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4岁癌症晚期患者的敢与不敢
1
2022年3月，乍暖还寒，我下定决心要把疝气这个老毛病彻底解决。我选择做手术的三甲医院条件有限，门诊和住院部在同一栋大楼里，肝胆胰疝外科和胃肠外科在同一个楼层。可能是因为疫情，住院部不少病房都空着。
住我隔壁床的病人叫老曹，和我差不多同时住进医院，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老病号，为了省钱在医院“挂”个床，白天检查，晚上回家。后来才知道老曹患的是肝癌，不久前刚在协和医院做了部分肝脏切除手术，来这里是为了做肝部结节的消融手术。
从外表看，老曹一点都不像癌症患者，倒可以说是个很帅的老头。他常穿着一身运动衣，出去打开水还要戴上棒球帽，走路步伐轻快，没有一丝病恹恹的衰败气息，反而显得精力十足、容光焕发。他特别讲卫生，每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他就起来洗脸、刮胡子、收拾自己了。白天无事时，他也很少赖在床上，一般就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用手机下象棋。到了晚上，老曹一定要洗澡、换衣服，洗好的衣服要立即拿到病房走廊尽头的阳台上去晾——其实那里白天也没太阳，但可以让风吹着。
我俩的手术被安排在同一天。老曹很早就开始劝我，说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别让家属来陪床，“太麻烦了”——因为疫情，医院要求每个病人只能有一位家属陪护，不仅需要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在病人出院之前，家属也不能离开住院部半步。尽管如此麻烦，我老婆安排好家里和单位的事，还是来了医院。当看到她卸下塞满换洗衣服和护肤品的背包时，我也有点认同老曹的观点了。
终于到了手术这一天，手术结束后，我先被送回病房。我躺在床上挂着点滴，鼻子下面是氧气管，胸部、手臂上是心电监测仪贴片，下半身没知觉，想动也动不了。这一刻我这才明白陪床家属的重要性，才发觉老曹那套“理论”是错的——当人只剩下嘴巴可以说话的时候，身边没个人帮忙，真的不行。
不久，老曹也被手术室的护士用手推车推回来了。过了一会儿，管床护士推了心电监测仪进来，问他：“你陪床家属呢，怎么不来一个？”
老曹把手机从床头柜的小包里取出来，放到枕头下，说：“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说完，他就急急地往厕所冲，护士想拦他，没拦住，老曹回眸一笑：“我做好打针的准备。”
麻醉药效渐渐退去，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就让护士给我打止痛针。打完后，内外两个伤口还是很痛，我只好又让护士给我加了止痛栓剂，总算减轻了大部分疼痛。
这时，老曹的麻药劲估计也褪了，我们两张病床之间的帘子拉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到他不时发出“哎哟”的呻吟声。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起先还能压抑着，忍不住的时候就叫得有些大声，听起来很惨，但他怕被人听见，又赶紧把声音压下去。
直到换吊瓶的护士离开房间，我才听到老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自言自语：“忍一忍，就过去了……”
医生交代，通气前我连水也不能喝。老曹开的是微创口，吃饭喝水都可以，但为了避免上厕所扯动伤口，他一下午几乎没喝水。
到了晚饭时间，我让老婆帮老曹加热一下他中午吃剩的饭菜：半盒鱼香肉丝，半盒米饭。每天老曹都是吃医院食堂，早上是馒头、包子、稀饭，中午就点20元的盒饭，买一份，分成两餐吃。术后，老曹估计也疼得吃不下什么了，但他还是劝自己：“再怎么也得强让自己多吃点，不然哪来体力呢？”
我老婆一出病房，老曹就对我说：“你老婆人好，细心周到。我那个婆婆，来了还得我照顾她。她除了看手机就是睡觉，瞌睡特别多，来医院更是找一切机会睡觉，不如我自己照顾自己。”
“还不是你平时太能干了，什么事都做尽，把老伴宠坏了。”疼痛减轻，心情好些，我跟老曹开了个玩笑。
“就是这样的啊，你不知道我每天过得多累。老老少少，一日三餐，还得换不同的搭配，又是营养，又是个人的口味。哎，每次到菜场转了几圈，我都不晓得该如何下手……”
大概是说话分散了注意力，老曹不再呻吟，他想坐起来，但可能扯动了伤口，又痛得连连吸气吁气。我让他打个止痛针少遭点罪，他没有正面回复，只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颤音：“忍着！忍着！忍着！”
这时我老婆回来了，赶紧帮老曹把床稍微摇高了点。看到他痛苦不堪的表情，老婆感触颇多，之后她在我耳边悄悄说：“癌症患者最后的时光都是痛得生不如死，我奶奶得的是胰腺癌，那时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这是舍不得钱打止痛针，可能也是怕自己对止痛药产生依赖性，毕竟越到后来越难。”
我叹一口气，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2
入夜，住院部渐渐变得安静起来。
因为刚做完手术，晚上医生还要监测我们的血压、心跳和呼吸等指标，在我们胸前贴了不少贴片，起床上厕所就很不方便。我不习惯在床上小便，只好爬起来站着，但打了半身麻醉的人，膀胱根本不听使唤，折腾了到半夜，伤口撕扯得很疼，我只好让医生给我插了尿管。
老曹仍然坚持自己上厕所。他起身就把贴片拔了，护士过来换药又给他贴上，如此反复几次，护士只好找来医生。医生严肃地对他说：“12床，你配合点好不好？你应该来个家属的，这个时候了就该在床上上厕所，哪能不停地上上下下。”
老曹嘴上没说什么，但等医生一走，他又把贴片拔了去厕所：“我一辈子讲干净，衣服都只穿一天，怎么会在床上大小便呢？”
老曹如此折腾，回到床上，又痛得呻吟起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到了后半夜，我差不多要睡着了，老曹突然按铃喊护士，要求换床单——他的创口出血了，把床单弄脏了。
护士有点不耐烦：“你刚做完手术，不停地爬上爬下，又不让家属来陪床，真是犟！”值班医生过来检查，语气也带着埋怨，说好在只是外伤口出血，又重新给他包扎。
忙完这一切，夜更深了，老曹那边关了灯，他总算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4点多，护士拿来催款单，说老曹欠费了。老曹的管床医生随后也跟进来，解释道：“扩散得太快了，手术时我们发现大的后面还长了一个小的，就一起做了，给你做了两个结节。”
手术前的检查，老曹的肝部只查出来一个结节。他默不做声，目光像粘在了那张薄薄的纸片上，撕不下来了。医生给他用的消融针是进口药，没有进医保，更没有进“重症”，只能自费。一针得8千多，两针就快2万了。
我希望能安慰一下老曹，就说起自己的情况：“我住院前医生说只需要住一个星期，总费用1万。我看哪，时间要翻一倍，自费部分至少也得1万多。我怕费用太高了，还是用的国产垫片呢。”
老曹不理我，一言不发地坐在床上，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继而躺下了。我自觉无趣，就盯着窗子外头看。外面的城市一片灰蒙蒙，汉江的风从半开的窗户溜进来，把床帘刮得窸窸窣窣地响。
没多久，盯着天花板的老曹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一脸僵笑地说：“做手术时才叫痛，生不如死，真希望那时直接死掉就好了，还能得到一笔赔偿。我本来以为这次看病1万元能搞定的，哪知翻了一倍。上次去协和医院做手术，已经欠了债。”
老曹告诉我，他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3千块，这次住院的花费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他有3个女儿，和前妻有1个，另外2个是继女，他和现任妻子婚后没有生孩子。
“如今找人借钱，比要他的命还难，只有至亲才会帮忙。他们都帮忙了，已经尽力了。上次做手术，89岁的母亲给了我1万；舅舅和两个妹妹各给了5千；大女儿给了2万；二女儿给了1万5；三女儿离了婚带着孩子住回来，日子不好过，没钱给。”老曹喝了口水，继续说，“我舅舅倒是很有钱，开着旅馆，私房很大，但毕竟有舅妈横在中间，只能偷偷帮我点。”
“我现在自我感觉还行，但随时可能会死掉，最怕的还是病没治好，人财两空。新医保有了一些针对重症的进口药，但不知道有没有我要用的。听人说每个月费用至少得6千元，加上其他各种药品，说实话，我肯定承受不起，到那一步，我只能选择放弃治疗。”
我侧着脸看老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楚——一个64岁的男人爱面子、爱生活，但患癌之后口袋里没有钱，说出这些话来除了无奈，更是绝望。
入院以来，老曹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不止一个护士夸他“这个爹爹想得开。”可外人看到的永远是他乐观积极的一面，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助却很少有人发现。相比那些说不尽的苦难，人们更愿意看到一个癌症病人阳光开朗，哪怕他是伪装的。
病房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压抑，我故意用调侃的语气说：“哪有那么容易死，手术室那么好的条件，什么都有，就算不能呼吸了还可以上呼吸机，就算心脏不能跳动了，还可以上心脏复苏机。”
“也是，在医院里想死也难，我的生命力强。”老曹的面色又舒展开来。
3
没过多久，老曹的大女儿打来视频电话。她在某社区当书记，疫情期间家都回不了，每天从早忙到晚。她跟老曹说，说科室主任已经联系过她了，“费用的事不用你操心，我来想办法解决”。
挂了视频，老曹的脸色明显清朗了不少，他先去卫生间洗了把热水脸，又梳理了头发，回来靠在床上无事可做，我们就聊起了天。我简单说了说自己的经历，老曹的话匣子被打开，也讲起了往事。
1958年，老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底下还有两个妹妹。父母工作忙，照顾不过来，就把他寄养在了外婆家。他外婆身体不好，有风湿性心脏病，干不了多少家务活儿，于是小小年纪的他不仅要帮忙张罗家务事，还要时不时地送外婆去医院急救。也正是因为这段成长经历，老曹要比同龄人更独立，更有主见。
1972年他上初二，可以“上山下乡”了，母亲为了把他留在城里，就找关系从医院搞了张片子，声称他脊椎有问题。负责审查的老师很严谨，怎么都不同意，于是他母亲每个星期都去找那位老师说好话，纠缠了两年，老师才放过他。之后，本应上高中的老曹进了糖厂做临时工，他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则去了大别山区的一个农村，两人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同的岔路。
那时候每天吃了午饭，糖厂里的一群小青年会聚在一起下象棋，闹哄哄的，有人还会为了悔棋骂人打架。老曹很烦他们，总是找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小憩，因此显得不合群。一天，老曹又被吵闹声弄醒，他忍不住对那群小青年发起挑战，表示如果自己下棋下赢了，他们以后中午就不能吵。结果老曹赢了，他不仅收获了众人的钦佩，还收获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感情。
那天，厂里的一个漂亮女孩主动找老曹说话。女孩身材很好，皮肤白皙，扎着两根乌黑油亮的辫子，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脸色微红，小声说：“听说你有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能借我看下吗？”那本小说就装在老曹的军绿色书包里，每天中午他会拿出来看一会儿，困了就拿它当枕头。
老曹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后来，他的女友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特地请假从乡下赶回武汉找老曹谈话。这姑娘得知老曹已经变心且不愿回头，没吵没闹，就友好地跟他分手了。
听到这儿，我问老曹：“你是不是有点内疚啊？毕竟是你劈腿的。”
老曹的笑容有些奇怪，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的，显然是有点不好意思：“肯定啊，年轻不懂事，有些自私自利。后来，我听说她回城了，过得也不好，还下了岗。”
在老曹看来，女人和男人一样好色，长得帅的男人和长得漂亮的女人都一样，“美是天生的资本，要用好”。他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善于利用，后来他跟厂里的那个女孩结了婚，生活过得不错。
1976年春节过后，老曹离开糖厂去到一个街办小厂上班，成了一名集体企业的正式工。他舅舅在某工厂做模具工，后来有个乡镇企业想请他过去做技术负责，开出的待遇很优厚。舅舅穷怕了，动了离职的心思，还劝外甥跟自己一起去。老曹母亲见工资给得多也没反对，只说：“他拿什么理由请假？再说也请不了长假。”
老曹想起不久前自己去医院看病，有位患者检查出了乙肝，医生给他开了证明，他拿回去可以跟单位请几个月的假。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通过一些手段也搞到了一张乙肝检测报告。厂领导只粗略地看了几眼，毫不怀疑，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之后，他就如愿拿到了一年的病假条。
“你说这是不是报应？”讲到这里，老曹突然停住，用手捂住伤口说，“开始装病人，后来我真得了乙肝。常年在外和朋友们吃吃喝喝，不知哪天就被传染了，就像天意一样。这就是命哪！”
老曹跟着舅舅在那家乡镇企业干了几年，再也没有回到原单位上班。一开始是病休，后来办了停薪留职，再后来厂里给他办了社保和医保。老曹承认自己占了国家的便宜。
手里攒了点存款后，老曹就不想再在工厂里卖力气了，他准备到汉正街做批发生意。那时的汉正街是全国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许多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到这里拿货，老板们做生意只愁没货，根本不愁卖，一夜暴富的故事经常在这个市场里上演。
老曹也想做老板，为了找到合适的一手货源，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有天傍晚，他路过三民路铜人像时，看到一个地摊上挂出的衣服价格便宜材质又好，版型还很少见。一问才知道，这些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旧衣服，后来也被人称为“洋垃圾”。
老曹感觉其中有商机，既然旧衣服大城市的人嫌弃，那可以照葫芦画瓢做新的卖嘛。于是，他找到扬子街做进口旧衣服批发的商铺，挑选了一些版型好的衣服带回去。关起门来，自己在原版设计上进行改动，之后又采购设备、面料，组织工人就开始生产了。
那时的汉正街几乎遍地都是“前店后厂”的私人小作坊，老曹的小作坊并不显眼，但生产出来的服装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那段日子，他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路人穿着自己生产的衣服，心情也随之飞上了天。赚到第一桶金之后，老曹又陆续开发了几个新款，都卖得不错。只是汉正街竞争激烈，跟风仿制盛行，新款刚出来时利润还可以，但大家一窝蜂上了以后就打价格战，最后几乎没钱可挣了。
想在服装行业持续赚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过硬的实力。老曹本就是半路出家，他的成功靠的是灵活的头脑和一点点运气。当时的他太年轻，认知有限，巅峰时期手头上的流动资金有上百万，但他却满足于老旧的经营模式，没想过改变。而他身边的几位朋友赚了钱以后就开始买地、盖厂房、发展多种经营，有人后来做得很大，实现了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家的蜕变。
这是老曹第一次与机遇擦肩而过。
4
又过了几年，老曹觉得服装生意难做，就和老婆商量，让她在汉正街守摊子维持门面，自己去倒腾金首饰。
当时，国家还不允许私人买卖黄金。从澳门进货，只要卖出一件，收入比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只是这生意属于走私、投机倒把，年轻的老曹思来想去，还是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决定冒险拼一把。
火车晚点了，他和合伙人到达广东已是半夜，约好的交易时间和地点改不了，没办法，他俩只好叫了两辆三轮车往交易地点赶去。三轮车走在荒郊野外，眼前漆黑一片，异乡的晚风带着浓浓的海水腥味不断吹来。老曹的胸前护着那个装了大笔现金的旅行包，觉得既恐惧又刺激，“就像小时候玩鞭炮”。事后他再回想这段经历，后怕不已，如果当时三轮车夫见财起意，他和合伙人估计早就没命了。
澳门卖家办事十分谨慎，为了藏金首饰，几乎把各种方法用尽了，老曹也一直没出过事。只有一次，因为一起命案，荷枪实弹的武警在路上设卡检查，那天老曹正好带了一个新手，小伙子吓得都快尿裤子了。老曹安慰他：“不要怕，你装哑巴，一切我来应付。”当武警过来检查时，老曹主动拉开了自己的大旅行袋，可能是看他衣冠楚楚不像罪犯，对方只简单地看了几眼就走开了。
后来，国家开放了黄金买卖，老曹的生意就结束了。想起往事，他感慨道：“我这人做事稳，胆子小，所以做金银首饰赚得不多。有朋友就先把定金收到手再去订购，空手套白狼，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发了大财。”
虽然大钱没挣到，但那几年老曹的手头确实宽裕了不少，闲来无事的他迷上了打牌。一开始，他只是和朋友们小打小闹，因为记性好，运气也不错，他一般赢得多输得少。“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的，除了钱没什么追求，得过且过，有了钱就吃喝嫖赌，我呢，只赌。”
后来，他的牌越打越大，输的也越来越多，之前做生意赚的钱都陆陆续续进了别人的腰包。“要是买几套房放着，哪至如此地步啊！那时的房子多便宜，我一个晚上输赢的钱都可以买一套房子啦。想起来，我肠子都悔青了。”
上了赌桌的老曹忘记了一切，有时他几天不回家，连个招呼都不打，回家就是睡觉。赢了钱还好，大手大脚地花，要是输了，他回家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对妻女说话也没好语气。从前，他和妻子感情深厚，女儿也争气，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但自从他沉迷赌博后，这一切都变了。他独断专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家里吵闹不断，夫妻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两人也没有共同语言了。后来，因为一笔几万元的赌债，老曹离婚了，净身出户。
汉正街生意老曹早已无心打理，他退了亏损的摊子，彻底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他也想过换个行业东山再起，可随着年龄增长，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斗志也渐渐被生活消磨干净。
老曹落魄了，再有朋友找他参加酒局、上牌桌，他就找借口躲开。加上那段时间母亲病了，他在照顾亲人时，就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这辈子，他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但人身上的那些“劣根性”还是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偏了路，且无法回头。人生看起来很长，等走过才发现过程其实很短，不知不觉青春就没了。迷迷糊糊到了中年，事业没了，家庭也散了，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有时他会独自走到汉江边望着江水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混到了50岁那年，老曹托了关系，花了些钱，办了提前退休。本想拿着退休金过安稳日子，但大大小小的病也开始上身了。先是肺积水，弄得他死去活来的，接着是前列腺增生，一番痛苦不堪的检查后，意外发现了肝癌。如今，他那块不完整的肝上又有了两个结节。
“好像是我上半辈子弄虚作假的报应，下半辈子除了住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钱吃亏，人也吃亏。”老曹自嘲道。
那天夜里，老婆帮我把挂在床边的尿袋清空，老曹看着她认真做完这一切，眼里掠过一丝羡慕：“你爱人年龄比你小不少吧？”
我只好回答，我也离过婚，她是第二任妻子，小我8岁。
老曹说，他离婚后经过反思，整个人平静、温和了不少，下定决心要认真对待亲人、回归家庭。他的前妻一直没有再婚，老曹也想过复婚，但理智告诉他破镜不能重圆：“分开就是分开了，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双方在一起过反而更累，不如放手，独自过自己的生活。再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我们还是亲人。”
后来他遇到了现任妻子，俩人结婚后，他负担起了所有家务，几乎什么都不让她干。对待她的两个女儿，他也做到了视如己出：“她们和我亲得很，宁可和我待在一起，也不愿和她们的亲爸爸来往。”老曹说自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们，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后人。有时他自己的大女儿还会吃醋，不过她也想得开，因为老曹对她也很好。
老曹住院以来，每天晚上几个外孙都会打来视频电话，老曹用不太标准的汉味普通话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在电话里撒娇，催着老曹回家一起玩，老曹的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挂了电话，脸上的幸福笑容也久久不能褪去。
见多了再婚家庭的矛盾、尴尬，我由衷佩服老曹把关系处理得这么好。
5
做完手术没几天，老曹就吵着要出院，他的管床医生和科室主任都不同意。可老曹很固执，说他要去看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是省肿瘤医院退休的教授、主任”。据说那位医生已经90多岁了，身体很好，一个月会到某药店坐诊半天，号特别难挂。老曹的号是一个月之前就预定了的，根本改不了。
“你这个样子看中医、吃中药，身体受得了吗？”我有点担心。
“用中药慢慢调呗，吃药还是比住院便宜很多的。”老曹不说自己心疼钱，只说早就受不了医院食堂的伙食了，“我这病一定得吃好点，我想念婆婆煨的排骨藕汤了。我现在能活一天就算赚了，所以我很珍惜每一天。”
我还是不放心，偷偷用手机查了那个名医。医院的公众号里根本没看到这个医生的简介，百度里也没有这个人，我心想：会不会是打着幌子卖药的骗子呢？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曹。
老曹却并不诧异，他说这老头开出的药确实不便宜，“不过，所有看过的人都说好”。
话说到这儿，我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出院这天，老曹的心情明显轻快了许多。他在楼上打包住院物品，他的老伴已在楼下等着了。3个女儿都没来——他怕麻烦孩子、怕车子多烧汽油，就不让女儿们接他出院。他说疫情管控太麻烦，他和老伴儿刷老年卡坐公交车回家就可以了。
我让老婆帮老曹把包袱提下楼，他连连道谢，又笑眯眯地上前加了我微信：“这次住院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老弟！以后常联系，我喜欢和你聊天。”
老曹高高兴兴地走了，病房瞬间安静了下来。新的病人还没进来，我望着空落落的床铺，心里一阵怅然，也许，这就是我和老曹见的最后一面了。
出院后，我的伤口恢复得不错，但下腹部一直感觉有块硬硬的东西塞在那里很不舒服。我去医院复诊过几次，医生都说手术很成功，但只有我心里清楚，人就像一个玻璃瓶，破了一个口子虽然补上了，终是留下了一处残缺。
我不禁想到老曹，他怎么样了？他病情那么严重，能熬多久呢？
我没敢给他发微信，怕发出去的信息收不到回复，徒增伤感。直到11月中旬，我才下决心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消息：“老哥，你现在还好吗，病情稳定了吧？”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下午，老曹终于回复我：“谢谢你的关心，至上次我们別后，这是第三次住院了。这次是大岀血，从急诊室转上来的，已6天了。”
老曹说，他肝部的结节越长越多，已经控制不住了，手术也不能做了。现在他只能靠吃药、打针维持着，试图让它们不再长大。他这次住院，他还是一个人，没有陪护，他依旧不想麻烦家人。
我的心颤了颤。一生大起大落的老曹醒悟过后确实很爱自己的家人，他想让自己显得很坚强，不愿让家人看到他脆弱不堪的一面，更不愿成为家人的负累。其实他不理解，接受家人的爱，也是爱家人的一种方式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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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功劳，是他升官路的断头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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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的一个周日，我在东大分理处值班，业务清闲，就跟保安老王唠起嗑来。老王抱怨说他昨天本该休息，却被公司派到百安支行下属的高诚分理处帮着维护秩序，把嗓子都喊哑了。
这些天，高诚分理处门口每天一大早就聚集起几十个人，一开门便一拥而入，有人在大堂静坐，有人打出“还我血汗钱”之类的标语，还有人用手机录像，有哭的，有骂的……分理处完全无法正常营业，保安公司只得紧急抽调人手去维护秩序，其中就有老王。
客户如此激愤的原因是，前阵子一位客户拿着一份保险单，到高诚分理处办理退保，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保险单是假的，“系统里查不到”。
那几年，银行也开展了代销保险业务，一直有保险公司的人来驻点，不但卖保险，还辅助银行人员分流客户。假保单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客户都拿着保险单找到高诚分理处，不查不要紧——足有几十份保单都是假的，而买到假保险的客户都是将“保费”转到了一位叫“陈强”的个人账户里。
陈强是本市一家知名大保险公司的员工，85后，之前常年在高诚分理处驻点。他精熟银行业务，热情能干，深得银行工作人员和客户们的信任。只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不来了。
高诚分理处主任意识到出了大事，赶紧上报上级单位百安支行，百安支行联系保险公司，得到的答复是“陈强早就被公司开除了”。与此同时，陈强的手机也打不通，行里千方百计找到他家的地址，家人说陈强已经失踪有一阵子了，百安支行这才赶紧派人到属地公安局报了案。
经过几周的调查确认，持有假保单的受害人共计93人，都是高诚分理处的客户，最早的一份保单是2年前签约的，涉案总金额近1200万元。
一连十几天，高诚分理处主任嘴皮都磨破了，也无法劝离聚集的客户。
高诚分理处地处本市的城乡接合部。那地方银行少，客户群体固定，大多是些靠种地、养殖发家的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对银行的信任度很高，所以这个网点储蓄存款、国债、保险等业务指标一直都很好。因此，我们也能理解这些被骗的人说，“不是看银行的牌子，我们才不会受骗呢。”
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的营销人员再夸大收益，年利率6%已经是顶天了。而陈强承诺每年17.6%（半年8.8%）的利息简直是天方夜谭，要银行真有这个收益的理财产品，门槛还不被踩塌了？而且，被骗者即便一开始就知道钱是被转到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里，竟也都没有质疑，本身就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但眼下陈强已经跑路了，就算逮回来判刑恐怕也不能尽数追回钱款。银行可是跑不了的“庙”，又是不差钱的单位，当然会被被骗者揪住不放。市行当即下令在全辖范围内彻底排查“代销保险业务”，虽然我所在的支行全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本可以隔岸观火，可自己却不由得担心起朋友李洪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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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百安支行个人金融部的经理，李洪涛是全市十几家城区行少有的能人——既是业务能手又是营销标兵。
我们是在2017年，我调任新城支行个金部副经理后才开始接触的。那时，我在纯后台的办公室干了六七年，业务知识都扔得差不多了，碰到问题，总去问上司，有些新业务他也说不准，就让我加李洪涛的微信，“这人才是全市行真正的业务大拿”。
从此，我和李洪涛偶有业务交流，遇到急事就直接给他电话。我还有点纳闷，这么个人品、能力都没问题的人，为啥在部门经理的位置上卡了这么多年都没升职呢？要知道在我们银行，正科和副处仅有一步之遥，待遇可是天差地别——前者年入8万，后者至少25万。科级干部至多干到50岁就得退下来，之后就跟普通员工一样，整天被小年轻们呼来喝去；副处级则是归总行管理的高管，55岁（男）退居二线就不用上班了，还能利用当行长的人脉在外面打份别的工，所谓的挣“俏钱”。
但凡有点上进心的人，都是削尖了脑瓜子往上钻，不知道李洪涛是怎么想的。
2017年3月，市行信用卡与电子银行部通知各支行参加本市举行的车展，宣传购车分期业务。我此前从没组织过这种营销活动，就又给李洪涛打电话取经。李洪涛指点我，要准备好宣传单、分期业务流程图、醒目的条幅和易拉宝海报支架，再备些小礼品。
会场远离市区，车展那天早上，行里的司机搞不清具体位置，我又打电话麻烦李洪涛，他就在电话里给我“盲导航”，连我自己都有些烦自己了。没想到进了场地之后，我却发现李洪涛正在“人肉”帮我占位置。
“等会儿没地方了。”李洪涛很热情，又指着对面的摊位说，“我早就来占地了，我们行在那边。”
我本来就不精熟业务，宣传营销的事就让4个客户经理去干，在这边跟李洪涛唠起嗑来。这是我俩第一次面对面地聊天。快到中午时，李洪涛还张罗着领大伙出去吃饭。往出走时，我无意间发现市行汪副行长正从另一个入口走进会场。
“等会，等会，”我赶紧拉住李洪涛说，“领导来视察了。”
“哪呢？”李洪涛慢腾腾地眯着眼睛四下撒么（东北话，远近张望），一副对大领导的到来一点都不关注的样子。
“嗐，他穿的是便装。”我一边朝汪副行长的方向指，一边把他拉回摊位前。
汪副行长背着手快速巡视一圈场馆，就往门口去了。李洪涛见状就又吆喝出去吃饭。
“再等等吧。”我说。我从事大秘和宣传工作多年，此前常见省市行大领导。直觉告诉我，汪副行长草草溜达一圈，没照相没问话就往出走，意味着会有更大的领导来。果不其然，没几分钟，汪副行长陪着一位穿蓝色冲锋衣的中年人踱步进来——那人正是省行一把手周行长。
周行长巡视完两家支行摊位就直奔百安支行这边过来，我捅了李洪涛一下问：“你家绶带呢？”
“没做啊。”他两手一摊道。
我赶紧跑回新城支行摊位前，手忙脚乱从客户经理身上扒下一套绶带，挂到李洪涛身上。
周行长走到百安支行摊位前，应该是看我有些眼熟，随口说了句：“你也在这儿呢？”那绶带的别针不知道哪去了，我在李洪涛背后一边暗暗用手捏着，一边点头赔笑应承。周行长问了两个业务的基本情况，李洪涛对答如流，周行长和汪副行长都微笑着点头表示满意。
我一只手帮李洪涛捏着绶带，另一只手艰难地用手机变换角度拍摄了十几张照片。目送领导离开，我查看一下，起码有三四张比较满意，可以配上文字发几个大群，写一份简报。这才松了一口气：“多亏晚走一会儿，不然今天白来了。”
李洪涛闻言明显愣了一下。
我忽然意识到，我虽然调任前台部门，但骨子里仍是办公室搞宣传那一套思维，李洪涛则是埋头苦干的作风。他或许觉得我这人怎么干活就是为了给领导看，在那一瞬间，眼神里闪过一丝鄙视，但还是忍住改口说：“嗐，人家是大官，认识咱谁是谁？”
而我心里也嘀咕，总算是知道这大哥这么多年提不上去的原因了。
3
我在新城支行个金部只干了1年，就被行长派到下辖的东大分理处主持工作。该网点业务单一，有问题都是找自家支行的分管副经理解决。这样一来，就和李洪涛没什么交流了。这回百安支行摊上这么大的事，可以想象，负责个金部全面工作的李洪涛真是要遭罪了。
被骗的几十名客户还是整天塞满高诚分理处的大厅，搞得网点无法营业，可要是关门停业的话，客户准会认为银行要“跑路”，舆论风险会进一步扩大化。网点原来的老员工已经无法面对客户的质问甚至辱骂，上面只好将高诚分理处全员进行轮岗，换上新面孔，并开展严格的内部调查。
可新来的员工还是没法开展日常工作。来办业务的人一看到在大堂静坐的人打着各种小标语，哪里还敢存钱？不少人举着手机录像，银行领导谁也不敢上前，要是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没准还会被发到网上。保安公司还兵行险着，让驻点保安上去抢夺标语，结果与维权的客户发生肢体冲突，全都被派出所带回去调解了。
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开始踢起皮球来——银行说诈骗钱财系保险公司员工陈强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有责，银行无责”；保险公司说他们早就开除了陈强，陈强还去银行大厅帮分流、指导客户是银行管理的疏忽，所以他们无责；银行又说保单是从保险公司偷出来的，保险公司应该负责；保险公司却说客户的钱是在银行ATM上转走的，银行应该负责。
虽然银行和保险公司相互推诿责任，但少有客户去磨保险公司的，绝大多数都在银行这边。
面对僵局，李洪涛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李洪涛认为，当务之急是安抚住被骗的客户，以免舆情扩大。他写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告示，一是表示对受害者的同情；二是表明银行会和受害者一起，配合公安机关尽早破案、追回损失；三是阐明“银行将承担法院认定的相关连带责任”。
前两条都好说，第三条法律事务部和很多领导都不同意。遇到这种倒霉事，把自个儿往出摘都来不及，还要主动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这一贴出去不就等于承认了银行有责任吗？担责就意味着有错，有错就会被罚，这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今后还怎么升官？
李洪涛应该就没打算升官，竞聘从来都不报名，他坚持说：“不这么写就等于没说，无法安抚客户，高诚分理处就无法正常经营。”
客户围堵银行的社会影响很坏，眼看着火烧眉毛，就算什么也不做，恐怕以后也要被追责。研究考虑再三，最终相关领导还是同意了在高诚分理处张贴这个告示。
果然，还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客户很快知道高诚分理处的上级是百安支行。为了不让分理处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支行，甚至去市行、省行门口拉条幅，李洪涛开始天天去分理处大堂坐镇，应对受害者质询，有时还要回支行个金部处理工作事务。
本来每天两头跑还要挨骂已经令人头大了，又有一家本地报社的记者要来银行采访。按规定，支行这级单位不经上级行批准不能接受采访。可省、市行根本没人愿意出面，就破例把接待记者的权力下放给百安支行。这事还是落到李洪涛肩上。
那段时间，他承担了空前的压力，几百字的稿子写了一天一夜，改了不下上百遍。面对记者的话筒，他显得非常紧张，但应答很好，基本没什么漏洞，让人挑不出毛病，答复的核心仍是“银行愿意承担相关机构认定的责任”。
看了媒体报道，我觉得李洪涛真是莽将一个，这口大锅他能背得起吗？他也不想想，陈强两年骗了1200万，怎么可能全数追回，如果有人揪住他的话让银行赔钱，到时候准吃不了兜着走。
4
没多久，陈强被抓捕归案。
这也是个狠人，他供称保险单是自己偷的，又找街头小广告刻了个“萝卜章”盖在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个人行为，连那个刻假章的也没供出来。陈强似乎明白自己犯的罪够大，但还不至于判死刑，一分钱不赔，把牢底坐穿就行。
出事前，陈强给父母和岳父岳母买了4套房，有转移财产的嫌疑，但两家都出示了还钱给陈强的证据。陈强父亲辩称房子起初是借陈强的钱买的，但后来把钱还他了，自己这里没有一分钱是他的赃款，两人虽为父子，但陈强已是成人，“所有亲属都不愿代为赔偿”。
后来，陈强被判处有期徒刑。他名下基本没有财产，近1200万元的大窟窿让被骗的93名客户深感绝望。走民事诉讼程序，无论是起诉陈强的亲人，还是追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责任，显然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历史上，客户资金被骗与银行产生纠纷的案例不少，有的判银行无责，就分文不赔，有的判银行和客户都有责任，就只赔偿部分资金。可在这个案子中，客户的钱都被陈强挥霍了，银行没得到一分；其中，有的客户一开始就是在陈强的指导下输的密码，有的客户干脆把密码告诉了陈强，受害人们心里多少有点清楚，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即便胜诉也不太可能获得全额赔偿，本着拿回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做好了长久作战的准备。而这边的银行法律事务部更是对打赢官司信心满满。
就在这当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往上面写信，此事竟引起了银保监会的注意。
本省的银保监局竟然出面裁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此事件负有相关责任。将1200万元一掰两半，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各垫赔约600万元。银行和保险公司岂敢不听？只好一分不少地拿出钱来，垫赔了所有客户的损失。
本金一分不少，客户们绝望之后是大喜，纷纷表示非常满意。
这样一来，李洪涛的处理就显得十分得当了，甚至走在了各级行领导的前头，竟与几个月后银保监局的意见吻合。他那份措辞诚恳的公告起了很好的安抚作用，尤其是那句“将按照司法机关裁决履行义务”，让银行给人一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诚挚。
“信”字招牌是最好的广告，“假保单事件”风波之后，高诚分理处的个人存款不减反增，甚至原来被骗的储户得到赔偿金后还存回这里。虽然市行法律合规部对陈强的亲属不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们偿还银行垫付的资金，但大领导们清楚，相对于银行的声誉风险和信任危机，600万的赔偿真是个小数字——这不过是总行15分钟就能赚回的利润。
陈强虽然没有指认任何一人与他同谋，银行也对外否认自身责任，但相关人员难逃本行内控部和监察部的联合调查。经过调查，百安支行开除了两名有牵连的员工——两人违反业务规章制度，对客户的钱转到陈强卡里的行为没有提示风险，而是选择了沉默。
按照《员工处理条例》，上头应该有人负领导责任，作为主管经理李洪涛领个处分是没跑了。2016年左右，省、市行就明令不允许保险公司人员驻点，陈强被开除后却还每天像模像样地去高诚分理处上班，百诚支行个金部对此负有管理责任，部门经理李洪涛难辞其咎，约莫着差不多会领个“记过”至“记大过”、“扣发效益工资半年”的处分。
或许只有大领导才懂李洪涛此番化解舆情危机的表现之精彩，尤其是顶住压力化解负面舆论扩大的风险。因此，正当市行内控部和监察部金刚怒目，要继续追究李洪涛的连带责任时，市行行长却在一次会议上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保险这事李洪涛可是立了大功啊！”
5
事情至此再一次反转了。
市行这帮人精，最善于解读大领导“不经意间”的讲话透出的真意了。于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市行内控部和监察部的调查到李洪涛这儿戛然而止，自然也就不能往上追究了。
百安支行分管副行长和行长也就免去了处分风险。对于领导们来说，扣点效益工资不算啥事，就怕万一处分期内上级行举行竞聘，不能参加——升官这东西，容易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可都是人家李洪涛的功劳，于是李洪涛在自家支行更得器重了。
市行行长那句“李洪涛立了大功”，我都听说了，肯定也传到李洪涛的耳朵里了。我记得，自己的老行长兼老学长宋行长曾跟我说过，组织要选拔推荐一个干部，一把手一般不会先评价，因为老大说完，下面的人就不敢发表真实意见了，只能附和。但如果一把手先入为主，头一个说这人好，就是要传递一种“非提拔不可”的意志，下面的人就得想方设法让这个人上来。
大家都是凡夫俗子，谁不希望工作待遇更好，收入更高呢？李洪涛多年不参加竞聘，除了上头没人，就再没有其他解释了。这回天赐良机获得市行行长关注，万一哪天人家调走了，可就浪费了大好机会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从那以后，李洪涛不但在市行大群里点赞、发言非常积极，而且凡是加班、外出营销、取得业绩、在医院打点滴都必发朋友圈，狂刷存在感。等到2020年副处级干部选拔开始，李洪涛果然报了名，一举成为全行干部眼里的大热门。老大赏识谁，大家就都去烧谁的灶。
竞聘共三个环节——民主推荐，笔试，演讲答辩（面试）。百安支行的三位行长沾李洪涛的光免于处分，都默契地投了李洪涛的票，让他在一级支行层面稳稳出线。
笔试之前，多年也不休假的李洪涛专门休了两周干部假，在家研读背诵考试范围的内容，不舍昼夜，凌晨还给杨鸣打电话探讨业务细节。几天后，本来就精通业务的李洪涛的笔试成绩排名全辖参聘人员第一名。
演讲答辩环节，李洪涛也发挥得不错，总成绩名列前茅进入组织考核环节。到了这一关，事基本上就是成了，谁不知道行长总夸李洪涛？于是考核组听到的皆是美言。
意料之中，李洪涛竞聘副处级干部成功，公示很快就张贴出来。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差不多过一周时间他就会完成鲤鱼跃龙门，走上科级变副处、经理变副行长、工资涨4倍的人生巅峰。
为此我还反思了好一阵子，人家李洪涛闷头做事，不计得失，却获命运的垂青，斩获多少人千方百计难求的副处级乌纱帽，看来领导总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真不是忽悠。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当口，一封匿名举报信被寄到省行纪委办公室，举报对象就是李洪涛。
竞聘被举报是常见之事。同样一个人，原岗位上工作多少年都太平无事，一朝要升官就有举报跳出来。根据我入行十几年的见闻和分管纪检监察6年的经验，历年竞聘副处成功的人被举报的概率有九成以上——几乎人人被告。
够资格聘副处的人，少说也得在单位摸爬滚打十几年，期间很难不得罪人。仇人是发泄嫉妒之恨，而落榜的竞争对手则是把你搞下来、他就有望递补。还有一种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竞聘成功的人被举报后，再暗地里告别人，为的就是把水搅浑。所以每次副处级选拔时，举报信就会像雪片一样飞到纪委。
这封举报信的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匿名举报的内容若是捕风捉影，没有提供录像、录音等可靠证据，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力度就会很轻。首先，一起被举报的公示人还有好几个人；其次，李洪涛作为一个支行科长，权力本就小得可怜，能被抓住的把柄只有两个——效益工资中饱私囊，或者有违规违纪行为。李洪涛的群众口碑很好，从未听说有人告他效益工资的状；至于违规违纪，在获取竞聘资格时人事、监察早就过了筛子。
我觉得李洪涛没啥大问题，有也是最轻微的。即便有所谓的“缺点”，也是那种写说明、改正即可，不影响提拔任用的。等到上任之后，举报信的内容会以某种方式让当事人知道个大概（当然看原件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口述告知），分析蛛丝马迹，十有八九能猜到举报人是谁，到时候是安抚，还是打击就看领导的个性了。
再说，市行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公示期的副处级干部被搞下来的先例，对于市行行长而言，要提拔的人被一告就跌下去了，实在脸上无光，不但伤及自己的权威，也会鼓励更多潜在的举报者。
我打电话安慰李洪涛，当官就得有坚强的心理素质，遇到举报不要慌，一是咱身正不怕影子斜，二是有市行行长撑腰还怕啥，“人家副厅级干部能量大得很，大领导这事遇着多了，有充足的应对经验。”
公示期过后是漫长的等待，市行人事处足足有一个月没有宣布获聘人员。李洪涛有些慌神，打电话给前两年也被告过但成功当选副处的哥们问该如何应对。显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人家都坐上了位子怎可能深说，给他的答案大同小异——“相信组织。”
6
照理说，公示期满新官就应该上任，但有个潜规则是：只要有一个人被举报，事情没有处理完毕，所有公示人选就都会憋着，等“完事”后一起宣布。我见过最长的是公示期三个月后，各路“神仙”才陆续走马上任。
一个多月后，前所未有的奇事发生了——除李洪涛外，所有的公示人员被先后宣布任职。
李洪涛心凉了半截，现在他要搞清楚的是自己是被“暂缓任用”，还是“不予任用”。
我建议他干脆拿着“信封”去，找个岁数大、快退休的市行纪委的人问一下，这一问不要紧，人家不收“信封”，直接告知：“市行已经开过党委会，李洪涛不予任用。”这样一来，李洪涛成了全市行从2000年起，干部任用制度从领导一言堂改革为竞聘制后，被告倒的第一人。
煮熟的鸭子飞了，从大悲到大喜再到大悲，李洪涛坐了一把人生的过山车。
依我的经验，无论收到怎样的举报，纪委基本都会与当事人直接对话。然而，听李洪涛说，从收到举报信到党委会决定不予任用，全过程上级行纪委竟然没找他谈话，也没调查过一次，这令我大为不解，其中原因肯定非比寻常。
果然，一切尘埃落定后，有小道消息传出，不同于往届针对被公示人的举报信内容的捕风捉影，告李洪涛这封信的内容针对的正是他立下大功的那件事——高诚分理处假保单诈骗事件。举报人虽是匿名，但精确引用了总行下发的最新版本《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某条款。有理有据，搞得相关领导极为被动，连行长都没法为李洪涛说话了。
我找出《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小册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贴边儿的应该是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至撤职处分：（一）因内部管理不力，下级行发生案件、重大违规问题或重大责任事故或一年以内连续发生的。”
这样一来，事情就严重了，纪委没找李洪涛的原因也清楚了——问题根本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上面。行长不想处分李洪涛是好意，纪检、内控部揣测“上意”没给李洪涛处分也是聪明至极，但这事一旦有人揪住曝光，他们就都涉及包庇、袒护，就等于抓住了行长一众领导的“命门”。
福兮祸所伏。李洪涛万万没想到，他躲过一个处分，少扣了万把块钱的效益工资，却是因为芝麻丢西瓜，葬送了升官的大好良机。李洪涛肠子都悔青了，如果当时挨了处分，竞聘时早就过了处分期，副处的位子也就坐上了。
“他是被告下来的”这种段子会长久流传，并成为个人职业标签。有明眼人断言，李洪涛的仕途恐怕就此报废了。因为很简单，“带病提拔”是要牵连领导的。市行行长是副厅级干部，位高权重之人谁能愿意冒这个险呢？就算以后换了大领导，再组织竞聘时也会有人提醒：“此人上次因为什么什么事被告下来过……”
当局者迷，李洪涛显然没看清楚这点，揣进兜里的副处级跑了，怎么能甘心呢？他打算亡羊补牢，主动要求给自己一个处分。很快市行纪委给他下达了记过、扣发效益工资半年的决定。李洪涛如释重负，以为堵住这个缺口，在市行行长支持下，下次竞聘仍大有希望。
而一切早就悄悄发生了变化，他在领导干部大群里发东西，几乎没人再点赞了。
2021年秋天，市行新一轮副处级干部选拔启动。
李洪涛报名参聘时，百安支行办公室主任劝他别报名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没戏。参聘一顿折腾下来，上不去，又白白吞下一个失败的苦果。”
李洪涛应该也知道这话在理，但他觉得市行行长就要满任期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伯乐”，不聘的话以后就更没机会了。李洪涛顶着压力坚持报了名，相比上次竞聘，百安支行三位正副行长显得态度冷淡，但碍于同事面子，还是在支行内部投票中容许他出线了。
李洪涛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
笔试考的还是上次那一套，同样的范围，类似的题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一年前还排名第一的李洪涛榜上无名，未获讲演答辩的资格。要知道自打市行行长上任后，副处级干部竞聘的笔试出题、判卷都由他独自包揽，分数是不公开的，面试的分数也不公开，最后只有一个名单出来。由此可见，行长已经不再支持李洪涛了。
有高人看得更深一层，跟我分析说，这个藏在暗处的举报者是“又狠又懂”。如果行长坚持提拔李洪涛，十有八九会再告李洪涛一个“适用处分过轻”的毛病。那样事情就容易闹大，把上头领导都刮拉上。按《处理办法》发生千万元以上案件的单位责任要向上追究两级，就会牵连到百安支行行长和市行行长。当时，市行行长正在运作南方某发达省份副行长的位子，或本地一家银行的正厅级职位，非亲非故的，怎可能为一个李洪涛冒这么大的险？就算他再赏识李洪涛，也只好忍痛割爱，所以让他笔试环节没过是最高明的堵嘴办法。
就这样，李洪涛又回到从前闷声干活的节奏，人人都清楚，四十大多的他几乎没有晋升的希望了。
后记
在一次闲聊中，我和运营财务部的老姜（前人事科长）感叹道：“李洪涛这哥们可惜了，好不容易往上爬一回，却中了一支暗箭，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硬是没整上副处，以后恐怕彻底没戏了。”
没想到老姜却冷笑着说：“立功？谁的功臣？”
我闻言不由得一怔，长久以来，我还真没从这个刁钻的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看老姜一脸严肃，我知道这是个设问句子。
果然老姜继续说道：“所谓的功臣，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看，这事在市行领导那儿是大功一件。可这卖保险让个别几个人赚了大钱，出了事就拿全行效益工资填大坑。羊毛出在羊身上，那赔出去的600万可是咱们的效益工资啊兄弟，全市行3000多职工，每人少发2000多块呢。”
老姜用两节手指敲着桌子说：“我看呐，人家告他的状一点都不冤。”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