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很少有人比离婚律师刘胜飞更擅长处理这些难题。在长达15年的从业经历中，他处理婚姻案件超过1000起，见识了太多男女因为缺少必要的婚姻法常识，最终人财两空。就连他的妻子也经历了被前男友追讨200万彩礼的离谱诉讼。翻开《离婚律师都知道》，跟随刘律师走进一个个婚姻纠纷现场。
离婚官司现场，父亲都没看女儿一眼
小芊，出生在一线城市城郊拆迁村的农村富裕家庭，从小和外公一起住，在繁华的城中心上学，认识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中上阶层的孩子。富二代阿辉，是小芊的高中同级同学，高二就去了新西兰留学。他们在高中时就相互有好感，但直到小芊高考结束、考上了国内的大学，相隔8000多公里的两人才开始谈起跨国恋。阿辉每个月花数十个小时在国际航班上，飞回来和小芊约会。这样频繁飞越半个地球的空中飞人生活，在他们的热恋期持续了好几个月。
阿辉多次劝说小芊转学到国外。小芊被他的锲而不舍打动，在大学二年级时通过留学中介成功办理留学手续，到新西兰和阿辉过起同居生活。
两人住在阿辉家人之前买的别墅里。他们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上学，但不在同一个学校。阿辉每天开车接送小芊上学。小芊每天给阿辉做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两人过着幸福的二人世界。
他们养了一只猫。小芊很喜欢猫，阿辉也爱屋及乌，一起用心照料。但正是这只小宠物，给他们带来了一次次冲突，也给他们的关系埋下了定时炸弹。
阿辉的父母是不允许家里养猫的，他们迷信地认为阿辉属鼠，两者相冲。阿辉父母从国内飞来团聚，阿辉和小芊说了个谎，骗他们猫是楼上租客养的。阿辉父母半信半疑。阿辉对自己的不诚实有些心慌意乱，在父母猫鼠相克的叮嘱与小芊的嗜猫如命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父母回国后，两人恢复了之前的亲密无间。但一次因琐事吵架，阿辉迁怒于猫，把它扔出家门，这让小芊很伤心。那时的小芊并没有多想，但多年后，她认为也许那次已经说明了阿辉并不会真心爱自己所爱，尤其是掺杂了阿辉家人的影响时。
阿辉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他们大学毕业决定回国发展时，阿辉以实际行动向小芊表达了歉意：花了1.5万元人民币给猫买了一张托运的机票。
我们曾问小芊，假设两人当时留在新西兰发展，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小芊没有正面回答：阿辉似乎不太适应新西兰的气候环境，老是生病。在新西兰即便有社保，看病依然太难、太贵了，远没有国内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性价比高。而在国内，阿辉家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一切都好办。留学签证到期后，如果想留下来工作，就要找到愿意聘请自己的雇主。如果欠缺语言能力和融入当地社会的其他能力，这些工作机会就只能花钱从华人开设的公司那里买，成本高，还都是地位不高的职位，甚至是假职位。这样坚持三年以上，才能换“绿卡”（外籍人口永久居住许可证）。对于一直在国内养尊处优的阿辉来说，这非常困难。人生没有假设，阿辉回国，回到自己的舒适区，似乎是他的必然选择。
托运回国的猫安顿在小芊家，交给小芊的父母照顾。小芊很自然地住进了阿辉家。但小芊与阿辉的大家庭却相处得不太愉快。
阿辉家有很多位工作多年的住家保姆，地位很高，影响着阿辉父母对小芊的看法。保姆们对阿辉的未婚妻颇有微词。阿辉家的狗随地大小便，小芊每次都会第一时间要求阿辉亲自清理，而阿辉总是不太情愿。保姆们暗地里抱怨小芊不懂伺候阿辉。阿辉妈妈知道后十分不满，无法接受自己的宝贝儿子要干这种事情。类似的小矛盾慢慢累积，造成小芊与阿辉家人的紧张关系。相爱容易相处难，20岁出头的小芊独自闯入男方的大家庭，每天都要面对身边所有人的巨大压力。
回国后第二年，小芊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小芊在出国前曾经做过子宫囊肿切除手术，当时医生叮嘱她：一是要25岁之前生孩子，之后风险会很大；二是杜绝意外怀孕，否则人工流产后的不孕风险比常人会高数倍。小芊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肚子里突如其来的小家伙是为了拯救她和阿辉的爱情，来暗示自己要克服眼前考验的。她决定勇敢地迎接小生命的到来，并希望慢慢帮助阿辉成熟和独立起来，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
小芊把怀孕的消息告诉阿辉，但他没有丝毫的惊喜，对她在肚子大起来之前拍婚纱照的请求也一推再推。小芊放下自尊，软硬兼施，一次次主动提议阿辉尽快领证摆酒，希望自己能有个正式的妻子身份。
确诊怀孕后的第三个月，阿辉终于同意去民政局领证。小芊开始张罗婚礼的事情：敲定大喜日子，预订婚宴酒店，定制婚礼服饰，最后与男方家商定出38.8万元的彩礼。小芊一家很开心，他们所在地的彩礼一般是几万块，阿辉家愿意给高出市面价数倍的彩礼，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是男方家宠小芊。小芊每天充实地忙碌着，希望赶在肚皮明显隆起前办妥一切，然后安心为人妻、生孩子。一切看起来，是那么顺利。
但故事突然峰回路转：阿辉主动向小芊坦白，自己喜欢上同单位的女同事。这是电视剧都不敢演的桥段：月头领结婚证，月末新郎对新娘说自己另有所爱。新娘小芊完全蒙了。回国这一年多，她一直迎合阿辉家人对她贤妻良母的高期望，忍受保姆们私下的各种攻击和议论，她甚至包容阿辉是“啃老族”“妈宝男”。但这一次，在感情的背叛面前，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搬回娘家住。
时隔两年，我们和小芊探讨他们亲密关系破裂的原因。双方家庭背景的悬殊，导致了男方的傲慢。女方虽阶层较低，但出身于城郊的富裕农村家庭，无须通过嫁入豪门改变命运；单凭征地拆迁补偿和村集体分红收入等，就可以让小芊一家一辈子衣食无忧。满足了温饱的生活需求后，比起完整的小家庭，尊严和平等才是小芊最看重的。
阿辉向小芊道歉，并请求她回家。他澄清说自己还没有与女同事发生实质性关系。小芊勉强同意回去。婆婆郑重其事地要求小芊不能再离家出走，因为在他们看来，小芊的出走是不可理喻的。从婆婆的表述中，小芊知道阿辉向他母亲隐瞒了实情。她很委屈，强忍着没有说出真相。但当她再次发现阿辉和那个女同事还有联系时，小芊决心彻底了断，挺着大肚子一去不回头。这时，距离婚礼日期还有三个月。
重回娘家后，小芊面对双重压力：一边是被蒙在鼓里的阿辉父母三番四次地向小芊父母施压，要求小芊回家、婚礼照常举行；另一边是阿辉一而再地跟小芊说他不会和小芊在一起，之前的道歉和哄她的话都是家人逼着说的。怀孕5个月的小芊心如刀割。
阿辉不理睬小芊，婚礼也不了了之。小芊试图用繁忙的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乐观的她还是被夜深人静的孤独打败，靠着医生朋友和闺密的电话做伴，才撑过了生产前最艰难的时光。
小芊说，她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自己一个人做孕产检，一个人办住院手续，一个人上产床，一个人在月子中心休养，一个人办出院手续和孩子出生证。
我打断小芊的陈述，问她：“不可能吧？阿辉不知道你具体的分娩时间和地点吗？”小芊很激动：“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住院时要提交孩子生父的身份证件。医院刚好暴发疫情要封院，催促我们这些住院的孕产患者转院，也是要家属来才能办理的。但阿辉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两次都是托人送他的证件复印件来办理的。”
孩子出生一个多月，阿辉都没有来看过。后来，我们根据阿辉递交的起诉状签名日期倒推，才知道他那段时间忙着起诉孩子母亲的离婚官司。
阿辉第一次听到女儿的哭声，是孩子满四个月时，与女儿母亲打离婚官司的开庭那天。他们在法院的接待大厅背对着坐，仿佛彼此都不存在。
女方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小芊通过我母校法学院的一位法学教授引荐，加了我的微信，发来她的案情简介：“我和我先生2016年开始同居，2019年因为怀孕在8月份领证。10月他承认喜欢了别人，不想举行婚礼。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2020年2月宝宝出生了，3月他向我提出离婚。之前他有跟我说每个月只愿意给1千元作为抚养费。他现在的工资月收入是两千七百元。婚后我们没有共同财产，最近他也把他婚前的车子和房子都转走了（车和房都是婚前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的）。我想向你简单咨询一下我的权益。”
这段文字让我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极普通的离婚案件，我简单回复：“我的咨询是要付费的，付费标准我发给你。你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既然是庄教授介绍来的，我就简单地免费回答你。你先生工资这么低，如果调解阶段他不让步的话，让法院硬判，抚养费是1000元左右，因为法律规定抚养费是他固定收入的20%～30%，而且还要看孩子的实际需要，按照当地一般生活水平来确定。如果你想要更多抚养费的话，主要方法是跟他协商签协议，没必要找律师。”
她问如果有需要的话可否约我进一步咨询。我回复说可以，但如果像她描述的这么简单的话，其实没有必要付费进一步咨询，因为男方收入太低，她要不了更多。
如果这是普通收入家庭的纠纷，通常律师们在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时，只需要就他们的具体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就可以结束简单咨询。道理很简单，一般收入者通常咨询后觉得麻烦和成本高昂就不愿意打官司了。
律师为了维护与熟悉的转介人的关系，即便不能收费，也会礼貌回答。只是，这类当事人占比太大，经常会占用很多有效的工作时间去处理。所以，对于没有成案希望的意向咨询，律师们通常引导其付费咨询；如果对方没有付费意识，律师们则会想方设法在不得罪任何人（尤其是转介者）的前提下尽快体面结束对话，努力争取把宝贵的时间用于服务真正的客户。
微信那头的小芊可能有点急了：“可是他婚前一套房子就是1000万元全款一次性付清的，车子200万元，也是一次性付清的。”我将信将疑，不解她丈夫为什么工资这么低。
原来，回国后，父母就安排了他们俩进政府单位工作，因为是编外人员，所以工资低，但对外可以很体面地说“在体制内工作”。阿辉家里资产过亿，但体制内收入全拿去给车加油都不一定够。
现在只有一个法律条文能给嫁入豪门的小芊提供暂时的保护：男方在女性哺乳期不得提离婚。所以，姑且先当她丈夫确实是富二代，我仍然维持之前的建议，回复她：你的主要着力点还是放在跟他签协议上吧，看怎么样能够让他签，这些婚前财产很难搞，你所在城市的抚养费，以我的经验认知，每月6000元就到顶了。小芊表示自己要先捋一捋思路，再约我面谈。
20天后，我收到小芊的信息：“我被男方起诉离婚了，说孩子不是他的。法官要求我三天后去法院做一个笔录，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可以陪我去一趟呢？可以先委托您帮我处理一下这次笔录的事宜吗？”这个案件发展得有点戏剧化了，我开始怀疑小芊是不是在隐瞒什么。我还没见过小芊，无从得知她的个人情况，比如性格、人品如何，是否付得起律师费。但即便是说话不靠谱的客户，她是我老师介绍来的，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
那几天我刚好很忙，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和她电话沟通案情、答辩状、证据清单等准备工作。我先让她交了最低的律师出庭费用。
法官通知做笔录的当天，我们约提前1个小时在法院附近碰头。我第一次见到小芊，得体的穿搭和妆容，隔着口罩也能分辨出她眼睛的明亮，举手投足和言语间落落大方。
我再三问她是不是完全确定孩子是阿辉的，小芊斩钉截铁地给出肯定的答案，问到最后一遍时她甚至有点生气。
从孩子出生后阿辉的反应来看，他从未怀疑过孩子不是亲生的。在给孩子办出生证的事情上，阿辉非常在乎孩子的名字，找了很多民间大师，结合生辰八字，在微信上和小芊多次讨论女儿的姓名。一个怀疑女儿非亲生的父亲，在起诉前一个月还会这么上心地给她起名字吗？
阿辉及其代理律师，是要钻这一条法律条文的空子：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二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原婚姻法第三十四条）
根据这一条，原则上阿辉在孩子满一周岁之前是不得提出离婚的，但他显然想通过主张孩子不是亲生的，来让法院相信“确有必要受理离婚请求”。
阿辉如此着急地想离婚，为此不惜捏造事实、恶意中伤妻子和亲生女儿，这是为什么呢？小芊说，她打听到阿辉与他喜欢的女同事最近来往甚密，存在阿辉被逼婚或这个女同事已怀孕的可能。
我和小芊沟通好策略和细节，特意叫小芊妈妈抱着孩子一起进法院。我们一行四人在大厅找座位坐下，等候书记员的传唤。
随后在法院大厅发生的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门口进来一个小伙子，大厅的空座位少，他径直坐在了我们前面的一排，背对着我们四人。小芊示意，这就是阿辉。因为防疫规定下大家都戴着口罩，我还不确定阿辉知不知道老婆和亲生女儿就坐在自己后面。孩子突然“哇哇”哭闹，距离孩子半米不到的阿辉充耳不闻。路人都闻声看过来，只有他纹丝不动，这太不正常了。我瞬间明白了：假装什么都听不见的阿辉非常清楚，身后哭的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出生百天以来从未看过一眼的女儿。
事后，我和小芊分析，他选择无视自己的女儿是因为法官和书记员随时可能会经过，他不想给任何人看见他对孩子有天然的父爱。我经常拿这一幕和后来的客户说：诉讼离婚就是争利益，是非常无情的战争，对彼此感情的伤害，甚至会让你怀疑一切。
书记员把我们叫进了一个法庭房间，小芊妈妈和孩子不能进去。原被告双方及律师都到庭了。书记员之前电话通知小芊只是来做笔录的，但看这架势，原被告本人和双方律师都到场，又是在一个正式的法庭房间，跟开庭也没什么区别了。
法官习惯性地宣布开庭。对方律师指责小芊挟胎逼婚，贪图男方钱财、狮子大开口，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要求亲子鉴定。
前面的指控我都不回应，因为没有意义，法官不会审理。我只针对后两项，力争一招击倒对方：“我方认为男方为了离婚诉讼能进入第一次诉讼程序，无端猜测婚生女非亲生，是拙劣的诉讼滥权，男方无法提供初步证明存在非亲生可能的证据。如果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诉讼的，我方同意亲子鉴定，但前提条件是，鉴于法院在哺乳期审理本案，会对哺乳期母女的身心、名誉构成严重伤害，如果最终的鉴定结果为亲生，男方需赔偿我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如果鉴定结果为非亲生，我方愿意赔偿对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如果男方同意以上条件，我方同意继续诉讼和同意亲子鉴定。”
我发言完毕，对方不敢接话，法官始料未及，连忙责备我刚才100万元的对赌邀约是不是影视剧看多了、入戏太深。法官声明，孩子是否亲生的、是否需要鉴定，以及诉讼是否会继续的问题，法庭会根据法律和举证规则来审理，不是通过对赌来认定的。法官问原告阿辉有什么证据证明孩子不是亲生的，阿辉和他的律师支支吾吾。法官看出他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我早就预料到法官会责备我。但严格来说，这并不算律师发言不当或违规，因为这番发言是经过我和当事人事先商讨后决定的，是当事人授权和要求我这么做的。虽然这样的对赌邀请没有法律依据，但无论对方当事人还是法官，都不能对这样的剑走偏锋追究法律责任。看似荒谬的对赌邀约非常精准地传达了我们的意图：孩子绝对是亲生的、我们不怕亲子鉴定。从法官当庭表态要驳回原告起诉及随后收到的驳回裁定书，就知道我们的发言效果完全达到了。
庭审很快就结束了，对我方来说，算是非常顺利了。虽然没有当庭宣判，但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
两次诉讼期间分居满一年，应当准予离婚
对方着急离婚，是利益最大化的谈判好时机。法院判决的抚养费通常是当事人固定收入的20%～30%
回家路上，我接到了书记员的电话，询问我方能否接受调解，我要求阿辉先给出调解方案，同时表示我会和小芊商量调解方案，明天早上给书记员答复。
调解是离婚诉讼中的必经程序，但前提是遵循自愿原则，双方都有意愿接受调解。我向小芊分析了目前的形势：男方这次明知赢不了还起诉，看似很荒谬，但他要实现的两个目的却很赤裸裸，一是试探我方的态度，二是为第二次起诉判离争取时间。
因为2021年要生效的民法典有新规定，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只要提出两次诉讼且中间间隔一年的分居时间，就再也没有离不了的婚。阿辉现在就是急于在小芊哺乳期完成第一次诉讼，所以这一次诉讼不管最后怎么判，在他看来，他的如意算盘都能实现。
小芊现在面临二选一的难题：要么不同意离婚；要么利用对方着急的心态，开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离婚方案。
小芊最后选择了不同意离婚。她的主要考虑是：作为原配，不能让小三轻易得逞；刚刚生育完三四个月，自己不急着找下家，既然阿辉不给母女俩好交代，为什么要为他的新生活着想？
我不反对小芊的选择，但也提醒她，现在男方比较着急离婚，这个时候提条件和要求容易得到满足，如果错过好时机，明年这个时候对方第二次起诉，我们手上就没有好的谈判筹码了。现在他可能愿意给数百万元，但到明年他不愿意给的话，我方只能按照法律去争取，能拿到的利益就只剩下抚养费了，总额可能连一百万元都不到，而且抚养费只能在之后的18年里按月分笔收取。
大部分情况下，代理律师希望自己的当事人见好就收。虽然能理解当事人的心态，但我们的本职工作是尽可能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化的现实利益，不去赌赢面小的可能性。当然，我同样希望自己的当事人可以不拘泥于眼前利益，在这方面，小芊后来的种种选择超出了我的预料，她一年后的决定更是让我佩服她的勇气和尊严。
小芊十分纠结，她不知道阿辉会答应给她多少现实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才25岁带着一个3个月大的女婴，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小芊说：“我的调解方案是，阿辉按抚养费每月2.5万元的标准一次性付清女儿18年的抚养费540万元，再给女儿在市中心买一套学位房，380万元左右的，加起来是920万元。他要么大方满足我的要求，要么一分钱都不要给。我也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开的价很高，我知道他一定不会答应。我不会同意他降低标准。他现在开的车是200万的，他对自己有多好，就应该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好。即便他不给抚养费，我家也能给女儿体面的生活。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不再劝说小芊妥协，也深刻反省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劝客户见好就收：我惧怕外界以最后的结果来论自己作为律师的成败；如果小芊的坚持让她最后颗粒无收，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庄教授交代。但我坚信，倘若最后真的一无所获，她也不会倒打我一耙。
第二天，我给书记员报了920万元的调解方案，书记员叹了口气就把电话挂了。
庭审结束后第五天，我们收到了法院寄来的驳回阿辉起诉的裁定书。这是一个如我们所愿却又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结果。在下裁定书的最后关头，书记员说双方的调解期望差距不止一两百万，法官说如果我方愿意接受三百万元以内的调解方案，可以尝试帮我方做对方的工作。我把法官的原话转达给小芊，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第一次诉讼就这样结束了。之后小芊和我保持联系，多次讨论我方如何化被动为主动，猜测阿辉会不会幡然醒悟、给母女俩惊喜。我们都不希望，在越来越逼近哺乳期届满的日子里，我们的谈判筹码会迅速流失。
阿辉为了打探小芊的真实想法，想约她闺密吃饭。小芊急不可耐地和闺密一起找我商量对阿辉的口径。小芊会不会真的如阿辉一家所指责的那样“都是为了钱”？我更愿意相信，小芊一直在等阿辉的良心发现——不是对小芊本人，而是对他们的女儿。但小芊的执着等待，让她等来了绝望。
在女儿满周岁的那个月，小芊收到了法院寄来的阿辉第二次诉讼离婚的起诉状。起诉状上签名落款的日期正是女儿的生日，阿辉连一天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
小芊彻底死心了。
改姓不归法院管
第二次被起诉，我依然是她的代理律师。我一再提醒小芊，这次她依然有不同意离婚的权利。他第一次起诉的结果是“驳回起诉”，而不是民法典新规定表述的“不准离婚”。所以，严格来说，一年前的诉讼并不算“第一次诉讼”，这次才是“第一次”。
这意味着阿辉这一次起诉依然没有法院“应当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根据民法典新规定要求的“两次诉讼、其间分居一年”的法定离婚条件，小芊还是有希望再拖阿辉几年的。小芊却不置可否。
这次开庭的是一位男法官。开庭前，法官先调解，问阿辉愿意出多少抚养费。阿辉的律师提请法官注意他们提交的证据，阿辉在政府部门的合同制工作月薪只有5000元，他们接受调解愿意支付的每月抚养费是3000元。
我方出示阿辉名下别墅的房管局查册表、阿辉开的价值200万元的豪车的照片，说明阿辉有经济实力给女儿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我的发言被法官打断。法官说，抚养费只和当事人的固定收入挂钩，而与阿辉原有财产的多少无关，如果我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阿辉的每月收入，那他现在愿意承担的3000元已经高于法定标准。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判决的抚养费是当事人固定收入的20%～30%，不接受调解、由法院判的话，最高也只能到每月1500元。
小芊的发言震惊全场：“如果是3000元的抚养费，我不能接受。我有一个提议，我可以同意离婚，且不要男方一分钱抚养费，但前提是男方必须配合我，把女儿的姓氏改成跟我姓。”
法官接过话，给孩子改姓氏是大事，建议原被告双方都各自找家人商量，现在就打电话确认。
小芊到外面走廊打电话给父母。阿辉在原告席后蹲下，低头打电话。不一会儿，双方都回到各自原被告座位上，分别向法官表示同意此方案。
这时法官说，改姓氏的问题，不属于法院民事庭处理的权限范围，所以无法写入民事调解协议笔录和调解书中，希望双方私下另签协议。
我马上高声表达担忧：“如果连法院都不愿意管这个事情，法官不把男方配合改姓氏的承诺写入调解协议，而让我们私下签协议，一旦原告反悔违约，最后不愿意配合我方到公安局的户政部门改姓，我们现在同意调解离婚，不就是白白上当受骗而又维权无门吗？”
法官推脱：男方答应配合改姓氏的约定无法写入调解书，因为法院调解书是要拿去找法院领导盖章的，肯定不能通过；另外，就算写入调解书也没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男方到时不履行调解，女方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内容，本法官也不能保证法院的执行法官能执行。
我方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原告阿辉值得我们最后的信任吗？18年抚养费，按每月3000元来算，也就是64.8万元的金钱之痛，与配合给女儿改姓氏的得失相比，阿辉会看重哪一个呢？私下签协议后，阿辉会不会反悔呢？
对方律师打破了她之前一直无存在感的状态：“我们愿意在法官面前签承诺配合改姓氏的协议。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小芊问我：“如果私下签了改姓氏协议后，阿辉不配合签名同意改姓氏，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我说：可以起诉阿辉，如果法院不受理，我们直接根据这个协议去告公安机关。但是，法律规定，未成年子女要改姓氏，父母双方一定要同时到场签署同意的书面声明。父母有任何一方不到场的，公安机关有权拒绝办理姓名变更手续。目前，全国范围内查不到对公安机关提起这种行政诉讼的成功先例，我方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
有没有为小芊降低风险的方法呢？
变更姓名的问题，涉及非常复杂的请求权分类和司法管辖界限的法学理论问题。简单来说，如果阿辉出尔反尔，我方要求阿辉配合改姓，这个请求权是以什么权利为基础的呢？如果有协议在前，可能会被认为可以追究阿辉违约的民事责任。但如果直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阿辉配合改姓，在立案那一关就可能被法院拦下，因为变更姓名的权限是在公安户政部门，确实不属于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
我之前还找到一个对我们很不利的类案——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樵民一初字第435号案中，男方张某甲和女方区某曾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了女儿张某乙和儿子张某丙。后来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里白纸黑字约定：婚生女儿张某乙由男方抚养并承担抚养费，婚生儿子张某丙由女方抚养并承担抚养费，儿子的户籍、姓氏跟随女方。但办完离婚登记手续、领取离婚证后，男方反悔，拒不配合女方到公安部门办理儿子张某丙的姓氏变更手续。女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男方协助将儿子改为随女方姓氏”。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女方的诉讼请求。
法官在判决书中这样写：“本院认为，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这是我国婚姻法对子女姓氏自由的规定，子女有自由选择姓氏随父还是随母的权利。本案中，原、被告的婚生儿子张某丙有自由选择姓氏随父还是随母的权利，但由于张某丙尚未成年，该权利应由其父母共同行使。原告主张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儿子姓氏随母，被告应配合变更儿子姓氏，但选择姓氏是一种自由权利，不是义务，被告作为父亲在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享有与原告同等的决定儿子姓氏的权利，虽然被告曾经承诺儿子姓氏随母，但是被告现在已明确表示不愿意儿子变更姓氏，姓氏自由作为一种自由权利，不应受到强制。原、被告作为张某丙的父母在选择张某丙的姓氏的问题上具有同等的权利，应共同协商解决，在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变更儿子姓氏随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在法庭上提议，这个私下协议必须写明阿辉若反悔不配合改姓氏的，就要3日内一次性支付64.8万元抚养费，逾期不支付的，要按每日1000元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既然承诺配合改姓的书面约定法律效力有争议，即便通过，法院也不一定会赋予强制执行力；那我方不如约定成一种“支付抚养费+逾期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变行为之债为金钱之债。但即便如此，如果到时阿辉反悔配合改姓，我方起诉到法院能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低头跟小芊小声地商量：“这样的约定虽然不能确保百分之百的法律强制执行力，但对阿辉来说，因为他始终存在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他会有心理负担，不敢轻易违约。而且，阿辉的律师是做企业法律服务为主的商事律师，未必会知道这个改姓协议有不能强制履行的可能。”
小芊决定按照我的建议赌一把！
阿辉小声地向他的律师抱怨，每天1000元的违约金太高了。但我方坚持必须有这个违约责任条款，如果他配合给女儿改姓的手续，是不会产生任何违约责任的。
谢天谢地，同时签署了离婚调解协议和改姓协议后，我们顺利地预约到了下一周公安局户政中心的业务办理号。当天阿辉也准时出现，配合办理了女儿姓氏变更的手续。小芊拿到了盖有法院印章的离婚调解书，和女儿与她同姓的新户口本。这意味着，小芊和阿辉的婚姻在法律上结束了，她们母女俩最大程度地切断了与阿辉的关系。
从公安局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把车停在路边，给小芊发微信：“我给数百位客户提供过法律服务，但私心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配得上所有的美好。”
为了写这个故事，时隔大半年后，我又见到了小芊。采访结束，她向我请教：阿辉已经和女同事分手了，他现在想约她，还要主动给她钱，她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相视一笑。
我说：“多少钱你都可以放心收。他的所有转账，你都记得回复一句，‘谢谢你对女儿的爱’。如果他想看女儿，你们可以约在公共场合见面，比如商场、公园等，千万不要约在他家或去酒店开房。这样可以保证不向他发出错误信号，也是为了避免两人形成事实上的恋爱关系之误会。否则，已经没有婚姻关系的单身男女之间的大额财物往来容易被认定为‘婚约财产’。结婚不成，男方可以以退还彩礼为由，要求女方全部返还。但如果留有父亲对女儿赠与的佐证证据，就可以完全打消这样的顾虑了。”
临别前，我们好奇地问她有没有新的感情。她腼腆一笑：“有了，他很好。”
我相信，她的美好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本文选自真故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离婚律师都知道》，略有删减）
刘胜飞、李湘/真故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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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胎单身”30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除了母亲，就是二姐了。
90年代，潮汕农村家庭普遍多子，我家五个孩子，我排老三，是家里第一个男孩。二姐比我大一岁，名叫催娣，的确也“催弟”有功，颇得母亲疼爱。母亲常说：“你爸当年花了两万块钱在福田买下个商铺，一楼用来卖衣服，二楼用来居住。你和你二姐都是在福田出世，有福气。”
小时候的二姐活泼开朗，聪明伶俐。我两岁时和她在店铺附近的街道上玩，被人贩子拿着冰淇淋诱惑跟着走，二姐见状，赶紧跑到铺头告诉母亲，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1999年，二姐和我一起上的小学，父母说这样能互相有个照应——一般都是二姐照应我。那时二姐比我个子小，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妹妹，我也“仗势欺人”，常常直呼其名，不喊她姐姐，她也不计较。二姐一直担任班干部，成绩比我好，回到家也时常给我补习功课。我偶尔贪玩看电视，临近睡觉才会赖着二姐抄她的作业。那时我家床边还立着一块斑驳的木板，被我俩用来默写课文，拿粉笔在上面写，一日复一日，擦掉，再写上。
娴老师是我家邻居，也是我和二姐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她最是喜欢二姐，夸二姐学习、绘画都有天赋，将来一定有出息。二姐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很爱在家里模仿某位老师的走路方式、讲课腔调，逗得全家哈哈大笑。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二姐还常常担任领舞。我记得小学最后一个“六一”，二姐站在一群女生的最中间，穿着粉红色的舞衣，扎着高马尾，跳着王心凌的《睫毛弯弯》，甜美动人，仿佛一切美好都会围着她转。
那时的我，乐于成为二姐的小跟班，看着她昂着自信的头颅，心里由衷地开心，觉得很有安全感。
然而，我和二姐这无忧无虑的生活，因父亲生意失败而急转直下。
父亲当年没在福田继续干服装生意，到我和二姐快上中学时，见家乡兴起一些制假、贩假的家庭小作坊，利润可观，父亲便带着我们回了老家，将老房子一楼布置成流水线车间，干起了生产假洗发水的行当。
平日里，父亲负责送货，去区镇的批发部和商场等地方找客户资源。母亲在家里忙活，舅舅也过来帮忙。那时的父亲，开朗外放，偶尔还会在赌场上豪气撒钱，一下午就挥霍七八千。对家人他也慷慨随和，不仅常常买烤鸡翅给我们吃，还让我们爬到他身上“叠罗汉”。
这一切都在小升初那个暑假戛然而止。一天，警察来到家里，父亲不在，询问一番后，便当着我们的面给母亲戴上手铐。母亲关了小半天就回来了，事情最终以罚款5万块和父亲的小厂子彻底关停结束。
母亲可能被吓坏了，自那以后，身体再没好起来，总是病恹恹的。以前只是偶尔流连牌桌的父亲开始嗜赌如命，常常熬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还要问母亲要赌资。母亲不满，两人先是争吵，后来慢慢演变为大打出手。有次，父亲掌掴母亲后，直接用锤子敲掉柜子的锁，拿出仅剩的钱去打牌。
我家的经济条件从优渥逐渐走向拮据。比我大两岁的大姐执意辍学去当缝纫工，帮家里减轻负担。母亲总会去菜市场扫“摊底”，低价买很多食材放进冰箱，每天精打细算地过。晚上，她还会不时带着二姐和小妹去帮大姐赶活，周末，也让我和小弟去厂里帮忙剪线头，剪一条一分钱。
纵然家里发生变故，我和二姐还是如期升上初中。我的成绩慢慢追上二姐，能排在年级前十，老师也开始重视我，倒有了几分意气风发的感觉。或许是女生比男生懂事早，二姐没了往日的欢乐与活跃，变得低调内敛，眼神里含有几分无助和自卑，也不过多地和朋友来往了。
邻居小睿也是我和二姐的同学，经常跑来我家找我给他辅导英语。他身高接近1米8，热情帅气，爱打篮球，见二姐总是不多言语，也会逗一下她。我便开二姐玩笑，“以后让小睿拐走算了”，二姐就追着打我。
说得多了，母亲却欣喜地示意：“要是能嫁小睿也不错，人长得俊，家里比咱有钱。”
二姐听完，尴尬地咧咧嘴，就沉默了。
2
看着母亲和姐妹们的辛苦，我开始当面指责父亲，“不出去工作，只知道赌钱”。父亲的脾气比之前更大了，反手扫打我的后脑勺，还数落我，“不识时务，没口才说话得罪人”。他愈发摆出大男子主义的派头，要母亲和我们对他言听令从，稍不顺意，就大吵大闹。
眼见着家里的样子，我也开始变得焦虑，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鲜少与外人交流。初二那年，学校里打架斗殴事件频发，还在读小学的小弟被人误伤了，被打得侧脸流血。彼时父亲迫于生计远在江西打工，便想让我替弟弟出头，可我害怕，拒绝了。最终，还是母亲气愤地跑去找校长处理。
事后，父亲就骂我“胆小窝囊”，我一句话都不说，自责、自卑、无助等情绪混杂在一起，把我拖向更封闭的境遇。那个冬天，我穿着母亲买的不知大几号的、能穿几年的单薄外套，骑着单车迎着凛冽的寒风，眼睛莫名的干痛。我开始变得古怪，不敢看别人的眼睛，和别人说话，多说几句就想哭。我还问过母亲：“我是不是不正常了？”
母亲听了担忧却坚定地说：“说啥瞎话！你正常，乖，不舒服睡个觉就好了。”
那年期末考试，二姐协助老师批改试卷，提前知道我考了全年级第二，她跑回家欣喜地告诉我好消息时，我却高兴不起来。她满脸疑惑。有老师知道我和二姐是姐弟，便告诉她，说我上课的时候，神情古怪，眼睛都不看人，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讲。其实，我是有在听课，但眼光在老师周围游离，不敢和老师有眼神接触。
二姐回家后，温和耐心地教我：“其实，人的脸上，眼睛和鼻子形成一个倒三角，你不要一直直视别人的眼睛，可以自然地看鼻子稍微往上的位置，这样别人就不会以为你不敢看他了。”
有了这个方法，我状况好了不少。一旦我再游离，或成绩下降，老师都会私下找到二姐，知道她是治好我的良药。我也一直认为，只要二姐在我身边，很多事我都能克服。
初三那年寒假，临近正月，母亲病重，吃东西就吐，体重一下子掉了二十多斤，瘦脱了相，差点没命，我们不得不喊父亲回来。见状，父亲就想让二姐辍学打工，帮助家里。二姐自然不愿意，躲在学校的卫生间哭。最后，还是母亲反对，说“好歹让她读完初中”，父亲才作罢。
或许是有了心理负担，初三下学期的几次模拟考，二姐的分数都没我高。父母更看好我能考上重点高中，又惦念起让二姐读完初中就去深圳，到霞姐店里练做生意——父亲和霞姐是旧识，父亲在深圳福田卖衣服时，霞姐是店员。几年后，听说她筹借二十几万在深圳福田买了房，又用两万块本钱，在华强北找了个档口专卖手机配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听闻父亲这些打算，二姐只能加倍努力，期望能改变父亲的决定。中考成绩出来，二姐比我多出十几分。不过，我俩都没考上重点高中，但都可以去镇上次一等的高中。二姐恳求父亲让她继续上学，说自己放不下学校生活和同学友谊。母亲也在旁边求情，可是父亲坦言，经济实在有压力，供不起我们两个人上高中，“女儿家读了九年义务够多了”，还说二姐性格外向、头脑聪明，适合做生意，说我性格软弱，只适合待在学校。
那时候的我也默默接受这个说法，也觉得自己可能只适合读书，因而也没站出来说我去打工，让二姐读书。或许知道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或许也是知道自己“扶弟”的责任，二姐最后还是妥协了，也没私下给我抱怨什么，就将录取通知书随便塞进抽屉里。
二姐临去深圳前，我邀她去镇上看看。那是我第一次去镇上，觉得那里就像一个大寨子，中间被一条马路剖开，马路两边是商铺，路边凑着一些零散的临时摊位，卖小吃或日用品。而我要去读的那所高中就在镇中心，多少农村的莘莘学子，通过那里改变命运，走出经济落后的乡镇，去往大城市谋生发展。
原本，二姐也可以走这条路，可现在是不行了。
我和二姐漫无目的地在马路边走，嘴馋肚子饿，想吃路边的烤鸡腿，可囊中羞涩，终究什么都没有买。某个时刻，我和二姐相隔四五米的距离，任凭中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二姐似乎看不到我，眼神空洞迷茫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我快步向她走去，她看到我才定了定神。
多年后，我一直难忘当时那个情景，就像《千与千寻》里说的：“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3
高中入学，教室午间广播常放着范冰冰的《飞鸟》，我觉得自己和二姐就像两只孤单的飞鸟，从前惺惺相惜，此后分道扬镳，二姐只能陪我到这了，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想着想着，我就忍不住无声啜泣。
有天放学，我骑着车，被六个社会不良少年拦住了。他们厉声问我是哪个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指着与家相反的方向，猜是他们村的方向。
他们的头儿靠前又问了一遍。我说，嘉华村。对方又问我住嘉华村哪里？我就不再回答了。他们嘲笑我：“傻子，自己家住哪都不知道！”我依然默不做声，他们放我走了，我假装淡定地向前走，不再回头看他们，估摸他们走远了，才踩上二姐留下的单车，疯狂地加速。那一刻，我心里勇敢了许多——或许冥冥之中，二姐哪怕不在我身边，也依然守护着我。
二姐到深圳学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每天一大早，她就要坐几站公交到档口开门，晚点霞姐夫妻自己再开车过去。二姐身材瘦小，力气也不大，但常常得拉着一百多斤的货物，走街、过天桥，偶尔货倒在路边，只能等好心人扶一把，才能继续前行。
霞姐一家也嫌二姐个小、没力气，先是让她“多吃饭”——多吃白饭，少吃肉菜，后来干脆让二姐自己去外面饭店吃。就这样从早忙到晚，霞姐给二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元。起初，父亲都让二姐忍，多学本事。到最后，二姐吃饭不规律、营养少，患了胃病，严重到出现便血，父亲才和霞姐翻了脸，将二姐接了回来。
近一年不见，二姐眼神已经没了往日的光彩，形容瘦削，脸色苍白。看着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要是她能继续读书，也不会受这些苦了吧？
等二姐身体渐好，母亲不顾父亲反对，让二姐报电脑班学平面设计。二姐又开始像读书时一样，熟练欢快地背着五笔口诀顺口溜：“王旁青头兼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学了两个月后，二姐就去了大姐上班的缝纫厂做办公室文员，能拿两千块工资。这里的工作算轻松，但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二姐一直还抱着当学生的心态，很难融进去。干了大半年，二姐经人介绍，又去了陈店找工作——那里是国内最大的内衣生产基地，工资稍微高一点，离家也不算远，坐摩托车，半小时就能到。
父亲自从江西回来后，一直游手好闲，除了赌博就是赌博，继续在家做大爷，和母亲争吵不断。那时靠着母亲和姐妹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我家月收入能有一万左右。不过，这些钱除了要给父亲还赌债，剩下的还要筹备家里的装修——家风有派头，将来女儿才能找到好婆家。
我家过得依然紧紧巴巴。我变得更加内向敏感，在课堂上一度因为心事分神，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嘴唇艰难地想张开，却哑然失声。老师没有为难我，课后苦口婆心地说：“家庭环境或许暂时无法改变，但你现在在人生至关重要的时刻，如果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之后，我重新补习课本知识，常常晚上熬到一两点，或者凌晨三四点起床，一鼓作气从年级一百名之外，直到模拟考总分挤进年级理科前十。但成绩起起伏伏，并不稳定。2012年高考，考场上，我双手冰凉，头脑时常紧张得一片空白，不知道答的是什么。考完试后，脸上像烤熟的番薯般通红，腋下早已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我没考好，分数只比二本A线高出二十多分，想到家里的条件有限，复读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家族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家还恭喜我成为家族里第二个考上本科的男丁。二姐回家来，也说为我感到骄傲。那时的她已长成大女孩，剪着波波头，眼神清澈动人，但总充斥几丝疲倦和忧郁。家里大搞装修的时候，师傅直夸她“雅姿娘”。而别人越这么夸，我越替二姐觉得可惜，我想若二姐继续上学，或许比我考得好吧。
上大学后，我忙于学业，课余时间也都在参加勤工俭学。千里之外的家事，只能偶尔从电话里得知。
二姐在内衣厂干得不错，后经上司介绍，认识了上司的侄子。两人并没交往，上司却连哄带骗将二姐引到她侄子的床上。还好，上司侄子终究没有逾越男女那道底线。初经世事的二姐被吓到了，慌张地向父母交代实情。
母亲听完松了一口气，瞪大眼睛骂二姐：“你还不知死咯！差点被人家吃了都不知道。”后来，二姐拒绝和上司侄子交往，惹恼了上司，她抓着二姐工作的一个失误，狠狠地打了二姐一巴掌。孤身在外，二姐不敢抵抗，只好委屈作罢，辞了那份工作。
那以后，二姐开始变得叛逆，想为自己做打算，她觉得自己“太乖了”，不再愿意透露真实工资给家里上缴，花钱逐渐大手大脚，甚至为此和母亲争吵。
或许是二姐的事儿刺激了母亲，也或许是父亲常年无业让母亲压力巨大。2014年的那个春节，母亲去县医院看病，确诊了精神分裂症，看夜空的红色烟花都像飞溅的血。母亲发病的时候，有时狂躁，有时抑郁，家里人都是噤若寒蝉，局促不安，处处迁就，连父亲都不敢跟母亲说话，哪怕几次被母亲扇了巴掌都没回击。
唯独让我奇怪的是二姐，她竟然连连说母亲“是装的”。我很是费解，问她为什么，她说母亲说话“像小孩一样矫情”，完全没有一点以前那种对母亲的依恋。
后来再想，或许此时，二姐的情绪已经出了问题。
4
学历受限，二姐在家乡的工作始终不稳定，活累工时长，工资又低。
2015年，我念大三，二姐决定重新回深圳打工，找了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那时，为了生计，除了嫁人生娃的大姐，以及照顾八十多岁奶奶为由在老家的父亲，母亲带着小弟小妹都到深圳打零工了——弟弟妹妹上完初中就辍学了。
中秋节，我从广州坐轻轨到深圳和母亲他们见面。我们约在福田文化广场，那里潮汕人多，晚风阵阵，夹着桂花香，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着工作情况，虽透着几分心酸，但也有了久违的温暖，因为我知道，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二姐当天穿着一件绿色短袖，身材纤细，站在霓虹灯旁，微笑着让我帮她拍照。她又给我拍了几张照片，一块发到朋友圈，配文：“中秋夜，姐弟俩又回到了出生的地方。”我看得出来，二姐对家人很依恋，分开时整个人都恋恋不舍，眼里含着泪。
此后几个夜晚，二姐都在电话里向我倾诉，说她在酒店里没有社交，除了一个同龄人，其余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叫她找以前同学的聊聊，她又说自己每天都要接上百个电话，被繁重的工作都整出精神紧张了，哪有时间去找同学。
我那时很忙，面对不成器的父亲和家里经济困窘，除了学习就是到处跑兼职。二姐频繁给我留言，我也就随便敷衍两句，电话来了也不常接，晚上睡觉就静音。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醒来，我见手机里昨晚有十几个未接电话，都是二姐的。我慌忙打过去，二姐却平静地说：“没事了。”
后来我是从母亲和小弟口中，得知那天晚上的经过。
当晚11点过，二姐给客人收拾房间时，看到客人遗留的手机，不小心点亮屏幕，却是那种外国激情视频网站，一下子发疯一样，臆想自己被外国人强奸了。
她先打我手机，我静音未接，她又打给小弟和母亲。小弟信以为真，紧急去药店买了避孕药，然后给二姐吃下。小弟后来又仔细询问，才发现二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人侵犯，只是精神上受了刺激。
白天，她发泄一样买了一条一千多元的K金项链和一双并不合脚的高跟鞋，又在大街上莫名大声地叫喊。母亲几个电话反复催二姐到出租屋休息，下午下班回来，房门却被锁了。母亲拍门，里面也没回应，连忙叫小弟拿来钥匙，打开门一看，二姐正躺在床上熟睡。
等二姐精神好点，小弟陪她向酒店经理辞了职，二姐向经理指着自己脑袋，说：“这里不正常了。”
母亲带二姐回老家，找诊所医生治疗调养。不到两个月，二姐的精神状况还没完全好转，父母就给她安排了门亲事，据说是邻居娴老师介绍的。
两人先在微信上视频聊天，然后见了一次面，一块去饭馆吃牛肉粿条，聊了下双方的状况。二姐回来后，说男方在广州做手机生意，专卖给南美国家的，以后打算在广州买房。父亲听了，羡慕不已，对母亲说，“这女婿过年红包会包得很大”。
一来二去，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我问母亲：“怎么这么快？二姐这情况还没恢复，怎么能成亲？”
母亲就说和父亲商量过了：“听老一辈人说，像你二姐这种病，貌似‘思春’，结婚后就好了。”
对方给了3万块彩礼，母亲用1万块钱买了黄金首饰给了对方，剩下的2万块钱则存在二姐的银行卡。对方说，先办酒席举行婚礼，等过年领结婚证。对此，我也不置可否，只知道，如今的二姐已经全然都要靠父母做主了。
不久后，我就被喊去广州海印桥附近参加二姐的喜宴。到了他们的公寓，二姐夫妇出来接我，只见二姐戴着金耳钩金项链，白色衬衫加一件粉红色马甲背心，双腿纤细，脸颊扑了浅浅的腮红，像朵桃花一样。姐夫穿着纯色衬衫，相貌奇丑，塌鼻梁，皮肤黑黝发黄，两只眼睛突出像金鱼眼，两腮瘦削凹陷。
见我来了，二姐欣喜又露怯，能看得出她的病还没好完全，眼神略显呆滞，我心里一紧。二姐听她婆婆的话引我进卧室，让舅舅（我）坐一下她的床褥——那是老家早生贵子的习俗咒语。亲家母春风满面，让我放心，信誓旦旦说会把二姐当亲女儿疼惜。然后，姐夫牵着二姐，带我去订好的酒楼。
见到二姐夫妇和睦相处的情景，我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期望真能像母亲说的那样，二姐结婚后就好了。
5
很快，我就意识到二姐又踏入了一个坑。
父亲在电话里再三叮嘱我，说我离二姐近，要多去关心看望她，预防她的病复发，万一被退婚影响不好。我便每个周末都会抽空去看望二姐，有时也陪她在手机档口守摊。因为她精神还没完全好转，甚至有点孩子气，竟被不少客户以为是未成年的高中生。
二姐夫家里还雇了三个同乡的弟仔，负责组装手机和测试程序，类似小型加工厂，为了赶批货，常常忙到半夜两三点，黑眼圈很明显。二姐进门后，也要帮忙干活，跟着忙活到半夜。实在困得不行，也要先和表面和蔼、实际强势的亲家母“请假”，才敢去睡觉。
姐夫一心钻入生意，在广州深圳两地跑，又要找货源，又要防止泄密和同行竞争，每天都过得神经紧绷，一睡醒脑子里想的都是档口一个月两万的租金，需要吃药舒缓精神。他也是个妈宝男，对母亲言听计从，对二姐很是冷淡，只把她当工人和生育工具。
这些情况，二姐给我和母亲都抱怨了，说“不想待在这个家，不喜欢这里的氛围”。母亲劝她：“新媳妇进门没那么快融入新家庭，刚开始三年没那么好过，等日后生了孩子，地位巩固，才逐渐有家庭地位。”
或许是病一直没好利索，二姐不再有以前的机灵，说什么话愈发不过脑子，行事也愈发不受控制。明明是母亲给她说的体己话，她自己却直说成“新媳妇进门衰三年”，还一转头就告诉了婆婆，气得婆家以为二姐诅咒他们。
有次我去看二姐，到了晚饭时间，二姐竟然独自先坐到饭桌上开吃，完全不顾公婆和我在场。我傻了眼，叫她停下来帮公婆舀汤、盛饭。次日，去档口接她回婆家的路上，我教她要“主动去做家务”，还数落她“竟然没一点礼路”。二姐听着听着，竟然“哇哇”大哭起来：“没想到自己比你大，反而做错要被你说。”
我只好作罢，转开话题，说买了一箱牛奶放在她家，嘱咐她记得喝。她立马停住，像小孩一样收放自如，脸上有了笑容。
我差点没笑出声，但立马反应过来，止住了笑——二姐的病情应该是加重了，智力退化了很多。而这样的她，估计很难在婆家好好生活下去吧。
果然，喜宴后不到两个月，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亲家母和姐夫在电话里找父亲投诉，说二姐偷懒不做家务，目无尊长不会说话，要求退婚。
次日，亲家母就定了回老家的票，我也跟着回去了。来不及歇息，亲家母就叫来父亲和媒人娴老师过来处理事情。在他们的交谈下，我才知道，娴老师和亲家母是亲姐妹，亲家母从小性格强势凶恶，不光娴老师很怕她，就连她们的父母都不敢招惹她。虽然两姐妹向来不和，但娴老师是个识时务的人，听说姐姐一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想借给外甥介绍对象，缓解多年紧张复杂的姐妹关系。
而我的二姐，却成了牺牲品。
父亲让二姐坐到女婿旁边，亲自问二姐“还爱不爱他？”二姐默认点头。父亲只好转头和亲家母交涉，说她过于严厉，自己女儿刚过门，还没适应这个家，“再让他们试试吧”。亲家母却执意要儿子离婚，“死了也要离”。姐夫听他母亲这么说，立马对二姐说，“我妈如果去死，我也要去死！”
彼时二姐已怀有身孕，离约定领证的时间也只差十几天了。面对着执意退婚的婆婆和丈夫，她表情木讷，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最终，父亲领着二姐回了家，觉得没领证就没有法律保护，任凭对方赔了两万块就了事儿了。父亲也没有向那家人要回当初送的黄金首饰，“听说那婆娘在家死缠老父母，姐妹关系更加恶化，注定是场孽缘呐！”
两天后，父母陪二姐去医院药流，夹出块豆腐一样的血块。母亲说，医生护士听了二姐的遭遇，也直骂“那个吐血糟实仔（潮汕地区骂人的方言）没良心”。
那天晚上，二姐惶惶不安地对我说心事：“我不想长大，长大后的世界完全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我看她整个人精神不太好，便哄她：“以前别人总以为我个子比你大，是你哥。要不你以后当我妹，我真做你哥算了。”
二姐眼里才有一点光地说：“好。”
6
等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二姐重新回到深圳福田，找了份餐厅收银工作，包吃住。2016年上半年，我去深圳实习，偶尔一起吃饭时，二姐说她还想着前夫。我便气不打一处来，直言：“那就是个负心汉，从一开始就看不起你。”
二姐怔怔地笑笑，没多说什么。
2016年，我在公司实习不顺利，下半年又返回广州找工作。二姐便时常在微信里给我说她自己的工作生活。她说自己在卖命地挣钱、攒钱，下了班还会给一个小老板做报表，一个月就有一千二百元的外快，到了周末，她还会去去兼职卖儿童溜冰鞋，业绩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挣四五百块。看她纯朴、亲和的气质，不少小孩都围着她问：“姐姐，你是不是老师呀？”
这期间，二姐也尝试过自己去找对象，也许是由于学历和认知上的差距，几段恋爱都是草草收场。渐渐地，远在老家的母亲着急了，她认为二姐被退过婚，名声不好，“怕她破罐子乱摔”。父亲纯粹嫌二姐身材小，“像牙签一样才没人要”。其实，二姐才24岁，可在长辈眼里只认26虚岁，认为是“老姿娘”了。
最终，在父母的安排下，二姐这一年就与一个大她两岁的男子成了家，对方给了2万彩礼，母亲用1万买了金项链给二姐，剩下的也给了她，另外贴了3800元由亲家那边安排婚俗礼节。男方在老家乡下有3块地，盖了两层商品房，父母在家专搞种植。这些在我父母看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二姐发那男人的照片给我看，憨厚老实的样子，看着挺可靠。
2017年开年后，二姐夫妇在深圳租房，准备打工。可是新姐夫没有一技之长，说话又含糊不清，过了快两个月，才找到在一家五金厂打螺丝的工作，但做了不到一个月，就喊累说“想回老家了”。
二姐想留在深圳，但母亲还是劝她跟着丈夫一起回乡下。她只好从了。我那时忙得焦头烂额，也顾不过来，只觉得有些可惜，从农村来的二姐，最终又回到了农村。
回到了乡下，二姐的公婆平常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地种田，留下自家吃的，多余的就拿去市场卖。平日，肉舍不得买，怕浪费电也鲜少开电视，这让二姐很不习惯。再加上她本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太会收拾整理家务，惹得姐夫家里各种投诉，于是，二姐好几次都吵着要重新回深圳上班。父母就一味劝她忍让，好歹要在家生了娃再出来。
2020年的元旦前几天，二姐的孩子出生了。出月子后，二姐在老家闲得慌，先是网上找了手工活，花了200元的押金，却被商家借工艺不合格，搪塞回来，不予接收。随后，二姐又在网上刷单，中了对方的圈套，被骗了2000多块。我想着二姐是落后这个时代了，刷单的骗局早在2013年就有了，她竟然还不知晓。
有次，她在网上点了一个链接，买化妆品，手机霎时中了病毒，她慌里慌张，差点精神失常。末了，她赶紧把手机里的钱转给我，让我代她保管。我一开始不愿意，觉得掺和到金钱，往后说不清，但二姐执意要这么做，我也只好替她存好。
那段时间，二姐精神状态不好，常常会莫名地大哭起来，待小孩儿刚会走路，她就被确诊为产后抑郁症。从那以后，二姐常吃抗抑郁药物，身体逐渐发胖，动不动就说头痛、失眠。不仅如此，或许是姐夫过于寡言、木讷，二姐对我依赖愈发严重，她常常给我发来微信视频邀请，哪怕是大半夜，她也要这么干。点开后，问她有什么事儿，她也不说话，就无缘无故一味地对着我傻笑。她甚至还想对我说些妇女之间的私密话题，我忍了几次后，都借作为男人不方便和工作忙不作答，让她去找母亲倾诉。
但有段时间，我见她和母亲聊天过于频繁，又建议她也要多和同龄人沟通，怕她被母亲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过深，和时代完全脱轨。
7
去年，二姐去了一家药店工作。工作不忙，离家也近，但她的状态还是时好时坏，时常发自拍照到朋友圈，很自恋，又有种精神失常的感觉。
我已经从广州辗转到深圳工作，因为深圳离汕头更近，方便照应家人——当然，也方便父母加紧催婚。二姐认识顾客后，也帮我张罗。今年初，她发来一个女生的手机号，说是药店一位常客老婶的孙女，比我大1岁，排行老二，上面的大姐和下面的几个妹妹都嫁了。
加了女生好友，我主动发照片，对方只说，她的朋友圈有个人照。打开看，女生皮肤白，眼睛大，上身穿着性感的白色吊带衫。聊过后，母亲催问聊得怎么样，还问我要女生照片。我发过去了，说，对方高中学历，也在深圳上班，看长相和衣着，性格应该挺外向大方的，“但共同话题不多，有点不合适”。
说完，我就去忙工作上的事了。当天，母亲就给二姐回了话。次日，母亲就在视频里数落二姐：“讨债啊，怎么可以那样说话？气死！”原来，那位老婶又来买药，问我们两人聊得怎样，二姐传话，说“我弟觉得不合适”。那位老婶又追问，怎么不合适了。然后二姐不知怎么就支吾地直白解释：“可能觉得她穿着吊带衣，过于暴露，不是正经女孩！”
我也急眼了，责怪二姐说话不过大脑。果不其然，女生冲冲地在微信上找我对质，我自知理亏，一直道歉。她说，“你知道我奶奶听了有多伤心吗？”
我连忙纠正道：“我没那么说！也不知道我二姐怎么就那样传话！我再次向你道歉。”
女生气消了一点，说自己算有气度了，换别人早就骂人了：“都21世纪了，还有人这种想法。”
我叹了一口气：“我姐她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这件事，我对二姐的怨气又添了几分。再加上她依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我发视频邀请，完全不顾我的工作和休息，好几次都搞得我发狂。而有时待我真接起来，她也多是自顾自话地诉说她的苦闷：“我看起来好像老了许多……”“我怎么过得这么惨……”
为此，我的情绪也在一点点积压。今年2月，当地各种防控搞得人心惶惶，加上工作上遭遇挫折，我终于爆发了，歇斯底里地吼她：“你简直像个疯子！活得那么痛苦，怎么不去死！死了一了百了！”
视频那边的二姐，顿时就迷糊了视线，她努努嘴，无助地呢喃：“……你不能骂我疯子。”
说完，眼泪顺着她的眼睛流了下来。随后，视频那边就黑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失眠了，我想了很多，想了二姐这一路走来的辛酸。对啊，这世上最不该骂她的就是我，她这一切不幸的起点，或许就是从辍学那刻开始的。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她就被天然地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为我让出资源，让我有更好的出路。而她，从此便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困顿的、完全身不由己的道路，过早地接受底层社会的磨砺，在坎坷泥泞的路上摸爬。
除了我，她甚至都找不到人诉说自己的困惑和无助。而今，连我都要这样刺激她，万一她想不开真寻了短路，恐怕我这辈子都会内疚和憎恨我自己。想到这些，我心里一片酸痛，眼泪止不住地往眼角聚。
早早醒来，我立马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确认二姐没事儿后，又给我回了电话。她聊起我们姐弟这件事，说，早些年，二姐也私下怨过她和父亲重男轻女，还问过母亲：“如果当年让我读上高中，而让三弟辍学，会不会不一样？”母亲明说：“那是不可能的，女儿嫁出是别人的，以后还得靠男孩养老。”
母亲叹口气又说，邻家牛婶的女儿，高三复读了一年也才勉强考上专科。老牛夫妇本想让女儿干脆出来工作，她竟有自己主见地说服了她的父母：“上大学以后能嫁个有钱的老公。”母亲就想起了二姐，对她心里有愧：“你二姐本来成绩就不错，如果好好培养她，有了更多学识和视野，也不至于那么急着嫁人，不至于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最后，母亲叮嘱我：“兄弟姐妹是前生前世手牵手来投胎的。她是吃亏了点，没能培养她，以后但凡她有难处，你得相护（潮汕方言，帮助）她。”
我挂了电话，又给二姐发了信息，为昨天的事儿给她道歉，她很爽快地就原谅我了。我知道，二姐一直是兄弟姐妹中最慷慨无私的一个。或者，她精神状况不好，已经忘了昨天的事儿。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对我这个弟弟言听计从，从不埋怨。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亏欠她太多了，甚至想，我是不是偷了她的人生？但重来一次，我会怎么选，我会去抗争吗？父母若一开始不是让她从小帮扶我，让我自己去独立，那现在又会是怎样？她是不是也可以为自己而活？
这些问题，我统统不知道如何作答。
又到年末，父母加紧对我催婚，看着二姐的遭遇，我不想听他们的，转而还调侃他们：“倘若那时辍学的就应该是我，而继续读书的是二姐。或许，我早已成家，像老家乡下有的同龄人，衣着随意，骑着一辆摩托去菜市场，前面塞两三个小孩，老婆坐在身后，一家几口好不热闹，一辈子也能过得去。如果是那样，你们觉得怎样？”
他们没有回答。而我也知道，人生没有如果。
（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