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年秋季开学，我在高二工作。学生开学前，我们老师得提前一周上班，等待学校进行年级班科任分工，以及做开学准备工作。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备课，忽然接到佟老师的电话，约我出去走走。佟老师的办公室在五楼，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到了五楼，我发现佟老师正在走廊上焦急地来回踱步，看见我后，他快步走过来，低声说：“哥，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听别人说，我今年可能要和吴丽合作。”
“啊——”听到这个消息，我也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我们学校，教数学的吴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我曾经听别的老师讲过：别人上课一节课45分钟，她一节课至少60分钟；但凡遇到她上课，上节课下课铃声刚响，学生们都来不及去厕所，她就已经站到了班级门口，开始让全班同学背写数学公式；课堂上的45分钟，学生们更是如履薄冰，只要哪个公式答不上来，至少重写100遍，如果是大题答错，至少抄写30遍；熬到下课，她也不会走，要接着提问和讲课，直到下节课上课铃声响起，别的科任老师站在班级门口，她才急匆匆收拾书本离开班级——临走，还不忘甩下一句：“下节课提问公式，大家必须记住，否则，你们知道后果。”
有一次，一个男生闹肚子，正要去厕所时，吴老师来到了教室。正好这个学生上节课没答上她的提问，被罚写公式，看吴老师直奔他而来，那个男生霎时忘记了去厕所，只能站在那里背写公式。及至上课，男生实在忍不住，举手请假去厕所，吴老师不许，最后，男生已经顾不上她同意不同意，捂着肚子弯着腰径直往教室外跑。吴老师刚要教训他，恶臭的味道已经弥漫了整个班级。
这件事立刻传遍整个校园，吴老师也因此得了一个“灭绝师太”的绰号，学校里7000多个学生，几乎所有人都以高中3年能躲过吴老师而感到庆幸。
老师们也不愿意和她合作——学生的自习时间是有限的，吴老师每天都会留很多作业，学生们为了不被她罚写，宁愿不写别科的作业，也要先把数学作业完成。这样一来，其他科的成绩自然下滑。科任老师们纷纷找到班主任，让班主任规划好学生的时间分配，使得班主任夹在中间十分为难。
这样的事情领导不可能不知道，不过，我们学校凡事都以成绩高低论英雄。虽然领导们也不提倡吴老师的做法，但在吴老师遥遥领先的成绩面前也无话可说……
佟老师做班主任也有5年时间了，可以说什么样的学生都见过了，性格各异的老师也都合作过了。但是，面对接下来即将和吴老师的合作，却让他没了主意。我和吴丽同事多年，倒是幸运地没有跟她在同一个年级共事过。看着佟老师一脸苦相，我脑补了佟老师这一学年的处境，但也想不出好办法。
“哥，我知道你和年级校长比较熟，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求求校长，我宁愿花点钱。只要不让吴老师教我们班，随便一个数学老师都行。”佟老师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我霎时犯难：且不说这是小道消息，不知真假，即便消息是真的，教师分工是在大校长的监督下，由3个年级的主管校长协商完成的。我一个普通老师，怎么可能打乱学校的整体计划和安排？
佟老师为人真诚，和我有着不错的交情。想了半天，我只能对佟老师说：“兄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试，那就是把咱们两个班级的班主任对调一下，让吴老师做我的科任。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说着，我就要给年级校长打电话。见此，佟老师抢过我的手机：“哥，其实我也是急了。你给领导打电话，别说领导不会同意，就是同意，我也不能做这样不仗义的事。”
2
最终，传言变成事实，吴丽的确担任佟老师班的数学老师。
开学第一周的周五，下午第三节课是自习，佟老师正在班级看班，吴老师推门走了进来，告诉佟老师，她要给学生补一节课。想到她是要给学生讲课，况且看架势想阻止也不可能，佟老师就离开了班级。佟老师想着，吴老师这一讲肯定会讲到下课。这样想着，他就回到了办公室备课。
没想到，距离下课还有5分钟时，年级教学主任找到了他：“佟老师，你怎么能在办公室坐着？你看看你班学生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做班主任一定要坐住凳子，要有责任心啊！”
佟老师刚要说话，教学主任把手一挥：“先别说了，快到班级看看吧。”
佟老师窝着一肚子气往班级走，远远就听到了学生们的说话声。有同学透过窗户看到他，马上“嘘——”了一声。佟老师把学生教训了一顿，想想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就给吴丽打电话：“吴老师，你给学生补课怎么没坚持到下课？如果提前走，好歹和我说一声，刚才班级乱哄哄的，主任都把我说了。”
本以为吴老师会和自己解释一下，没想到，她在电话里振振有词：“我是利用休息时间给学生讲课，你怎么还怪罪起我来了？我讲完课不走我在班级干啥？我讲课也没带电话，怎么和你联系……”
连珠炮般的一连串反问把佟老师问懵了。他事后和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一个劲自责：“早知道她那样，我应该在走廊等她讲完。”
我建议佟老师找机会和教学主任解释一下，消除误会。他笑笑：“清者自清，我不想再给自己添堵了。”
佟老师本以为这件事过去之后，吴老师便不好意思再利用自习时间来给学生讲课，可是，几天之后，吴老师自习时就再次推门而入。佟老师走下讲台，本想问问这次能不能上完整一节课，可是动了动嘴唇，最终还是没有开口。为了避免上次事件的发生，他在走廊来回踱步，就等吴老师讲完课，他再回到班级看班。
巧的是，教学主任再次检查自习纪律路过这里，走到佟老师班级时，特意往教室里面看了看，看到吴老师正在那里讲得全情投入，就对不远处的佟老师说：“太敬业了，咱们学校就需要这样的老师。”
本来佟老师还想解释一下上次的事情，一听教学主任这么说，霎时没有了说下去的兴趣，冲主任笑了笑，便作罢。
一天，佟老师看班，发现学生们的课桌上都摆着同样的一本数学练习册，便拿起看了看，发现并不是学校下发的那本，便问学生这本练习册的来处，一问才知是吴老师私下里给同学们订的。
据学生讲，吴老师在课上大力宣传这本练习册的好处，什么“知识点精准到位”，“练习题配备得当”，“难易适度”，而且她课上讲的题大都来自这本练习册，留的作业也基本上是这本练习册上的题。吴老师还要求学生都要去位于学校几公里以外的“毓秀”书店买这本练习册，说“除了那家书店，其他书店都没有这本书”。
一看书后的标价“60.50元”，佟老师便问同学们买的时候是否有折扣，一个学生说：“老板说了，这本书是第一版印刷，不打折。”
佟老师霎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那天，在课间操时间，他就和我说了这件事：“哥，吴老师这是不劳而获啊。学校发那么多资料她不用，让学生花高价去买课外资料，然后从中提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比补课还严重，补课至少能给学生讲讲课……”
我们学校虽然口头上说禁止老师给学生私下订资料，但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理却没有出台文件和办法，所以，如果没有学生和家长举报，学校也熟视无睹。我只好劝导佟老师：“领导们都不用实际行动去管，咱们也就不要生气了。只要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
“哎，天要下雨……”佟老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佟老师想不到，接下来吴老师的做法更让他无奈。
那天，晚课第一节是数学课，可是临到上课吴老师也没来。佟老师焦急之时，接到了吴老师的电话：“佟老弟，你在单位没？”得到佟老师肯定的答复后，吴老师接着说：“我家里有点事，今天的晚课你替我看着点，谢谢啊。”
没等到佟老师回答，她就撂了电话。
我们的小城不大，老师们的家离学校都不远。晚课从17点半上到19点，这段时间没有晚课的班主任老师可以回家吃饭，等到19点10分再来看学生自习到21点。那晚佟老师一直饿着肚子坚持到自习课结束才回家吃饭，他以为是吴老师临时有事，也没在意。
可是，在接下来那周的晚课时间，佟老师又接到了吴老师的求助电话，同样，不等他回答就把电话撂了——如果就替她看自己班的一节课还好，可她这次还要求佟老师替她看另一个班（吴老师教授两个班的数学课）。佟老师又饿着肚子给吴老师看了两节课。
学校上晚课是有补助的，一个月吴老师一共4次晚课，让佟老师代了2次。按理说，吴老师要和教学主任说明代课情况，以便把应得的酬劳打到佟老师的账户。可是，佟老师的补助一分钱也没多。
我替佟老师感到不平，给他建议，等到吴老师有晚课时，提前回家吃饭就好，让吴老师找别人看班。佟老师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让别人看班我还信不过，我班的学生太活跃。”
就这样，下个月的晚课，吴老师又让佟老师代了2次。就在佟老师怀疑她怎么晚上总有事时，无意中从数学组一个老师口中得知，吴老师之所以晚上不来上课，根本不是因为家里有事，而是在家给学生“一对一”补课。
3
因为经常不上晚课，为了教学进度不落后，吴老师就总利用下午自习课的时间给学生补课。为防止学生成绩下滑，她在课后会留很多作业，学生几乎没有时间做其他科目。如果学生作业完不成或者错题太多，就会被她领到办公室严厉批评，并被罚抄写大题的题目和解题过程，少则10遍，上不封顶。如果学生不听话，她就会和家长沟通——数学高考满分150分，向来在高考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科。哪个家长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数学科目中落于人后，因此，吴老师的做法还会得到家长的支持。
就这样，吴老师在校外挣着补课的钱，同时学校的补助一分钱不少挣，学生成绩在组里还遥遥领先。
那些年，教育局和学校三令五申不让老师办班补课，可是，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都会有老师偷偷组织学生进行补课。
一个周五下午，佟老师正在班级看班，吴老师又推门而入。佟老师坐着没动，看了一眼吴老师。
不想，吴老师对佟老师说：“你先出去，回避一下，我有事和学生说。”
佟老师本能地停住脚步：“你说吧，我还看班呢。”
吴老师看看佟老师，又看了看学生。半晌，她清了清嗓子：“同学们，我有没有强迫大家补课？”
同学们说：“没有……”
这时，吴老师看了眼佟老师，转回身对同学们说：“想补课的同学明天上午到……”说着，把那个地址又重复了一遍，让学生们记在了本子上：“注意安全，最好有家长接送。”
直到这时，佟老师才知道，原来，吴老师是怕他泄露消息，对她不利。
佟老师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早餐时和我说了这件事，“哥，你说吴丽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如果想补课，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课堂上和学生说，偏偏在我看班时去说？既然做了，就别怕别人知道。再说，我也不是那种人。”
我只能“呵呵”。
就在几天之后，佟老师班里的数学课代表罗宇找到他说：“老师，我不想补数学了，可是，一到周五吴老师就找我，告诉我在哪补课。我和她说不想去，她说我必须要补，要给别的同学做个榜样。”
“是不是吴老师不收你补课费？”佟老师问道。
“一分钱都不少要。关键是，补课时也不讲什么新内容，有时给我们买点瓜子，小吃，或者让我们做题。一节课也讲不了几道题，学不到新知识。”罗宇说。
“让你家长和吴老师说说，应该可以。”想到“补课是自愿的”，佟老师就对罗宇说。
“我爸说过了，可是，吴老师总说我需要补课，成绩还有提高的空间。”罗宇很无奈。
“那咋办，我能帮你做啥？”佟老师问。
“老师，你能不能和吴老师说说，别让我去了，我真的不想再去了……”罗宇一脸请求。
都是同事，佟老师怎么说？弄不好，吴老师还以为是嫉妒呢。
“就是，所以，这件事我不能说。可是，我真怕这件事闹大了，家长找到学校对吴老师不好。”佟老师说。
“那你就找和她关系不错的老师提醒她一下。”我出主意道。
“经过我的观察，没发现谁和她关系不错……”佟老师一脸无奈。“所以，我告诉罗宇，下次直接谎称家里有事或者生病，看她还说啥。”
就在佟老师想着怎么拒绝吴老师下一次的“帮忙看班”电话时，吴老师来到他的办公室：“佟老弟，你帮了姐那么多忙，我家亲弟弟也没你这么好，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弟弟，你这个弟弟，我算是认定了。”说着，不顾佟老师的推让，硬是塞给他一件男士衬衫和一套女士化妆品。
“多亏你帮姐看班，要不，得愁死我。我老妈身体不好，经常需要我照顾，没办法，苦了老弟你。”说着，吴老师竟要掉下眼泪，和平时判若两人。
“老人什么病？”佟老师问。
“脑梗，好几年了，都是我照顾。”吴老师无可奈何。
吴老师说得像模像样，佟老师反倒不好意思了：“同事之间互相帮助理所应当，不用挂在心上。”
“你对姐够意思，姐也得表示表示，这样，姐才会心理平衡。”临走，吴老师回过头，“那套化妆品是送给弟妹的，韩国的，很好用。”
看着东西，佟老师左右为难，同组的老师说：
“你付出了劳动，牺牲了回家的时间，这点东西都补偿不过来，收下。”
“她妈妈确实是脑梗，可是都是她继父在照顾。她继父每天还要给她做饭，她只是给自己补课找个理由。”
佟老师收下了那份礼物，代价是高二一整年，吴老师的晚课几乎都是佟老师给她代的。即便如此，吴老师的成绩还在组里靠前位置。
4
风水轮流转，2020年，我教高一，和吴老师邻班，她教我班，我也教她班。
“哥，你可别像我那样窝囊，帮了她那么多，现在在学校里见着我就像没看见一样，简直就是‘忘恩负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得知消息的佟老师给我打了预防针。
高一8月就开学，开学第一周是军训，7天后，学校检查军训结果，包括走军姿，唱军歌，整理内务等几个项目，所有考核项目公开透明，都在教官和学校领导的监督下完成。
在整理内务一项上，我班同学把被子叠得非常好，赢得了一致好评。这时，吴老师急匆匆跑到我身边：“救急救急，把你班的学生和被子借我一用，否则，我班肯定取不上名次。”
我一愣：“那怎么行，众目睽睽不说，那样也有失公平。”
“实在不行，把你班学生的被子借我，那种被子更容易叠好。”她又说。
都是一样的被子，我班学生的被子能好到哪？我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口。为了不让她下不来台，我把被子借给了她。
既然是比赛，各位班主任都对成绩非常在意。就在吴老师班的学生抱着我班学生的被子上台时，不知是谁举报了吴老师，而且说得具体明确。
这时，吴老师开始了无理取闹。她先是找教官：“必须给我班评上，大校长是我家亲戚！”
教官无奈，找到政教主任，主任确认无误后，当即宣布取消吴老师班级的评选资格。
吴老师又找到主任：“别的班级也借被子，怎么没取消？你是不是看我好欺负？”
当主任让她指出是哪个班级“也借被子”时，她却说不上来，只是反复要求主任撤销对她的惩罚，甚至主任下班回到家，她的电话还是一个接一个。最后，主任无奈：“我警告你，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就告你骚扰。”
吴老师这才作罢。
之后好长时间，她对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有一次我们俩在走廊走个对面，她拦住我：“如果你顺理成章地把学生和被子都借给我，何至于我班被取消评比资格？”
我笑了：“实在对不起，如果那样做，我们两个班都会被取消评比资格。”
我知道这件事把她得罪了，但也是好事，至少，合作那一年的晚课，吴老师没有让我给她代，也没有来我们班利用自习时间讲课。
然而，吴老师虽然自己不亲自在自习课上讲课，却有别的办法占用学生的时间——为了凸显数学这科的重要性，她把我们班成绩最好的两名学生都选为了数学课代表，让他俩在自习课上给同学们讲题。只是，才上高一的孩子讲题总是有些紧张，讲着讲着就把自己讲糊涂了，浪费了很多时间。这种做法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我就叫停了。我告诉那俩课代表，除非吴老师来讲，否则，就不要耽误大家的自习时间。
不知道两个课代表是如何向吴老师转达的，她马上就开始了针对我的行动。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班里每周都要串座位，我们班串座的规则是“斜线式”，即第一周坐在第一组的第一排，第二周就坐第二组的第二排，以此类推。
班长反应，第二组的第五排和第六排的同学在上课时爱说话，影响别人听课。我观察一番后，就把第六排的两个学生调到了第二排，把原来第二排的同学调到了第六排。反正随着串座，学生们第一排也能坐到，最后一排也能坐到，所以，我根本没做什么考虑。
可是给学生调换完座位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调到第六排的那两个学生家长的电话，语气很不友好地问我，为什么把他家孩子调到了后面。我耐心地向家长做了解释，排座位是从大局着眼，没有偏着谁向着谁，况且，座位一周一换，绝对不存在不公平。听我解释完，两名家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和我道了歉。
我问是不是孩子回家说什么了。家长告诉我，不是孩子说的，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我再往下问，家长就不说了。
为方便联系，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都张贴在班级教室的前面，我怀疑有人从中作祟。巧的是，那天班长在课间找到我，跟我说，有人在班里挑拨离间，破坏同学关系——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吴老师上课时，发现有学生位置变了，就公然在全班同学面前对坐到第六排的同学说：“你班老师也不公平啊，调座位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学生自然知道她没说出口的潜台词，当时，全班同学一句话都不敢说。
还是班长告诉她：“没那么复杂，就是根据班级情况做了一下调整。”
吴老师意味深长地笑了：“孩子们，你们太小，以后你们就明白了。”
听完班长的话，我觉得有必要找机会和吴老师谈谈。那天早饭时间，我把这些事和佟老师说了，他只劝我：“哥，能不找就别找了，如果她不承认，撒泼，你是毫无办法的。”
看着佟老师，我告诉他：“放心，哥有分寸。”
两天之后的自习课，看到吴老师正在班级备课，我敲了敲门，示意她出来。
“吴老师，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和你沟通一下。说起来，我们在一起共事已经有些年了。如果不是老同事，我想我就没必要和你说了。抛开军训那件事，我们还从来没红过脸。我们俩搭班，应该相互成全。”我说。
“那是。”吴老师冷漠地说。
“其实，我给我班同学串座是从班级的大局考虑，绝对不是一些人想的那样。那天我班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告诉他，我给学生串座是别有用心，我对家长做了解释，得到了家长的理解。”停了停，我又说，“可是，我又听说你在我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不相信那是你有意说的，这么多年你给我的印象，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是有底线的。”
说到这里，我戛然而止。吴老师的表情瞬间涨红，说话也结结巴巴：“对不起，我是在咱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下次上课，我纠正过来。”
我笑了：“我也教你班，如果我在你班也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你想想，学生们该怎么看我？高一学生，心里明镜似的，都能明辨是非。”
见我这么说，吴老师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个劲儿说：“是，是，我确实欠考虑，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5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吴老师班的课代表急匆匆跑来：“老师，我找你有点事。”
我让课代表慢慢说——原来，单元测试之后，吴老师班的数学成绩在年级处于中等偏下，这对于成绩一直遥遥领先的吴老师来说简直是耻辱。为了给学生提分，她把数学知识点进行了总结整理，然后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发给班里的学生。但是，并不是无偿的，因为“那里面包含了老师的心血”，每个学生要收200元钱。吴老师要求学生们今天早晨把钱交齐，而我的课代表早晨出来得急，忘记带钱了，问我有没有钱。
我有些惊呆——如果这些“知识点”都要收费，那上课也“包含了老师的心血”，是不是也要收费？
“我们班学生也发了吗？”我问课代表。
“两个班的学生都有，吴老师说了，这两个班是她教过的最差的两个班，必须要下苦功夫。否则，在起跑线上就输了高考。”
听学生说到“高考”，我忽然想起上学期在高三时发生的一件事：
我们学校高三年级每年都在6月1日“退校”，让学生回家自己调整状态。那学期吴老师不是班主任，但是，不知她是怎么和学生以及家长说的，退校后，她把20名数学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带了回家，说是要“考前集训”，给学生们再强调一下重点。
从6月1号到5号，5天时间，学生们在她家吃住，为此，她把家里140多平米的房子进行了重新布置，男生一块区域，女生一块区域。之后，她把孩子和老公都撵到婆母家，特意把妹妹叫来做饭，一日三餐，加上补课，每个学生每天300元——也就是说，她用5天的“考前集训”挣了3万元钱，即便去掉伙食费，也能赚不少。
更为可笑的是，期间有学生问吴老师一道题，当时她就把这个学生说了：“这也不是重点，问这个干啥，你多看看我给你划的重点！”
打脸的是，高考时，真就出现了一道类似的题，这个学生没做出来，回家后和家长说了，家长在考试结束后就要去找吴老师。吴老师吓得赶紧向这个学生的班主任求救，最后，以吴老师赔礼道歉，把学生5天交的1500元钱返回告终……
看着眼前的课代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从兜里掏出200元递了过去。课代表说完“谢谢老师”就走了。
高一每天下午的三四节课都是自习课，班主任看班。自习时学生都静悄悄的，但是，吴老师却总是这个时候在走廊打电话，虽然声音不大，却着实影响学生。刚开始我不知道她是打给谁的，一次我到走廊的另一端去打水，路过她身边，才知是打给学生家长的。
只听吴老师拿着手机说：“孩子智力不错，就是基础不好，课后你们找个老师给补补；另一个就是学习不太专心，需要严加管教。我在学校多关注，回家后你们也多管管……”
没想到，吴老师还是挺负责任的，我对她的印象有了些许转变。
转眼就开学一个多月了，教师节马上到了，我在课间碰到了佟老师，他说：“你猜，我刚才上班时在校门口碰着谁了？”
我说猜不到。
“吴老师，我碰见吴老师了，我亲眼看见家长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了她的包里。而且，我看得很清楚，吴老师根本没推辞。”佟老师说。
“那是人家付出了，家长给她的回馈。”我想起了吴老师在走廊和家长通话时的片段，说给了佟老师。
“套路，这绝对是套路！哥，你被某些人的表面行为蒙蔽了。”
佟老师告诉我，他和吴老师搭班时，吴老师就经常以数学老师的身份给家长打电话，说孩子的数学成绩怎么怎么不理想，需要补课，需要加强督促等等。为了提高孩子的成绩，家长只能求助于她，让她在课堂上多提问、多管理。作为回报，家长就会给她“辛苦费”。据知情人透露，吴老师每年从家长手里得到的“辛苦费”就有两万来块钱……
我问佟老师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他靠近我低声说，这是和吴老师关系还算要好的丰老师一次聊天时无意中说出来的。
我对佟老师连连摆手：“别说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有些事，我们无力制止，也效仿不来。”
让我惊讶的还不止这些。
2020年，学校招聘政教人员辅助学校工作，吴老师找到德育校长，要把自己的表哥介绍来学校工作。由于是本校老师介绍的，素质应该能过关，德育校长答应下来。
大约两个月之后，吴老师的表哥抓到了一个高三学生在厕所吸烟，当即要扣分。吸烟扣分之后要面临着回家反省，学生害怕扣分影响班级荣誉，更怕影响学习，就向其求情。吴老师的表哥告诉学生，想不扣分也可以，但是要交500元钱。那学生兜里只有300元，吴老师表哥将这些钱揣进了兜里。
学生交完钱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向德育校长举报了吴老师表哥。事实很快弄清了，这件事严重败坏了学校声誉，德育校长立刻将其辞退。
事后不久，有老师在外面吃饭时碰到了吴老师表哥，酒过三巡，表哥自爆内幕：吴老师深知扣分对一个学生的影响，就告诉其表哥，除了每个月2000元钱的工资之外，学生扣分这块也可以有一些“收入”。不明就里的表哥就这样在吴老师的怂恿下铤而走险，结果丢掉了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我们这座小城越传越离谱，最后演变成“高中工作人员向学生要‘保护费’”，败坏了我们学校的名声。
6
2022年，吴老师终于出事了。
我们学校实行“一年一分班”制，这个学生今年在你班，来年就未必在你班。分班时，家里有关系的学生总能分到一个心仪的班主任，而那些没关系的学生则听天由命。每个学年末的分班工作，在小城的社会面一直有很大反响。
之前，校长曾倡导“电脑分班”，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由“人脑”代替了“电脑”。既然是“人脑分班”，就给某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2022年6月，高考结束后，我们高二年级直接进入高三，重新分班。就是这次分班，让吴老师暂时断送了“班主任之路”。
吴老师在班级里毫不避讳地和学生讲学校分班的一些内幕，然后告诉学生：如果高三想继续在她的班上，每人交2000元钱，她找领导去办。于是，有20个学生交了钱。
这样的行为激起其他家长的强烈反感，将其举报到了大校长那里。大校长马上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宣布撤下吴老师的班主任职务，勒令她返还学生交的费用。
吴老师去找大校长，当时全校领导正在开会，吴老师敲门而入，一改往日的骄横：“校长，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就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吧，以后我绝对做一个让你放心的班主任。”
大校长告诉她：“能否继续做班主任工作以后再说，先学好做人，再去做事。”
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大校长并不是吴老师的亲戚，只是曾经做过她的代课老师。然而，吴老师却把这层关系无限扩大，力求说成自己的“保护伞”，得到不少实惠。
和她的表哥一样，吴老师的做法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对此，她放出话来：“大校长答应我了，来年让我再做班主任。”知情人都笑而不语。
有一次，我在校园里看到吴老师独自一人散步，背影有些落寞，回来后我和办公室的李老师讲了，感慨“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李老师张了张嘴，“唉”了一声：“说起来，我们俩有些远亲。但是她的一些做法确实很过分，所以，平时我们很少来往。”
在李老师的叙述中，我才还原了吴老师的工作经历。
2003年，吴老师在省内一所师范院校毕业，然后通过考试来到这所学校教课。那时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少，发不下来工资，每月就给老师发200元钱生活费，其余的先欠着，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给。
那时学校给老师的课时费补助也少得可怜，为了节缩开支，教课的老师有一部分要“分流”到其他岗位——比如德育处，每天看管学生的纪律；又或者教导处，每天负责印刷题签，给老师排课程表；更有甚者，没有岗位，每天只是来到学校待着。教师分流采取“自我介绍”和“投票”两个环节，上班早的，认识的老师多，票数就多一些，上班晚的，票数就少一些。
吴老师刚来学校那两年，工作热情很高，学生每次考试成绩都在组里排名靠前。可是毕竟资历浅，投票时得票排名靠后，被分流到德育处。德育处每天起早贪晚，大多和问题学生打交道，而且没有补助，无疑对喜欢教课的吴老师来说是个考验。
终于有一天，吴老师来到校长办公室，询问大校长自己什么时候能教课，时任大校长的答复是：“这辈子恐怕够呛了，你就等着下辈子吧。”
吴老师当时就震惊了，含着眼泪走出校长办公室。
5年后，那个大校长退休。期间吴老师已经为人妻，却一直没有怀孕，整个人郁郁寡欢。新校长来了后，采用了很多奖励机制，学校升学率逐年提升，生源也水涨船高，需要的教课老师也多了起来。
吴老师万分珍惜这次机会，在业务上一丝不苟。她本来基础就不错，加上个人努力，从高一教到高二，非常顺利，而且在高二期末考试中，吴老师班级的成绩在组里排名靠前。不出意外，她是可以上高三教课的，教学主任也对她有过类似的暗示。
通过小道消息，吴老师得知数学组这次能“上高三”的有4名老师，她排名最后。在我们学校，能教高三是对老师的一种高度认可，无论谁做校长，都坚持这一点。有的老师成绩靠后，直到退休也没有“上过高三”，抱憾离开三尺讲台。
但矛盾的是，彼时吴老师好不容易怀孕，胎儿都3个月了。学校规定怀孕的女老师不得“上高三”，以免影响正常授课。本来吴老师没想到能教高三，打算在高二再教1年好生孩子。可是以前那次转岗经历让她心有余悸，她太想把握住这次机会了，反复思量后，就瞒着家人去了医院。
做掉孩子那一刻，吴老师禁不住失声痛哭。
几乎所有知道她做法的老师都在背地里说她傻，她老公更是极不理解：结婚4年都没怀孕，好不容易怀孕了却又做掉，工作再重要还能有孩子重要？他和吴老师开始了长时间的冷战，婆家没有一个人待见吴老师。
然而，新学期开学，教高三的老师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吴老师的名字。她感到很突然，也很茫然，哭着去找教学校长和大校长，但是，他们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敷衍了她——顶替她教高三的是从外校调过来的一名年轻老师，据说，这名老师的婆婆正是某当权部门的领导。
不久，因为吴老师的老公在婆家人的支持下提出了离婚。离婚后，吴老师独自住进了学校宿舍，从那以后，就仿佛变了一个人：成绩必须在组里第一，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人代替她的位置；同事关系不用太在意，多年之前的投票事件至今让她心寒；之所以千方百计挣钱，是因为她在当年投票落选之后听说，给领导送礼的老师都没有转岗，只有那些“没权没钱”的老师才被转岗……
再之后，吴老师再婚，生子，直到今天。对她在平时工作中不近人情的做法，曾有好心人提醒过她，但是，她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
说到这里，李老师又叹了一口气：“有人说，是她早年的经历让她变成了这样。其实，人这一辈子谁都会有一些经历，如果这些经历不能让你更加懂得珍惜，而是让你走入另一个极端，那就不是经历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说完，李老师看向我，似乎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是摇了摇头，而后，又点了点头。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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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年冬，我出差河南，归途中从湖北恩施借道回老家探望父母。到县城已是晚上11点多了，父母还没睡，正围着火炉翘首等我。得知我还没吃晚饭，母亲一个字都没说，杵着拐杖起身，颤颤巍巍地走到厨房的一个坛子面前，舀出了一钵醪糟。
我的老家在渝东南黔江山腹地，那里到处都是土家苗寨，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自制一坛醪糟，用来熬汤圆、煮鸡蛋、泡米籽，款待贵客；女子坐月，娘家的贺礼中也绝对少不了几坛壁上和口子上都贴了大红喜字的醪糟，希望“月母子”多吃多下奶，娘肥儿壮。
但在平常的日子里，醪糟很少出现。我家则不然，从我大姐出生以来，母亲自制的醪糟就很少断档。哪怕她搜干刮尽米柜，只掏得出不过半把斤粮食，她也要尽力煮醪糟，满足几个儿女的口腹之欲。
母亲先匀了一碗“浮子”（醪糟汁）给我喝，可能是留的时间有些久了，我尝到了一股淡淡的酒味。余下的水米，母亲就悉数倒进了油迹斑斑的砂锅，再敲几个土鸡蛋进去，调成小火慢慢煎熬。很快，砂锅上方飘出了袅袅轻烟，醪糟的香甜气味肆无忌惮地扑进我的鼻孔。等锅里彻底滚开后，我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感觉不仅是胃，整个人的身子都暖和了。
距离上次和父母见面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虽然夜已深沉，但我和父母都舍不得睡——我身为警察，平时工作忙，天亮就要离开。于是我跟进了父母的卧室，坐在床边陪他们聊天。母亲的床宽大一些，我坐在父亲的轮椅上，将双脚伸进母亲的被窝，靠在她的腰腹部取暖。没多久，我又感觉上半身冷，索性坐上母亲的床，上身靠在床头，将被盖搭在下半身。不知不觉之中，我就和母亲躺在一个枕头上了。
算一算，我已有四十多年没和母亲同床了，两三岁时钻母亲的被窝，觉得她全身肉嘟嘟的，像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现在即使开了电热毯，也感觉她像一截枯木般冰凉、硌人。母亲真的老了，我顿时悲从中来，不知说什么好，就微闭着双眼听父母聊天。
母亲以为我睡着了，伸出干枯冰凉的老手轻轻抚摸我的脑袋，轻声对父亲说：“老头，你还记得不？我生他坐月只得吃了一只鸡、十个蛋，饭都没吃饱过。没有奶水，当天就喂醪糟，哪个晓得醪糟都不够吃，他天天咬着我奶头哭，把我奶头都咬烂了，肿得像泡粑。我以为他肯定要转去（夭折），没想到现在他却是五子妹中最高最壮的。”
“那只鸡还是年前吃农药死的，炕（挂在火坑上面用烟火熏）了大半个月。”父亲慢条斯理地说，“那阵儿就那个条件嘛，全靠你胆子大，偷糯谷种煮醪糟。”
听到父亲提起这茬儿，母亲当即嘟着嘴骂道：“死老头、迂老夫子，把国家规定看得比娃儿性命还重，从不带一颗米回家。”转而她又自豪地笑了：“阎王让他害病死我没得法，让他饿死，我锭子打成杵杵也不搞（拳头打完，仅剩手臂也不肯罢休）。命运命运，你顺它就是命，你斗它就是运。”
从1953年我大姐出生以来，我父母先后生下了7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儿，剩下的全是儿子。我的三哥、五哥都是长到3岁多时“出麸子”（幼儿急疹）夭折了，母亲怀四哥时也不顺利，身上发抖，四哥差点也没能保住。到了1972年正月十五大清早，我出生了，在家排行老六，下地时只有4斤8两，母亲说，“活脱脱一只尖嘴凹眉的猴三”。
我出生时农村家庭还在挣工分换口粮。我父亲是大队会计兼生产队会计，算一个整男劳力，每天得5个工分；母亲算一个整女劳力，每天得4分；大姐、二姐半工半读，干半天活挣1分，但一年有2/3以上的时间生产队队长都不安排她们上工，因为生产队用这样的“半劳力”不划算，其他村民是要扯皮的。四哥和我还小，完全是“吃白饭”的。到了年底结算时，我家几乎年年要给生产队补钱，后来实在没办法，父亲就去求队长给我家安排两头牛喂，喂牛的工分加上交的粪肥，勉强抵个整女劳力。
母亲生我坐月子时，家里还有100多斤稻谷、50几斤苞谷，但那是我们一家六口要坚持到当年秋收时的口粮。为了节省粮食，母亲没吃月子餐，和家人一起吃酸菜饭、苞谷饭、洋芋饭、红苕饭。米的比例太少了，缺油少盐的，哪里发得来奶？看我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就想到了生产队的仓库——当时的粮食、肥料等物资十分金贵，都集中锁在生产队仓库的保管室里，如果能偷出些糯米做醪糟，我极有可能多活两个月。可是保管室的钥匙有两把，只有队长和会计同时到场才能打开门，因为怕夜里保管室的东西被偷，生产队每晚还要派两个人值班看守。
为了救我的命，母亲决定铤而走险。她先打探到保管室的值班情况，就等到我父亲和队长一起值班的那一天晚上，打着火把，提了两瓶红苕酒送到保管室，说是要给队长“拜个晚年”。她不停地说奉承话，哄得队长乐呵呵的，最后竟要拉着我父亲在保管室喝“寡酒”（无下酒菜）。
那红苕酒打头得很，喝了胸口似火燎，平时酒虫爬到喉咙管父亲都不爱喝。但那晚队长高兴，父亲实在抹不开情面，只能陪着喝。一瓶酒很快就见了底，母亲又打开了第二瓶，两个男人先是大话连天，接着胡言乱语，最后相继倒在了火炉边的板凳上鼾声震天，摇都摇不醒了。
见四下无人，母亲赶紧从他俩身上搜出钥匙打开仓库，扛了一包十四五斤的糯谷回家。她连夜用礌子给谷子脱壳，鸡叫时分开始煮醪糟，谷壳就塞进灶里一把火烧了。她把剩余的糯米分成了3包，分别藏在牛圈顶上的稻草里、猪圈后面的柴草里和屋后山林中的草垛里。
说起这段往事，母亲还沉浸在自豪中：“那盆醪糟一吃完，老六的脸巴就看得到粉嘟嘟的肉了，要不是那一包糯谷，他早就转去了。”
父亲则愤愤地说：“你差点把我吓流尿了，那个月月底盘库发现少了一包糯谷种，我当时就想到绝对是你这个瓜婆娘把我们灌醉后搞的名堂。”
当时偷大集体的谷种可是大罪，就如同现在贪污了扶贫款、救灾款。父亲在外强装镇定，回到家就咬着牙齿、压低声音吼母亲：“*****的瓜婆娘，那不是糯谷，是糯谷种！”
母亲一听“谷种”两个字，也吓得双腿发软——前任队长就是因为偷生产队80斤稻谷被判刑的，后来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但看着奄奄一息的我，她当即咬死不承认。父亲追问家里的那些糯米的来路，她谎称是生我之后娘家人“打三朝”送的贺礼。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父母说起这件事，母亲的行为要是放在今天，放在我手里，就得按“麻醉抢劫”算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母，你这水浒英雄投胎的黄鼠狼，居然想出了这种苦方。”
母亲急忙解释：“那时除了你老汉，哪个没偷过保管室的粮食？谷仓到处都钻了筷子头大的洞洞。不过，我偷生产队的粮食就那一回，全部给你煮醪糟了，全靠那包糯谷种救了你性命啊。”
2
如果说我的命是母亲“偷”来的，那我二姐的命就是母亲“换”来的、“抢”来的。
1955年，母亲生下二姐，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3年后，寨子里的人家不再开火，都去生产队集体食堂统一就餐。一开始食堂伙食还不错，但渐渐地就很难看到油荤了。为了保证二姐的营养，母亲就将她和父亲的部分口粮兑换成糯米，拿回家悄悄煮成醪糟给二姐吃。后来食堂没糯米了，母亲就换黏米，没有黏米了，母亲就换苞谷，一次无非换斤把两，“可能是饥不择食，苞谷醪糟老二都喜欢吃”。
那些换回来的粮食，里面的谷壳、石子等杂质早已被母亲捡拾干净，之后就用新鲜的井水泡上半天。等生产队收工后，母亲得了空闲，她就抱来干柴烧起大火，准备煮醪糟了。
每次煮醪糟前，母亲必定要用皂角水反复净手，家里的甑子、筷子、盆子、簸箕等炊具也都被她洗得干干净净，不沾一滴油。等灶上的甑子蒸得锅盖开始滴水时，母亲就将泡好的粮食一筷子一筷子刨进甑子里。期间旺火不断，很快屋子里就蒸汽缭绕，浓浓的粮食香味四散开来。等粮食彻底蒸熟后，母亲将它们倒进簸箕里摊凉，撒一些凉白开，均匀地拌上粬子，再装进木盆。那些粮食堆得像一座小蒙古包，母亲在顶中间留一个鸡蛋大的孔，夏季两三天，冬季五六天，孔中就会溢出晶莹剔透的“浮子”——醪糟就做好了。
我觉得煮醪糟好麻烦，问母亲为什么不把粮食推成米粉，“你看现在的婴儿米粉多营养，多方便”。母亲却不认同，说她生我们时都差饭吃，没有奶水，给我们喂的都是醪糟，“那东西发体凶得很，你们几子妹哪个不是一肥二胖的？”
我外公有一手祖传的制粬（酵母）手艺，据说这粬子可以入药，如果遇到母猪缺奶或者既不长肥也死不了的“僵巴猪”，就用粬子或粬子制的醪糟配饲料，过半把个把月，那猪就能长得膘肥肉满的。但这门祖传手艺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外公外婆只生了我母亲这一个女儿，于是外公就过继了一个堂哥的儿子到自己名下，继承了他的制粬手艺。外公制粬时对我母亲严格保密，但煮醪糟的手艺却对她毫不保留，还把它作为“妇工必修课”，要求我母亲务必在出嫁前学会。母亲也争气，她八九岁时，邻里有红白喜事请外公去煮醪糟，外公就放心让她动手了。
可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我二姐能记事后不久，集体食堂的粮食供应就开始紧张起来。从最初的随便吃，到每人每天限量三两毛粮，再降为每人每天二两，但允许社员把饭提回家吃了。为了让家里的大人孩子都能吃上一口，母亲抽空去割崖上的白蒿、地里的苦蒿，沟里的“鸭脚板”掺进饭里，有时挖不到野菜，她就往饭里掺水。
因为营养不良，肥嘟嘟的二姐眼看着瘦成了皮包骨，走路打偏偏，寨子里的人都说二姐怕是要转去了。母亲不肯认命，她愤愤地说：“办法是人想的，除非我先死！”
当时，县上征调了百多名民工在我们老家修水库，工程队食堂就在我家旁边，他们干活出力，一日两餐苞谷饭基本能保证。母亲看着工程队库房里的十几袋苞谷，眼睛冒绿光。工程队的炊事员张嬢嬢是个外乡媳妇，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闲暇时，母亲经常去给她帮忙，还让她到我家和大姐二姐一起睡，好躲避一些男民工的骚扰。
很快，母亲就和张嬢嬢处成了知心朋友，一些私密话题也会聊。得知张嬢嬢有痛经的毛病，母亲咬咬牙，涮干了我家的醪糟坛子，又拿出她生二姐坐月时都没舍得吃的几两红糖，连续给张嬢嬢熬了几天的红糖醪糟水。张嬢嬢的痛经果然有所缓解，母亲就嘱咐她以后在月事期间多喝。张嬢嬢说工地上没有醪糟，自己也煮不来，母亲想了想，就决定把祖传的煮醪糟的手艺教给她。
那天半夜，张嬢嬢偷了两斤苞谷米到我家，母亲手把手地教，张嬢嬢当场出师。张嬢嬢也仁义，她看着我二姐挨饿可怜，就开始想经常趁厨房无人时悄悄舀半碗饭藏在柴草里，或者把一点饭倒在水盆里，说是自己洗碗后留下的残渣。等吃饭的工人走光了，她就将干饭、湿饭藏进衣服口袋，偷偷送来我家给二姐吃。母亲舍不得给二姐一次性吃完，有时会匀出一部分攒着，煮成醪糟。就这样，张嬢嬢前前后后给我家送了大约两百碗饭，我二姐终于活过来了。
水库建成后，张嬢嬢跟着工程队走了，寨子里的灾荒也变得更严重了。生产队的粮食吃光后，大家就争抢野菜的嫩芽，后来争抢老桩，最后连悬崖上的野菜根都被挖光了。没多久，寨子上接连饿死了四五个人。
一天，母亲发现野麻的根有拇指粗细，肉嘟嘟的，像没有发育好的红苕。她拿回家尝试煮来吃，二姐直说反胃。母亲又尝试把那野麻根煮成醪糟，竟生出了一股酸甜味，压住了反胃的感觉。二姐吃了不少，再次保住了性命。
可是，二姐却为了这事和母亲吵了几十年。
那年，出了嫁的二姐回娘家探亲，和母亲先是有说有笑，说着说着就拌起嘴来。她先责怪母亲给她吃麻根，搞得她落下了头昏的毛病，“我是几子妹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她又怨母亲让她背着老四去读书——我四哥从小就不安分，二姐一坐下他就哭，必须不停地抖动、走动，如此，二姐自然读不好书，小学勉强毕业就回家务农了——二姐说自己是几子妹中文凭最低的，就她一个人没端上“铁饭碗”……
一开始，母亲撅着嘴、马着脸不理会二姐，但一听到“偏心”两个字从她口中吐出来，母亲立即发火了：“先人，我是不该让你背着老四去读书，但我和你老汉要挣工分换口粮养活一大家人呀。我和你老汉是没让你吃饱过，但就是麻根煮的醪糟也全给你吃了，我偷吃一口天打雷劈，老子的心偏到哪去了？你划开我胸膛看一下！”
二姐顿时无语。
“幺儿，几子妹就你小时候吃得最少最差，也只有你吃过麻根。”母亲骂着骂着就哭了起来，“那时只有那个条件，我和你老汉只有那个本事，娘对不起你。”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二姐也跟着掉泪。之后，母亲钻进了厨房，单独给二姐熬了一碗醪糟荷包蛋，母女俩又有说有笑起来。
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心里一直觉得愧对二姐。哪怕二姐嫁给了一位军队转业干部，小日子过得不错，母亲仍然每隔三四个月就要去她家一次。每次去，母亲总要提前煮一盆醪糟，没有糯米就用苞谷米。她背着这盆醪糟，要走一天的山路才能到二姐家。
后来，我到区中学读书，学校离二姐夫工作的供销社有五六公里，给二姐送醪糟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每周日早晨返校的时候，母亲给我装一罐咸菜、一罐醪糟，又让我给二姐也捎一罐，可我并不情愿——我家离学校有三十多公里远，全是爬坡下坎的山路，不紧不慢要走一天。途中肚子越来越饿，背上的东西也越来越沉，而且到校后，我还要逃半天课去给二姐送醪糟。有时我赌气拒绝，母亲就不准我带自己的那罐醪糟去学校。没办法，我只能窝着一肚子气，背着两罐醪糟离开家——这些内情，二姐并不知道。
3
1975年年初，43岁的母亲又怀孕了。当时国家早已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基层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父亲是大队会计，公社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发挥乡村干部带头作用”。父亲是个耙耳朵，在家做不了主，公社书记就对我母亲抛出了“诱饵”，承诺只要她去引产，就将我父亲升为大队的队长（后来的村长）。
回忆起这段往事，母亲忍不住感慨：“要说我不想你老汉升官，那是假话，他是寨子里第一个读过初中的人。解放那年你爷爷去世，你奶奶逼着他这个老大回家帮忙拖（抚养）五个弟弟妹妹，才回来几个月，乡里领导又安排他到酉阳剿匪，去酉阳三四个月，你奶奶天一封信、地一封信催他回家。母命难违啊，他回来后，乡里让他当大队会计，一直干到包产到户。如果那时他当了大队长，早就当乡干部了，后来当县干部都有可能。”
那时母亲已经怀孕五个月多了，要把那么大的胎儿拿掉，她实在不忍心。才三岁的我经常听到她和父亲讨论这件事，就问母亲：“什么是引产？”母亲摸着鼓起的肚子说，引产就是把娃儿生出来。我一直想要个妹妹，就让母亲赶紧生妹妹，母亲说大官不准她生，“生出来要送人”。我立即哭着说“不准送”。母亲又说，妹妹生下来也没有吃的，要饿死。我说，“让妹妹吃我的，我饿死”。母亲听罢，抱着我哭。
为了父亲的前程，母亲还是决定去引产。负责做手术的医生叫孙卫素，是我的一位本家嫂嫂，她一边准备手术器械，一边劝母亲：“大娘，计划生育只是说说而已，又没逗硬，都五个多月了，生嘛，管他是来讨债的还是还债的。”
母亲推说自己年龄大了，怕生产时母子有危险。嫂嫂说：“四十几岁生娃儿的又不是你一个，哪个不是像解大手一样简单？都生了五六个了，怕啥子？”
母亲又说自己生产之后肯定没有奶水，怕喂不活这个孩子。嫂嫂说：“大的几个都是你用醪糟喂活的，这次没有奶水，照常可以喂醪糟，我送你五斤糯米！”
然而，这番劝说还是没有“大队长”的诱惑大。母亲轻轻抚摸着肚子很久很久，慢慢躺上了产床。就在嫂嫂排完针管里的空气，准备扎针的那一瞬间，母亲突然变了主意，她翻身下床，出门对我父亲吼道：“皇帝也没有我这娃儿金贵，何况大队长？生！”
父亲急忙扶着母亲认错，说自己根本就没想过当大队长，是怕家里孩子多了累着母亲，“生就是”。
当时公社领导正满怀希望地等候在医院门口，甚至把给区公所报喜的文稿都写好了。得知他俩临时变卦，领导气得破口大骂，说我父亲不顾大局、鼠目寸光，“马上撤你的职！”
尽管如此，几个月后，我家老幺还是顺利出生了。
因为多次生育，母亲的身体早已被榨干，她的乳房果真只象征性地鼓了两天，根本不流奶水。好在那会儿我家的条件已经好些了，母亲就用糯米做的醪糟喂老幺，从没断过档。于是，老幺小时候肥得滚圆，摔倒了都很难靠自己爬起来。
家里孩子多了，父母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他们决定去镇上赶场卖醪糟凉水。
那时候，乡场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圣地”。那里比我家所在的寨子大出许多倍，上百栋草房子错落在一起。每逢公历3号和8号，就有人在乡场上卖耗儿药、跌打药和各种稀奇玩意儿，到了晚上，百把户人家一起点燃煤油灯，夜景十分壮观。自从被父母背着去赶了一回场后，我便天天缠着母亲要上街。
1976年，我4岁了，母亲终于答应带我去赶场了，但前提条件是要我自己走去。那天父亲用背篼背着老幺，肩上挑了一副木桶。母亲用背篼背起一盆醪糟，盆上插了几支筷子，撑起了一块洁白的纱布。我跟在父母身边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
我有个伯娘住在乡场，她早就用一张方桌帮我母亲占了个好位置。母亲放下背上的醪糟休息片刻，父亲却还不能歇着——离伯娘家公把里的“高涧沟”有一眼常年不断的山泉，夏天泉水冰沁刺骨，父亲要去那里挑泉水给母亲用。等把水交到母亲手里，父亲又要背着老幺到公社对账，心里估摸着泉水快用完了，就再去“高涧沟”挑一担。
乡场的海拔低，只有300来米，夏天来赶场的人摩肩接踵，街上热得像锅上的蒸笼。母亲的醪糟凉水卖四五分钱一大碗，里面有三勺干货、三勺“浮子”，凉水免费管饱。那种天气，谁都想凉快一下，自然有“富人”愿意买。
那时街上没有餐馆，就算有，父母也舍不得带我去吃。中午不到，我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缠着母亲要一碗醪糟喝。母亲说醪糟要卖钱，总是给我一碗凉水，最多滴一勺“浮子”在里面。我一口气喝完，之后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咕咚咕咚”地喝醪糟，自己则“咕噜咕噜”地吞口水。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街上的人越来越少，母亲的醪糟终于卖完了。她用凉水冲洗装醪糟的盆，涮出了十几粒米花和淡淡的糖水，大方地喊我吃。我也学着“富人”们的样子“咕咚咕咚”喝起来，但这样一来，我回家途中起码要屙四五泡尿，到家时人都要虚脱了。
收了摊，母亲就走向不远的米市买糯米（她卖醪糟从来不用家中的米，说这样才赚得明白）。说是米市，其实就是几个农民背了几斤米，蹲在泥巴路边急等着换钱。快散场时好讲价，母亲盯的就是这个当口。
母亲做一盆醪糟一般要用五六斤糯米，糯米五六角钱一斤，做好大约能卖一百碗，毛收入有四五块钱。如果不计劳力、摊位、柴火等成本，母亲卖一场醪糟凉水可以赚两块钱左右。
就是靠着这门不起眼的小生意，父母才有余力供我们几子妹读书。
4
随着赶场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醪糟瘾”越来越大，母亲却抠得很，于是我本能地就想到了偷——偷吃醪糟是有技巧的，万万不敢动表皮，我经常用长柄瓢伸进出“浮子”的糯米孔，在里面弯来绕去，舀底下的干货吃。其实母亲早发觉了，但看我不是很过分，就一直没有揭穿。之后她悄悄把孔洞做小，家中的长柄瓢伸不进去，我一次也偷不了多少。
我六岁那年的夏天，“醪糟瘾”又犯了，就从三叔家的油罐里偷了一把小小的长柄瓢，接连舀了三大碗干醪糟吃。可等吃完我才发现盆里的“浮子”已经下去了二指，我立马慌了——因为母亲煮醪糟的技术堪称一流，每次出的“浮子”都能装满盆，甚至溢出来。担心露马脚，我急忙从水缸里舀了两瓢水倒进了醪糟盆里。
我家吃的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恰巧那几天下暴雨，泉水浑浊。到了第二天下午，母亲发现一盆雪白的醪糟变成了茄子色，晶莹剔透的“浮子”也成了浑汤，还发出一股酸臭味，当时就断定是我往里面掺了脏水。
我刚下田捉鱼回来，身上只穿了一条内裤，母亲见了我，一脚将我踢倒在地，随手抓起撵猪的竹鞭杆劈头盖脸地甩起来。我身上顿时布满了拇指粗的血印，痛得在地上翻滚，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醪糟卖了才能给你哥生活费，他回来拿么子？老子把你杀了卖肉。”母亲打断了竹鞭还不解气，又抓起了柴刀。三叔闻声跑来拉住母亲，我赶紧跑进屋后的密林，母亲在我身后破口大骂：“跑了就莫回来，老子抓到你，不打断你脚杆手杆人都不叫！”
树林里的蚊虫、蚂蚁循着血腥味叮咬我，我不敢拍打，怕母亲寻声而至。天黑后我还是不敢回家，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三个叔叔和隔壁几个哥哥姐姐打着火把从我面前路过，他们扯声卖气吓我，或者喊我回去，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到了半夜时分，母亲在屋角哭喊：“幺儿呢，回来吧，娘保证不打你。”
又过了好一阵，寨子上几乎看不到亮灯的人家了，我突然想起附近有十几所荒坟，怕僵尸、野鬼出来抓我，就急忙悄悄回到屋角，却还是不敢进屋。家里人还没睡，父亲在责怪母亲不该下那么重的手：“老六还是一个娃儿，馋嘴是天性。”
母亲嘤嘤嗡嗡地哭，说：“老四马上回来拿生活费，卖不了醪糟拿什么给？我当时气昏了头。”四哥是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高中生，他在区中学读书时，每周大约需要一块五毛钱的生活费。当寨子里的其他父母都说没钱送孩子读初中时，母亲却靠着一碗一碗的醪糟凉水把他供到了高中毕业。
我故意咳了两声，母亲惊呼一声“老六”，立即冲出了屋。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汩汩而出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又流进了我的脖子里。
1979年，四哥高考落榜了，回家务农。1981年秋，母亲的肚子突然肿得像孕妇，亮晶晶的，似乎是得了肝腹水。那时寨子里已经有4个人因肝腹水去世了，向来不认命的母亲也失去了信心，她说：“认命，我不医了，节约几分钱送老六和老幺读书。”
四哥不答应，他和父亲一边请木匠打棺材，一边四处借钱。借遍了所有亲朋、卖掉了家里除房子以外所有的物件，还是没有凑到多少钱，因为他太年轻，乡信用社连10块钱都不同意贷。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乡综合商店的王伟经理被四哥的孝心感动了，主动借给我家50元钱。之后四哥强行将母亲送到湖北恩施医院、黔江县医院治疗，把母亲从阎王手里抢了回来。
5
母亲病好之后依然不能歇着，她还是按时去赶场，为我和老幺挣学费。
80年代中期，乡场通了电，街上好多人家都买了冰水机摆在街边，只要灌入自来水，加几瓢色素，花花绿绿的冰水就会在玻璃缸里上下翻滚，接一杯下肚，酷热顿时烟消云散。母亲的醪糟凉水生意一落千丈，她不得不放手。可我和老幺一个上初中，一个小学即将毕业，都需要用钱。母亲马上买了两只本地黑母猪，养大后让它们生崽，一年大概能卖四五十只小猪。没有饲料，母亲就用苞谷煮醪糟喂，醪糟催膘，我家的猪儿个个肥得滚圆，很多人预定，根本不愁卖。
可好景就维持了一年多，我们老家有个人在县畜牧局工作，他给他父母拉回了一公一母两头外国白猪，那猪出奇高大、健壮，卖小猪时，那家人将猪爸猪妈一起赶上猪市坝，赶场的人像看西洋镜，没赶场的人听说后也绕山绕岭来看稀奇，他们一出场，就抢走了母亲的生意。
母亲心焦却又无可奈何，那段时间，她随时随地都紧锁着眉头。后来她离开了猪圈，又泡在了地里，她开始种菜，种大量的菜。
一天，母亲装了一罐醪糟让我送给侯姨嬢——她是成都工程队食堂的炊事员，这个工程队正在修我们乡政府的办公楼。我说人都不认得，送她不如喂狗。母亲说人家从大城市跑到乡旮旯不容易，她在乡场卖醪糟凉水时和侯姨嬢结识，因为两人同姓，侯姨嬢喊她姐姐。后来，母亲又让我给侯姨嬢送过几次渣海椒、咸菜等土货。
个把月后，侯姨嬢到学校教室找我，让我母亲送200斤老南瓜去工程队食堂。这以后，侯姨嬢又经常让我家送菜，而且菜款现结。我这才明白，母亲送醪糟、土货原来是在“公关”。
母亲成了寨子里的第一位“菜农”，但看到商机的人不止她一个，之后街边有十几家人也开始种菜，竞争十分激烈。母亲又掏出了自制的醪糟，三不两时地送给学校、乡政府、供销社等单位的领导、食堂师傅。为了还点人情，他们就点名买我家的菜，无论要多要少，母亲绝不敷衍。在其他菜农还需要买家采购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到送货上门了。
1994年，我从涪陵农校（中专）毕业，老幺也高中毕业了。但他高考只考了300零几分，父母要他到县高中复读，好话歹话说了个把月，老幺就是不去，他心疼母亲赚钱辛苦，准备出去打工养活自己。
一天晚上，母亲撮了一箩篼苞谷，让我和老幺磨成面做猪饲料。我和老幺嘻嘻哈哈地推磨，母亲在一旁添磨，聊着聊着，就讲到了“针下留老幺”的那段往事。
母亲漫不经心地说：“老幺，你没来之前，老六的醪糟一天两三顿，你来之后，老六三不两时才喝一小碗，有时还要加水，其他时候和我们一样吃苞谷、红苕。可你想什么时候吃醪糟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老六为你挨了不少打。”
我也记得那一次，母亲用小瓦罐煨了一罐醪糟，让我喂老幺，我心里嫉妒，不仅偷吃，还打了他。正在炒菜的母亲心疼老幺，提着锅铲就冲了过来，如今我的小腿上还有一道锅铲砍伤的疤痕。
听母亲这么说，老幺似乎有所触动——他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健健康康地活着，不仅是父母，哥哥姐姐也都为他付出、牺牲了很多。他想了想，答应不去打工了，决定以后在家务农。
“我生你们几子妹都差点饿死了，还不是用醪糟把你们喂活了。”母亲先是吼，接着又哭，“哥哥姐姐都是我卖醪糟凉水拖出来的，他们都拼起老命出来工作了，命运命运，你顺它就是命，你斗它就是运，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地认命？”
老幺无话可说，当即答应复读。
去县城上学的那天，母亲装了两罐醪糟给老幺带上，又送他到街上赶车：“醪糟是你的福星，每天早中晚各喝一碗，一定能考上大学。”
1995年，老幺高考考了543分，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成了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班主任问他一年涨200多分有什么秘诀？老幺笑着回答：“别人喝牛奶，我喝醪糟，醪糟的补脑作用绝对强过牛奶成千上万倍。”说着说着，他突然泣不成声：“每当我来不起时（想放弃），就想到母亲卖醪糟凉水养活我们……”
在我们几子妹间，有老幺这种想法的，绝不是他一个。
90年代末，二姐夫下岗了，二姐带着他在镇上开了家商店，一边卖副食，一边卖农资。二姐夫当兵打仗时伤了耳朵，听力不好，进货送货都是二姐的事，为了赶时间、省费用，二姐经常饿着肚子跑省城、跑县城，亲自当搬运工。
左邻右舍调侃她：“老板娘，累坏了身子，老公要起二心啰。”二姐总是笑着说：“力气使了力气在，这个比我母卖醪糟凉水拖我们轻松千倍万倍。”靠着这个信念，二姐家的生意逐渐在当地做得数一数二。
四哥也没有一辈子在家务农。他后来当了村干部、乡干部，考进了县农业局，如今成了高级农艺师、果树专家。虽然事业小有成就，但他还是离不开土地，承包了数百亩果园后，他长期在田间地头穿梭。我们都涮他：“苦了这么多年，如今腰缠万贯都要退休了，耍一下嘛！”四哥说：“我又不是耍不来，屁股一挨板凳，母背着醪糟凉水爬坡上坎的影子就出现在眼前。”
1999年，老幺大学毕业了，他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县国土局。参加工作后，他继续保持着当年复读的那股拼劲，先后通过了房地产经济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会计师、一级建造师等从业资格考试。他29岁那年就由副科升了副处，任过4个区级部门的领导职务，2016年他辞去了公职，在北京、武汉、成都等地的上市公司任高管，如今自己开了公司，干得风生水起。
6
1994年我考进了县公安局，去老荒溪派出所报到前一天，回家看望父母，才知道母亲患上了重感冒。恰逢次日乡小学、乡政府需要百多斤白菜，我立即接下了母亲的担子。
第二天，我来回挑了两次才按时把菜送达，母亲背着剐下来的菜叶子送我到黑溪大桥头赶车。只见她从菜叶子中掏出了一罐麦乳精瓶子装的醪糟，怯生生地问我：“带起走不？”
在母亲看来，我已经端上了“铁饭碗”，她做的醪糟土里土气，我可能怕同事笑，不愿意带去单位。我懂她的心思，毫不犹豫接过来塞进牛仔包，说我以后会每月回家拿一次醪糟。
2010年，我考进了省厅。经济条件好了，从高山大盖吃到了县城、省城，几乎把《辞海》里有的食物都吃得差不多了，但哪天不喝几口醪糟，我就会睁眉鼓眼到半夜都睡不着。哪怕家离得更远了，我还是要每个月驱车回去拿母亲煮的醪糟。
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油盐酱醋葱蒜姜，锅边手艺好文章。吃厌人间珍馐味，还是我娘醪糟香。”
2018年国庆，我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陪父母过节。10月3日晚上，父母召集几子妹吃饭，四辈人，二十多个，挤挤的两桌。饭前，母亲煮了两盆醪糟汤圆，大家推推搡搡地争抢，三个曾孙嚷着没吃够，母亲又将自己的那碗让给他们，一口汤也没喝。
想到次日县城赶场，我让母亲到农贸市场买点粬子、老糯米，给我煮一钵返程时带走。煮醪糟的粬子有传统粬子和现代酵母之分，传统粬子是用中草药配制，赶场天农贸市场偶尔有卖，酵母副食店都有，但我们几子妹一直觉得传统粬子煮的好吃得多。糯米也有“竹丫糯”等传统品种和杂交品种之分，“竹丫糯”不可多得，要靠运气碰。几十年来，母亲坚持用传统的材料和甑子煮醪糟，那种味道是电饭锅做不出来的。
哪怕母亲早就把煮醪糟的手艺传给了我们，但我女儿一直认为我煮的没有奶奶煮的好吃，经常让奶奶煮好后带到重庆。她即将要去英国读大学了，怕英国没有醪糟卖，就再三叮嘱奶奶务必等她到场了再开火煮：“我要把技术带到英国去，想吃就自己动手。”
我女儿是第一个找母亲学手艺的孙辈，看到自己的手艺又可以往下传一辈，母亲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她说粬子家里还有，但没老糯米了：“这几天我一直感觉嘴巴发苦发咸，明天早饭后我先去抓中药，然后去买老糯米。”
10月4日一大早，我先去高速路口接朋友，特别叮嘱母亲等我送她去市场。我刚到地方把车停好，照顾父母的保姆就打来电话，说母亲躺在阳台的休闲椅上“喊不答应了”。母亲有饭后睡“回笼觉”的习惯，我以为她睡着了，就让保姆再喊。两三分钟后，保姆打来电话，哭着说：“弟，拐哒拐哒（糟了），打都打不醒。”
返回不过20分钟的车程，急救中心和母亲家也只有一街之隔，等我飞奔过去时，医生对我摇了摇头，让我准备后事。我不死心，央求他们再尽力。两个医生轮流按压了10多分钟，母亲仍无反应，她们扳开母亲的眼皮，用电筒照射，瞳孔早已散大。
我这才确信，母亲抛下我们了。
当天，我们几子妹把母亲送回了老宅。
给母亲穿戴时，父亲让我们将他推到旁边看着，说：“你们爷爷解放前几个月去世，奶奶拖不活五个小的，就说服你们娘过门结婚，帮忙拖你们的叔叔、嬢嬢。那时你们娘才十八九岁，自己都是娃儿。作为长嫂，她靠卖醪糟、卖泡粑将两个嬢嬢、三个叔叔养大，他们成家后才分家单过，之后还要拖你们这一窝窝……”父亲哽咽起来，抱着拐杖老泪纵横，“你们娘没跨过学堂门槛，却是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的大知识分子。”
我以前朦胧听说过这件事，父亲这一讲，我的泪水再次决堤。
“祭文你们几子妹商量着写，要把你们娘用醪糟撑起这个家的事凸显出来。我百年归天后和你们娘埋在一起，她坐大的边，我坐小的边（左为大，右为小）。”父亲又叮嘱：“献（祭）饭时，一定要加一碗醪糟。”
土家苗寨的丧葬风俗和祭祀仪式里，我从未听过、未见过谁家用醪糟作祭品的，可我们就这么干了。我们按照本地风俗给母亲做了四天道场，那四天，父亲一直坐在母亲的灵柩旁，一日三餐献饭时，父亲就轻轻拍着棺盖喊：“老侯，饭熟了，吃吧，醪糟管饱。”
10月8日，母亲入土，我们在她的棺材旁边埋下了一坛醪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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