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2年2月9日，我起了个大早去安定医院。强忍着崩溃做完一连串的检查，重新坐回医生对面，我蜷缩着身子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医生对我说：“你必须得戒酒了。”
严重的酒精依赖，导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是“醉”过去的，有时候从午饭打开一瓶啤酒起，我就能一瓶接着一瓶喝到入睡。大年二十九晚上，不准备回家过年的我在外卖APP上点了两箱酒，朗姆、烧酒、啤酒……早起先干一口啤酒醒神，困了借高度酒助眠，我就这样醉过了差不多整个春节。直到大年初六哭着给朋友打电话，她们赶来我家时，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吃药戒酒后，我试着早起看书，每周去拳馆运动三四次，和朋友的聚会也不再有喝到天亮的续摊。但没有酒精之后，北京的鼓楼也突然对我失去了意义，许多靠着“喝吗”两个字联络感情的朋友，也沦为没理由见面的网络邻居。一时之间，我仿佛失去了与整座北京城的连接，那些早起的神清气爽，同样伴随下班回家后的枯燥与失措。
那段时间，我想回家了。家里人常问“你打算在北京待到什么时候”，以前我总是打着哈哈糊弄说“还没玩够”，但当不能再喝酒了，“玩”这件事，一下就成了走到尽头的死胡同。
算起来，我已经独自在北京生活了9年。比起父母定居的西安和老家天水，我对北京的熟悉程度要高得多，却始终无法产生一种扎根在此的归宿感。我的北漂更像是“漂浮”：一个漂浮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局外人。曾经的我躺在柔软甜蜜的云朵上一边漂浮一边做梦，但现在，云瞬间变成让我挣扎不休的泥潭。
我决定离开了。跟爸妈通了几次电话之后，我便着手开始准备。清明节放假前夕，我借着一起去看看楼下那家“陈记老二居酒屋”的名义，想跟老板聊聊辞职。对于拒绝和离别，我一贯很难开口，刚坐下就已经开始手心冒汗。老板当当要了瓶朝日，我顺势接了句“两个”——那是我戒酒以来第一次“破戒”，没有酒精的帮助，实在让人难以鼓起勇气。
“我想辞职了。”
“虽然我在支持你创业的时候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家公司干了，那一定是要离开北京了’，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稍微有点快。”公司从开始接项目到现在，不过一年半多的时间，当当说，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她能理解我的想法，她想挽留我，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问我：“万一你回家没待多久又觉得家里没意思了怎么办？”
“那就再回来呗，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们在沉默中僵持了一会儿，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不等过完清明节，我先在家办公吧，也再好好考虑考虑。”
但我心里其实已经想好，过完五一假期就离开北京。
这一个月，我没事就去楼下沿着护城河散步，看着人们拿矿泉水瓶捞鱼，傍晚就混迹于广场舞队伍中。4月的天逐渐暖和起来了，即使是工作日的午后也有许多人坐在河边晒太阳。我带着一张毯子坐在河边看书，渴的时候想买杯咖啡，发现那家网红咖啡店竟就开在家旁边。近3年来一直困在“007”的工作中，其余时间都泡在酒坛子里，我从没注意过生活就在脚下。
月底，北京的疫情又严重起来。那晚我正和朋友在新DDC看试营业演出，妈妈打来电话询问疫情情况，怕我回不了家，我不以为然地回：“没事儿，我这儿都没有被影响，还在看演出呢。”结果第二天询问西安的防疫政策时我就被告知：“北京回来需要隔离，建议暂时先别回来。”
已经跟房东商量好了五一后退租，我只能先到朋友家暂时借住。临退租前几天，房间里堆满了纸箱和收纳盒，我一次次地崩溃后，又不得不提起精神，跟着物流小哥一趟一趟地搬箱子上下楼。等我终于有空坐在沙发上喘口气时，才发现胳膊被硌得青一块紫一块。
晚上，我趁着邻居正在露台吃饭聊天的时候凑上前搭讪，想把剩下的几张桶装水水票送出去。结果热心的邻居问我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已经戒酒两个多月的我又开始复喝了，从冰箱里拿出最后一罐啤酒，我隔着露台栏杆和他们干杯。他念叨着“记得你去年还养花来着”“看你有时候也在露台听歌，你的歌单还挺好听的”，手上的啤酒还没喝完，他们就又递过来一瓶。
邻居一边介绍着露台种的新鲜薄荷，一边摘下几片转身进了厨房，没一会儿又端给我一杯莫吉托。在他家做客的朋友打趣着说也想要一杯，主人摆摆手推说“没冰块了”，我赶紧应声“我有我有”。
在这间住了两年多的房子里，直到最后一晚，我才终于认识了邻居。
第二天早上醒来，最后几箱快递搬走，我拖着行李箱去了朋友家。朋友已经开始居家办公，虽然还能有个人做伴，但我心情并不轻松。各处都没开堂食，我们唯一的外出活动就是傍晚溜达到社区核酸点捅嗓子眼。我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增确诊人数，然后四处询问北京回西安的政策有没有松动。
回家的政策不断变动，一会儿说需要居家隔离，一会儿回复会采取集中隔离14天。除了等待别无他法，我只能眼看着每天的确诊数字逐渐下降、朝阳区中高风险区的红色标志在地图上一个个消除。
5月底，我联系上了另外一个同样打算回西安的朋友，商量过后，我俩决定一起去不用隔离的海南，等行程码没有了北京的星号之后再返回西安。到机场之后，我给好朋友们分别发微信告别。当当回复我：“你别煽情了，又不是见不到了。以后去西部玩就有人接待了，嘻嘻。”亲如家人的哥哥姐姐们在群里说：“开心最重要，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
鼻头很酸，但我忍住没哭。
2
初二那年，我在尖子班成绩直线下滑、又退回了普通班。一时无心向学的我，跟沉迷于国学的我妈一拍即合，决定退学，去一所私人书院学习“传统文化”。不到两年，书院就讹着我妈自费给我出版了十几万字的散文和小说集，顶不住其他长辈的压力，家里最终决定还是找学校让我考个文凭。
西安和北京都有非全日制自考的教育机构，条件和环境都大差不差。我们一家三口专门飞了一趟北京实地考察，爸妈询问我的态度。首都的吸引力、摆脱父母独自生活的诱惑，都让我必须选择北京。虽然有许多担心，但爸爸还是松口了：“去大城市看一看也挺好的。”
培训机构的学费我已经记不清是多少了，是一次性交完的。学员们按照课表自主选课和报考，专本一起考，每年有3次的考试机会，只要在2年内上课拿到学分、考完试就可以拿证。为了能来北京，我向父母妥协，学了考试内容更简单的商务管理。
2013年春天，16岁的我独自提着行李箱来到北京，住进了教育机构统一安排在城中村的宿舍，楼下路口的公交站和乐队“坡上村”同名。4人间宿舍的床位每月400块，屋里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灯照明。洗手间是房间最里侧隔出的一个狭窄空间，有舍友在水龙头旁边摆起小电锅，自己做饭煮面，自律又辛酸。刨除住宿费，我拿着每个月800块的生活费，每天都和同学在宿舍楼下的小饭馆解决伙食。小饭馆老板是一对湖南夫妻，为了给儿子挣学费才到北京开店，他们手艺地道，我刚来时连续一个月的午餐吃的都是他家的酸辣土豆丝盖饭，周末时几个同学也会一起凑着点上干锅和小炒，小酌两杯啤酒放松心情。
我很快和班里的同学打成了一片，跟我关系最好的朋友是阿金和杜安。阿金是福建妹子，是当时全班唯一一个每天穿包身连衣裙和高跟鞋来上课的女生；杜安个高人帅又会来事，深受女教导主任的喜欢，有个与我同龄的女孩每天上下课都围着他转，就差把“喜欢”二字贴在脑门上了。我们互相交流着怎么安排考试科目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毕业，在国庆假期组团去周边秋游，还曾坐通宵的硬座，天亮到站后整晚没睡就去爬了泰山。
后来我们仨相约一起搬出宿舍，住进了距离坡上村大概3站地、条件更好一点的自建楼。搬家那天晚上9点，我最后一个收拾完东西，他俩帮我又是推又是抬，把几个收纳箱运到了路口。我对着正准备开出的末班车大喊了一声“等等”，于是空无一人的公交车成了我们的专属搬家货车。新房间不到10平，厕所挨着床，床尾一个长桌和小衣柜就填满了全部空间。房租每月600，我和阿金合住一间，杜安单独住一间。
这里离上课的地方更近一些，起初我仨每天都一起乘公交去上课。教育机构的大楼紧挨着清华和北大，虽然顶级学府就在身边，但渐渐地，所有人的心思都越来越少地放在学习上了。
先是杜安和我们共同出没的时间变少了，他一头扎进恋爱里，每天不是在外约会就是在房间里煲电话粥，最后火速搬走去和对象同居了。阿金结识了许多附近大学的学生，对创业跃跃欲试，准备重操她在福建老家的旧业：商务礼仪培训。我也逐渐放飞自我，第一次去漫展看到各种动漫角色的cosplay，就在展厅里找到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差点激动地哭出来，第一次买了一块小鱼板，跟贴吧里认识的朋友坐大巴去大兴的Woodward滑板公园参加滑板节，靠拍照赢到了Vans限量板鞋……新生活扑面而来，我已经不怎么去上课了。
我们仨还是经常一起吃晚饭，但几乎不再交流课程和考试内容了，说起学业，也都只有敷衍的一句：“你还有多久能毕业？”
眼花缭乱的娱乐生活让我的生活费开始告急，虽然爸妈给的生活费提升到了每个月1500，但还是愈发难以满足我在兴趣爱好和喝酒上的开销。我接过各种各样的兼职，大多是在豆瓣里跟人聊上的：在APP上刷美食评价，每条“稿费”收入20到30元不等；漫展帮忙看摊子，一天80元；打推销电话，稳定的话每个月能赚到3000块；帮本科毕业论文“降重”，那次我赚了5000块，但只接到过那一次。
2014年年底，因为喜欢喝酒，我在网上联系了一份酒保的兼职。兼职的酒吧不大，坐落在故宫西门旁百十来米的位置，周末常有各种各样的小乐队演出和音乐人聚堆搞的活动。我来这家酒吧的第一晚，一个朋克乐队穿着镶满铆钉、布标的花哨皮衣，顶着鸡冠头上台了，乐手脱裤子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震惊的同时，我也被他们身上的激情、反叛与躁动感染——除了酒，这种不定期的“福利”，也是我想来兼职的重要原因。
面试很简单，老板觉得我说话挺逗，聊得投缘，就录用了我。每周一周二，就我一个人看店，从下午2点到半夜2点，全靠着吧台上一本《调酒大全》给客人做鸡尾酒。有天一对情侣点了长岛冰茶，毫无经验的我按照说明把4种基酒和可乐倒进了调酒壶里开始摇壶，可乐的泡沫在疯狂晃动间溢洒在吧台上，我一边偷瞄客人有没有观看制作的进度，一边赶紧把酒倒进杯子里，祈祷他们喝不出什么门道。
我看店的日子，除了晚上会来一些常客之外，下午基本没人光顾。酒吧正对面是北京重点中学一六一中学，每天我开店时差不多都赶上学生们结束午休回学校的时间。和他们几乎同龄的我，在酒吧门前拿着扫把清理完前一天的垃圾后，有时会趁着阳光正好坐在门口发呆，看着在一条马路之隔敞开的校门，却从没恍惚过如果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学生的话，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这份兼职我并没有干很久，但却因此深深的喜欢上了摇滚音乐。
3
2015年，我18岁了。虽然可以选择性遗忘和逃避自己还需要考试、毕业，但要想留在北京，找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是必须的。我开始给看起来自己能够胜任的岗位投简历，那些工作大多都和文字或音乐相关。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卖飞机杯的创业公司做新媒体运营，面试我的是部门的一位女主管。我很诚实地说了自己的个人情况，对她畅谈说并不能因为要卖的产品是飞机杯，宣发的内容就得恶俗低级。我们不可避免地对杜蕾斯的官微评价了一番，最后她破格把没有任何学历、刚刚成年的我招进了公司。
工作落定，我还跟人组了个乐队。这不是个一时兴起的念头，从小学起我就喜欢唱歌，到了初中也大做特做过“明星梦”，还用小卡纸画了一沓自己的“演唱会门票”，分发给关系好的同学，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以后有一天我火了，你们就用它来兑换我真正的演唱会门票，永远有效。”当乐队组起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还真的离这个承诺又近了一步。
我最早是和乐队贝斯手老孟在贴吧里互加了微信。老孟大学期间就跟同学组过校园乐队，毕业后兄弟们各自进入职场，他去找了乐队曾经的主音吉他手，希望能一起在业余时间继续搞音乐。我跟老孟说，我一直喜欢唱歌，也写过自己的原创，于是老孟他们决定先带我一起排练一次，磨合下试试，地点就在安定门的地下排练室，按次租的。
排练室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早已经从合住的自建小楼搬了出来，先在上地一处loft租过主卧，后来又去了天通苑，遇到房东要卖房子，把我们一群租客都赶了出来。于是我干脆住进了二环里北新桥二条——我对老北京的胡同生活心心念念已久，在豆瓣上发帖找合租室友，还真碰上了个同样有意的妹子。约着去看房那天，为了打破素未谋面的尴尬，我问了句“你是什么星座的啊”，她说“金牛座”。一问一答，直接让两个同天生日的女孩迅速熟悉起来，当机立断付了定金，成了室友。
那是胡同尽头的一间空荡荡、没有任何家具的平房，两个屋子之间只有一堵隔断的薄墙，我和室友各自简单置办了大件家具后光速入住。房子没有押金，月租3000块，半年付。虽然我有了稳定收入，但房租钱还是靠爸妈顶了好一阵子。
住胡同最不方便的一点莫过于需要出门去上公共厕所。夏天在厕所蹲一会儿，少不得满头大汗；冬天每次起夜，都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气。有次凌晨2点，一个陌生的大妈走进了没有隔板的公厕，占住了我旁边坑位，然后发出了一声灵魂追问：“你好了没？”我不知所措地转过头看着她，发出了疑问的一声“啊？”话音未落，墙另一头传来了一个大爷的嘶吼：“再等一下！”
胡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多，距离感少。住我们隔壁的阿姨是个公交车售票员，在狭长的胡同走道里养了十几只流浪猫，我主动提出帮她在网上找人领养，还真送出去了两只刚刚足月的小奶猫。室友无意间翻老杂志上的采访，“据说窦唯最早好像就住这附近”！在来回比对过我们小院和窦唯那张站在院门口的照片后，我俩愈发觉得“实锤”——他当年住的不会就是我们这个院吧？！然后激动地摆出同款造型拍照留念。
因为住得离排练室最近，后来乐队偶尔会在排练结束后把设备拿去我家放着，下次排练时再托我带过去。最夸张的一次，我背着吉他，身上斜跨着自己的包，左手拖着镲片，右手还拎了把琴。我们最早排练的歌都是一些日本动漫主题曲，不会日文的我只能对照着罗马音死记硬背。我戏称自己是“最惨主唱”，但这种卖惨相当于炫耀——相比于和伙伴们共同为喜欢的事付出的开心，一切辛苦根本不值一提。
乐队组起来不过几个月，成员就已经来来回回地换过三四个。不用排练但需要一起见面写歌的日子，我们基本都约在老孟家碰面，那儿成了乐队的据点。
二环，乐队，鼓楼和酒，只说关键词的话，实在让人有种住进老电影里的错觉——是那样美妙的错觉。
4
在我逐步解锁老北京胡同生活的时候，同事们却让我愈感烦躁。
本职工作并不让人生厌，除了运营，还可以尝试选题策划，有时为了有趣的选题，我会帮助拍摄不同的形似男性生殖器的道具配图，也会把“公司福利”带回去送给男生朋友。出于工作需要，男同事们有时会在工作时间去洗手间试用“新品”，但是那些口无遮拦的“经验交流”和毫无下限的黄色玩笑，让整个职场环境每况愈下。某天聚餐时，男同事们议论起隔壁桌的一位陌生女性，话里话外不加克制的恶意引发了我强烈的生理不适，让我之后每天只要走进办公室就觉得恶心。
女领导也肉眼可见地日益憔悴起来，她那头卷发不再像往日般蓬松又带着香气，常常好几天都带着未曾打理过的油腻和凌乱，发丝和衰退的精气神一缕一缕地垂在她脸上。
此处没有大快人心的反转，只有我脚底抹油的辞职。
辞职之后，我用存下的小金库和爸妈给的生活费，混到了2016年4月底。
我在朋友圈刷到了“MAO的最后一晚，大家把舞台当成了KTV”。虽然“MAO要关门”的传闻已久，但看到这样的消息，还是心里一沉，换了件衣服就出门赶了过去——即使没来得及站上去演出过，那至少也要亲眼见证和认真告别。
鼓楼东大街111号的MAO Livehouse曾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现场”，我对那儿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每当音乐响起，台下从未有过交集的观众们都可以自然地、自由地融为一体。在金属乐现场甩头时，不时就会有一支胳膊搭上你的肩膀，人们相拥在激烈又暴虐的节奏里，甩头、狂欢，把音乐揉进身体里。
那天我站在观众席后方观望，现场的人自由地放伴奏，上台唱歌，有人上台只是拿起麦克风跟大家闲聊两句。我想这恐怕就是自己最后一次和唯一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机会了，心中登台的欲望不断翻腾。我迈着小步，紧张地挪到调音台旁边，找到那首算是我的乐队启蒙动漫《NANA》的主题曲，走上台，前奏响起的时候，我对着台下说：“麻烦大家给我拍拍照片，等会发给我，哈哈哈哈哈。”
下台时，有人过来搭讪：“哎你也喜欢《NANA》啊。”
那次登台，没给乐队带来什么演出机会，却让我意外收获了一份实习——台下一个聊得投缘的哥们，没两天后便介绍我入职了“乐童音乐”做运营。我借实习之便，见证了“乐空间”的开业，自告奋勇地向领导推荐了室友去拍场地宣传照。那天下午，我们泡在崭新又空荡荡的“乐空间”里，一边拍照一边摸鱼。不管后来在那里看了多少场喜欢的演出，那里对我的意义都只来自于那个下午——没有音乐，只有朋友间笑声的时光。
短短几个月的实习还让我收获了爱情。
入职后没两天，正赶上五一假期，全部门一起去了草莓音乐节。我第一次见到了刚出差回来的花澪——他是同部门的同事，做商务沟通的，常跟着乐队四处跑，对接联系演出相关事宜。他的头发几乎留到了腰，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我就看着他就举着印着部门LOGO的大旗，冲上了金属舞台。
那一眼，让我们之间的故事有了后来。
从音乐节回来后，我和花澪上下班都常常厮混在一起。我们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北新桥老QS酒吧里，动辄聊到半夜两三点。他喜欢的音乐风格和乐队跟我完全不同，我基本都没听过，但他对我说起了自己的梦想：
“我以后想自己创业，我想为中国的独立音乐做点什么。”
“我希望它更好。”
那一刻，花澪的眼睛里有星星。
那段时间，我夜夜去酒吧，不是为了酒，后来离职之后，“他会去吗”成了我每天脑海里和自己的纠结博弈，直到他对我说：“我哪有天天都喝酒的习惯？去那里只是为了见你。”
于是，我给他戴上了淘宝20块钱的盗版南京锁。
而后是迅速地同居。我在网上无意间刷到了租房信息，房子在簋街南面的石雀胡同里，大开间的布局，月租2800。虽然是在院子最里侧，采光不是很好，但在我俩一番布置之下也有了一丝小家的温馨。住在北京二环里最爽的时刻，就是在假日和朋友们喝完酒散场之后，别人不得不站在路边等待打车软件几百人的排队，而我俩却可以手牵手稍走几分钟就到家。
短短几个月后，我辞掉了这份实习，运营的公众号没太大起色，需要我独自应对的找选题、写推送难度却直线上升。机械地写东西让人消耗，我搞不懂了。直属上司时刻“打鸡血”似的状态，和管理方式也令人生倦。为了完成选题任务，她常要我组织部门同事一起开会，败于职场社恐又恐惧的我，直接选择了跑路。
兜兜转转几个月后，我在之前一家接过写稿私活的公司入职了，做艺人宣发，自此踏入娱乐营销行业。
入职后我的第一个项目是某歌手的新专辑宣传工作。客户要求我们的宣传文案不能提及与“爱情”相关的字眼，甚至“你”“我”这种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有指向性的词也需要屏蔽。我小心翼翼地写着“安全解读”的宣传推广文案，只要在各平台看到项目相关的任何信息，就积极用自己的账号去豆瓣小组里“用爱发电”。尽管我之前对这位艺人没有任何了解，一段时间后竟也对此人“日久生情”，凭白添了许多好感和善意。
直到对方公布恋情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懂了“塌房”的感觉——只不过我塌的是对自己工作的认同感。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的工作是“用正向的文字解读、建立一种（艺人）形象”，但这个艺人的恋情，让我之前的所有包装言辞都成了为对方的竭力遮掩。最搞笑的是，对真相毫不知情的我还曾一度乐在其中。
5
主业伤我，好在还有一份踏踏实实的副业值得我付出。
乐队依旧常聚在老孟家交换对新歌的想法，分配各自的任务。一次下午聊完创作之后，老孟女友刚把火锅端上桌，天就开始下雨了。雨滴轻而易举地穿透老房子的屋顶，各个角落都开始漏雨，屋里接水的小盆根本应付不住。忘了是谁最先举起锅盖接雨，还有人打趣了一句：“这雨正好给火锅加汤了。”后来雨再往哪儿滴，哪怕正好落在脑门上，也没人在意了，大家傻子一样笑成一团。
年底，乐队终于积累出了一两首原创，也第一次接到了演出。
第一次演出在老DDC，我们给一支日本乐队暖场。晚上5、6点我们开演时，台下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大多还都是我们叫来捧场的自己人。舞台很小，我们鼓手、贝斯、主唱、吉他、键盘依次站立，鼓手被挤在最靠后的位置，开演前还在不住地担心：“这儿没人能拍得到我啊，回头别我一张照片都没有。”当天我们翻唱和原创穿插着来，估摸也就演了不到半个小时，每首歌之间我什么串场的话都没有说，只是简单报了每一首歌名。
之后我们能陆续接到一些小场地的演出了，甚至还被厂牌邀请参加了新人乐队的比赛。第一轮现场比赛在昌平一个大学校区里，过去一趟得在1个小时往上，我们不得不都向公司请了全天的事假专程跑一趟。各乐队坐在大学礼堂的最后几排，等着登台。评委是指人儿乐队，我在排练时翻唱过他们的歌，上台面对他们时紧张得不行。上台的乐队都没有调音的时间，我作为主唱，试音非常简单，只要话筒能出声就行了，当其他成员还在对着音箱和效果器的各种旋钮调配时，我只能站在舞台中央独自尴尬和冷场等待。
该说点什么吗？这样的场景实在让我社恐发作。台下许多人开始解锁手机屏幕，或是凑到邻座耳边说起悄悄话。见状，我和两侧成员互相点头示意，顾不上还有些琐碎的细节没调试好，就突然地开始了表演。
按照规则，每个乐队只能唱一首歌。但紧张的情绪加上并没有完全调试好的设备，让我们的表现简直可以说是乱七八糟。为了给刚刚才找到状态的我们扳回一城，我在评委点评时带着全场起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之后不顾评委的反复强调，前奏响起，又表演了一段。唱是唱了，但事后我们再也没收到有关那场比赛后续任何消息。
后来为了在演出过程中跟大家扯点串场词，我想了个歪招——不如在每首歌中间穿插着讲个冷笑话。结果第一次在演出现场实验的时候，我拿着手机一边念冷笑话，一边打磕巴，讲完之后自己都没理解笑点在哪儿。
对于这波滑铁卢，演出结束后老孟劝我：以后还是算了吧……
工作愈发忙碌，我不想再守着看不到希望的梦想，一心只想花时间和精力经营好已经握在手的工作和爱情。于是我向老孟提了退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次看到他朋友圈里和新主唱排练的视频，我虽说不后悔，但心里还是会有些意难平。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脱离职场小白期后，我慢慢能够熟练地应对各种类型的文案和稿件了，也进到有客户的工作群开始负责对接一些沟通工作。但不会换位思考、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拒绝”的我，很快就被客户投诉到了老板那里。
2017年年底，在不到10个人、轮流进小屋报告的述职会上，我跟领导们“检讨”：“我从只会写文案，到开始接触客户完成一些沟通的工作，还是有很多不足。我知道我有时候脾气会有点冲，我以后会调整这种状态，跟客户交流的时候更柔和一些。”当时还是公司合伙人的当当回应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沟通方式，你也不用非得改变你自己的性格。”
当当平时几乎不会来公司，所有的工作都在线上沟通，但大多事务她又都亲力亲为，比如什么样的媒体适合发布哪种类型的稿件、创意策划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对接的人员等等，事无巨细。每次我发些思路受阻的稿子向她寻求意见的时候，她总能几句话就能给整篇稿子加上点睛之笔；我讲出自己的困惑和问题时，她也总能中肯又精确地给出建议。当当得到了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信赖，每个人都相信，只要经由她手，所有事情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但那年年会，大家正在KTV里嗨唱，她却突然按下了暂停，跟我们所有人说：“我要离开了。”
她的离职是毫无预兆的，但自打她离开后，很多人都接二连三地离开了，也包括我。
我在这家公司待了近两年，离职时已经习惯了每天工作项目一个追着一个、随叫随到的工作节奏，习惯了紧盯那些需要跟的综艺、跨年晚会的热搜和舆情监控，也习惯了需要处理文案、物料和每月到手的4、5千薪酬。下一步，我本来该沿着“项目经理”的职业路径一步步往上爬了，但我真不愿意时时面对甲方、天天对接联络沟通——临时应付一下，问题不大，要是就只干这活儿，我真不想。
离职的另一个原因，是老板实在性格古怪。他教会我许多，带我进了一个崭新的行业，但这人不好相处，我后来光是想到他就膈应，以致于在公司一秒都不想再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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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辞职后，我回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2018年春节假期后才又回到北京，约了许久未见的老孟去老QS喝酒。他喊我回乐队：“你回来吧。你写的那首歌，我们从没跟新主唱排练过。我觉得只有你能唱。”
再回乐队，原创歌曲已经攒了四五首，除了老孟之外，没有一个以前的乐队成员。新成员们都是有本职工作但爱好音乐的同龄人，老孟在微信里列下一条条关于玩乐队的目标：半年内每月两次演出；参加一次夏季或秋季的音乐节；争取办专场；无人员变动。我提醒说“办专场还是冷静点吧”，他只说“争取”。
但事实上，这些计划最终一个都没有坚持贯彻落实。
乐队还在陆陆续续演出，也能接到一些商演。我们赚到最多的一笔演出费是500块，但那次并没有表演。那是原定在团结湖附近地下的T-HOUSE音乐空间里的一场演出，跟我们同场的有现在已经成网红乐队的花墙和脆莓。我们第一次在演出前有了独立的休息室，正在一边吃零食一边聊天，却听见前台的音乐突然停下来了。主办方告诉我们，有人举报扰民，之后的演出都被迫取消了。拿着结款，我们去场地对面的馆子吃了顿夜宵，花了200，剩下的进了公费小金库，留作后用。
乐队唯一的“重大发展”，只有一首原创歌曲的正式制作。为了节省预算，我们只能跑去录音师家里录歌——没有什么任何的隔音和高端设备，纯“在他家里录歌”的字面意思。
那天早上10点多，我提前到了约定地点附近，蹲在房山地铁口前抽烟，等着跟其他人会合。老孟见了，调侃我：“今儿怎么能起这么早了？”我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回怼：“那不是有正事。”可惜早起弥补不了唱功上的缺陷，等我一遍遍唱至体力耗尽、肚饿嗓哑时，已经过了下午3点。老孟还在不断地抠着每一个发音的细节：“这个字儿跑了”“这句高音没唱上去”“破音了”。等到所有人都筋疲力尽，老孟最后指着我说：“下周末你单独再来跟我录唱。”
这第一首制作完整、千辛万苦录下来的原创，我们乐队成员并没有等来能够激动地分享到朋友圈的时刻。直到2020年，老孟才把这首歌的音源同其他几首demo，一起上传到了他个人的网易云账号里。那张专辑的简介只有一句话：“some demo of old song”，除此之外，能证明我们存在过的为数不多的痕迹，还有老孟自己发在B站的几个演出视频。
就像那首再没后续消息的歌，许多我们演出过的场地，也慢慢在北京的地图里被擦掉了痕迹：夹在DADA和Temple之间的EA，方家胡同的热力猫，百子湾的来福，五道口的13club，朝阳门的天草之间，西直门的蘑菇商店……几年间，许多地儿都关门大吉了。
转眼我又混了大半年，直到秋天才又找了个活儿——在一个做音乐APP的创业公司做“音乐编辑”，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定量审核用户传歌。操作简单快捷，传了就审，没有歌就没活儿。我都不敢说这是一份工作，因为在公司里我们几个人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喝酒、聊天。
我买了辆电动车，至今也没换过，甚至联系了多家物流把这辆小牛带回了西安。我很喜欢骑车通勤，这是我能逃离工作、最深层和自己相处的时间——没有碎片化的信息抢夺我的注意力，路程一般刚好能听完一张专辑。路过的每个行人看起来都有故事，我在望京附近的高架桥下看见过躺在路边睡觉的代驾小哥，凌晨12点，正是团结湖路口小吃摊热闹起来的时间。骑车下班前，我会跟随心情挑一条自己喜欢的路，再去趟便利店买回酒和夜宵。
我没时间去傍晚就关门的菜市场，但有几家特别喜欢去逛的7-11。簋街快挨着东直门的那家7-11很大，货架上的商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我把它当做一家大超市去采购；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店在雍和宫地铁站旁边，每次我从鼓楼走回家的路上，总是会去那再续杯一瓶睡前啤酒；在ZHAODAI旁边的那家7-11里，我曾和一个萍水相逢的男孩在喝完酒后一同光顾过，他在货架上认真地浏览后，拿下一瓶驱蚊水对我说：“就是这个，特别好用。”
如果没有这瓶驱蚊水，可能我们不会继续在路边聊到天亮。
7
在创业公司没待多久，接到了前同事的邀请，见过一面，喝了顿酒，我就迅速去她就职的公司入职了，还是做文案策划，主要项目都是综艺。我俩在前东家那里建立起的革命友谊，又在新公司得到了延续。
公司在将台附近的一个商业园里，不忙的时候我和同事会一起过马路到751里遛弯，那有一整面供游客翻木板拼图案的“快乐墙”，抽烟、聊天、晒太阳，承载了我的许多快乐的回忆。园区便利蜂的冰美式让我清醒，潇湘阁和火烧云外卖让我长胖，但楼下的健身教室又帮我养成了运动习惯。
转眼到了2019年春，公司收到了一档平台“S+级”项目的“比稿”邀请，有机会争取成为这个平台综艺宣传组供应商的机会。比稿说到底就是PPT的PK赛，为了拿下这个项目，我们同事3人熬了半个月，写了将近100页PPT。说实话，没经历过这事，谁都没有十足的信心稳赢——直到高达500万的预算通过一条微信消息砸在了我们头上。收到消息时，我正躺在出租屋的床上，花澪用手机记录下了我“范进中举”般癫狂的一幕。我激动到痛哭，双手高举，一边流泪一边说：“500万啊！！！”
我们没有人畏惧过，这会是一个难熬的夏天，也从没人能预料到，这会是疫情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在当时，那只是漫长而忙碌的3个月。节目录制期间需要出差去录影棚，确实能碰到一些明星，不过对我们这些小白丁来说，仅限于远观。第一次出差，下午2点我陪着负责拍摄明星“上班图”的同事蹲在对方的下车点，不到4点又和他一起回到会议室，为了几张照片的热搜修图、写文案。录制过程中，唯有一次“奇遇”——我们正在公共区开小会，孙燕姿结束录制往这边走来了，项目经理作为她的资深老粉，没忍住惊讶地感叹了一声，换来了孙燕姿微笑着回头说“辛苦了”。之后项目经理那没出息地哭到不值钱的样子，被我们嘲笑了一整晚。
除了进棚出差之外，所有时间几乎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周六晚上节目更新，对于宣传组意味着整个周末都成了最忙碌的工作日，第二天要发布的文案和视频素材是从周五开始准备的，周六当天所有人都会实时紧盯着节目微博热搜上榜的成绩，周日早起需要不断刷新的舆情和话题。
综艺决赛收官当天，我们公司、其他供应商和投资的客户们齐聚录影棚旁边的会议室里。直播结束后，所有人都一窝蜂似地涌向舞台，一家家公司、一个个团队轮着上台合影。对于平时很少有机会能公开拍照分享的我们来说，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终于光明正大地证明自己一次：这里我也来过。
不过，大多数项目都不需要我们宣发组在前期“深入”，一般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边看边对节目提出建议。偶尔需要面采时，我们才有机会跟随记者一起和艺人面对面地交流。
2019年冬天，我参与了一档纪录片项目的宣发，接受采访的男艺人不算大红大紫的“顶流”，坐在艺人对面、负责采访的记者只有一位，其余都是来自不同公司的宣传组、供应商和甲方客户。男艺人在镜头前笑着侃侃而谈，话里有很多笑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不敢直视他，怕看一眼就会直接笑出声来，都在翻弄笔记本或者窸窸窣窣地敲着电脑键盘，装作忙碌的样子——实际上都正在微信对话框里“赛博爆笑”。一个问题结束后，男艺人突然把目光转向我们这边，说：“我知道你们都没有在听我说话，但是没关系，我懂，都是这样的。”他说这话时还是在咧嘴笑着，我很想回答他：“也不是，我们只是不想没礼貌地笑得很大声。”
后来我在另一个项目里又遇到这个艺人，当时我们正在现场随机抓拍艺人录vlog，面对突如其来的镜头，他的第一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抗拒：“你们也都是打工人，其实你们也不想拍对不对？”但当我转去拍摄其他艺人时，他突然又怼着脸凑到镜头前，对没听到他说话的我问：“我问你呢，厕所在哪儿？”
那两年，我常觉得“宣传”位于整个行业鄙视链的最底端。负责“上热搜”这件事久了之后，我更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我们乐队没熬过2019年，解散了。这次放弃的不是我，是老孟。
关于乐队，唯一回想起来让我热泪盈眶的瞬间，并不是站在舞台上卖力放声的时候，而是解散许久之后，在某个已经醉醺醺的晚上，我从还开在鼓楼的DADA步行回家时被人拦下搭讪。我们一起去QS续摊，坐在窗口的位置，那个人说：
“我记得你，我看过你们演出。”
“你是不是在DDC，你还穿一个lolita裙子。”
“你们乐队叫……”
那一刻，并没有点燃我想要重新追求音乐梦想的冲动——我不过是因为什么乐器都不擅长才做了主唱，为了玩乐队去上过几节声乐课、进过录音棚、偶然一次也和某个出道歌手在KTV唱过同一首歌，这一切都让我逐渐更深地意识到：我不是这块料。
不过好在，我也有被听到过。
8
2020年年初，我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职业困境：我不想从文案岗“升级”成需要对接客户的项目经理岗，动了离职的念头，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儿去。
跟当当在酒局上聊起这事，她刚好也不想再“打工”，我和其他朋友便一起劝她：“创业吧！你肯定可以。”
结果事竟然就这么成了，我也加入了她的创业团队。
夏天，公司接到第一个项目的时候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员不固定，办公室也没有。我们经常相约在呼家楼苟市（酒馆）碰头，从下午2点开始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工作，到晚饭点开始喝精酿啤酒。这样的“游击”打到了2020年底，中途我们几度问当当：“不租个办公室吗？”她却一直主张“有需要的时候见面就行”——在她的创业畅想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办公地点，每个人竭尽所能地做好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就完了。有次我和她说想做关于“酒鬼调查”的写作项目，她当场转给我200块红包：“这是支持你的资金。”
那一年，我们不到10个人的小团队跟着当当一起，为了做一场从早吃到晚的小型发（旅）布（吃）会，请过10几家媒体从不同的城市飞去福建；也曾为了项目方案熬夜开会，写到头秃；周末需要加班时，我和当当提议一起去“男仆咖啡店”，还请了3个“男仆”陪我们一起聊创意。
公司渐渐步入了正轨的同时，我也结束了和花澪将近4年的恋爱，恢复了单身。决定分手的那天晚上下着小雨，苟市只剩下我和当当聊完工作之后还在喝酒。当当在听完我的想法之后只说：“在一起可以慢，但分手要快。”
身边所有朋友都认为我们是模范情侣，距离结婚只差一步之遥，我一提起“想分手”，大家都只劝和不劝分。我很能理解别人这样做的原因：这几年，我喝醉时只要一个电话他准到；他不想去的聚会，但只要我提出了要求他都会陪着我一起，哪怕是静静坐在旁边打游戏；睡觉之前，他会摸着我的肚子开玩笑说“宝宝你是不是胖了”，又兴致勃勃地买回健身环大冒险。
我陪着他剃掉快秃了的长发，从合租到住进了独属两人的一居。就和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里那个起初的“理想的家的模样”如出一辙：在护城河边离地铁站步行要20分钟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顶层7楼，老旧但铺满阳光的小露台。两张书桌和台式电脑并排放在客厅，从看房子、签租赁合同、重新打扫装修，一切让人很难不觉得这就已经是幸福的标准答案了。
每年他生日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去蛋糕店做蛋糕。我问他想要什么样的蛋糕，他连续好几年都说：“我想要一个DOTA的蛋糕。”我在网上搜了半天，也不知道花澪喜欢玩什么英雄，只能指着DOTA的logo问蛋糕师这个应该怎么做，我做过在生日牌子上画DOTA logo的普通奶油蛋糕、水泥底色配橙红色DOTA logo的蛋糕，每次都让他哭笑不得。
我也见过了花澪家里大大小小的亲戚，每隔几周我们都会辗转从地铁换乘公交到昌平，陪他爷爷奶奶一起吃饭。爷爷八十大寿那天拍全家福的时候，爷爷看见站在摄影师旁边的我，一把给我拽到了花澪旁边入镜。
但我总觉得我们过于早进入了“老夫老妻”的状态，和他出门我从来懒得化妆，情人节和七夕也没有花和礼物，但在我抱怨过枕头太旧之后的某一天，他会兴冲冲地举着一个快递进门：“宝宝，你看这是什么！”
2019年年底，为了能一起跨年，我飞去长沙和他一起出差。我们住在解放西路，临近零点时，火急火燎地穿外套跑下楼。新年来临的那一刻，十字路口站满了人，IFS的楼顶洒下金闪闪的小亮片，我们对视、相拥、接吻，和狂欢声一起簇拥着2020年的降生，之后一起在文和友吃新年的第一顿宵夜。饭桌上一起出差的同事趁他上厕所的时候告诉我：“花澪说准备和你结婚了。”后来再聊起这事，他坦诚地告诉我确实如此，他跟爸爸商量过了，只等把手头欠的网贷还完，我们就结婚。
但那都停在了2019年。疫情带来的灾难无论从生计还是情感层面上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我们第一次都没回家过年，花澪久久等不到工资入账，每天我俩都只能蜗居在家里。Livehouse无法营业、没有演出，对于当时是巡演经理的他来说，相当于所有的工作通通停滞。他无奈地每天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有时也会跟我一起看偶像剧。但当走出客厅时，就像是偶像剧和文艺电影的另一面——满眼的生活垃圾。
下楼拿外卖和扔垃圾，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出门机会。我不止一次问花澪：“那里不是还有一袋垃圾，一起拿下去呗？”他总是回答我：“拿不下了，明天再扔呗。”可是，一人拎一袋垃圾，他明明还有一只手是空的。叠衣服、洗碗、收纳，类似的问题重复提及的次数多了之后，他会辩驳：“改了就不是我自己了。”
在起初不能复工的那几个月里，我的失眠日益严重，盯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课题只有一个：“我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里，就是他躺在我旁边吗？”
“你确定吗？”
确定——我不喜欢他了。
决定分手的那个雨夜，我淋着细碎的雨骑电动车回到家。已经半躺在床上的花澪照旧说着：“宝宝，你回来啦。”我坐到床边，说：“我想跟你说个事。”
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听我说了“我们分手吧”，他一味重复地问着“为什么”，而我只能回答：“我不喜欢你了。”
至今我依然非常抗拒“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必须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事情都必须有原因？与其说那一袋垃圾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其中一个细节，那我宁愿更相信在那段时间里天天折磨着自己的“感觉”或“氛围”才是我决定分手的要因。
这段感情还算结束得痛快。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还没回家，花澪回复“跟朋友喝点酒聊会儿天”。回家之后，他盘坐在自己的电脑椅上：“我们确实很多地方不合适。”
他逐条分析：“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追求浪漫的人，但我更追求稳定。但是吧，我在稳定中其实也会追求刺激，比如明明还有负债，还会拿钱出来炒股。”
“Hello？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9
2021年4月29日，搬进办公室的那天，也是公司一个新项目的首次录制的时候。这个综艺项目从我未成年起就一直在追的，转眼节目已经到了第七年，录制地点就在北京郊区，能亲身参与进去，是我之前从来没敢想过的。
第一次录制当天，我和另两名同事各自举着相机、大疆，在艺人的下车口等待拍摄他们的“上班图”。站在远处看到两个MC互相问好，我激动地揪住旁边同事的衣服直跺脚，他笑着打趣：“都做过多少个项目了，别再狗狗祟祟的了。”
杀青日对于我们宣传组来说，远没到收工大吉的时候，给我们留的参加庆功宴的名额也少得可怜。不抱任何希望的我早早就打车离开了，直到快进四环时，项目经理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你要不要过来，你能过来的话也可以一起。”我赶紧地在打车软件里修改了目的地，在北边的机场高速从国贸绕了一圈，重新回到通州，在40分钟之后赶回了办庆功宴的饭店。
宣传组只单独占了一个小包间，和艺人们不在同一层楼，酒足饭饱，艺人嘉宾才聚在大堂，向全体工作人员表达感谢。我站在最外圈，只能踮起脚看到他们的侧脸。我直勾勾地望着曾经只在屏幕里看到的人站在眼前，如同悬浮在世界另一边的陪伴变成了握住我的一只手，情绪一时难以自控，忍不住泪崩——进入娱乐行业之后，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了身处现场的真实感。
国庆假期一结束，我迎来了自己第一次面对客户的提案。从颤抖的声音到激情澎湃的“小学生朗诵”，我只记得结束之后对面运营组的一个客户，向我投来鼓励的微笑和掌声。
我终于能以一种平常心去看待和面对“甲方”们了。每个周末，大家都是在朋友圈里各自靠着酒精宣泄心情，我看待“好甲方”的标准，也不再是“这个人没那么事儿”“好对付”，哪怕收到修改建议，也能一边叹气一边加班，对自己说：“这样确实对项目更好。”
我进入了方向确定但情绪动荡的矛盾期。从2020年直到离开北京前的许多个晚上，过了深夜12点，我便结束加班开始化妆奔赴酒局。我站在club的舞池里，不喜欢耳边的电子音乐，也玩不明白“十五二十”的酒桌游戏。我只像一个无情的酒精机器，不断地喝，直到醉为止。
接连经历跳槽和分手后，我酗酒的冲动像成年后再次迎来的叛逆期。住的地方从温馨的情侣小窝变成了醉鬼们狂欢的派对现场。如果有人留宿，我会拆开一个个新的电动牙刷刷头，直到用以区分人头的刷头颜色都不再够用，堆满了小小的收纳架。我家楼下的早餐铺会在凌晨2点半左右出锅第一波小笼包，但如果想吃韭菜鸡蛋馅的，得多等20分钟。
不记得过了多久这样的日子，每一天，我对酒精的依恋和对自我的放纵始终不停。2021年春节，我借着疫情没有回家，建起“就地过年”的豆瓣小组，和同留在北京的朋友们吃遍了鼓楼附近酒吧的“百家年夜饭”。大年初一一早，当我空着肚子打车去打麻将时，下楼接我的朋友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我没醒酒没吃饭晕车了，正扶着小区花坛吐。
虽然酒精确实能麻痹人，让我得偿所愿地进入睡眠，但每个下午睁开眼睛的时候，酗酒后的清醒会带给我深深的不想开启和面对新一天的逃避感——那些酒后的眼泪、十几通拨出去但无人接听的电话，和只能拥有下午和后半夜的不完整的“一天”，我一睁开眼，就会被更不可挽回的负罪感吞没。
我常常怀疑这一切，包括我活着的意义，思考的意义，这些本身是否有意义？愈演愈烈的酗酒让我的写作计划不得不暂停，之前下班吃完饭回家每晚10点点燃熏香、倒一杯朗姆、坐在电脑前安静写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电脑文件夹里尽是些改了许多次、最终还是中途就被放置的文字。
确诊抑郁和酒精依赖之后，我把自己的症状归于“人和外界世界连接的失衡”以及“对现实生活掌控的失序”。我无法确定自己该和外界保持什么样的联系，过近的距离或过于频繁的对话，都会令我很快厌倦和不耐烦，而跟人只稍隔开一点距离，又会让我感觉陌生与焦虑。
我沉浸在“自己没有生活”的焦虑里。我想通过文字和记录的方式继续更深层地“研究”自己，究其一生只以自己作为课题，又何尝不是件趣事呢？但琐碎而难以脱身的工作让我的思考断断续续，一部分生理和病理性的症状也让我迫切地想要停下来休息。
现实的问题是这样出现的：我难以想象自己能有足够多的收入让我在北京继续保持高支出、稳定且也能维持写作的日常状态，毕竟我也不是每天源源不断地写。
这种对生活强烈的不确定感，让我想要找到一个稳定生活的“根”。我要回家——即便已经对“家”失去了概念，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在所谓的“家”中产生“扎根”的感觉。
回家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念头，似乎从一开始到北京，我就觉得自己最终还是会回家。2019年底我就想和花澪一起回西安开个小酒吧，我想卖创意调酒，他一心只爱精酿，最后因为没钱作罢。一年前有次和妈妈聊天时，我也动过回家再继续上学的心思，但又担心没钱赚会失去很多自由。
发出“回家”的消息之后，父母的电话迫不及待地涌来，他们反复跟我确认“你是想回来待一段时间，还是就彻底回来了”“你回来之后准备做什么”“怎么突然决定了”以及“你问过你身边的朋友有什么建议了吗”。一长串的提问里糅杂着惊讶和半信半疑，我反问：“咋，不欢迎吗？”这时，两人才异口同声：“怎么会呢，女儿回家，我们高兴还来不及。”
一直以来我都秉承着报喜不报忧、好让父母少管我的想法，对自己的许多经历都从没跟他们坦诚过。妈妈有次问：“我看现在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都抑郁了，你还好吧？”我立刻绷紧了弦打哈哈带过：“你看我现在这样像抑郁吗，肯定没有啦。”
但既然决定了要回到他们身边，我还是决定，说吧。
这通电话是让人紧张的，因为我无法预测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没想到妈妈只短暂地沉默了一小下，就用一种超乎我想象冷静的语气回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吗，你把这些都告诉我之后，我反而松了口气。”她迅速接受和安慰的语气，与电话另一头我紧张到几乎要发抖的声音和眼泪不断打转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
果然还是大人啊，我不由得这么想。
有年过年回家，父母开车来接我，路上才说：“我们搬家了，那里离你爸的公司近一点也方便。”我瞬间就急了：“搬家这么大的事为什么都没告诉我呢！”不过事后想来，我也没什么发脾气介意的资格，毕竟一年回家待不了几天，电话里也总是那个说几句就开始不耐烦的人。
后来父母决定去终南山定居的时候，还是告诉了我。那里紧挨着秦岭景区，走两步路就可以从小道去到山林深处，挨着平房旁边有大片大片的菜田，能看见毫无遮挡的蓝天。相应的代价是：去一趟超市要花20分钟下山；离最近的地铁站相距1小时的公交车程；没有能买到咖啡和沙拉的24小时便利店。妈妈特意叮嘱我：“回家之后看见村民们不要瞎折腾你那些张扬的装扮和观点。”
在北京的9年，总让我恍惚觉得这座城市会是我的家，但高昂的房价和巨大的生活压力又让我计较自己从没被它好好地接受过。摇晃在生活的不确定之中，我如同穿越在快乐和痛苦的两极。如今我只想拥有我可以拥有的那部分确定，就是我的父母，那里有一个家，那个家里有一个房间属于我。
10
2022年五一前的一个晚上，还没有禁止堂食，我在朋友上班的酒吧喝多了，突然哭起来，搞得几个认识的人一时间都手足无措，一边戴起草帽在我面前跳舞，一边紧张地问着我到底怎么了。
我实在难以给瞬间的崩溃找出确切的原因，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离开北京了”。大家安慰着：“这有什么的，又不是见不到了”“还是可以回来玩的嘛”，朋友甚至立刻掏出手机，准备介绍自己在西安关系好的朋友给我，说回去可以一起玩。
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快乐又放松的晚上，但好几个人一整晚就只坐在我旁边，看着我说不出话的样子和被哭花的妆。
虽然常常去7-11只为了这样一杯咖啡或啤酒，但即便在货架都空了的深夜，马上能拿在手里的酒和24小时常亮的灯，仍能给我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安全感。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次，我从朋友家溜达到公司旁边的7-11，说完“两杯冰美式”之后，店员让我扫健康宝，我意外发现自己的48小时核酸已经过了保质期。我尴尬地站在门口，多一步进不去，退一步看着正在接咖啡的杯子又觉得不甘心。店员自然地跟后来的人打了个招呼，我借着别人的手机结了账。
为了躲避隔离，6月2日我离京到了海南，从万宁、琼海又辗转到海口，6月11日又飞往了成都，最终才在6月18日乘高铁回了西安。自此，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但枯燥的乡村生活。太久没和父母朝夕相处的生疏感，还是让我短时间难以习惯。
偶尔进城找个临时住所再奔赴酒场，快乐的同时，熟悉的酒后空虚和从零开始的社交，又让我倍感压力。我在矛盾中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根”和它所带来的安全感是什么？我的安全感究竟来自于固定的地方还是某个人？建立在金钱、爱、陪伴还是自由上？
我的思绪又迅速飘去了不同的城市，一些迷幻、湿润、黏腻、凉爽的幻想带我进入另个极端的向往，而我始终渴望在极端里找到宁静。
一通朋友的电话，让我在7月底拎着行李箱独自坐上高铁，到了当时还没完全解除疫情管控的成都。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又订了间月租公寓，40度的高温下我很少出门，只每天固定去健身练拳，时不时地去club或演出现场喝个烂醉。我穿着背心拖鞋穿梭在成都的深夜，在没有灵感的时候看着公寓窗户外的绿茵发呆。我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某种向往的生活状态，然而在房租到期前，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疫情和静态管理。
在被封印住脚步的20天里，我反复地想：这是一座离家很近、我也喜欢的城市，我要继续留在这里吗？我要回家吗？我要继续去哪里？或者我要出国吗？这20天里，我经历了地震，在2天才能出门一次的机会里，和朋友去河边小坐了1个小时。我们盯着限2小时的出门时限，不舍地分开。
在解封的第一天，我抱着新买的枕头，又飞往了广州。
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每天都在同一条街道散步，看不同角度的日落，连续去同一家小吃摊直到老板记得我，我可以在每一个暴晒的午间躲在卧室吹空调，不对任何一个景点有欲望，却在偶然骑车散心的路上，发现“原来这里就是XXX啊”。
在广州的最后一天，我和国庆时看演出刚认识的朋友沿着珠江步行了整个通宵，暴雨突袭时刚好路过桥洞，等再回到住处，天已经隐约亮了。凌晨5点多，站在马路边，我对他说：“要不我今天回家吧。”就定下了早上9点回天水的高铁，上楼收拾行李，就此分别。
是因为我在北京这座城市被禁锢太久了吗？当我开始根据自己想品尝的美食、想碰面的朋友、想看的一场演出就能自由地进入另外一座城市生活时，我曾以为能给自己“安定感”的“根”又几乎被削弱至无了。我还想去更多地方，一个行李箱就足矣，继续过只在一座城市生活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旅居生活。家的牵绊和世俗的要求，通通成了限制，我在寻“根”无果后，重新回到自己，兴致勃勃地规划着，畅想着。我是自由的，我至少应该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
从广州回到老家不到1个月，我再次进入静默管控。老孟的朋友圈里张罗着结婚的事——今年他终于和大学时的女友结束恋爱长跑，修成正果，但我包好的礼金，却因为疫情迟迟等不到婚礼喜酒当面送出去了。
姥姥每天准时打来电话，希望我从现在独居的老房子过去一起吃饭，时不时有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润”，但我却对今天和明天都不在乎、也不敢在乎了。
我在结束北漂时没有找到的答案，家也没有给我。
或许在路上本身，就是答案。而我，也本就一直在路上。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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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在熟人社会中的外科医生
前言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有一种典型叙事，就是人物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被称为“成熟”的精神腐败过程。《张医生与王医生》所写的两位医生的故事，倘若严厉地说，大致就是这样。 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并审视二人知识、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本书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走进社会”
社会该来还是要来。不管如何被保护，男孩总要长大成人。这些被母亲宠爱的男孩还是要走向社会。有几个跟社会有关的悖论，其中一个应该就是：本来保护你不接触社会，就是为了让你在社会里更容易找到生存的好位置。
春节前。护士长把王平拉过来：“给你一个病人。”王平那时刚工作，正兴奋，跟在老医生后面，没有机会独立面对病人。这是护士长想着他，应该念护士长的好。
等到看了病历，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八十多岁，肝肠肺都不好，结肠癌，梅毒，二院不给做，转到一院来。再仔细打听，本来是给别的医生的，人家看这病人麻烦，不接。
“把我卖了，还要卖我一个好，这不当我是傻子吗？”
“你要直接说，过节了，这个病人比较重，主任不太放心，点名让你来，这是一句话，你不能当我是傻子啊。”年轻气盛的王平医生，就在早会跟护士长吵起来了。
“要不为啥我对搞行政的都很反感，时间长了都挺滑，好人不多。大染缸，好人也变坏了。”
李丽总结王平在单位里的窘迫时——他们夫妻与很多人一样，把“单位”与“社会”视为可以互相替换的名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们大多数时候需要相处的“社会”就是“单位”——会像张晓刚一样讲王平的缺点，核心同样在于“不够成熟”：对社会上的事了解得少，单纯，看啥都简单；老实，不会说话，耿直，倔；再加上医生的职业身份，说上句说惯了——我们理解这里的“说上句”，就是总是扮演信息不对称中的信息占有一方。
没有人对他好。为什么要对他好呢？又不知道送礼、拉关系。
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必要对刚毕业的年轻人表达太多的善意——这是他们真正的“人生初体验”。
张晓刚在毕业分配的当口找不到门路，主要问题在于不知道找谁合适。最后他能顺利分配到陆军总院，还要托二叔这种社会能人找关系。二叔张荣为了能从甘肃文工团调回沈阳，敢于直接坐到大军区政委的饭桌前讲自己的困难，这是社会上的硬角色：敢闯；审时度势，知道关键时候要抓住机会；找最管用的那个人。
王平对自己能留在医大一院的过程所述并不详细，但显然也是无意当中找到了最合适的那个人。
老师跟你说了，你表现挺好，我想留你哈。啥意思？没出过校门，不懂这些。不能说别人留下都送了礼，我感觉大部分人都送了。就跟初中保送一样。老师跟我妈说了，你孩子表现不错，我打算保送他。啥意思，我妈也没弄明白。结果怎么样？老师跟你说完，毕业的时候没留我，傻了。
通过关系找到当时主管医疗的副院长，他见科主任，随口问一句，那小伙现在表现怎么样。主任明白了，王平这是找院长了。留下了。留下你不送礼，人家也憋一口气。头两年过节还送，后来去他妈的，不送了。送礼和办事不是一个概念，我现在觉得那时候三两万块钱还是应该送的。不送，那人就打压你呗，所有好事都没有，没有啥劲头，没有啥前途了。
社会确实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友好。刚结婚时，李丽和王平沟通还多，单位里的事都要回来讲讲，互相出出主意。“我现在感觉，都是馊主意。”李丽现在总结。
这些“奖学金男孩”有一个不那么被提起的弱点，就是从小被人夸奖聪明。自己渐渐也就相信了这一点，难免在进入社会时要动用一点智力。但要知道，社会更多拼的是经验值，对智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这聪明有的时候运用于社会中，并没有什么竞争力，说不定多数时候还被人看成自作聪明，变成一个笑话，自己还不自知。
沈阳有若干民间传说，比如说知识分子整人更狠，知识分子人事关系复杂。这当然有妖魔化的成分，因为工人多，工农干部多，转业军人多，他们觉得知识分子的心思不大好猜测。工人阶级想象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很聪明，脑瓜转得比我们快，不像我们工人大老粗，直来直去，所以他们可能无时不在算计着自己的收支利益。
王平这样工人阶级出身的角色，当然也从小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类似的观点。这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他们对社会的想象。这与王平说的他对“行政干部”的反感是一样的：“有些人很势利，看人就是有用和没用。他就是以这样一个标准来区分人。”
王平如今事业有成，说到这里，沉吟一下，还是又加上了一句，“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但不能太过分”。其实不用他暗示，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圆滑”，他现在也会用“有用”“无用”来衡量人和世界，他只是觉得自己把分寸掌握得还不错，在自己的底线之内。
中国的单位研究者发现，普遍存在于工厂里的“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大致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第二种是上下之间的恩惠；第三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注：安德鲁·G.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在沈阳，这三种模式同样存在于各种“单位”里，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沈阳这个城市的“单位文化”的一种形态。
在这个文化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确实与工人社会有所不同。比如“上下之间的恩惠”更容易存在于工人社群的师徒之间，师承关系可以为每个新入职、新进入社会的年轻工人提供一点保障，减少矛盾。知识分子体系注重平等和人格独立，并没有这一层缓冲，因而更强调利益交换体系。
而一个刚进入工作状态的大学毕业生，并没有太多资源拿来与人交换，结果就是：步入单位，参加工作，通常被视为“走进社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与一群经验丰富的、岁数大他十几二十岁的人站在同一个竞争起点上，在这个背景下，新入职的大学生基本上必败无疑。
这种观点有个前提，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是零和游戏，是以相互争夺资源为代价的。在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起步阶段的中国，这个前提是存在的。
当然，年轻人也并非没有资源。如果现在看一些“大人物”的简历，他们通常有一些特殊机会，包括进入团委——因为有年龄限制，又有级别，所以很多人因此而进入高速晋升通道；做了秘书——帮助王平留在医大的副院长就是通过此渠道得以晋升；还有一种，进入婚恋市场，这种情形并不罕见。
张晓刚就是一例，他太太的父亲也是医院科室主任，德高望重。进入婚恋市场只是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机会，还要辅以其他的职业晋升机会才有脱颖而出的可能——张晓刚秉性淳朴，“一劳本神”，倒没有在这里兴什么风浪。
话说回来，年轻人觉得社会险恶情有可原。如果沉浸于此，同流合污，那就是如王平所说，堕落为一个恶人了。如果自身能力不弱，又有对自己的定力，如王平所说“有一技之长”，那么同样会赢得社会尊重，不会埋没才华。
在王平和张晓刚医生进入社会的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里，“单位办社会”已经进入到改革范畴，不再是受鼓励的行为。但它还在沈阳这种单位制重镇里继续发挥作用。人的单位所有制、人被束缚在单位之中，这种从王宝臣时代就存在的现象仍然清晰可辨。当单位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一个人对单位的依附性与对任何东西产生的依附性没有什么两样。
任何依附性都以让渡一部分自由为代价。我想要说的重点在于，它对人的文化和精神的控制，以及它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现代文明的最大特征是陌生人社会的形成，而单位制度的活跃反其道而行之，它力图维护的是一个熟人社会。
只有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才更具备建立信用体系、契约体系这种现代社会基石的条件。陌生人在社会各个环节上交往，建立规范和标准——大家不再以关系的远近亲疏来判断可能的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现代文明所在了。
研究现代文明和英国史的詹姆斯·弗农认为，英国是在19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那时，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抽象且不具人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体系开始掌控国家。
他在《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中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主张的“商业活动的增加创造了陌生人社会”实际上是说反了，正确的可能是“陌生人社会重构了经济生活中的行为”。
长久以来，经济生活都是围绕着地方市场和与认识且信赖之人的当面交易而展开的，然而逐渐分散、城市化的人口持续且迅速的增长，为这种经济生活的运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促成陌生人之间跨越远距离的交易，市场信息通过印刷品，从人和地方被提取并抽象化。
此外，通过印刷，交易的各种形式——不论是公司的法律地位、货币的使用，还是度量衡单位——都被标准化了，因而信任关系的重心由与谁做生意让渡给了如何做生意。正如这些过程改变了经济生活的行为模式，它们也使市场成了名为“经济”的单一实体的一部分。所谓“经济”，具有系统性的特质，可在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空间中规划。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王平医生喜欢强调“贵人”的存在。他的母亲曾慕芝，以及张晓刚的母亲杨淑霞等老一代沈阳人也一样喜欢提及“命”和“贵人”。
“贵人”这个现象之所以有趣，在于“贵人”的身份通常来说带有“陌生人”色彩——在熟人社会中，一个陌生人提供的意想不到的支持。如果一个人与你有利害关系，为你提供帮助，这是社会的正常现象，比如帮张晓刚解决工作问题的二叔张荣，在当地文化中通常不会被视为“贵人”。
没有利害关系而出手相助，本身有一定的随机色彩，因此就有了宿命成分，比如张荣主动找军区政委帮忙，解决回沈问题；有大人物替王平解决留校问题，这些被称为“遇到贵人”的可能性更大。
强调“贵人”，算是熟人社会长盛不衰的一个小的佐证。
熟人社会贻害甚广，这其实倒是不用多说。这些年来，沈阳和东北文化被广泛诟病，有相当多是因此而生。其中，不找关系办不成事，最为典型。托人托关系，无非就是把陌生人社会变成一个熟人社会。没有熟人关系，你会受到冷遇，或者得不到相应服务。
以往，也包括现在，我们习惯于把它归于地域文化，但很大程度上这与地域关联度不高，甚至也不是工人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它是“单位制”的遗存，是“单位办社会”的本质特征。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单位与社会的那个核心结论了。
第一，单位畸形发展的结果，就是不断强化在可信赖之人之间的交易，虽然城市中的各种交易看似都已经存在，甚至各种规章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但实际上它并不会真正得以执行，因为在熟人社会中比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决定了交易成本；
第二，工业型城市，对于所有不同类型、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业型城市来说，都不是完整的城市化。工业有周期，工厂有寿命，产业工人要转型，城市不可能依赖一到两代产业工人而完成城市化。
沈阳恰好就是上述两个交叉点上的一个城市。
非人格化的社会，匿名的官僚体系，以金钱或者市场为基础建立的——或者委婉地说可量化的——社会关系，因印刷和交易的广泛发展和进步使得空间尺度变得更大的城市，这些是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特征。我们看到的是，在沈阳这个从工人阶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城市，与之背道而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王平与李丽用了大半生的努力来与这个社会和谐相处，这其中经历了诸多的变化。完善自己的一技之长，与社会的蝇营狗苟保持一种疏离的状态，遇到秦浩这样的“贵人”，尽量保持陌生人的相处方式，与单位保持距离。
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理当拥有更多机会，或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会更自如。
成为“他们”
王医生很多时候——可能是大多数时候——还是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至少在聊天的时候，他会有意强调这个特征。
很多时候，坚持“我们”的定位，是一个优点。与权贵保持一点距离，不那么谄媚，不那么“积极”，虽然就“混社会”而言不是什么好事，但可以让人保持清醒。权力机构不管怎么说都有腐蚀性，而且权力这东西还有成瘾性。一个对权力上了瘾且没有抵抗力的人，是王平医生所不齿的那种人。
这种自信心，对于王医生来说，往往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性和专业判断来表现的。
总住院医师这个职位，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系中，是成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生之前必须历练的一个阶段。这个职位要负责全院的科室会诊，对于外行，特别是习惯了官本位的外行来说，好像权力很大，实际上它是一个值班医生的活儿，锻炼强度大。如果是一个好学的人，那可学的东西相当丰富。
王平医生在这个岗位上表现出他的优秀学生本色，学到了不少东西，被评为优秀总住院医师，但也得罪了不少人。
一个肝脓肿病人发烧寒战高热还带糖尿病，内分泌科说这病人归外科，王医生说不，脓肿没有熟透不能开刀，应该内科治疗。主任不服，说你这么小你说了算吗。王医生说，我可以为我说的每句话负责。
又有一个病人，是火葬场锅炉工，两百多斤重，还认识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内科认为这病人是阑尾炎，应该归外科。王医生认为保守治疗更好，不必转外科开刀。教授不服，请来了更高级别的教授。高级别教授带的大夫做胃穿刺，穿出了脓，便说是胃穿孔。
王医生据理力争，说这不是胃穿孔，也不是阑尾炎，而是胰腺炎，依然不同意开刀。医务科介入，外科最后收了，但还是选择做保守治疗。一个礼拜后病人康复。
王医生觉得自己那一年总住院医师当得特别有质量，独立判断病情，抓住理就敢坚持，哪像现在踢皮球。“我外科不光看年龄看资格，还看能力。我会诊我拍板我定，你要觉得我不准，你可以找上面。”
这态度可不是什么好态度。性格中桀骜不驯的那一部分注定会成为生活的成本，更严重一点，叫“代价”。最大的代价，王平现在也不愿意多提起，或者装成不大在意的样子：他没什么科研成果，作为一个资深从业者，在这一点上不大说得过去。
在最容易出成果或者多出成果的那段时间里，按王平医生自己的说法，他是被打压的。一开始他还跟所有人一样找项目、申报科研基金，但别人做得顺利，他的项目却没啥回音。别人即使不顺利，也都知道今年这个项目差在哪里、专家评审意见是什么，第二年再改一改可能就中了。
王平的不顺利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领导说，我把你的项目报告整丢了。
按王平的说法，除了叛逆，没有什么好出路。科研不做了，临床是职业本分，工作也还算认真，但即便如此，时间还是多到可以用来看电影和琢磨股票，有阵子还能有时间回家做饭。
那个时候王医生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是移民，就像他的很多同学一样。
他选中了加拿大。但他和妻子从未真正下定决心，更何况他还有家庭观念特别重的父母。不过，那成了王平最轻松的一段日子，一个礼拜算上夜班和两三个门诊，手术量不低，科室里十个人他能排到第三，放眼人生后二十年，职业生涯好像已经清澈见底了。
直到那句提醒——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提到它了：“有一天，你姑娘问你，说你是医大大夫，怎么谁也不认识你，你要怎么说？”
让王平认真思考的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是，做特立独行的、始终保持旁观者姿态的“我们”，还是成为公认有成就的、有着让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他们”。
我跟着王平进手术室，他向其他同事介绍有人要为他写书。
手术室不是一个沉默的空间。各种仪器发出嘀嘟、哔哔的声音，还有医生同护士的聊天声。一个手术室的医生往往是随机的，而麻醉医生和巡回护士是常驻组合，他们见多识广，常会毫不忌惮地点评某某科某某医生动作不够利索，某些医生光顾着跟嗲嗲的患者说话，半天也没商量好术式……
甲状腺手术频繁，王平有固定使用的手术室——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当一个清醒的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如果他不是那么紧张，一定会注意到这里医生护士亲如一家的氛围，而自己是那个闯入别人家客厅的外人。
王医生有两个助理医生，手术时帮着拉钩，最后负责缝合收尾。两台手术之间大约有半小时的间隙，这时王医生会掏出手机回复“好大夫”上患者的提问。他不休息，不放空，也很少闲聊。
王医生一周里有三天跟他们在一起。通常这样的一天里，有七八台手术，这意味着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除了吃饭，王医生很少坐下。王医生手术的特点是快。护士长柳蕾说，如果别人也安排七八台手术，可能无法在五点半下班。
王平笃信手术是对一个外科大夫的锻炼，如果年轻医生一天只安排三四台手术，他就会批评他们偷懒，现身说法：“为啥不多做呢……我一天都做那么多。你那么多辛苦，当天看不着结果，一年看不着，两年看不着，但可能五年以后，突然有质的飞跃，你一下子就成名了。这东西你急不来。”王平现在说话有了一点老医生的气度。
一周中的另外几天与这三天一样，有如设计好的程序。周四上午，王医生出专家门诊。当天下午，如果安排得比较妥帖，他会乘高铁去省内另一个城市做手术，现在高铁发达，大部分地方一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周五、周六和周日这三天，至少有两天他要出去“多点执业”。一天走一到两个地方，手术量“不能说得太具体”，会有人觊觎。
这时候的王医生——大家尊敬地称他“王老师”，有时也叫“王教授”——在甲状腺外科领域里已经小有成就，不容小觑了。
作为一个要替王医生写书的人，我被允许在他坐门诊的时候坐在他侧后方，视线抬起来刚好看到他有点谢顶的后脑勺。王医生可以保持这个姿势从早上七点半坐到将近中午，一道铁灰色诊室大门把他和外面黑压压的候诊人群隔开。
大医院的热门诊室里大都有这样的紧迫气氛。但王平的门诊还是不一样。人有点太多了。那道铁门的宽度是普通门的两倍，它更像一堵墙而不是一扇门。当它打开的时候，门外是黑压压的人群，无一例外站着，紧贴着彼此，叫号的机器运作如常，然而人们置之不顾。
从房间里看，你永远不知道外面候诊区还有多少人，视线完全被人墙挡住了，也许，根本没有人愿意坐在候诊区的椅子上平静等待。
从早上七点半到十点，一百个患者进出这个房间，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那么至少有将近两百个人。每个人和王平的对话不超过两分钟。这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也可能来自房间里隐形的压迫感——王平回答问题快而短促，言简意赅，并且每一个人看病的时候，身后都至少有四五个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围观。
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随时保持至少十个人：一众病人和家属，我，王医生和江大夫。
江大夫的门诊时间在十一点之后，本不应该此时出现在这里。但给王平操作电脑的人离开之后，王平如何上门诊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他看病有多快，用电脑就有多慢。比王平年长十岁，已经接近退休的江大夫伸出援手。
江大夫可腾挪的空间很局促。他挤在墙与王平之间，一台桌面显示器和一个键盘旁边只够放一个保温杯。
铁灰色的大门开启，就意味着今天的门诊大战开始了——只是对急切的患者而言。有时会有人伸出胳膊卡住门，嘴里喊着：“王老师，我就一句话，就一句！”趁着门后的保安犹豫，他挤了进来。后面的人往前涌着，又徒劳站住，铁门重新在他们面前关上。
诊室里，羽绒服还来不及敞开的人们手里捏着各种各样的小塑料袋无纺布袋大纸信封。空气很闷，弥漫着头油的气味。唯一的一张黑色小圆转椅像抢椅子游戏的道具，一个人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另一个人就想坐下来，原本在袋子里收着的多普勒相片和病历已经盖过前者紧紧扒住桌沿的手。
王平的问诊通常都是耐心的。他眼睛看着一个病例，嘴里回答着上一个病例最后几句问话——有些人还会折回来再补几个问题——手伸过去接下一个要看的病例。
他压低声音回答每一个问题，有些人为了听清把身体凑得近一些：良性，三个月半年之后复查，不用吃药，没有忌口，观察为主；恶性的，是癌；良性的，但是压迫气管，得做手术；手术安排不上；你哪儿的，医保是哪儿的；先打个彩超/穿刺，手术就得切，万一是良性的不是白受罪了……
两个半小时内有一百多个门诊病人，在医大一院并不多见；但更不多见的应该是，这些病人如果想请王平做手术的话，大部分都会被拒绝。
——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做不完。
——王大夫我慕名而来。老远了。
——我患者太多约不上。
——我大姐二姐全是搁你这看的。你给我做我放心。
——找我至少要等二到四个月。我就是建议手术，在哪做、找谁做，这个自己决定。
——我就想找你！
大多数来问诊的都是女性——如果你搜索甲状腺疾病的发病人群，各种解释一定会提到女性的心理性格特征、雌激素水平、家族遗传与甲状腺结节的关系。中年女性是高发人群，从门诊的比例看，似乎也的确如此。
眼看预约手术无望，大多数人会最后争取一下，然后捏着资料袋离去。有两种人会成功。一种几率极小，靠毅力。一位嗓门尖利的中年妇女在她的姐妹或者好朋友的陪伴下神情紧张地坐在小圆凳上，两眼盯着王平说，她根本不愿意尝试别人。她急迫得看起来呼吸都紧张，一旁陪伴的人不由拍着她的背，让她不要着急。她越说越急，近乎哀求。
王平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是拿起了笔，“你手机号码留一下”。
王平面前放着一张 A4 纸，用得多，纸边已经软了，上面有患者的联系方式和病情特征——以简略的几个词排在一起。到九点半去上厕所之前，他大约能写下七个患者的信息。
有时来自外省的患者会得到一些小条，灰白色的纸，印刷粗糙，排版拥挤，但还是在角落里想方设法加上了“好大夫”网站的吉祥物，那只牛。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王平的“好大夫”主页。
有时王平还会在患者病历上写上当地医生的手机号码。他拿起手机现搜当地医生名字，然后告诉患者如何联系。一周，最多两周，他就会到当地医院去一次，“多点执业”，集中把所有预约的手术做掉。
那些上门复诊的患者也会拿到小条，王平称之为“售后服务”。甲状腺疾病的另一个特点大约就是绵绵不绝的二次问诊。
浏览王平“好大夫”页面上的“患友咨询”那一栏，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不少是术后的服药或者情况咨询，哪怕有些手术并不是王平做的。
那些问题的回复有时是一个蓝色的语音框，只要患者不设置成隐私内容，所有浏览者都可以听到王平的声音。听着那些拉拉杂杂的背景音，熟悉王平的人会想象到他在食堂吃饭时或者手术间歇低头对手机说话的样子——这就是传说中医生的碎片时间。
在这间甲状腺外科共用的门诊室里，还挂着其他医生的名字和二维码。但是没有人去扫那些二维码。有一些人会越过这些大夫的卡片，身子再往里凑一点，去扫王平的那一个。
王平一次门诊大约能发出去几十张小条。没有人问王平为什么有的人会拿到小条，有的人没有。
诊室后门有条鹅黄色帘子，当它被掀起的时候，就代表有门路的人来了。
比如，一个穿黑色毛衣的男人夹着包钻进来，把手搭在王医生肩膀上：“王老师，我是那谁介绍的，你给看看这个。”抢椅子游戏的玩家们都停下手来，王平举起彩超说几句，黑毛衣男人嘴里喊着“欸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又掀帘子出去了。
提问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都心照不宣。穿着医生白大褂、护士服的人从后门掀帘子进来，就能把号挂上，然后找王医生看病。普通人必须争分夺秒，错过这周的八十个号，就得等到下一周。有时候就连保安也会带来病人。
王平知道这里面很多是托。所谓托就是收了钱，而非真的是亲戚朋友有事。
“谁没事一天到晚有这么多亲戚朋友生这毛病的。”但他不拒绝，还是那句话：“你把这人得罪了，明天谁也不给做了，你还不知道三年五年之后你犯在谁手上。”
在关于“北方”的抱怨里，王平提的最多的一个是单位压人厉害，另一个就是办事得有关系。
王平当初留在医大，借了“贵人”之光，但这光不一定笼罩一生，大部分路都要自己选自己走。王平把“关系”看得很重，一方面是他理解“他们”的世界运行规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是他总觉得自己离“他们”这个世界还有点远。他有“先天缺陷”。
我在门诊里见到了老吴，他挤开患者从大铁门里进来。我们前几天在手术室里打过照面，他是隔壁某一间的麻醉医生。
“诶王老师，那啥我跟你说的那个病人来了。”
王平抬起头表示诧异：“昨天都在手术室外边给看完了啊。儿子领着来的，找了一个卫生员。”
“不能！那不是我的病人吧！”老吴也表示诧异。
“那你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
一房间的人都停顿了几句话的时间，然后又重新恢复问诊。不一会儿老吴把材料拿来了，王平接过看了看，“就是这个患者”。
老吴面子上挂不住，“他们怎么这么整呢！我可真服了”。正要冲出去，又求王平：“要不王老师还是给看看吧，人都来了，挺大岁数的。”
一个老头儿颤巍巍进来，脖子高高鼓起一个大瘤。果然是老吴在手术室说的八十多岁的样子。王平仿佛之前的对话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伸手摸了摸瘤，又问长了几个月——其实他知道这病肯定一早就发了，只不过是家属拖着没有治疗——回答说三个月就长成了这样。
王平表示遗憾：长这么快，转移率挺高，放疗也够呛。一旁搀扶的家属连连点头，“我们就是尽孝心，尽孝心”。老人始终没有什么表情。谁也没提昨天在手术室外到底是不是见面看过病。
王平不喜欢做这件事。他心里知道，家属只是需要一个转移责任的说法，表示这个病的治疗有难度，既然医生开口了，那就不是家属的决策出了问题。王平之前在手术室里嘟囔，操蛋家属，老吴明明知道这个，自己就应该把事情挡了。
但是这个人情完成了。
人情是否能完成得看情况。
一个早上五点半打来的电话被王平愤然挂掉。
“我当时就急眼了，我说不管你认识谁，手术我不给你做了，别来找我。你这人基本素质没有，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把我的生活都卖给你们患者了，你早上五点半打电话，把我家人吵醒了，把我姑娘吵醒了，她晚上十点十一点才睡。五六点钟睁不开眼睛。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绝对容忍不了的，你爱找谁找谁。不管你认识谁，手术我肯定不给你做。”
李丽劝他，也许是别人着急。王平更急了：“我怼的不是一个人啊，天天这么给我打电话我能受得了吗？”
所谓骚扰电话，在王平这里有两种，一种是在非工作时间打来的，另一种是在工作时间打来的，但需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处理某件事。五点半事件属于前者。但不管哪一种，惹恼王平的可能都不是那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他马上把自己的遭遇上升到命运的层面，仿佛他发
泄的不是睡眠被打扰的恼火，而是牺牲不得回报、辛苦无人谅解的哀苦。
至于那些给手术台上的他连打三遍电话，只为让他去手术区门口看一个片子的老教授，他当面没法发作，只能事后抱怨：“这人急得上房了吗？没有啊。就是看个破片子。”
素质。王平喜欢说他们没素质。我们聊起这些的时候，本来的话题是“医生的同情心”。我本来想知道，医生在何时会“丧失”他们的同情心或同理心，因为如果类似的情绪太多，可能会妨碍他们的诊治。
王平最后绕回到了这个话题：同情心我们没失去啊，但这种打扰谁也受不了。
门诊结束之后，王医生倚在医生休息室的窗边盯着手机。
“这门诊我是越来越不爱出了。没有意思。生活没有质量。而且我也接不了手术，都满了，都得拒绝。”
而且经常忙活两个多小时，收上来的病人还没有得罪的人多。医生把门诊当作收病人的渠道，但对于忙活不过来的王平来说，就比较麻烦，医院的关系都照顾不过来，门诊失去了收病人的意义，这事经常让王平感觉恼火。
他的困境确实明摆着。他优先安排了本院熟人的手术，然而仅仅这部分量也太多了，普通的病人只能全部拒绝，剩下的只有去外地做的手术。这两个部分的量加在一起已经到了一年两千台，“相当于复旦肿瘤头颈外科全科总手术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整个科室一年手术三千例，他一个人就做了一千例。
王医生抱怨工作有数量没质量。南方医院的专家可以有更好的收入体系，私立医院可以有更丰富的病人类型，而他只是在重复劳动。
他现在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他们”这一边？在很多时候，王平在这两种社会状态里切换着。
（本文选自新经典·琥珀《张医生与王医生》，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