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当我从一个“不听话的熊孩子”成长为一位“想让熊孩子听话的父亲”时，我不得不思考一些关于教育、关于成长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我，经历过传统的中式教育，也受过7年西方教育的洗礼，其后成为过不少学霸们的老板，也因自己错判形式、没跟上时代而跌入过谷底。好在，无论何时我都能爬起来再战，绝不认输。而回望我这40多年的经历，我最庆幸的是自己曾是个“不听话”的熊孩子，也跪谢搞科研的父亲当年苦心为我营造的“逆风时刻”，因为它们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让我把“逆风生长”变成了肌肉记忆。接下来，在又一个全新时代来临之时，怎样去引导家里那个自带“熊基因”的小家伙，我必须比我父亲做得更好，更不会让我的伤疤成为她未来的痛。把我们三代人的真实故事写出来，不矫情、不做作、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更不会光鲜亮丽，它们只是实实在在的就发生在你我身边，诉说着一种另类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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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关于我爸的职业，我问过他很多次，他的回答永远是“单位食堂炒菜的”。我妈还在一旁帮腔，说什么“科研单位也需要有人炒菜做饭”，“都是为人民服务”……缺心眼如我，那时候是真信了。
事实上，我爸是搞燃料催化的，工作很忙且高度涉密，在我上小学五年级前，他连回家的次数都屈指可数。也是因他的工作，出生在70年代末的我，幼时一直都在祖国大西北山沟里撒野，连幼儿园都没上过。
直到上小学，我才被送回城里。起初，我妈对我的要求极低——能老实坐在课堂里别搞事就行。但我连这也做不到，学校老师管这管那的真招人烦，而我又不光脸皮厚、记性差，还身体倍棒、抗击打能力极强，压根不哆嗦她那些家法伺候。
我爸是个典型“蔫吧淘”的知识分子，每次回家都眼见我被揍得遍体鳞伤，知道熊孩子精力太旺盛，搁课堂里坐不住，又赶上我因天生爆发力好、外加左右脚均衡而被区业余体校足球教练选中，尽管我妈差点跟他玩命，他还是送瘟神般地把我送体校去了。从那以后，我上午上学，下午去体校训练，在课堂上真消停了许多——毕竟上课铃真催眠，各科老师还会讲各种“睡前故事”。
我全天搁学校待着都回回考试倒数，这又半天跑体校训练耽误学习，我妈当然不干了，跟我爸吵了许多回，我爸永远是那句话：“不急，这不才二年级吗？等我转回地方，我来收拾这小兔崽子。”
我妈也真信了，然后苦苦等了3年——就算她不信也真拿我没招，总不能手刃亲儿子吧？她对我的要求降到了“活着回家，别被送工读学校就行”，而老师更是放弃了对我的一切念想，到后来，干脆为我们这些“体育棒子”们成立了一个“体育班”。不开玩笑地说，我的小学数学语文，那可真是体育老师教的，因为擅长谆谆教诲、“动手能力”差劲的老师们，统统被我们气跑了。
当然了，最开心的肯定是我，踢球多有意思啊，我哪是学习那块料？
唯一遗憾的是，教练几次要把我往市体校送，我爸都没同意——那时中国足球还没有职业化，在他眼里，踢球只是兴趣爱好，捎带着消耗我过剩的能量，不能当饭吃。我妈更不用说了，连买双球鞋我都只能偷摸着管我爸要钱，手头也不宽裕的他，只能改抽最廉价的手卷旱烟了。
我升到小学五年级时，我爸终于转回地方继续“炒菜”，也基本能天天回家跟我斗智斗勇了。
与我妈和学校老师的各种“言传身教”不同，他居然能写上几道数学题，然后反过来让我给他讲。他说他在食堂工作时因为没算明白数学题，“让领导给一顿收拾”，还说，“这事太丢人，不能让你妈知道……”
他说得太像那么回事了，我居然就又信了。尽管我是个熊孩子，但要是能帮老爸做点什么，我又怎可能不兴奋呢？但他那些压根不分年级、难度也不等的数学题，我是真不会，只能厚着脸皮去找我妈给我讲。我清晰地记着，当我第一次主动找我妈问数学题时，我妈都被我爸的骚操作给逗乐了，然后又哭了。
为了“帮我爸”，我就像只鹦鹉似的来回搁家里飞，前脚找我妈问完数学题，回头再换间屋子关上门给我爸讲，然后还得忍受这个“脑子不行”“记性更差”还“爱捣乱”的家伙不断地搅局发问——我总是三两句就让他给问住了，又得回头找我妈问完再给他讲，还得纠正他的各种计算错误，然后再为了我和他不同的计算结果而急赤白脸地分头重算，他居然还好意思把我妈拉来当裁判。
好吧，平时看到老师就犯困的我，这回在没人逼着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听课了，因为就算体育老师现学现卖讲的数学，好像也比我妈讲得清楚。只不过，我的问题实在太多，把体育老师都给问“蒙圈”了，干脆把我转回了正常班级。
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是，不知不觉中，我居然喜欢上了数学课。因为我神奇地发现，老师讲的东西我竟然能听懂了。更重要的是，家里还有个“笨学生”，随时都可能向我“请教问题”——“体育棒子”都是讲义气的，为了“帮老爸不挨领导收拾”，我也算玩了命。
于是，我就在那“食堂炒菜的”给我挖的坑里，越陷越深。
当然了，我也曾发现过破绽，比如，只要我妈不在家，在单位食堂都能炒菜的他，居然对我说，“饿了就睡会，等你妈回来做饭”。我当然不干，他就总拿酱油泡米饭、泡馒头、泡面条来糊弄我，理由居然是，“家里厨房条件没我们单位好，我不会用家里的煤气罐……”
小学数学真没多少玩意，在我爸那完全脱离了教科书、又压根不按套路出牌的“不耻下问”下，基本上每给他讲明白一道题，就直接把跟那道题有关联的七大姑八大姨一锅端了。在我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之时，我的数学老师除了怀疑我考试作弊，就剩下各种翻我兜找标准答案了——更让她抓狂的是，我还总时不时地问出点刁钻到她都答不出来的问题，直接把她给问急眼了，问我：“你个熊孩子又搞事是不，哪来这么多问题？”
“我爸问的。”我实话实说。
“你爸是干什么的？”
“他们单位食堂炒菜的。”我还是实话实说。
那位小老师当时想弄死我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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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爸在1年之内搞定了我小学6年的数学。其实我说少了，他真正搞定的是我这一辈子的数学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它所适用的场合，绝不仅限于数学，语数外物化生史地政，统统适用。因为它是一种理念，一种很严谨的纠错理念，严谨到了我国最顶尖的航天科学家们，至今都在严格恪守——技术归零五条原则，具体来讲就是：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我也称它为“航天纠错5条”，它就铭刻在我爸单位的迎宾墙上，天天回家就能看到。等我略微开窍后，发现：我爸不正是用这20个字在给我讲数学吗？这20个字初看没啥营养，貌似是个人都明白，这里，我就用最简单的小学数学题，来解释一下它的“实际疗效”。
比如，19*29=？
这题不难，但很多人做错，尤其是读小学的小屁孩。至于为什么错，一般不会深究，大而化之地再“讲明白”一遍，就算纠错，再布置几道类似的练习题“多练习”，就算巩固了。其实，这种纠错方式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同样的错误也许还会继续犯，不然好多学生为何上了十几年学，还会在中考甚至高考里因计算错误而大面积丢分？
这里，我就用“航天纠错5条”进行纠错。
1.定位准确：找到计算错在哪一步——查看运算过程，这一步看起来很简单。
2.机理清楚：这里的“机理”，绝非仅仅指的是逻辑运算方面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犯错的“机理”（也就是原因），包括马虎、看错行、进错位等，甚至是眼镜度数不够都行，不管你找到的是啥“机理”，先记着。
3.问题复现：这一步是重点，指的是用你自己找出来的“机理”，重新算出之前那个错误答案——只有重新算出错误答案，才能说明上一步找出的“机理”是正确的。如果你算不出来之前的错误答案，就证明你的“机理”找错了，那就重新回到上一步，直到找到真正犯错的原因，也就明确自己犯错的根源了。
4.措施有效：无论你上面总结出什么原因，就一定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你说自己算错的原因是“马虎”，那解决方案可以是字写工整点、换张大点的纸、重新研究做记号……同理，无论你总结出什么“整改措施”都行，先记着。
5.举一反三：这一步，绝对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做几道练习题就行。
我说个我爸当年虐我的“举一反三”的方法，那就是当我貌似完成以上4步后，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整改措施”，他便会直接以“跟我一起做游戏、看谁算得准”的名义，让我计算类似于“1239489489849*2334583489358=？”这样的大长式。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大长式子，是在为难小学生？其实不然，如果真把上面4步都吃透了，不可能错。若错了，就表示之前那4步还没彻底解决，那就重新一步一步地来，直到真正得出正确答案，这才表示你真正找到了错误的“机理”，也证明你的整改措施是有效的。
其实，如果你真正动手算这个大长式子，你就会发现，当你出现错误后，最难的步骤反而是“定位精准”——准确找到出错误某个点甚至很多个点，然后再分析问题、找解决方法，你可能就会明白那些常规的“做练习”根本是治标不治本了。
这就是个“圈”，用你自己总结出来的纠错方式来回验证，一直到你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更是因人而异，有可能一下午，也有可能是一天甚至几天，但用这点时间来换取一生的精准计算能力，还是值得的。
当然，这只是个示例，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科目，包括那些逻辑思维方面的错误，都有各自“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反正其根本就是这个逻辑。
至少我自己和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杜绝数理化考试中的计算错误。其实，在我眼里，数理化只有两部分：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如果计算能力搞定了，那不就真正闲出半拉膀子轻装上阵，全力对“逻辑思维”部分“左右开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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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数学的一窍不通，我当年的语文成绩还算不错，至少在体育班里也能算得中上游，因为我家门口有位因祭奠儿子而摆馄饨摊的女博士（详见《开馄饨摊的留美女博士》），曾经是我爸的领导兼邻居，更是我们这帮小屁孩放学放假时的“食堂”——食堂炒菜的和摆馄饨摊的说他俩是同事，我能不信吗？
这位“馄饨妈妈”教小屁孩们跟我爸是一个套路，我爸应该跟她说过什么，她平时也不咋管我学习，但多多少少的也总让我去帮她“干点活儿”。而等到我爸去馄饨摊接我回家后，鉴于他“文化程度有限还不太会写字”，教他认认字，帮他写点食堂里需要的类似介绍信、请假条、进货单啥的，也没有太大的难度，实在不行，不还有新华字典能帮忙吗？
当然，我爸多坏啊，单单多认识几个字，还能入得了他老人家的法眼？
我是真没想到，连我平时在学校惹祸，都能成了他跟我“使坏”的机会——作为学校里臭名昭著的体育生，这种机会实在太多了，相对于每次犯错误后老师暴怒中的大嘴*****，我妈变着花样的家法伺候，只有我爸乐呵呵地扔给我一摞稿纸——写检查。
请注意，那不是一张稿纸，而是一摞。
相对于学校老师要求的一二百字的检查，我爸要求的检查就很有技术含量了。他要求我不但要深挖自己的错误，还得找出相应的规章条例，然后再总结错误原因、制定整改方案，以及明知故犯后如何解决。后来我回过神来了——他这不就是在继续化用“航天纠错5条”于无形，要求我从“定位准确”开始，一直写到“举一反三”嘛。
更没有人性的是，这种检查根本没有字数上限，必须写到他满意为止，学可以不上，觉可以不睡，但检查必须写好。当然，只要他满意了，不光既往不咎，我还能又回归到无拘无束了，连我妈收拾我他都会顶着——当然，前提是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否则，不仅得从头开始深挖错误根源，还得同时深刻反省明知故犯、屡教不改、说话当放屁等罪状。
事实上，对于那些从不犯错误更没写过检查的“乖孩子”来说，他们永远都不会理解写一篇合格检查会如何锻炼人：不仅需要充足的理论研究，比如熟读《小学生行为规范》、苦学《弟子规》等相关资料，还得把犯错误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叙述清楚，再理论联系实际地做出自我反思与批评，甚至还得畅想未来、升华感情，更不能忘记拍拍老师和家长的马屁，以及再次深度剖析一下自己有多混蛋。
你说，这是多么好的锻炼自己思维与写作能力的机会，因为“表现好”而错过了，可惜不？
当然了，也有人会说，这种检查对小屁孩来说，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爸非等着我五六年级再对我下手嘛！对于一个“体育棒子”来说，上来就能写这样的检查当然根本不可能，但架不住那“食堂炒菜的”会忽悠啊，他说我帮他“干了那么多活”，他可以帮我“打个样”。
记得小学最后一次清明节，学校组织完去烈士陵园扫墓后就就地放学了，回归大自然的我，干脆和几个小伙伴去了一处野湖畔钓鱼生火烤青蛙。但万万没想到，有个猪队友第二天上学居然把我抓的一条水蛇带到学校，扔老师办公桌里了……最后连校长都出动了的“专案组”，当然饶不了我这个罪魁祸首，大嘴*****、请家长、写检查的“一条龙”绝对少不了。
我爸从来不会与老师硬刚，即使劈头盖脸地挨了一通训，也没冲我发火。但带我回家的路上，他就开始主动帮我分析写检查的套路。他说，亲近大自然本无错，但一帮小破孩趁小动物们冬眠还没彻底清醒就趁火打劫，肯定不对，把战利品带到学校吓老师更是罪大恶极，老师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负责——当然，老师们在烈士陵园门口就地放学这事也有责任……“所以，这份检查必须好好写，阐明事实、说明原因的同时，也得适当给老师提个醒，当然，不能写得太露骨，否则激怒老师的后果就更严重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份检查我爸给我列了个提纲后，我写了整整3天，连学都没上，足足写了5篇稿纸，更因为“尺度”原因来来回回地改了十几回，直到我爸满意，也能够老师们满意地既往不咎了。
在写检查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我的记忆、思维、理解、文字组织能力，连带着思想品德的理论学习也同步提高，就连我那手破字都越来越有“体”了。印象中，我没正经听过语文课，但自打检查越写越溜，语文考试中除了需要背诵默写的那几分我从不惦记，剩下的我基本已经自学成才了。
我上初中后，虽然每周还得去体校训练至少3个下午，可语文老师居然破格提拔我当课代表。那可是我这辈子第一回当“官”，至于原因，就是我在一次聚众斗殴后写的检查直接把教导主任都给感动哭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因为我的存在，直接拉高了老师们对写检查的业务水平要求，连那帮学霸们犯错误后，都干脆把稿纸扔给我，因为语文老师不可能教学生写检查，人家也没写过。用帮忙写一份检查来换他们帮我写一周作业，他们高兴，我更乐呵，这才叫“双赢”。
很多年后，当我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到论文时，看着那熟悉的格式，才幡然醒悟，感情我家那“食堂炒菜”的，早就偷梁换柱地用他自己带的研究生论文格式来替换了小学生的检查，难怪年级越高，我写作文越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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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读初二，中国足球也已经筹谋开始向职业化进军，已经在体校打主力后腰的我，成功落选了职业梯队的选拔，教练当时很惋惜地对我说，“你爸‘太不懂球’了……”
那时我就算是个傻子，也已经知道我爸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了，我明白一辈子清高的他不可能去干那些涉及铜臭的龌龊事——即使那年代请吃顿饭就能解决不少事，他也装愣卖傻地权当听不懂暗示。
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绝对不可能允许我完全放弃学业以踢球为生：“行了，该收收心了，总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
当我骂骂咧咧却也死心塌地地坐回课堂之后，却发现至少在学习方面，我完全算不上是熊孩子了。即使初中比小学多了太多科目，但相对于那些考试中错误百出的同学们，已经拥有了精准计算能力的我，再去应付数理化等科目，也就只剩下听明白老师上课讲的原理部分了。而且让我越发自信的是，我遇到的数理化题，可以不会，但极少做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底子好”吧？
我爸不再跟我装“食堂炒菜的”了，平时也没工夫管我学习，但他死盯的是每次需要他签字的考试卷——无论数理化语外，只要让他找到“代表性”的错误了，那就对不起，接着使用“航天纠错5条”，直接往祖坟上刨、捎带着把一路惊出的“小鬼”们统统打掉吧。
当然了，“航天纠错5条”也有弊端，它需要很系统地深挖错误根源，甚至还得反复去验证自己给自己开的“治病方子”是否行之有效，而年级越高，知识量越大，这个过程就会更加漫长，需要绝对的耐心和恒心，直面太多干扰，比如写不完作业，甚至考试成绩不美丽之时来自老师的大嘴*****。
我爸说，老师讲课、留作业都是无差别面对全班学生的，其中不分成绩的优劣，因为老师的任务是顾及全班。而考试中丢掉的分数才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所以平时听课写作业是正面输入，揪着错误往死刨则是逆向补漏，二者合理结合，才能真正去避免“头疼医脚”的无用功。
我猜，这就是那些正经的学霸们平时都不太听课的根源吧？不幸的是，这个套路比学校里老师习惯的“讲明白、做练习”的方式繁琐了太多，更与他们擅长的“题海战术”完全对立，效果如何，我不敢妄言，但对于我自己，那真的非常有效。
于是，当同学们忙着刷题的时候，我却经常在为了一道错题耗费几节课时间，不写作业那就是家常便饭，每逢这时，最不高兴的肯定是各位老师，但他们几次把我爸叫到学校各种批评却发现等同于对牛弹琴后，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残酷的现实了，总不至于再去找我爷爷告状吧？
别说不写作业了，就算每到期中期末考试前，我都会要求旷几天课搁家“刨祖坟”，这时除了指使被气得咬牙切齿的我妈搁家“看守”，防止我借机出去鬼混，我爸是绝对不会废话的。
让那些质疑的声音闭嘴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考试的分数—— 当“祖坟加小鬼”都被刨干净的时候，就算它题型千变万化，还能去跟了别人家姓？再说了，不还有老师带着我们不停做试卷吗？考试就算考不好，那不更得使劲刨吗？
于是，在老师的方向指引与源源不断输出的试卷中，我就专负责跟自己试卷屁股后面“刨祖坟”，效果那是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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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航天纠错5条”原则只要合理应用，真的会让学习变成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信的事，因为随着对这种纠错能力的灵活应用，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已经成为肌肉记忆，别说数理化，就算语文、英语都同样适用。
考上重点高中后，我又没脸没皮地回体校训练了——我跟几个成功进入职业梯队的哥们喝了顿酒，听到人家在职业队里的发展前景、丰厚的工资和奖金后，又放不下心中的足球梦了，还想等着下次选拔的机会碰碰运气。
我反过来忽悠我爸说，“凭我的资历与能力，如果能帮助高中校队拿到个不错的战绩，至少在高考中还有20分的特长分呢”。我爸居然同意了，反正他对我的学习能力已经足够放心，而且估计他已经发现我在教室里又坐不住了。
但现实却依然很骨感，因为超龄外加我爸依然“不懂球”，高一时的职业梯队选拔也没我啥事了，我只能又老实回学校读书了。作为高中校队正印10号球员，即使我们校队在市里的高中生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但在进入8强之后的3场比赛里，我却没有得到1分钟的出场时间。其中的道理，我不说你也懂——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得教练说你行，你才行，否则，就算马拉多纳带着梅西来了，教练一句“这场主打长传冲吊”，哥俩也只能把板凳坐穿了。
高考加分梦即将破碎之时，恋爱更把我逼上华山一条路。别人早恋是影响学习，而我跟学霸谈恋爱后，给自己定了个作死的目标——她要考北大，那我就奔着她学校对面的清华使劲。痴情如我，当然得上大学接着跟人家搞对象啊。
至于我和人家的区别是，她真能考上，而我在高一欠下的实在太多，哪怕高二以后的成绩跟火箭般的直线上升，也得加上20分的特长加分才稳当。但我爸又不可能、更不懂得从中使劲，最终还是确认无法加分。
我们那时是考前填志愿，我还是自信满满地只填了“清华大学”，剩下的全部空白，还“不服从调剂”。我没敢告诉我爸真正目的，只是拍着胸脯对我爸说：“要是考不上，我就复读！”
我爸很恼火，自己闷屋里琢磨了一晚上才对我说：“就凭你小子这股子冲劲，我就陪你疯一回！”
我爸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对我的支持，包括抵御我妈的唠叨甚至班主任和校长的多次登门拜访——在他们看来，我那是自杀性的做法，纯粹是脑瓜子让门挤了还不够，非得再跟“电门”过过招。
我猜，这应该也是我爸的激将法。事实上，他差点就成功了。为了爱情，高考前那段时间，我的确算是玩了命。我在高中时遇到的老师们真的很棒，他们也曾是学霸，很理解我的学习方法，即使刚刚骂完我不写作业，还是会给没羞没臊地找他们问题的我从战略和战术上同步提供支持。
我的学生时代，我爸给我定了两条家规：一是晚上9点必须上床睡觉，保证睡眠才能保证第二天的效率，尤其像我这种下午还得去体校/校队训练的；二是稳扎稳打，不要搞题海战术，因为高考的容错率不低，没必要去死磕那些偏怪难题。
其实高考头4科考完，超常发挥的我，都想跑火车站提前预订去北京的火车票了。但就在考最后一科物理的头一天晚上，我把严格执行了12年的家规全部抛掷脑后了——我太想去北京跟女友继续谈恋爱了，物理是我最强的一科，我已经不满足于我爸的“田忌赛马”那套战术了——我必须奔满分使劲冲。为此，我实在太兴奋，躺床上睡不着干脆就起来了，专挑那些可能会在考试中出现的偏怪难题死磕。
高考期间，我爸妈根本不会干扰我，但我这种“走钢丝”的行为还是让他们心中没底。那天晚上，当我爸和我妈下楼遛弯回来时，发现都11点了我屋里的灯还亮着，便推门进来了，而已经疯狂了的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爸的任何劝告了，他能做的，就是安抚完我妈后，默默出门把电闸中的保险丝给拔了，捎带着把备用保险丝统统拿走了。
这也难不倒我，我干脆把邻居家的电闸给拉了，把人家的保险丝拆下来安到自家电闸上后，他再拆，我就砸楼上的电表箱玻璃接着拆。我和我爸差点动了手，他也不想在大考前让我情绪失控，眼见劝说无效，只幽幽地扔下了一句：“记着你说的，考不上你就复读！”
事实证明，我那天晚上死磕的偏怪难题第二天压根就没有出现，但根本不适应熬夜、满脑子是那些没搞明白的知识点还没有老师解答的我，在熬了一个通宵坐进考场之后，两眼昏花全身冒冷汗。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我的分数去个正经大学问题也不大，但关键是我没报。我爸安慰我：“没关系，明年再考，调整心态，你能行的。”
我却食言了，因为我实在不想重温一年恐怖的高三了，更因为看着身边的朋友、哥们，踢球的已经在甲A甲B赛场上初露峥嵘了，跟老爸学习做生意的更早就发家致富了，而我啥也不是。我爸也知道，就我那做啥事全凭一股子浪劲的德行，他就算把我弄回高中课堂，那也只能给高中添乱了，他只能给我降低了要求，去一所市属二本大学混个本科文凭就行。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我的梦已经碎了一地，再去哪混还不都一个样？后来，在二本大学混了几年（详见《站上风口的学渣，没守住时代红利》），挣了第一桶金，终因不甘，也觉得对不起老头子，便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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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当裹着尿片的女儿问我：“爸爸，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单位食堂炒菜的。”
小家伙乐开了花：“怪不得你肥头大耳的像头猪……”
然而，小家伙可比当年的我机灵多了，回头就去找我妈和她妈求证了。我妈想起了当年我爸就是这么“忽悠”我的，自然也不能多说，而她妈更不方便在孩子面前戳穿我，便如同当年我妈那样，不得不帮我圆谎。
只有当我自己当爹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我爸当年忽悠我那招，实在太牛了——既然食堂炒菜的，那就是该教给我的，他真会，该让我自己琢磨的，或者该让我去学校里问老师的，他统统以“自己也没念几年书”而拒绝，彻底断了我的念想。
谁又会去要求一个“食堂炒菜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得问啥都会呢？既然他“不会”，还一直很“虚心学”，我就得自己弄明白了回头给他讲，都能给他讲明白了，我又怎么可能自己不明白呢？
隔了十几年，我又真去“西天”取了回经，把同样的招数进行改良后用在女儿身上，我根本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在女儿出生前，借她妈的光，我也阅读过不少育儿书籍，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从“要我学”，到“我要学”，这个转变过程是激发孩子内核动力的关键。当时我就想起了我家老爷子，相对于写书的那位专家的叽叽歪歪，那位“单位食堂炒菜的”，才是传说中少林寺里的扫地僧吧。
女儿不可能有我小时候那么混蛋，但孩子那颗帮助爸爸的心还是一样的。别人家老爸都给孩子讲知识，而女儿通过给我各种讲解玩具的用法、各种教我认字，她自学成才的速度，绝对比她妈和老师教的快多了。
当年我爸对付我的时候很可能是拍着脑瓜子的不得已而为之，但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的消化理解和不断领悟，在帮女儿“纠错”这条路上，我肯定做得比老爷子游刃有余了，女儿对这种“打法”的精髓掌握，也肯定比当年的我要强了太多。
不过，女儿遇到的阻力，也比当年的我大了几倍。因为，这是始终是一种不被太多老师认可的“旁门左道”，更与他们多年教学积累出来的经验背道而驰，尽管它是我国几代航天科学家的心血结晶，这就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
在女儿小学的一次家长会上，始终怕我一肚子歪理激怒老师的媳妇因单位临时有事，终于批准我去参加家长会了。开完家长会，我刚想开溜，就被班主任老师虎着脸拦住了：“我看你也不像食堂炒菜的啊……”
当时，我差点乐抽了，毫无疑问的，小家伙也像我当年那样，追着老师屁股把人家问急眼了，因为她得回家给我讲明白啊。
老师信不信与我无关，重要的是，孩子已经真正从“要我学”，转变成了“我要学”，她的听课效率乃至学习动力，又怎么可能再用我去跟她念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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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小学时，我格外喜欢腊月廿三这个日子。原因有二：一是这天是北方的“小年”，过年的序幕就此展开，中午母亲会变着花样烧一些好菜，让全家大饱口福，次日又会从集市上买回一些过年吃的零食，比如米花团、爆米花、糖果等；二是寒假生活也正式开始，我不用再去上学了。
我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父亲开了一个药铺，赚了一些钞票，花钱阔绰了不少。他准备买一头猪在小年当天宰杀，猪头完整地留下来，在大年初一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用来敬神，以求新的一年药铺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我家买的这头猪是邻居东琪家养的。我和东琪是同班同学，那年他家养了三头猪，但到年底时全卖掉了，没舍得留下一头自己家吃。早在腊月初我母亲去预订他家的最后一头猪时，东琪的眼睛里就写满了不甘和委屈，他带着哭腔冲他父母说不准卖，他要吃猪蹄、猪血、猪尾巴。我母亲见状，便让东琪在小年这天去我家吃中饭。我也跟着附和，让他那天一定来我家。东琪没吭声，还是哭丧着脸。他爷爷替他答应了下来，说那天中午他们一定会去我家尝尝自家猪肉的味道，“绝对香得满嘴流油”。
预定好的猪依旧由东琪家饲养着，准备等到杀的那天再进行称重和付款。东琪母亲提出要我们先付80块钱，她说东琪近两天腿疼得厉害，她要带孩子去看病，但手里不是很宽裕。我母亲答应了。
腊月廿三很快便到了，中午11点，父亲与叔叔们抬着猪肉边说边笑，从杀猪匠家走了回来。当时天空正飘着雪花，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冲站在门口等待的母亲喊道：“瑞雪兆丰年啊！”
那年中饭餐桌上的菜比往年要丰盛许多，母亲和两个婶婶一起，把猪蹄、猪血、猪心以及五花肉、排骨等原材料以炒、炖、炸、蒸、卤等各种烹饪方式做成一道道美味，接二连三地端上桌。我家的整个院子肉香四溢，家里的大黄狗兴奋地走来走去，不停摇动着尾巴。父母高兴，赏了它许多带肉的骨头。
下午2点多我家才正式开饭。当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方桌前正准备动筷子时，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冲我说：“东琪咋还没来？你去喊一下。”然后又怜惜地说东琪这娃小小年纪腿总疼：“他得病快有一年了吧？看病钱花掉不少。”
我闷闷不乐地“哼”了一声，坐着没动——一周前期末考试完，老师在办公室批改试卷时，我们一帮同学围拢在老师周围，想第一时间获知成绩。当老师批改到我的试卷时，我内心紧张不已，默念着“不要错”。东琪当时站在一旁，似乎比我更紧张，他两手握成拳，嘴巴里无声说着什么。我从他的口型看出，他说的是“错”。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忘记了周遭也忘记了我就站在一旁。当一个个对勾出现，眼看着试卷将要批改完时，他的无声终于变成有声，他急不可耐地发出的一连串声音：“错、错、错……”
当我脑海里重放着这一幕时，依旧很生气，我拿他当邻居和同学，他却将我视作对手甚或是仇人。
母亲让大家先放下筷子，准备亲自去叫东琪，毕竟有言在先，做人不能失信。她话音刚落，我家的院门就被猛然推开了，东琪和他爷爷从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走了进来。
父亲看见他们，嘀咕道：“算着时间、闻着香味来的吧，来得真是时候。”父亲语气中的不屑和排斥也是有缘由的——当年，我爷爷奶奶被划为“富农”，家中的田地和物品悉数充公，爷爷奶奶心如刀割，可东琪的爷爷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笑得合不拢嘴，幸灾乐祸地说：“世道终于变了！”
坐在屋内，我抬眼看越走越近的东琪，发现他竟不是空手而来——他的左右手各拎了一串米花团。
米花团在我们老家也称“花吉团”，算是一种年节食品。它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先将糖稀倒进膨化过的大米中搅拌，再用两个半圆形的模具进行塑形，稍加冷却后，一个个比乒乓球略大一些的米花团便成了。米花团闻起来甜津津、香喷喷，咬起来跟吃冰似的，“咔嚓”有声，后味无穷。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种零食有着不可拒绝的魅力，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我肯定会跑着迎上去接过东琪手里的米花团，并招呼着他坐下大口吃肉。可那天，我纹丝不动地坐着，脸上冷若冰霜，心里翻涌着不可名状的怒火。
在我父母的招呼声中，东琪爷爷以及东琪依次落座。东琪坐我旁边，他将两串米花团放在我跟前，似乎是想表示他在“以物换物”，并不是白吃。开席后，他往嘴巴里塞菜时，表情竟带着几分高傲，就好像是我们家求着他来吃似的。
我对面前那一桌丰盛的美食视而不见，只目不斜视地盯着那盘卤大肠。倒不是我对卤大肠情有独钟，只是无论是穿衣还是吃饭，我那时都要跟村里的小孩不一样。我发明了一种卤大肠的新吃法——把大肠一节一节地串在筷子上，就像是在吃烤串。东琪也有样学样，用筷子串起卤大肠。我特别不喜欢被别人模仿，于是生气地扭过身子。可能是因为扭动的幅度过大，我碰到了挤坐在一旁的东琪，他实在太弱不禁风了，竟从凳子上摔倒在地，继而放声大哭。
我父亲坐着没动，用带着赞许意味的目光瞧了我一眼。我母亲慌忙起身去扶东琪，问他摔疼了没有。她知道我和东琪之前有矛盾，明白我心里有气，再加上我也不是故意撞倒东琪的，她就没有当场训我。顷刻间，东琪爷爷满脸怒色，他口中虽说着“娃们哭哭闹闹很正常”，却趁我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凶神恶煞地瞪了我一眼。
饭还没吃完，东琪爷爷就找了个借口放下筷子，拉着东琪离席而去。东琪的一条病腿因疼痛走路走得歪歪扭扭，但在出院门前，他回过头来剜了我一眼，威胁道：“你等着。”我母亲心里过意不去，连忙从厨房拿出一只大碗，从桌上的每样菜里夹出一部分，准备给东琪送去。可她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了东琪尖利的骂声。他喊着我的名字，不停地骂祖宗，间或还能听到他爷爷的窃笑声。我小叔年轻气盛，准备出去教训东琪，但被我奶奶和母亲拦下了。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端着装满肉菜的大碗去了东琪家，她说：“是我家闺女不好，惹哭了东琪。东琪别生气了，她比你大10个月，她考全班第一有啥了不起的？以后东琪会有大出息的。瞅瞅东琪的眼睛多黑多亮，一看就是聪明孩子。谁家有东琪这样的孙子，真是祖上积大德了。”
母亲明面上是在安慰、夸奖东琪，其实那些话都是说给东琪爷爷听的。很快，东琪就在他爷爷的“呵斥”声中停止了哭骂。
母亲回来后脸色难看，心情似乎有些矛盾。她先是说东琪心事重，一肚子主意，让我以后躲着他，别跟他一起玩。随即又说小孩该在一起玩，还是得在一起玩，“都是邻居”。
两天后，我家的大黄狗离奇地死在离村庄不远处的山林中。被人发现时，身子都硬了。那条大黄狗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它曾安静地陪我写作业，还与我一起在田野上飞奔玩耍，我一时难以接受，哭泣不止。我怀疑是东琪干的，却没有证据。
2
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
一天我在放学路上看见东琪独自走在前面。自从小年那顿饭后，我们已经有3个多月没讲过一句话了。虽然我对他的怨恨早就随时间消失了，但东琪似乎总是有意避开我。为了避免打照面尴尬，我就慢吞吞地跟在他后面，他走一步，我走一步。
从后面看，东琪的个头好像很久没长了，他瘦得皮包骨，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很宽大。我想，他若是不小心摔一个跟头，身体会不会七零八落地断裂在地上，再也拼接不起来了呢？我还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些奇怪，那条病腿在迈出步子时，总要先在空中缓缓绕出一个圆，随后再慢慢落地，似乎这样做可以避免脚直接落地带来的冲击和伤害。听大人们说，东琪的腿疼是由遗传的风湿病引起的，他大舅才四十来岁就拄上了拐棍。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一个调皮的男生飞快地从我身边跑过，当他经过东琪身边时，高声喊道：“小瘸子！”
我在后面看不见东琪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很愤怒。他发出尖利地叫嚷声，又从地上捡起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石头，狠狠地扔了过去。可是他力气太小了，石头根本追不上那位男生的脚步。
发泄完了，东琪似乎很累，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我见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继续走路了，就想装作视而不见快速从他身边走过去，可没想到，他却叫住了我。他从书包里掏出两串米花团，脸上带着几分讨好的表情望着我说：“有一串本来是给我妹带的，现在送给你吃。”
离我们小学不远处有一座石拱桥，每逢周二，一个老太太会到桥头卖米花团。她面前放着一个竹筐，里面散装着一堆圆球状的米花团，为了吸引顾客，她用细棉线将8个米花团连成一串，线头线尾系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据说，老太太做米花团用的是上等大米，在膨化之前还经过了一番精挑细选；糖稀也不是从外边买的，是她把自家种的红薯洗净、切碎，再用大火熬制成的。
因为老太太做的米花团味道很正宗，很多同学都会捡拾废品换钞票，就是为了在放学时悄悄买上一串。之所以要“悄悄买”，是因为家长们都不许我们买——这个老太太用来串米花团的大针是家里缝棉被用的，上面总会因为沾上米花碎屑和糖稀，干涩地卡在米花团里，穿不透了。每每这时，老太太就会把大针插进自己油腻的白发里，搔那么三五下，再拿出来串米花团，就变得轻松多了。
虽然被父母叮嘱过，老太太的米花团吃了会拉肚子，但我短暂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东琪递过来的那串米花团。它们像大号的珍珠项链，我突发奇想，把那串米花团从头顶往脖子上套，可是头太大，没有成功，惹得东琪哈哈大笑。
随后，东琪向我展示了一种新玩法——他的两只手撑着一串米花团，交替着在空中“滚动”，嘴巴里发出呼啸声。他愉快地说：“你看这米花团，多像火车的车轮。以后我要坐火车去远方，在大城市里生活，最好是去北京，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那时的我虽然成绩不错，人却胆怯、封闭，哪里知道什么是“远方”。东琪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憧憬起外面的世界。
东琪继续说：“明天我就不用去学校了，我膝盖里有积液，得先去好好治病。”他说这话时脸上有一层奇怪的得意和骄傲，好像他生病了才有充足的理由请假，而这种“特权”是别的同学没有的。
东琪治病回来时，多了几套新衣服——他的四个姑姑各给他买了一套，有一种庆贺他病愈的意味。但他的病情实际并无大的改变，走路姿势还是跟以前一样，也不敢奔跑和跳跃。
因为儿子的病，东琪母亲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她曾不止一次找我母亲诉苦，说她担心东琪的病一直治不好，变成一个真正的瘸子，慢慢发展到瘫痪，成为一个废人。她甚至老早就开始担忧东琪的婚姻，生怕他拖着一个残疾的身子，没有女孩肯嫁给他。
夏天的一个傍晚，村庄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是东琪母亲和他的小爷（东琪爷爷的亲弟弟）吵起来了——东琪的小爷是个光棍，会算命，他闲来无事，悄悄用东琪的八字算了一卦，结果算出东琪不仅跟自己一样也是光棍命，还是个短命鬼。他把这个结果四处宣扬，最后七传八传，传到了东琪母亲的耳朵里。平日里，东琪母亲挺温和的，可再温和的母亲也无法忍受别人诅咒自己的孩子。那天，她像是要将心中的苦闷忧愁全部发泄出来一般，泼辣无比。随后东琪的奶奶、姑姑们也参与了骂战，一群女人将东琪的小爷摁在地上揍，东琪母亲的指甲缝里塞满了从他手臂、脸上抓下来的皮肉。
东琪的小爷心生愤恨，之后继续四处散布东琪的命运。村里人在背地里说，先不说东琪小爷算得准不准，就是普通人也看得出来东琪以后找老婆是很困难的，“哪家姑娘会嫁给他？图啥？图嫁过来就照顾他？”
3
四年级时，东琪转学了，平常就在外婆家住。他有个姨从中师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教，东琪转学去那里读书，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此后我们渐行渐远，即使是在路上碰见，也只是微笑一下便各走各的路。我能感受得到，他从小就讨厌我所谓的与众不同，而我也嫌恶他的善妒和没来由的高傲。
时间过得很快，我读高中了。暑假的一个夜晚，东琪母亲突然背着半麻袋甜瓜，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那些甜瓜表皮金黄，由内而外散发着香甜气息，闻着就令人心情愉悦。但东琪母亲却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我隐约觉得她是有事而来，并不是仅仅为了送瓜。
她说，这些甜瓜都是自家种的，一直催我吃。等半个甜瓜下肚，她似乎已经等不及了，立即开口道：“我家东琪最近像是魔怔了，总是从早到晚在家听歌，门都不出，跟他说话也不理人，可愁死我了。”说着，她望向我：“咱们庄跟你们一般大的孩子都打工去了，就你和东琪还在上学，年轻人和年轻人总是能够说上点话吧？”
她说东琪患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属于风湿免疫疾病。东琪还小的时候，他们相信了所谓的“祖传秘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带他去一个小诊所看病，“耽搁了”。后来去了正规医院，但那时医疗水平有限，所以东琪的病情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重了许多。
“医生说了，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东琪母亲几乎快要哭了，但她还是竭力将眼泪憋了回去——在我们老家有禁忌，是不能在别人家里哭的，会给别人带来晦气。
次日，我应邀去到东琪家——他母亲希望我可以跟他聊聊，开导他一下。
东琪的屋子大约长久未开窗透气，地上扔着西瓜皮和花生壳，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腐烂气息。墙上贴着郑智化的歌词，录音机里的磁带“呲呲啦啦”地转动着，歌声在屋子里横冲直撞：“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我忽然明白过来，东琪沉醉于音乐并不是因为“魔怔了”，而是把同样有腿脚残疾的郑智化当成了榜样，用他的歌声来激励自己。
在东琪房间的南墙上有两个铁钉，一个铁钉上挂着一条废弃的自行车内胎，另一个铁钉上挂着一串米花团。那米花团上积满了灰尘，似乎挂在那里很久了。我隐约觉得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很奇怪，但又觉得，应该与他的“远方”和“梦想”有关。
可是，我并未开口向东琪求证，我知道他厌恶被人看穿和说穿。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那天说了些什么，却清晰记得，东琪坚定无比又高傲地冲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出人头地，你们谁都撵不上我。”
后来的一个晚上，满天繁星，我去家北边的山岗上散步。刚刚站定，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两声沉闷的叹息。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人坐在弃用的石磙上，从影影绰绰的身体轮廓看，应该是东琪。
他也发现了我，就朝我走来。他身上一股酒气，但看上去并没有醉。走到我身旁，他掏了颗薄荷糖给我，说吃了可以提神：“我女朋友上课时最喜欢偷偷吃薄荷糖。”迟疑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女朋友了。”
这应该是东琪第一次向我打开心扉。
东琪读的是中专，他喜欢上了班里一个女孩，在他锲而不舍的追求下，女孩答应试着与他交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在展望未来时，女孩明确地表示自己毕业后要留在本地工作，而东琪想去“远方”。后来两人因为这件事谈不拢发生争吵，女孩不仅决绝地提出分手，还讽刺他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残废”。
东琪十分受伤，但更让他难过的是，他中专毕业后父母拼命阻拦，不允许他一个人去外地。那时他的病情已经愈发严重，一到冬天就要盖上厚厚的棉被，吃喝都在床上。这样的身体状况需要人时刻照顾，根本就不可能独自远行。于是他去了一所小学，在传达室里做点简单的工作，所学的文秘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过了不久，他就因为身体原因被学校辞退了，此后一直闲在家中。
“我就是被这副躯体给困住了，不然大城市一定有我的一席之地，并且凭我的智商和能力，会混成人尖子。”一次，我们在村子里偶遇时，他没头没脑地冲我说。
我清楚地记得东琪当时的表情，秉持着他一贯以来的高傲——他昂着脸，似乎对周遭的人和物都很不屑，但他哀怨、躲闪的眼神却背叛了他，将他心底的那缕自卑和不甘暴露无遗。
4
2017年春天，我从外地回到老家，骑着一辆小摩托准备穿过小镇去看望舅舅。骑着车，我猛然望见东琪在前面走着。我们已经有5年多没见了，久别重逢，我内心喜悦，便大声叫他：“东琪——”
东琪的脚步明显停顿了几秒，却没有回头，而是继续朝前走。我有些诧异，距离那样近，他不可能没听见，只能说他是在故意回避我。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一个人在过得不尽人意时，是不愿与熟人相遇的。他大约是怕我问起他的近况，而他并不想把那些不堪暴露在我的面前。
东琪23岁那年，他母亲因为癌症离世了。听说她离世的几天前还拉着东琪的手不停地念叨：“娃啊，你要是成家了该多好……”
4年后，东琪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姑姑合力在镇上给他买了房，之后又支持他在镇上开了家糖烟店。可惜那家店背街，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父亲在工地打工。
东琪结婚了。听说女方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多，还有长辈患有精神分裂症，选择嫁给东琪，也是无奈之举。这个女人我见过，很朴实，是个老实人，过日子完全没问题。可东琪心气高，掌控欲又强，他希望妻子对他言听计从，平时对她说话也都是命令式的语气。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在外人面前挖苦她，说如果不是自己身体上有点病，怎么会娶她这种又黑又胖、一点美感和品味都没有的女人……久而久之，他妻子对他寒了心。
几年前，他妻子找了份卖保险的工作，渐渐开始夜不归宿，后来就明目张胆地出轨。东琪颜面扫地，一开始试图用暴力迫使妻子收心、回归家庭。他不止一次举起啤酒瓶或凳子砸向妻子，但女人长得壮实，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接着抬腿一蹬，就把身高不到1米5的东琪踢倒在地。后来，东琪又来软的，他像一摊稀泥似的跪在地上，抱住妻子的腿，哭着哀求她不要出轨……这样的画面多次上演，镇上的邻居们都看腻了，消息传回老家，弄得村里人尽皆知。
到了2015年年底，两人终于离婚，两个儿子一人分一个，老大跟东琪。大儿子与东琪并不亲近，他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住校，周末去外婆家，不愿与东琪一起住。听东琪的三姑讲，老大还与东琪动过几次手，东琪打不过他，于是一边喝酒一边辱骂前妻——他认为大儿子之所以对自己不敬，全是因为前妻在背后挑唆。
为了避免超过东琪造成尴尬，我就把摩托停在原地，任思绪乱跑。不料，东琪走着走着，忽然转过头，装作刚刚看见我的样子，很热情地问我是啥时候回来的：“已经快中午了，镇子东边新开了个烧烤摊，我们一起去吃吧。”
我不好意思拒绝他的邀请，就临时决定次日再去看望舅舅，随后跟他一起去到了一个露天烧烤摊。那里生意冷清，饭点也没有几个客人。我们看着菜单点了烤肥肠、烤羊肉串、烤鸡翅等，又点了学生时代最爱喝的健力宝。
春风裹着灰尘吹过来，使人莫名地感到忧愁和迷茫，东琪大约也有同感，他的眉头一直紧着，没有松开。吃到一半时，他突然旁若无人地大骂起前妻：“那个烂*****，你一定听说了吧？真是辱没先人，我丢脸都丢到祖宗那里了。老子要好好活着看着她死，看着她不得好死。”他说话时习惯性地摇两三下头，好像是在否定一切，又像是对一切都不甚满意。
我觉得任何劝说都显得不痛不痒，甚至还会引发东琪更大的怒火，于是就东张西望，试图从周遭的景物中寻觅到一个新话题。很快，我的目光就落在不远处一个地摊上，那里有米花团和爆米花卖。
就在我还未想好怎么开口转移话题时，东琪突然停止了咒骂，他缓缓站起身，佝偻着的背几乎弯成了90度，然后拖着一条病腿，步履蹒跚地向那个地摊走去。
我不禁想，东琪还是如此敏感细腻啊！单凭一个眼神，他就能猜出我的所思所想。要是他有个健康的体魄，大约也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会是个温暖的人吧？是疾病让他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又歇斯底里。
东琪买了一些米花团回来，把袋子递给我，说：“烧烤你说你请客，米花团就我请了。”之后我们各吃了一个，这米花团的口感不够酥脆，甜味也不正宗，远远不如当年那位老太太做的。但我们依旧心是口非地笑着说：“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大概是米花团触发了回忆，东琪几次欲言又止，突然说道：“有一件事我得请求你的原谅。三年级的那个寒假，我和我爷用加了农药的馍毒死了你家的大黄狗。”
虽然我曾怀疑过他们爷孙俩，可听到他亲口说出来，依旧震惊。然而不知为什么，随着年纪增长，我回看童年里遇到的那些人，觉得一切都可以原谅。于是笑着说，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狗的样子我也不记得了，让他不必放心上。
东琪似乎彻底放松了下来。之后他主动告诉我，在前妻出轨那段日子里，他查出了抑郁症，直到现在每天还是要吃药。他不无悲怆地说：“我就是被这副病身给耽误了，要不我咋会走不出这片土地？咱们庄的大伟初中都没上，可人家现在混得很好，在北京给一个有钱人看别墅。有钱人基本不回去，家里养了几条狗，平日里狗吃啥，大伟吃啥。”
东琪说这些话时，眼睛里有难掩的嫉妒和憧憬。我有些错愕，很想问他：“你真的羡慕大伟吗？”还记得小时候，他对我说长大了想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不是人年纪越大，连梦想和追求也会变得越卑微呢？
但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只有一种深深的类似于悲哀的情绪在我的心里流动着。
5
2021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母亲打电话过来说东琪“走了”。天擦黑时，他的遗体被人拉回村子，准备3天后下葬。我父亲去他家帮忙了，回来时眼圈发红，说东琪的双眼都没闭上。说着，母亲哽咽起来：“你们一般大，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据说，东琪头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喝酒，还跟同村的熟人视频聊天。那人远在上海，患有焦虑症，也需要每天吃药，和东琪同病相怜。不知不觉，他们聊到了深夜11点多，东琪把家里的酒喝光了，就开着三轮车去街上买。
次日凌晨4点多，附近早起的人发现东琪歪斜着头，“睡”在家门口的三轮车上。空空的酒瓶子放在三轮车的车斗里，他没穿袜子，随意趿拉着一双单鞋，身上连棉袄都没穿，仅穿了一件单薄的毛衣，身子已经僵硬了。经过一番调查，警方推断他是醉酒后冻死的。
东琪一生渴望离开故乡，远走高飞，可最终不仅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死后还葬在了这里。听东琪父亲说，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他就仔细交代过有谁欠了他的钱，他欠了谁的钱，并让他父亲找个老伴，不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他还告诉父亲，自己一点也不怕死，“如果死了，灵魂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也不知东琪是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死期，还是他的死根本不是一个意外。这事成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被东琪带进了坟墓里。
几年前，我们村长的儿子建了一个微信群，将村里的那些在四面八方“流浪”的中青年都拉进了群。大家在各地为生活奔忙，共同话题并不多，但不久前，有人网购了米花团并拍照发在群里，沉寂了很久的群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说离老家越久越远，就越怀念从前，“还是小时候的零食正宗、好吃”，“还是小时候的日子过着有意思”。大家相约等年纪大了全都回到村里，背靠着老屋的墙根晒太阳。
群主发言：“小时候真是容易满足，吃个米花团就很开心，就浑身是劲，对未来充满向往。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开飞机，现在开出租车也算是跟小时候的梦想沾点边了。”说完，他连发了几个呲牙的表情。
那一刻，我想起了沾染了老太太头油的米花团，也想起了东琪。他葬在距离村庄二里开外的地方，坟前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虽逶迤漫长，但顺着小路不停走，可以通向一条铁轨，那里有火车呼啸而过。
小时候，东琪说串起来的米花团像火车的车轮，他长大了要乘着火车去远方。假如他身体健康，真的去大城市打拼和生活过，会不会跟我们这些游子一样，有一天会有乡愁，会渴望回到最初的地方？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