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投毒案，三个自首的女人
2020年夏天我和同事到省第三监狱办事，途中堵车，到达时已经下午1点多了。我们在监狱附近寻食，发现了一家名为“回头岸”的餐馆。大概是午餐高峰已过，店内十来张桌子都没有客人，只有一个戴口罩的女服务员无聊地坐在吧台后面。看到我们，她赶紧起身出门迎接，我觉得她似曾相识，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上完菜后，女服务员突然摘下口罩，甜甜地问：“你是刑警队的那个王叔叔吧？”
我含糊地点了点头，问她是谁。
“王叔叔，我是秋二。”
我摇了摇头，说自己没想起来。
“王叔叔，兰小丽你还有印象不？你当年办的我的案。”
兰小丽？我的思绪一下被这个名字扯回了十几年前。
1
2004年9月11日那天，酷热难当，我们探组负责值班。晚上7点刚过，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案卷，值班室打来电话说，鹅湖派出所报案，一个叫兰叶军的男子死因不明，领导指令我们探组和法医、现勘等技术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鹅湖位于三县交界处，是典型的山区，警车在乡道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才到鹅湖派出所。所长简单说明了下情况，就领着我们去到乡医院——那是一栋小楼，一层的6、7间房做了医疗室，二层是6名职工的宿舍，平时除了一些村民来打预防针、开点伤风感冒药、输点液以外，很少会有人来这里住院。
院长说下午4点多，一辆机动三轮车将兰叶军送到医院，当时兰叶军已经昏迷，嘴里冒白沫，满身都是呕吐物，手脚偶尔抽搐一下，大小便也失禁了。医生判断他是误食了农药或有毒的食物，立即组织人手给他催吐、洗胃，但不到6点，人还是死了。按照相关规定，医院立即报了警。
稍后，院长将我们带到停尸房，那间屋子自医院建成以来还没有停过放尸体，门一推开，一股长期不通风的怪味扑面而来。抬头看，屋顶横七竖八地牵着破败的蛛网，往前瞧，死者平躺在两条板凳托起的一块门板上，脸上盖了一沓冥纸。他寸板头，穿短裤短袖，浓密的汗毛遮盖着手脚，一坨坨腱子肉此起彼伏，看起来十分健壮。
法医揭开冥纸，仔细检查了一番之后，说可能是死于农药或老鼠药中毒。我当即分工，让法医留在镇上，天明后立即检验尸体；现勘组连夜赶往死者家封锁现场、展开勘察；调查组连夜询问家属和参与抢救的医生，收集抢救资料。
我和一个同事负责询问死者的妻子王香，也就是下午跟着三轮车送人来医院的那个村妇。当时她正孤苦伶仃地守在医院，等待亲友来帮忙处理后事。她满脸沧桑，身材瘦小，干枯稀疏的短发如乱草般顶在头上，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几岁。大热天的下午，她坐车跑了几十里山路才将丈夫送到医院，落下了一身臭汗。
王香说自己全家有六口人，除了她和兰叶军外，大儿子远在福建打工；二女儿兰娟、三女儿兰小丽都在家务农；小儿子兰小华还在读小学。这天早饭后，小儿子去上学了，她和兰叶军去田里挞谷子，兰娟上山砍柴，兰小丽在家喂猪、煮午饭。忙到下午1点钟左右，一家人才吃午饭，兰叶军第二碗饭还没吃完，就说自己的脑壳痛得要炸，肚子痛得像肠子要断，“先是饭碗掉在地上，接着人也倒在地上，吐了满地，不久就昏过去了，全身抽搐”。
王香急忙让兰娟到寨子上请人，几个村民赶来用滑竿（竹子做的简易担架）将兰叶军抬到公路边，她又请了一辆机动三轮将他拉到鹅湖医院，“不晓得是哪样急病，这么凶，几个钟头就走了”。
次日，天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就往兰叶军家赶。警车在山坡上盘旋了20多分钟才到达了汪家垭口——这里是村道的尽头，鹅湖派出所长指着对面的大山说：“现场就在半山腰。”之后，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下行大约1个小时到达谷底，又往上爬了20来分钟，终于赶到了兰家。
先期赶到的同事已在兰家四周拉上了警戒带。兰家是单门独户，四周都是密林，离他们家最近的人家步行过去也要4、5分钟。院坝里铺了2床晒席，还摊着昨天从地里收回来的谷子。屋子是木房，3间正房带2间转角吊楼，吊楼下是猪牛圈。可能是因为家里横遭变故，6头猪没人喂，正龇牙咧嘴地拱着木栅栏、哼来哼去地求食。
屋角的皂角树下，有个小男孩正紧紧地依偎在一个少女的身边，应该就是兰小华和兰小丽了。姐弟俩满脸惊惶，瑟瑟发抖，仿佛是走投无路的小兔子。他们的姐姐兰娟正在房子周围忙上忙下。
我们先把16岁的兰娟叫到跟前，她凌乱的长发中还夹杂着几丝柴屑，言行举止给人一种懦弱、木讷的感觉。她说，头天早饭后，自己和父母一起出的门，砍完柴回家时，父母也才刚到家。午饭时，她老汉吃着吃着就得病了，“不晓得害的是什么急病”。
之后，我们又叫来了14岁的兰小丽。这个小姑娘可能是营养不良，体型瘦削，脸上满是忧伤。她说，头天早饭后自己像往常一样在家洗碗、喂猪，然后到山上割了一挑牛草。回家后她就开始煮午饭，蒸了一甑子米饭，炒了一盘腊肉、一盘洋芋丝、一盆茄子，煮了缸豆汤，擂了一碗大蒜糊海椒，还热了头天晚上吃剩的菜豆腐，“他吃着吃着就倒地了，肯定害了急病”。
当天中午，法医来电话说完成了尸体检验，“兰叶军应该是药物中毒，至于是什么药，要将血液和胃内溶物送到省厅检验才能确定”。鹅湖距离省厅有四五百公里远，跑一趟不容易，我让法医等现场勘查提取有关物证后再一并送检，“找熟人做个加急，争取两三天出结论”。
放下手机，我又陷入疑惑：兰家人昨天中午几乎吃了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单单兰叶军一人出了问题？再仔细询问，才知道王香和孩子们几乎没动那钵头天晚上剩下的菜豆腐，他们尝了一点，感觉有一股淡淡的馊味，就不再伸筷子了。而兰叶军很喜欢用大蒜糊海椒蘸菜豆腐，他一个人把那盘剩菜吃得精光。
但是，轻微发馊的菜豆腐也不至于要人的性命呀。
在初次调查中，王香提到，兰叶军不久前买了2瓶老鼠药，准备在谷子收进仓后毒老鼠，“但还没用过。”当时这种无臭无味的剧毒药粉在农村很常见，一些流动摊贩会在集镇上公开叫卖，赶场的农民买回家拌大米、红薯，以防鼠害，几乎是家家必备。
我感觉这事不简单——如果真是药物中毒导致的死亡，兰叶军要么是自杀，要么是误食了带毒的东西，要么就是被他人投毒了。我再三叮嘱现场勘查人员，务必提取兰家厨房里的一切可疑物品，同时请示支队领导，立即增派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
指挥部设在村长家，侦查人员分成了3组，分别在兰叶军所在的生产队和毗邻的2个生产队进行调查访问。生产队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两天下来，侦查人员跑遍了家家户户，他们都对兰叶军的死感到意外。在众人的印象中，兰叶军的身体棒得像头黄牯牛，感冒都很少，五十大几的人了，浑身腱子肉，一顿可吃五六碗饭，从汪家垭口挑百把斤粮食回家连气都不用歇。
有人说，兰叶军性格有点粗鲁、执拗，但没有听说他与哪个村民因为田边地角、金钱银两、男女勾扯、口角是非发生过矛盾；还有人说，兰叶军乐于助人，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要到场帮把手，而且专挑脏活累活干。
2
技术人员3次复勘现场，法医2次复检尸体，认为该发现的痕迹都发现了，该提取的物证都提取了，可以将兰叶军的遗体交付亲属处理了。之后，他的丧事按当地风俗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我们对兰家人的调查却丝毫没有放松。
我们发现，兰叶军和王香是半路夫妻。王香的前夫叫秋大山，两人育有一儿一女。5年前，秋大山因车祸意外身亡，本就身体孱弱的王香成了寡妇，还要拉扯小孩，过得十分艰难。而兰叶军的老婆也病故了，两家住得不远，于是兰叶军很快就向王香求婚，并请媒人上门提亲。
一开始王香有些犹豫，怕再婚对孩子不好。她反复征求娘家、婆家人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她独自带孩子“活不出来”，只要能将儿女抚养成人，她可以改嫁。兰叶军也紧跟着表态，承诺会对王香的儿女视如己出。
就这样，他们结婚了。为了显示两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兰叶军趁继子继女年纪还小，就给他们改名为兰小华、兰小丽。王香说，他和兰叶军虽是半路夫妻，但平时也没有什么矛盾，“就是兰叶军有点不讲理，家里大小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不过总的来说他还算勤劳顾家，我和儿女都能将就”。
风水先生择了9月16日这天给兰叶军下葬。15日晚上，省厅打来电话，说在兰叶军的血液和胃内溶物中检测出了含量很高的“毒鼠强”。送检的其他物证还在检测中，次日才能出结果。
我们分析，凶手的作案对象要么是针对兰叶军一人，要么是针对兰叶军的某个亲属，要么是针对兰叶军全家。行为人可能分两种：要么是家庭成员，要么是外人。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需要前期有较深的矛盾积累，近期有一个“导火索”来引爆，既然前期调查表明兰叶军及其家人与附近的村民无仇无怨，我们只好把视线再次转向兰家内部。
我从指挥部出去时，已是凌晨1点，悲凉的孝歌声和鼓声在寂静的山谷中清晰可闻。我走进兰家时，吊丧的村民大多回家休息了，只剩4个歌郎正在灵柩旁敲鼓唱歌，王香和3个孩子（老大未联系上）披麻戴孝，陪兰叶军最后一夜。
我在灵前烧纸上香后，请王香到指挥部协助警方调查，她并未表现出任何异样。之后，我们从夫妻感情聊到重组家庭的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王香依然表示，家庭成员之间没有突出的矛盾，讲来讲去还是之前的那些话。
3个多小时过去了，谈话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时不远处的兰家传出了“送神”（孝歌即将结束时，恭送各路神灵的仪式）的歌鼓声——这个仪式一结束，披麻戴孝的子女就要扶棺哭灵，准备天亮出殡了。王香也听到了歌鼓声，也自言自语道：“送神呢。”
那一刻，我们的内心十分纠结：是送她回去操办丧事呢？还是继续“询问”呢？毕竟在出殡前夕调查受害人亲属，于情不地道，甚是残忍，搞不好还会引起村民的反感甚至对抗；但于侦查而言，这却是一个好时机，这个当口能给嫌疑人很大的心理压力。
突然，王香哭了起来。我们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她这是隔空哭灵？还是“交代”前的情绪释放？大约两分钟之后，王香慢慢止住了哭声，抽抽搭搭地说：“兰叶军是我放老鼠药毒死的。”
我悬到嗓子眼的心一下落下去了。
王香说，婚后兰叶军经常打骂她，她本想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回秋家，但老房子已经垮得差不多了，卧室都长了人高的树。那时的她还没提离婚，兰叶军就威胁要杀她和两个孩子，她很害怕，因为她觉得兰叶军做得出来——有次吃饭时，家里的狗惹兰叶军生气了，他抡起铁锤就打破了狗脑壳，狗挣扎了几下就死了。为了孩子和娘家人的安全，她不敢再提“回家”，更不敢提“离婚”，一直忍气吞声过日子。
她说，事发当天上午，他们在田里干活儿时因为琐事吵了起来，兰叶军抓住她的头发就是两记耳光。她想到自己过门以来洗衣浆裳、泡茶弄饭一点不差，视兰家的儿女如己出，换来的竟是数不清的拳脚，就越想越气。中午回家准备吃饭时，她偶然瞟到了老鼠药，那一刻，她决定毒死兰叶军，一了百了。“给他舀饭时，我悄悄抖了一瓶老鼠药在他的饭中间，再舀了一瓢饭盖上，他第二碗饭没吃完就发作了”。
王香交代了，但不知为何，我心里并不踏实——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我感觉王香性格懦弱，她真的敢在一大家子的眼皮底下投毒杀人吗？另外，我们还没有拿到完整的证据锁链，想结案必须要在兰叶军的饭碗中检测出毒鼠强才行，但省厅的检测结果迟迟出不来。
局领导说虽然目前的证据不足，但王香自己作了有罪供述，刑拘的理由非常充分，“先拘，接着细查”。
3
9月17日傍晚，鹅湖派出所又打来电话，说兰小丽到派出所投案，自称是她用老鼠药毒杀了兰叶军。
我们连夜赶往鹅湖派出所。到达时，眼前的兰小丽十分憔悴，但没有了之前的惶恐和腼腆，反而让人觉得她坦然、成熟了许多。我走过去解开了她的手铐，让她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温开水，说：“投案自首，首先是主动投案，自己主动到村委会、乡政府、派出所来，这一点你做到了；然后，必须如实交代问题，既不能隐瞒也不能虚构，更不能诬陷别人——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认为是投案自首，算白跑一趟。”
“叔叔，刚才他们也给我讲了这个道理。”兰小丽说，“我爸爸，不，兰叶军，不是我妈杀的，是我杀的，放老鼠药杀的。”
兰小丽说，大约1年前，她才满13岁不久，兰叶军带她到山上打柴时就强暴了她，还威胁她不准跟王香说，“否则我就杀你和你妈、你弟弟，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她很爱妈妈和弟弟，就一直不敢声张。打这以后，兰叶军又多次强暴她，直到大半年以后，王香才发现这件事。王香骂她，她只好说“只有那么一两次”。
兰小丽说，王香哭着找兰叶军算账，说要去告他。一开始兰叶军认错，后来态度却越来越强硬，说要告就去告，又没哪个抓到现场，只要他打死不承认就告不翻他，“他还要杀了我们”“妈妈也害怕，忍了，让我以后小心一点，莫单独和兰叶军一起”。
王香的懦弱退让使兰叶军更加肆无忌惮了，兰小丽一直想报复，但没找到机会。9月11日那天上午，兰叶军和王香去田里挞谷子，中途他挑谷回家摊在晒席上，就进堂屋喝茶休息。兰小丽刚割牛草回来，见家里只有兰叶军一人，就打算去菜园摘菜避开他。可这一次，她还是没能逃脱魔爪。
事后，兰叶军又若无其事地去田里了，兰小丽越想越不是滋味。煮饭时，她突然看到挂在厨房门后的老鼠药，就决定毒死他。一开始，她想把老鼠药放在饭菜里，但后来仔细一想，又怕其他家人跟着中毒。正犹豫时，她看到堂屋桌上的那杯凉茶——全家只有兰叶军一人有喝凉茶的习惯，不管冷天热天都要泡一缸放在堂屋的香火（神龛）上。于是，她立即取出一瓶老鼠药倒进茶缸里，又把瓶子放回了原处。午饭前，她亲眼看着兰叶军端起茶缸，没几口就喝光了。
“你们枪毙我吧，一命抵一命，求你们把我妈妈放出来。”兰小丽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脸上堆满了乞求。
从她的语言和表情来看，不像是在说谎，而且搪瓷茶缸是细节证据。我们调查访问时也获悉兰叶军有喝凉茶的习惯，但现场勘查时并没有发现茶缸——我这才发觉调查访问和现场勘查没有及时对接，工作有失误。
兰小丽解释说：“妈妈送兰叶军去医院后，我收拾碗筷，将茶缸抛到猪圈下面的林子里了。”
“还有人知道吗？”我模棱两可地探她的话。
兰小丽说，王香从医院回家后，她悄悄跟妈妈说了前因后果，“当时正好有人路过，妈妈没敢多问，我也没敢细说”。
9月18日，天刚刚拂晓，我和同事就再次赶往兰家。根据兰小丽的描述，我们找到了那个搪瓷茶缸，里面的确还残存着一些茶叶，处理指纹后，我们立即把物证送往省厅。就在这时，省厅来电说我们之前送检的剩菜剩饭、米、油、盐、白酒、潲水、碗筷等检材均未检测出异常情况——果然，王香说谎了。
从工作的角度出发，我迫切希望刚送检的茶缸、茶叶、指纹检测结果与兰小丽供述一致，顺利破案。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真希望它们检不出“毒鼠强”或者检出其他毒物，让证据互相矛盾。毕竟兰小丽她还是一个孩子啊，一个饱受继父欺凌的孩子。
深夜，检查结果出来了，茶缸和茶叶里的确含有“毒鼠强”。我只能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将才过完14岁生日不久、还没进过县城的兰小丽送进看守所。
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要到鹅湖镇展开后续调查。
4
9月19日，我们正在鹅湖镇派出所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时，一个女孩突然推门而入。我定睛一看，是兰娟，兰叶军的亲生女儿。我不知道她作为受害人亲属来派出所有什么目的，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她就大大咧咧地质问道：“警官，我妹妹呢？”
她不太礼貌，我先是有点不高兴，回道：“已关进看守所了，怎么了？”可一想到她毕竟也只是一个大孩子，又立即降低了语气说：“她吃住都没有问题，放心吧。”
“你们抓了我妈又抓我妹，未必（难道）放几支‘灭扫利’（一种水剂农药）杀人还要几个人干？有几百上千斤重吗？我晓得你们怎么办案，不承认就往死里打，承认了就关进监狱。你们搞错完了，我老汉是我放‘灭扫利’杀的！”
这一番话让我很是惊讶，我赶紧让同事带她去另一个办公室询问。兰娟说用不着，她要当着大家的面把自己杀老汉的事情说清楚，只求我们快点关她进去，放王香母女出来。我立即请兰娟坐下，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
兰娟说：“我妈死了不久，我老汉就强奸了我，前前后后好多次，直到妈嫁过来才放手。哪有这样猪狗不如的老汉，我是他的亲生女呐！开始时我才十二三岁……”
兰娟说兰叶军性格蛮横，手段残忍，自己从小就怕他，一直不敢反抗，也没有地方诉说。大概是去年夏天，她发觉妹妹总在刻意躲着老汉。她从妹妹又不高兴、又怕、又不敢说的表情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觉得妹妹肯定也被老汉强暴了。对此，兰娟感到十分愤怒，因为王香虽然是后妈，但对她十分疼爱，她也早就把后妈和妹妹当亲人了。
事发当天上午，她砍完柴回家，看到妹妹独自在家做午饭，又露出了那种“又不高兴、又怕、又不敢说”的表情，便断定老汉肯定又趁家里没人时当猪狗了。她越想越气，就决定帮自己、妹妹和妈妈报仇。
不久前，她在鹅湖街上买了杀菜青虫的“灭扫利”，就挂在猪圈旁边的墙壁上。“我拿了3支藏在身上，舀饭时，悄悄倒在他的饭里，他饭没吃完药性就发作了。”兰娟说，“我就这样把老汉整死的，我愿意抵命，你们把我妈和妹妹放出来！”
有了前期的调查，特别是省厅的检验鉴定结果作支撑，我们当然知道兰娟是在说谎。但我们没有直说，又问了她很多细节问题，比如：装药的盒子、玻璃瓶在什么地方？“灭扫利”的用法你知道吗？兰娟显然是有备而来，她说药盒子、玻璃瓶已经被她扔进灶膛烧了。“灭扫利”她用过多次，“两三支兑一桶（喷雾器）水，杀菜青虫效果好得很……”
我没给兰娟透露，我们勘察现场时已经将她家灶膛里的灰筛了一遍，根本没有发现什么玻璃瓶。我起身泡了一杯浓茶，倒了一些茶水到她的杯子里请她喝，兰娟不明就里。
我解释说，我出身农村，非常熟悉“灭扫利”这种农药，它杀菜青虫的效果确实好，但制药厂为了防止人误食，就把药味做得很明显，人一闻就不舒服，而且倒一支半支到喷雾器的水桶里，透明的水会立马会变成乳白色，“就如同我刚才把茶水倒进你的白开水里，白开水立马变成了茶色，你老汉一个大活人，不痴不傻，难道闻不到味道、看不清颜色？”
兰娟急忙改口：“刚才我有点紧张，说错了，是倒的除草剂。”
“除草剂的药味比‘灭扫利’还浓，好多人一闻就昏头。”我不想再跟她继续扯了，就直接揭穿了她的谎话。
这时，兰娟突然“哇”的一声哭出来，眼泪鼻涕口水把衣服前襟打湿了一大片。我劝了大半个小时，她才慢慢止住哭声，说自己老汉死后，村里的各种说法满天飞，有的说他是被“毒鼠强”毒死的，有的说是被农药毒死的，还有的说是家里人下的毒。眼看着妈妈和妹妹被警察带走，她意识到村里人的猜测可能是真的。但具体是谁下的毒，下的什么毒，她搞不清楚。
“叔叔，我老汉罪该万死，早就该死，妈妈和妹妹虽然杀了我老汉，但我不恨她们，她们是逼上梁山的，求求你们放她们一马。”兰娟依旧求我们放掉王香和兰小丽，把她抓进去。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只觉得眼前的这个大女孩脑袋比较简单，心思也单纯。我心生同情，就让她回家给兰小丽收拾一些换洗衣服，我可以帮忙送去看守所。
见我主动对她妹妹好，一路上，兰娟对我几乎不设防，说自己被老汉欺压了多年，胆子小得很，在家鼓了两天的勇气才敢走进派出所，“先前我话说得梆硬，其实手脚发抖，背心都湿透了，好在你们没记我的气”。
5
在兰小丽被拘的一周之后，我们终于理清了所有证据，可以释放王香了。那天我去看守所提王香，见到她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才过了个把星期而已，她的头发竟然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也多了，更显苍老了。管教说，她进去之后一直不吃饭，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让她吃喝，可效果也很不理想。
我将王香带到管教办公室，解开手铐，让她坐下，她怯生生地说：“我是杀人犯，该站着回话。”那声音小得像只小猫发出来的，我不知道她是害怕，还是身体已经虚脱了。
我内心像塞满了茅草一样乱，沉重地从档案袋里拿出一份通知书放在她面前。王香依然怯生生地问：“警官，我不识字，这是哪样？”
“大姐，小丽涉嫌故意杀人被拘留了，这是家属通知书。兰娟给她准备了换洗衣服，我已经亲手交给小丽了，特别让管教关照小丽，请大姐放心。”不知为何，我的声音也不由自主地变小了。
“错了，你们搞错了，兰叶军是我杀的，与秋二没任何关系！”王香突然站起来高声咆哮，她的胸膛剧烈起伏着。
“秋二”是兰小丽的小名，她原本还有个哥哥，但在6岁多的时候病死了。虽然王香改嫁之后兰叶军给她改了名字，但王香更愿意喊女儿的小名。
我轻轻地拍了拍王香的肩膀，请她坐下，说警察破案用的是科学手段：“你说你在兰叶军的米饭中放了老鼠药，我们已经检验了他的血液和胃里的东西，以及你家的饭碗、筷子、剩饭剩菜、油盐酱醋等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检验结论出来了，你说的是真是假，不就是和尚脑壳上的虱子吗？不要帮倒忙啊！大姐。”
王香词穷，突然用双手捂住脸巴嚎啕大哭：“秋二啊，娘救不了你了。”她哭了个把小时，中途不停地“呕呕”打嗝叹气：“秋二是被逼得没得办法才下的手。”
她反反复复地诉说着兰叶军的恶行，又说自己听到医生的猜测时，就怀疑是女儿下的毒。回家处理后事时，女儿悄悄说她用了“毒鼠强”，但那时正好有人过来，她没敢问具体的下毒细节，就赶紧让女儿闭嘴，警告她别跟别人说、不承认这件事。
后来，眼看警察挨家逐户调查之后，又反反复复询问家属，她就知道警察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是自家人下毒了。她护女心切，打算给女儿顶罪，“毕竟我是半截钻进土里的人，秋二还是一个孩子”。
释放王香后，我和探组的两位同事开车送她回家。因为提前通知了村长，兰娟、兰小华以及王香娘家的亲人们早就在汪家垭口等候了。王香刚迈出车门，孩子们就哭着扑过来，抱成一团。看到这一幕，我再也没有止住眼泪。
后来，尚未成年的兰小丽因故意杀人罪被判了10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把她被继父强暴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但遗憾的是，因为没有实打实的证据，只有母女3人的言语证实，虽不是重判，也没能轻好多。
后记
十几年后再次偶遇，兰小丽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笑着问她：“我把你送进去，你记仇不？”
她大大方方地笑着说：“叔叔你是为国家执法，又不是私人报复我，那是我作的恶，该受惩罚。况且你又没乱办我的案，我觉得还判轻了。我进看守所后，你到老家给我拿衣服，让仓里的人关照我，还给我上过400块钱账，我在里面一点都没吃亏，欠你天大的人情呢。”
我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她说自己入狱几年之后，鹅湖镇政府和亲戚朋友帮王香在秋家的老屋基上重建了房子。兰娟也跟着过去了，后来是从秋家出的嫁，如今孩子都很高了。王香的身体还将就，弟弟在县城修汽车，母子俩住在一起，每隔几个月她就回县里陪他们几天。
出狱后，她先在老家待了半年，但村里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后来她又去县城谋生，但找工作依然艰难。好在她在狱内结识了一个朋友，就是“回头岸”的老板娘——她也是十三四岁时被继父欺负，趁继父醉酒昏睡后，用菜刀砍断了继父的脖子。
前年，这个朋友在省第三监狱附近开了这家餐馆，主要招待一些来探监的家属，生意还可以，就请兰小丽来店里帮忙，从不亏待她。去年，朋友又做媒，撮合兰小丽和店里的一个厨师处对象。一开始，兰小丽因为过往的经历感到自卑，但厨师也跟她坦白，说自己读高一时为了义气帮同学打架捅死了人，也在“里面”待了八九年。“我们还谈得来，计划年底结婚”。
次年元旦，我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回头岸”餐馆，参加兰小丽的婚礼。她的妈妈、姐姐和弟弟陪着一对新人在门口迎客，脸上都堆满了灿烂的笑容。
（文中人物、地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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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要逃离甘肃冀城这个地方，从我对“家庭”有意识以来，这个想法就扎了根。
我家在解放前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一大家子人常常吃不饱饭，闹饥荒时为了活命，爷爷就带着家小逃荒去了陕西。父亲生在陕西的某片大山里头，是难产儿，刚吸吮了第一口奶，我奶奶便撒手人寰。“成分不好”延续在父亲稚嫩的肩头，前面一堆兄弟姊妹，他长大后放牛砍柴勉强度日，只读了个小学，便早早收拾行李，从乡下老家出来闷头打拼，成了90年代初西北第一批去县城闯荡的人。
我母亲的经历更坎坷。家里姊妹众多，她作为老大，要强的性格早早就烙印在了骨子里。她只在村小读了1个月的一年级，便早早扛起家计，15岁时，便逃票扒上南下武汉的火车，进了当地的一家服装厂。她干活麻利又懂察言观色，很快就在车间里混出了名堂，全车间的工友们都知道厂里来了一个干活顶好的小姑娘，能两只手踩针缝线，母亲做工时，总有人围观，像在欣赏一场特技表演秀。
在武汉挣了几年钱之后，为了照顾家里，母亲又回到了老家县城的毛纺厂做女工。那时她个子已经窜到近1米7，漂亮伶俐，一度是厂里的“厂花”。我和姐姐一直很奇怪，比她矮了10公分的父亲到底用了什么法子追到的她——他俩是自由恋爱，那时父亲连彩礼都掏不出来。
这个问题每次提起，母亲就沉默下去，我们问急了，她便开始破口大骂父亲是个骗子，有时骂着骂着，竟哭出声来。几次之后，我再也不敢随意触碰他们的爱情过往，只能偶尔从泛黄的老相册里管窥一下——看着照片里高挑靓丽的母亲站在低父亲3级的台阶上，一脸幸福笑容，我心里次次泛起苦涩：要是母亲当年能预知婚后的生活，不知道她还会选择这段自由爱情吗？
刚结婚时，父母的生活并不像现在一样吵闹不休，母亲仍在毛纺厂上班，父亲跑长途车，我家当时算奔上了小康。
转折出在一次车祸。一次跑邻县的长途，父亲与人合资买下的卡车在路上发生了倾翻，人倒是没有受伤，但那时父亲跑车，贴进去了全副身家，随之而来的高额外债像冰雹一样狠狠砸向这个刚支棱起的小家。从此父亲性情大变，对母亲拳脚相加，幸福笑容也就从母亲脸上消逝了。
母亲怀孕后，父亲脾气越发暴躁，他忙着四处拉活还债，母亲只能辞了工做些零工在家养胎。1996年，姐姐出生，父亲看见从产房里抱出来的是个女娃，甩下个冷脸转头就走，只剩下外婆脚不沾地照顾刚刚生产完的母亲。
3年后因为我的出生，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不得不再次拧在一起。母亲常常叹息说，当年为了养活我们，想尽了办法。我刚过断奶期就被寄养在一家私人育儿所——实际上就是每月固定缴纳些钱，委托一家邻居照料，那家邻居也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
外债高筑，父母都忙于打工，无暇顾及我。母亲说有次中午她打完工买了面油去看我，看见我正光着小屁股脏兮兮地在装煤球的纸箱子里爬，正值饭点，邻居抱着自家干干净净的孩子喂食饭菜，我抱着颗煤球眼巴巴地看着。于是她再也忍不住了，抱起我哭着就往门外走。
这些遥远的事情，我早已没了记忆，母亲说起时却常常抹着泪。
2
后来，父母盘下一家小门面，干起了小吃生意，卖些凉皮、茶叶蛋、豆腐脑这样的简单便宜的吃食，凉皮1块5一碗，豆腐脑6毛一份，多1毛就没人吃。为了这点薄利，他俩起早贪黑，没钱雇人，自己上手，好歹把一家人都照顾上了。
姐姐6、7岁时开始帮家里干活。在那间小小的作坊里，一台凉皮机呼哧呼哧转，姐姐拿着油刷子坐在小板凳上，捏着一把小刀条，等热烫的凉皮从出料口滑出来，就整齐利索地切开、刷油，她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塑料大桶里的凉皮面浆消耗完。
等到我能承担家计的时候，凉皮机小漏斗里的面浆将将淌完时，我就得赶紧从塑料桶里用大铁瓢满满舀上一瓢添进去。在等待加下一瓢的空当里，我会飞快地跑进东面小屋看动画片，所以很多次因为断浆，机器空转甚至烧坏。父亲回家取货时一旦瞅见我不在凉皮机前，就会大骂我们姐弟俩，姐姐气不过，梗着闹罢工，父亲会立马找到手边任何现成的东西抽我们。
到底是姐姐挨的打多还是我挨的打多，我早已记不清了。对于挨打，我总是遗忘得特别快，好像忘记就可以逃避，这样人活着不累。
每当我被迫跟着父亲忙碌，玩伴们就会在家门外的小巷里喊我。我知道他们的裤兜里一定装着漂亮的玻璃弹珠等着和我对决，或是带着印刷精美的彩色卡片等着从我这赢取新的。可父亲盯我的眼神就像《西游记》里的捆仙索，捆得我动弹不得。我只能被迫和他待在那小小的作坊里，听着他对我发号施令、安排活计。
童年时，我对生活充满了恐惧，恐惧父亲、恐惧家庭、恐惧干活，我害怕被指责，也受够了指责。常年泡在作坊里，我自然而然成了班级里的吊车尾，好几次抢工没写作业，在学校疯狂补作业时，我都被老师揪着耳朵拎到讲台上，接受同学们的嘲笑。
年轻的英语女教师说：
“你看看你妈摆地摊挣钱多可怜，你连作业都不写，怎么好意思来学校上课？你呀，还是别读书了哦，去帮你妈卖凉皮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以后卖凉皮也能出息嘛，是不是？”
“来，回去让家长在作业后面签字，让她看看自己的好儿子坐在教室在干什么？”
这时候，一个孩子在后面大笑着喊：“老师，他妈妈不识字，是文盲！”
教室里的嬉笑声更大了，讲台上的我像被处刑的犯人一样，只能将头深埋进胸膛。
我面对同学愈发自卑、面对老师愈发恐惧，剩余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只有角落中的沉默。久而久之，连父亲也觉得我天生蠢笨，时常念经一般嚼我不是读书的料。母亲对我并没有过多要求，只希望我和姐姐能够健康成长。年少时的饥饿记忆让她活得格外真实清醒，“天大地大，填饱肚皮最大”“肚里有粮，心里不慌”这些她常挂在嘴边的俚语，我深信不疑。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里买进一辆三轮，母亲开始去摆“地摊菜”，这是家里的小餐饮店换了多次地方之后他们找到的新营生。此前从卖凉皮豆腐脑到麻辣烫，在钱上还是捉襟见肘。母亲看中了在路边卖菜不用交房租电费，辛苦是辛苦，但能攒下些钱还债。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一直在还债——车祸赔偿的借债还完后，家里好不容易积下一些钱，母亲又想把租住的小院买下，遂又借债还债；刚能喘上几口粗气，母亲又张罗翻盖旧屋……就这样一笔又一笔，外债像个大黑窟窿没个尽头，搞到父亲叫苦不迭。母亲咬紧牙关要改变这积贫羸弱的小家，她对做生意雄心勃勃，与畏手畏脚的父亲吵架打骂是家常便饭，我和姐姐也在这来往中被反复捶打。
母亲一般早上5点就起床，先把乱成猪窝的家快速打扫、归置一番，然后张罗做早饭。做饭的同时，她要忙着联系送莲藕的、送油麦菜的、送手擀粉的、送豆芽菜的，让他们把菜按时送到我们家摊位上。打电话的缝隙，她快手点完三轮车上的现货，不够的话好再拨电话补货。如此这般，她还能抽出空打扫院子，浇自己亲手栽的几盆兰花。
每天早上母亲忙里忙外的声音和她独有的高嗓门准时噼里啪啦在院子里炸响，父亲听得心烦，撑着从暖被窝里爬起来，重重地摔上门又钻回床上躺下。母亲会立马发火数落他，或者搡开房门，掀掉被子赶他下床。父亲被揪起来后，会拿一双阴沉的眼珠子直直盯着母亲，然后他俩便会扭打在一起。母亲的哭声、喊叫声，父亲的骂声、殴打声，像炸弹爆开般在整个房间里轰鸣。我和姐姐一被惊醒，就赶紧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我抱住父亲的腰，姐姐第一时间夺下父亲手里的物件——有时候是拖鞋，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厨房里的一把刀。
这几乎是我家每一天的固定节目，这样的生活，我和姐姐一直过到今天。姐姐的性格随了母亲，独立、泼辣，学习好。童年时我俩常常干架，成年后，因着各自的人生困境，我俩又总会互相依靠。姐姐叛逆得张牙舞爪，不像我，闷葫芦一个。姐姐很早就知道自己出生时父亲的态度，她面对父亲常常顶嘴，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母亲打圆场说他俩一个属鼠一个属鸡，冤家路窄。而我从记事起也处处与父亲作对——大抵是因为我内心里一直在逃避成为他那样的人。
父亲屡次斥责说他这辈子是来给我俩还债的，我和姐姐早已厌烦这样的指责。我有时也想，父亲那偏执的性格，对母亲、对家庭的冷漠，是不是也和他苦难的童年有关？爷爷结过好几次婚，他有一众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姐姐在早年逃荒路上还被爷爷过继给了一户农家做童养媳。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性格里无法避免地有着我现在也无法理解的自怨自艾和感情缺失。
3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逃离冀城，是在小学四年级，10岁的时候。
那时家里的凉皮作坊已经转型成了豆腐坊。一天下午，父亲安排我去给一家主顾送货。我骑着他花了13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车后座和车筐塞得满满当当，交货完毕，我溜到了县城里卖小人书的书摊上，在一大堆盗版印刷的漫画书和小说里翻翻找找，挑出上次看了一半的漫画，站在书摊前继续往下读。
不多一会儿，书摊老板吊起脸冲着我说：“小孩，不买就走开。”我自有对策，找出早就挑好的《小和尚》和老板讲价，买完书后我装作要再挑几本的样子，继续蹭看之前的漫画，直到老板将书劈手夺下。
我知道偷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将书插在屁股后面的裤腰带上再用衣服遮住，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心里翻滚着恐惧——买书的钱是从母亲的零钱袋子里偷的，回家后等待我的绝对是一场斥责。
到家了，正在豆腐房里磨豆子的父亲，脱口就是“X你妈”“你妈X”，我等他发泄够，只垂头不语。父亲稍缓谩骂后，用看一坨废物的眼神示意我过去接手活计，我忐忑非常，结果手上一个没接稳，磨好的豆浆直接泼洒到了水泥地上。父亲大骂着关掉轰鸣的机器，对着地上流失的米黄色的豆浆和一旁帮工的阿姨，抬手就给了我两巴掌。
我一个趔趄，腰上别着的漫画书掉进了豆浆里。父亲跳起来捡起来，“啪”一下摔在我脸上，从我鼻子冒出的血，又滴在地上米黄色的豆浆里，像一幅流动的水彩画。父亲的泥鞋踩碎了这幅画，他捏着湿溻溻的漫画书，一把扯碎，对我说：“扔锅炉里！扔完过来干活，畜生！”
帮工的阿姨连忙用卫生纸攥一个纸疙瘩沾了唾沫堵住了我的鼻孔。我哭着，抱着被撕碎的漫画书夺门而出，揽过那辆破旧自行车，在父亲的咒骂声中开始了第一次逃亡。
这座县城从南到北只有一条街，我不知道去哪儿，任凭胸腔里攒的委屈和怒气汇聚到双腿上，蹬着车在这唯一的一条柏油大街上飞驰，一直骑到尽头——那是国道出入口，从那里就可以离开冀城了。
我骑上去了，但并没有走多远，自行车的车链就蹬断了，我的第一次逃离也戛然而止。
从国道下来后，我不敢回家，推着那辆和我身高完全不符的自行车去了母亲的摊位。忙碌着的母亲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刚才的事，对我并未有太多指责，她用一贯温顺的态度笑骂一阵后，问我：“渴不渴？饿不饿？”然后从脏兮兮的钱袋子里摸出5块钱，嘱咐我去对面饭店买碗面吃。
我被母亲的好言好语噎住了，怄的气又散不掉。我不敢回家面对父亲，只能把一肚子的气撒在母亲身上。母亲总是全盘承接我的一切怨气，一边忙着卖菜一边宽慰我。可我想要的不是她问我肚子饥不饥、衣裳暖不暖，我想让她问：一个10岁的孩子，为什么会闹着离家出走？
姐姐懂我，虽然她总像个小大人一样数落我，但之后又会将一些被她偷偷保护下来的漫画书递到我的泪眼前。一看见这些在炉火下幸存的漫画，我所有不快都被欣喜淹没。
我想，还好有一个姐姐。姐姐中学时成绩出奇地好，脾气则出奇地坏，对父亲的不公总是充满愤怒。我学习差劲，一到寒暑假父亲就逼迫着我报班，姐姐她想报补习班，父亲却觉得没必要。家里的菜摊豆腐坊缺少劳动力，逢寒暑假又总是生意的旺季，父亲屡屡呵斥姐姐要她去帮工，姐姐不愿意，父亲便将愤怒转移到我身上——因为我是男孩，扛揍。
我明白我俩的性别差异带来待遇不同，也知晓姐姐报补习班也并不是为了学习，她只是想要暂时逃离这个家庭，哪怕就半天。
4
我真的走出冀城，是读大学。填报志愿时，姐姐死活要给我填报省外的高校，她想让我出去看看，想让我走得更远。
犹记得2016年姐姐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的那个夏天，她好几次被父亲指责到崩溃大哭，最后妥协填报了省内的一所医科院校。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姐姐的大学生活过得异常轻松，但这种被家里把控、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感觉却几次裹挟住她，让她变得敏感易怒。
大三假期时，姐姐准备和同学一起去外地开设补习班，父亲的辱骂张口就来：“是谁养活着你，你穿的、吃的，坐在教室吹风扇的钱，谁在供着你？”母亲也帮腔：“去外地？去外地开补习班能挣多少钱？你帮妈看看摊子，帮家里的豆腐房干活，还能帮我们省一个长工的钱。”
姐姐告诉我，要逃，就要逃得远远的，逃得离经叛道。父母不愿意我逃离，甘肃是安土重迁的地方，省内农村医学定向生和师范定向生，成了他们心中的不二之选。他们摆了一辈子菜摊，觉得我能干一份坐在办公室、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已经非常幸福了，医生和老师在小地方人眼里绝对体面，我得听话。
当父亲听见姐姐要给我填报一些船舶制造、铁路轨道等工科技术类专业时，气得跳起脚骂娘，他冲姐姐吼：“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心有多狠要这么害你弟弟！你自己以后当医生却要让你兄弟做个工人？”说着，他就给了姐姐一巴掌。
当天夜里，我骑着电动车偷偷载着姐姐去县城火车站，她沉默了一路，临进站才开了口：“要么选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要么选个能养活自己的专业。船舶制造和铁路轨道学出来以后，工作地点离家远，命是自己的，你自己选吧。”
我蹲在火车站外面，听见身后传来闷沉刺耳的火车轰鸣，自顾自想象着冀城以外的世界。点开MP3里那首《平凡之路》，插上耳机，拧紧电动车把，思绪翻飞——我从懂事起就渴望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家，现在机会来了，我的心开始焦躁起来。
我报了士官学校的提前批，分别选了西安航空学院、南昌工程学院等学校。父母知道后先是指责和怒骂，直到别人告诉他们，这是体制内专业，毕业就能去部队混口公家饭，他俩才喜笑颜开。
可欢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录取结果出来时，体检栏显示“肝功能异常”——我被刷了。父母当然不甘心，晚上他俩在隔壁大声商量着要带我上县医院再检查。我睡在小房间的竹席上，在他们的纷争声中反反复复刷着录取屏幕。
那一夜，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无法挣脱的束缚。我想要逃离这个家、逃离泥潭一样的家庭关系、逃离这个小县城，我恍然看到自己10岁时在国道边盯着那条断裂的自行车链，看见自己无奈推着那辆坏掉的自行车，垂着头朝回家的路上走去。长夜难明。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县医院做血常规，下午报告就出来了，肝功能没有任何问题。父亲拿着报告反反复复地看，又找了他外甥——一个乡村医生——把关，听见人家也说没问题，他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脸色也缓和不少。
当天夜里，父亲带着我坐上前往兰州的火车。我们站了3个半钟头，在凌晨4点，我背着书包跟父亲出了兰州火车站。从火车站去招考单位的公交车还没上班，出租车开口要价260。父亲心疼钱，给我说：“公家单位的人都是早上8点上班，咱们打车过去早了也还要在人家门口等。这样，咱们两个先走一段路，再打车。”
我就缀在父亲屁股后面从火车站往安宁区走，他走一段便转头骂我腿软，督促我走快点，但骂一次我也只紧走两步。我不愿意和他并肩走路，在他后面我才会觉得自在些。如此往复，父亲顺理成章开始发火，像要把几天攒的怒气一股脑倒出来。他呵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干不好，发泄他和母亲之间的怨气，而我就像一块被线拖在地上走的石头。
夏日早晨的冷风灌进袖子里，凉得人皮肤紧缩。街面上人很少，一些早餐摊正冒着香喷喷的热气。我肚子饿极了，却害怕接下来可能会有的检查，只能忍耐着。火发完了，父亲嘴里时不时地蹦出一些他的揣测，听得我心神不定。天空灰暗，好像要下雨的样子，那些灰蒙蒙的云彩也像压在我的心上，我既想走快点早点了结这磨人的忐忑，又惧怕即将发生的未来不敢向前。
5
2个多小时后，我和父亲坐在马路牙子上眼巴巴地往招考单位的大门口望，一直挨到上班的点，父亲才拉着我往门口的接待室走去。
到了接待室，父亲拿出我在县里做的血常规报告，展平捏在手上，然后给值班员说：“领导，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检查我们都做过了。这孩子的身体确实没问题，您再看看是不是搞错了。这是孩子上学的大事，我求求您，您再给看一眼。”
值班员让父亲坐下，给倒了杯水，说：“师傅，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从昨天到今天，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我们这找个说法——可这事是我们这些办事员能决定的吗？军校招考是有规矩、有门槛的，难道每个来的家长，我们都再去一个个审核吗？”
“师傅，你不信你看这个。”父亲把报告递了过去。
值班员没理，打开电脑从一堆文档中扒拉出我的准考证号，鼠标划到体检一栏，招呼父亲看个清楚——体检栏里，红字写着“不合格”，其后备注栏里是“肝功能异常-转氨酶61”。
“这次体检转氨酶标准是60，孩子61，超标了一个指数。”
“就一个指数？”父亲两眼瞪直了。
“对，就这一个指数，别说是1，就是0.1，电脑上也过不了，这事神仙来了也难办。”值班员摊开两只手，无可奈何地说，“孩子身体肯定没问题，这个不用看检查报告就知道，但这种事有什么办法？电脑没辙，人也没辙。”
听到这儿，父亲把手从拉开的书包里拿了出来。书包里面有他准备的两条“黑兰州”和2万块钱，用黑塑料袋包好，整整齐齐地码进去的。
“回去吧。”值班员说。
我们复又蹲在来时的马路牙子上，看着那个门口，眼神颓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父亲站起身，冲我咧了个没有声音的苦笑。我们开始寻找最近的公交站牌，这次，我走在前头，父亲垂着头掉在我屁股后面。
回程的火车上，父亲看我沉默不语，便主动挑起话头，要求我回去后马上报名复读，说明年好好准备，一定能过。然后他又谈起士官学校有多少实打实的好处：“士官士官，多少带个官字，多少人巴望着想要出人头地。你们体检那天，我们一群家长在外候着，我们问一个穿军装的领导，这个学校学出来能干啥？你猜人家领导怎么说——说这是给部队培养人才，好好干能在部队长期发展，退伍后回家还能给安排工作。你说说，这是多大的好事，好好复习一年，我再为了你熬一年，明年我们再报这个学校，说什么都得上……”
从兰州回来后，父亲咬牙切齿地把结果告诉了母亲。他不甘心，家里面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食，这一辈好不容易从偏远山沟来到了县城，受尽欺辱才终于扎下根。他渴望着家里面能出来个吃公家饭的。父凭子贵，我“有出息”了，他也能挺直腰杆了。
复读一个月后，我抱着书找班主任办理退学。背着书包抱着书刚从学校出来，就碰上了来为学校食堂送货的父亲。四目相对，他喊我过去问怎么回事，我拿出退费条子，他就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下扇了我，然后劈手夺下退费收据，揪着我回学校走进了复读班。
班主任正在讲课，父亲命令我在走廊上站好，我撂下书脱掉校服就要跑，父亲追上来给了我两脚，因为用力太猛，他自己也跌在走廊。
听见响动，班主任走出了教室，叫住我问怎么回事。我不说话，背过脸和父亲对峙。班主任搀扶起地上的父亲，父亲一起身就要拉着我给老师跪下认错：“老师，这娃瓜怂，交了钱不念书，不念书干啥？屎都吃不上！”
“我报了志愿，我不想复读，复读了明年还是考这么多。”我恨道。
“狗娘养的坏种，你报，我让你报！你报的学校，我一毛钱学费也没有给你的，你自己去挣钱去，不要像个吸血虫一样吸家里的血！”父亲边说边给班主任赔笑脸，教室里的学生一个个都趴窗户上偷偷打望，我依稀能听见曾经的同学在笑，屈辱极了。
这时父亲忽然给我跪下了：“我的祖宗，我给你磕头了。你好好念，家里供你吃、供你喝就让你读书。你不争气，你*****的要熬死你老子，我当老子的给你磕头了，你回教室复读，祖宗，你听到没有！”
因着父亲的喊叫声，别的班正在上课的老师都甩着冷脸子跑出来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被枯燥学业压抑住的学生们也纷纷哄笑着、交头接耳着传递情报，探出头像看耍猴的一样看我，一楼层5个班级，快600个学生，所有焦点在父亲下跪那一刻都对准了我，我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悲愤和耻辱随着同学们的笑声急剧膨胀，我感觉胸口快要烧烂了，我从二楼跳了下去。
在一片惊呼声中，我拖着一条腿踉跄着从学校里逃了出去。
6
9月还没过完，我坐上长途火车远赴千里外求学。一个医学专科院校，我们这批新生在新院区就学。我对自己的第一次寄宿生活充满好奇。这里充满生机，生活并不苦闷。我长呼几口气，仿佛自己已经永远远离了家乡和父母，远离了以前那种生活。
专科院校努力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发现只要自己稍微努力一点点，就能超越一大半趴桌子睡觉或者低头打游戏的同学。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发现了一个人生漏洞——于是我开始贪婪地学习，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读书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这张自由到感动的体验卡很快到期了，寒假，我该回家了。我首次咂摸到，人不可能真正地逃离原生家庭，精神逃离、肉身逃离都是如此。蒲公英飞得再远，它也长不成其它的花。
但我仍要挣扎，大一结束时，我选择入伍当兵，这件事只告诉了姐姐，政审到家门口，父母才知道我要去当兵了。我是异地入伍，走时母亲忙着照顾家里菜摊上的生意，她虽心疼我，但更心疼来回的车票钱，我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包上的火车。
接兵干部在火车上问我们这群新兵想家吗，所有人都喊“不想”，我把声音呼喊到最大。其他人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是真的不想。我们坐了40个小时的硬座，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白变到黑，再从黑变到白，我终于感觉自己离开了想要逃离的那个家，这次自行车链没有断，它变成了钢轨。
崭新的军装在第二天就接受了泥巴的洗礼。我来这儿第一周，身上就长满了荨麻疹，叠“豆腐块”叠得崩溃。军营生活久了枯燥乏味，战友们经常开玩笑，说“吃饱不想家”。我吃不饱，也不想家。我从没想过父亲，只在晚上夜哨中凝视四周重叠的山峦时，在寒风从我脖子口倒灌进去时，才怀念起母亲的手擀面和油黄油黄的葱油烙饼。
我们每周有例行一次使用手机的时间，拢共也就2个小时。入伍1年后，我意外接到了父亲发来的两张《离婚起诉书》照片，后面跟着一篇篇的“小作文”，还有他的微信语音。
那些“小作文”一屏幕都装不下，都是控诉母亲如何强势，买菜挣了钱也不给他交账。他说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地位，妻子不顺、子女不孝，全无一家之主的威严。那些语音则是他感觉自己心情苦闷时对我和姐姐没有期望的发泄之语。
我这些嗤之以鼻，我明白当生活把一个女人逼迫成男人时，该是有多么的残酷。父亲像是一只只臆想着会受到伤害、蒙着眼睛撞击牢笼的困兽。这个家里头，父亲、姐姐、我，各自都挣扎着想逃离，但我和姐姐是不想再面对偏执自私的父亲，而父亲是他不想面对强势的妻子。父亲说，他现在在婚姻里连那仅有的“凑合”也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与母亲在性格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是天生的冤家。
说实话，当我看见那张《离婚起诉书》时，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道不明的欣喜。可我又不能真的顺水推舟，于是只能发消息询问姐姐，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姐姐回的语音是哭着录下的，没有悲伤，只有愤怒——原来父亲这一次打定主意离婚，缘起她将父亲告到了县妇联。
之前父母又一次为一些没有结果的事争执，父亲情绪失控，抄起屋角的铁锨拍向母亲。虽然母亲只被铁锨刮破了皮，出了血，但这次家暴彻底激化了姐姐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愤，她录下了父亲猛烈锤击母亲头和脸的视频，告到了妇联和派出所，坚持让他和母亲离婚。
妇联的人来了，对父母做了教育协商，离婚的事却被母亲又一次叫停。一个想把所有苦都咽下去的女人，不会懂并不是每个蚌壳都能用血肉把石子磨成珍珠的道理，她总是幻想能改变父亲，让他重新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但这怎么可能呢？父亲早已明确表示，他对母亲现在只有厌、憎、恨。
在那些长长的、被分截发来的微信语音里，父亲用一种震惊又好笑的语气添油加醋地向我转述，大骂姐姐：“白眼狼、猪脑子，书读到了狗肚子里去了。”“虎毒不食子，当女儿的能举报父亲？人不如畜生。”
我越听越难受，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家会有这么多烦心事，为什么别人家没有？一如父亲反问我：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让父母骄傲，为什么别人家的妻子能让丈夫舒心？为什么我们家不能？
“这个家迟早要完蛋。”父亲在微信里说。我刚冷着脸回了一个憨笑的表情，母亲也来发语音哭诉，那段父亲拿铁锹打得她满脸是血的视频又一次冲到我眼前。她对这场冲突有着与父亲完全不同的讲述，在他俩各自的陈情里，对方才是家庭战争的祸端。
我和姐姐天真地以为父母离婚才是这个家庭的解脱之道。但母亲不想让我和姐姐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不想让父亲分走她辛苦攒下的积蓄。她仍对父亲抱着爱，不想这个人到中年、自小没娘的男人成为孤家寡人。
母亲不打算像我们一样逃离这个家，她也无处可逃，就像她以前念叨的：这就是债，虽不是今生欠的，却得今生偿还。她如今独当一面，活成了这个家最牢固又最无名的螺丝钉，坚守在一地鸡毛中。在她的信仰里，小摊就是她的道场，让父亲逃避吧，她一个人照样能把家撑起来。她没多大的本事，只是想做一根绳子、一个螺母、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守稻人，这个可怜又伟大的农村妇女，还在幻想着自己可以斡旋好家里的每个人，维系着这辆破破烂烂的家庭三轮车一直开到尽头。
尽头是什么？母亲说过，父亲也说过——等我工作，等到我娶妻生子，他们两个纠缠了一辈子的冤家才能握手言和，从这片苦海中脱离出来。我听了这话，觉得自己就是被套上缰绳的骡子，被迫成了这个家庭的核心，一切因果好像都在我身等待消解。
我逃离冀城、逃离家庭、逃离父母的想法，在父亲发给我的“小作文”中分崩离析。我把这些“小作文”连同《离婚起诉书》一起打包发给了母亲，然后把手机关机，交给了班长。
过中秋，部队组织晚会，我和战友们穿着大棉袄坐在台下看文艺分队的女兵在台上跳舞。我驻扎的那个部队平时不要说女兵，连女厕所都没有，一曲天鹅舞，让台下所有的年轻战士的心都浸泡在了舞蹈演员身上。
这时，指导员看着天上升起的明月，情不自禁地说了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我听见了，小声回：“月是他乡明”。
指导员转过头诧异地看着我，我冲着他傻笑，又把头偏过去看着舞台。心沉静下来后，我偷着抬头看月，月光在黑夜的衬托下，照得营地四周的群山很白很白。
7
父母还是没有离婚。每天早上6点多，母亲照例忙着给三轮车装货，父亲就从院里溜出来，去广场上和县城里一帮退了休或者像他一样无所事事的闲人跳广场舞，跳完就去饭馆里吃个早餐，然后回家里继续睡回笼觉。母亲备的早餐他是从来都不吃的，他对我说，他对这个女人的厌恶，已经到了对她做的饭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的地步了。
父亲撒手混日子，每天一副老太爷的做派，隔三差五给我发一些饱含各种痛苦情绪的“小作文”，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痛苦程度不同，我早已厌倦。我始终认为父亲是个自私的人，他对自己的爱惜程度远超对母亲的。母亲除了偶尔得空向我和姐姐哭诉、咒骂，也只能忍受。
姐姐已经把父亲微信拉黑快2年了，而我却不敢。我将他的微信设置成“消息免打扰”，但糟心的是，即使这样，微信的信息栏上依旧会随时跳出他的头像，我只能一次次地手动删除或者设置“消息不显示”。我知道自己无法像姐姐一样拉黑父亲，因为他会比我更先崩溃。他一辈子重男轻女，那脆弱的安全感和无法自控的极端情绪，肯定会把我的拉黑视作一种背叛，我怕这会成为剪断他理智的那把剪刀，让他的行为更加极端——长年的家庭战争中，他没少进过派出所的门，我怕他受了刺激，会做出更伤害母亲的事。
我不想母亲再受伤害了。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药不离身，我家药瓶和药袋随处可见。1975年生人的母亲，已经做过6场大手术。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输卵管切除、膀胱白斑，她好像要一口气把身体里的疾病都扫光一样，几乎把一个女人身体里应该有的“器件”摘空了。她有高血压，糖尿病也有13年了，一双手因为常年扛卸货物，关节早已变形，死皮和硬茧很厚，是在常年做豆腐和洗海带的冰水和盐水中浸泡出来的。她的主治大夫，第一次看见母亲将化验单递过来时，惊讶地叫出声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双手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
相比于身体上的疾病，父亲的漠然、不理解、不体贴才是最锋利的刀，深深刺伤了母亲。几次大手术期间，父亲完全不陪护，母亲一个人在市医院里缴费、住院、办手续、做手术，还是我二姨去为她守床。
“给儿子结完婚再离婚”，是父亲给我的解决方案，但我觉得这是他给自己的枷刑。儿子结婚不结婚和老子有什么关系呢？他休想拿我的人生，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打上死结。
专科毕业后，我没有回乡。母亲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意回冀城，在她的认知里，全中国哪里都一样。她一直告诉我冀城的好，哪怕是在新冠肆虐的这三年，这里依然平安无事，外面哪还有这样的地方？
每次电话都是从母亲对父亲的哭诉声开始，到要求我回家工作的唠叨声消停。我烦透了，刚开始还会调整好情绪开导她，后来我干脆开导自己，努力将自己从他俩的感情垃圾堆中拽出来。
有次她告诉我，有个相识的顾客在菜摊寄放了一箱牛奶和两包桃酥，被其他买菜的人顺手牵羊了，最后她只好给相识的顾客赔了钱，牛奶75块，桃酥15块，她还得多赔些，给了人家100元。
母亲不甘心，照着一个居士给的法子，去寺里磕头烧香，向佛菩萨求告。哪承想烧完香隔天，一个打眼就收了张假钱，又损失了100元。父亲知道后，跑来菜摊骂母亲猪脑子，母亲则回骂他平时不帮衬生意，所以才让自己被贼惦记。
发了一通火，父亲跑了，母亲就埋怨起菩萨：“菩萨啊菩萨，为什么这样的事都让我遇到了？家里面男人不是男人，家外面还有贼人暗地里作害。救苦救难的菩萨，你怎么看不见，你为什么看不见？”
之后，我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这次声音里明显带着欢喜。她说有个农妇今天上午装模做样来摊上丢下了箱牛奶，母亲觉得不对劲吗，喊她，说东西落下了，哪知道越喊那女人跑得越快。一旁来赶集的孙老头说，那女人他认识，一个庄上的，是出了名的贼娃子，前几天听说她家小娃娃因为喝了过期牛奶腹泻，连着几天上吐下泻发高热，镇上的卫生院没办法，只好将小娃娃转去市里了。
母亲一向嘴巴大，早就把丢东西赔钱的事宣扬给了周围的一众顾客，大家纷纷回应，这是遭了报应，要母亲回头好好感谢菩萨保佑，居士也絮叨着要母亲去寺里还愿。于是，母亲又欢欢喜喜买了香蜡供果还愿去了。
我哭笑不得给她算账：“前后两次去寺里烧香拜佛，又花了100元，这么一算，你还是丢了不该丢的钱，就像你和我爸离婚这事一样，一个想离一个不愿意，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么？”
“大人的事你别管，你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工作，妈妈就放心了。”
每次电话结束，她都会告诉我家里没事，一切都好着呢。我知道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8
毕业后我开始修禅入道，游历四方，在枯燥的经文里寻求一种活着的解脱方式。外公信佛，家里有很多印着佛画像的小册子，打小我也喜欢翻看经书，长大些，就自己开始找各种书看。我并不祈求从中得到求解之道，世上的一些事是无解的，求一个解，也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心里安慰。
母亲老了，身高开始缩水，皮肤像冬天的树皮一样满布裂纹，记忆力也不行了，前脚卖给顾客的东西后脚就忘，老算错账。以前的她，估量顾客的购买力推荐物品，风风火火，那么伶俐，仿佛无所不能，现在的她已经不会再变化了，就像荒原上的石头，成了纪事长河里的一个点。
我对她的感情始终很复杂，依赖又躲避，也对她生出悲悯。她幽深的内心秘境从不展示给我和姐姐，结结实实地用稻草杆和黄泥巴糊成一堵牢固的围墙。我多次想向墙后进发，却又次次半道回转。
天地辽阔，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各自的无法言说，既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想，那我不念好了，或者，在需要念的时候念一下就好。我们改变不了家庭里的任何一个人，人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管好自己。就像我从小告诫自己不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竭尽全力地想活成他的对立面，从自己身上剔除他的影子。
我对师父说：“时间长了我怕自己出毛病，对于父母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去解救他们，我只能解救我自己。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我以为我这样是对的，直到有一天我在道观内听师父讲经时，有了刹那间的明悟：种种波澜，月光照海，松林听风，谁又能逃得开业力的洪流？而洪流之下，就是我们的坚守。面对父母的一切，我和姐姐，是隔着墙壁听心事的人。超脱之法或许并不是砸掉他们筑起的墙，也许是推开旁边的门呢？推开门之后呢？是坦诚后的相欢，还是愈加无解的自我包裹？
正想到这里，父亲的微信头像又跃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