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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盛夏，我又搬了一次家。
其实我很喜欢原先居住的那间复式公寓小楼，虽不大，但采光良好、冬暖夏凉，出门不到200米就是新建的地铁二号线，只可惜公寓里的铁艺楼梯狭窄闭塞，妻子已经怀孕6个月，如果不小心失足摔倒，可不是小事儿。作为丈夫，必须要为妻子和未出生宝宝的安全负责，我便决定换个住处。
正巧妻子大学毕业后曾在离公寓只隔着一条街的“公务员小区”租住过3年，她与那个房东的关系相当好，以至于搬走后仍在当“二房东”，她每月把房子转租出去还可以薅400块钱的羊毛。更重要的是，妻子说那房子有90多平，小区环境优雅，设施还很齐备，有宽大的落地窗和客厅，适合未来宝宝成长，是个堪比“汤臣一品”的豪华宜居小区——最主要的是，房东得知妻子打算搬回来养胎后，竟主动打来电话降租，每月只要800元，这价格在这座三线小城算是白菜价了。
秉承着“有便宜就占”的原则，我和妻子几乎没有商量，很默契地打算搬过去，为此岳母还特地在老家县城里找了个算卦批殃的宋半仙掐了个“乔迁吉日”，说那天正气涤清，邪祟不扰，相当适合搬家运锅。作为无神论者，我鄙视封建迷信，可岳母的话就是真理，就特地让房子闲置了一个多月。
转眼到了“吉日”，我不禁感慨宋半仙算的真他娘的准——头天手机就收到高温橙色预警，清晨不到8点，气温就快飙到30度，太阳毒得能把人晒化，这鬼天气肯定是“正气涤清，邪祟不扰”，魑魅魍魉要是敢出来撒欢，估计瞬间就被太阳晒得魂飞魄散，哪怕是M78星云的奥特曼来了都得中暑。
我特地去药店买了整盒藿香正气水，又忽悠同事开着小舅子摆摊卖水果的“全地形突击车”（大型电动三蹦子）过来拉行李。我们哥俩用了整个上午，炫完整盒藿香正气水，才把行李家具都搬到新房五楼。待一切都归置完毕，我已经累瘫了，满脑袋油汗，窝在地板上耷拉着舌头喘粗气。好在新房离着父母家不远，岳母也特地从老家赶来帮着收拾，帮我免去了许多麻烦。
妻子看着家里井井有条，很是高兴，挺着大肚子在屋里乱窜，还兴致勃勃地在淘宝下单与新房配套的婴儿用品。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没提前来看过房，我被这房子的简陋惊呆了，同事更损，瘫在客厅里用木板拼起来的床上，说道：“老张，你这屋条件也太差了吧？刘禹锡见了都得连夜把《陋室铭》改成《汤臣一品》，农民工住的临时板房也比这强啊！”
同事此言非虚：这房确实有90多平米，不过是毛坯状态，水泥地面上的仿木纹地板革还是妻子租住的时候购置的；客厅的窗户倒是很宽，但布满污渍，也根本没有“落地”，纱窗还缺一个；所谓的“配套设施”，不过是一台老式大屁股电视机和一台已经包了浆的老式洗衣机；厨房墙面和抽油烟机上挂满油污，已看不清本色，灶台是用几张学校老式木质课桌拼接而成，燃气灶卡在上面摇摇晃晃；卧室的床用几块厚床板钉成，书桌也颇为复古，像是20年前教育系统配发的老式教师桌，上面贴着猛男专属hello kitty粉色贴纸。
妻子眼中露着狡黠，向我解释屋里这些家什的来源：房东在教育局工作，好像以前是哪个乡村小学的校长，搞教育的没啥钱，当年2万块买下这房，也没钱装修，就把小学废弃的桌椅板凳搬来当家具，这么一直凑合住着。“亲爱的，你怕我受苦，如果知道这房子比较简陋，肯定不愿意让我来住，所以我才瞒着你。”
对于这间房子，我唯一喜欢的就是每面墙上的绘画，要么是荷花，要么是风景，亦或是些后现代主义的极简线条。妻子是美术生，性格开朗乐观，她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钱，图便宜住到这里，房子虽然简朴，但生活毕竟是自己的，便拉着合租的同学在墙上作画，还在阳台的大瓷盆里种了多肉植物，后来搬走没人管，这些小花花也长得很茂盛。
至此，我身上的疲惫一扫而光，兴致勃勃地开始陪着妻子装扮新房——毕竟房子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作为本市土著，我就好像是个“北漂族”，短短2年搬了3次家。可家境优渥的妻子始终没有嫌弃，反而依旧乐观豁达，跟着我在这座城市里奔忙。
2
在小城的婚恋市场里，房子是刚需。我没房子，所以以前不敢谈恋爱，更不妄想结婚，但我又曾固执地认为，自己其实不缺房子，于是就在这种拧巴的状态下保持快乐的单身汉生活。
我是军工移民后代，爷爷在建国初期参加支边建设，老爹更是在80年代才入伍来到这座小城。相比于本地很多家庭，我堪称“家境优渥”：爷爷是交通厅的处级干部，奶奶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老爹和妈妈都在国企上班，整个家族都“吃皇粮，挣工资”，作为家里的单传独苗，童年时期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军工厂家属院，上有父母宠着，下有工厂兜底，吃穿不愁从未缺过零花钱，手里总有时下最新奇的玩具。
2000年，父母趁着低廉的房价，在市区师范大学附近买了套80多平的商品房，曾一度让发小和同学羡慕。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没过几年，赶上国企改制，老妈下岗，去刚在小城时兴起来的英语补习班代课，每天连轴转；老爹收入减半，作为老党员的爷爷却死活不愿意帮着儿子跑关系调单位，于是老爹干脆辞职，打算入股战友的长途客运生意。
虽然战友愿意帮助他，但老爹生性要强，执意自己出钱购车。他七拼八凑，离20多万的购车款还差些，彼时正赶上军工厂家属院拆迁，厂里表示，职工可以选择在动迁完毕后分配回迁房，亦或者把房子退掉拿4万元的补偿款。于是老爹毫不犹豫退掉了家属院的房子，又向爷爷借了点钱，勉强购买了一辆二手大型客车，开始做长途客运生意。
创业初期老爹根本没多余的钱聘请司机，就自己开车，全年无休。创业不到2年，老爹就靠着客运生意挣了几十万，还高价聘了个司机，彼时塞北小城的经济疲软，房价相当便宜，家里的钱买套别墅都有富余，于是老爹便让老妈抽空去购房，给我将来结婚时备用。只可惜，老爹酗酒的毛病愈演愈烈。他每天的主要活动从跑车变成了收车票钱后喝大酒，老妈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购房的事儿也始终耽搁着。
时光一晃到我初中毕业，城市交通飞速发展，长途客运业受到巨大冲击，车票钱收入减半，房价却开始飙升。泡在酒缸里的老爹终于靠谱了一回，盘算了家里的存款，专门挑个日子，郑重其事地提醒老妈：“孩子一天天长大了，趁着现在还有购房的能力，抓紧下手吧！”
老妈瞅他要多厌恶有多厌恶，已经产生了离婚的念头，这场谈话演变成了吵架，买房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2010年春天，老爹看着一日一变的房价和严重超跌的客运收入，特地停了班车，推了酒局，亲自带着我跑到彼时新建的“东河湾”挑了套商业住宅一楼，还送小院儿和精装，总价60万出头，家中存款恰好可以全款支付，还有盈余。
“这房跟独栋小别墅似的！真他妈的漂亮！”老爹喜欢的不得了，几乎没有砍价就当场签了合同，支付了2万定金。签完合同的老爹兴奋不已，当晚攒了个酒局，都开始憧憬未来退休后带孙子的幸福生活了，期间还不忘给老妈打电话通知此事，可老妈却又在电话中和老爹吵了架。
大概只过了十几天，老爹便在喝酒时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当我和老妈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时，医生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这种事对于刚上高中的愣小子属于五雷轰顶，我站在医院不知所措，老妈也不说离婚的事了，跑去办理住院手续——这时老妈才意识到，老爹属于“个体户”，医保需要自行缴纳，可老爹借口没时间，将此事推给她去办理，她却由于看酗酒的丈夫不顺眼，也没把缴纳医保当回事儿。
经过一夜抢救，老爹脱离了风险，可后续每天近1万元的治疗费用掏空了家底，除了把存款全部扔进去外，加上变卖客车和客运线路的钱，才勉强没有借外债。至于那套已经签了合同的房子，听说售楼部扣了老爹预付的定金后，第二天就涨价卖了出去。
3
老爹出院后一改往日飞扬跋扈的性格，老老实实找了家企业上班，也戒了酒，在家里对老妈谦逊十足，也不再说离婚的事了，主动承担家务，两句话不离自己酗酒把儿子的婚房给酗没了的事儿。
“你现在知道错了？”家里“家徒四壁”，可老妈总有种得胜的快感，敲着桌子骂道，“老张！你当初但凡听我一句，咱家也不至于沦落成现在这样！”
厨房里默默洗碗的老爹低声嘟囔：“你要是当初给我缴了医保，也不至于花那么多钱嘛……”
此话一出，气得老妈猛拍桌子，老爹便闭了嘴——其实老妈认真核算过，就算她当年给老爹缴纳了医保，医保外部分也是笔大钱，我那“独栋小别墅”照样留不住。
老爹依旧不担心自己的宝贝儿子没房，毕竟在上世纪80年代初，爷爷单位落实政策，补发了不少工资，还在市中心的“团结小区”分了两套50多平米的小房，我作为家族三代单传的独子独孙，老爹坚定地认为，肯定会获得其中一套。
不过老爹和爷爷的关系不太融洽，60年代初，爷爷在婚后不到半年便跟着部队来到小城屯垦戍边，后来爷爷受到冲击，整整6年没能回乡探亲，期间还有3年不知所踪。可能由于自幼父爱缺失，我眼中稳重严肃的老爹在爷爷面前常像个青春期的男孩儿，父子俩常爆发争吵，以至于后来老爹住院，爷爷都没来探望过。
出院后没多久，老爹就跑到爷爷家献殷勤。这么过了几年，性格大变的老爹终于融化了与父亲之间的坚冰，关系也愈发融洽，爷爷甚至说过：这里比不上老家，等孙子考上大学，就把小城的房子卖掉，再贴上自己的存款，带着全家迁回老家定居，给孙子在老家买套房——毕竟支边家庭，很难融入这里，终归是要落叶归根。
时光一转眼来到2015年初秋，爷爷出门遛弯时摔跤，股骨头和左臂骨折，老爹和我赶到医院，无微不至地照顾。可不知为何，爷爷手术的刀口迟迟无法愈合，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竟在医院住了小半年。2016年春节前，爷爷执意要出院，除夕前几天，爷爷便因突发心梗去世。
说实话，对于爷爷的突然离去，全家人都没任何心理预期。出殡当天，老爹哭了，不是嚎啕，只是坐在灵堂里默默地流泪——我觉得，老爹这是真的伤心，他当初照顾爷爷并不是为了“讨好”，而是很单纯地对自己这段有瑕疵的父子关系感到遗憾和愧疚的补偿。
丧事过后，爷爷的单位来家里收集工作资料，众目睽睽之下，奶奶从书架上一本外文书中找到了遗书——是爷爷出院后不久写的，可能那时候爷爷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能看出来，遗书是爷爷躺在床上写的，用了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期间换了两次笔，字迹歪歪扭扭，并不工整。
爷爷在遗书里简短地回忆了一生，他觉得年轻时扎根边疆，为了祖国建设无怨无悔，但也哀惜自己始终没能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山清水秀的故乡；他还认为，自己对妻子和3个孩子付出太少，导致了3个孩子的悲剧——我的大姑新婚不久，丈夫便因肺癌去世了，留下遗腹女，从那以后，大姑的精神就不太正常，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前几年稳定了才回去上班；小姑性格尖锐乖张，离过两次婚，最终嫁给了一个条件不太好的男人，带着女儿苦哈哈地熬日子；至于我家，父亲因酗酒导致脑溢血，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最终落个近乎破产的情况。遗书最后，爷爷对奶奶和孩子们道了歉，说将自己名下的其中一套房子过继给小姑，而现在居住的这套房，则由奶奶支配。
众人看完遗书，大姑先不干了，当即扯着嗓子对小姑喊，让她把那套房分给自己一半。小姑则说，其实早在爷爷刚出院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委托书去房产局做了过户变更手续，她已经是那套筒子房的所有人了。
此话一出，家里顿时鸡飞狗跳，我和老爹赶忙上去拉架，年过七旬的奶奶坐在沙发上抹泪，爷爷单位工作人员见情况不对，转身便逃。后来，只有老爹读完了遗书的最后部分：爷爷把存款留给3个子女，其中属于老爹的那份，足够给我支付婚房的首付了。
不过银行表示，这些存款有遗产纠纷，如果所有继承权人无法达成协议，就去法院起诉，在最终结果出来前，拒绝支取任何款项。虽然最后大姑和小姑没闹到法院，但这笔存款就一直冻着，也因为小姑提前过户了房子，导致姐俩老死不相往来。
“我当兵后直到转业参加工作，就没怎么回过家，就算回去了，也常和你爷爷发生矛盾。你小姑虽然性格不太好，但她岁数最小，始终陪在你爷爷身边，你爷爷把房子过户给她也在情理之中。”每当老爹回忆此事，都会反复说这些话，“你爷爷上过大学，有文化，脑子里没重男轻女的思想，老爷子反而觉得，我作为儿子，你作为孙子，应该自强自立自主奋斗，女孩儿应当得到最多的照顾。因为我是男孩儿，从小甭管吃的用的，都比两个妹妹少。到了现在，我好歹有个住处，你大姑丧偶，房子自动继承给她，只有小姑，没有自己的房，你爷爷觉得她在婆家抬不起头，才把房子过户给她。”
我悲慨道：“爷爷临终前最挂念的事，就是离开这里，他始终不喜欢这里，气候太干了，也太荒凉，甚至觉得没什么人情味儿。他梦想着回老家居住，哪怕是去世后，也想着安葬回老家，但爷爷也知道没这个可能了，他估计想不到自己去世后两个女儿会争夺房子闹成仇人。”
仔细想想，爷爷住院时，我曾悉心地照顾过，也算是尽到做孙子的责任了，没留下什么遗憾——虽然爷爷并没有给我留下遗产，但作为孙子，又有什么脸面去埋怨上一代人的这些事儿呢？
“所以，儿啊，我去世后，如果有机会，把我的骨灰埋回老家的祖坟里。40年了，我从没喜欢过这个地方。”老爹像是开玩笑，又像是郑重其事，“如果祖坟还在的话，就把我埋进去。不过小20年没回去过了，鬼知道祖坟还在不在。”
4
爷爷去世后，老爹再没说过买房的事。他觉得这几年房价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呈指数级增长，以他那“微薄”的退休金外加我刚入职不久的工资，想要凑个首付都难。但在法律层面，我和老爹名义上还在市中心最繁华地段有1/3套房和近30万存款，说是“家徒四壁”，却又好像有些名不副实。
现实的问题就摆在这，无法解决。
老爹退休后，开始关心起自己年仅24岁宝贝儿子的个人问题，常托战友和同事介绍女儿来相亲。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由于家庭条件确实一般，连套房都没有，外加我长得也只能算“初具人形”，老爹的那些战友和同事并不情愿，只是碍于情面，才把女儿派过来跟我吃个饭看个电影。我单位里的年长同事也常给我介绍对象，但每次聊起房子的事儿，对面的姑娘就“知难而退”了。
只过了几次，我就摸清了相亲的套路，可能是自尊心作祟，后来再相亲便开始故意捣乱，干脆将女方约在单位门口不远的书店咖啡馆，不修边幅，说话言简意赅，明确表示：现在我家比较穷，但架不住祖上阔过，银行里还放着爷爷生前的死期存款和市中心涨到1万多1平米的半拉房，算下来能有个几十万，您如果愿意等，咱俩未来可期，如果不愿意等，我用信用卡分期。
一般情况下，来相亲的姑娘听到这儿，就露出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说自己有事先走了，然后在背地里暗骂介绍人是傻X。我就这么浑浑噩噩混了几年，根本不考虑结婚生子这档子事儿。可同事李哥锲而不舍，每年都坚持要给我介绍几个对象，屡次未遂，屡败屡战。2019年末，他又给我介绍了个姑娘，在统计局工作，姓郝，比我大1岁，据说刚分手不久，我可以趁虚而入。
例行公事似的，我挑了个周末，吃过午饭，与相亲对象约在了书店咖啡厅，对方突然发微信说临时有事，让我等她。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便借了本约翰斯卡尔齐的科幻小说坐在咖啡厅里读，正看得入迷，突然有人在耳边轻问：“您是‘张大炮’先生吗？”
“张大炮”曾是我的网名，女孩儿的轻语把我从科幻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抬头便看到相亲对象，她1米73的个头，化着淡妆，面容恬静，穿了件驼色的风衣，显得知性成熟；而我肥胖油腻，胡子拉碴还不修边幅，与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看了下表，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她很不好意思，说道：“没想到您还在等我，发微信您也没回，我以为您生气了，赶过来发现您还在，实在是对不起。”
“啊……没事没事。”我拿起手机，果然有几条微信未读消息，解释道，“不好意思，刚才看小说太入迷，没顾上回复。”
“您不生气就好。”相亲对象笑起来很治愈，向我伸出纤细修长的手掌，“您称呼我为郝小姐就可以。”
我起身把书还了，陪着郝小姐在店里逛。她明显有心事，不像前面那几位没聊几句就开始试探家庭和房子的事。我也懒得活跃气氛，便买了几本刘慈欣和东野圭吾的小说准备离开。这时，郝小姐突然让我把书借她。细下一问，她分手一年多，受伤挺深，迟迟走不出来，正在寻找转移注意力的精神食粮。我受宠若惊，连着给她推荐了几本深爱的科幻小说，又带着她去弹弓俱乐部玩儿了整个下午。
大概人人都有反骨，接连打碎几十只啤酒瓶后，郝小姐的精神状态明显变好，话也多了起来，一直待到傍晚才结束相亲。各自回家后，我们依旧在微信上闲谈，聊得很高兴投机。从交谈中得知，她是周边县城人，独生女，母亲是国企会计，父亲在药企工作，爷爷刚从小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休，全家收入颇高，放在整个西部地区都算是富裕人家。
我对郝小姐颇有好感，但出于自身硬件缺失，始终没敢明言自己没房这事。经过思想斗争，我开始安慰自己：人家肯定看不上我，后续接触也没必要装了，把自己最真实的形象展现出来就好，还能落个“买卖不成仁义在”。
大概过了半月，郝小姐主动约吃饭，我带她到好友开的音乐烧烤店里，点了满桌大串儿，斜叼着烟，开了瓶白酒开始胡吹，又趁着酒劲儿跑到舞台上嚎了首调跑到二里地外的俄语歌曲《Комбат》，完全将郝小姐当哥们儿处，以至于好友专门对我小声提示：“你带来那姑娘人不错，注意点形象，别搞黄了！”
就我这形象和家境，不用搞也黄了。回到餐桌前，郝小姐很开心，也是借着酒劲儿，对我说道：“张大炮先生，我对你挺有好感的，你这人真实不做作，比那些虚头巴脑的男人好多了，要不咱们相处试试？”
这是第一次有女孩儿能对我说出这种话，我酒被吓醒了大半，慌忙解释道：“我家庭一般，还没房子，其实现在不具备结婚的条件……”
话没说完，就被郝小姐打断：“我只是说先相处，你就开始琢磨结婚的事儿了？”说完，她从手机上找出照片给我看：“我有房子，就在地铁站边儿上，是间小公寓，刚装修完，正在开窗通风散甲醛。张大炮，我相信你未来可期，买个房对你来说是小事儿。”
我捏着手里的酒杯，脸红到胸脯上，一时竟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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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年近而立的爱情就是极简主义，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刻骨铭心，我和郝小姐很简单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发展迅速。未来的岳父岳母对我竟很满意，随之而来的便是压力——郝小姐长得漂亮，还家境殷实，父母不但给她在城市里买了间公寓做嫁妆，还有辆15万的标致轿车，而我穷得叮当响，作为支边三代，本市土著，甚至在这座小城里连间房都没有。
由于此前的经历，我对购房的事儿怀有深深恐惧，觉得以自己的能力绝无可能完成如此“壮举”——然后，三线小城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虽然房价经过飙升，但本市普通小区二手房的房价并不算太离谱，每平米8000元左右，凑个首付应该并不困难。
得益于我的好人缘，不少战友和同事得知我要购房，纷纷主动表示可以借款。2020年3月初，我趁着新冠疫情导致房价略降，几乎没怎么挑，便在西城区选了套位置、地段和配置都不错的房子。房主是个医生，表示可以留下全套家具和家电，于是我拿出工作这几年的全部存款，又向同事朋友借了7万付了首付，贷款30年，每月还3500。
当月末，房产局过完户，我拿着新房钥匙坐在车里，恍惚间感觉这就像梦：购房对我来说并不算“洪水猛兽”，集齐首付款的过程并不困难，而后每月的房贷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压力，用公积金就能付掉大半……可能是老爹的原因，导致我把购房这件事看成了人生中最大的障碍。
不过这时我才想起来，买房这事儿竟然还没来得及告诉女友和父母。老爹接到电话，开始坚定地认为“你这小厮是闲得无聊来消遣洒家”，直到我举着房产证来到新房，给老爹视频过后，他才相信。随后老爹坚定地表示，每月房贷他包圆儿了，也算是变相为儿子买了婚房，我却想明白了很多事儿，跟老爹说：“爸，其实给儿子买房这事儿并不是义务，父母没必要捆绑在孩子身上，就像爷爷把那套房子给了小姑一样，留给咱们是情分，不留是本分，现在我还贷没什么压力，您也不用多想。”
听完这些话，老爹不禁老泪纵横，说自己熬了一辈子没买成功的房，咋他娘的在儿子手里就像玩儿似的……不过儿子是真长大了，不论物质还是精神，都要远比他富足，“这样吧，我把房贷替你还一半，然后把房子租出去，每月租金可以抵扣另一半，儿子你就无债一身轻结婚吧！”
不过我没同意老爹的意见，既然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么一定要住进去。就在过户后拿到钥匙第四天，我叫着同事帮着把为数不多的行李搬了过去，有几个同事还特地将家里闲置的书架、冰箱和洗衣机送了过来。此后的几天，我把旧家具扔掉，将新家以自己的思路收拾布置妥当，又在新厨房给自己做了个硬菜，独饮掉一瓶白酒，躺在主卧的大床里，心里说不出的美，此前没有房子带来的自卑和辛酸一扫而光。
当年9月，我与郝小姐去民政局扯了结婚证，婚期定在1年后的国庆节。作为已婚人士，双方父母执意让我们住在一起，好能尽快要个宝宝。不过我的房子离妻子的单位太远，思来想去，我做了“软饭男”，又搬了一次家，住进了妻子小公寓中。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但问题很快便来了——当然，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由于借了同事7万元外债，自尊心作祟，我总想着尽快还上，免得在单位“低人一等”，便开始有计划地存钱，又开了本网文做连载，用稿费投资了好友的二手车行，与此同时还在备战司法考试，每天甚是辛苦。可妻子那边又表示，结婚需要8万元彩礼，虽然她家表示并不着急要，甚至可以免掉，但这无疑刺激了我脆弱的玻璃心，久而久之，我的脾气开始暴躁。
其实原房主也不怎么地道，房子看着干净整洁，但实际上，客厅、卫生间的暖气漏水，厨房电线短路，淋浴器甚至有安全隐患，房子租出去后，租客不停地反映问题，为了省钱，我亲自挤出时间开车半个多小时跑到新房进行修理——近半年的时间，我变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水暖电工，可心态也崩了，只要妻子提起关于房子或是彩礼的事，就会爆发一场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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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细腻的妻子看出我的自卑心态，为了不让我在同事和好友面前跌份儿，正巧赶上租客退房，便私下拉着老爹和老妈去新房布置，好让我把妻子娶回到属于自己的房子里。
所有女孩儿都想着有个完美婚礼，她将婚房布置得极其细腻。可彼时我的心态已经完全炸了，得知此事后，耐着性子跑过去陪着妻子布置婚房，终于在结婚前3天，萌生了退婚的想法——当着老爹老妈的面，我与妻子爆发了领证后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幸亏有同事和家人的耐心开导，我还是结婚了。婚礼当天，奶奶和两位姑姑都没出现，由于没有亲戚，结婚仪式中需要有男方亲属出席的场合都由年长的同事和父亲的战友“假扮”。已经在警队中担任高级领导的师父，特地向分局审批，担任了我结婚的总代东。婚礼结束，父亲破例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眼里好像是有泪，搂着我的肩膀说：“咱们这种外来支边家庭，总是自带优越感，不喜欢这座城市的一切，想逃又逃不掉，只能在这儿扎根，开枝散叶，不知不觉早就融入到这座城市里了。儿子，你长大了，虽然在这没有什么亲戚，却有不少愿意真心帮你的同事和朋友，这算是另一种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方式，在这点上，你做的比我好，但你要放下偏见，真真正正地把心融到这座城市里才行啊！”
老爹这番话其实更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不过对我来说，也如醍醐灌顶，让我终于做好了当丈夫的心理准备。我的房子在婚后不久又租了出去，外加老爹的帮助，我至今也没有体会到房奴的感觉，也正式在这座塞北小城里扎下了根。
今年夏天，趁着新冠疫情刚在小城销声匿迹，我带着怀孕的妻子从小公寓搬到了公务员小区，又用了好久来布置这间堪称简陋的房子——如果以我婚前的性格，肯定是不愿意劳神费力地为了保胎而搬家，更别说布置房子了，甚至满脑子都是怎么才能带着老爹逃离这里，回到老家生活。
转眼到了今年10月，新冠疫情突然又肆虐在这座塞北小城。我被封在家里，感慨妻子眼光独到：我购买的那所房子小区已经成为“高风险”，而公寓更甚，由于人员繁杂，几乎隔几天就会出现阳性病例，物业也瘫痪了，全靠社区撑着，整间高层公寓里青黄不接，生活垃圾无法处理，已经成了垃圾场——如果还住在那里，是对妻子和胎儿的致命威胁。
而现在所居住的小区，物业精干，又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默默奉献，至今都是“无疫小区”。在网格员的帮助下，妻子的孕检进行得很顺利，2022年11月10日，妻子顺利在医院诞下一女。因为疫情，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就被医院“赶”了出来，再次回到简陋的家中。
我已经变成了父亲，升级为母亲的妻子依旧保持着开朗乐观的性格，丝毫没有产后虚弱的状态，躺在床上在微信群里给家长们开视频晒娃。父母们也被封在了家里，老爹隔着屏幕看着孙女，开始担心起来：“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那么简陋，我们又过不去，你能伺候好这娘俩吗？”
妻子却丝毫不担心，笑容快要溢出屏幕了，半开玩笑似的说道：“您家当年支边过来，条件可比这艰苦多了，不也挺了过来了嘛！现在张大炮是个合格的好丈夫，这儿虽然条件简陋，但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在一起，猪窝也是我们的家。”
我觉得，妻子的话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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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跟我爸说，我想学着写几篇文章，我爸嘲笑我：“你写文章？我还不知道你，初中都没毕业，连一封信都写不好，还想写文章！”
他说这话的梗在1999年。那时我在新疆当“包身工”，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写得歪歪扭扭，满篇错别字。信是寄到村里小学的，我表哥是小学的老师，见是我寄回来的信，就在学校办公室拆开当众读了起来，让我成了一个笑柄。
后来，我还真写了几篇，并发表出来了。我告诉了我爸，我爸不相信，很惊讶，说：“连你这样的文盲都能发表文章啦！？那真是中国文坛无人！等有时间了我也写几篇，我随便写写就比你强！”
我妈嘲笑他：“你是啥样的货色我还不知道，连句话都说不顺溜，颠三倒四的货，还想写文章？”
我爸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小量我，我好歹也是高中毕业呀。”
听我爸这样说，我就笑着鼓励他写，还给他拿了两册信笺和两支圆珠笔。从这以后，每次回老家，我都问我爸，你的文章写了没有？他每次都说，“太忙了，没顾上写”。一晃到了2020年秋天，我大姐请我爸去市里帮忙看孩子，我就打电话给他，让他趁这一段时间有空，写几篇文章，他答应了。
2020年冬天的一天上午，我听到楼下有人按电动车喇叭，听着像我爸的电动车，忙跑到阳台上一看，果然是他。我问他来有啥事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给他的信笺，说文章已经写好了。
我和我爸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聊天，吃小蜜桔。我爸先跟我数落我妈的不是，说我妈跟他不是一条心，爱藏私房钱——我妈说家里没钱了，而我爸去挪动大缸的时候，突然发现缸底下压着1万零900块钱；又跟我数落我二姐的不是，说二姐都40岁了，啥都不干，一分钱不挣，还要靠他养活，他忙了一天回到家，二姐连饭都不给他做。
我劝慰他几句，他又高兴起来，说：“小安，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真让我哭笑不得。”
我爸说，前几天，他骑电动车去街上赶集，刚走几里路，看见路边上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伸手拦住他，说：“叔，你能带我去街上吗？我不白坐你的车，我给你钱。”我爸说：“顺路的事，要啥钱呐。”就停住让她上车了。
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我爸问她：“听口音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呀？”女人说她是广西人，是被我们这里的一个男人骗来的，她和那个男人一起在广州打工，谈起了恋爱。那个男人说他家里条件不错，住的是楼房，结果来了一看，住的是破瓦房，她就想走，那男人不让她走，她这是偷着跑出来的，准备去街上坐车。
一路上，女人把那个男人说得一无是处，狗屁不如。我爸就说：“听你说，这个男人住得离我不远，他叫啥名字呀？你说出来，让我看看谁恁不是东西！”
女人说：“他叫张XX（跟我爷爷同名）。”
我爸惊得两手一抖，差点没把电动车骑到路边的沟里。
女人惊讶地问：“叔，你怎么啦？”
我爸又尴尬又好笑，也不吭声了。到了街上，女人拿10块钱给我爸，我爸摆摆手，没要，让她快走。
讲完了，我和我爸都嘿嘿笑起来。我拿出我爸带给我的信笺，笑着说，我看看你写的咋样。我爸立刻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我先走，我先走”。说完，逃也似地溜走了。
我爸一共写了两篇，每篇千字左右。其中的一篇短文抄录如下：
童年
1955年11月10日，我出生在淮河岸边一个小山村，记事时已是1959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里。记得家里喂了一头牛，牛栏边栽着一个桐树杆子，里面铺些稻草和一床被子，这就是大人的床了。三间破草房，二间小偏房，一盘石磨，用来吃面用。一头驴一次只能磨20斤麦子的面。这一年也不是不产粮食，只是粮上交了，公粮每人（大人）一天只能吃7大两，生产队里支了一口大铁锅，集体做饭来吃。
你想想人饿急了，有头有脸的人夜里偷着做点吃，这7大两粮食就名存实亡了，剩不了多少。每次生产队做饭，一家去一人打饭。只见那大铁锅里的稀饭翻着大水花，水花带着熟米粒翻动着，打饭人拿着大木把木瓢，就是一瓢。在锅里看着有些米粒，装到饭桶后，米粒沉底了，显出半桶水了。
每次打饭都是大姐提着木桶去打饭，母亲煮着一锅菜，孩子们面黄肌瘦，双手托着小脸眼巴巴地等着，大姐有次打饭回来了，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打饭的人给队里干部打饭时，那木瓢对着水花舀一瓢，把比较多米粒给舀走了，社员们的饭米粒就更少了。
饭打回后，谁也不准吃，母亲把稀饭和煮的野菜倒在一块拌匀了，才可吃饭。有时只能一天吃两顿饭。可是中午没吃，晚上又特别的饿，还是把中午省下的饭给吃了。所以大人说：一顿不烧锅，两顿一般多。
那一年，门前一口塘，有半塘水，四边长着很多灰灰菜，我提着母亲用高梁秆编的小四方筐掐着灰灰菜，挖木箕棵。灰灰菜好吃，木箕棵四圈儿嫩叶嚼得动，中间不能吃，吃不动。那一年，有个顺口溜：路宪文管的宽，管得家家不冒烟。社员饿死一大片，他说社员吃干饭。榆树皮、榆树叶子、草根、米糠、麦麸、槐花吃尽吃光。人吃糠大便不下，用树钎子弄。槐花吃得人眼皮肿。有人偷吃牛肉被撑死，有的人饿得提不起裤子。
这一年祸不单行，父亲病逝了。父亲的模样记不起来了。父亲得了牙痈，没吃没穿，没钱医治，没有力气，请不起人帮忙。父亲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家里一个小脚母亲，一走三摆。二个女儿，一个儿子。没吃没穿，破衣烂裤子。无法把尸体运回家。可怜的父亲临死时没有看亲人一眼，去不了。父亲临走时没有一件新衣穿，没有一座土坟在。父亲死不闭目，心想着儿子、女儿、老婆。母亲泪如雨下，放声大哭：老天爷你怎么不睁眼看看我这一家人以后可怎么活呀！
母亲中年时才有了我，起名“冬成”，希望我能长大成人。头上的头发留了一个圈，叫铁圈，圈着我，怕我长不成人，只能等到12岁时才能除去。袄是大襟的，就是当时女式的，为是保暖，一个儿心疼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小时候没有玩具，我就自己做了一个铁环推着玩，玩着玩着，玩走了我的童年。
我爸的小作文（作者供图）
2
读完了我爸的文章，我忽然想写写我爸这个人。
在写我爸之前，我在网上搜了几十篇写父亲的文章，通读了一遍。我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写父亲的正面——父亲是高大的、伟岸的，和蔼的、可亲的、正直的、善良的……等等，在这些作者的眼中，他们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缺点。
我希望我能写出一个真实而又立体的父亲——要说他是一个极好的父亲，一想起来就感动得痛哭流涕，那倒不至于；要说他是一个很坏的父亲，吃喝嫖赌，弃养子女，那也没有，他就是农村一个平平常常的父亲，这样的父亲构成了农村父亲的绝大多数。
首先，我要说，我爸是一个既聪明又愚蠢的人。
先说说我爸聪明的一面吧。
我爸高中毕业，当时在我们这个生产队是学历最高的人。刚分田到户时，别人家只会老老实实种水稻、小麦，赚不到什么钱，也就混个温饱。而我爸则尝试着种经济作物——西瓜。那年代会种西瓜的人极少，西瓜的价格还可以，农民没钱买西瓜，家里只有粮食，我爸就采用更灵活的销售方式——让他们拿粮食来换西瓜，一斤麦子换三斤西瓜。
因为我爸的脑子活络，日子也就比别人家过得红火些，这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眼红。生产队的吴队长一手拿着账本，一手拿着镰刀，来到我们家的西瓜地边，说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爸很生气，一把把他推到了田沟里，说：“你给我讲讲啥叫资本主义，你要能讲得清，我的西瓜让你随便砍。”
别的村民听见吵嚷声，也围过来观看。于是，我爸和吴队长就“什么是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吴队长是个小学都没毕业的文盲，自然辩不过我爸，最后只能红着脸悻悻而去。
当年我们村有一片飞地，飞地上长着587棵针叶松，吴队长想把这些松树卖掉，5毛钱一棵，293.5元起拍。大家都觉得不算贵，但没一个人敢要。其实大家的顾虑是非常现实的，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是集体的，集体可以随意地无条件地剥夺个人的任何财产，花钱买这一片树林，万一过两年再被集体无偿收走了怎么办？个人的财产权能有保障吗？
我三爹觉得很便宜，说：“就是一个树头（树冠，那年头没柴烧，而松树的枝杈是非常好的燃料）也值5毛钱。”
大家就说：“那你赶紧买呀！”
他却又推说自己没钱，买不起。没办法，吴队长又降了几块钱，285块钱。
我爸要了。就这285块钱，还要分3年还清。买下松树林，我爸就置办了一套木工用的工具，自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木匠。农闲的时候，他就在家做椅子，做好了，刷上漆，我妈再用毛笔在椅面上涂两朵小花，再上一层清漆就完工了。逢集的时候，我爸就挑着6把椅子去街上卖。我爸有眼光，买下这片松林，不但能通过卖椅子挣钱，还让我们家不缺柴烧。
我爸还会织网、会捕鱼、会针灸、会挖草药、会种烟叶、会烤烟叶、会写毛笔字、会写状子、会杀猪、会接生孩子，我们姐弟四个有三个都是他接生的。我可以说，在方圆百里之内，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会这么多东西的农民，这样的人，你能说他不聪明吗？
2016年的端午节，我和大姐一家回老屋看望父母。我爸身上穿的西装是我给他的。大姐的孩子是我父母带大的，所以跟我爸很亲近。我爸开着拖拉机整稻田的时候，一条大蜈蚣被水泡了出来，爬上拖拉机，又爬到我爸的身上。我爸及时发现，把它捉住，装到塑料瓶里。他右手拿着秤钩，准备在塑料瓶上扎几个透气孔，以防止把蜈蚣闷死。一条蜈蚣可以卖2块钱，我爸很开心。（作者供图）
但同时，我爸也有很愚蠢的一面。能说明我爸愚蠢的事太多了，我就随便举两个吧。
1996年，我爸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口井。他自己用铁锹挖的，挖到2米多深，泥巴无法甩上来的时候，我就用井绳拴着小桶缒到井底，帮他把泥巴拉上来。我们父子合力，挖了10多天，总共挖了约有10多米深，然后把砖头缒下去，圈好井壁。可费了很大的力气打好的井，水却不旺，每天只能拔上来两担水。
第二年夏天，我爸说他想到一个好主意，他让我去公共水井里挑水回来，倒在自家井里，这样井里的水位就高了。看他的意思，如果一个月不在井里打水，那井里的水就会越积越多，最终能变成自流井——你们有见过如此的蠢人吗？真是将军无用，累死小兵。如果按他的要求做，我就是累死，也是在做无用功，可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做，又怕他晚上回来责怪，说我懒惰。
怎么办呢？
天又开始下雨了，越下越大，平房的排水口开始哗哗地往下流水。我灵机一动，找来十几米废水管，一头接在排水口，一头插在井口，几个小时之后，井里的水就漫了出来。我把废水管收起来，把井口的石板重新盖好。
到了晚上我爸回来的时候，雨也停了。我爸问：“我早上走的时候让你去挑水倒在咱家井里，你挑了多少担水呀？”
我说：“不少挑，少说有几十担吧。”
我爸有些不相信，掀开石板一看，好家伙，水井居然满了。他惊讶地说：“你咋挑恁多水呀？”
我没接他的腔。第二天早上掀开井口的石板再看，井里的水位又恢复了老样子，绝大部分的雨水都被井壁给吸收了，我爸此后没再说过往井里存水这样的傻话。
也是在1996年，我们家承包了一片荒地，有10多亩。我爸和我妈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在这片荒地上种柿子树。他们从一家远房亲戚处买了400棵大拇指粗的树苗，每棵2块钱。他们畅想未来：“等收获了柿子，就做柿饼子卖。每棵树的柿饼子卖10块钱，每年也能卖几千块呢。”
我们全家一起出动，去山上栽柿子树。刚栽的小树苗，一个孩子都能拔出来，这片荒地离我们家约有1公里，如何防止树苗被周围的村民偷走，成了一个难题。我妈想了一个办法：在树苗的腰部刷一圈红漆，这样，看见谁家门口栽着刷红漆的柿子树苗，就可以认定是偷了我们家的。
红油漆买回来，也刷过了。这时路过一个村民，说：“你们在这荒地里栽柿子树，还不被人家偷完了？”
我爸说：“不怕，我的柿子树刷红漆了。”
这个村民说：“遇到讲理的好说，遇到不讲理的，人家说他的柿子树也刷红漆了，这咋说得清呢？”
对呀，这样看来，刷红漆也不管用。
后来，我也忘了是谁想出来一个简单又好用的绝招：把一枚图钉摁在柿子树苗根部的隐蔽处。如果我们和村民因为一棵树苗发生了争执，那我们就问对方的树苗可做了记号，对方肯定说不出，这时我们就拔起树苗，找到图钉，就可以让偷树苗的人无法再抵赖。几年之后，等图钉锈烂了，柿子树也长大了，根深蒂固，不容易被偷了。
我妈就去街上买来几盒图钉，我们全家一齐动手，在400棵柿子树苗的根部都摁上了一枚图钉。
第二天，附近有一小群村民过来散步，其中一个村民说：“你们在这荒地上栽柿子树，不怕被人家偷走了？”
我爸笑着说：“不怕，我有绝招。”
这个村民问：“啥绝招？”
我爸拿起一棵柿子树，我妈想阻止他，可为时已晚——他指着柿子树的根部对那群人说：“你们看看，我在每棵树苗的根上都摁了个图钉，谁敢偷我的树苗，我拔起来一看，有图钉的就是我的。”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因为父亲这句话而功亏一篑。等那群人走了，我妈气愤地骂我爸：“你妈吔，我恨不能一棍子打死你这个蠢货！”
我爸这个人是没有心眼儿的，单纯到近乎傻。我妈说：有你爸在，咱们这个家就没有隐私。你们要是有啥事儿，可千万别跟你爸说，你爸知道了，也就等于咱们全村人都知道了。
3
我爸是一个既勤劳又懒惰的人。
不得不说，我爸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他小时候因为挨饿，导致他对粮食有一种执念，不管有没有钱，家里必须得有粮食。所以，我爸总喜欢承包土地，村里谁外出打工了，就把他们家的田地包给我爸耕种。
那时候没有机器，插秧、收割、捆扎、挑担、打场……全是人工。最重的活儿就是挑担。我妈领着我们姐弟三人捆扎稻子，我爸一个人往打谷场挑。
那是怎样沉重的活计呀——用粗笨的钎担扎进稻捆，用两手提着，再扎进另一个稻捆，两捆稻子差不多有150斤，用两手托着钎担，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往上提，曲腿弯腰，用右肩接住钎担，再直起身，这样一担水稻就到了肩膀上。空手走在稻田里没事，一担水稻上了肩，双脚立刻陷进了齐腕深的湿泥里，每拔一次脚都很吃力，更何况肩上还压着150斤的担子。好不容易挨到田埂上，沾了湿泥的脚，又一步一滑。
刚挑第一天的时候，肩膀会很疼，会红肿；等到第二天再挑，肩膀就会又疼又木；第三天再挑，肩膀就只剩下木了。一个星期之后，肩膀不疼也不木了，上面会长出一块又厚又硬的肉垫子。水牛的脖子上面架牛轭的地方，也有一块又厚又硬的肉垫子，那是经常拉犁耕田磨出来的。在农村，经常劳作的男人的肩膀跟水牛的脖子一样，粗糙厚实。
我爸不但在我们村承包土地，还去外村承包。外村的田地离我们家的打谷场很远，接近2公里。我爸也是顺着田间小路，把稻捆一担一担挑回来。有时候天都黑透了还没挑完，放在田里又怕被别人偷走了，他就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强撑着往回挑——不挑没办法呀，家里还有年幼的儿女都等着他养活呢，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每年都要挑几百担，我爸是怎样苦苦支撑下来的呀！每当回忆起他为了这个家辛勤劳作的场景，借用朱自清的话：我的眼泪又来了。
农闲的时候，我爸还会做椅子挑到街上去卖，或者给周围的村民杀猪挣些手工费；再或者扛着自己织的大网，去给附近的村民打鱼。我们周围的村民都说我爸勤劳能干，像老黄牛一样，似乎就没有闲的时候。凡是认识他的人，哪一个不说他勤劳呢？
但就是这么勤劳的父亲也有懒惰的一面。我爸知道我要写他，但他肯定不会想到我会写到他懒惰的一面，他也绝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
小时候，我们村吃水都是去村里的公共水井挑水，每天早上和傍晚，井边都会有好几个人挑水，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口井离我们家100多米，井口离水面很深，有10多米的样子。打水的时候，要用井绳拴着水桶，放入井中，摆动井绳，让水桶扣在水面上，灌满水，再拔上来，然后用钩担挑着两桶水回家，倒入水缸。
我们家人多，用水也多，每天都要挑三四担水——洗菜洗衣都在门口的池塘里解决，否则用水还要多，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儿。我小时候，我们家吃的水从来都是我妈去挑的，农忙的时候就不说了，农闲的时候，父亲啥也不干的时候，他也不去挑水。
有一天，姥爷来了，我妈忍不住向他倾诉，说我爸不挑水。我姥爷就批评他，我爸无力地辩解：“井太深了，我懒得往上拔。”
多年后，我妈向我们讲起这事还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看看，这是个男人说的话啵？井太深了，你一个男人都懒得往上拔，你让我一个女人去拔！”
能体现我爸懒惰的还有很多小事。比如，他高中毕业，又当过老师，但他从来没有辅导过孩子的学习，农闲时也不曾有过，我写作业的时候，他总是早早就上床睡了；我妈跟他分床睡之后，他几乎从不铺床，也不清洗被单，床上又脏又乱，用我妈那夸张的说法：掀起他的被单一抖，能抖下来一担土。
西瓜收获期间，我爸打电话让我回老家吃西瓜。我爸和我妈在说什么事我已经忘了，当时看他们挺开心的，就抓拍了这张照片。我爸的短袖是我买了又相不中给他的，这件短袖和他的年龄不相宜，可他不嫌弃，仍旧穿着。为的是把买衣服的钱省下来给孩子们花。（作者供图）
4
我爸是一个既善良又残忍的人。
我爸每天除了忙于生活，还给乡亲们帮了不少忙。在我们村，和我爸年龄相仿的人中，他是学历最高的，乡亲们谁打官司了，就会来找他帮忙写状子，他也从不拒绝。写状子没有任何报酬，他之所以愿意帮他们写状子，只是因为同情那些受到欺负的人。
我爸在农闲之余，又买了几本医书，自己在家钻研，居然学会了扎银针、挖草药。我所在的小村子叫张塆，在一百多年前，提起这地名没人知道，但是提起“药铺张塆”，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这家药铺就是我的祖上开的，如果祖上的药铺没倒，我爸倒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小时候，经常有一些中老年人找上门来让我爸给他们医治。我们家有一张很老的胡床，老人们裸着上身，趴在床上，我爸则在他们身上扎下很多银针，有时候还会挖些草药给他们吃。我亲眼看见我爸治好过很多人。他给乡亲们治病，不收一分钱，延长治疗时间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他都是尽心医治每一位患者。被治好了的人也会感谢我爸，有的买几包点心，有的提一小篮鸡蛋，有的买些水果之类的。还有的会买价值昂贵的烟酒，我爸居然还给人家送回去了。
我妈不想让我爸给别人看病，原因是家里孩子多，怕别人会带来什么传染病，也怕把别人治坏了。本来治病不收一分钱，再把别人治坏了还得赔钱，家里也就刚解决温饱，哪有钱赔给人家？我妈责怪我爸的时候，他也不吭声，等下次再有人上门，他还是照样给别人看病，病人走了我妈又责怪他，如此循环往复。
我爸也曾拒绝过别人，但那个老太太一下子跪在我爸的面前，说：“我求求你呀，你要是能治好我的病，我一辈子感谢你的恩德。”我爸没有办法，只能把她拉起来，接着治。
我爸虽然没挣到一分钱，倒收获了一个好名声，大家都说我爸是个好人。这几十年来，我爸免费医治的少说也有几百人，你们能说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
但就是这么善良温和的人，也有残忍的一面。
有的人对待小动物很善良，他们能拿出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块钱去救治受伤的小猫小狗，极尽怜爱与细心，但他们可能在对待自己的父母时则又是非常苛刻而残忍的——而我爸的残忍是对动物而不是对人。我看过很多作家写杀猪，但完全写对的几乎没有。要是有时间我也来写一篇杀猪，不过这一段就只写我爸是如何残忍的。
杀猪的老千刀有一尺多长，如果算上刀把，简直有二尺长。我爸杀猪的时候，左手拿着铁钩，右手提着老千刀，趁猪不注意，把铁钩塞到猪的嘴里，往上一翻，钩住猪的上腭，猪疼得发出惨叫，浑身的毛都奓起来了。我爸就这样拉着猪朝前走，走到案板边，别人帮忙把猪摁倒在案板上，我爸用左手扳着猪的下巴，右手握着老千刀，对着猪脖子捅了进去，斜着往里一直捅到心脏，直到感觉刀尖已经扎破心脏，才把刀抽出来。猪血带着沫子喷出老远，我爸手上也往下滴着猪血。说实话，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有些残忍的。
如果只是杀猪，或许也谈不上多残忍，因为我对猪毕竟没有多少情感，可我爸还杀过狗。我小时候很喜欢狗，狗也很亲近我，我是决不能接受我爸杀自家的狗的。我爸倒从没当着我的面杀过自家的狗，但他总是说：“狗长胖了，过年杀了自己吃——这个小狗娃别送人了，养大了自己杀来吃——我以前杀过一个狗，长得很瘦，那时候也没东西喂它，它就舔猪槽，剖开肚子，只有几片菜叶和一些糠渣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吼他：别说了！可他的心粗得很，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明知道我不喜欢听这些，可他还是会再次说起。前些年，我家的黑狗咬电线被电死了，他居然把死狗装到编织袋里，让弟弟带给我，让我剥了吃——我怎么可能会吃自家养的狗呢？还是自己剥皮！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只能把狗带到郊外去埋了。
另外，我还想再说几句，无关残忍，事关尴尬。我觉得很多农村的父亲都是这样，他们经常会在子女面前说起牲畜配种的事。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看他，他就絮絮叨叨地说：“牛跑山了，那家的牛种好，长得大，以后降（出生）的牛娃子也大；母猪也要赶窝儿了，现在他们都是人工授精，也不知道中不中？……” （信阳人管牛配种叫“跑山”，管猪配种叫“赶窝儿”。）
每次听父亲说起这些，我都既烦躁又尴尬，我真想吼他一声：别说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就没别的话题可说了吗？谁关心你“牛跑山”“猪赶窝儿”这些破事儿！
5
我爸是一个既寡言又啰嗦的人。
我爸虽然是高中毕业，也当过几年的小学老师，但是在我和两个姐姐读书期间，居然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一个字。我的学习成绩是好是坏，考了多少分，他从不过问。
有一天，我问他：“你也当过老师，你是咋忍住不教我们一个字的？你是怕我们把你的知识学走了？”
他没吭声，但有些惭愧的样子。我侄儿写作业时，我妈就让他去辅导，说：“小安就说你没教过他一个字，现在轮到孙子了，你还不去教教他？”
他赶紧去了。但几十年过去，他的那点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连小学的题都不会做了，对着孙子的作业本研究了半天，也只能讪讪地走开了。
小时候没有电，晚上都是用煤油灯照明。我爸在煤油灯前缝补他的破袜子，我拿着小学课本问他，爸，这个字念啥呀？他很粗暴地吼道：一边去，再挡了我的亮，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了，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成年后，回想起往事，心里对他还是有些不满。同时也觉得这句话粗暴而滑稽，我就经常模仿我爸，板着脸，呲着牙，尽量用难听到刺耳的声音吼道：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每次说完，又绷不住，噗嗤笑了。
有一天，我居然又听到他对他孙子吼道：我搂头给你一家什！
我妈就责怪他：“还那样说，还那样说，因为这句话，小安燎刺你好几年，你还不知道拐！”（燎刺：信阳常用方言，意思是，揪住某人的小错误，不时用言语敲打，就像把人放在火边烤，用针刺，让犯错人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从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听我爸说这句令人厌恶的话。
在教育子女方面，父亲是沉默寡言的，别想从他这里听到任何有用的教导。但在说那些没用的闲话时，他却能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用我妈的话说：说正经的没他，嚼无味的有他。
每当我爸啰嗦不休时，我就会笑着说他：“大爹，你别说了，我求求你让我说两句吧！”我妈和我弟也学会了，听他啰嗦不休时，偶尔也会拿这句话来燎刺他。我爸也并不生气，嘿嘿笑笑就不吭声了。
这个梗是在2000年的清明节——我太爷爷有两个儿子，在本村堂兄弟中排行老四和老五。老五是我爷爷，四爷爷死后，四奶奶把二儿送给了别人，自己带着大儿和三儿改嫁他乡。虽然都已经改了姓，但到清明节时他们还会回来祭拜太爷爷和四爷爷。老二的儿子，我管他叫堂哥，在武汉打工，他长得异常强壮，胳膊上纹着龙，像个黑社会。
祭拜完先祖，大家一起去我小叔家吃饭。饭桌上，大家就天南海北地喷开了（信阳人管大声地闲聊、吹牛皮叫“喷”）。堂哥在武汉混了十来年，经多见广，急着想喷喷，奈何长辈在喷，轮不到他喷。他刚张嘴开喷——我说……就被我爸高声打断了。他只好停下来，等我爸喷完了，他又插嘴道，这件事儿……我爸又高声喷了起来。如此几次，他憋得脖子脸通红。我在旁边看着，就偷偷地笑。
后来堂哥实在忍不住了，就笑着说：“大爹，你别说了，我求求你让我说两句吧！”
全桌人都笑了起来，我爸这才把发言权让给了他。我回家把这件事讲给我妈听了，我妈责怪我爸：“你看看丢人啵，少喷两句能憋死你！”
我想，在农村，有很多父亲都是像我爸这样吧——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他们连自己都没活明白，又拿什么来教育子女呢？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主要的差距还不是户口、房子这些外在的表面的东西，而是见识、学识这些内在的教养的缺失。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大多数的农村父母根本教不了孩子任何有用的东西。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乡与乡之间的道路都封闭了，集市也封了。我爸担心我买不到吃的，就给我送来了些，有我妈蒸的布袋条（长条型的馒头，特别松软可口），自家种的萝卜、莲藕、白菜之类的。我们在位于淮河的一座桥上会面，桥中间被防疫人员用铁皮封死了，别人传递东西时，把铁皮扒开一个洞。我爸把装东西的塑料袋从洞口递出来，我接过塑料袋，突然又想到，应该拍照留念，就把意思给我爸说了，又把塑料袋递给他。他明白意思之后，笑了，也非常乐意提着让我拍照，因为这是纪录他对我关心的重要时刻。（作者供图）
6
我爸又是一个既粗心又细心的人。
小学五年，我一级没留，顺利考入初中。开学那天，别的父母都骑着自行车送孩子上学，而我却没人管。
别的孩子大多数都在小学留过一两级，都比我长得高大，我那时候长得又瘦又小，骑自行车屁股都够不到车座，只能骑在中间的杠上，伸着脚尖才能够到脚蹬子。我来回在家和学校之间骑了三趟，一趟带竹帘（竹帘是把手指粗的竹杆截成两米长，用绳子把几十根竹杆绑在一起，使用时把竹帘展开，架在条凳或桌子上，就成了床），一趟带被子，一趟带了五十斤大米。
最后一趟，走到半路，自行车倒了，我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把驮着大米的笨重的二八大杠扶起来——把米袋卸掉，先扶起自行车，米袋就无法抱上车座；把自行车放倒，把米袋掫上车座，我又扶不起自行车。我累得满头大汗却无可奈何，直到求助一位过路的大叔才搞定。
上述这些小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却要拼尽全力。我爸完全可以一趟给我送过去，可是他没有。
1998年，我初中辍学之后无处可去，就在家放了半年水牛。到了腊月，我爸在家门口杀猪，谁家想杀猪了，就把猪赶过来。我也每天早早起床去100多米外的公共水井里挑水，回来倒在烫猪的大锅里。锅里倒满了，还要再挑两担水冲洗猪肉，每天都要挑十几担，非常辛苦。给他帮了那么多忙，他连几块钱的零花钱都没舍得给我，所有的钱都拿去给我二姐读书了，而二姐现在倒是经常骂他、追砍他。
有一天早上，我挑完了水，正吃早饭，突然在门缝里看见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赶着他家的猪来了。我读书期间，就数学成绩最好，数学老师很喜欢我，还鼓励我好好读书。现在辍学在家给我爸帮忙杀猪，眼看有成为杀猪匠的可能，我感觉没脸再见数学老师了。于是我就跟我爸讲了，请求他待会儿千万别叫我出去帮忙。要叫，也一定等数学老师走了再叫我。
可他完全没把我说的话当回事，不一会儿，就开始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我。我刚开始不答理他，盼望着他能想起我刚才嘱咐他的话，可他没有，反而更大声地嚷嚷：“你是聋了咋地？”我只好红着脸，硬着头皮走了出去，极其尴尬地跟数学老师打了声招呼。在那一刻，我真的很生我爸的气——你但凡能有一丁点儿顾及儿子的脸面，也不应该这样做。
我对我爸最温暖的记忆发生在我几岁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家门口有一口大池塘，每到冬天我和小伙伴都可以在池塘的冰面上滑冰。小时候的雪也下得大，哪一年不来一两场封门的大雪呢？早上起来，可以看见厚厚的雪从房檐上弯下来。
冬天的早上，都是我爸先起来煮稀饭。煮好稀饭，再喊我们姐弟三人起床。那时候我们村连电都没通，房间里冷得像冰窖，在桌子上放一碗水，不到一小时就结冰了。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内裤秋裤什么的，只能是光着屁股直接穿到棉裤里。棉裤很大，前面带着肚兜，一下子把这么大的棉裤裹在身上，冰得人很难受。
我爸心疼我们，就给我们烤棉裤。先烤大姐的，再烤二姐的，最后烤我的。我爸把棉裤翻过来，把棉裤的里面放在灶火上烤热，然后赶紧团在一起，抱在怀里，一边跑一边依次叫我们的名字。等我爸叫到我的名字，我就赶紧掀开被子站起来，把两条光腿依次伸进我爸烤热的棉裤里。本来冰凉刺骨的棉裤，烤过之后变得温暖而舒适。我爸的手也烤得滚烫——由于长年劳作，他的两手满是老茧，当他的手碰到我的屁股时，我能感到又烫又扎人。
整个冬天，只要我爸有空，他都会给我们烤棉裤。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在我记事之前一定也在烤），直到我开始读小学，烤了好几年。每想起这些温暖的小事儿，我的眼泪又来了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