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逼死了恶媳妇
1
2017年，传正妈离开山东老家，去上海给儿子带了一整年的孩子。到了年底，他们一大家子齐齐整整地回村过年了，热闹又欢喜。据说，传正前一年在上海没少挣钱，他媳妇又怀上了二胎，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留在村里的传正爸也没闲着，这个远近闻名的泥瓦匠，这一年做工也赚了不少。
到了腊月底，传正妈三天两头地拉我妈进城，说是要逛超市办年货。回家后，我妈两手比划着，啧啧道：“传正妈真舍得花钱！猪下货买了整整两套，活鸡买了两只，猪肉、牛肉买了几十斤，还有好几条羊腿。这一大家子人，这一堆东西要折腾成吃的，也够她累的。”
在我们老家，主妇们准备过年的吃食时，往往免不了一番操劳——猪下货要烤成烧肉，活鸡要宰杀，猪肉得剁成肉糜做丸子，得炸得炖，还要熬肉汤做肉冻。为了祭祀祖先，有的人家还要预备一堆讲究的食物，比如：煎饼、花馍、糯米糕、豆沙包……
那天，我妈派我去胡同后面的传正家拿做花馍的模子，我一进门，就看到传正妈正忙得脚不沾地。她浸在刺骨的水里洗东西的两只手已经冻成粗壮的红萝卜了，头顶却腾腾地冒着热气。她说儿媳妇大着肚子，帮不上什么忙，所以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的活儿。
到了大年三十，忙活完了，剩下的就该是享受了。村里家家户户放了鞭炮，晚上7点半，我们一家正在吃年饭，屋后的胡同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里面还夹杂着女人的嚎哭声。我妈立即放下筷子，说这是传正妈的声音，“我得去看看”。我爸说“年饭还没吃完呢”，可我妈已经麻溜地跑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我妈回来了，说是传正奶奶非要回正屋过年，传正妈拦着不让，就被自家男人打了两个耳光、踹了两脚，“嚎得可伤心了，我跟传杰妈还有六婶子劝了半天”。鸡飞狗跳之后，传正奶奶到底也没能跟儿子孙子一起过年，被送回自己住的小屋，是哭着回去的。我妈叹道：“这婆媳俩结了死结似的，解不开了。”
夜里9点多，我们一家人坐在炕上看着春晚昏昏欲睡，忽然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我爸妈刚想出去看是什么情况，在院门口遇见了匆匆赶来的传杰妈，她压低嗓子说：“吓死了，吓死了，传正他妈上吊了！传正和他爸跟着去医院了，传正媳妇大着肚子还带着孩子，吓坏了。嫂子，你快去跟我看看，我自己害怕，大侄女你也来，壮壮胆……”
传杰爸和传正爸是没出五服的叔伯兄弟，两家一直走得比较近，我家又是离他们最近的邻居。没办法，我们3个女人只能壮着胆子往屋后的胡同走去。救护车刚走，传正家的院落里灯火通明，水泥浇筑的小院显得明朗整洁，青砖红瓦房的屋檐下挂着一排簇新的大红灯笼，齐齐整整的。我心想，传正妈不愧是村里头等拔尖要强的体面人，再忙再乱，家里都被她操持得井井有条。
见大门敞开着，我们就径直走进客厅，一股肉香立刻扑面而来。支着的凳子上放着两大盆烧肉、两只煮好的鸡，还有一大盆冒尖的肉丸子——这些都是传正妈在年前辛苦备下的。传正媳妇和孩子被留在家里，正在里间屋里哭。我们连忙上前安抚，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一家子的年饭还没吃，孕妇和孩子都还空着肚子呢。传杰妈当机立断，把这娘儿俩带去自己家安顿了。
没过多久，传杰妈又来到我家，她进屋就一屁股坐在炕上，说起了傍晚在传正家发生的事。
5点多，家族里的代表都聚在传正家，正商量着过年拜祖宗的事，这时传正奶奶突然锅着腰、拄着棍，颤颤巍巍地从外面来到了里屋，往炕上一坐，说：“我不走了，我要跟我孙子、孙媳妇、重孙女一起过年。”说罢，老太太就顺势躺在炕上。
传正爸妈早就跟老太太分了家，老太太在不远处的一个小院里已经独居许多年了。婆媳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村里人都心知肚明。传正妈自然不肯：“这屋里头就一盘炕，还有一张双人床，我们住还挤呢，你回来让我住地上啊？”
但在除夕这种阖家团圆的日子，族里的老老少少看着80多岁的传正奶奶死活要在儿子家过年，纷纷动了恻隐之心，就一起劝说传正妈。也有人早就对“不孝”的传正妈有意见，借势语出不恭：“老人回都回来了，你还往外撵，也太不像话了！”
传正妈向来要强，哪里能听得这样的话，登时就火了，对着老人一通吼：“烧肉给你送过去了，鸡、猪头肉、肉冻、鱼，什么都给你送过去了，这屋里头有的，你那屋里头都有，炕烧得暖和和的，你好好过你的年好了，回来找什么不痛快？”传正奶奶抹着眼泪，露出可怜的模样，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就想跟我孙子、我孙媳妇，我重孙女过个年……”
传正父子向来把面子看得跟命一样重，当即脸上挂不住了。传正当场说让奶奶晚上住自己的卧室。传正妈一听，急了，扎煞着两只手，就要把婆婆推出去。推搡间，传正爸按捺不住脾气，狠狠地给了她两巴掌，又踹了两脚。传正妈哪里受过自家男人这么下面子？嚎哭得可惨了，她当着众人的面，反反复复地说：“我在这个家里争命似地一辈子，怎么反倒成了外人了？”
一家人闹成这样，族人都坐不住了，纷纷起身告辞。后来，传正父子跟着大伙儿一起出门拜祖宗，儿媳领着孩子待在房里，传正妈想不开，就在自家柴火棚子的横梁上搭上了根绳，悄无声地把自己挂了上去。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村里人的“年”变得索然无味。正月初一，有消息说传正妈应该能救回来；正月初二，他们说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了；到了正月初五，传正家已经在筹备丧礼了。
正月初六，我收拾东西回了北京。我妈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传杰妈去帮忙收拾遗物，看到传正妈的大衣橱里码着一排排的新衣裳，“好些连吊牌都没拆”。她的抽屉里有一堆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还有玉镯子——大多是儿子儿媳孝顺的。
传正妈才将将53岁，就这么抛下一切走了，我妈不禁感慨：“这么好的日子，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啊！”
2
今年农历三月初七是我妈的生日，在北京打工的我很难回家，只能给她发红包、买东西，然后打电话祝寿，聊了几句，我妈突然在电话那边叹息道：“传正妈也是今天生日，她要是活着，今年有58（岁）了。”
传正妈是1964年生人，比我妈整整小6岁——不知不觉，她已经走了5年了。
这几年的年节回家时，我也从长辈们的嘴里陆陆续续听说了她的一些往事。
她的父亲在“土改”时立过功，在村里十分有威信，家境也好。她的兄弟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大队会计，很受尊敬，她和姊妹们也都遗传了母亲的美貌，个个出落得高挑、白皙。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女孩儿，她们家姐几个做姑娘时都没有受过任何委屈，她从小就胆大、直率，不仅能说会道，还爱开玩笑，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美人”。
到了婚嫁的年龄，她选对象的眼光也是十分挑剔，挑来选去，最后看上了同村的郑国兵——也就是传正他爸。这个男人不善言辞，但宽肩长腿、国字脸，男子气概十足，还有一手泥瓦匠的好手艺。
可她父亲对这门亲事却很犹豫——郑国兵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得早，他母亲一个寡妇拉扯着一儿三女苦苦支撑门户，是本地方圆十里出了名的“厉害角色”。这女人年轻时脾气暴躁，打断过丈夫的胳膊，丈夫死后，脾气更是有增无减，有时为了一颗白菜、一株玉米，就能跟人撕破脸皮，甚至动手打人。
可这时的她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父亲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她父亲只好发话，说结婚可以，但郑家必须拿出“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的“四大件”，以此来表示结亲的诚意和对自家女儿的看重。
郑家一贫如洗，“三转一响”那时加起来要几百块钱，一个寡妇哪里拿得出来？可郑国兵也是倔强，非这姑娘不娶，他母亲没办法，只好抹下脸面满世界找人借钱，急得嘴上都起燎泡了。东拼西凑，还是不够，没办法，她只好给大女儿迅速定亲，换来一笔彩礼，将窟窿填上了。
传正爸妈结婚后，做了婆婆的传正奶奶，动辄将“四大件”的事儿挂在嘴边，说儿媳是“三转一响”换来的祖宗，“但到了我们家，还得听我的”。她过日子节省惯了，吃地瓜剥下的皮还要家里人卷在煎饼里吃掉，传正妈不从，她就破口大骂，抓起地瓜砸在墙上；而爱干净的传正妈，也受不了婆婆生活粗糙，看着老太太捡回的破铜烂铁、厨房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总是暴跳如雷……那时村庄落后闭塞，哪家的婆媳吵架并不稀奇，只是郑家婆媳斗得格外厉害，除了儿媳怀孩子、坐月子的那段时间有过短暂的太平，其余的时候，几乎争吵不断。
传正出生后，传正妈就想分家，但婆婆不肯，想继续做一家之主。传正爸虽然长了1米85的大个头，却是个黏糊绵软的性子，他夹在老娘和媳妇之间左右为难，到后来就干脆靠外出打工躲了出去。
有一年春节，传正妈和传正奶奶又为了琐事吵起来，整条胡同都充斥着婆媳对骂的声音。传正爸躲在别人家里打“够级”（扑克），传杰爸一个劲地劝他：“哥，哥，赶紧回去看看嫂子和大娘，拉个架，别让她们真打起来，大过年的不好看。”
传正爸眼皮都不抬，说：“让她们闹吧，我眼不见不烦。”
旁边的人起哄：“对，对！老娘们的事，老爷们不掺合，让她们折腾去，翻不了天。”
因为在前后胡同住，又都是直爽性子，传正妈跟我妈很聊得来。丈夫的不作为让传正妈非常无助，她不止一次跟我妈说，自己被婆婆气得胸口疼，半夜醒来传正爸却睡得呼呼的，怎么叫都叫不醒。一跟他诉苦，他就说：“我娘到底是个老的，你忍着点让着点不就过去了？非要吵吵得左邻右舍都知道，都笑话你不孝顺，连我都扯上了。”
传正妈受了委屈没处说，结婚头两年还能三天两头地往娘家跑，但后来她父亲过世了，她哥性子窝囊，嫂子跟她不对付，她再回去，就被张口数落：“自己没能耐，挣了个不孝的名声，惹得我们也被人笑话。”传正妈气不过，跟嫂子干了一架，于是“不孝”、“厉害娘们”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婆婆见她娘家没人为她撑腰了，就更霸道了，时常联合两个未出阁的女儿一起欺负这个“外人”。
那时传正妈会抱着小传正来我家串门，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婆婆和小姑子们坐在大门口吃西红柿，宁可分给过路的人，也不肯拿一个给她；她们偶尔帮忙带传正，就对孩子说她的坏话——想到儿子会被挑唆得跟自己不亲，传正妈坚决不肯把孩子给婆婆带了，忙的时候宁愿把传正捆在背上。
直到两个小姑子相继嫁人，传正奶奶没了帮手，才略微消停了些。虽然没有正式分家，但她早已跟儿子一家分灶吃饭了。
传正10岁那年，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要派一批人去西藏搞建设。他们看中了传正爸的手艺，想请他过去干3年，给出的待遇非常好。
传正爸有些犹豫，毕竟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他怕自己走了女人孩子会在村里受人欺负。然而，这次传正奶奶和传正妈，竟然一致撺掇他去西藏——两个女人心里打的算盘截然不同：当妈的想儿子挣大钱，自己可以跟着安享晚年；当媳妇的想男人有钱，可以彻彻底底地跟婆婆分家。
传正爸走后，婆媳倒是相安无事了。传正奶奶还帮儿媳妇种烟草、收麦子、掰玉米，有时忙不过来，还叫女儿女婿们回来帮忙，那段时间，传正妈的脸上轻快了许多。
3年一晃而过，腊月，传正爸回来了，红光满面的。他赚了多少钱大家不知道，有人传言说是十几万。只是郑家的欢乐气氛没有持续几天，婆媳就又争吵起来，据说是因为传正爸给媳妇买了金首饰，而老娘和几个姊妹却什么都没有——这无异于捅了马蜂窝。这次，传正妈受不了婆婆的吵闹，就把结婚时买“三转一响”的钱加上利息，都给了老太太，说要分家。婆婆不答应，又哭又嚎，后来又改口说，分家可以，但儿子外出打工挣的钱得分她一半。
当时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打算搬往城里，要便宜出售自家的小院，这个院子离郑家只隔了一条街，传正妈就打算买下来给婆婆养老，任谁来劝都没有用。她说自己愿意立下字据，以后每个月都给婆婆送米、面、肉和养老钱，“保证给她养老，但绝不住在一起”。老辈人觉得这样做也算可以了，然而传正奶奶撒泼打滚，扯住自己的儿子又打又骂，传正爸被闹得受不了，就又借口说要进城做活儿，躲了。
趁儿子不在家，传正奶奶就在一天夜里叫回了几个女儿，将儿媳妇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架打完，家终于分了。
回忆起这件往事，我妈唏嘘不已：“要不是我们几个娘们儿去拉架，真是要出人命的。”
3
传正奶奶搬出老宅后，一直在村里说儿媳的坏话，有时碰见开门的人家，她就径直进去坐在炕上说。大家敬她年龄大、辈分高，也不好意思拒绝，只能听她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而且人越多，她说得越欢。那些陈年琐事在一些“有心人”的传播下，弄得村里人尽皆知，传正妈的名声就更差了。
在山东农村，儿女不孝顺老人可是大罪过，免不了被人戳脊梁骨。我们村一些辈分高、爱嚼舌的老妇时不时会聚堆聊天，在背后讲传正妈的不是，末了还会添上一句：“传正爸也是个没本事的，就治不了一个娘们，由着她的性子作践自己个的娘。”有时，她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还会当面挑唆，有次富春奶奶趁人多的时候故意对传正爸吼一嗓子：“赶紧给你娘领老人金去，可别被‘外人’偷偷昧下了。”
无论外面的人说什么，传正爸从来不为媳妇争辩，更不会劝阻自己的老娘——只要村里人不说他，怎么着都行。有时在外丢了面子，他回家还要对传正妈发脾气。渐渐地，传正妈对这个自私的男人寒了心，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是想过离婚的。
后来，或许是累了，传正妈变得不爱吵架了。她才刚刚40岁出头，头顶就早添了白发，眼神也暗淡无光，眼角都是皱纹。当年的那个娇媚泼辣的美人，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既然丈夫靠不住，传正妈就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了儿子身上。
传正的长相随了妈，眉眼清秀，身材又跟他爸年轻时一样，宽肩长腿。传正妈把这根独苗捧在手心里，当村里人养孩子的理念还是“吃饱了就行”的时候，传正就已经喝上了麦乳精这种“奢侈品”。到了儿子上学的年纪，传正妈更是扒心扒肝地陪读，初中时还费了大力气把他送到市里去读书。每个周末传正放假回家，他家就像在过节，传正妈炖牛肉、包饺子、做排骨，变着花样地给儿子补身体。
传正也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家务活、地里的活，他啥也不干——他妈也不让他干。传正不爱说话，表情总是冷冷淡淡的，村里人都夸他“规矩”、“稳重”，其实只是因为他从小就夹在奶奶和妈妈中间，不知不觉学会了他爸的那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之道。
2007年，传正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校，传正妈终于扬眉吐气了，胡同里又能听见她欢快的大嗓门了。到了9月，夫妇二人送儿子去大学报到，顺便在上海游玩了一番。回来之后，传正妈穿着时髦的衣服，兴奋地跟我妈描述着自己的见闻。她说大学附近有很多小贩推着三轮车卖小吃，“那么多学生，随便卖点什么顺口的都能挣钱！”
她似乎是头一次看见了小院落以外的世界，那么大、那么精彩，似有无限的可能，于是整个人的心境也随之开阔了——当然，她不可能独自去上海谋生，但是去县城安家是有可能的。
那时我们村里的“能人”都开始往县里跑，有的人看中了县城挣钱的机会多，有的是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传正妈也撺掇丈夫去城里买商品房，她明面上说，“住在城里，我去找个工厂给人烧饭，你有泥瓦匠手艺，到处有人争着要，到时候儿子领着媳妇过年回家，一家人在城里聚，体面”，但真实的理由，她却不大好说出口——她早就受不了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了，她想远离婆婆，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
为了儿子，传正爸终于答应去县城买房了。
4
2011年冬天，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传正跟女友结婚了。传正妈终于熬成了别人的婆婆，她对我妈说：“人家养了那么好的一个闺女，长得漂亮又知书达理的，我可不能亏待了。我要跟我儿媳妇好好处，让那老太婆看看。”
她说到做到：儿媳妇干的不吃，她做汤的；儿媳妇咸的不喜，她就做甜的，久而久之，婆媳好得就像亲母女一般，出门走路都要手挽着手。儿媳也孝顺，逢年过节就给她买新衣裳、金手镯、金项链，她笑得合不拢嘴，故意穿戴好了出去给邻居们看，迎接众人的称赞。
那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
传正婚后，本来他爸妈指望着他回老家考公务员，然而他们小两口都在上海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就打算先干几年，多挣点钱。传正爸妈没办法，每年少不了要往上海跑几次，可回到村里，他们总对四邻说：“一室一厅巴掌大的地方，房租就要5千多块，这还不是在市里呢！真不清楚这些年轻人到底咋想的，要受这罪！”
2014年年底，传正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儿，长得跟小精灵一般漂亮，传正妈抱在怀里舍不得撒手。2015年一整年，她几乎都待在上海，在那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做饭、洗衣、带孩子。到了腊月，传正妈终于回老家了，她衣着光鲜，但人憔悴了不少。她的颧骨原本就高，脸瘦了之后，眼窝也深深地凹陷了下去，整个人显得十分疲惫。
她抱着小孙女来我家串门，坐在我家炕头上跟我妈聊天：“上海人说话哇啦哇啦的，真是一句也听不懂。外地人也有，说话照样听不懂，一年到头就没见过几个山东人。有时我抱着孩子出去遛弯儿，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听不懂，心还慌得厉害，只好假装听不见……屋子小，东西多，堵得满满的，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年下来，腰都要废了。”
说着说着，她又抱怨儿子和儿媳花钱大手大脚：“天天收快递，都来不及拆。我那儿媳妇，什么小零嘴好吃就吃什么，家里都没有断过。衣裳也是，冬季羽绒的、棉的、毛的，买了个遍，就这样怎么能攒下钱？”
之前我妈也去城里帮我弟看了半年的孩子，回家后身心疲惫，颇有同感。她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自家儿媳妇也爱买：“可钱是人家自己挣的，人家爱咋花咋花，咱们还真管不着，干脆眼不见为净。”
传正妈勉强笑了笑，接着叹息道：“现在的儿媳妇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了喽！”
我妈接话：“那可不是！现在的儿媳妇有工作，都能挣钱，真闹大了，（我们）连孙子、孙女都见不着。你看看咱这周围，离婚的、娶不上媳妇的人家有多少？我们那时候做媳妇，是婆婆是在上头压着，现在呢，是媳妇在上头，得伺候着。我们这一辈女人，前半辈子看婆婆脸色，后半辈子看媳妇脸色，也是够了！”
我在旁边插嘴，说现在当儿媳妇也不容易，又得工作又得顾家。传正妈连忙称是，说上海竞争激烈，她的儿媳妇一出月子就去上班了，中午还要回家挤奶，还怕胖了不好看，饿着肚子减肥，晚上回到家，也还要时不时地加班，拿着个电脑敲来敲去，“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累”。
可传正并不体谅媳妇的辛苦，“跟他爸一个德行”。每天下班回家，他就捧着手机窝在沙发椅上，不管孩子也不做家务，他媳妇常常被他气得脸色铁青，传正妈看气氛不对，就赶紧干活儿，累得要命。
“所以，互相体谅体谅吧。”我妈安慰她。
传正妈摇摇头，说自己再怎么使劲，再怎么忙，在孩子们的嘴里都落不着好。我妈笑着拍了她一下，说：“你看你手上戴的、身上穿的，不都是你儿媳妇买的？你这儿媳妇算好的了。”
听了这话，传正妈的脸色立刻开朗了不少，又夸起儿媳的各种好处来：她的月薪有2万多，还升了主管，比传正更有前途；过年的时候，她给婆家买了很多东西，一点都不抠搜；她学历高，长得又好看，生了孩子也没变样，反而显得更嫩了……看得出，传正妈对儿子儿媳还是满意的，只不过在上海待了一年，两代人相处产生的那些琐碎的不适让她有些郁郁寡欢。
我妈给她出主意，说可以跟亲家母商量，轮流去上海带孩子：“儿媳妇跟婆婆在一起容易多心，有点事两人都憋屈，都难受。”
传正妈有些迟疑，吞吞吐吐地说：“传正跟她丈母娘能处得来吗？再说孩子谁带大的跟谁亲，我老不去，孙女就忘了我了。”
我心下一紧——传正妈到底还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她的世界就是几间土房，还有土房里的丈夫、儿子。即便现在儿子结了婚，她也想尽可能地在儿子、儿媳、孙辈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她比传正奶奶明事理，但内心深处的那些隐秘的自私和渴望，依然困住了她。
5
2016年春节刚过，传正妈又随儿子一家去了上海。孙女断了奶，她轻松了不少，可以时不时带孩子回老家住一阵。但儿媳想念孩子，她住不了多久又要返回上海，就这样，一年得来回跑好几趟。
一次，我在老家休完年假要去上海出差，传正妈带着小孙女也要赶回上海，我们正好同行。一路上，小女孩闹腾得要命，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发起脾气，把传正妈累得够呛。
好不容易等孩子睡着了，我们就压低嗓子聊了几句。传正妈问起我的婚姻，我推搪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她说：“像你这样的，在大城市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早结婚、晚结婚、结不结婚都不大重要。像我跟你妈这样的，一辈子困在农村、困在家里，现在又困在儿孙屋里头，从没有为自己过过几天舒畅日子，也没多大意思。”
接着，她说起自己一宿一宿地睡不好觉，白天也没精神，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我小心翼翼地说可能是更年期到了，她点点头，说儿子儿媳给她买了一大堆补品。我忙顺着她的话夸赞，可这一次，她似乎不愿意继续聊“孝顺”这个话题了。
她显得焦虑又有些迷茫，说传正两口子在上海干了几年后，被大城市的先进繁华迷了眼，不愿意回老家发展了。他们打算在上海买房，想让两边的老人都出点钱，可是她和传正爸之前在县城买的房子烂尾了，几十万的首付压了进去，只能等政府接手把房子盖好再卖出去。她郁郁地说，县城的房子自己也住不上了，“他们小两口想以后单独过，我们去了也没有地方住，住在一起也不舒服”。
我劝她想开点，可以学学我妈——我弟有了孩子之后，我妈去帮忙照顾过一段时间，在和我弟妹发生过几次拉锯战后，她自觉相处难受，就选择退出。后来，弟弟的岳父岳母去帮忙带孩子，我妈就可劲地送东西：蒸馒头、烙煎饼、大包子、当季的新鲜蔬菜、家养的土鸡、兔子……每个星期都送，几乎从不间断。偶尔去看孙子，也一个劲儿地给亲家公、亲家母陪笑脸、道辛苦，年节时又给儿媳封大红包，哄得我弟妹和她爹妈都十分高兴。
我妈觉得，人家毕竟是自家爹妈，有啥问题都好说，孩子由外公外婆照顾，儿媳心里就痛快，儿媳心里痛快了，自己儿子就好过了，而自己作为婆婆，“出力不讨好，只讨人嫌；出钱、出东西赚脸面”——如此，人人舒畅，阖家太平。
可传正妈觉得我妈这样做实在太傻，光是“自家买的房由亲家公亲家母去住”这一点，她就接受不了。我也能理解她，这一生真正属于她的东西太少了，她拼了命地想扒住点什么，守住点什么，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过得很累很累。
几天后，我在上海的事办完了，回北京之前，我突然想起传正妈说她在上海很孤单，就主动联系她，说想请她出来吃顿饭。她怕我花钱，只在传正租的房子附近找了一家快餐店。坐在餐桌前，抱着孙女的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看着服务员把菜一样一样地端上来，张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只是一个劲儿地陪笑。
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胆怯、拘谨让我感到一阵阵心酸——她在村里是那样泼辣爽快的人啊，可在上海，她却成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外乡人。
2017年农历四月，在传正妈去世的3个月多后，传正奶奶从炕头上跌落下来，当时就死了。村里人都说传正妈真傻，死得不值，“多熬几个月，老太婆就死了，大好的日子就这么放弃了”。
后来她和传正爸在县城的房子终于建好了，她也看不到了。传正卖了那房子，拿着钱在上海安了家。他的丈母娘接替了他妈的“位置”，跟去上海给他们小两口带孩子，一切顺理成章。
传正爸在老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丧妻不到一年，他就找了一个相好，怕儿子多心，也没有过明路，俩人遮遮掩掩地在一起。
直到现在，我妈都认为2017年除夕下午的那场婆媳闹剧，只是压死传正妈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年轻时自由恋爱，满以为会婚姻幸福，谁知在夫家被婆婆、小姑子欺负，丈夫却连一个屁都不放。后来好不容易分了家，婆婆四处说她坏话，村里人也排挤、看不起她。儿子传正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可他长大有了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渐渐指望不上了。在上海带孙女的那几年，她终于如愿远离了老家的那些糟心人和糟心事，但始终无法融入大城市，压抑得要命。这辈子，传正妈最介意的就是被当成“外人”，她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却没有人真正看见她、心疼她。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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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号，我的当事人夏福顺涉嫌绑架一名10岁小孩。接到警方通知后，我匆匆赶往派出所。
夏福顺的家人正配合警方调查，他们反复陈述着一件事——“我爸在家几乎不与我们沟通，在外面才话多……我们能想起的藏身地，全部都说了。”
监控显示夏福顺作案时身穿保安制服，腰间挂有手铐，对在外面玩闹的一个小孩呵斥了几句，而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小孩左顾右盼，最终迟疑地上了车。约莫40分钟，车辆进入监控盲区，暂时失去画面。
此时，距案发时间过去12小时。警方已对夏福顺之前的行车轨迹以及住处进行了搜寻，暂无所获。家属的情绪已失控，小孩的母亲喻冰清之前与我打过交道，在派出所直接将矛头指向我，冲上来撕扯我的口罩，“你个做贼心虚的东西，我们戴口罩是因为疫情，你却是见不得人，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你。虽说我不认识夏福顺，但我知道他愚蠢懦弱，没胆干出那种事。最坏就是你这个当律师的，冷血无情，杀人不见血。谁会狠心追到病房问一个癌症病人要账的，还扬言要起诉，才把人活活逼死。”然后，又拿出手机对我一顿拍，并撂下狠话，“但凡我儿子擦破一点皮，我分分钟搞死你，铲平你们律所。亲戚朋友们，若我们有个三长两短，就认清他就是凶手。”
我不想与她理论，转头对民警说，“你们要是怀疑我是同案犯，请你们直接羁押，按法律规定对我进行审讯。我不想三番五次地被请到这里来，无故面对谩骂和诬陷。”
民警劝解道：“在儿子失踪的情况下，家属有情绪可以理解。我们暂且没有证据表明你与此案有牵连。你得知道，警察不是神，破案需要信息、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尤其是未成年失踪案件，分秒必争，多掌握一丝线索，就多一分希望。”
见我不说话，民警勒令喻冰清删除视频，“这里不能拍照摄像。人家是我们请来协助破案的，不是嫌犯。你无端纠缠，就算人家知道线索，怕惹祸上身也不敢说。”
我说人命关天，自己不会计较，知道的都会说出来，“夏福顺的作案动机大概是因与喻冰清的债务纠纷。他的妻子刚去世没多久，心中难免郁结，因而失去理智。”
然后，我才转过去看着喻冰清——“都这个时候了，他都家破人亡了，你还说不认识他？”
民警听了后，马上叫夏福顺的两个女儿进来，“你母亲是在哪里去世的？不是问墓地，那里有人看守，现在特殊时期，他不预约进不去，等下打电话询问一下就行。”
得知地点后，民警决定去夏福顺妻子去世的地方，路上问我，“夏福顺绑架小孩后，却未给家属打电话，没提任何要求。依你的判断，孩子是否还活着？”
“大概率还在，有些人做好人没定力，做坏事又瞻前顾后，认死理，夏福顺还不至于坏到拿小孩动手的地步，不过碰面了，我们要顺着他的思路附和。”我推测道。
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那座满是灰烬和黑木桩的山下，烧焦的余味与扑面而来的热浪夹杂在一起，呛得我忍不住咳嗽，49天前，夏福顺妻子就死在这儿。
一行人走到半山腰时，夏福顺的大女儿忍不住哭了出来，“妈妈，我苦命的妈妈……”我旁边的民警突然举起手枪，开了保险，让我后退——
夏福顺果真到了这儿，孩子也在，手脚被绑，蜷缩在一个圆圈里，没有动静，我心头一紧，连忙细看地上有无血迹。夏福顺手持柴刀，跪在一旁，见我们来了，丝毫没有感到意外，一手提起柴刀，一手将孩子搂在面前：“你们怎么才来，给我几分钟把话说完，不然我做得出来的。”
就在此刻，孩子醒了，极力忍住哭声，“警察叔叔，我爸妈错了，夏叔叔是好人，他只是捆住我，给我讲道理，还给我喝可乐吃饼干，君子在小人面前是吃亏的……”
持枪的民警满脸汗水，却不敢擦拭，“孩子没事，都能谈。既然你对孩子那么好，我们相信你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人，就现在这架势，吓着孩子，不是你的本意。”
“你折腾得还不够吗？”夏福顺的小女儿往前走了一大步，一脸不耐烦。
民警见状打断了她，继续朝夏福顺喊话，“我们听你的律师说，事情根源在于债务纠纷，他还特意为此过来。我们相信你出此下策，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制造事端。”
“我相信你心里是有大爱的，怎会伤害孩子，不过是想教他讲道理，不想他被爸妈影响，担心他以后长歪。若我猜得不对，或你有什么要求，现在提出来，我理解你，就算你迫于无奈做错了事情，我愿意做你的辩护人，将事情捋清楚。”我猜想小孩口中的那番话，一定是夏福顺逼他这么说，听民警提到我，我也说话了。
“就这样归元了，欠我的钱得还，其他没有了。我不想弄成敲诈勒索，为表诚意，我先放人。”夏福顺丢了柴刀，朝我们走来。持枪民警放下枪，关了保险，其他民警冲过去将夏福顺按在地上。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很快雨水成片砸了下来，夏福顺哭着喊起来：“老天爷，你为什么早不下雨？老婆——我的老婆，这世上你最可怜……”
2
当日，夏福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警方刑拘，经警方调查，在转移小孩的过程中，其还有4名同伙，均在几天后相继落网，他们是在工地上做事的工人，都没有任何前科。我也履行当天的诺言，成为夏福顺的辩护律师。
几天后，我去看守所会见他。由于此前对案情有所了解，此行也就是问问他在里面的情况，看他需要些什么，聊会儿天。
夏福顺见我来了，双手作揖，“蔡老弟，麻烦你了。律师费我女儿她们怎么给的？之前的钱你就没要，现在又要为我瞎忙活，如果他们没给，我欠着一定不耍赖。”
我说：“既然你决定要做好人，就不该再想那60万的。好人难做，是因为要付出代价；做坏人上瘾，不过是想获利。有时候顾好自己，取中间，不拖不欠，也总比后来走极端好。事已至此，你失去了那么多，如果能得到一个教训也是好的。”
夏福顺沉默了一会后，问我有没有烟，“就目前而言，一根烟都比那60万要重要。我在乎的不是钱，而是我那么信任他，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却一直算计我。”
夏福顺口中的“他”就是那个被绑架孩子的父亲曹邦群，一家小公司的老板，经常承揽一些工程来分包下去。过去，夏福顺从他那里找活干，还曾称他是“自己的贵人”。
2019年8月，夏福顺的妻子阳冬花找我咨询，拿了一张欠条的照片，上面写道：“本人欠夏福顺、阳冬花夫妇装修款陆拾万元整，半年内结清，如若违约，本人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落款人为曹邦群，时间为2017年1月2号。
阳冬花问我能否追回这笔债务，律师费是多少。我仔细看了欠条，说若欠条属实，打赢官司问题不大，关键是债务人是否偿还得起这笔钱，若无财产可执行，就算起诉最多也只能暂时将其列为失信人员。并且，就算一时半会要不回钱，但律师费要照收。
阳冬花摊开双手：“是这样的，我不想再掏钱出来，只要你帮我追回这笔债，到手后你拿8％作为律师费，看你意下如何？至于曹老板，你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他家大业大，有公司，还有别墅、车子什么的，60万对他来说就是零花钱。”
我随后也查询了有关曹邦群及其公司的相关情况，发现有数10条诉讼信息，不过没有大额的债务纠纷，但风险还是存在。我提出做风险代理的话，除去差旅费，得收取标的额的12％作为律师费，阳东花满口答应，“还有个问题，能瞒着我老公起诉吗？”
我告诉阳冬花，这笔钱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她个人可以起诉，要瞒她老公不大可能，我问她是不是夫妻之间感情出了问题。阳冬花连忙摇头，“他人还是不错的。”
很多人提起夏福顺，都说他“忠厚老实，为人仗义，只是不善言辞而已”。在遇到曹邦群之前，他在工地上做大理石干挂、贴地面瓷砖之类的活。由于做事踏实，只要是他干的活儿，从来不用返工，因而曹邦群很看重他，便让他分包一部分室内装修。
阳冬花说夏福顺刚出来打工时，家里条件很差，“我们是2000年结的婚，当时他刚好给了我们家2000元彩礼。婚后我想买张一米八的床，想了想还是算了，我看重的是他的人。以前他对我很好，百依百顺的，洗衣做饭，好吃的都留给我。”
为了改善生活，新婚不久的阳冬花也跟着丈夫一起在工地上做事，“那七八年虽然干活很苦，我觉得日子很好过。后来遇到了曹邦群，虽说我们条件好了，买了房，有了车，我反而觉得自己心累，不快活。老夏的想法也多了，事情一大堆。”
自从“老夏”成为“夏老板”后，开始爱呼朋唤友起来，时不时带一些工人回来吃饭。阳冬花每次都得提前在家准备老半天，待他们吃饱喝足、个个烂醉如泥后，还要一个人强打精神收拾到后半夜。一次，阳冬花忍不住说了几句，夏福顺却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你不把别人当人看，人家怎么会给你干活？他们看得起才来我家，现在谁还没个饭吃。以前我只是一个农民工，现在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得有点‘格局’。”
夏福顺的格局确实给他带来了好人缘，只要是他承包的工地，就没有请不到人的时候；他很少拖欠工人的工资，谁家有困难，或小孩要上学，他还会给予适当的支援，就算年底曹邦群没有来得及结账，他自己垫钱也会先把工人们的工资给结清。对于曹邦群，夏福顺更是将其当成大哥，干活时尽心尽力，结账时从不催促；两家也经常走动，还让各自的小孩互称对方“干爹”。算起来，两家交往也近10年了。
过去，曹邦群倒也不会让夏福顺为难，虽然工程款偶尔会拖些时日，但总会一次性结清。然而，也就这四五年，阳冬花越发觉得不对劲了，夏福顺拿回来的都是欠条。
曹邦群总说过段时间结清，却拖了一年又一年，最后欠了将近60万，“说白了都是工人们的工资，以前我们还能垫付，但这几年他给我们的价格太低，我们没能赚到钱，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自己借钱垫付了30万进去，现在找你起诉也是没办法了。”
我向阳冬花提议，反正走诉讼程序，夏福顺是一定会知道的，既然她下定决心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与夏福顺谈谈，这样就算以后有啥冲突，也是他们夫妻间的事。
3
在我见夏福顺之前，阳冬花提醒我，“他倒是最听外人的话，你帮我好好劝劝，他好面子，不想撕破脸，总是说情义值千金，但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出了力的。”
夏福顺倒是没有排斥见我，挑了一家高档饭店，还请人作了陪。
当我问他怎么看待阳冬花的决定时，他顾左右而言他，“很高兴认识你们这些专业人士，我也想读书的，可家里没条件，以后我有法律方面的事还得找你，我老婆当然也是有她的想法。”
我说：“就当你同意了。”
他没说话，只顾着喝酒，到似醉非醉时，他摇头晃脑地问我：“难不成我老婆一个人也能起诉？要不得哦，我不同意，你们能折腾出啥？”
我大概知道了他的想法，找服务员要来了纸笔，当场起草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将他们夫妻的共同债权转为阳冬花一人，并交给一旁作陪的人，旁人对夏福顺说：“就是把那笔钱转到你老婆那里。”
夏福顺低着头，将纸张高高扬起看了一眼后，说：“我签，什么都是我老婆的，咱没什么文化，字写得很难看，你们莫笑话我。”
期间，阳冬花打来电话，“我本想跟着一起来的，老夏说男人之间的事，没必要让女人掺和，不知道他听你的劝么？”
我当着夏福顺的面回答道：“他不管这事，我们可以试着去处理。”夏福顺没吭声，一杯白酒下肚，又是点头，又是摇头。
几天后，我向法院提起诉讼，立案后通知了夏福顺，他说下次请我喝酒。阳冬花也收到了短信，哽咽着问我：“但愿是一个好的开始，要结束了吧？”我让她放心，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何况证据确凿，就算没有律师，也大概率能赢。
可一个月后，阳冬花忽然打电话来大哭：“蔡律师，钱我不要了，我要离婚，他当那么多人的面骂我贱货，还打了我……”就在阳冬花哭诉时，夏福顺也一直在打我电话。
当我赶到他们家时，看见地上一片狼藉，四处都是碎碗片和剩菜，阳冬花坐在角落抽泣，夏福顺的手在滴血，手里还握着一块碎玻璃使劲捏，我让他丢掉玻璃，他反而加大力气，“我太难了！我老婆今天受了委屈，娘家那边要知道我打了她，该有多心疼。但是老婆，你得给我点面子，人家来我家吃饭，是看得起我，你不该全程摆脸色。就说曹邦群，我们还没撕破脸，以后我还要在他那里找事做的，何况那么多工人要养家糊口，他们都要吃饭，你要钱也不该在大伙儿喝酒的兴头上。”
阳冬花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拿起扫把收拾屋子，也不看夏福顺，“我知道你勤劳、体贴、有担当，我生了两个女儿，别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却很知足，说两个千金加上我就能过上三生三世了，有这样的男人我还图什么呢？所以我告诉自己，你爱交朋友，喜欢热闹，我就帮你搭场子，光给你酿酒一年就得好几百斤……”
夏福顺终于松了手，自个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然后去抢阳冬花的扫把：“老婆，你去歇着，让我来……”
阳冬花没有搭理，夏福顺又从背后抱住她，“我都认错了。”
阳冬花却突然丢掉扫把，一连打了自己好几个耳光，又用力抓头发，“你说曹邦群是你老板，是你兄弟，你讲情义，怕撕破脸，你可知两个孩子的学费都是我去借的？别人都说我当了老板娘就不在工地做了，没钱去做什么，每次我去娘家借钱，都是说你铺的摊子大，资金周转不过来，事实就是有时候我连卫生巾都要省着用了……”
从阳冬花的哭诉中，我才知道，夏福顺这几年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还自以为阳冬花管着他的所有家当，有时自己缺钱了，还得找阳冬花要。两个女儿，大的快要读大学了，小的在上初中，为了维持家庭开支，阳冬花有时不得不去外面打零工。
所谓在城里的这套房，还是曹邦群之前因着欠了夏福顺几十万，就将一套地段很偏、完全卖不掉的房子抵给他的，而同样的价钱，夏福顺夫妇完全可以选择一套更好地段的房子。
说到后来，阳冬花语气逐渐缓和下来，苦笑道：“你在曹邦群眼里连个小跟班都不如，我看着都心疼，还不如我们两个人自己在工地上踏踏实实做事，做一天有一天的钱。就算赚不到钱，我们把房子卖了，回老家种田也好，实在没钱就挖红薯吃。”
不到半个小时，阳冬花便将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去卧室梳妆了一番，再出来时，仿佛一切完好如初。
“你老婆不是不懂事的人，我没回娘家是心里还有你，自己的烂摊子能收拾好，说离婚是气话，那笔债还得拜托蔡律师帮忙。”
我实在羡慕夏福顺，甚至感觉自己该走了。有人识他于微时，而后风雨与共，一个男人就算事业乃至人生跌入谷底，身边还有着不离不弃的人，他还求什么呢？
进电梯时，夏福顺追上来对我说：“蔡律师，我听说你也是农村里出来的。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却改变了一些固化的东西，同样是人，为什么到我却阻力重重。”
我没听懂他想表达什么，电梯下行时，突然能听到外面有男人的哭声，应该是他。
4
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后，曹邦群向阳冬花承诺，只要她撤诉，3天内会将60万连本带利结清，为了表示诚意，他先给夏福顺转去5万。阳冬花问我的意思，我说开庭还要些时日，法院还会先行调解，我们可以等他付清剩下的55万再撤诉。
之后，阳冬花再给曹邦群打电话，就无人接听了，发消息也不回。
几天后，夏福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劈头盖脸将他一顿臭骂，“你曹哥都快被你逼死了，现在在医院躺着，你个白眼狼，那么多年的情意，不来探望就算了，就知道逼债，畜生不如！”
这次，阳冬花也犹豫了，“再怎么说人家得了肝癌，我们再纠缠不清，无异于落井下石，确实太不讲人情了，我们决定撤诉。”
我则倾向于一次性将事情了结，“都要开庭了，干脆等法院判了再说，到时候你们要讲情义，再把钱借给他治病就是。情是情，理是理，他耍赖在先，生病在后，今生不欠来世债，何况他有钱。”
出于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目的，我还提到了委托协议：“按照协议，你们若未经得我同意，私自撤诉，那我们约定的律师费还是得支付的，我是不必讲什么情义的。”
夏福顺则一副难为情的样子，“你这么说，我确实够为难的。这样吧，我们准备这两天去医院看望曹哥，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去，让他知道我们现在也是骑虎难下。”
出发前我提醒夏福顺，“我知道你们想要回这笔钱，又不想被人指责冷血，我是你们的律师，担骂名不在乎，但你们要答应我一点，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乱说话。”
夏福顺含糊不清地回答，“七八万的律师费不是小数，我们确实有点压力。”
到了医院，我得知曹邦群是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
曹邦群果然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见我来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连声道歉：“不好意思啊，因为身体原因，我向法院申请延期了。不是我故意要拖那笔钱，我们各种三角债转来转去，老夏是自己人，自然就放在后面了，哪想到阎王爷也来插一脚。”
我不接他的茬，“老夏是个重情的人，得知你生病，他说自己以后给你干活不要钱都没事，但那60万不是他的，是工人们的，实打实的血汗钱，别人追得紧。”
曹邦群没理我，费力地拿起桌上的收费单给夏福顺看，“化疗什么的费钱呐！现在我吃什么吐什么，三天瘦了好几斤，上有老，下有小，治病都不安心。本想着年底还有一个大工程要介绍给你，不用垫资，应该能赚个几百万，可眼下……唉！”
见曹邦群打算下床，夏福顺赶忙去扶，“老哥，你不要和你弟媳计较，女人做事容易情绪化。你我都没有过不去的坎，你只管安心养病，其他的事我们从长计议。”
曹邦群这才站起来跟我握手，“你的律师费由我来付，我现在就打欠条，以后尽管找我，没必要再去麻烦我兄弟，想当年我们在工地上挥斥方遒，怀念那段日子。”
夏福顺没有作声，我望向阳冬花，她看上去有些紧张，“今天我们就是来看看曹哥，这个时候聊别的不是太恰当，至于我们与蔡律师之间的往来，当然由我来谈。”
说话间，曹邦群已写好了欠条。我没有接，说：“我们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我不可能收你的条子。其他的事，自然是由当事人来决定，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出门后，阳冬花追了上来，我对她说：“如果你们没打算要回那个钱，我可以修改协议，不算风险代理，给我5000块就行，我虽然不近人情，还是讲道理的。”
阳冬花叹了一口气，“我倒是希望是自己得了癌症，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顾忌了。”
几个小时后，我收到了阳冬花转过来的6000块钱。我没马上收，想了一下，还是打了个电话过去，让她再慎重考虑，“我得到消息，曹邦群打算注销公司，正准备做清算，账面上还有几百万，他拖欠的其实是工资，你们就当和公司结算。”
阳冬花过了十几秒才回复，“公司是他的，这和逼他个人没啥区别，我考虑一下。”
我没再说什么，那6000块钱也没收，想着等他们撤诉了再说吧。
5
一周后，我被主任叫去办公室，说我被人投诉了，对方匿名举报我“私自接受委托、不按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收费，以及恐吓威胁对方当事人”。
我说：“夏福顺的案件我是在律所签的约，至于收费，不存在违规，何况还没收到过钱。”主任瞪了我一眼，“人家没举报你多收费，是说你以明显低于成本的收费进行不正当竞争，谁让你只收5000块。”
由于我不存在其他违规行为，自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是“逼迫癌症患者，比套路贷还狠的催收方式”一类的流言蜚语蔓延开来，不知曹邦群几时偷拍了我在病房的图片，还评价说我“板着个脸，阴险毒辣，是带着证件的祸害百姓的流氓渣滓”。
我打电话质问阳冬花，她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我们是撤诉了，曹邦群说就算死，也会先把我们的债给清了，老夏信他。我发誓，其他事情不是我们搞出来的。”
我反而松了一口气，“你们对得起自己就行了，我这边没事，钱等你们收回再说。”
2020年元月，阳冬花给我打来电话，说曹邦群死了，但是钱还是一分未给，问我怎么办？我只得告诉她，要再次起诉的话，只能起诉曹邦群的遗产继承人，问题是不知他是否有遗产，有没有人愿意继承，否则的话，我也想不出好办法了。
阳冬花声音突然颤抖了起来，“他有财产的，有三套房，还有一家公司、两台车，加起来有几千万的资产，一个零头就能还清我们的钱，他家人会理解的，毕竟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没有哪里对不起曹邦群，他走了以后我们还送了最后一程。”
“若真是这样，那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件，问题是现在曹邦群也算是尸骨未寒。”其实我真正担忧的不是这个，只是不免有种不好的预感——就怕曹邦群是处心积虑想赖账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夏福顺接过电话说道，“他真的是死不足惜，一次次骗我。”
令夏福顺绝望的是，经过我们查证得知，曹邦群早在6年前就离婚了，他的前妻与其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曹邦群的女儿也明确表示，她不会继承他的任何遗产；曹邦群对外宣称的三套房，其中两套登记在女友喻冰清名下，另一套说是他姐姐自己出钱买的，有银行流水记录，且购房时间是在曹邦群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的时候，两台车也办理了抵押。
说起来，他还真不算是“恶意转移财产”，是后来才负债的。公司清算剩下200万现金，加上其他办公设备总共有300万，但之前起诉的人正在等着法院执行，那笔钱还不够偿还曹邦群过去的债务。我说从法律层面上，已是无能为力了。
大家都清楚，曹邦群的钱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喻冰清的名下，她没有工作，却住着别墅，还有一些产业，她给曹邦群生了一个儿子，上的是当地的国际学校。可令人苦恼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曹邦群与喻冰清同居的证据，别墅的水电物业费都是由她一个人交的。
夏福顺还对喻冰清抱有一丝希望，反复念叨着他之前和曹邦群的“兄弟情”，但喻冰清反而说自己受害者，“我被他骗得生了孩子，啥名分都没有，为了不让孩子被人瞧不起，被骂野种，我都是去夜总会上班，陪大老板喝酒赚的钱。”
阳冬花哭着给喻冰清跪下，求她给自己一条生路，喻冰清这才承诺每月还两千。
我想着等过完年，无论如何都要试着将喻冰清以及曹邦群所有的继承人都告上法庭，至于真相如何，就等法院的调查结果，但愿能给夏福顺和阳冬花一个交代。
谁也没料到，就在过年前几天，新冠疫情暴发了。
6
那段时间，我生病无法工作，只得把手上所有案件都做了退费处理，有部分还按合同支付了违约金。等清明那天，却突然收到阳冬花发给我的一条消息，“小蔡，你的病好点了吗？能活着是最好的事，只是好人不得好活，你以后只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行，不要哭。”
当时我状态不好，只是回复了一句“谢谢阳姐”之后，就没再联系了。
一直到月底，我恢复上班，才给阳冬花打去电话，提示手机关机。我联系夏福顺，他哽咽道：“我老婆到盒子里了，怕影响你情绪，我们没有告诉你，同样是人，差距实在太大了。”
夏福顺给我讲了阳冬花最后几个月的遭遇——因疫情原因，借钱给他们的一些朋友也因生意不景气急需用钱，加上工人们没事做，所有人都逼着夏福顺卖房还钱。
阳冬花愧疚不已，寝食难安。不是他们不肯卖房，而是房子一时的确难以出手，只要有人给她打电话，她便无地自容，“等疫情好转，复工了，我们出去赚一分就还一分。只要市场恢复了，我一定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欠钱不还就是忘恩负义。”
夏福顺有时会劝阳冬花：“在这个社会，不是你欠我，就是我欠你。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我们不是不还，遇到困难了一时半会儿还不起，朋友之间还是有交情的，人家也没说什么，只是说如果有的话，就先还一点给他们做生活费，不算逼债。”
阳冬花却始终无法心安，“交情总是毁在钱财上面，人家没说难听的话，我们就更要识趣。我现在每吃一口饭，每喝一口水，都觉得应该省下来，先紧着别人才是对的。”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有人愿意出7万块钱买夏福顺的车位，他的车子也找到了买家，能卖个4、5万，等钱到账了，就能暂时缓解那些朋友和工人们的生活，“剩下的钱我们总会还的，学谁也不能学曹邦群，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死活不安心。”
清明节前一天，阳冬花突然对夏福顺说，想回家给奶奶扫墓，她从小就跟奶奶亲。本来夏福顺打算一起的，但阳冬花说省点路费，“我回去山上烧柱香就回来。”
第二天，夏福顺打阳冬花的电话，一直未接。下午，老家传来消息，说阳冬花放鞭炮时，不小心把周边的茅草烧着了，火势蔓延，很快失去控制。她的手机和外套就丢在山脚下的路边，可自己却又折回去走进了火场。
她生前录下了最后一段视频，通红着脸，挂着流不尽的眼泪，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不想死的，谁料闯了这么大的祸，不知道怎么办……这么一大片山，被我烧了，10万块都不够赔的。我答应了朋友，卖车位和车子的钱要还债。我一直想安心过日子，借我钱的朋友都是好人，是这场大火不给我活路，这里的债我就用命来抵了……”
安葬好阳冬花后，夏福顺带着妻子的遗照找喻冰清要钱，喻冰清说自己出于对女人的同情，答应给1万块钱，“至于债务，谁欠的去找谁，我跟他不过是一段露水情缘。”
在看守所，夏福顺再次提及面子：“我一直想改变一些事，我爸爸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小气，尖酸刻薄，还有些小偷小摸。虽然我身上流着他的血，但我一直想成为和他不一样的人，希望自己有很多朋友，赢得别人的尊重。固化的阶层需要打破，只是我没能像你一样成功，我到底还是没能越过我的阶层。”
我笑他天真，“这个社会，没有哪一个人真正能改变什么阶层，都在苟活，只是有些人用金钱装饰抬高自己，看着光鲜一点而已，要真正过好日子，一样的为难。”
检察院认为夏福顺属于绑架和非法拘禁的想象竞合（编者注：想象竞合，是指行为人以一个主观故意实施一种犯罪行为，触犯两个以上罪名，以主观故意犯罪从重处罚），应以绑架勒索罪论处。
我选择罪轻辩护，认为他只是涉嫌非法拘禁，绑架罪的主观动机是勒索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并伴随着侮辱暴力行为，夏福顺并无此意——他确实非法限制了他人人身自由，起因为他与被害人父母存在债务纠纷，捆绑的目的只是为了拘禁被害人。
法院一审判决，夏福顺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夏福顺当庭表示不上诉，却心有不甘：“为什么我一心向善，却成了犯人，而有些人却能逍遥法外？”
我告诉他，当一个人对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善良的能力的时候，首要还是要选择对自己好一点，对家人好一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关键是在于我们能不能认清自己。最后是迷失，还是回归。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