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我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聚会地点在深圳福田下沙的一家烤肉店。聚会的5人，我、小柳、甜甜、宋江、嘉怡，是高中班里玩得最好的小团体，毕业后，大家散落各处读大学。上次聚会还是大二，我们吃着烤肉大肆吐槽疫情的诸多不便，无限想念疫情前，然后便到了现在。
虽然微信群节假日时没少了消息，但如今线下见面，我一时竟不知用什么话题切入。偶然，小柳问我们考驾照没，说自己今天开车来的，如果没忍住喝了酒，就要劳烦我们顺路送送他。话匣子一下子由此打开，在长沙读大学的宋江开始愤愤抱怨考科目三时操作满分，结果那辆车人脸识别有问题就挂了。甜甜喝了一口茶水，说自己大一寒假就考完了科目一，到现在都没去考科目二，教练一开始还催，后面好像放弃了。嘉怡很帅气地扬言拿到了驾照，但说自己今天必喝酒。
我独自埋头吃菜，悄悄在他们注意不到的角落里用左手调出手机计算器，再偷瞄一眼账单小票，算自己需要A多少钱，又悄悄检查了一遍微信钱包里的数字。他们不必问到我有没有驾照，因为我和他们不再顺路——以前在福田住所的房租太贵了，高中毕业后我家搬到了龙岗区，距离福田整整有1个多小时的地铁车程。我庆幸考驾照的话题不会被引到我身上，他们也就不会发现我压根没有考驾照的心思，更不会发现我拿不出考驾照的报名费。
我是一名非典型的“深二代”，虽然住在深圳22年，但既没有深圳户口，家里也没车没房，更没有富贵亲戚住在深圳，当然，也没有家产需要我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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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均于1974年出生在汕尾，父亲20岁那年听说深圳要改革开放，毅然决然告别家乡，带着刚成婚没多久的母亲，两手空空来到深圳，开始他的风雨闯荡史。母亲告诉我，1994年时深圳设有一条“深圳特区管理线”，他们这些内地人需要边防证才能过关。为了去深圳“捞大钱”，搞不到边防证，那只能以各种途径“偷渡”。母亲说起她的一位朋友，先是坐船到深圳海岸线附近，再一口气游到岸边，可谓艺高人胆大。
（编者注：1982年6月，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即“深圳特区管理线”，俗称“二线”。这道线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内地人通过管理线公路道口及码头、专用通道进出特区时，必须持有效证件，主动递交公安边防警察查验。）
我父母没那么高的技艺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正巧父亲有一个小学同学当时在老家县里海关就职，在他的帮助下，父母一个星期内就顺利拿到了边防证，两人坐上大巴，一路摇摇晃晃踏上深圳的土地。
小学文凭的父亲以罗湖区为事业起点，餐厅后厨、货车司机，他先后换了好几份工作，一边省吃俭用攒“启动资金”，一边熬夜苦读恶补金融知识。着手创业途中，他认识了一些生意场上的朋友，几人一拍即合，最终父亲贷了部分款项，与他们合伙开了一家皮革公司。公司出资大头来自一位香港的叔叔，父亲负责经营，另有一位本地人负责“拉项目”。
父亲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汕尾家庭观念，母亲人虽到了深圳，但只在家全职操持家务。后来我问起父亲创业初期的生意细节，母亲说不清楚，只讲起刚开始时家里十分困难——他们住在罗湖区莲塘小小的单间里，房间中央靠墙一张双人床占据了绝大部分面积，门边放着一张路边摊常用的矮折叠桌并两个红色塑料小板凳供两人吃饭。尽管母亲做饭时已经十分注意，平时也经常搞卫生，但日积月累，家具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蒙上一层黏腻。每天晚上，父母就在这腻乎乎的家中烦恼着下个月的房租，也忐忑明天能否继续留在深圳。
到了1999年我姐姐3岁时，家中的经济终于逐渐好转，算是奔上了“小康家庭”的康庄大道。2001年我出生后，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举家搬到罗湖东门，租下了套两房一厅的二楼商铺。罗湖东门作为那时全深圳有名的商业街，楼底下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热闹的代价是人员复杂，治安恶劣，母亲每次出门买菜都要把斜挎包背到前头，不自觉地用手按住，以此来避免被路过的扒手“划包”。
父亲的生意还在走上坡路，等到我上幼儿园时，我们一家人又搬到了治安稍好一些的福田区，一套复式公寓。这套房子大有来头，是父亲一个朋友买下给年迈的父母养老的，当初被精装修了一番，老两口也确实跟着儿子儿媳住进去了一段时间，但因为这套复式在5楼6楼，老人上下楼实在不方便，于是他们又搬出去了。我们刚搬进去时，10岁的姐姐上蹿下跳，左摸摸右摸摸，竟在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暗格，打开一看，里面藏着房东家不知哪位的小几千私房钱。
也是在这一年，父亲皮革公司的业务愈加繁忙起来，他平时要不是出差去浙江海宁的皮革厂，要不就是在深圳各处跑客户。他雇了一位司机接送出行，所以我们姐妹俩平日上下学也都能蹭个车。
2008年，我在福田区家附近的小学就读一年级，父母第一次爆发了尖锐的矛盾。暑假的一天，母亲久违地带着我和姐姐回了汕尾老家，我只记得我俩正在大姨家看奥运会开幕式，大姨在一旁用福佬话念叨着，似乎在宽慰着母亲，话里话外大概是“都会过去的”。年幼的我尚且懵懂，加之从小在深圳长大，并不熟悉家乡方言，只隐约明白家里可能出现了什么大的变故。
同年10月份，我升上二年级，老师通知说学校要举行秋游活动，并下发了意愿书，吩咐我们拿回家让家长填写，决定去秋游的，要带上135元的“秋游费”。那次秋游是去欢乐谷，我一直挺期待的，我按照一年级时的经验，轻车熟路地先在意愿书上勾下了“同意”，空着家长签名，等到母亲来接我们放学时，就把意愿书交给了她。
等来母亲后，她看了一眼意愿书，并没有说话。待到晚饭，父亲未回，母亲与我们对坐在饭桌旁，她面色略有些窘迫、踟蹰，两张意愿书摆在餐桌上，她攒了好久的劲才终于开口，说家里最近经济很困难，最好还是避免不必要的开支。我和姐姐一时被这话冲击到，呆立半天沉默着消化。最后，我俩拿过意愿书，亲手将原本的“同意”勾划掉，重新勾选了“不同意”。
“要是你爸不去搞房子——”母亲最后哀叹了这么一句。
母亲出于愧疚，在学校秋游的日子带着我俩到深圳湾红树林玩耍。她教我们放风筝，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零食，我们坐在地上野餐，一起看着日落海面，那几乎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回忆之一。然而第二天回校，当班里其他同学兴致勃勃地聊起欢乐谷秋游时，我还是难忍伤心，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前几年眼红房地产行业风生水起，想要趁着风口大赚一笔。结果，2008年深圳楼市崩盘，父亲公司资金链断裂，我们家一夜之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也是父母爆发矛盾的直接原因。
有一天母亲送我和姐姐上学时，我小心翼翼询问母亲，才知道家中大概欠了50多万外债，但年幼的我尚且对金钱并没有深刻的概念，只是出于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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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搬了一次家，这次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位置的一个城中村里。房子前后左右都是逼狭的小巷子，我们住的楼层低，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对面楼上下四五家的阳台，而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伸手就可以碰到另一栋楼的墙壁。童年的时候，我想要模仿动画片里看日出，于是定好凌晨5点的闹钟，早早起来跑到客厅窗台旁扒着栏杆探头尽力向上眺望，却只能从一方窄窄的天空里看到渐渐明朗的天色。
我后知后觉地知道，我们家是见不到太阳的。
虽然楼与楼距离如此相近，但邻里关系很一般。深圳外来人口多，不同的出身背景，人和人的交往自然会防备冷淡。偶尔母亲带我去买菜，回来时遇到了邻居婆婆出门，双方只笑一声招呼下，便低头匆匆错身离开。我问起母亲这是哪层楼的邻居，母亲想了一下，才跟我说是在5楼住了很久的婆婆。
我对那位婆婆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记忆稍稍清晰的是一楼卖桶装水的邻居，白天他们经常拿水桶挡住绿色掉漆的铁门，不让它关上，因而我出门从不带楼下大门的钥匙。我们家不跟邻居主动来往，当然也没有邻居跟我们家主动打交道，大家只是恰好住在一栋楼里，最熟的关系仅限于点头之交，所以我曾经很难理解那句“远亲不如近邻”。
即便如此，深圳这座城市又实在太容易给人制造出所谓的“归宿感”——“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像是刻进了每个深圳人的DNA里，我总是错觉，我整个人生好像和这座城市的成长拧在一起——我了解它的过去，对它知根知底，它见证我的青春，钢铁森林是我所有记忆的背景。
这种归宿感伴随我度过18年。
虽然父亲事业遇冷，但他没有因此放弃，他剩下的人生一直在筹谋着东山再起。2009年后，本就忙碌的他更加脚不沾地，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应酬。
一天，父亲带着我去一个合作伙伴家里吃饭。那位叔叔是湖南人，家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有两个女儿，比我大一两岁。我跟父亲进门时，她们正在上钢琴课。父亲表现得倒是稀松平常，那个叔叔极为热情地让我跟着他的女儿们去玩耍，我比较怯生，乖乖坐在客厅等着她们下课的时候，父亲和叔叔已经拿着几份文件在细细研究了。
大概等了10分钟，我看到优雅温柔的老师走出了开放的琴房，点头跟主人家道别。两个姐姐随后从琴房里出来，大大方方地坐到我身边，聊了几句后便自然地拉着我参观她们家。路过琴房时，我出于好奇多看了几眼，一个姐姐发现了，就打开琴盖，随口教了我一些基础琴键，比如“DO”音怎么找，黑键和白键的区别是什么。我一边听着，一边克制不住地对她们心生羡慕。
晚上吃完饭回家后，父亲又一头扎进书房忙他的文件，母亲打趣问我那个叔叔家怎么样，还愿不愿意跟父亲去他们家玩？我下意识地抗拒。现在回想起来，年龄尚小的我在得知家里的经济难关之后，再遇到家境良好、大方有教养的同龄人，心头自然会缭绕着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感。
所幸父亲再也没有带我去过那户人家。
搬家到福田区的城中村后，母亲给我办了“深圳通”，学生半价，每天我在深圳发达的交通中来回穿梭，仿若在解锁一个个新地图。周末我常常拉着朋友坐地铁到深圳博物馆、市民中心、图书馆，去更远的地方四处乱晃。那个朋友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在深圳长大的汕尾人，我们因此熟络起来。她家里是开小卖铺的，我特别爱去她家玩耍，叔叔阿姨会给我塞很多零嘴。当然，我也会很仗义地在作业上对她伸出“援手”，如此一来二往，小小的我们由此互相认定对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好姐妹。
姐姐这年已经13岁，进入了青春叛逆期，她不太愿意跟我这种低年级的小朋友一起玩，迷上了二次元动漫。寒假的时候，她用压岁钱购置了一套cosplay的服装，准备去参加深圳体育馆的漫展。姐姐第一次晾晒那套服装时正巧我起夜经过阳台，迷迷糊糊中，我看见一件长袍白裙悬挂在空中，心头狠狠一震，再低头一看，阳台的石台上还放着一顶翻过来的白色假发，我一个腿软，差点没站稳跪下去。
后面我偷偷解开了姐姐的QQ空间相册，看见她在漫展戴着白长发、穿着白长袍，笑得异常灿烂。至今我也不知道姐姐cos的是哪一位角色，但脑海里每每闪回她因为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露出的幸福又自信的笑容，就由衷地替她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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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座城市带给我的不仅是生活上的舒适，还有视野的拓宽、眼界的提升。2013年9月，按照当时的政策（根据学生所住学区划分初中学校），我进入城中村所属的片区中学就读。那段时间与外教的积极交谈，令我的英语口语至今都不俗。学校的试卷题总是会紧跟时代潮流，对于我来说这些日常都是亲眼目睹，譬如写“共享单车”，我回家路上就摆满了“小蓝”“小橙”，自然有话可谈、有句可写。
然而对于我父母而言，深圳只是一个“繁华的居住场所”，不是“根”。他们曾经也起心动念，要将户口迁到深圳。深圳从2012年4月开始施行“积分入户”政策，具体的条件涉及到“年龄”，18到35岁加5分，35到40岁加1分，只要年龄超过了40岁，每多一岁就扣5分， 学历中专或高中以上加分，如果在深圳有房，按揭中加20分，红本在手加30分——零零总总加在一起达到100分，就可以在深圳申请入户。我父母当时已38岁，都只念了小学，我们家这么多年也确实没能在深圳买房。他们两人的分加一起都没有100分。
童年时，我从未觉得“非深户”与“深户”之间有区别，直到2015年9月，我面临中考升学，这才知道深圳中考考生是分为A类、C类、D类的——A类指具有深圳户籍户口的考生，C类指享受市政府优惠政策人员的子女，D类指除了A、C类考生外，符合参加统一划线录取条件的考生。
“非深户”属于D类，有些高中的分数线会分类别而定，一般A、C类一条分数线，D类一条分数线，“非深户”的分数线往往会比深户的分数线高上几分，有的甚至能高上20到30分。看完了资料，我心里产生了浅浅的无力感，好像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作为“非深户”要留在深圳，总是要比深户努力一点。2015年，福田区实行公办高中教育免学费，我想要减轻家中的负担，暗自下定决心要考上福田的公办学校。当年姐姐19岁，刚从深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考入了广州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校，读电子商务，家中只剩下我与父母3人。
往前翻一年，事业一蹶不振的父亲突然看中黄金行业，决定放手一搏。但再也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他，于是他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甚至是高利贷，孤注一掷将所有资金推入黄金市场。可惜泡沫消散后，吃到红利的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人。才一年，他的事业又以失败告终。
利尽人散，父亲与曾经的事业伙伴逐渐失去联系，因为借钱，家中已经跟老家的亲戚们闹得很僵。父亲从此在家酗酒颓靡，从精装的白酒到二锅头，再降级到不知道从哪买回来的矿泉水瓶装的劣质酒精。
尽管如此，父亲知道我将要面临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后，克制地将自己锁在房间内，只有吃饭时才走出房门。我曾无意从门缝瞄到过，父亲背对着门躺在床上，拉紧窗帘，瘦削的肩背轻轻起伏，床脚散乱堆着几个空酒瓶。一向乐观的母亲也开始常常望着家中的角落发呆，偶尔我撞见她默默垂泪，她就假装打哈欠问我作业写完没，然后很忙似的离开原地去做家务。一辈子都没迈出家门的母亲，因帮着父亲与娘家借款，那堆叠的债务也让她愧疚难耐。
我从学校回来，在楼下偶尔能听到他俩的哭闹怒骂。家中的杯子似乎又被打碎了几个，我在路灯下静静听着，等到路灯亮起，吵架的声音也会逐渐消停下来。我上楼，开门后目不斜视，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在父母特地为我创造的克制的宁静中，泪眼模糊地赶完当天没写完的作业。
在这样沉郁的氛围里，2016年7月，我超常发挥考了“400+”，被家附近的名中学所录取。那是一所公办学校，而我的分数几乎就是年级前五。我久违地在父母脸上看见了笑容，父亲意外地为我出门去了一趟市场买了烤鸭回来，再将烤鸭的骨头细细拆掉，一块一块地把肉堆到我的碗里。
一个多月后，我高中入学前几天，长期酗酒又心情郁结的父亲因为一场突发的疾病，在短短3天内离开了人世，甚至没来得及见证我成为一名高中生。
办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在家中打理了一辈子家务的母亲只能咬牙出门找工作——我们的房租、姐姐的学费、我的生活费，还有父亲遗留下的债务，都需要钱。她虽从来不会跟我分享家中现今是什么情况，但我从她每天灰败的脸色中知道，她又碰壁了。
深圳是一座太年轻的城市，它的人才引进政策，它的很多机遇，吸引着年轻的人们，他们背井离乡，在深圳形成了一阵阵的年轻浪潮。而在这浪潮里，已经42岁的、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社会交际网的母亲，就像一只井底之蛙，虽听着海浪的声音，但无论怎么努力，也跳不出随着年龄增长越筑越高的井口。最后，母亲在亲戚的推荐下，去到亲戚的朋友家当保姆，一个月拿3000元的工资。
2016年年底，房东那边可能得到了一些内部讯息，给我们说要在楼里加装电梯。要建电梯，就一定会贯穿我们家，于是房东让我们在2个月之内另寻住处。
我们搬离了住了近8年的屋子，匆忙之下，只能在原来的城中村里找房子。这次的房子只是一间十几平的单间，一起搬过来的家具是一张上下铺和一个小沙发。母亲睡下铺，我睡上铺，小沙发则放在床头。餐桌与我的书桌是同一张折叠桌，不用时需要收起来，不然会挡住储物柜兼我的书柜。每当我取个作业时都得飞檐走壁。母亲触景生情，回想起刚开始来深圳时住的那个小单间，跟我们笑称她回到原点了。
2017年1月，放寒假的姐姐回家了，家里愈发逼仄。姐姐只能跟母亲一起挤在下铺。父亲去世之后，姐姐作为长女变得沉稳了太多，她出手了所有cosplay服装和手办，推了所有朋友的漫展邀约。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早早找好了实习单位，晚上10点我放学回家，她通常都在家里唯一的餐桌上赶文稿，但只要一听到我回来了，就会一声不吭地抱着电脑坐回下铺，将餐桌留给我。
也许我心里是羡慕姐姐的——2012年始，她因为读中专而住校，2015年后她又去广州读书，一如母亲从来不跟我们哭诉家中的苦楚一样，我也不愿意让远方的姐姐知道父母的争吵。
被通知搬家的时候，姐姐专门从学校请假回来帮着上班的母亲到处找房子，让我安心上课。她一手操办了搬家事务——测算房子大小、购置新家具、规划空间，我从来不知道她可以这么干练。等安置好一切后，我看着姐姐拖着行李箱回学校时脸上尽是疲色，眼中突然就浮现出那个在漫展上生机勃勃的少女……我想，姐姐偶尔会不会也羡慕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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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开始，我就隐隐能感受到“筛选”的存在。小学班主任在班上统计“非深户”时，班里有近3/5的同学举手——初中时是1/2，高中就只剩下1/3了。“深户”并非一定就等同于家境优越，但无法否认的是，大部分“深户”的经济条件还是优于“非深户”的。
前面聚餐的朋友中，有3人是“深户”：小柳家中做外贸生意，嘉怡父母是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引入的，宋江纯粹就是本地人。我读书的高中当时风气还不错，大家并不那么在意各自家中条件如何，只看是否玩得来。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班后，我和朋友们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走读生，路上偶遇了几次，便渐渐熟悉起来。
白日里，我们聊课上的趣事、某个班的八卦、新出的番剧，偶尔也听他们讲旅游的故事。我们一起畅想未来，相约以后住在同一栋楼做邻居。可下了晚自习回到家，我就好像是灰姑娘脱下了晚礼服和水晶鞋，晚礼服不属于我，水晶鞋也不属于我，它们都是仙女教母——我的好友们给予我的镜花水月。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极为割裂的岁月，而我的成绩便在这种割裂中断崖式下跌。
班主任是一名中年男教师，湖北人，他说自己原本是不想当老师的，但政策调剂他去了师范专业，一番心灰意冷之后，还是接受了现实。早些年他在湖北教书，后被深圳的特殊政策所吸引，2000年来到深圳发展。因为他带着内地教师根深蒂固的严厉，所以我们都很怕他，但他在我成绩下降后主动找我谈过几次话，小心翼翼劝我不要太有压力：“我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能够活得开心。”
2018年我高三了，虽然学校装修了好几年的教学楼终于接近尾声，但仍然无法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只能跑到隔壁小学补课，晚上则在食堂里自习。
食堂的晚自习并不那么严格，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也是被几周以来紧锣密鼓的补课压抑得没办法，我一顿舌灿莲花成功怂恿了嘉怡，决心在小学下课后就翘掉晚自习，一起去附近的麦当劳。
我和嘉怡又顾忌一次性逃太多人容易被抓包，因而打定主意瞒着剩下3位。然而，好友之间果然心有灵犀，刚走进麦当劳，我们恰好看到端着餐盘正往位置上走的甜甜和小柳。我和嘉怡错愕地对视了一眼，砰地上前坐到了他俩对面，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们惊恐的表情。
那天我们吃完麦当劳，太阳难得没有下山，走在归家路上，嘉怡说自己以后想学医，不想离家太远，准备冲刺南方医科大学；小柳想走金融，日后好帮持家里，考上什么学校再说；甜甜的父母希望她当老师，但她自己还没有任何想法；我一直向往心理学，总觉得读懂自己看穿他人，好像就能找到我一直缺失的安全感。
久违的余晖从高楼大厦间隙里逃逸出来，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强压下，寻到了喘息的缝隙，重新发现了光芒。最可怜的是宋江，晚自习结束后，他才发现我们疑似结伴溜走，在微信群里疯狂谴责我们，气得几度退群，又被我们好说歹说几次拉回群里。
高三的时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累积成山又一夜清空的试卷，昼长夜短、昼短夜长，又复一轮，黑板旁的倒计时表归零。可惜我的成绩并没有在这可触摸的时间里重回巅峰，2019年高考数学奇难，向来靠数学拉分的我几近崩溃，堪堪将卷子写完。
我很想大哭一场，甚至不敢回到家里那十几平的小房子。我不敢面对母亲，也不想耽搁太长时间让等着的好友们看出异样。最后，我回到班级备考室趴在桌子上静静流了一会儿泪。甜甜第一个发现了我，她什么也没说，只给我递了一包纸巾，宋江和嘉怡也来了，宋江这个超级大直男问了一句：“小梦怎么了？”
眼前一片被糊住的黑暗，我感觉有人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头，甜甜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出：“小梦只是困了。”
高考出分时，我们家住了10年的城中村传来了明确的“旧改”信息，房东趁机涨房租，母亲照顾的那个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不再需要保姆，她失业了。
8月份，母亲找好了龙岗区的房子，两房一厅，租金跟城中村的单间一样，我们又开始了搬家。
我、母亲和姐姐坐在颠簸货车的后排，车窗一路路过了我每个清晨上学匆忙买葱油饼的早餐店，父亲以前让我跑腿买酒的小卖铺。我看见常去的快递站里的小哥拿了瓶水正好从小卖铺出来，往前不远，糖水店的风扇还在吱呀呀地左右摇头，而它隔壁，那间承包了我中学时期所有证件照的小小照相馆，已在两个月前倒闭。
车子一间一间店铺经过，我就好像在跟往昔一抹一抹告别。车子驶向大道，我从远处回眺曾经生活的那一小方天地，恍惚间惊觉，很多熟悉的旧楼已经夷为平地，又化作万丈高楼。这是我从小长大的福田，又好似不是我的福田。
曾经，我一直为“深圳速度”自豪，这时却觉得眼前的景色陌生到令我怅然。道路越来越宽阔，精致的职场精英、忙碌的外卖小哥在街道中穿行，珠光宝气、灯红酒绿，在地理行政概念上它仍然叫做深圳，但在时间维度里，我永远失去了泛着烟火气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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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广东某大学录取，但没能去成心理学，被调剂到通信工程。开学前，母亲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户籍地的教育局申请了8000元助学贷款，到校后，我只需要将回执码提交给学校，这样就能交上学费。
为了不让母亲来回受累，也为了省下路费，我拿着班级群里提前发的贫困生材料，打印好盖章签字，提着两个行李箱只身前往广州。到了学校，我被指引到供助学贷款交学费、申请贫困资助的学生提交材料“绿色通道”。单亲家庭，我和姐姐都在读书，母亲失业，我完全符合贫困生的标准，然而“绿色通道”负责登记的师姐先是粗浅地看了一眼我的材料，便目露犹豫：“你家住在深圳？”
我当即愣了一下，随即有些赧然，我解释说，不是所有住在深圳的人都非富即贵，并简单说明了一下家里困难的原因。师姐边听边重新看了我的材料，了然地点了点头，沉默半晌后善意开口：“贫困生助学金最后会出公示名单……记得日常生活作风要注意一下。”
听完这句话，我脑子里浮现出很多想法——在繁华的深圳里浮沉，我因贫穷而自卑，因自卑而虚荣。刚刚吐露身世仿佛耗尽了我所有的勇气，再让我时时刻刻表现出贫困生的模样，对于那时尚且虚荣的我来说，自尊心十分受挫。我脸色估计挺难看的，师姐叹了一口气解释说：“每年都有很多贫困生，学校也是有名额限制的，有些同学会针对这个日常作风提出异议。”
当然，最终我还是通过了学校的贫困生认证，公示名单也没有被人提出异议。
入学后总是伴随着很多的自我介绍，最开始我仍会在介绍出生地时飞快地加上一句“我住在深圳，我在深圳长大”，以此给自己穿上高人一等的外壳，但后面渐渐发现，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来自哪里并不能对你的人格进行镀金升华，穷山恶水会出好民，大都市也有素质低下的人。很多人对广东也有误解，虽然它GDP排名第一，但真富的只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它很多城市仍旧需要脱困扶贫。
我的室友中有一位来自梅州市相对落后的地区，她家中务农，靠种植番石榴维系生活，她家没有我家窘迫，但需要赡养几位老人，供几个孩子读书，即使是这样，贫穷与出身从来没有限制住她上进的步伐，她整个人都因为努力和自信闪闪发光。今年，她获得了学院只有2个名额的国家奖学金。从她身上我才知道，出生在不在类似深圳这种大都市，只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上限还是需要自己去突破。班里的同学们也都来自于广东的角角落落，一开始大家认老乡抱团，久了，我们有时也会突然忘了对方来自哪里。
寒假，我从广州回到深圳，第一次对这座年轻的都市产生了陌生感。朋友圈里有高中同学已经在着手创业，准备开奶茶店，套用喜茶的成功模式；也有小学同学晒家里买的新房，装修高贵很是气派。我非常诚恳地给他们一一点赞，一边期盼着他们“苟富贵莫相忘”，一边感慨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深二代”。
他们的父辈或许来自五湖四海，成功扎根在这片新兴的土地上，真正做到了“来了就是深圳人”。他们的果实未来也将落在此地，野蛮生长，又是一代新人。只不过，我们这代人能否真正扎根于此，又是一场各凭本事的角斗。
大二暑假，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也为给自己赚点生活费，我去了深圳会展中心的汽车展当礼仪，9天展期，算下来一天有240元。一起兼职的东莞姐姐在休息时问我住哪里，她想找人合租，我说自己住家里，家就在深圳，她略带羡慕地问：“那你是深圳人？”
我摇了摇头，说自己是汕尾人。
“哦……那你父母在深圳工作？”
我接着尴尬地摇了摇头。
姐姐愣了一下，问道：“你们家在深圳收租？”
我笑笑说：“没有房子，哪有这么富。”
姐姐可能也觉得这个话题太过尴尬，便及时止住了话头。
跟她聊完后，一些疑惑萦绕上我的心头：我们家为什么还要待在深圳呢？户口不在此处，没有能力买房，不在深圳就业，没有孩子在深圳读书，曾经熟悉的街景渐渐远去，邻里关系不亲近，也没有关系可拉，不是“深户”，各种优惠政策落不到我们头上——深圳这个熟悉的朋友，也仿佛在以委婉的语气叹息道：“离开吧。”
现在，我们家暂时安在龙岗区横岗街道，租房压力小了许多，母亲却因为临近退休年龄，工作经验少，求职四处碰壁，找工作的决心也黯淡下去。姐姐已经工作2年，目前在家附近的一家企业做HR，但她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不断在招聘软件上物色新的岗位。母亲跟姐姐深聊过，姐姐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选择继续留在深圳。
如今我们家靠着姐姐的工资以及亲戚的救济生活，如果姐姐决定离开，我们家也许就会随着她搬离。可我心里始终无法接受——离开深圳意味着我要扔弃我先前的所有人生，我将不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儿、再也没有一处安心地。扪心自问，我不想离开这座虽然略显冰冷但俨然已经成为我故乡的地方。
大三开学前，我心血来潮跑回之前居住的福田区城中村，我看到陈旧的楼体上贴着红底黄字的标语——“认清城市新形势，权衡改造利与弊”。城中村改造已经进入二期，我在深圳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即将被拆除，这如同挖去了我心上的一块地方，从今往后，总会有一种缺了一角的空落感。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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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父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妈来了没？”普通病房里的病人都已经回家了，小姑在空床上休息，病房里只剩下心电监护仪有节奏的“滴滴”声。到了深夜11点，我等着最后一瓶药滴完，插着胃管和氧气的父亲醒了，他扒着床栏盯着我，把眼睛睁得又大又亮，我坐在哪边，他的视线就会像吸铁石一样跟过来。
“爸，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次病得多重？”我跟他开玩笑。
不久前，50岁的父亲突发脑梗晕倒在厕所里。进医院的那天上午，医生说他小脑脑梗的面积太大，“3根血管只通了1根，但那1根太薄太弱，支架手术后病人死亡的风险很大”。到了下午，医生又叫来家人询问是否做颅内压增高手术。病发后的一个星期是脑水肿的危险期，小脑肿胀随时会压迫到神经，导致心脏暂停、呼吸停止。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去骨瓣减压术”，就是削头骨给肿胀的小脑增加空间，以防止压迫神经，但手术费高昂，风险大，人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姑姑们手足无措，纷纷在医院的走廊里哭着打电话找人借钱，因为借不到，又劝我选择保守的药物治疗，依靠父亲的自愈能力挺过危险期。签《家属同意书》的时候，我一次次问医生，保守治疗能救过来吗？医生耐心地回答：“有可能。”
父亲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星期，我在外面是数着秒过的。穷人命硬，他顽强地挺过了脑水肿的危险期，就连医生都称之为“奇迹”。父亲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得：他满身插着管子和电线，眼睛聚不了光，说不清楚话，头抬一会儿就会沉沉地低下去。因为疫情，家属不能进去探望，我只能请求和医生视频通话，借机看看父亲。每次打视频，我都故意装作很开心，不断地跟父亲重复着：“你快好了！马上就能出来了！不用担心，你得的是小毛病。”父亲眼神涣散，嘴里发出“哎、哎”的应答声，但过不了多久，他就体力不支了。挂了电话，我只能在医院的走廊里痛哭。
“爸，你命多好你知道不知道？这么大的病你都渡过来了。”说着说着，我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样子，又哭了。
看见我哭，父亲也难受地哭了。他的哭是无声的、颤抖的，他想安慰我，试图把满是针眼的手伸向我。看着这只手，我知道这个男人的后半生都要靠我了，但我还在上学，每天看着缴费单上面的数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咱借了好多钱，欠了好多钱。”我不停抽泣着。
“没事，有你大姑。”他呢喃着。
一时间，我气得想笑——父亲大病一场也本性未改，他看不清现实，只会依靠别人。
父亲患病前，我从不敢问他的存款，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没有，不然他也不会一个月只给我500块钱的生活费。可当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的时候，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查了他名下所有的储蓄卡——我不相信他活了50岁，没有存下一点可以让我应急使用的钱，说不定他瞒着所有人给我存了一大笔嫁妆呢？
我辗转数家银行，结果一分钱存款也没有查到，只查到一笔5000块钱的贷款在3天后就要还了。那一刻，我有些释然，觉得这样的结果才符合父亲的作风。我一点都不怪他的贫苦，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才能救他的命，谁能帮我先还上这笔贷款。
我只有19岁，刚刚上大学，大姑父担心我以后不会还钱，不想借。大姑不愿和他多说，他们的女儿，我的堂姐，耐心地劝他：“妞不是那样的人。”说完，她朝我看了一眼。
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母亲。19年来，母亲只帮我缴过3次学费。我们一直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我尽量不去打扰她，她也力所能及地演好“母亲”这个角色。我们很少见面，有幸一年能见一次，不幸的话就没有定数。她曾说过，有事就给她打电话，她可以帮我。
那天，我在楼梯间缩成一团，拨通了母亲的电话。一开始她还很高兴，毕竟我很少主动联系她。她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后，就带着哭嗓跟我解释道：“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回去，你姥在妈妈这儿，我不得不照顾你姥啊，这边还有疫情，回去一趟不容易。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跟你爸虽然过不下去，但毕竟你站在这儿，我还是希望你爸能好起来……”
我熟悉这种哭嗓，不是因为难过哽咽，而是因为她喝了一天的酒，嗓子受刺激了。放在平时，我会无情地戳破她的虚情假意，但眼下我有求于她。等母亲表明“立场”后，我试图提钱的事儿，希望她可以给无助的我一点力量，拍下胸脯直接说：“妞，这个钱你就不用操心了！”
可是一提到钱，母亲又恢复了往常温柔又理智的语气：“妞，（贷款）先不要还，你再等一等，你爸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现在还不知道是啥情况。你叔（母亲的男友）问过当律师的朋友了，人死了就不用还了。”
“人死了就不用还了”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子里，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一时间，十几年的恩怨冲进了我的脑子里：父母离婚后，亲戚和同学骂我是“野孩子”；我从小自己照顾自己，母亲却在外面闯荡、风光；现在她有了一个在矿上做小领导的男友，我和父亲的死活她就不管了……我的理智再也保持不住了，于是像疯狗一样朝她吼道：“俺叔？！他算什么东西！你19岁还有爹，凭什么我就要没了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武民死了是他活该！”母亲终于脱下了温柔的伪装，和我对骂起来。
我得意于撕破她的伪装，又说起她的男友不靠谱——之前我请他帮我打听低保的事，他问都没问就说我的条件不符合，还教训我“别欺骗党”。多年的委屈不甘伴随着哽咽，一顿一顿地吐了出来：“俺爸、俺爸……就去问了，我让他去问低保的事，他就去了。”我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蹲下了身子，说完才发觉这么多年来只有父亲把我这个小孩说的话放在心上。
手机那边没了声音，我以为是我的哭泣唤醒了母爱，使母亲沉默了。可我拿开手机才发现，她早已挂了电话。
我熟悉母亲遇到冲突就挂电话的行为，就像熟悉她的虚伪一样。她和父亲都是不负责的大人，出了事只会逃避，然后把麻烦推给父母、亲戚和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俩是天生一对。
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于是又给小姨打电话，她有钱又待我亲，说不定她会帮我。我说：“我让俺妈想办法，哪怕她和兄弟姊妹们一人借1000，这个钱也有了，为啥她要咒俺爸死？”
“妞，这个钱是为了你给的还是为了你爸给的？你知道你爸是咋对你妈嘞？是咋对她娘家人的？”
小姨说到这里，我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多年来，我爸的穷、抠、脾气大伤害了太多的人。那一瞬间，我知道小姨也不会帮我了，我所重视、依赖的亲情就像一盆冷水倒在我身上，让我在这个冬天的夜晚变得分外清醒。
挂电话前，小姨怜惜地对我说：“你爸毁了你妈一辈子，现在又来缠着你，你现在就是你妈的‘接班’。”
2
1953年，“一五计划”仿佛一股春风，让郑州这座城市里陆续冒出了5个大型纺织厂。我爷爷就是其中一个厂子里的工人，他工作稳定、工资高，只是很少有时间回菏泽老家。我的奶奶念过书，在乡里当文员，算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职业女性。
爷爷奶奶养育了两女一子，因为家里的条件好，我父亲从小就活得比同龄人自在，他在家里不用干活，无聊了就去河里游泳、在田里捉蚂蚱，就算是逃课，也没人管教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以后会去郑州工作，这是村里许多孩子都望尘莫及的。
父亲读完小学，家里就找门路把他的年龄改成了16岁，让他去郑州第五棉纺织厂上班了。那时爷爷已经在厂里当上了主任，手下管着500多个工人，拥有独立办公室，还和一个漂亮优雅的城里女人保持着婚外情。
一开始，从乡下来的父亲有些不适应，但日子久了，也就慢慢融入了忙碌、嘈杂的工厂。靠着爷爷的关系，他年纪轻轻就不用去一线劳动，只“管人”，还拿着非常高的工资。在最虚荣的年纪里，他过得潇洒又快活，经常大方地请女孩儿们溜冰、去舞厅跳舞，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烩面。后来，他甚至攒钱买了一辆当时最时髦的面包出租车，下班后就在城里拉客赚外快。
在一次朋友攒的酒局上，他认识了我母亲。她小他10岁，长得高挑、丰满、还能说会道的。我母亲能来郑州，也是沾了姥爷的光，本来她可以进纺织厂，可惜她刚到郑州时只有14岁，年龄不够，家里人就让她在城里当一年保姆，给人家照顾小孩、做家务。
后来进了厂，母亲也只当个临时工，收入并不高。但城市生活早已催发了一个乡下女孩的野心和欲望，在医美还不发达的年代，她就敢花100块钱去小诊所割双眼皮，把不多的工资花在买衣打扮、追求精致的生活上。男人们围在她身边献殷勤，她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豪爽，喜欢喝酒、吹牛、扩大交际圈，趁着青春做疯狂的事。
认识母亲的时候，父亲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快要结婚的对象，女方温文尔雅，知书达礼，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但母亲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父亲变得很疯狂，毅然抛弃了未婚妻，不顾周围人的反对开始千方百计地追求我母亲。
母亲年轻时就很现实了，姥姥姥爷重男轻女，家里又穷，无法帮她在郑州扎根。她从身边人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女孩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嫁人，“只要嫁对人就等于吃喝不愁了”。那时，父亲不仅对她好，愿意为她花钱，还有一辆新款的面包车，更有个在工厂里当主任的爹，于是，哪怕家里人嫌弃他年纪大，极力反对，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这个男人。
后来，我无数次地问她：“妈，你这么讨厌俺爸，当时为啥会答应跟他在一块？”
一开始母亲的回答比较敷衍，说那时父亲给她小恩小惠，从不对她发脾气，以至于她没有发现他身上的缺点。问到后来，母亲就情绪激动地说：“我当时是处女！小时候傻，以为破了处就没人要，跟你爸睡过就只能嫁给他了。其实世界上啥都会剩下，就女嘞，永远都不会被剩。”
每当母亲回忆起这个“重大失误”，总会教导我不要重蹈覆辙。其实她一直没有发现，他们俩之所以能结合，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共性”——当做错事时，他们永远怪罪他人，而不是反省自己。
1996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婚前，他们都认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掌握对方，但婚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错了。父亲还是保持着往日的生活习惯，只顾自己挣钱自己花，并没有做好对家庭负责的心理准备；母亲也继续沉迷玩乐，没心思好好打理家庭，只把丈夫当作维持自己美好生活的“保障”。
2年后，郑州市中原区的几个国棉厂相继宣布破产，数万名工人下岗，我的父母也没能幸免。当时爷爷已经退休，眼看着儿子儿媳丢了饭碗，也无计可施。没了爷爷这座靠山，父亲懦弱的性子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他看着厂门口有人在闹也不敢加入，还跟身边的人解释说：“这是大势所趋，没有办法。”
刚下岗那会儿，他们手里还握着一笔钱，足够开始新的人生。但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眼界，没两年，就一个出轨、一个赌博败光了积蓄，夫妻关系也变得剑拔弩张。
为了生活，父亲把面包车卖了，和好友合伙买了一辆出租车，正式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母亲也找了一份工作——舞女——在她的观念里，这份工作能挣大钱、受人欢迎，而且她很熟悉，她开心地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仿佛她的青春还未逝去。
工作没多久，母亲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父亲并不高兴，他知道母亲很受异性欢迎，哪怕他们结婚了，自卑的他也不相信母亲和别的男人了断干净了，他甚至怀疑母亲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于是，他一边贪图她的钱，一边唾弃她的不检点。
怀孕的母亲并未受到优待，她依旧要做家务，有时父亲还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狠狠地踹她的肚子，边踹边说：“只要流产的就是妞，要是踹也踹不掉的话，就是孩儿。”
母亲怀孕后不能出去挣钱了，父亲醉酒后便经常去骚扰我的小姨，向她要钱。小姨觉得莫名其妙，父亲说他要钱是为了去做亲子鉴定：“你姐怀孕了，种不是我的，就应该你们家掏钱！凭啥拿我的钱去鉴定？”
因为这些事，小姨对他既厌恶又憎恨。
3
2002年，我出生了。之后，父母带着我蜗居在一个城中村里，这里靠近闹市，回族和汉族混杂。
租房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们开始计划买房。买房是他们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决定。当时，父亲想买城中村里一个的单间：第一，价格便宜，压力不大；第二，离小学近，以后我上学就不愁了；第三，早点拥有自己的房，就方便把户口从“五厂”迁出来。
可母亲不愿意，她对拥挤狭小、嘈杂脏乱的城中村没有一点好感，她渴望住上宽敞明亮、令人羡慕的大房子。
父亲那时给一个房地产老总当司机，在2006年拿到了内部员工价，以30万元的总价订下了一套90平米的两居室。这个楼盘地处郑州西三环与西流湖路的交叉口，那时地块十分荒凉，长满了和人一样高的灌木丛。这份“投资”说不上好也不算差，毕竟可以让我们一家三口在郑州落下脚，也让他们俩首次有了共同奋斗的目标。
可能是我们家不够幸运，这套房子的工期长达6年之久，项目完成后，房地产公司所属企业面临破产，小区建成后，周边仍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呈现出一幅城乡结合部的破败景象。而且这房子属于小产权房，我们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而母亲当年看不上的城中村，竟摇身一变成了拆迁区，很多人通过一间幽暗的单间实现了阶级跨越。
虽然有了共同的房子，但我的父母却再也没有相聚过。父亲的出租车生意没个准点儿，也使他出轨变得更加便捷。他对妻女不管不顾，我和母亲见不到他的人，也花不到他的钱。后来，他扔下我们去了外地，母亲为了生活，只好把我寄养在各个亲戚家，也外出打工去了。
我刚出生时是姥姥带，幼儿园时是姥爷带，小学时是大姨和小姨轮流带。可以说，我是一个在城市里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我上幼儿园时，就已经把母亲的电话号码记得滚瓜烂熟，总是趁大人睡熟时跑到座机前，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电话那边总是发出“嘟嘟”的忙音。
2008年，母亲带回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煤老板，两人好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为了哄我母亲开心，煤老板在我最喜欢的酒店里给我办了一场6岁生日宴，宽敞的包间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姥娘、舅舅、妈妈……平常话很多的姥娘一句话也没说，爱和我玩闹的舅舅也不搭理我，妈妈温柔得出奇，她老趴在我耳朵边说：“快喊他‘干爹’，快喊他‘干爹’。”
我害怕地看着那个男人，他头顶稀疏，却还留着长发。后来经过相处，我才开始渐渐喜欢上他。他有学识，会做饭，性格也比我父亲好。我的母亲成了别人嘴里最精明能干的女人，她靠着煤老板成了贵妇，把自己的女儿养得像小公主，还守住了原来的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跟着他们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在城中村租了一个门面房，里面摆了五六张麻将桌。每天晚上拉下卷闸门，里面的麻将声轰轰作响。他们白天在酒店里睡觉时，我就会想念父亲。母亲讨厌听见我说“想爸爸”之类的话：“他对你好？你看看你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哪一件是他买的？你过生日去酒店吃饭，哪一次是他掏的？你们都是一个姓，他不养你，你也跟他亲？”
跟着母亲生活，我确实不缺物质，但她不会因为我要睡觉而停止打麻将，也不会因为把我一个人丢在酒店里而感到自责。白天，她不会接送我上下学，只会让我背着书包去赌场找她。跟着父亲，我确实吃不好穿不好，甚至需要做家务，但他会在下班后来学校门口接我，尽力满足我的一些小愿望。
年幼的我更依赖妈妈，但妈妈的依靠是男人。没过多久，煤老板私自采矿的事情被人举报了，他说自己需要资金周转，于是母亲就陪着他到处借钱。母亲连哄带骗地让娘家人拿出20万，直到煤老板从郑州逃回老家，家里人才意识到被骗了。看在亲情的份上，他们不跟母亲当面对峙，只能把苦水倒给年幼的我听。
这时候，父亲终于从外地跑回来了，不知是钱被骗光了还是生意难做，他回来以后就把出租车卖了。结果第二年郑州出租车的价格就翻了一番，出租车行业也越来越红火。
4
2009年，我7岁时，父亲去了一家报社做司机，月薪3000。他开始过着白天睡觉，夜里运报的生活。偶尔，他会和母亲聚在一起，但我总感到害怕——那时的父亲失去了出租车，手里没了活钱，他只能任由母亲摆布、索取，哪怕知道她出轨了也不打她。有时他会很听母亲的话，甚至表现得很爱她，或许正是这种细腻和懦弱，才使母亲没有跟他离婚。
但父亲喝了酒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母亲恰好没给他面子，他就会对她下死手——他会打女人最软弱的部位，不计后果地往死里打，不分场合。母亲会逃，只要父亲让她不满意，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外人觉得她是不堪忍受家暴，但只有我知道，她是去找其他男人了。
被母亲抛弃和欺骗的我步入了青春期，我开始学着和父亲相依为命。
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让我学着自己上下学。因为我爱吃土豆丝，他每天晚上都会做一大盆土豆丝。他出夜班时，我通常都已经睡了，他会偷偷地亲我一下，他一直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而我和母亲的关系，因为电话的“嘟嘟”声，越来越远了。
我渐渐长大，开始试图理解母亲——她逃避的不只是父亲，还有父亲背后的原生家庭。当时，我的爷爷奶奶都80岁了，奶奶还瘫痪了，父亲作为小儿子，仍活在父母和两个姐姐制造的温室里，他花着爷爷奶奶的养老金，却没有赡养两个老人。
为了让老家的人不说闲话，父亲一直不愿离婚，还千方百计地哄骗母亲回家照顾爷爷奶奶。母亲聪明又狡猾，当然不肯，父亲却还是把爷爷奶奶接到了城里。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我早上起来要先给爷爷奶奶做早饭，之后才能去上学。中午父亲回家做午饭，晚上小姑来做饭，有时她会留在沙发上睡觉，因为夜晚才是最难熬的。
奶奶瘫痪在床，但她不愿在床上排泄，她会像被碰到的电动车一样，不停地叫喊着父亲的小名——她只喊儿子，不喊女儿。父亲不耐烦地从床上起来，用粗暴声音吼道：“尿尿尿！你要是尿不出来我才打你嘞！”他每次都会这样回应奶奶的叫喊，然后走到奶奶的屋子里把她从床上抱起来，等她尿完，再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
很多次，奶奶都尿不出来，仿佛她喊叫只是为了吸引儿子的注意力。她知道儿子不会伤害自己，有时她会笑笑，有时她会搭搭儿子的腔。后来，全家人干脆不搭理她了，但没过多久，我就会被尿味熏醒。这样的闹剧，每晚上会上演三四次。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父亲终于受不了折磨，把爷爷奶奶送进了老家的养老院里。他辞去了没有希望的送报工作，舍下在上初中的我，去投靠在西安开公司的亲戚了。
我又变成了一个人。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睡觉，继而变成了迟到、成绩一落千丈的差生。更令班主任心烦的是，初三的我还暗恋上了班里的转校生，但班主任不知道，那个帅气的转校生是我当时生命中唯一的光。
为了让母亲在元旦假期时回郑州看我，我故意把自己弄发烧了。母亲说她已经买了车票，我躺在床上等啊等，再打电话的时候，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母亲还是回来了，说是为了我回来的，但她这次又带回一个男人，所以几乎没有在家停留。
一天晚上，她带着满身的酒气突然回家，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妞，你看我给你带回来啥？”她把袋子放在餐桌上，里面是章鱼小丸子：“是你最喜欢吃的章鱼小丸子，妈路过看见就给你买了。”
她摇头晃脑地打量我的反应。我笑了笑，打开尝了尝，没有再多说什么。之后我跑进屋里玩起了游戏，这个游戏是我和转校生唯一的连接，我每天都渴望看见他的账号显示“在线”。
母亲不满意我的反应，猛地打开我房间的门，问：“妞，你在干啥，你不是在学习吗？”
我抬头盯着她，但没有搭理她，她也盯着我，像看一只小动物，然后把手机从我的手里抽了出来，“啪”地一声狠狠摔在了地上。我被吓到了，不敢动，看见我这样的反应，她满意地离开了。在她离开后，我才敢骂出来，可惜被她听见了，她像发了疯一样朝我走来：“你骂我什么？你骂我什么？我白养你了！”
她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了床头，不停地扇打着我的脸，每扇打一次，我的后脑勺就撞击一次床头柜。我默默地忍受着，以为她把气撒完就不会再打我了，但她没有，她让我打电话向父亲求救：“你爸不是对你好吗，给他打电话让他救你啊！”
父亲接通了电话，母亲下手更重了，她对我们两个说：“我为了她做了那么多，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她却骂我！我要打死她，除非她给我跪下来磕两个头，给我说对不起！”
“妞，你说吧，你说了你妈就不打你了。”父亲像是刚睡醒，迷迷糊糊的。我本就绝望的心更冷了，父亲没有帮我，更不会救我。我只能耷拉着头，小声地说：“对不起。”
“跪下来，给我跪下来说！”母亲拉着我的头发，试图让我跪下，我抓住时机跑开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初三的生活费和补习班费，父亲没有掏一分钱。爷爷奶奶住养老院的钱，也是他向母亲借的。
5
因为这件事情，父亲不忍心再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了，初三下学期他回来陪我中考，试图把日子过得像以前一样安稳。但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面墙，父亲认为这是我青春期的叛逆。
这次回郑州，父亲又把目光投回了租车行业，还与朋友合伙开了家婚庆租车公司。一群中年男人小打小闹了两三年没翻起一点水花，父亲还赔了10万块，这让母亲对他更加失望，两人一年也没打过一次电话。
等我上了高中，父亲信守承诺，没有再离开郑州，他像以前一样接送我上学，给我做好吃的。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家里大部分的开销仍是在外地的母亲承担。我高三时，父亲想有所改变，他向母亲借钱买了一辆大众跑网约车，开始每个月为了车贷奔波。
父亲把命拴在了网约车上，我把自己的命拴在了高考上。进入高三，我的成绩停滞不前，离高考还有半年，我和父母商量去集训班搏一搏。集训班开价半年2万7，我当时不知道这笔钱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拿捏父母对我的愧疚，让他们交钱。
我本以为父母不会答应，但他们却答应了。他们没有逼迫我一定要考上好大学，而是对我说尽力而为。在集训班一个月，我确实感受到老师质量的不同，我对考题的理解也不一样了，在寒假前，我第一次上了500分。
寒假的第一个星期，我去养老院看望奶奶，疫情来了，各个村开始封路。我和父亲看到新闻，连忙启程赶回郑州，回家的第二天疫情暴发，郑州封城，电视上除了疫情还是疫情。
到了开学的时间，我在家上起了网课，父亲有时会开车在街上游荡，但他每次回来都像一只落败的狮子，喃喃说：“街上没有一个人。”他在沙发上看电视，在窗边看街景，他从来没和我提每个月4千的车贷，但他的眼窝一天比一天深了。
疫情居家3个月，一切都停了，父亲没有一点收入，我的分数也停在了寒假时的阶段。在与命运的这场斗争中，我失败了，不多的高考分数让我只能选择一所民办学校，代价是我要带走父母小半年的收入，一年内就可以把这个孱弱的家掏空。不管多么辛苦，父母一直没有将经济的压力告诉我，只让我好好读书，省着点花钱。
为了逃离家庭，我跑到了重庆上学。屋子空了，父亲把瘫痪的奶奶接过来同住，她86岁了，熬走了丈夫又把两个女儿熬出了大病，只剩下一个儿子能够依靠了。
父亲没有能力全心照顾奶奶，只能白天开车，晚上回来顶两个姑姑的班。开车时不能随时上厕所，父亲的肾做过手术，还有糖尿病，他控制不住小便，有时会屙在裤子里，经常会有乘客因为车内有异味投诉他。父亲的评分越来越差，接的单自然也越来越少，但他没有办法舍弃这份工作。因为只有这份工作，才能让他给得起我的生活费、学费，还车贷，承担一部分家里的开销。
在我高考后，母亲向父亲正式提出离婚，但父亲不愿离，不管是劝他还是骂他，他都油盐不进。他称自己会改过自新，而他的“决心”在母亲看来，只不过是找她回去照顾奶奶的诡计罢了。
我曾真诚地问过父亲为什么不想离婚，他回答：“因为你妈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他不愿告诉我真实的想法，我只能猜测这“东西”是什么——或许是母亲小他10岁的肉体，或许是母亲多年来的存款，或许是母亲保姆一样的顾家能力？
2021年7月，我在离家较远的金水区找了份暑期工——因为一回到家，我就发现屋子里已经没有我居住的痕迹了：冰箱被各式的中药和腌菜填满；沙发上散发着尿味——是父亲晚上睡觉尿的，尿液浸透了海绵；因为舍不得换，奶奶用的一次性尿垫带着黄色，在房间里晒了又晒。
堂姐来家里看到这副场景，忍不住感叹：“因为穷啊。”父亲也知道我不想回这个脏乱的家，只能放任我去外面工作。
7月20日那天，一场大雨来势汹汹，当时父亲正在郑州火车站拉客，距离大水漫灌的京广北路只有1公里远。他本来是打算走那条路的，因为可以快点回家，但作为一个开了20年车的老司机，最后他还是在暴雨里选择往高处走。他在高地上，看着一辆辆汽车被大水冲走，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这一天，我出门上班时，从楼下到小区门口50米的距离，走了7分钟。水把厚底的鞋浸透了，风刮得伞不受控制，我看去公交站没有希望，便直接和公司请了假，去找住在附近的男朋友。没想到，这场雨下了一个星期，我困在男友家，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尴尬地和他的家人们相处。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住在男朋友家，可他后来还是知道了。虽然生气，但他也无可奈何，只淡淡地说：“孩子大了。”
6
洪水的余波持续了一个月，我的暑假工没能干满时间，但幸运地挣到了钱，换了一部新手机。临近开学，我的学费又要带走家里几个月的收入，这个家早已是干戈寥落、雨打浮萍。
我和父亲商量申请学校的补助，但需要提供贫困证明。我说，我要去街道办事处办低保，父亲一边做饭一边回复：“咱家不算是低保户，办不下来。”
此路不通，我又说了助学贷款。父亲听我要贷款上学，立马制止：“不要碰贷款，你这么小就贷款，以后怎么办？我有钱，你不用操心。”他吃尽了贷款的苦头，为了填补漏洞，他刷了信用卡，有时工作人员来催款，他急得焦头烂额，却只能往下拖。
我又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母亲一听见也急了：“贷款都是骗人的，以后让你喘不过来气，你的学费我还是能承担得起的，我不会让你在学校就有债的。”
我知道母亲害怕什么，她年轻时赌博欠下的债用了10年才还清，更不要说让我背债了。她表示办低保这件事，我可以问问她的男友，“这些事情他比较清楚”——她又把我推给了别人，我多么希望母亲能真正地帮我做一件事啊，一时间，我绝望得说不出话来。
新一年的学费又是父母东拼西凑弄来的。父亲向大姑借了8000，母亲向她的男友拿了8000，但日常的生活费他们在尽量逃避，鼓励我去勤工俭学。
我离开家不久，父亲就出现头晕无力的症状，他去医院查出了小面积脑梗，因为不舍得花钱，只是简单地治疗了几天便不再去医院了。洪水过后，郑州的网约车生意更不好做了，精神和身体的痛苦也让父亲不愿再开车，于是托关系找了份银行保安的工作。他把车租了出去，两个月后租户把车退回来，车子孤零零地停在小区楼下，下班后他还会再出去接几单。
大一寒假，我悄无声息地去外地见了一次母亲。我们的关系因为常年的分离已经疏远，但我仍要为了生活费和几件新衣服去讨好她。我越来越迷失，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将要去往何处。
因为父亲拒绝离婚，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搬到外地和男友同居，对方离婚，带着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们买了一百多平的大房子，共同还房贷，母亲一直期待我能去她的新家看看——母亲的新家确实很漂亮，高档小区，超大的落地窗，装修温馨又时尚。她告诉我，这是她“梦想中的家”。
母亲老了，她坐在偌大的客厅里，自诩已经看透人生，不想再像无根的浮萍那样到处飘，她要在这里安定下来。她说，她的男友家里正面临拆迁，能在平顶山市里分得3套房、不少的拆迁费，还有几个卖猪肉的门店。
母亲彻底不愿回郑州了，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她都在埋怨父亲，恨他耽误自己的青春，怨他没有给过自己一分钱。她沉浸在自己的新未来里，可她那时哪里能未卜先知——没过多久，男友的母亲就患上了肝癌，把拆迁费掏空了，再加上疫情反扑，猪肉店的生意也会冷淡下去。
2022年的新年像往年一样冰冷，我姥姥也瘫痪了，并伴随着老年痴呆。从未照顾过人的母亲把姥姥接到了身边，看着每天只会傻笑的姥姥，母亲只会喝酒，然后向我哭诉自己的辛苦：“你看着这房子好，一个月要还4000的房贷，你姥娘又在这里，我啥也干不成，钱只出不进啊。”我觉得心烦，她也看出我的心烦，说：“你小，你还不会挣钱，没有成家，你不懂。”
我在心里嘀咕：“房子是你选择的，男人是你自己找的，姥娘自生病以来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们照顾，其余几年家里都找不到你的人，你只照顾了一冬就有这么多怨言。”
这些话我不能说出来，因为说出来母亲会耍酒疯，我害怕会殃及池鱼。
寒假匆匆过去，我要开学了，本想回郑州看一眼爸爸、奶奶和姑姑，但病魔没有给我机会，爸爸因脑梗倒下了。
因为照顾父亲太久，我面临休学的风险，只能把父亲托付给姑姑，自己去上学。幸运的是，在西安开公司的亲戚知道了我的情况后，愿意资助我上学，我也没有辜负家里的期望，拿到了奖学金。
大概是看到了父亲晕倒和被抬走的整个过程，奶奶受了刺激。父亲住院后，两个姑姑不能一直照顾奶奶了，她好像是明白了什么，不愿喝水吃饭，想要活活把自己饿死。父亲也不愿拖累我，仅仅半年就有了自理能力，有时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
穷和死太过可怕，如今，我仍在学校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地活。我考下了教师资格证，跟着老师学书法，寒暑假做家教……我珍惜活着的每分每秒，愿我以后足够强大，能够将死神和穷神死死地抵在家门之外。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