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不幸的家庭，29岁我在美国读大学
女性出走，去新世界冒险
迄今为止，孟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
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孟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烂地方吗？”愤怒之下，她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
现在是第三次，孟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孟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孟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
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孟梦十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八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孟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
孟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她们要向外走，向更良善文明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
一
构建新生活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们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的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时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我肯定跟着他去哪。
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
这已经不止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
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
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它90%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
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80种奶茶，我得在三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一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
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
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让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二十二三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刚来美国的前两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当时我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活。加州的生活费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时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
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
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二
母亲的出走
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
她在我10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
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三四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夫问我，我妈在哪？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夫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连着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她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
我妈一走就是八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它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十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
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六楼了
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The Lost Daughter（暗处的女儿）》，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
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夫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她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去捉奸，和我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
那时候，她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她就彻底离开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市场，卖菜，锅碗瓢盆，衣服，什么都能买到，这是一家旧货二手书店
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她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
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
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
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三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
家乡的老城步行街，过年时的样子
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的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模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们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烂地方吗？”
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三
外面的世界
最开始，我被朋友介绍去海口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
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四点我就买了机票，七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
我在广州大桥上拍的珠江新城
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
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时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
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PTSD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它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产生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她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她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
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证。
当时是1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的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两三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
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五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
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主要工作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
2019年5月23日，离开广州去美国那天，这是我们住了三年多的卧室
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
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
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一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四
真正的冒险
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制定过一个七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三年学英语打基础，后两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两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
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地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型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地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
第一次看到金门大桥的时候，我大喊：“虎门大桥！” 虎门大桥是广东虎门镇的一座连接广州和深圳的桥
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两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
去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
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三级写作，如果我愿意，她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她说很喜欢我的文章，她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她鞠躬，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给我爷爷奶奶上坟的地方
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制定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
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过格了，初二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心理学，这门课是必须的。
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五道题，做了两个小时，一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
我也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
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六七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重头做了第二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A。
我终于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学了
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
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逼，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的自卑。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
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
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作者 门罗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李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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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抢口罩到蒙脱石散，药店老板的这三年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一然
一药难求
新年第一天，药店老板韩方印手上的几十盒蒙脱石散被抢空了。
这种治疗腹泻的药剂脱销，起因是一张被疯传的微信截图，图中网友提到“国外登顶的某毒株主攻心脑血管和拉肚子，有条件的请准备蒙脱石散、整肠生”，尽管这一消息还未经证实，各大药房的蒙脱石散依旧在一夜间显示售罄。
韩方印觉得没必要囤，“每个人体质不同，不是说你得了就一定会拉肚子。抢药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惊慌。”但他也在联系各家医药公司，希望能再进一些蒙脱石散，只是都没货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东西就是随行就市，毕竟是经商，商人得以利益为主。而且疫情三年，过去基本都是亏损，也是想卖点挣点钱。”
陆续有医学专业人士针对截图辟谣，但韩方印还在接到各种求购蒙脱石散的电话。他推测，许多人是被上一波买不到退烧药的情况吓怕了，“大家会想我这次不能吃亏了，不管多少钱，都得先备着。”
如果看过一药难求的场面，或许就很难苛责如今疯抢蒙脱石散的人们。韩方印记得自己免费送退烧药的第四天，送出去的药包数量是1022包，是人数最多的一天。
那是2022年12月17日，商丘的气温一直在零下徘徊，生病的人似乎也多了起来，大街上时常能听到闷闷的咳嗽声。领药的人在韩方印店门口盘了一圈又一圈，有戴毛线帽，裹着黑色羽绒服的老人，还有为家里的孕妇或小孩来求药的人。
药包很简单，一张白色包药纸，3粒对乙酰氨基酚片。后来领药的人太多，担心药片不够，又改成每人2粒，孕妇4粒。来不及打印药物服用说明，韩方印和几个店员只能送一包药叮嘱一句，“低烧不用吃，高烧（38度5）吃一片。”一天下来，他嗓子哑得几乎再说不出别的话。
送药是因为“心里着急求药的人太多了”。韩方印说。12月7日，国家发布“新十条”疫情防控政策之后，药店的熟客和一些朋友给韩方印打电话，说到处都买不到布洛芬，希望能提前囤点退烧药。很快，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抵达韩方印所在的河南省商丘市，每天来问药的人没断过。
其实韩方印手上也没多少药。“新十条”发布后的第二天，他找相熟的医药公司进药，“布洛芬没了，连花清瘟半个月前就抢光了，其他常规的感冒药、清热解毒类的、抗病毒的，这三大类一盒药都没有。”
只有一家本地医药公司手里还剩十来瓶对乙酰氨基酚片，一瓶1000片，没有涨价，还是27元一瓶，“别的公司已经涨到80多（块），甚至100多（块）了。”他有预感，人们接下来会面临一段难熬的时间，“只是没料到这么严重。”他将十几瓶退烧药全买了下来。
问药的人越来越多，韩方印想，干脆将一瓶药全拆分出来，“每个人拿几粒药就够退烧了，但生了病买不到药的人，心里得多着急。”12月14日，他先在药店的会员群和朋友圈里发消息，买不到药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领药。
有朋友帮他将消息发到各个短视频平台上，韩方印说，从12月15号开始，他的手机几乎是一分钟进一个电话，“一天最低得四五百个电话。”
●在韩方印药店门口排队领药的人们。讲述者供图
来领药的人里有许多是孕妇，光12月15日一天就有60多位孕妇找韩方印领药，“怀着孕本来就有很多药不敢吃，对乙（酰氨基酚）是孕妇能用的。”还有一些有冠心病，得过心梗、脑梗的老年人不敢随便吃药，也买不到药，家里人看到抖音上的信息，就到韩方印药店里领一包药。
感染潮最严重的那几天，连医生手里也没药了，“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商丘最大的医院，给哺乳期妇女、孕妇做检查，都没有这药，医生就给她们说我这还能免费领几片。”许多人更是从商丘周边的乡镇，开上几十公里的车赶过来，“你想我药店在市区都没药，下边各个县城就更缺。”
一天夜里12点，韩方印手机响了，他接起来，立马响起一阵哭声。安抚半天，韩方印好不容易弄清楚，电话里是一位有8个月身孕的孕妇，已经高烧两天，不敢随便吃药，在县城里也找不到药，只能用物理降温方式，但体温一直下不去。
韩方印给她发了地址，孕妇的丈夫连夜开了70多公里的车赶到商丘，凌晨四点多从韩方印手上拿到几粒退烧药。这位年轻的丈夫开着车在商丘转了半小时，试图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给韩方印买几包烟作答谢，没能成功。最后只好给他买了一大袋早餐，挂在药店门口。
韩方印说，政策刚放开的那几天，每个进药店的人都是肉眼可见地慌张，“也是心里没底，这个病毒到底咋样？”他用“渴求”来形容每个买药人的眼神，“就是找了很长时间，很渴望的那一种。”
两个星期下来，韩方印大约送出去了9000多片对乙酰氨基酚。但药物紧缺的情况一直没有彻底解决，有人来问布洛芬，或者儿童用的美林布洛芬混悬液，他还是只能抱歉地回答“没有货”，韩方印苦笑了一声，过去三年他天天盼着解封，好不容易熬到解封，“结果货架上都是空的。”
被管制的“四类药”
韩方印今年33岁，从事医药行业15年，最早从销售干起，2019年底开了自己的第一家药店，想着好歹能做个安稳点的营生，2020年就来了。那时人们的恐慌和如今一样，都是先从囤物资开始的。
武汉宣布封城那天，韩方印店里所有的口罩被抢购一空。最抢手的N95口罩韩方印压根就没见到过。普通口罩的价格也一天天往上涨，从几块钱一包涨到几十块一包。
方海是上海一位连锁药店的经理，她在那段时间报过好几次警，“口罩太稀缺了，和现在的缺药情况一样的，供应不上。
”有些顾客接连跑了几家药店都没买上，“那时新冠致死率还比较高，大家都害怕。”情绪一急，就容易和药店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一段时间，一些大型连锁药店开门发放口罩之前，警察会先在附近站好岗。
没过几天，网上又开始有消息说双黄连口服液能预防新冠。韩方印记得很清楚，“那是第一次抢得恁疯狂，半夜天都黑了，还有很多老客户打电话问，你那还有吗？给我留点，我先把钱给你转过去。”但韩方印说，那也只是一夜的疯狂。第二天辟谣文章一出来，抢购风潮很快就过去了。
起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疫情或许很快就会过去。
但从2月初开始，各地陆续叫停治疗感冒、发热、咳嗽等药品，要求原地清理登记封存，同时要求药店定期上报有发热症状，购买治疗感冒、咳嗽等药品的人员。那时还没有统一上报的小程序，各家药店都是手写登记册。
在方海的记忆里，那是最难的一段时期，“一个口罩要戴好几天，酒精整个药店里就一瓶，洒了就没了。过了几个月，口罩供应才算恢复正常。”但她总觉得，大概也就持续半年时间，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然而到疫情的第二年，韩方印开始考虑将自己的药店转让出去，“一直想转，一直转不出去。”
2021年初，因为疫情反复，加上当时临近春节，人员流动频繁，针对发烧、止咳、抗病毒、抗菌素四类药品的监管规定更加严格，各地开始要求购买四类药品必须实行实名登记，禁止向14天内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出售这几种药品。
●韩方印的药店里，等药的人们在排队。讲述者供图
在通告里，各地药监局要求药店发挥早期监测的“哨点”优势，早预警、早发现、早检测。许多药店老板提到，严格监管限制四类药品的销售，对药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韩方印解释，对小型药店来说，感冒、咳嗽、发烧一类的药品大约占60%的销售额，“药店经常接待的客人除了慢性病，就是生些小病的客户，一般也就是感冒、咽痛之类的。”
疫情之后，大家习惯了戴口罩，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患感冒的人本来就少了许多。一些城市一旦出现确诊病例，更是会直接叫停四类药品的销售。韩方印估计，自己药店四类药品的销售额已经降到了30%左右。
一些大型连锁药店也很难在冲击下维持运转，在各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财报里，2021年，国内四大连锁药店的关店数量达到新高，共关闭了441家药店。
韩方印觉得2022年的情况更加难熬。首先是封控的频率越来越频繁，商丘去年就“静默”了三次，韩方印的药店在12月放开之前已经关了三个月，他说闭店不是政策要求，“静默状态下药店还是能开门的，可是没有药啊，也没人出来买药。”他每天打开店门，看不到一个客人，然而开着店就得花电费、人工费，“挣不到一分钱，全赔进去了。”
四类药品停售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出现确诊病例，药监部门就会要求下架封存四类药品。
实际上，许多省份在2022年开始抬起禁售的闸门，例如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5月31下发通知，规定全省药店允许销售“四类药品”，实行实名登记报告制度。
但一有病例，通知全部作废。8月，商丘市下辖的永城市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全市实施临时管控措施，所有药店暂停销售四类药品。
各个城市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一位浙江某市的药店老板说，11月因为要保障省运会的正常举行，浙江省要求购买四大类药品后，24小时内必须做一次核酸检测。
可到了她所在的城市，除了购买后做核酸，还要求顾客必须凭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才能购买四类药品。省内其他城市有的直接禁售，有的在政策上加码，24小时内不做核酸则赋黄码。
跟不上的产能与薄弱的农村
韩方印很笃定地说，“目前缺药的局势，不是这几天里大家抢药囤药就能造成的。而是从疫情一开始的时候，这三年里边就给医药行业的人制造了一个未知数。”
韩方印指的未知数是，整个行业的人过去可能都不知道到底要生产多少退烧、感冒和止咳药。因为频繁停售四类药品，他的药店不知积压了多少感冒药，放着放着就过期了，他只能选择销毁。
“药店卖不出去，只能减少进货；医药公司就发不出去货；厂商那边生产出来，又卖不出去，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这三年对药品一直是没有合理安排的。”
在监管时期，相关部门希望药店发挥“哨点”作用，监测购买四类药品的人群，及早报告感染情况。然而在12月“新十条”发布之前，没有人通知作为前哨的药店提前储备药物。
仓促之下，秩序被破坏。“新十条”发布后，韩方印始终在找药。他是一名从业经验丰富的医药人员，认识无数本地的、外地的医药销售、生产商，所有人都告诉他，退烧药的需求一下暴涨，生产线很难及时跟上，“现在的供不应求，是从一开始就铸就的。”
有认识的生产商告诉韩方印，放开没多久，很多工人就感染了，生产线上一直没能满员运作，产能跟不上来。
物流环节因为快递员感染同样停滞了很长时间，韩方印12月17日订的一批药，5天后才刚给他发出运单，而路上还不知道需要卡多长时间。他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药店店员在发药，叮嘱高烧的话吃一片。讲述者供图
大城市的情况相对好些。方海工作的药店在去年12月也迎来了一大批购买感冒药的顾客，她的一位药店朋友开玩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感冒药也能成为网红。”
但比起2020年的兵荒马乱，方海说，进门的顾客已经没有那么慌张了，“心态也不一样了。”她推测，或许也是因为上海在2022年3月刚经历一场漫长的封控，“有人家里可能还留着抗原，有一些储备药。”
广大的农村无疑是最薄弱的环节。12月18日，韩方印的大伯给他打电话。大伯是村长，语气焦急，说村里的诊所到县城都已经买不上药，老人冬天常用的退烧针也没了，盼他想想办法。
韩方印手上还有最后一点库存，他给大伯寄去了1000片布洛芬，还有板蓝根片、西洋参胶囊，供村里老人使用。
韩方印老家的村庄只有1000来人，老人占了十分之一，大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村庄显得更加衰老虚弱。药寄回去没多久，韩方印就听大伯说，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发烧了，“先是一家一两个，很快家里人都染上。”
很多老人熬不过这个冬天。他听大伯说，刚刚过去的4天里有5位老人去世，年纪都是七八十岁，有各种基础病，“像农村咱本身条件都不好，冬天没有暖气。很多得病了上医院也不现实，就搁家里，治不好基本上就走了。”韩方印轻轻叹了口气。
他还在免费送药，十几瓶对乙酰氨基酚片已经快送完了。如今一些医药公司有药了，但价格还是涨得厉害，一瓶布洛芬进价能高达一两百，“没有回到正常市场行情。”
让韩方印庆幸的是，感染高峰期暂时过去，来领药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大家脸上的表情也有了变化，迷茫散了些，“这几天大家心里面慢慢踏实了，最起码晚上起烧，知道哪里有退烧片，不会像刚开始，一片难求，到处都没有。”
韩方印说，如今网上信息杂乱，许多人也只能根据身边人的经历做判断，“周围认识的人症状重的，家里有老人的就很急，症状轻的到现在就会觉得没啥事。”尽管他觉得过去三年，我们或许可以做更多的准备。但不论如何，混乱和恐慌开始渐渐少了。
每天都有从韩方印手上领过药的人给他发消息，感谢两粒退烧药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韩方印或许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最初送药的几天，他几乎一刻不敢合眼，很多电话是半夜打进来的，他生怕错过，“如果不是情况特别紧急，也没有人愿意半夜打电话。”
因为频繁接触病人，韩方印很快也感染了。他记得有个晚上，凌晨一点左右，他实在撑不住，歪在药店的简易床上眯了一会儿。
两小时后他醒过来，看到手机上多了二三十个未接来电，门口站了七八个来领药的人。他的店门没关，灯泡一直亮着，大家随时可以进来喊醒他，但没有人这样做。大家只是默默地等在门口，等着韩方印休息好，安静地排队领药，说一声“谢谢”。
（讲述者方海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