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司法鉴定是一个十分谨慎且理性的工作。鉴定大都涉及法律纠纷，从法律上来说，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是法院对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判断的重要参考，这必然会影响到判决。所以下结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精神鉴定，总归是鉴定人的，也是由人来鉴定的，怎么说，怎么做，都绕不开人性的某些层面。我曾跟着鉴定科师兄做过一段时间的杂事，他给我讲过不少故事，其中一个，我印象深刻。
以下为师兄自述。
1
2009年6月，再有一年我就可以考中级职称了。袁主任说，我们医院待遇差，留不住人，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医生考上中级就往大医院跑，他希望我不要学那些人，老老实实在这里干，他过两年就要退了，会尽量“推我一把”。
所谓的“推我一把”，就是让我参与医院的核心业务——精神司法鉴定。
我们医院是市里为数不多具有精神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可以这么说，一个精神科医生，一旦有了司法鉴定的经验，在这座小城就相当于有半只脚踏进了“专家”的领域，再不济也能混到医院的中层。
我心里很感激，但也很纠结。我们这个专科医院的待遇确实很差，我一个农村出身的穷小子，不知道到底要工作多少年才能在城里买房安家，所以早早就存了跳槽的想法。可一想到可以到司法鉴定科参与鉴定，说不定能借此扶摇直上，就犹豫了，况且，我在这里的一线岗位待了这么些年，放弃所有基础到综合医院去重新开始，想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干着吧——我只能这么宽慰自己。
袁主任没有食言，7月份，他就通知我以旁听记录的身份去参与一次鉴定。被鉴定者是一位老师，姓马，男性，56岁，诊断为“急性精神障碍”。此次鉴定，法律上涉及的是一桩房屋产权纠纷。
鉴定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问老马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他说话，他笃定地说“有”，还能细致地描述出来；问他最近能不能看到什么，他说“能”，而且指着我们背后说，“现在正好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提问的过程里，老马表现得烦躁，时听得懂，时听不懂，还一直狠狠抓自己裸露在外的胸膛。
突然，袁主任说“暂停鉴定”。
老马被带出去后，主任让我也先出去，说鉴定组的专家成员决定要讨论一下。讨论没有持续多久，我又被叫了进去。袁主任说，现在要将专家组两两拆对，分成3组，依次对老马进行提问，“出于对结果可信度的考虑，3次提问的专家完全随机分配。”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来，老马的表现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模板，何必还要再走这么复杂的流程？我还得再辛苦记录3次。
记录到第二次提问时，我才发现了蹊跷——老马的回答，实在太“标准”了，甚至“标准”得过了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大多依赖于症状判断。简单来说，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问诊，医生要根据问诊的情况，对照症状学上的标准描述，一一比对，看符合哪一种病种的划分。但精神疾病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不同病种之间，有可能存在某些症状相似甚至雷同的可能，而且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很是常见。所以，精神病症状上，对某种具体的病种，有它的“核心症状”，对其所属某大类疾病，又有符合这一大类疾病的“通性症状”。
诊断时，为了确诊，核心症状和通性症状都是医生要考虑的。一般来说，患者表现出某种核心症状，医生多会考虑“疑似”，如果再加上一两条通性症状，那么基本可以考虑“确诊”。
从这个角度来说，病种的确定，跟病人症状的“分类组合”是有关系的。老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3对专家组合的提问，里面涉及的核心症状、通性症状也是随机分配的，但是老马的回答全都符合。难怪专家组成员一致同意袁主任的做法，这说明他们早就怀疑了——当前的老马，有“诈病”的可能。
前两组提问完毕，袁主任要求暂停一会儿，他看了看我的记录，吩咐道：“最后一组不用进行了，直接让老马进来吧，我单独问他。”
“这……不好吧？”我犹豫了，“单独鉴定”按规定是不行的，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可袁主任拉了我一把：“你也一起来，学点东西。”
鉴定室里，袁主任毫无征兆地问了老马一个问题：“这个房子究竟是有什么纠纷，要让你来参与这场精神鉴定？”
按道理，这个问题跟鉴定老马的状态毫无关联，我也没搞明白袁主任为什么这么问。
可是，老马出离的愤怒，几乎是喷涌而至：“他们合起伙来骗我！我根本没有卖过房子，更没有签过什么狗屁协议！”
但也就愤怒了一会儿，老马忽然又退潮似的蔫下去，恢复一开始不灵醒的模样：“脑子胀死了，哎呀，是他们骗我的，骗我签字，不要再问了！”
袁主任跟我同时看向对方——这下好了，傻子都能听出来，老马前后矛盾。
袁主任嘱托护士把老马带回了病房，让我重新调出他的病历。病历上，诊断处清清楚楚地写着：急性精神障碍。
不用袁主任解释，我都能看出现在的问题很麻烦——病历里有诊断，说明当时收诊的医生确实认为老马有明显的精神异常表现。可就现场的鉴定表现来看，老马极有可能存在“诈病”的倾向。
主任想了很久，对我说：“你，去找一趟老马的主治医生，问问当时首诊的具体情况。”
2
说来也可能是巧合，老马的主治医生也姓马。送材料过去时，我跟他开玩笑：“小马，这个老马是不是你亲戚啊？”
他笑了笑，没说话，接过材料仔细看了看：“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啊。”
“啊？”我以为听错了，“你的病人啊，怎么就不……”
“他确实是我的病人，我也为我的诊断负责。”小马很严肃，“就当时入院的表现来看，马老师绝对符合急性精神障碍的表现，但按照袁老师的鉴定，他又可能是‘诈病’——那我该说什么？什么我也说不了啊，顶多就是个‘无法鉴定’吧。”
我尴尬地笑笑：“那万一他是发病进来又被治好了呢，你医术高明呗。”
“那我就更不敢瞎说了。”他把材料递回给我，歉意地点点头。
袁主任听了我的转述，使劲揉了揉眉头：“‘无法鉴定’，唉……这就难搞了呀。”
“这有什么难搞的？”我不以为然，“急性急性，来得快，去得快，当时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也不是说不通，哪怕他真的是‘诈病’，如实下个鉴定的结论不就好了？再说了，‘无法鉴定’也不是不可能……”
“瞎放屁！”袁主任骂了我一句。
他说，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如实”上。如果按照目前来看，老马“诈病”的可能性极大。但是，病历上又清清楚楚写了“急性精神障碍”，这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下的诊断，他又信誓旦旦说对此诊断负责。那么，承认老马目前是“诈病”，那跟医生当初的诊断就是矛盾的了。
“而且这个问题现在出在我们医院，你说‘无法鉴定’，不是自己打自己巴掌？”
“那直接确定老马有问题行不行？”我问了一句。
“这不是乱弹琴吗？审都不审，直接虎头铡？我是包拯啊？”
袁主任虽然是骂，但还是耐心给我解释了一番：就算直接确定老马有精神障碍，那么法院也会要问一个问题——在实际发生纠纷的时候，老马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有多大的民事行为能力，在案件里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以现在掌握的具体情况，是没办法下定论的。老马有“诈病”的倾向，谁知道他的病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这“真实的情况”完全扑朔迷离，所以，除非去理清实际情况，不然贸然下结论影响了判决，医院百分百是要背责任的。
说完，袁主任站了起来：“得去了解案情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参与鉴定，但也能明白，他从心底是不愿意做这个决定的。医院是看病的地方，属于卫生系统，而查案断案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两者之间，为了判决的理性公正，平时一定要恪守边界。可问题是，正是我们医院在这个案件里搞出了个麻烦——当时接诊的小马，明明白白地给老马安了个“急性精神障碍”的名头，又坚持自己的诊断是没问题的，而我们的鉴定过程里，老马又明显地不对劲儿。为了鉴定结果的真实，医院必须去了解实际情况，对老马在发生纠纷时具体的精神状态做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袁主任一拍手：“踩线就踩线吧，总不能这把年纪还给医院抹黑吧。”
办案机构接到我们的请求后，答应得很不情愿。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本来就是个扯皮的事，这样不是越扯越长了吗？那个买房的天天来法院闹，你们是专业机构，赶紧出个结果啊。”
袁主任笑着解释：“正是因为扯皮扯得麻烦，我们才必须慎之又慎。”
3
可案卷拿回来后，我们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
老马是一个退休的高中老师，老婆已经去世，在市里某小区有一套三居室，平时独自住。大概是去年（2008年）的5月份，一位在附近做早点的流动摊贩老谢，称自己从老马的女儿手里，通过明面签订“无偿转让”协议、私底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以实际成交价20万（低于市价15万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他手里有老马亲笔签名的全套转让协议，而且这份协议上的签名已经做过笔迹对比，跟老马的字迹完全看不出区别。
老马承认字是他的字，但坚决否认见过这份协议，不承认自己卖了房子。可老谢拿着这份他“亲笔签名”的转让协议，非要让他按照协议把房子腾出来，还告上了法院。一来二去，两个人不知道闹了多少回。老马一个孤寡老人，敌不过日日来闹的老谢，一气之下，跑到老谢做生意的地方，作势要一头撞死在老谢的早餐车上，怎么都拉不住。老谢报警之后，老马还不消停，也不接受调解，胡言乱语，非要撞死，于是就被送到我们这里。
更让人糊涂的是，老马只有一个儿子（在国外），根本没有女儿，他也否认自己有什么“干女儿”。他坚持认为，那个所谓的“女儿”，是老谢捏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人。而老谢言之凿凿地说，确实有一个年轻女性，拿着这份老马亲笔签名的转让协议，从自己这里拿走了钱。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多高，老谢都能描述出来。
老谢去过老马的小区里面求证，可这个老旧小区里面住户很少，大都是像老马一样深居简出的老人，谁都说不知道老谢说的女孩是谁，更不知道老马有个什么女儿。立案后，经查证才知道女孩联系他用的手机号码是用其他身份证办的（那时还没有手机号码实名制），而且老谢也没有这个女孩的照片——换句话说，从“谁提出谁举证”的原则来说，老谢自己根本无法举证，这个女孩到底存不存在。
看完案卷，袁主任一声长叹：“越来越复杂了啊。”
我很不解：“也不复杂啊，里面不是描述得很清楚嘛，两人冲突，老马胡言乱语，要寻死，这份应该属于供词吧，真实性可以保证，那么这个就已经可以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
“没那么简单。”主任眼神凝聚，跟我分析：现在不是单纯鉴定老马“当时有没有问题”这么简单了，必须要从“一开始”来分析——也就是说，从签订协议、发生纠纷，到最后发生冲突，这整个过程里，老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发展的轨迹是什么？可根据这个案卷的描述来看，我们现在完全确定不了。
但我们的鉴定结果，最终还是要直指老马的精神状态，目前来看，这势必会影响到法院判决上的考量，即这份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老马真疯，那协议无效，老谢吃亏；如果老马装疯，又不承认有女儿，那么协议只能是有效的，老马吃亏。我们的鉴定结果很有可能在房子的最终归属上产生影响，而且无论是什么影响，最终都有可能会让双方矛盾的箭头或多或少地转向医院的鉴定科。
“早知道就该考虑小马的意见，老老实实写个‘无法鉴定’好了。”袁主任瘫在椅子上，“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啊，这断案怎么就跟医院扯上了关系？”
4
事情到这里，一下子就僵住了：我们说“无法鉴定”吧，人家卷宗都提供了；给鉴定结果吧，以现有材料，又无法保证结论准确性，还不如不给。
法院那边每天一个电话催，袁主任实在是被逼到了墙角。一天，他把正在写病历的我拎起来：“走，去病房，找老马！”
病房里，老马正跟一堆老头打扑克，住院这段时间没了老谢的掰扯，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十分轻松。
袁主任把老马叫到治疗室里，让除了我们3个人以外的人全出去。
“老马，咱俩见过了，我有些问题要跟你了解，关于你的鉴定。”
老马点了点头。
袁主任没有闲扯，直接问：“房子到底是不是你卖给老谢的？”
老马很诧异，先是矢口否认，又马上回过神了，说：“房子卖不卖跟医院有什么关系？我是病人，不是犯人！”
袁主任笑出声：“呵，你脑子确实挺清楚啊，那你说说，你有什么病？”
老马丝毫不怵：“这是医生的业务，问我干吗？”
袁主任十分冷静，丝毫不在意老马的态度：“老马，字，你承认是你签的，对吧？老谢手里也有这份你亲笔签字的转让协议，对吧？你不承认你有女儿，也不承认你看过协议，但他又有这份协议，所以，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协定的，难道他拿刀架着你签？这样的话，你还能整个站在这里？”
“我不知道！”老马一口咬定，他根本不知道老谢怎么得到他亲笔签字的转让协议，同时还强调，在那之前他跟老谢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来没去他早餐摊上买过东西吃。
“不认识？那不对吧？”袁主任站起来，盯着老马，质问他：“既然之前你们都没打过交道，那老谢干嘛要买你的房子？是谁告诉老谢你有房子要卖的？又是谁把协议拿出来的？总不能是老谢梦里梦见的吧？老马，老谢口里的那个人应该真的存在吧，你在撒谎吧？”
老马也从床上立了起来，嘴里支支吾吾，一会说假的，一会说自己不懂主任在说什么。
袁主任丝毫不急，等着老马静下来，才开口道：“老马，你要是还不讲真话，那我就没办法了，医院是不会帮你撒谎的，只会如实下鉴定结论。那就是说，要么是你一开始就说假话，要么是老谢说假话，但不管谁说假话，这个事儿都算‘搞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那就得讲证据，协议就是证据——你这房子，别想要回来了。”
“放屁！要不回来？那本来就是老子的！”老马怒骂，“百分百就是那个小蹄子！”
老马终于被袁主任攻破了防线——老谢说的那个“女儿”，虽不是真的，但确有其人，而且跟老马有点亲戚关系。
老马说，2007年年初，他在家洗澡时高血压发作，幸好人还能撑着爬出来，抓起话筒打了急救电话，这才捡回一条命。他儿子因此飞回了国，等他转危为安后，说一定要把他带出国。可老马说什么都不干，爷俩拗了一阵，儿子败下阵来，退了一步，说给他找个保姆，老马就同意了。想到那些保姆欺负孤寡老人的新闻，儿子托人从老家找了个小姑娘，叫马小琴，17岁，初中毕业。儿子说，这孩子怎么也算跟自己是本家，工资大不了给高点，能把老马伺候好就行了。
老马自己讲，能看得出这个小琴是吃过苦的人，勤快，嘴甜。而且她还很上进，知道了老马是个退休教师后，天天“马老师”前“马老师”后，有时候老马翻翻自己以前的教案，她也凑在一边看，很喜欢提问，还总能问到点上。老马觉得这个孩子“能教”，找了关系，出钱给她报班，从基础补起。他跟小琴说，只要她能往上读，他就供。小琴感动得涕泗横流，当场认了老马当干爹。
讲到了这儿，老马忽然神情一变：“妈的，说到底是老子看走了眼，没想到她是这种东西！”
老马讲，他在家有存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的习惯，钱的数目还不小，几万是有的。有天他回家打算拿钱去买个新书桌回来给小琴用，结果发现钱少了。“老子问她，‘是不是你拿的？’唉，她也认，你说她急用，老子也不怪，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拿去赌输了！”
出乎老马的预料，被戳破面皮的小琴顿时像变了个人，讥讽老马有福不知道享，“要死的人了，留这么多钱干嘛？不如给我拿去花”。
“老子恨不得把她提着踢到楼下去，妈的，滚滚，滚远点，别在老子面前，恶心！肯定就是她，她把老子的房子卖了！”
袁主任看着异常愤怒的老马，好像又在想着什么。我根本没料到一桩房产纠纷还能扯到这里，听完后也冷静下来——我知道，在老马心里，几乎就是认定了马小琴通过某种手段，伪造了所谓的转让协议，那20万，八成也是她拿走了。
可问题是，老马既然有怀疑马小琴的倾向，他为什么还要一口咬定协议是老谢自己伪造的、根本没有所谓女儿这个中间人呢？就他语气里对马小琴的恨意来看，他根本不会好心到替小琴隐藏嫌疑，为什么他一开始会冒着房子要不回来的风险，绝口不提马小琴这个人呢？
我看了看袁主任，依旧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既然他不提问，那就轮到我大显身手了。
我忍不住开口：“老…马老师！那个小琴，你现在能联系……”
“今天就到这里吧！”袁主任忽然开口打断了我，我还没回过神，已经被他拎了出去。
病房外面，我真是又气又怂，可我不敢大声说，只能跟袁主任抱怨：“这眼看着就要真相大白了，为什么不让我接着问？”
“真相大白？”袁主任不屑道，“我问你，你能看出他讲话是半真半假吧？”
“是啊。”
“那我问你，老马嘴里，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
“这……”
“我再问你，你又怎么分辨，他接下来讲的，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我彻底语塞。
袁主任没有再继续攻讦的语势，他耐心地告诉我，所谓精神鉴定，本质上跟侦查侦破是分不开的。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你讲真话，况且，老马已经明显地在撒谎隐瞒，再接着问，虽然能挖出点什么，但更多的是他接着编下去的谎言，“与其接着问，不如另寻他路”。
“另寻他路？”我若有所思，可又思无可思，“哪儿还有路啊？”
“你是真不适合干鉴定啊……”袁主任摇摇头，“找马小琴！”
5
袁主任说的找马小琴，并不是由我们去找，而是将这个信息反馈给办案机关。毕竟知道了名字，哪里人，找到就是件很顺利的事。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马小琴被找到后，很直接就承认了房子确实是她伪造协议卖掉的，钱也赌博输光了，“钱是没办法还了，要坐牢就坐牢，我认”。
审马小琴的时候，出于了解老马当时精神状态才能出具最终鉴定结果的考量，医院必须了解具体经过，所以我们也参与了。在了解马小琴的具体作案手法的过程时，我们知道了一个更狗血的事——她口里的老马，跟我们之前了解的那个老马，完全就像是两个人。
马小琴确实是老马老家的本家亲戚，出了五服，但是同姓。她没有考上高中，在老家蹉跎几年，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只能跟老家那些等着嫁人的姑娘一样，就四处托人找关系，想到城里谋生，正好遇到老马的儿子来找保姆，双方一拍即合。
她一开始也认为，自己这个远房叔伯是个老师，又肯教自己，是个大好人。她充满希望，下定决心，觉得只要自己踏实肯干，勤劳好学，一定会改变命运。
只是马小琴没意料到，老马会对她动了色心——老马先是暗示她，说自己老婆早亡，儿女不在身边，是个孤寡老人，希望她能“慰藉”一下自己。马小琴一开始装听不懂，做完家务事就躲着老马，也不再跟着他学东西。老马见得不了手，彻底撕破脸皮，屡屡强行动手动脚。
马小琴开始不肯就范，可她反抗过于激烈时，老马就威胁她，要让她滚回老家，还要跟老家人说她手脚不干净，是被赶回去的。当时的马小琴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她不是没想过跑，可一旦那样做了，老马肯定会回老家乱说，以他老师的身份，怕是不少人会信他话，到时候，老家回不去，城里待不下，可如何是好？
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反抗的心一点点减弱，最后选择了麻木地接受。
事情的转折源于马小琴发现自己怀孕了，告诉老马后，老马当机立断，打开放钱的抽屉，让她自己拿着钱去医院拿掉孩子。马小琴完全没有了主意，只有无尽的恐惧。虽然她从没想过自己这么早就要当母亲，但还是恳请老马让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可老马的回答把她打进了深渊：“生下来干吗，老子帮你养？再说谁知道是不是你在外面勾三搭四怀的野种？要不是本家，老子才懒得管你。打了！”
之后，老马没有跟她再废话，他怕马小琴不去医院，便去外面搞来打胎药，逼着她喝了下去。
这次的打击，让马小琴彻底压下了自己年少无知的一面，开始学会用冷静和理性面对世界。她知道，自己现在对于老马来说就是个想摆脱掉的麻烦，而她是无法制衡老马的——药流之后，她身体虚弱，也需要老马给她一个安身之处，她只能隐忍。
但与此同时，饱含恨意的她也立志要让老马付出代价，甚至想过给老马碗里下老鼠药——不过，到底没那么大胆子。
马小琴说，在一次看法制节目的时候，她受到了启发，想到了一个主意，既能报复老马，又能让自己捞一大笔钱——伪造协议，偷偷卖了老马的房子。
她很快锁定了“买家”——家里的早餐，几乎都是她天天去小区门口的老谢那里买的，在日常的交谈里，她知道老谢在老家有个要读书的小儿子，一直想接到城里来上学，可是又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儿子没办法落户。老马的房子正处在市里学校最多的位置，对老谢来说，那是无比合适。
她跟老谢撒谎，说自己是老马的女儿，刚读完书回来的。老马年纪大了，有了回老家的想法，很想把房子卖了，老谢动了心思。
可马小琴知道，只让老谢动心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就算老马要卖房，也得是“亲自”卖。如果跟老谢讲自己能代替老马把房子直接卖了，谅老谢也不敢答应。
于是，马小琴循序渐进。她每天买早餐的时候都跟老谢聊很久：有时候说说老马教这么多年书不容易；有时候说自己“妈妈”早走，老马孤苦；有时候说老马这么些年，独自供孩子读书长大辛苦……她只有一个目的——将自己和老马塑造成父女情深、相依为命的形象，并植入到老谢的心里。
老谢也真的信了，深受感动，每次马小琴来买早餐，有时候是多给个鸡蛋，有时候是多装两个包子。
马小琴觉得，是时候了。
一天，老谢要收摊的时候，马小琴来了，她没买早餐，看见老谢，就哭了出来。
老谢问她怎么了，马小琴哭唧唧地说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谎言——老马病了，得动一次大手术，要一大笔钱看病，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卖房子。但老马现在人都出不了医院，卖也不知道多久能卖出去，等卖出去了，老马人都怕是不在了。她恳求老谢，能不能把自己“老爹”的房子买下，便宜点也行，让她好有钱帮爸爸看病。
一来便宜，二来助人，说实话，这种情况下，老谢很难拒绝。但老谢也不是傻子，他提出要去看看老马，马小琴就说现在不能探视，老谢又提出去看看房子，马小琴一口答应了——因为老马那时回老家了。
在屋子里，马小琴带着老谢四处转，给他看了老马藏在柜子里的房产证，还打开了老马放钱的抽屉，指着里面的钱，哭着对老谢说：“现在家里就剩下这点了。”
这下，老谢是彻底信了。马小琴说，现在急用钱，也没时间去交易中心过户，可以先签一个“无偿转让”协议，老谢以现金付款，“等老爹熬过这一劫，再过户”。为了让老谢彻底打消疑虑，马小琴又主动提出，房子只卖20万。
其实这个时候，只要老谢冷静一点就不会上当，毕竟，马小琴提出的是现金交易，房子近乎是半价出卖，仔细想想就不合常理。但是20万的价格彻底让老谢冲昏了头，他不是没打听过这里的房价，只想着要不是急着用钱，人家怎么着也不会把价格定这么低。他算是彻底入了套，毫不犹豫地配合马小琴，在协议上签了字。
马小琴说，那份协议是她一早就做好的，也知道直接拿去让老马签字是万万做不到的。在日常生活里，她藏起对老马的恨意，甚至还刻意逢迎老马的某些需求。老马终究是色欲熏心，有次借着老马“事后”心情愉悦，马小琴再次提出让老马给自己上课。她知道老马有个习惯，会在教案的每一页的右下角工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就让马小琴有了“可乘之机”，每次等老马教书育人之后，她都恳求老马在纸上写一点批改意见或是学习指点，只要老马签了字，她就夸赞，这字好看，端庄，大气。老马便乐此不疲。
马小琴弄来一沓A4纸，全部工整地在右下角画了横线。老马问她这是干吗，马小琴告诉他，以后要把老马的学习批注整理成册，留着慢慢复习。这一马屁把老马拍得晕头转向，甚至都忘了当初马小琴怀孕时两人的剑拔弩张。他一昏头，兴奋地连签了好几张。
至此，伪造协议最重要的一步，马小琴彻底达成，只等后面的老谢老实上钩。
6
既然马小琴已经承认协议是她伪造的，关于老马的精神鉴定结果就已经不重要了——老马是否有精神疾病，不影响判决，我们如实描述老马目前的状态即可。老马八成是以为，只要自己坚持“装成”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份协议就不具备合法性。这样，他既能保住房子，又能瞒住自己欺压马小琴的事实。我想，这老马一开始装得太像了，把接诊的马医生都瞒过去了，要不是鉴定过程里露出了马脚，袁主任坚持往下查证，可能就真给他糊弄了过去，百口莫辩的老谢亏就吃定了。
事情到这里，我以为就此结束了，没想到还有后续。
出于警示教育，没多久，院长就用这个案例做了一次业务学习，强调在诊断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虽然他没有在学习会上指名道姓，但谁都知道他指的是小马医生。
闲话这种东西，总有人说，传来传去，总会传到小马耳朵里。有人说他误诊，有人说他医术不精，小马本身就是个较真且笨嘴拙舌的人，这闲话一传，彻底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
可我没想到的是，小马竟然辞职了。
在我的印象里，他绝对不至于心眼小到因为闲话而辞职的地步——太不值当了吧？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他的手机却怎么也打不通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小马辞职的第二天，司法那边的工作人员电话就打来了，问我“能不能联系到马医生”，“需要他配合调查”。我说自己也联系不上他，但可以提供他的住址——此前小马刚刚搬过家，我去过。
过了两天，电话又打了过来。司法工作人员说，他们确认了，马小琴和小马医生是兄妹关系，马小琴从老谢那里得到的20万，在3天里分批分次地汇入了小马的账户。他们怀疑，在这起“伪造协议诈骗案”里，他们兄妹都有参与。
在一早追缴老谢被骗走的那20万时，马小琴一直坚持说自己将钱赌博输掉了，而且是在赌档上以现金方式输掉的。警察问她赌档在哪里，马小琴就带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可警察蹲守数日，并无发现，在走访周边居住人家的过程里，被询问的人都说这里从没开过什么赌档。
警察再追问马小琴，她又换了说法，讲自己把钱借出去了，可借钱的人跑了，现在也联系不到。警察问她，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借了出去，她又拿不出来。
之后，马小琴继续接二连三编了很多理由，就是说不清钱的去向。这让警察不得不怀疑她在说谎。
后来查证马小琴户籍，警察又发现，她的父亲再婚过，在之前的那段婚姻里，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将户口转到了城里，所以一开始没有查到——而这个马小琴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是小马。
警察本来是想让小马过去协助了解下情况，没想到，当他们打电话到医院找人的时候，人就失联了。后来根据我提供的住址，他们在小马的新家把他“蹲”到了。他们发现，小马这个房子刚买没多久，而且是全款买的。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了，他钱是哪里来的？这一查，就查到了那20万。
小马在审讯时态度很坚决，坚持是自己胁迫妹妹，强迫她伪造协议卖了老马的房子，然后又强迫妹妹将20万转给自己。他说，如果马小琴不配合，就要回老家将她和老马的事抖出来，让她彻底做不了人。
马小琴得知哥哥被抓了之后，更加不愿意松口。她坚持说整件事都是自己一手策划的，钱也是在哥哥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过去的，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兄妹俩都想为对方开脱，自己揽下罪行，所以，司法那边给医院打电话，希望我们这里能找一个跟小马熟识的、又有些“询问技巧”的同事，来帮助他们劝劝他，说实话。于是，院长就让袁主任带着我去，毕竟，这个事情，我们全程都参与了，而且，我们都算跟小马熟识。
7
面对我们，小马一点都不紧张。
袁主任的眼神一直很冷漠。整个过程里，只有我不断地提问，小马一句句回答。他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自己大不了把房子卖了，钱还回去，但自己的妹妹是无辜的，都是被他胁迫的。
局势僵住，我提问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样让小马说实话。
“砰！”袁主任使劲捶了一下桌子，他站起来，瞪着小马：“你他妈的，当初老子带教你们几个人，就一个留院名额，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求我的？要不是看你人踏实，家里困难，老子会把你留下来？你他妈就这样报答我？”
霎时间，小马的泪流了出来。
袁主任坐下来，又说：“我不讲你的对错，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但你还是要想想你们兄妹以后，就这么背着个污名过一辈子，你踏实得了吗？”
“袁老师，我……”小马涕泗横流，终于全撂了。
他告诉我们，马小琴确实是他妹妹。他亲生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给她找了个后妈，生下了马小琴。后妈对小马不错，他高中时父亲去世后，后妈更加爱护他了。妹妹读书成绩不好，早早辍学，全家全力供成绩优异的他读书。
小马对后妈和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十分感激。来城里上大学后没多久，后妈也去世了。小马悲痛之余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城里安家，把妹妹接到身边。马小琴知道哥哥辛苦，一直不想来城里给他添麻烦。
后来老马的儿子去老家找保姆，马小琴心想，去给老马当保姆，有钱不说，还有地方住，两全其美。所以也没告诉小马，就自己做主来到城里做了老马的保姆。虽然小马知道后极力反对，但马小琴信誓旦旦地保证，老马是个好人，而且还教自己知识。小马这才勉强答应。
老马人面兽心的一面露了出来后，一开始马小琴不敢跟哥哥说，她害怕老马真的去老家乱说，到时自己百口莫辩不说，说不定还要连累有出息的哥哥。可小马毕竟是个医生，不可能看不出来妹妹流产后虚弱的状态，百般询问下，小马这才知道了马小琴的遭遇，拿着菜刀就冲出了门，发誓要将老马五马分尸。
马小琴拉住了他。她告诉小马说，现在去找老马，老家伙认不认不说，就是有了铁证，对他来说顶多就算是个作风道德问题。老马毕竟年长，又是老师，在老家有威望，如果他真的添油加醋乱说，怕不少人还是会信他。
冷静下来后，小马仔细想想妹妹的话，确实不无道理。但让他咽下这口气，他又不愿意，他必须找个办法，报复老马，发泄仇恨。
小马仔细地问马小琴，老马有哪些生活习惯和癖好，想在里面尝试找找突破口。当得知马小琴竟然连老马的房产证藏在哪儿都知道时，一个主意就冒出来了。
兄妹两个计划好后，这才有了后面的老谢上当。
小马本来担心老马会怀疑到马小琴头上来，就让妹妹“偷钱”，故意被老马发现，然后把她赶了出去。后面若老马发现更多，他就卖了房子带着妹妹远走高飞。可千算万算，小马也没想到，老马竟然因为和老谢冲突被送到了精神专科，更没想到，接诊老马的，就是他自己。
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小马立刻想到了一个“把屁股擦干净”的方法。
接诊的时候，他心里清楚，老马只是情绪激动，暂时的行为失控，绝对不是“急性精神障碍”。但是他在诊断和治疗过程里，有意无意地暗示老马，只要他是精神疾病，那这份协议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换句话说，他在暗示老马，如果这样做，就能保住房子，而且，他欺压马小琴的事，也不会被人知道。
老马不是傻子，必然会“心领神会”。两个人在没有互相点破的情况下，完美地达成一致。
这样一来，老谢既无法举证马小琴的存在，又无法证明自己如何得到的协议，那这件事就会成为一滩浑水，真相难辨。对小马兄妹来说，肯定是个好事。
只是让小马万万没想到，老马在鉴定室的表演太完美了，完美到不得不让专家们生疑。
回医院的路上，袁主任让我把车停在路边。他跟我絮絮叨叨了很多，说小马当时是怎么进医院的，如何努力，如何逐渐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精神科医生，“如果不出这个事，我会把你们都安排到鉴定科”。
可是，没有那么多如果。
后记
师兄告诉我，事后，老谢知道了马小琴和小马的遭遇，表示只要钱拿回来，他就不再追究。老马拿回了房子后就把房子卖了，不知道是回了老家还是去了哪里。
“那马医生呢？马小琴呢？他们兄妹怎么样了？”
师兄说，虽然老谢表示谅解，但涉案数额不算小，他们该承担的还是得承担，具体的罪责和刑罚他就不知道了。过去了这么多年，如今他们兄妹估计早就不在这座城市了，去了哪儿不知道，也没有了联系。
听完这个案例，我满心都是一个词，意难平。看着我的表情，师兄笑了笑。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精神司法鉴定中，为了保证最大的公平合理，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他看着我，严肃地自问自答：“忠于事实。”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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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腊月廿四，北方小镇的极寒天气还在持续。我戴着大棉帽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提着准备好的年货，踉跄地迎着白毛儿风往前走。老北风夹杂着雪絮，刮得人脸蛋子生疼，我半眯着眼睛，艰难地在已经拆迁了一大半的土平房区四处张望——满眼的碎砖头、土坷拉，随大风刮过来的“红色条条”，看样子是谁家大门上的对联。
走了许久，我在一间低矮的小土房前面站定，屋顶塌了一角的土烟囱正冒着稀薄的白烟，烟还没升空就被大风搅散了。我把手缩在袖子里试探性地敲了几下门，沉闷的敲击声被大风盖了过去。我只好使劲儿朝着生锈的大铁门砸了几下，几大块土坷拉随着震动突然从门框处掉了下来，我吓得赶紧往后一闪，门开了——
“这么冷的天，还在外头傻站着干啥？快进来！”大姨一边说着，一边用手飞快给我掸去身上的积雪，又拉着我快步穿过门廊，往屋里走去。
屋外是化不开的寒冷，大姨的屋子里却是雾气氤氲。我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白雾，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见灶膛里的木柴在“噼啪”作响。大块大块的木头烧得正旺，灶台上的大锅没有盖锅盖，满满一锅水正“咕嘟咕嘟”翻滚着。我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气，那气味是从一旁的小铝锅里冒出来的。
“今天外头冷吧，听说是年前最冷的一天，你看看你，脸都冻得黑青紫了。”大姨说。
从一进门，我就发现大姨穿得有些古怪。她头上戴了两个毛线帽子，其中一个露出了很多线头，像是打毛线时候脱针了一样，而上身套着的夹袄得有三五层，最外面的一件是绛紫色摇粒绒外套，胸脯左上方隐约能看到“钢厂”两个字，下身则穿着笨重的厚棉裤，脚踩着带毛毡夹层的老棉鞋。
这么穿倒是保暖，可这一身行头把患有多年风湿腰腿病的大姨压得更垮了。她走起路来上身向前倾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这漫长寒冬丢给她的重量。
“大姨，我妈让我来给你送年货。喏，你看这是两条鲤鱼、这是白条鸡、这个是糖和花生，每样都给你买了点儿。对了，还有我给你买的一套保暖内衣，我妈说今年你逢‘九’，我特意挑了套红的……”我一边吸溜鼻涕，一边从袋子里一样一样地往外捞东西。
“大姨有钱呢，别让你妈费心了。一会儿你走的时候，把门口木箱子里那袋柿饼给你妈带回去，我特意给她买的，又甜又软，她从小到大就好吃这个。”大姨都没多看我带来的东西一眼，就把它们一股脑儿地都提到了屋外，“这天儿冷的啊，外面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箱，东西放外头准保没个坏。”
我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火炉上的小铝锅还在持续向外散发着香味儿。我伸头一看，里头约摸有十几个荷包蛋，炉子旁边还散落着五六个方便面袋子，面饼被大姨单独放在一个搪瓷盆里。
“敏敏，你可真会赶时候，我正煮方便面呢。你记得不？你小时候就爱跟着大姨，你妈问你为啥？你说‘跟着大姨吃方便面，想吃多少吃多少，大姨从不管着我，而且大姨吃鸡蛋从来不吃蛋黄，蛋黄都是我的……’你还记得不？”
我看着大姨，怔了一下，为难地笑了笑。然后大姨就把一块块面饼放进铝锅，我低着头，用筷子把面块一点点搅散。沉默的工夫，一大锅方便面就煮好了。
大姨从后屋拿出了一个小马扎，另一只手托着两个大碗，夹着两双筷子，吩咐道：“面就别出锅了，咱俩就围着炉子吃吧，热乎儿！”之后，分给我的碗，被大姨瓷瓷实实地堆了一碗面，上面还摞了六七个鸡蛋黄，摇摇欲坠。我端着热气腾腾的面，刚才灌进鼻腔的老北风像是突然间液化了一般，直冲眼睛。
我俩一人坐一个小板凳，围着炉子开吃了。方便面煮得有些过火，软塌塌的。大姨也不在意，一筷接一筷地夹着面条，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每吸溜两口面，就一个蛋清。她“啪嗒啪嗒”地大口嚼完嘴里的东西，再把小勺探进锅里，盛一口滚烫的面汤喝下。吃到火热处，她擤了把鼻涕，又掏出手绢胡乱抹了两下脑门子上的汗。
在我的印象里，“煮方便面卧鸡蛋”一直是大姨常吃的“主食”，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丝毫改变。我的一碗面没怎么动，吸饱汤汁的面条显得越发粗大、黏腻。大姨见状，一把捞过我的碗，囫囵几口就把剩下的面都吃完了。之后她又捞出锅里剩下的两个鸡蛋清，就着已经“咕嘟”得发白的面汤，一并吞了下去。
“真是长大了，胃口也不如小时候好了，你看你都没怎么吃。也是，煮方便面有啥好吃的，大姨也吃腻了。”大姨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小声嘟囔着。
吃完面，我一脑门子汗，准备去里屋瞧瞧，可大姨不让我进去。她说里屋没生炉子，“比室外暖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里屋这样冷，大姨晚上要咋睡，她解释说：“白天我净在外屋干活儿，烧一锅水就能把里屋的火炕烧热，等我进里屋也差不多该睡觉了，这样一冬天能省下不少煤呢，再说你看我穿得多厚，一点儿也不冷。”
我只好止步，继续坐在外屋的板凳上，盯着那一沓方便面袋子发呆。没多久，大姨一手托着腰，一手拿着几个纸卷筒和一个大红色线帽子从里屋走出来：“今儿是腊月二十四，按规矩说要扫房子，大姨这身子摇摇晃晃的也够不着，你戴上帽子给大姨掸掸灰吧！”
大姨住的这处房子是租的，不久之后就要拆迁了。夏天漏雨冲下来的黄土粘在墙上，好像一幅抽象画，墙皮被劣质涂料搞得青一块白一块，看来房东也不打算花钱、花时间修缮了。角落里结的蛛网，更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了，已经落满了灰尘。
等我扫完房，外头的白毛儿风渐渐停了下来，天也放晴了，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接过大姨手里的几个纸卷筒——原来是她托人买的几副对联：“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但好歹也算是有个自己的家了。年底超市都忙着加班呐，‘那个人’没空干这些事儿，你就给大姨把对子提前贴了吧。”
对联、福字、斗方，还挺全乎，我从里屋一直贴到院子。大门的垛子因为是黄土粘上的，所以对子很难贴上去，我干脆用图钉沿着对联外边给它摁上去了。大姨站在寒风里，满意地打量着这一切。突然，她转过头跟我说：“敏敏，你给大姨念念，大门口那副对子上写的是啥？”
大姨是不识字的，于是我开口念道：“门迎百福人财旺，户纳千祥阖家欢。”
2
我的姥姥姥爷一生育有4个子女，大姨排行老三，名叫周萍。可能是因为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儿，打小姥爷就十分宠爱她。
60年代，我姥爷在一个北方小镇的修配厂当厂长，家里的物质条件要比普通人家要好一些。整个修配厂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周厂长家的宝贝千金每天戴不重样的花头绳，吃的是牛奶泡饼干，只要城里来了电影队，周厂长永远抱着她坐在第一排。
到了1965年年底，这种舒适的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在一次对账中，修配厂的账目上硬是多了一个2毛3分钱的缺口，姥爷自然成了被众人怀疑的对象。上级领导对他说：“老周啊，你是厂里的老人了，平时干工作的那股子劲头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但是眼下这个缺口实在没办法，也只有你来堵了。”姥爷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自己没做过的事儿，污名他绝对不担。上面多次找他谈话，让他把“贪污”这件事儿承认下来，然后厂里会给他一个处分，今后他不能再当厂长了，但也保证他的饭碗不会丢。
事情传开后，厂里的一些小人开始四处造谣生事，厂里迫于舆论压力，就把姥爷开除了。在一个刮着暴风雪的深夜，姥爷赶着马车，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修配厂，带着全家去了小镇下面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穷，村里有“大姓”，宗族意识特别强，十分排外。姥爷只能带着老婆孩子搬进村子最边上的一间小土房，房子的后面是一片乱葬岗。那一年，大姨6岁，本来马上就能去镇里的小学上学了，可因为变故，她读书的事就泡汤了。为了多挣几个工分让一家人吃饱饭，姥姥都跟着家里的男人们下地劳动了，大姨不得不蹬着小板凳开始学做饭，还要拿着镰刀割猪草去生产队喂猪。
1969年，我妈出生了。不久后，姥姥又要下地干活了，所以带孩子这件事儿理所应当地落在了10岁的大姨身上，她心里埋怨，但也只能无奈答应，白天要给全家人洗衣做饭，还要带哭闹不停的妹妹，有时嫌我妈哭得烦人，就在她身上狠狠地掐两把。
我妈小时机灵、乖巧又懂事，颇受我两个舅舅的宠。那时，20多岁的大舅在县里的工农兵大学上学，每次回家，都会给家里的小妹带回很多五颜六色的头绳；二舅有时为了给这个小妹打牛奶，还去连夜排队。
1975年秋天，大舅听说村里的小学要开学了，就拿出自己攒下的2块5毛钱给我妈交了学费，说：“小雅（我妈名叫周雅），等你学了写字，你要是想哥哥的时候，就能给哥哥写信了”。
大姨却不干了——那时候，姥姥的身体状况很差，家里的一摊子事儿仍然是她一个人在操持。眼看着一手带大的妹妹就能帮自己分担家务了，没想到大哥却要把她送去上学。自从被下放到农村后，姥爷和每个孩子的关系都变得很淡漠，对大姨也没那么宠了。他不太关心他们，平时有了家庭矛盾，解决方法就是一顿毒打。他作为一家之主，对孩子们的事没发表什么意见，就算是默许我妈去念书了。
大姨拗不过哥哥，也不敢违逆父亲，只能独自吞下了委屈。
1980年，当年的贪污案终于查清，真正的贪污犯是一位厂领导的亲弟弟。厂里觉得对不起我姥爷，就按工龄补了他一笔钱，又将修配厂大院里的3间土房分给了他。
一家人终于回了城。这一年大姨20岁，已经成了皮肤白净、身姿挺拔的大姑娘，虽然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但是人看着干净又整洁。因为常年操持家务，她手脚麻利，走路带风，两根黑亮的大麻花辫总是甩来甩去的。可她身上的缺憾也很明显，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别人口中的“老姑娘”。
有段时间，我妈放学回家总能看到几张陌生男人的面孔，而一边的大姨通常都是低头沉默着，任由旁边的人说得起劲儿。一天，家里又来了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黄军装，蓝布裤子，一双黑布鞋刷洗得都泛白了。他一说话，一嘴参差不齐的牙齿争先恐后地往外跑。可姥姥姥爷似乎对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很满意，当天特意留了他吃晚饭，饭后还让大姨送送他。
我妈听两个哥哥说，这个男人叫余百盛，是修配厂里已故的余师傅的儿子。他从小跟着父亲学技术，现在是修配厂里小有名气的技工，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先进个人”的荣誉，厂里人都说他是个难得的好后生。
之后的几个月，余百盛成了姥爷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不空手，有时候提一网兜苹果，有时拎两瓶烧酒再带半斤芙蓉糕。姥姥姥爷客气地留他吃饭，饭桌上，长辈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只咧嘴憨笑。他低头扒拉饭的时候，偶尔会悄悄瞟一眼大姨。
我妈最欢迎余百盛来家里做客了，她悄悄地问自己的大姐：“大哥说那个‘小余’以后就是我姐夫了，是不？”
大姨没有正面回答。
1980年中秋节刚过，大姨要出嫁了，毫无悬念，新郎就是那个老实巴交的余百盛。结婚当天，大姨拿出了10块钱递给我妈，认真地说：“小雅，姐就要离开家了，这钱你拿着，好好念书，将来找个文化人。”
之后，余百盛带着礼物，骑着一辆半新的“二八大杠”接走了大姨。对于大姨来说，这又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她不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对她而言生活好像总是这样，让她没得选择。
3
婚后，大姨搬进了修配厂的职工宿舍，日子过得还算幸福。可大半年不到，修配厂就因效益不好开始减员，姨父作为“先进个人”，领导要求他最先起到表率作用。
那时大姨刚怀孕，家里没了糊口的经济来源，修配厂的宿舍也要开始交房租，姨父只能在厂子南门外支起了一个修车摊。他每天早出晚归，勉强能够解决两人的温饱。
1981年6月的一个深夜，大姨被推进了产房。由于难产，她挣扎了18个小时才终于生下儿子。焦急万分的姨父看着大人小孩都保住了，特别激动，随即给儿子取名“保保”。
表哥的降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快乐，也平添了压力，为了能多赚些钱，姨父开始带着家伙什走街串巷，流动修车。大姨也没闲着，出了月子就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天，她把孩子哄睡之后就抓紧糊一些，有时姨父回家早也帮她一起干，一天下来能糊不少。
但日子并没有因为二人的勤奋而变得好起来。不到两年，修配厂黄了，没去处的工人们也开始以修车和钉鞋谋生。眼看丈夫的生意被人抢了不少，大姨就在镇上的酒厂找了一份洗瓶的活儿补贴家用，她每天不停地洗瓶子，一天能赚1块5。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转眼间，表哥保保8岁了。他特别懂事，从没向爸妈要过一件玩具，每天傍晚写完作业就跑到南门外去给爸爸送饭，回来还帮妈妈刷锅、收拾家务。因为工作忙，大姨每天只能回家做一顿晚饭，出摊的姨父吃饭更是没有准点儿。平时，表哥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带着前一天晚上的剩饭去学校，有时放学大姨还没回家，他就去姨父的修车摊上要几毛钱，买一袋蔬菜方便面充饥。方便面黄绿相间的袋子上印着大块牛肉，面饼又沉又硬，嚼着吃、泡着吃都有滋味。每次他买上一袋，总舍不得一顿吃完，把面饼从中间掰开，一半干吃，一半留给爸爸妈妈夜里吃。
那时，保保最大的心愿是能饱饱地吃一顿烧肉——“烧肉”并不是纯肉，只是用二三两肥多瘦少的猪肉炝锅，再放进大块的土豆一起焖煮。每个月大姨领了工资，就会在家做一顿烧肉，再用二等面蒸出来一些带花纹儿的硬馒头，算是给一家人打牙祭。
这是保保最快乐的时候，扁扁的肉躺在碗底，它们经由姨父的筷子到了大姨碗里，又从大姨的筷头溜到了表哥的口中。大姨就着馒头，大口吃着被油浸透的土豆，姨父则用馒头蘸着菜汤，有时来上一口小烧，烈酒穿喉而过，热辣直冲脑门子上去，似乎连平日里的辛苦都轻盈了一些。
1991年，我妈生了一场大病，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之后在娘家人的帮助下，她和我爸好不容易在镇上安了一个家。住进新家后不久，我妈想请全家人来吃顿饺子——那时大家的生活都过得紧巴巴的，吃一顿饺子就跟过年一样美。
一切准备妥当，我妈就挨家挨户去请人，最后走到了大姨家。一进门，她就听到保保在小声抽泣，往地上一看，方便面的面渣撒得到处都是。
我妈问保保：“你告诉二姨，这是咋啦？”
“我吃完饭……又吃了半袋方便面，我妈就打我。”
这时，大姨嘴里还不停地骂：“明明刚吃饱饭，还要糟践那袋方便面，你今儿都吃了，明儿是不还得买？你咋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东西呢？还怨我打你啦？”
“行了，不就是半袋方便面嘛。”我妈说了自己的大姐几句，又对自己的外甥讲，“今儿下午去二姨家吃饺子行不？”
一听到有饺子吃，保保吸溜着鼻涕，高兴地大喊起来。可他又怯生生地看了看大姨的方向。这时大姨发话了：“我们就不去了，你姐夫他摆摊没迟早，我今天还得给别人顶班儿，保保就不去给你们添麻烦了。”
听完这话，保保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又哭丧起脸，大姨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妈心疼孩子，再三劝说正在气头上的大姨：“没事儿，你就让保保去吧，正好大哥家的亮亮也在，俩孩子还能一起玩。我煮好饺子给姐夫送去，你的那份我晚上送保保的时候给你带回来，就让他去吧！”
表哥泪眼汪汪地窝在我妈怀里，眼巴巴地望向自己的妈妈，大姨终于松口了，叮嘱道：“你二姨的病刚好点，你要是想去就得听话，不能给大家添乱，知道不？”
表哥高兴得从我妈怀里蹦了起来，大喊：“去二姨家吃饺子喽！”
当天下午，我妈牵着保保一进家门，大舅的儿子亮亮就拉着他往出跑，说是要出去玩。临走前，我妈嘱咐他们别走太远，记得早点回来吃饭，之后大人们就开始有说有笑地包饺子了。
不一会儿，亮亮表哥独自冲进院门，带着哭腔大声喊人。屋里的大人听见动静赶忙跑出去，只见亮亮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保保被土埋住了，在后山，“我……害怕！”
不等他说完，大人们飞快地往后山上冲，等到了出事的地方，看见那里多出了一块楦土。男人们顺着这堆土，用手使劲儿刨，一件米黄色的上衣先露出来了，紧接着露出的是保保的那张小脸，青紫的。
土终于刨得差不多了，我爸把保保从土坑里抱了出来，只感觉自己的右手冰凉，低头一看，表哥尿失禁了，裤子已经全部湿透。大家不愿相信表哥已经没了，就背着他，跑着把他送进了县城最大的医院抢救。不久后大姨父闻讯赶来，靠在医院冰冷的墙壁上，不断用双手揉搓着黝黑的脸。大姨扔掉了刚洗了一半的酒瓶，发疯一样地跑进医院哭喊：“谁让你去吃饺子的？谁让你去的！”
我妈跪在抢救室门口，不停地颤抖，她不敢看身后的姐姐和姐夫。
4
姨父把保保葬在了修配厂宿舍后面的东山上，大姨的精神受了严重的刺激，疯癫了。无奈的姨父只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人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心疼大姨，也理解我妈的痛苦不堪，只想着日子就算再苦再难也要过下去。
两个月后，大姨被从精神病院接回来了，在药物的控制下，大姨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的歇斯底里了，但整个人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姨父每天除了要在外摆摊，回到家还要洗衣做饭照顾她，有时还要承受她突然的“发疯”。
一天半夜，大姨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急匆匆地穿好衣服就直奔东门口的大桥。她坐在大桥的铁栏杆上，双脚在空中晃荡，一路尾随她的姨父在一旁不敢靠近，怕她做傻事儿。
我妈我爸也赶过去了——那是保保没了之后，我妈第一次去见她大姐。大姨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突然破口大骂：
“余百盛，你这个窝囊废，你给我杀了她，她害死了你儿子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所以你不舍得下手，是不是？是不是！”
“周雅，你欠我的。凭啥当年你能上学，我就得在家洗衣服做饭？凭啥大哥二哥都觉得你好、你聪明？我啥都没有了，现在你还把我儿子害死了。周雅，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掐死你，我掐死你！”
大姨在深夜的冷风里嘶喊着，话说得越来越难听，最终筋疲力尽的她从栏杆翻回到了地面，被姨父一把接住。
我妈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大姐，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也不知道该从何解释。
大姨的精神状态持续了将近大半年才慢慢好转。她开始像以前一样生活，给姨父送饭、洗衣服、收拾家。这期间，我妈去看过她几次，每次她都表现得很正常，很平静，姐妹之间似乎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992年冬天，大姨再次怀孕，姨父这才感到了一丝难得的开心。产检时大夫再三叮嘱他们，说大姨是高龄产妇，之前又戴过节育环，加上精神受过刺激，要想留住这个孩子，必须要十分小心。
可奇怪的是，大姨对腹中的孩子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她在家甚至比之前更勤快了，勤快得有些反常，三天两头就把家里的床单被罩大洗一次。
北方的冬天，室外的井水很难打，姨父一个大男人提水走路都感觉吃力，而大姨每次都要扛着根扁担，担着两大桶水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走。直到一天，她在打水途中滑了一跤，流产了。
大姨靠在床头，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也没有表情。姨父想不明白，一直追问她为什么要每天洗衣服？为什么路那么滑还要去打水？大姨平静地说出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我告诉你，我是故意的，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我就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愧疚，让周雅难受，她欠我一个孩子，我要让她痛苦一辈子！”
看着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的大姨，姨父只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变得十分可怕。他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刚能看到一点光亮，她就为了报复亲妹妹，把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给“杀”了。姨父隐忍许久的痛苦、压抑、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他沉默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黑布包，把自己的衣服胡乱塞进去，又从箱底翻出一本影集，抽出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合影放进包里。临出门前，他回头跟大姨说：“我们离了吧。”
起初，亲戚们都以为这两口子是一时赌气，但过了几天才知道，姨父是真的和大姨离婚了，而后，这个黝黑老实的修车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生活里。他走了后，大姨的怨憎对象又多了一个，她开始了漫长的独居生活，为了养活自己，又回到酒厂车间里洗瓶子。
5
虽然心中有恨，但大姨始终没有和我妈断了来往，有时她会来我家串门，姐妹俩还一起去逛街。
跟我妈说话的时候，大姨动不动就要在前面加一句“如果我那孩子还活着……”一次，她俩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吵了起来，大姨就疯狂地冲着我妈大喊：“周雅，我绝对不能让你过得好，这辈子，你就得跟我一起苦！”
但过不了多久，大姨就又会来向我妈“求和”，每次的说辞几乎都一样：“小雅，其实姐知道不能怨你，这原本就是那孩子的命，也是姐的命。可姐有时候就是想不通，放不过，也许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作的！”
1994年，我出生了。打从有记忆开始，我就跟大姨特别亲，因为她实在太宠我了——每次我妈要揍我，她总会护在我身前；我妈不给我买的零食，她双倍买给我；每个月只要她轮休，就会第一时间来我家，把我接去她那里小住。
对此种种，妈妈表现得无可奈何，只是反复叮嘱我：“在大姨面前，不要跟爸爸妈妈过分亲热。”
如今我能回忆起的小时候和大姨待在一起的场景，似乎永远都是在冬天。小镇的冬天极冷，大姨怕我冻着，就在火炉里填上满满一膛煤。寒风顺着火筒吹进来，不一会就把煤烧旺了。她在通红的火膛上坐起一口锅，一锅冷水不一会儿就沸腾起来。
在大姨家，我总能吃上煮得喷香的方便面和鸡蛋黄——这是和大姨待在一起才有的“限定美味”。大姨卧荷包蛋的手艺是一绝，拿着鸡蛋在锅沿儿上轻轻一磕，然后顺着裂缝掰开蛋壳，蛋清和蛋黄就溜进了水里。这时的水不能是滚开的，不然蛋黄卧不住，会散成一锅蛋花。如此反复几次，不一会儿，锅里就装了十几个圆润的荷包蛋，个个白胖白胖、鼓鼓囊囊的。
蛋差不多熟了，大姨就从她随身的布袋里掏出几袋方便面，飞快地撕掉包装，把几块面饼和调料一并下到锅里。之后，她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大搪瓷缸子，泡上一缸子白糖水，用一块干净的白布盖住，再连同鸭梨、海棠果一起拿到屋外的窗台上冻着：“明天一早起来咱们就有糖冰吃了，大姨给你放了好多糖，肯定特别甜。”
时间久了，我发现每次去大姨家，三餐中永远少不了煮方便面和荷包蛋。我小时候觉得那是美味，长大后才明白，那其实是大姨需要独自咀嚼、消化的人生况味。
我曾经问过大姨，她为啥不吃蛋黄。她哼了一下，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没那个福分吧。”
2000年农历新年刚过，姥爷在睡梦中离世了，丧事吹吹打打办了7天，来灵前吊唁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姨疯癫的另一面——她跪在姥爷的灵前，断气似的哭喊着，怨自己命苦、怨哥哥们偏心，一边哭早夭的儿子，一边咒骂前夫懦弱无能。
外人看热闹，家里人却都视若无睹，默契地当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保保走了快10年了，这个大家庭表面看似一汪平静，其实怨恨、绝望、愧疚一直在底下暗流涌动着。大家不愿想起、提起当年发生的那起意外，可至亲之间还是无法回到从前，再也不能坦诚相见了。
姥爷下葬以后，大姨就收敛了哭闹，恢复到往常的样子，那个葬礼上的疯癫女人仿佛是所有人的共同幻觉。
又过了一个月，大姨带着几个罐头、几袋奶粉去看姥姥，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娘，这50块钱你拿上，我要出去了，跟‘那个人’去北京，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我再回来看你。”
大姨一边说一边抹眼泪，姥姥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哭着跑了出去。除了姥姥，大姨没跟家里其他人告别。
据说，大姨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北京。那时候电话不是家家都有的，大姨这一去，杳无音信。家里人十分着急，舅舅们打听到带她去北京的那个男人叫董明山，很早就离婚了，是酒厂酿酒车间的工人，也是厂里出了名的“醉鬼”，就算平时在大街上看见他，手里也总提着个酒瓶子东摇西晃的。
家里人越发担心了，舅舅们正打算动身去北京找大姨的时候，大姨给姥姥家门口的小卖部打来了电话。她说自己在门头沟住，董明山进了北京首钢当工人，“我不识字，干不了啥，就在早点摊儿当小时工，一个小时8块钱……你们千万别来找我，不然我就跑到你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
大家知道大姨平安后，算是松了一口气，她的那股子倔劲儿家里人都明白，所以就随了她的选择。大姨并没像她当初承诺的那样常回来看姥姥，只偶尔给小卖部打个电话，姥姥腿脚走得慢，大多是舅舅们先去接。
2004年，我家装了电话，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大姨。那是大姨去北京后，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敏敏，你妈托人捎的照片大姨看了，那是你参加演讲比赛吧，大姨给邻居们也看了，他们都说我外甥女真优秀……等大姨租个大房子，就接你来北京玩儿！”
自从联系方便了，大姨每次只要一买到IC卡就会打电话过来，我们守在电话边上，听她不住气儿地说。她说董明山还在首钢当工人，这些年他们住过门头沟、住过通州，还在石景山租过房子。不忙的时候，她瞻仰过好几次毛主席遗容，还献了花。办奥运会的时候，北京遍地的花团，遍地的外国人……
听起来，大姨这些年在北京过得还不错。
6
2016年大学毕业前，我跟朋友被系里选中去北京参加一个创新项目的交流会。那是我第一次去首都，在火车上，我摸了摸妈妈塞给我的那个信封，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大姨的电话：“大姨，你猜猜我在哪儿？我明儿一早就到北京啦，我要去看你！”
大姨的反应并不如我预想的那般惊喜，她局促又紧张地问：“你就骗大姨，你妈哪能放心让你一个人来北京呢？你骗我的对吧？”
“是真的，我和同学一起来的，明天早上9点半就到了。”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就听到大姨怯怯地说：“那你在西站下车，大姨告诉你怎么走，大姨……没法去接你了。”
从北京西站出来，我感觉北京比大姨描绘得更大，让人有一种发懵的不真实感。我们根据大姨的指引，换乘了2次地铁，之后又坐了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了她住的地方。同繁华的市区不同，这里北向的房子都是砖瓦平房，南向的房子则是房东用彩钢瓦搭起来的，红红蓝蓝的连成一片，感觉随时都可以被轻易拆解。
在成片的小南房里，有一间不足10平米的屋子属于大姨，大姨管它叫“窝棚”，每月的租金是600元。狭小的屋子里放着一张用木板支起来的床，床上的被垛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个暗红色的立柜放在墙角，顺过来是一张摆着碗筷的小矮桌，上面堆着一摞花花绿绿的方便面袋子——这几乎是大姨“窝棚”里肉眼可见的全部家当了。
7月末的北京像罩着一层巨大的塑料薄膜，闷热得让人窒息。大姨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提起水壶一瘸一拐地往对面的房东家走去。之后，她把从房东屋里打来的凉水倒进盆里，招呼我们洗把脸：“天气太热了，你们先拿凉水擦一擦，这屋子太小，千万别中暑了。”
看到大姨的居住环境，我感到心酸，于是执意要在这个转不开身的小屋里给她亲手做一顿饭。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口已经长霉的锅，把它洗刷干净，大姨和面，朋友打下手，不一会儿，一锅美味的面片儿就做好了。
由于生了火，屋里的热浪一波波向鼻腔奔涌，大姨脖子上搭着毛巾，时不时擦一擦，但汗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手捧大白瓷碗“呼噜呼噜”地往嘴里吸溜面片儿，最后把锅里剩的一点汤也喝了个干净。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好长时间没吃面片儿了，真香！”
我指了指床底下的两大箱方便面，说：“那你以后就少吃点儿这个。”
饭后，大姨神神秘秘地从被垛下面摸出一个方便面口袋，从里面倒出来的照片撒了一床：“你看，这个是你参加演讲比赛的照片，刚才打水的时候我还跟房东说呢，我外甥女来看我了，就是特别会演讲的那个。我记得我走那年，你也就这么高吧，你看转眼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这个……你知道是谁不？”说着，她又拿出一张被剪去了一块的照片。照片里的大姨还年轻，身材匀称挺拔，跟现在判若两人。她旁边的男孩瘦瘦小小的，一手拉着大姨，另一只手连着被剪去的那部分。
“我保保哥？”我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个表哥，但我懂事之后，我妈会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她总会念叨：“你说，要是妈当初没带你保保哥上咱家吃饺子该有多好。这些年你大姨一和我闹起来，我就想着，要不让你去跟你大姨一起生活，你去给她当闺女。妈真的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其实妈的痛苦绝不比你大姨少，这么多年了，她为啥就是不能放过我……”
大姨在北京的这些年，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妈就很想联系她，但时常拿起电话又放下，之后就偷偷抹眼泪。有时我妈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就会说起保保：“如果那孩子还活着，这会儿应该结婚了吧！”
夜里，大姨的“窝棚”里闷热难耐，我、朋友和大姨横躺在伸不开腿的木板床上。大姨挤在我身侧，一边小心地调试着风扇的方向，一边用一把破蒲扇给我俩扇风。
“你为啥不问大姨‘那个人’去哪儿了？他在厂子里的宿舍住呢，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回来给我送房租和生活费。哎，每次回来也是醉醺醺的。这么些年啊，大姨想过离开他回咱老家去，但是一想起他卖血给我凑钱治风湿病，我就心软了。”
“说起风湿病，这么多年在北京住的房子就没见过个太阳。刚来北京那会儿想着找个工作干，可我大字不识一个，到哪儿人家都不要，最后没办法，只能去早点摊儿上给人当钟点工，从凌晨4点到上午9点，一天能挣个40多块钱。后来又从农贸市场趸玉米，卖煮玉米——对了，大姨还给人家通过下水，那个味儿啊，现在想起来都呛脑子。”
“有一回，‘那个人’喝醉了打了我，我在街上哭了半夜，想回老家，但是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再说了，就算回去了，又能有谁呢你说……”
大姨躺在我旁边，抱着我的胳膊小声抽泣着，我耳边充斥着她这十几年来的心酸过往。汗水、泪水混合着燥热潮湿的空气，把我牢牢钉在身下那张伸不开腿的床上，我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睡着的。
次日一大早醒来，我迷迷糊糊地看到大姨提着一袋东西回来了。她气喘吁吁地说：“太热了，没睡好吧？大姨去赶早市了，给你们买了油条、豆腐脑，还有你最爱吃的脆桃，你看，一个得有1斤呢！”
吃过早饭，大姨把洗好的大桃子装进一个干净塑料袋，然后一股脑儿地塞进我的包里。我背起近10斤重的桃子，把我妈让我捎来的装钱的信封悄悄塞到了大姨的被垛底下。
临走前，我抱着大姨，在她耳边说：“大姨，我想让你回去，虽然姥姥已经不在了，但那毕竟还是你熟悉的地方。”
“大姨知道，快走吧，下次大姨回老家去看你！”
后来想想，我这话说得有些残忍，大姨北漂16年，甚至都没回去看姥姥最后一眼。老家对她而言，也真的只是个“熟悉的地方”罢了，比起充斥着恩怨纠葛的故乡，冰冷陌生的北京似乎更能包容她，让她感到放松。
7
2018年国庆节，我放假回老家才知道大姨已经在7月份的时候和董明山一起回到了家乡。董明山的妹妹在镇上给他们租了一个快拆迁的小院儿，里头有一间半小土房可以住。
董明山在超市里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大姨因为有风湿病，不能外出打工。她一回来，二舅就带着她去申请办理低保，奔波了3个多月，大姨终于每月能领到500元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像大姨这样的失独人群还能申领一笔4万元的补助金，“但需要失独的夫妻双方一起来办理申请”。
大姨听完这话沉默了很久，然后跟二舅说：“我一个人每个月500块钱够花的。”
二舅看出了她的心思——比起这4万块钱的诱惑，大姨更害怕这些年她所逃避的人和事会再次掀起波澜。可大姨每月吃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终二舅还是瞒着她，私下多方打听，最后在山西找到了余百盛——他已经再婚了，但没有孩子。
离婚近30年后，大姨和前夫在民政局的办事大厅里再次相见，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早亡的保保，还有眼前的这笔失独补助金。填写和递交申请材料用了3天，余百盛就在镇上的宾馆住下，期间他想请大姨和董明山吃个饭，但是被大姨一口回绝。
无奈、怨恨、还是漠然？大姨的心思让人捉摸不透。
2019年农历新年刚过，欢乐的氛围还未彻底散去，亲戚们就分别接到了大姨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刚把4万块钱的失独补助从银行取出来了，要请大家吃一顿饭。
那天，大姨在镇上最有排面的三星级酒店要了一个包间，我们进入包间后，就看见她坐在正对着门的座位上，双手怀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冲着大伙儿不停地笑。年刚过完，大家的肠胃还腻着，可大姨不由分说地点了一大桌子硬菜：烤羊腿、烤羊排、水煮牛肉、四喜丸子、红烧带鱼、香酥里脊……
不一会儿，烤得焦香的羊腿、油汪汪的羊排……一盘盘地端上来了。大姨吃一口肉配一口家乡特有的60度白酒，满面油光：“我在北京的时候，别人总是跟我说：‘你们内蒙人真豪放，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主儿。’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就想回来了，想回来体验一把，今天这顿吃得确实是痛快！”
亲戚们围着满满一桌子的肉菜，都默契地没有多说话。
吃得差不多了，大姨揣着布包，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她打了个饱嗝，用沾满油污的手霸气地挡住了要去结账的外甥和侄女们。只见她小心翼翼地从一捆红票子里捻出几张递给服务员，说：“我请大家吃肉！”然后一屁股墩在椅子上，醉倒在桌边。
那天，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大姨送回家，抬到炕上躺下。她的眼睛闭着，脸红扑扑的，像个小孩子，身上散发着羊肉的腥膻味儿和炽烈的白酒味儿，装钱的布包依旧被她紧紧地搂在胸前。
大家围着酣睡的大姨，全都一言不发。不久，大姨打起了粗重的呼噜。那呼噜声真响，如春日惊雷，盖过了所有人的叹息和那些无处安放的悲伤。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