有其他门诊，会像这里一样，需要日复一日地处理来诊者和家属之间的巨大冲突。
然而，这间小小的房间，只能算是跨性别者的小型“战场”。仅仅为了成为自己，来诊者承受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风险。而在他们当中，抗争最艰辛，情况最复杂的，往往是未成年的孩子。
夹缝
医生潘柏林的诊室桌子上常备着一包抽纸，旁边的废纸篓里，装过无数家长的眼泪。
有一次，问诊刚刚结束，坐在对面的家长带着孩子离开，在开门的瞬间，家长快速转过身，偷偷给潘柏林递过来一张纸条：“你敢再给我孩子开激素，咱们走着瞧！”同样的威胁，来自另一位来诊者的亲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她的家人饶不了你。”
有的父亲声泪俱下，把潘柏林堵在办公室，差点给他下跪：“我宁愿这个孩子没有了，也不想他变成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样子。”
一位家长迫于孩子的压力，在性别重置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为了阻止这场手术，只能转移目标，在医院多次举报投诉潘柏林“毒害国家青少年”，怀疑他“有国外势力渗透”。潘柏林被家长告知：“我会一直投诉下去，直到达到目的为止。”另外一则家长的投诉内容中写道：“潘柏林为了赚钱，和精神科医生勾结，给孩子开药。有的投诉越过医院，直接打给了北京市民热线。”
门诊的另一位医生给一个孩子做完诊断，家长突然拿着刀具冲进诊室刺向医生。那名医生被送走，做了伤口缝合手术，休了一段时间的病假。潘柏林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没准哪一天，我们也会遇到这些。”
而在跨性别的孩子眼里，门诊则是一个精神避风港。他们管医生潘柏林叫“老潘”“潘叔叔”。“以前找他看病聊天，可温柔了” “老潘头发可愁人啦，不过我们都超爱他的。”来诊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遇到心理状态不佳的跨儿，他们也会建议对方：“到北三院找潘医生聊聊天，倾诉一下。”
潘柏林接到家长的恶意投诉后，七八个跨性别孩子怕医院误会潘柏林，主动给医院手写了一份联名信。“潘医生的团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希望，还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这样的感谢信，潘柏林收到过不少，一封封被他收藏了起来。
在门诊，孩子们被医生称为“来诊者”，而非病理色彩更浓重的“患者”。无需向什么人解释自己与常人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医生们足够了解这个群体。
这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在2017年开设的“跨性别综合门诊”。潘柏林医生，是国内第一支跨性别序列医疗团队的创建者。这支医疗团队，整合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生殖医学、耳鼻喉科、普通外科、整形外科等专业领域的医疗资源，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支持。
图 | 潘柏林在诊室
门诊里10%的跨性别者，都是14岁～18岁的未成年人。对于跨性别者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潘柏林发现，有一半来诊者，在小的时候，就会自己的生理性别感到困惑，他接触过年龄最小的来诊者，只有10岁。而问题真正爆发、加剧，基本上都在青春期。
“未成年跨性别者的问题，其实比成年跨性别者更加复杂。”潘柏林说。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产生偏执、极端的想法。在门诊，他常常瞥见孩子们胳膊上留下的刀子划痕。采集病史时，潘柏林的一个常规问题，就是有无自杀、自残行为。90%的孩子的答复都是肯定的。这个群体的自杀率，是普通青少年的五倍。
而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家长，也有更严重的不安感。比起事业、生活相对稳定的成年跨性别者，允许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别治疗，在他们看来，无疑是在孩子人生的可能性还未铺展开来时，就引入最大的风险因素，以后找不到好工作，组建不了家庭怎么办？他们通常有更强的执念——把孩子“扭转”过来。最重要的是，作为法定监护人，家长拥有最终决定权。无论是药物还是手术治疗，一个必要前提，是家长“充分知情，并希望、支持接受该治疗”。
这个特殊阶段的人群，也引起了其他医疗团队的关注。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设了国内首个跨性别儿童与青少年多学科门诊。
潘柏林介绍：“未成年这块，国内刚刚起步。”涉及未成年人的跨性别医疗更“敏感”，也更容易招惹争议。
这对团队中的医生也是一重考验。他们本就有本职工作，接待跨性别来诊者，多数要靠挤时间加班。不仅工作压力大，还要面对家长的投诉、威胁，甚至袭击。另一名团队重要成员内分泌科刘烨医生，就曾考虑过退出。潘柏林问她：“这么多孩子都指望着你，你舍得吗？”在那之后，她没再提过离开的想法。
有时候，潘柏林也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有一次，一位母亲瞒着孩子溜进诊室，哭着求他劝孩子放弃用药：“我们全家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支离破碎了，奶奶被气住院了，家里又没钱。大夫，我真的求求你了。”潘柏林担心引起家庭矛盾，只好答应想想办法。她深鞠了一躬，匆忙离开。
孩子的身体检查报告单中，有一两项指标有异常，虽然并不影响治疗，但潘柏林还是告诉对方：“要不然你先去内科看看，调理好了以后再过来好吗？”孩子停顿了片刻，脸上浮现出失望的神情，转身离开。
过了几天，潘柏林在线上医疗平台收到了这个孩子的消息。“谢谢潘大夫上次照顾，我已经买好去厦门的车票，打算自杀，谢谢大夫。”
潘柏林立马联系了干预极端事件的公益组织，才阻止了这场自杀。从那以后，潘柏林认定，哪怕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去获得家长的理解，也不要牺牲孩子的权利去妥协。
最开始，这项工作甚至难以获得一部分医生同行的理解。六七年前，对跨性别不了解的医生，曾认为潘柏林只是想“博眼球”。也有医生质疑过他：“做这种事，是不是有点损医德？”
真正接触到跨性别群体的医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况。
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赵烨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的老师，是“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何清濂教授。“这些孩子在 90 年代求医无门的时候，跟我的老师是写血书的。他们自己把手指头拿针扎破了，写‘救救我、救救我’，我是亲眼见。”
错置
一种常见的质疑是：“孩子是不是上网学坏了？”“会不会受日本二次元的文化影响？”在新信息的冲击下，家长们显然更愿意退回自己的经验世界，进行符合认知的粗暴归因。
现实恰好相反。“其实是因为他们（跨性别孩子）对自己身体产生了疑惑和苦恼，希望寻找了解和帮助自己的科学知识，但他们接触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人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为了自救，才会从网上找到相关的信息。”潘柏林说。
公益人花弦是一位跨性别女性（“男跨女”，指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为男性，性别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者）。对性别的困惑，在她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出现。一天早晨准备出门上学时，她突然出现了告诉妈妈：“我不想当一个男孩子了。”连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花弦挨了妈妈一顿骂，再也不敢重提这个话题。另一位跨性别男性，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两岁时，他就告诉父母，自己本来是有阴茎的，不知道被谁剪掉了。
五六年级，花弦看着身边的男性朋友身体开始发育，变粗的嗓音，新长出的腿毛和胡须，都让她感到恐惧。她第一次偷偷上网找资料，当时，国内还没有“跨性别”的概念，她只能搜出来一堆“泰国人妖”之类的信息：没法正常生存的穷人家孩子、活不过30岁。她在惊恐中关掉网页，强行压抑这些可怖念头。
花弦努力变得“正常”。为了让自己在男孩中更合群，不因为太“娘”而受欺负，花弦在中学时加入了坏学生团体。这样的孩子，往往更渴望得到同龄人的接纳和友谊。她装出凶狠的样子，跟着其他人收“生活费”。在学校公厕里遇到“娘娘腔”的同学，就故意绕到霸凌对象后面扯下他们的裤子。或者猛推一把，让对方尿在裤子上。
强烈的负罪感折磨着花弦。每回想起这段经历，都会感到一阵恶心。花弦不明白，明明可以做更好的人，为什么会被逼着要去当一个坏人？她没法再强迫自己，于是，很快从霸凌者变回了被欺凌的对象。
家长们常常设想，孩子会不会只是一时冲动？这也是潘柏林需要严格甄别的。但他却发现，跨性别孩子成年之前，至少会经历长达五六年的性别焦虑。在一次演讲中，潘柏林说：“我们认为，无论是顺性别还是性少数群体，所持有这种心理性别特征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通过后天学习或者环境影响形成的。”
几乎每一年，潘柏龄总会碰到因为在家自行切除性器官，被匆忙送往急诊的未成年人。他们在网上查到了自宫的教学视频，怎么买麻药，购置哪些器械，怎么打麻醉，从哪个部位剪断，都有详细的步骤。然而，很多孩子最终结果，是出现大出血、并发严重坏死和感染。
几个月前，急诊收进来一个孩子（“男跨女”）。她按照视频，成功切除了一个睾丸。想切第二个的时候，已经痛得下不去手。过了几天，她又买了一些能让组织坏死的药物，注射到另一个睾丸上。被家长发现后，才送到了医院。
有一个孩子不仅切除了睾丸，还切掉了阴茎。父母在家里慌忙找了半天，找到被丢弃的器官，开车赶到急诊。
图 | 手术
“（这种情况）未成年人更多一些，成年人会有更理性的规划，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潘柏林说。
以前，花弦也加入过“药娘吧”一类的社群，靠吃走私激素药物来促进女性性征。和跨性别孩子一样，一旦抑郁症或者性别焦虑发作的时候，药“都是一抓一大把地吃”，有人甚至直接吞下一整盒。实在找不到买药途径，就直接吃兽药，用药量全靠自己摸索。
一次常规体检后，报告刚出来，花弦的妈妈接到了医生打来的电话：“立刻让孩子过来住院。”看到体检报告，连医生也吓了一跳，她的肝功能指标超标了三倍以上，肝脏部分，没有一项数值是正常的。
这些孩子并非不知道后果。最早期，跨性别者们有一个共识，药剂长期损害身体，所有人可能都活不过三十岁。只是，比起死亡，更让他们厌恶的的，是在自己不认同的身体里活着。
一些被家长断绝生活来源的孩子，还会在不法分子的诱导下，选择援交。用身体交易换来的金钱，继续买药、做变性手术。一位跨性别者曾在接受媒体时提到，自己认识的一位药娘，还被援交对象带着走上吸毒的道路。
这样的悲剧本都可以避免。
在医院，对于初次来诊的跨性别孩子和家长，潘柏林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进行家长宣教。“你们的孩子没有病，也不需要扭转，事实上需要转变观念的，恐怕是你们……”潘柏林语气温和，对面的家长脸上挂着泪，显然还在努力理解。 如果家长能够慢慢接受的，潘柏林会跟家长、孩子一起探讨可以帮助孩子的医疗选项。
实际上，并非所有孩子都需要进行激素或者手术，如果孩子愿意先尝试通过非医疗手段，包括化妆、改变服饰、声音训练等，能接纳自己，就不必再往下走。如果通过尝试发现不行，再考虑青春阻断治疗。
那是一管能停止或减缓孩子青春期的药物，每月或每三个月注射到体内，给正在发育的身体按下“暂停键”。一旦停药，身体还会继续正常发育，是一项温和可逆的治疗。这相当于设置了一个“体验”环节，让孩子探索、思考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
但也有一些性别焦虑严重的孩子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不能变成想要的性别，那有什么用？”如果对方年满16岁，在家长的许可下，也可以酌情采用激素治疗（用外源性激素，让身体转变为ta希望的性别特征）。这是跨性别者需求最大的环节，在这方面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现阶段，也是最混乱的环节。
治疗全程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定期检测，才能确保药物在安全范围之内使用。潘柏林要求启动治疗的孩子严格按照医生建议服药，并且按时随访，但也会碰到过一些不遵守的孩子。“曾经碰到一位跨性别女性，情绪波动很大，焦虑的时候，会无法自控地大量服药，有一次复诊发现ta的激素水平高出应有水平十倍。后来，我们专门安排了心理工作者长期跟进，后来她才逐渐停药，慢慢地把激素水平降了下来。”
03 亲权
潘柏林的门诊桌子上，摞着一沓跨性别科普资料，以便家长离开时带走一份。“他们也许不会看，但如果哪天心情平复时看一看，也许会有更多的理解。”
家长宣教是跨性别门诊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这项工作需要充足的耐心，解释起来，往往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潘柏林知道，家庭是孩子第一个接触的社会环境，如果连父母都不能理解支持，那么这个孩子注定幸福不了。
北京同志中心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布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跨性别身份的受访者中，仅6位未遭受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绝大部分人，都有过被拘禁、殴打、掐断学费、逐出家门、送往强制扭转治疗的经历。
花弦是北同文化（性多元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她和其他公益人一起，创建了青年跨性别者危机干预网络。为了救助孩子，她与无数的家长打过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也让她看到了中国亲子关系的复杂底色。
一些极端的家长会对孩子放出狠话：“当这种不男不女的人，你还不如去死呢。”
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致命一击。“任何职场的、校园的、社会的打压，都赶不上父母的一次打击。”花弦说。一些孩子真的听从了父母的话，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些父母，只有到了孩子的病床前，甚至亲眼看到孩子的尸体，才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
但花弦也碰到过例外。一位跨性别女性自杀后，父母对着她的尸体，依旧喊的是“儿子”，就连她的墓碑上，也刻着“爱子”二字。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始至终，她都没有成为过自己。
被多个国家立法禁止的扭转治疗机构，在中国依然有着广阔的市场。花弦曾经和其他公益人扮演成客户，进这些扭转机构暗访。在经过病房时，她看到教官正在体罚学生。一个孩子被踹倒在地，被迫吃下泔水。
每一个省，或者一个地级市，总会有那么几家以戒断网瘾为名目的机构。在探访一家已经搬空的校区时，在那些留下来的桌椅上，花弦看到很多学生刻下的字，“还有XXX天，我就可以出去了”。有的人写下对教官的恨，有些则是几样菜名，是孩子们最想吃的东西。
最难的，不是收集机构违法犯罪的证据，而是说服家长把孩子带走。
花弦试过报警，但只要家长支持机构，只需一句表态，就能轻松化解所有人的努力，让孩子继续接受“治疗”。面对孩子的创伤，老一辈的人有足够自洽的逻辑：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前人革命怎么过来的，军队怎么训练的，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适应社会呢？？”
对于强大的亲权，公益人们也毫无办法。“在国内，未成年人的父母有非常大的权利，可以掌控孩子的一切。”花弦说。
扭转机构每个月收费高达一两万。很多家长需要缴纳三到六个月，甚至一两年的“学费”。
哪怕确认孩子正在经受虐待，一部分家长也会犹豫不定。合同已经签了，一旦接孩子出来，这笔不小的开支就打了水漂。权衡之下，他们开始安慰自己，也许机构是为了孩子好。遇到这种情况花弦便会劝对方：“钱你不用担心，到时可以打官司要回来。”他们这才同意接走孩子。
心疼有时也来自于家长。一位父亲是癌症晚期病人，他不敢告诉孩子自己的病情，只能偷偷化疗。家里经济状况不佳，孩子没想过靠自己攒钱，只是一味要求父亲出钱，让自己做变性手术。为了孩子，这位父亲连饭也舍不得吃，有时就靠喝几口粥对付一顿。作为志愿者，花弦也不能把家长想隐瞒的实情透露给孩子。
她开始反思这种家庭关系：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人物品，但父母也不应该是孩子的“供体”。
在很多家庭中，亲子之间的互相理解，甚至对彼此的了解，都是稀缺的。无论是过度控制，还是一味付出，平等意识、独立个体，这样的概念，仿佛都不曾在这样的关系模式里出现过。
04 弥合
花弦手机里躺着一个特别的“家长群”。跟花弦以往遇到的一些父母不同，他们既不会“上来张口就骂”，也不会动手攻击志愿者。他们中，有的是已经接受孩子出柜的家长，有的是希望帮助孩子的求助者，有些则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中间派”。
从建立至今，北同文化的家长群，用了四年的时间，才慢慢发展到将近400人。不少父母，正是由潘柏林这样的跨性别友好医生推荐过来的。
接触跨性别群体十数年，潘柏林意识到，和孩子一样，父母也是需要帮助的重点对象。"孩子出柜，相当于把父母锁在柜子里。”
在门诊里，得知孩子是跨性别者，几乎所有家长的第一反应都是自我反思，他们回溯抚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揪住几个不相关的细节责怪自己。有的单亲妈妈认为，儿子是因为缺少父爱，经常和自己待在一起，才会变得“女性化”。也有的父母反省，自己缺少给孩子的陪伴，又或者打骂了孩子，没把孩子养好。潘柏林只能一遍遍帮助他们们理解，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孩子没错，跟父母的抚养也没有关系。一聊起来，往往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一位陪着孩子来看诊的母亲，曾在潘柏林面前哭诉：“我们全家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支离破碎了，奶奶被气住院了，家里没钱，这件事又没法跟亲戚说。”
随着跨性别在国内的普及，能给跨性别孩子提供帮助陪伴的公益机构也开始出现，能理解性多元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在老一辈人的世界里，父母们是孤立无援的，如同独自在绝望的荒原中跋涉。
再开明的家长，也经历过至暗时刻。在公益机构“北同文化”的平台上，一名跨性别父亲曾写下自己的经历。
面对孩子的出柜，他强撑着做了简短的表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爸爸妈妈都永远爱你。”私底下，他上网查询，越查越不敢查下去。一个人躲在没人的地方失声痛哭。“那一刻，觉得你就是拥有再多的金钱、再大的权势、再大的能量也都无济于事，超出认知，超出能力，不知所措。”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维持着孩子上网课、兴趣班的正常生活。孩子不在身边时，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把菜端进书房，打开一瓶白酒，边吃边喝边哭，直到迷迷糊糊地回到自己的卧房，转天，迷迷糊糊睁开双眼，走到小区附近的洗浴中心，泡澡，发呆，流泪，吃午饭，然后回家。
一个多月后，他前往北京，找到跨性别友好医院和公益机构求助。
图 | 潘柏林成立的跨性别医疗序列团队
潘柏林常在门诊里碰见这样无助的父母。团队里的心理咨询医生，也能为家长们提供帮助。但光靠医疗团队，难以解决所有家长的问题，“现在更多还是依靠社群的力量”。他多次参加过家长宣传讲座，还在在2020年自行筹款，发起了第一个针对跨性别的公益基金“栢林基金”，支持公益社群。
在北同文化的家长群中，既有像潘柏林这样的医生，也有律师、心理专家。群聊消息通知时不时弹出：“可以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吗？”“学历证书还能修改性别吗？”“被歧视了怎么办？”“未来怎么求职就业？”在这条注定并不平坦的道路上，每个阶段的家长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每个月，志愿者们都会组织家长交流分享会。有时候，还没等志愿者们回复，那些入群更早的活跃家长，已经发出了一大串的文字分享，讲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刚进群时，有的家长也会感慨：“我怎么没早点知道这些群？”其实，这类家长往往早已经接纳孩子，甚至陪着孩子做完了变性手术。他们需要的，只是能够说说话的同龄人。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无法跟老人解释清楚子孙的转变，朋友一句“孩子结婚了没”的寒暄，都让他们无从回答。第一次到学校说明孩子的情况、外界投过来的异样眼光……唯有在这些经历相似的父母身上，才能理解彼此的酸楚和艰辛。无数条孤独的线交汇在一起，他们获得了一个彼此支持的网络。
有一次，一位家长刚进群，就着急着发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扭转机构推荐？”很快，其他家长的信息纷纷弹出，劝说他不能这么做。一样的道理，从同为家长的人嘴里说出，总能让对方更好接受。没过多久，他又出现了，提问的内容变成了“这么吃激素才能不那么伤身体？”“孩子想做手术，应该去哪儿比较好？”不久之后，花弦看到他在群里吐槽：“给孩子重新起名真难啊。”这是最让志愿者们感到欣慰的时刻，那意味着，又一个跨性别孩子得到了家庭的接纳与支持。
“路漫漫”是一位父亲刚入群时起的名字，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灰色的，无助的，前途叵测，看不到希望”。后来，他把名字改成了“征途”。人生路远，他选择和孩子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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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11月，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冰雪运动氛围浓厚，地处北疆的“雪都”阿勒泰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滑雪爱好者。见几个孙辈吵着要去玩雪，小姨父把外婆老房子地窖里的“铁爬犁”（爬犁一般是用木做成的架子，可以由牲口拉着在冰雪上面奔跑）翻了出来，筹划着隔天带家中的小魔头们去滑野雪。
这把爬犁子大概有十多年的历史，早就锈迹斑斑，上面的皮绳也起了毛边和霉点，小姨父突然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写写东西么？姨父跟你说说这爬犁子主人的故事吧。”
我以为会听到一位铁匠的故事，谁知在姨父的叙述里，主人公却是一位戍边战士，名叫冬子，他的一生，似乎都如北疆的风雪一般飘摇。
1
姨父长得人高马大，又姓高，于是被战友们叫做“大高”。第一次遇到新兵冬子，是1982年还是1983年，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自己刚升了副班长。当时贺班长把新兵冬子交给他带，还特意嘱咐：“这新兵蛋子有点愣，别给他安排啥艰巨任务，不出事儿就行了。”
姨父（左）和贺班长未入伍前的合照（作者供图）
冬子和大部分新兵一样，剃了短短的平头，因为初到红其拉甫口岸，还没有被高原的紫外线“洗礼”过，肤色偏白。姨父看他身体还算健壮，只是眉眼稍显稚嫩、木讷，不是部队领导们喜欢的类型。
新兵们初来乍到，主要任务就是每日训练，尽早习惯高原的一切。红其拉甫位于帕米尔平原上一条通往外界的峡谷，海拔5000米左右，上天赐予了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和最为恶劣的气候——常年刮着七八级的大风，漫长的冬日经常是零下四十多度的极寒天气，还有不足平原一半的氧气含量。这里被老百姓们称作“血谷”，在古老的波斯语里寓意着“死亡之谷”。
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喀喇昆仑公路从这里经过，让红其拉甫成为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主要陆上交通枢纽，也迎来了一批批的戍边军队。战士们大多来自甘肃、陕西以及新疆本地，因为都是西北娃，很快就能打成一片。贺班长性格外向，巡逻、训练之余喜欢拉着年轻士兵们聊天、唱红歌。我姨父会弹一手熟练的冬不拉（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在不出任务的时候，战士们总喜欢撺掇着两位正、副班长一起唱上几曲。他们最喜欢那首关牧村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在那个没有电视、电脑和其他娱乐的年代，欢乐的曲调多少能打发掉一部分艰苦戍边的寂寥。
新兵队伍里，冬子年龄最小，父母都是阿勒泰公社的农民，父亲刚走没两年。他上头还有个哥哥，于是一满18岁就被送到部队。他笑着跟姨父说：“我妈说了，让我吃公家饭，省钱给我哥娶媳妇。”
那时候还没普及防晒霜，新兵们都得晒脱几层皮才能真正成为高原的兵。冬子能吃苦，从不像有些新兵那样抱怨训练劳累或者在夜里偷偷抹眼泪，他训练起来格外认真、专注，面对打扫厕所等一些大家都反感的内务，也毫不推脱。
姨父看冬子踏实憨厚，打心眼里喜欢他，私下总会多照顾他一些——夜里下哨了，他会给冬子留只烤红薯。日常训练中，冬子踢正步常常同手同脚，还踩不上点，姨父也总会趁休息时间带他加练。
新兵蛋子们大部分是冬子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有少数人来自军人世家，或者父母是做医生、教师的，总之，“阶级差距”一入伍就存在了。
冬子做事一根筋，不会搞关系，那些所谓的“高干子弟”里总有人爱欺负他——夜里紧急集合时，他的外套会“突然消失”，冬子只好穿着毛衣就往零下十几度的操场冲；起夜上厕所时，他“偶尔”会踩到不知谁放在他床边的尿壶，沾染一裤腿的腥臊……贺班长总是充当着和事佬，也经常安慰被欺负的小战士，冬子却总说：“没事儿，没事儿。”后来，那些搞事的兵们觉得没意思，慢慢也就没再欺负冬子了。
贺班长私下跟姨父说：“这孩子是个傻脑瓜壳！”姨父回道：“也许傻人有傻福呢！”
好在冬子入伍后的第一年并没有闯祸，他和很多新兵一起，在枯燥而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强健了身体，也磨炼了心性。手上厚厚的茧子磨掉了又再次长起，脸上的冻疮破了又好，好了又起，冬子还是那句话：“没事儿。”
帕米尔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消磨掉这些新兵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在休息日里，他们也喜欢一起结伴去热闹的塔吉克族集市赶集，买点少数民族乡亲手工做的小玩意儿，或者品尝一份“显尔台力提”（牛奶煮烤饼）换换口味。运气好还能碰上老乡嫁娶，观望一场塔吉克族的婚礼……姨父每回忆起来在红其拉甫的日子，都会感叹：“也许那一年，是冬子觉得最幸福的一年。”
2
贺班长所在的部队，在冬子这一批新兵入伍后的第二年调防，整班奔赴了中蒙边境的塔克什肯镇，与蒙古国科布多省遥遥相望。冬子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在这里被彻底改变。
塔克什肯地处准噶尔盆地东北边缘，虽然海拔比红其拉普低了不少，可依旧有着漫长而极寒的冬季。在那个年头，连队的营房都是部队自建的砖房，屋内有烧得温热的火墙，用柴火和碳块取暖。战士们几人一间宿舍，睡着钢架做的上下铺，部队还专门开垦了一块田地，种土豆白菜大葱，散养了几头牛和十几只鸡，想在食物上尽量自给自足。
这支新组成的戍边连队鱼龙混杂，既有服役多年的兵油子，也有冬子这样半新不旧的兵蛋子。之前在红其拉普的同期战士，自然关系会亲近一些。但“懂事”的人，也会刻意去讨好驻守在塔克什肯的老兵。其中，战士“大牙”最会来事儿。大牙人如其名，虽然也是个大高个儿、一身腱子肉，可两颗大龅牙让他整体气质一下子诙谐起来。大家都听说他是军分区某个领导的亲侄子，属于“高干子弟”，所以也没人敢笑话他。
姨父回忆起大牙，总没什么好脸色，因为早在红其拉普，他们就知道是大牙总带人欺负冬子。到了塔克什肯，大牙也没有变得多老实——部队严禁烟酒，大牙下了哨，总是偷摸着抽上一两支当地百姓常抽的土烟卷子。贺班长抓过一两次，可每次的惩罚都是加练而已，大牙也不当回事。
大牙是在一个深夜彻底和冬子结下了梁子。姨父记得，那晚是冬子值夜哨，大家都休息得早。夜里，突然听到哨亭有人喊闹，贺班长和姨父赶到的时候，冬子正扯着大牙的衣襟不放手，脸上已经被大牙揍了好几拳，青红一片。营地院门外瑟缩着一个老头，进退两难的样子。
后来大家才搞清楚，那老头是大牙固定的“烟酒供货商”，一般都在夜里找时间“销货”，其他战士知道大牙的来路，觉得不是什么违背原则的大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谁知道这次却被冬子逮个正着，老头还没拿钱，自然不肯走，给冬子抓了个人赃并获。
大牙和冬子都被关了两天禁闭，姨父偷偷给冬子带了水煮蛋敷脸，隔着房门训他：“摸不准的事情，就先和我还有老贺报告！自己瞎出头，只有挨揍的份！”冬子对着姨父就会傻笑，加上那句万年不变的：“班长，我没事儿。”
大牙自从被断了烟酒的路子，对冬子的厌恶都放在明面儿上了。垦田自行分配任务，挑粪施肥的活儿，大牙总是变着法儿要冬子来做。趁冬子不注意，大牙常常会把他杯里的茶叶换成烟丝，一泡水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以前在有些疏于管理的地方，总有老兵用这招欺负人，还美其名曰“喝烟茶”。
可冬子能忍，也不爱告状，虽然姨父他们都知道，此类小事儿就被一页页翻篇着默默过了。
姨父说：“如果知道冬子会丢，我是死都不会任由大牙欺负他的。”
那是1985年的年初，轮到冬子赶着几头牛去山上吃草，贺班长怕他笨会迷路，还特意给了他一支指南针。当天天上飘着点雪粒子，冬子早上吃过饭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
丢了一个兵，成了几个月以来连队里最大的事儿。贺班长组织人连续找了几天几夜，牛和人都没有任何踪迹。大牙私下偷偷和人说，“冬子绝对做了逃兵”。贺班长和姨父都不肯信，只不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那个年代也是件非常艰难的事儿，特别是在边境这样的敏感地带。
最终，贺班长和姨父都受了处罚，却一直没有等来冬子的任何消息，只好按“失踪”通知了家属。
冬子妈带着家里人到连队的那天，即使贺班长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大概是常年务农，冬子妈身体壮实，嘴角有一颗大黑痣，嗓门极大。姨父说，她穿着农妇们最常穿的花棉袄和棕色棉鞋，叫骂起来中气十足，得知儿子被按失踪处理、没有抚恤金之后，更是哭天喊地了一番。冬子的哥哥有点文化，戴眼镜，很清瘦，一直尝试拉着母亲，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冬子妈连续几天反复闹，加上部队确实也再没找到任何线索，贺班长还是想办法给冬子申请了烈士待遇。冬子妈确认自己以后的每个月都有抚恤金拿，这才消停了。送走冬子妈和他的大哥后，贺班长偷偷和姨父埋怨：“我咋就看不出这当妈的眼里有丝毫伤心呢？难道冬子是领养来的娃？”
后来，姨父常会和贺班长一起望着苍茫的远山，猜测冬子是不是走失在了山窝里，也许有天自己就走回来了。
3
1999年，姨父已经退伍好几个年头。
复员后，他被分配到西安的某个事业单位，后来因为工伤，早早就办理了病退，搬去南方，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小生意，只在过年才回疆探望长辈。在漫长的岁月里，姨父一直和贺班长保持着联系——贺班长一直在部队任职，早就不是班长了，姨父常在电话里打趣地跟他问好：“首长好！”
那一年入夏，早上不到7点，姨父就接到了贺班长的电话，那头先是沉默了几秒，才稳了稳气息说：“大高，冬子回来了！”
姨父跟我回忆此事时笑着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谁回来了？谁是冬子？从哪儿回哪儿来着？挂了电话，才想起来当年边关上那个憨头憨脑的兵长什么模样。”
在贺班长絮絮叨叨的“八卦”里，姨父渐渐拼凑起冬子走失后十多年里的破碎人生。
冬子是意外被人带回来的。十几年过去，他面孔苍老，憔悴了许多，人还壮实，只是变成了“大舌头”——他说不清楚话了，见到穿军装的人也十分警惕，直到贺班长出现，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整个人抑制不住地颤抖着，紧紧握着贺班长的双手，因为舌头坏了，喊了不清不楚的一嗓子：“班搡！”
贺班长心里难受，忍不住落了泪，却在耳边听到了冬子最爱说的那句：“我没四儿。”
冬子虽然是回来了，可当年怎么丢的，这些年又是怎么过的，一时半会儿谁也搞不清楚。贺班长带着冬子先好好在军区医院做了体检——他的身上既有冻伤也有烫伤的痕迹，好在整体情况没有大碍。贺班长花了几天时间听冬子模糊不清的叙述，加上时不时的书写，才大致弄清楚了他在蒙古国这些年的经历。
可以确认的是：1985年走丢的冬子，不是逃兵。
那日，他赶着牛迷失了方向，无意中跨越边境线误入了蒙古国境内，被巡逻的骑兵掠回了营地。起初，他们以为冬子是间谍，问不出有价值的信息，就动了拳头。蒙古骑兵们手重，冬子的眼角、口腔、胸腹全是伤。晚上，他们又把冬子绑在羊圈、牛棚里过夜。贺班长猜想，冬子的舌头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冻伤了神经。
骑兵们折腾了冬子几天几夜，连一起逮住的牛都杀光检查，也没有任何收获，可他们又不敢做主放他走，只能把冬子随意丢在一户牧民家里。草原广阔，气候又恶劣，冬子养好伤后试着跑了一次，可经不住狂风和极寒的天气，无奈折返。牧民一家对冬子很大方，奶茶、烤饼和肉是管够的。冬子和他们语言不通，却也不好意思吃白食，就帮着放牧、捡牛粪当柴火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转眼开春，牧民要转场了，总不能始终带着冬子。于是骑兵们又把冬子转移到距离营地很远的一家铁匠铺子里。铺子是退伍的蒙古军人开的，算是“自己人”。冬子后来才知道，骑兵们始终都在监视着他——他们还是认为冬子是隐藏了身份的高级间谍，总会找机会窃取情报的。其实，别说是蒙文，冬子的中文水平也就到初中而已。
在铁匠铺，冬子学会了打铁、做钢刀和铁制农具，也慢慢学会了蒙语里“吃饭、睡觉、冷”等基本生活用语。不过，冬子的“大舌头”总说不清楚，常引来一阵讥笑，慢慢地，话更少了。后来冬子才弄清楚，这地方叫布彦特，但是距离祖国有多远，处在什么方位就一概不知。
他最初的三四年都被困在铺子里，后来才被允许偶尔外出骑马、逛逛集市。他的身上既没有中国的任何证件，也没有蒙古的。大概是铺子主人得了指示，冬子身上常年也没有钱，他们管他吃喝、穿暖、睡好，生病了有人给他蒙药服用，其余时间，冬子既不是外人，也当不了“自己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反而什么都不多想了。
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当地人是憎恨中国人的，有时会对冬子无端地打骂，不过他们也忌惮着他的身份，不敢下狠手。
这么多年，冬子习惯了这种压抑而寂寞的异国生活，身上唯一剩下的来自祖国的物件儿，只有那一支坏掉的指南针和早就缝缝补补过多次的74式军装。冬子在难得的休息日里，总会把军装偷偷穿在蒙古袍里，不伦不类的，被当地人叫成“特内格”（傻子）。
4
1994年中蒙双方签订了《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口岸上做外贸的生意人多了起来。偏僻的布彦特也迎来了“外国人”。中国商人们将国内老百姓淘汰不用的家用电器带出境，在蒙古国能卖出高几倍的好价钱。
当年在部队里调皮捣蛋的大牙并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一直服役，而是退伍开起了小酒楼，生意有起色后，还在阿勒泰开了家高档酒店。大牙爱喝酒，经常跟狐朋狗友们甚至是外地来的游客、边境上做生意的人凑桌儿吹牛。
1997年，大牙的酒馆生意越来越好。有一晚，他听人说起蒙古国一个镇子上，有个傻里傻气的中国人，做了好多年的免费铁匠，据说是被抓起来的间谍，又有人说，那人是个脑袋坏掉的中蒙混血……当晚大牙并没有多想，第二天他才回过神来，给贺班长去了电话。
大牙早就不是贺班长的兵了，部队的人也惩罚不到他，电话里，大牙终于说出了实情：“当年，我只是想害冬子多走几个山头，才在那指南针上动了手脚……”末了，他还说，在酒桌上听到那个并不确认的消息后，他对冬子的愧疚又浮现出来了。
贺班长虽然仍在部队，可也并没有能跨越边境呼风唤雨的能力，只能暗地里找去蒙古国执行任务的战友打听、确认。有些人热心，愿意专门跑一趟，有的人婉言拒绝，一年里，贺班长托付的几拨人来来回回，总算能让他把消息拼凑起来，基本确认——那个“特内格”大概率就是他走丢了的兵！
1998年年底，蒙古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的外交关系又迈进了一大步。那时，贺班长才逐级上报，请求去蒙古国执行任务的人想办法把冬子带回来。
到了1999年开春，事情逐步有了转机。由于部队的多方协调和开具证明，时隔十几年，冬子终于拿到了“身份证”，补齐了出境手续，跟随部队重返祖国。
贺班长带冬子回家那天，特意给自己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他在电话里对姨父说：“大高，我以为我年纪大会很容易伤感，就暗示自己，这种认亲的场合一定不能哭。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连人家大门都没进去！”
在冬子回国后没几天，贺班长就尝试着联系冬子家里人，让他们尽快来部队接人。那一头接电话的是冬子妈，什么都不听，只说自己儿子早死了，“现在回来的这个肯定不是自己家的”。
为了让冬子早点回家，贺班长特意选了一个休息日，一早开着私家车从军区接了冬子，往乡里开。早年冬子家的土房子已经被推倒重建，站在面目一新的家门口，冬子犹疑了，是贺班长拉着他的手敲了敲大铁门。
开门的是冬子妈，贺班长还记得她嘴角那一颗明显的大黑痣。老妇人精气十足，在贺班长说明来意后，打量了冬子几眼，就开始挥手赶人：“这不是我们家儿子，你们弄错了。”
冬子那些年被欺负得狠，听自己亲妈这样说，只觉得错愕又委屈。贺班长见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只好先带着人又回了部队。他始终想不明白，怎么就会有人不认自己的亲儿子呢？
后来贺班长怕冬子伤心，又私下去了冬子家几次，老太太就是不肯松口，坚决不认儿子回家，贺班长主动提出来可以带他们做DNA检测，老太太听了除了拒绝就是骂粗口。他又试着联络冬子的哥哥，却怎么也找不到人。邻居说，冬子的大哥早些年去了成都打工，好几年都没回来过。
贺班长最后一次上门找冬子妈，老太太闭门不见，这才有好心的邻居老头把贺班长引到小道尽头，跟他说了冬子家的事儿——早年冬子妈怀孕的时候，有算命老头说过，这第二胎如果是个丫头，她会一生顺遂富贵。可没想到是个儿子，而且生冬子的时候，冬子妈难产了，差点没了命。冬子从小又呆头呆脑的，不如大哥聪明，这都让冬子妈一直不怎么待见他。后来，冬子爸病死了，冬子妈就跟老街坊们抱怨：“这尕娃把他爸都给克死了！”
战友们劝贺班长：“这老太太肯定也怕儿子回家，那每个月的抚恤金就领不到了，你还是先把人安顿了，找个工作给他吧。”
可惜冬子没什么过硬的技术，铁匠这个营生在部队也用不上，贺班长只好给他谋了个闲职，冬天烧锅炉，夏天就去部队食堂帮忙，算“编外兵”。大家知道冬子这一半传奇一半苦涩的故事，也都对他和颜悦色的，冬子扯着大舌头和贺班长说，他已经心满意足。
大家都明白，常年在异国的生活，早就打磨掉了冬子的尊严、骄傲，甚至是欲望。不过，还能继续在部队生活，多少能给冬子以慰藉，因为在军营那段时光，哪怕有艰辛，仍是他最为想念的日子。
冬子送给姨父的礼物（作者供图）
冬子还记得我姨父，回国的第二年，托贺班长给我姨父带了一块天然的水晶石，和两个他自己用金丝玉做的葫芦，在新疆、内蒙一带都有这种玉石，算不上值钱，但我姨父一直收藏至今。
5
在冬子回国后的第三年，他妈死于脑血栓。远在成都的哥哥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这才听说弟弟被接回了部队——他们的母亲从来没和他说过这件事。
2003年的新年，冬子终于和自己血脉相亲的家人一起吃上了年夜饭。大哥把乡里屋子的钥匙、房本都移交给了冬子。
冬子对贺班长说，虽然是亲兄弟，可毕竟分开了这么多年，大哥对他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做到了极致。初七过后，冬子的哥哥带着家人返回成都，走之前，他托付媒婆试着给冬子安排相亲，成不成就看天意。
冬子这样40岁的老光棍，不仅大舌头，而且除了祖屋也没什么存款，媒婆介绍的女人总看不上他。最后，倒是贺班长根据门当户对的原则，给冬子介绍了一位丧夫的前军嫂妮子。
妮子20多岁的时候就没了丈夫，丧夫第三年总是肚子痛，去了乌鲁木齐的大医院才查出肚子里长了恶性肿瘤。家里没钱治，爸妈抱着死就死的态度，把她拉回市里面做了手术，没想到妮子却挺过来了。可后来的几任相亲对象在得知她患过癌以后，都拒绝继续发展，妮子就这么单身着，成了个快40岁的老寡妇。
可冬子不嫌弃她，他和贺班长说过，自己知道妮子性格木讷、话少，不过是个勤劳、喜欢干活的好女人。后来两人组成的小家，倒也一直和谐、美满。
为了答谢贺班长，冬子又捡起了老本行，特意用钢条给贺班长的小孙女做了把铁爬犁滑雪玩。那一年，姨父回乡过冬，贺班长举家搬回东北老家，走之前把这把铁爬犁转送到了姨父手上。
当然了，冬子这些年就真的过得好吗？连贺班长都有所怀疑。
冬子再也不敢离开居住的小城一步，哪怕是战友们喊他去邻市游玩，他都婉言拒绝。他让妻子把所有的裤子内里都缝了一只贴身的小口袋，但凡出门，哪怕只是去几百米开外的小卖部，也一定要将他的身份证和军官证装进去。贺班长懂，失去安全感的冬子这是惧怕再陷入“没有身份”的泥潭里。
2020年，冬子因为特殊情况办理了退休，可他闲不下来，学了电焊，专门和人合伙做起了给新房安装防盗窗的营生，听说日子过得好了许多。战友们都说，冬子中晚年的平静宁和一定能弥补掉他青春时代漂泊在外的伤痛和寂寥。
贺班长曾经问过冬子，飘在外面的时候，哪一刻最想家。冬子说，是当蒙古人唱着他们自己的长调拉起马头琴的时候，他耳边会响起那一年营地里两位班长用冬不拉弹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溶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
那时候，他常安慰自己，哪怕死后被葬在蒙古国，他也相信，总有一天，自己的魂魄会随着奔腾的河流，最终回到辽阔的北疆，回到他曾经守护的地方。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