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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是不愿意考公的。
2000年，我出生于河南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个高考超级大省，成长为一名“小镇做题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高中自习做题的间隙，班主任背着手训话，最常告诫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这里太苦了，你们一定要离开这里，去更发达的地方去看一看。”这话我很认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二十分钟电动车就能转到头的县城，十年如一日的“不变”生活令我恐惧，我害怕留在这里被同化，离开这里的念头支撑着我熬过高中三年。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不顾父母想要留我在身边的期盼，将第一志愿填到了外省一所当年刚刚开始以一本线招生的学校。在2015年，这所学校还是公认的三本，饶是如此，由于城市和名气傍身，它升级后第一年在河南招生理科就远超一本线28分，而这个分数可以在河南上一所老牌一本了。
2018年9月，录取结果出来以后，我如愿来到了杭州，这个在我笔记本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市。
我报的专业是中文，入学时身边几乎没有同学以考公为目标。大一大二的时候，学校鼓励我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大赛，我也参与了一些营销项目和公关大赛，最后发现当时积累的东西有限，企业认可度很低。大部分同学也是同样的感受，比来比去，并没有什么获得感。后来为了兼顾课业，我选择了在校内“文创所”实习，工作轻松安稳，没有什么压力，也学不到太多东西。
期间我找到了份写公众号的兼职，每篇推文报酬是400块，大概要写6个小时。我戏谑地和室友说，如果我一周能接到5篇推文的话，那一个月可以赚到8000了，还蛮好的。室友带着些疑惑和不屑的语气反问：8000块就把你收买了？
到了大三选择未来去向的时候，我们一个班50个同学，计划考研的超过半数，剩余的也多以留学为目标，准备考公的才寥寥2个人，还有1个女同学选择了直接进企业实习就业。我们当时提起找工作，总觉得它代表着向现实屈服，而这种屈服是可耻的，考公属于直接就业的一种，排序同样在升学之后。
我们宿舍4个人全部选择了考研，经过精挑细选，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我们的方向好像明确了，但未来好像又迷茫了。
我选择考研只是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最高学历止步于本科，没什么特别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只想摆脱中文专业，对于读研后要做什么并不确定——反正相比于无从下手、风险未知的就业来说，以读书做题考试为主轴的考研看起来路径明确、成效可见。
2021年3月，我做了一些职业测试后，想着“继续探索自我”，选择跨考心理学的研究生。我买了一些专业书籍，每天夹着它们去图书馆，考研就这么开始了。
可能是我并没有强烈的考研动力，每天都学得很煎熬，任务规划倒是写下来了，执行的时候又一拖再拖，晚上睡觉前总在责怪自己一天下来没学到什么，第二天又继续不情不愿地去到图书馆。到了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自认自制力不够，有了一种“永远也学不进去”的无力感。父母也和我说，心理学专业毕业不好找工作，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去好好了解过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
与此同时，学院三番五次地召开就业动员会，班主任跟我们关系不错，私下殷切地规劝我们，考研越来越难，对于我们这样的双非一本不是好选择，她说上一届的中文系考研全军覆没，劝我们及早打算及早找工作。我开始摇摆，连连诘问自己：我真的喜欢心理学吗？我真的想考这个研究生吗？但除了考研，我能干什么呢？
这时，学校开设了免费的线下公考辅导班，将校外的老师请到校内授课，每三天结束一门“行测”模块，“申论”的时间则比较灵活，周一到周六，早九到晚九，上课地点就在学校教学楼，离寝室五分钟的距离。
抱着“多些信息多条路”的想法，我报了名。听了两个月课，我觉得考公的习题比起考研的对我友好很多——我高中是理科生，那些数量关系、判断推理题学起来比较容易，大学期间又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那些写作题和主观题我可以很快上手。
不过我当时只是出于“逃避备考瓶颈期”和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心理去听了线下课，并没有真的把考公纳入未来的选择。线下课结束后，我又回到备战考研的状态——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向更高的地方攀登，对于回家考公所代表的“停滞”甚至“倒退”极为抗拒。父母并不理解我的排斥，他们反反复复地要我考个公务员或者教师编制，但每次我都以“先要考研”搪塞了过去。
我清醒地感知着自己不停在内耗：8点到图书馆，一放下书包就拿起手机，不想看网课也不想做习题，对设置好的学习计划非常抵触；这种无意义的心理斗争往往持续到10点，终于克服了自己心里的排斥感后打开书，学不到2个小时，就到午饭时间了；然后下午又重复前面的天人交战，十分不情愿地去完成一项项学习任务，做完一些模拟题，发现距离目标院校分差巨大。
就这样，我疲惫地度过了3个月，对可预见的考研失败无能为力，直到最后结果的到来。不过我们班同学整体考研成绩相对不错，实现了“零”的突破，有10个人顺利升学，再加上2个暂时就业的同学，4月份初统计就业率时，我们班的数据是25%，全学院最高。
我们宿舍无人上岸，2个人坚定地要继续“二战”，另1个则选择先在学校做行政兼职过渡一段时间。我的心气在考研的过程中几乎消磨殆尽，感到十分疲惫，只想找个安稳的地方停歇。
虽然我抗拒回到小镇，但我无处可去。寒假，我只能回到家里，希望能顺利度过这个寒冬。
2
回家以后，妈妈听到我说杭州很多就业岗位实习工资3000块，转正后不过5000，发展2年运气好能提到7000块后，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我们这个十八线小镇当个服务员都能拿3000块了，超市招大学生一个月还给5000，她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愿意留在杭州。
我也不明白，之前我好像也还有自己的坚持，但这份坚持在考研失败后似乎也无所谓了。
家里的生活是闲适的，每日三餐都是合胃口的饭菜，不用再纠结点什么外卖。出门就是电动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在小镇逛个来回，想去哪里都不用再在高德上查好路线，再经历半小时起步的换乘。在杭州经历了被膨胀发酵的信息持续冲击的快节奏生活以后，我发现生活在大城市里会很累，于是对家乡的平淡也没那么介怀了。
去年年末，因为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我忽地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作为家里面最大的孩子，我已经22岁了，父母也快50岁了，他们衰老的速度比我长大成人的速度还要快。如果我可以当上家乡的公务员，就可以很方便地照顾他们。我开始幻想，如果我能有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养一只猫一只狗，随时能吃到家里的饭菜，好像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以我的自制力，再考一年研究生也毫无希望，平平无奇的简历也很难在大学生遍地的杭州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过年的时候，正值省里公考报名，在家里人一遍遍“考个公务员试试”的念叨中，我还是报了名。
不过，我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回家”低人一头，所以报的是市里最好的几个岗位之一，还报了一个“选调生考试”练手。
备考之初，我加了一个近2000人的“河南公务员考试交流群”，里面有和我一样刚开始备考的“小白”，也有考了好多年和已经“上岸”的老哥老姐。今年河南省考平均49：1的报录比，意味着1个人的“成功上岸”背后是48个人的失败，所以大家都学会了用调侃来消解苦闷，很有苦中作乐的精神。
我刚进群的时候头像是只猫，为了配合头像，我把QQ上的职位改成了“动物园”。结果在闲聊中，就有人问我“大佬你是哪个动物园的”，我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就说自己“是xx动物园的”，他又问“你们动物园福利待遇那么好干嘛想不开考河南的公务员？”我这才意识到，他真以为我说的那个动物园是真的。
在群里面了解到一些公务员的工作实况后，我对公务员这份职业也没那么排斥了。我在家里自学了1个月，每天重复着“做题—纠错—总结规律”的循环。刚开始做行测题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更多的是考验思维，做错了或者做不出来也不会有多少挫败感，甚至会有一种思维被重新塑造的兴奋。
但准备考公的新鲜感很快在我与懒惰的拉扯中消退，我再一次陷入了“学不进去”的窘境。为了缓解精神内耗，逃避自我问责，我把这种情况归咎于环境原因，希望通过去自习室备考提高学习效率。
我家所在的小镇很偏僻，想去自习室就要跑到市里。家人对我的这一举动颇为不解，他们不明白，家里有书桌有空调，还有人管一日三餐，为什么我还要大张旗鼓地出去花钱找自习室。他们给我举伟人可以在菜市场苦学的例子，我辩白，我不是伟人，所以才要想各种方法帮助自己。
市里的自习室很多，基本都围绕在两所大学周边，但包住宿的少。通过闲鱼、大众点评、高德地图与爸妈的微信朋友圈搜集信息，我锁定了4家带住宿的自习室，费用基本每月在350到650元，决定择日去实地考察。
我收拾好了行李，爸妈只觉得我是头脑发热、一时兴起。如果在杭州，我完全可以自主选择住哪里，但在家里，我的事情似乎只有被家长许可后才具备正当性。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终于答应，但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又产生了不少分歧。我本来看中了一家在巷子里但学习氛围很好的自习室，才正月十八就已经聚集了三四十个学生。但我爸全程皱着眉头，参观后坚决反对，理由是这里连路灯都没有。他希望我去另一家开在办公楼里的，26楼，左边是2间自习室兼背书室，右边是打通了2间房的住宿室，三四十人的大通铺，用蹲厕改造的淋浴间，所有人共用洗漱池。我爸说那里进去要经过两层门禁，而且只住女生，很安全。但我一想到简陋拥挤的住宿环境和一大屋子室友可能产生的摩擦，就已经全身在抗拒了。
最后，我们折中选择了第三个自习室，一个村庄里的5层自建房，正对门是所师范类学校的后门，旁边是一大片荒僻的坟茔，一楼开了家小超市，二楼是大自习室，三楼四楼设计成宾馆样式的房间，另外三楼的一个小房间被改成“背书室”。我去的时候里面还没什么房客，老板说现在太早了，过段时间会有学生来，可一直到我搬走，这里依旧没什么学生。
我住在走廊靠窗的房间，窗户外面是工地，每天早上6点，强烈的阳光和轰鸣的拖拉机会准时将我吵醒，然后我再独自前往背书室，打开空调和氛围灯，等吃完早饭再回来刷题。这个小背书室通常一天也没什么人，偶尔下午会来一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是楼下小餐馆老板的女儿，我吃饭的时候和她妈妈聊过两句，她妈妈说她反正寒假闲着无聊，想来自习室就来了，另一个是个准备考研的小姑娘，她休息的时候我见过她桌面上的法考书籍。
偶尔自习室的老板也会来和我一起备考选调生考试——他是旁边那所师范类学校的非全日制研究生，还没毕业，和这里的房东太太商量之后，做了自习室的老板，也帮房东太太拉客。他不常来，来的时间也多集中在下午或晚上，坐一会儿又走了。
当时2022年的疫情还没卷土重来，我在粉笔APP上做题时偶然看到市区有线下模考，于是每个星期六都会去市区蹭线下模拟卷。每次看着自己60分出头的行测成绩，我就想着，把这个板块提一点，再把那个板块也提一点，这次一定能考上。
现在回看，那个时候是有颇多不足的，也是我因为无知信心最膨胀的时候。
后来，疫情复发，线下模考被叫停，河南省的选调生考试和省考都被延期——这次延期对我来说宛如及时雨，让我多出来了补救薄弱知识点的时间。我火速订了回杭州的车票，带着“利用图书馆好好学习”的天真想法回到学校里。
然而4月到6月中旬，大量的事情向我涌来。之前因为考研，我的毕业论文几乎一字未动，而4月中下旬就要提交定稿，5月中旬就要答辩，答辩之后又是毕业的一系列手续和材料筹备。我每天忙得着火，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已经是6月初了。趁着还在杭州，我又来了场毕业旅行——彼时河南疫情严重，如果回家，连出市都要审批。我在杭州周边玩了一圈，至此，返校的2个多月，带回来的考公书籍，我几乎毫无翻动。
3
2022年6月17日，我回到河南，此时推迟的考试都宣布了时间——选调生考试6月25日进行，省考则延迟到了7月9日。
离考试时间很近了，我却迟迟不能进入状态，在内心的焦虑催使下，妈妈介绍我去报了一个很小的公考辅导班。辅导班设在一个七拐八绕的小巷子里，包括我在内一共8个学员，只有3个人是应届毕业生，其余几个有人是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考公，有人是辞职脱产考公，有人是退伍后签订劳动合同，希望能通过公务员考试转编制。
我是8个人里面年纪最小的，他们都叫我妹妹，每天都会有人带些零食来分，我很喜欢他们。年纪最大的姐姐，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她来自邻县，之前和丈夫在外地开小吃摊，这几年想要稳定下来，已经全职备考2年了，但平时的做题正确率依然不太高。有天晚上讲题课，她因为一道题忽然发了火，大声地嚷着有道题是老师做错了，“我就是按照你之前教的方法做的，现在这么推不对”。我们面面相觑，眼瞧着她要因为这题和老师吵起来，纷纷转移话题。
等到放学后老师走了，姐姐就委屈地哭着说，自己年纪大了，好几年没学，脑子肯定会有点跟不上的，老师讲课那么快，为什么不再等等她呢？“我都33岁了，今年再考不上就完了”。我们围在她身边，七嘴八舌地安慰她“还有机会”，可谁都清楚现实的残酷——考公年龄截止到35岁，留给她的时间和机会确实不多了。记得上次偶然听到老师劝她下次报更偏更远的岗位，“毕竟谁知道明年会不会不招，后年又是什么形势呢？”
坐我旁边的中文系姐姐搭腔，说自己已经学两年了，今年是第三年，不也还是一直在考吗？我这才知道平时看起来温温柔柔的她，原来也已经奋战这么久了。她今年报了公安和军队的文职，我觉得和她恬静斯文的气质一点都不搭。
后面那个看起来像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哥哥说，他也考了很多次了，去年的考试关系着他的结婚成家，他写试卷的时候手都是抖的。
可现在他还是又在这里了。
后来我见到了他的女朋友，是个很优雅的老师，有编制，估计是要求男方也得有编制了——之前听妈妈说，她曾给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做媒，但中间人说人家的“底线”就是得“有编”，否则一律不予考虑。
我们还有一个学员，老师说他每年都“进（到）面（试）”，可每年都差零点几分。
这考试怎么能这么残酷呢？我刚开始看“报录比”的时候，只当它是个数字。可慢慢在辅导班里接触下来，越发觉得难过，除了最终上岸的“1”，比号右边的两位数都在否定每一个考生的一年甚至数年的努力，这个岗位可能对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意义。
临走时，那个大姐姐抹了把泪，挨个和我们握了手，很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我只恨自己嘴巴笨拙，说不出有力量的话，实在配不上这番感谢。我帮助不了她，也改变不了她大概率要落选的命运，我都自顾不暇，在这场残酷的考试面前，我们都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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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我备战考公以来的第一次试炼——选调生考试来了。
我知道选调生考试来源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在2月份报名省考时，我才刚刚了解卷面的题型分类，之前只知道有“国考”“省考”，对选调生考试闻所未闻，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属于公考。直到临近选调生考试报名前一天，有初中同学问我选调生报名的事情，我才知道这是一场专门面对应届生的公务员选拔考试，还需要满足一些选拔条件才能报名。
抱着有枣没枣打三杆的态度，我在网上提交了报名申请。因为选调生岗位的设置，考上后有3年“基层服务期”，在此期间离职会被追责，所以我一直都不怎么重视这个考试，一开始就是想拿来练手。毕业后我回家备考，觉得时间紧迫，一度不想去参加了，只想主攻省考，公考辅导班的老师就绕着弯子劝我，说选调生的全真模拟能顶3次线下模拟。我一算，选调生考试来回的2天，比3次全真模拟的6天，能省下4天时间，确实划算。
6月17日的下午，我抱着轻松的心情和朋友一起出发去了郑州——选调生考试按市划分录取名额，笔试时，同一个省的考生，统一在省会城市的考场举行。我、朋友以及朋友的同学一起租了民宿，她俩一间房，我自己一间房。我们一起聚着看电视，没人表现出来焦虑，下午3点后，我们各自出发提前去看考场。那天天气很热，到了考场大门前才知道因为安全原因，考场不提前开放，只能站在门前对着准考证看看自己考场的方位。
刚下出租车，就有很多人围到我身边哗啦啦地往我手里塞资料，藏在资料后面的是他们的微信二维码。
“帮忙扫个码吧，美女。”
“大热天的也不容易。”
这是最常听到的说辞，他们都是各个公考培训机构派来考场门口“拉新”的，年轻的多是老师，穿着随意的妇女多是兼职，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加上考生的微信。我一开始并不理解——考试在即，现在再加考生，谁会报班呢？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公务员考试的报录比决定了大部分考生注定落榜，而没“上岸”的多半还会继续考，成为培训机构稳定的生源。
看完考场，我的手中被塞满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民宿，其他两个小伙伴也是如此。晚饭后她们回房间聊天，我在客厅的桌子上做下午领到的模拟题，模拟题难度偏低，这在考前为我注入了许多信心。
晚上11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睡觉了，但还没有看错题，又不敢睡，于是倚在床上看错题，12点半，房门被敲响了，两个小伙伴探头说看见我房间灯还亮着，问我怎么还没睡。我如实说了原因，她们笑着说“你怎么这么卷”。但是我心里清楚，我只是因为拖延，没有分配好复习时间，不得不把任务压到睡前。
凌晨1点，我睡前定了6点半的闹钟。但刚到早上6点，我就自己醒来了。起床洗漱，关掉闹钟，收拾好行李，准备待会儿直接拉着行李箱去考场。6点半，我敲了敲对面的房门，我们在民宿里热了面包牛奶，边吃边看最新的时政预测，吃完打车去考场，和昨天预演的一样顺利。
下车后，又有很多人围住我发资料，经过昨天的演练，我学会了拒绝，一言不发地往前走。工作人员在大门前维持秩序，驱散着周围聚集的机构宣传者。进入考点后还有漫长的等待，准考证要求考生提前2个小时到考场，但临考前半个小时才允许考生去寻找自己的考试教室，在这之前，所有考生都要聚集在指定的空地上。我索性寻了个阴凉的地儿，把行李箱一横，坐在行李箱上看起了申论材料，等周边的人群散得差不多了，再找自己的教室。
进了考场后我也没什么紧张的情绪。在我看来，这次的选调生考试只是打怪路上练手的一个小BOSS，手到擒来。试题整体偏简单，一张卷子包含65道行测、2个论述题和1篇大作文，考试总时长2个半小时。我做得很顺，在考试结束的最后一分钟写完了大作文的最后一句话。
考完试，同考场的考生渐渐离去，我蹲在教室前的行李放置区，拉开行李箱，想把随身带的书先放进去再拉着走，这样比背在包里省些力气。点卷的女监考看见此景，带着几分惊奇和不屑，和她的同事说：“这还有人拉着行李箱来考试呢。”
这话的语气听得我不太舒服，好像在说“你看这儿有个土包子”。这有什么好惊奇的呢，我就是觉得行李箱更省力气不可以吗？我心里不快，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只能拉着行李箱离开了，和同行的小伙伴们在考场外约好餐厅聚餐。
回家之后我就没怎么在意这次考试的消息，继续日复一日地做着模拟题练习和纠错，毕竟更重要的省考还在7月9号等着我。
到了7月7号时，我突然接到一个考公培训机构的电话，说明天选调生考试就要出分了。我这才知道查分的时间，查出来成绩刚好是第十八名——本市的选调生名额是18名，我刚好是内围线的最后一个。这个分数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感知到，只觉得整个选调生考试的过程太顺利了，巧合的开场，巧合的分数线，种种巧合凑在一起，让我产生之后也会顺理成章的“（通）过面（试）”、体检入职的错觉，如同许多次突然撞到我怀里的机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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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生笔试出分的第二天就是省考的笔试，我把选调生面试的入围当做省考成功的预兆，信心满满地去参加了。
这次考点在本市，有父母陪考，等到第二天我考完再一同接我回家。
第二天6点半我起来时，我爸已先我一步醒了。他问我说早上想吃什么，我不想麻烦，说等下我洗漱完出去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他执意不肯，要出去带饭回来。等我洗漱好后，我爸已经带早餐回来了，胡辣汤小米粥豆浆各一份，面食油条包子千层饼混在一起。他殷切地看着我，后来我才从妈妈口中得知，他当时为了找早餐铺走了两公里。他本来腿就有伤，不能走动过久，这样的付出让我很感动，但也倍感沉重。
省考的考试安排是上午考行测，2个小时，120道题；下午考申论，2个半小时，4道论述，1道大作文。在行测考试前我看了很多机构的时政押题，心想说不定就押上了呢，结果拿到卷子一看，啥都没押上。这次考试的行测题偏难，我习惯先做图形推理，做完就大呼不妙，10道题里我能确定答案的只有4道，剩余的都推不出来。
“过，快过！”——我心中警铃大作，丝毫不敢再在不会的题上耽搁，经验告诉我，纠结很长时间的题，即使做出来了答案往往大概率也是错的。
没做出来答案的图形推理题
资料分析倒是意料之外的简单，但这个模块我本身做得不太熟练，也省不下时间。我飞速地浏览着一道道题，自认和在模拟考试时速度一致，可直到距交卷还有3分钟时，还有10道题没做。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得这么慢，之前老师说“你们省考成绩大约会比模拟成绩低个10分”，我还不相信，心想，都是一样的知识点，我的正确率怎么会低呢？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
答题卡已经涂完了，老师说这种时候就该把不会的题“蒙一蒙”了——可我明明是应该会的。最后3分钟里，我用之前快速读网文的习惯，看一眼题干提取出整体的印象，然后再用直觉和选项匹配，半蒙半写地做完了最后10道题。
出了考场，我就觉得完蛋了，果不其然，粉笔社区、微博超话里都是一片哀嚎题难的声音。
我强撑着继续参加下午的申论，这场考试又给了我些许信心，每道题都出得很浅，让我觉得可能还会有奇迹发生。
第二天考完后，我一头扎进选调生面试班里准备——毕竟，省考成绩是不确定的，选调生进了面试是已经确定的。
报这个一对一面试辅导班花了4000元，每天练5到6个小时。对练老师反反复复地和我强调，这是一个速成的课程，他只是把形式教给我，到时候我只要“保持中流”，“不站在末尾”，就能“上岸”。他每天给我灌输很强的信心，我当时觉得，只要正常发挥，这个职位肯定稳了。
就这样，我保持这个练习节奏一直到面试当天。
7月21日，选调生面试确认的前一天，省考笔试出分了，那个33岁的姐姐的成绩离“进面”相去甚远，我看到她在群里说，“我没希望了”。
我颤抖地点开分数查询的页面——又是第十八名，但和选调生的第十八名相比，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没有替那个大姐姐哀婉的资格，因为这个成绩进不了面试——我报的省考岗位只招2人，前六名“进面”。后来我查了岗位分数线，和“进面”最后一名还差3分。按照老师的说法，面试如果想不被“翻（盘）”，至少要比“进面”线高5分以上——也就是说，我离顺利入职还有8分之距，这在公务员考试中已经是很大的差距了，即便再学一年，我大概率也是填不平的。
我难过了一阵，但当务之急是接下来的选调生面试。我安慰自己，假如面试顺利的话，省考没过也无所谓，反正都有一个编制。
第二天，我赶赴市里进行选调生面试确认。妈妈前来一同陪考，我和她一起畅想着面试通过后的未来：如果进体检的话，明天还要在这里多待一天，等我入职了，是不是能分到一个小两居的宿舍？到时候再去学个驾照，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去住。
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假想明天面试官提问我：假如你这次考试被淘汰了会怎么办？那我要先承认自己的差距，然后再说“之后会继续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尽自己的爱国责任，然后如果有机会还会努力抓住其他机会进入公务员队伍为人民服务”。
嗯，不错，我满意地翻了个身，继续在脑海里完善着自己的答案。
考试时我的运气也很好，抽中了一个靠前但也不是特别靠前的面试序号——这是我之前一直期盼的，不会被压分，也不会因为等候时间太长而过于焦灼。
我碰到的有一道面试题是这样的：假如你是一个领导，要组织一次重要的会议汇报，老张是主讲人，小王负责技术支持，但在前一天老张感冒了嗓子哑了不能讲，你想让小王救场，但老张不乐意，小王不敢上台，请问你该如何劝说二人，请你进行情景模拟。
这道题我不会，但也没有紧张，因为河南快10年没出过“情景模拟”的面试题了，我没准备，别的培训机构也不会押这种题，我觉得自己答得还挺顺的。
公布面试分数的时候到了，我听到自己的面试分数：79.8分。这是一个几乎倒数的分数，笔试又分差很小，于是我顺理成章地被“翻”了。
这次“进面”55人，最后22人进体检，1:1.2差额录取。最后一名是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子，在没出成绩之前，她始终是一副轻松的、甚至有些倨傲的神态，说自己省考报的市直监察委也“进面”了。直到听到自己压线进体检后，她才用有些颤抖的声音问朋友：“那如果前面的人没有放弃资格的怎么办？”
她朋友答：“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她已经是孙山之位，而我还在孙山之后。这样的结果从概率上来讲是很正常的，但和之前预想自己会通过的巨大反差，还是让我很难接受。我以为自己拿到的会是一个“毕业即入编”的“天选锦鲤”剧本，连之后怎么庆贺都想好了。但事与愿违，我只是大多数与编制失之交臂的失败者中的一员。
最难过的还是我很清楚这次面试分数就是我的全部水平——我已经做到了尽力下的最好，但却依然与别人有着巨大的差距，之前建立的自信一下被击碎了。
至此，我大四这一年为未来谋出路的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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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公的过程中，由于付出的沉没成本过大，加上周围人反复不断地劝说，很容易陷入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入编高”的思维陷阱里。这条路上，不少人准备了两三年，不停重复地学习考试，将“上岸”当做这辈子唯一的目标，而周围的人大都对这一举动表示支持，好像获取编制才是生活唯一的答案。
记得临考试的前几天，爸爸反反复复地强调：“我们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照着公务员‘上岸’死磕到底。”
我不喜欢听他这样说，好像我只有当了公务员才能拥有完整的人生一样。偏偏周围其他的长辈也认为花费数年来换取个编制是极为划算的买卖，好像我最好的这几年青春，和其间要面临的痛苦，跟后几十年的安稳生活比起来一文不值——而且我只能有这一种活法。
选调生面试落选后，我又报名了本县跟本市的事业编，邻县的事业编，以及“三支一扶（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和教师资格证考试。我在家里整天准备着，呆滞着，看时间被浪费，精神压力很大。不出意外，“三支一扶”考试又一次没有“进面”，没等后面的考试来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入僵局了。
我不想踏入“学习—考试”的轮回，我无法想象自己数年如一日准备公务员考试的样子，单是面对这种假设，就足以让人恐惧了。
本来在毕业前我攒下来2万多块，计划考公失败后就拿着这些钱出去旅居，给自己放半年的“间隔年”，好好想一想自己要什么。可在家考试的花销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培训班再加上来回考试的车旅食宿，已经把这些钱花得差不多了，不够再支持我所计划的漂流生活。
我开始试着投一两封校招简历，想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但除了有编制的工作外，小镇最好的工作是超市的“管培生”——但这份工作真的有前途吗？
到了8月底，我下定决心准备出去找工作，一边学驾照准备学校推荐的工作面试，一边兼职写稿寻求突破。爸爸一直在劝我说：“不要找工作，大不了考到35五岁，我们不缺你工作的那点钱，考上了是一辈子的事情。”
考不上呢？我开始还会同他争辩，后来就只是微笑，不再言语。家庭能为我提供的帮助仅限于吃住，一旦失败，找不到工作丢失竞争力的只有我自己。
我不能再继续扩大风险，于是又回到杭州。这里虽然不是我的归宿，但它有对口的工作，能给我提供在社会上立足的机会。我得先立起来，确保自己有一份活下去的本钱。回来杭州后的一个星期里，我面试了6家公司，通过了5家。大学锤炼出来的文字能力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能写，也不怕写，所以岗位要求只要是会写的面试，大概率都会让我通过。
考虑到年底不好找工作，我没有继续面试，挑了个“文案”的岗位入职了。现在的工作节奏还不错，工作内容也比较喜欢，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薪资，试用期3个月，扣完五险一金，只有4800。
有次跟家里打视频电话，我跟父母说上班真的好快乐，我爸在那边嗤笑，说：“日子一天混两晌，反正到手也就那一点钱，刚好够你吃吃玩玩，你觉得挺舒服是不是？”
我对他的不屑感到愤怒，却不知道这愤怒该指向哪里。这份工作让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安全的，之前准备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每天都生活在虚无中，现在的工作每个星期都会接触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终于走上了正常的社会时钟，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稳定的生活规律。我靠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从一次次无望的备考循环里走出来，他凭什么这么轻易地否定我呢？
后记
作为一名标准的小镇做题家，我从小到大经历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规训：
——你理科天赋这么好，适合学理科。
——女孩子就应该离父母近近的，高考绝对不许报出省。
——在外面工作有什么用？等回来不还是要从头开始。
我的未来好像有一个“正确”的答题模板，每一步该怎样，做什么，都要跟这个模板紧紧贴合，所有的叛离都会被打上错误的标签，我的人生不是我自己的人生，而是机器人最开始就设定好的图纸。
这一年来我走得太匆忙了，唯一确定的是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最近我又报名了国考跟浙江省考的公务员考试，报名的两个岗位都不在我的家乡，用来为来年的河南省考做准备。
我想回家，我想在父母身边慢慢地生活。可是明明我也很喜欢现在从事的行业和工作——想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很悲哀，难道我又要跳回那个“答题模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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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私生子弟弟的和解之路
2006年夏，我13岁，升初三。
从那年始，我脑海中就一直住着一个未曾谋面的人，从他还未出生，到他也上了初中，从开始期盼着他胎死腹中，到最后只愿他平安喜乐。
1
初中之前，我们家一直住在小镇上。2004年，我“小升初”，姐姐刚好参加中考，高分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父亲是老家村委会的村支书，一贯重视我们姐妹的教育，他决定在县城租个小房子，让母亲去县城给我们姐俩陪读。
这样一来，一家人就得分居两地，母亲内心是忧虑的——父亲虽只是个“村官”，但个子高大，样貌英俊，气质丝毫不输县级甚至是市级领导，每当有上面的领导去村委会视察工作，总会闹一些认错领导的乌龙来。相比之下，母亲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只读过两年书，年轻时尚能称得上漂亮，但常年劳作的岁月过早地给了她蜡黄的皮肤和粗糙的双手，她与父亲同岁，看起来却苍老许多，夫妻俩站在一起，总会让人觉得格外不搭。
虽有忧虑，但母亲还是支持父亲的决定，她吃了没文化的亏，把两个女儿教育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
分居的头两年，为补贴家用，母亲去了县城的一家鞋厂工作。她每天骑车往返在出租屋和工厂之间，无论厂里活多活少，从未落下姐姐和我的一顿饭。独自留在村里的父亲，只能周末来和我们相聚。
那几年父亲的事业越来越顺，把村委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带领村民们勤劳致富，深受村民敬重，更是得到了市里、省里的各种荣誉。我和姐姐总喜欢像集邮一样帮父亲收藏着他的荣誉证书和奖章。看着父亲事业有成，母亲的自豪感比我们姐俩还要强烈，更是倾尽所能将我们的生活安排妥当，让父亲少一些后顾之忧。
但我们也看得出，长期两地分居，加上父亲愈发优秀，母亲心里更添了几分紧张，时不时就要打电话“问候”一下父亲，有时吃着饭也会冒一句：“也不知道你爸吃饭没？是不是又喝酒了……”
我读初三那年，姐姐读高三，在我们姐俩这关键的一年，母亲辞掉厂里的工作，专心照顾我和姐姐。
一天夜里，姐姐还在学校上晚自习，在客厅做功课的我听见母亲卧室传来了啜泣声，顿感不妙——一定是她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在我的一再逼问下，母亲才道出事情的原委：前几日晚上，父亲睡着后，她接了父亲手机的一个电话，是村委会的原妇女主任童芳——我对这个女人很熟悉，以前我去村委会找父亲，她都会给我买零食，还总陪我写作业。有一年，父亲带着我们姐妹跟村委会干部一起去附近游玩，一路上她都特别照顾我们姐俩，也照顾父亲，细心程度不亚于我母亲。虽然我和姐姐当时还是小孩，但却天然地反感这种莫名的“友好”，可除了别扭，我们也没别的怀疑的依据，只能将这种反感压在心底。
童芳之前也有夫有子，丈夫说是做生意的，其实就是“拉皮条”的，她儿子比我大一岁，大家叫他“明明”。前两年，听说童芳离婚了，儿子跟了前夫，她也离开了村大队，村委会妇女主任就换人了。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心里隐隐的担忧也随之飘散。
如今，再次从母亲口中听到童芳的消息，却是晴天霹雳——她已身怀六甲，还有3个多月就要临盆，孩子的父亲，正是我的父亲。我难以想象母亲听闻之后是怎么做到如此平静的，她只在当晚质问了父亲，歇斯底里地发泄了一通，然后就是一个人默默思考如何面对。
母亲问我：“我和你爸如果离婚，你想跟着我还是爸爸？”
在我眼里，我们家一直很和谐，父母鲜少拌嘴，我从没想过他们分开这件事。乍一听，我很难接受，顾不得想其他的，也顾不得想母亲的委屈，只想要一家人永远在一起。我央求母亲原谅父亲，央求她给我和姐姐一个完整的家。母亲抱着我痛哭，对我的央求不置可否，最后却也不忘叮嘱我：“姐姐在准备高考，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
我抹抹眼泪，点点头。相比我比较沉闷、内向的个性，姐姐性格比较冲动，又正处关键时期，对她隐瞒此事是最好的选择。
2
此后一段时间，我除了学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我所能地“保卫家庭”——开导母亲，挽留父亲。
陪在母亲身侧，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父亲的好：父亲在外公中风时带外公去看病，抱上抱下，擦身体、喂汤药、陪聊天，比亲儿子都要任劳任怨；母亲下工回家时，我和姐姐会坐等吃饭，父亲则会帮着洗菜、拖地、收拾整理，从不当个甩手掌柜；亲戚朋友说起母亲“有福气嫁了个好老公”时，父亲都会对母亲不吝夸奖，说“娶到她，是我的福气”……
母亲起初并不愿听这些，但禁不住我锲而不舍地吹耳边风。渐渐地，她放弃了离婚的念头，未将此事闹开，没将此事说与外人听，也从未打听过童芳的住所去出口恶气。我一边心疼母亲的隐忍，一边庆幸这样可以保一家完整。
父亲从未要求离婚，母亲想离婚的时候，反而是他百般挽留。之所以会把“挽留父亲”臆想为我自己的任务，是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在我们当地依然根深蒂固。当村支书多年，父亲难免碰到几个不配合工作的毒舌村民，指着他骂“没有后”“断子绝孙”。我从小也知道，父亲虽然嘴上不说，但没有儿子的确是他心中的刺。所以，我当时曾怀疑他和童芳是密谋已久，而不是一时不慎——那么，父亲下一步计划是不是就是抛妻弃女，重建家庭？
一进入这个逻辑，我免不了对父亲生出怨恨，哪怕他曾是我心中的权威，他的一句鼓励顶得过母亲的所有夸奖。但我始终没有勇气当面质问他，我怕质问的力度不当，会加速这个家的崩塌。
思来想去，我写了一封信塞在父亲的衣服里，诉说着我对他的敬与爱，也表达着自己的责与怒，还有替我没多少文化的母亲发泄委屈、细数功劳。很快，父亲也写了封回信压在我的枕头底下，他字字真切地忏悔着自己的错误，句句真情地请求我们的原谅，并承诺一定会与童芳撇清关系，继续做母亲的好丈夫、我和姐姐的好父亲。
看了父亲的信，我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也没彻底放心——如果童芳没怀孕，一切或许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但她怀了父亲的孩子，父亲怎么可能对至亲骨肉置之不理？我只好一边劝着母亲相信父亲，自己却时刻警惕地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童芳的痕迹。
有天晚上，我熬到父母熟睡，悄悄潜入他们房间拿出父亲的手机。那时没有微信，父亲也不喜欢发短信，我在所有的通话记录中都找不到备注童芳或其他可疑名字的人。于是，我瞄准了那些未备注名称但是通话频繁的电话，一一记录在纸上。
第二天，我拿着那张纸条来到公用电话亭，颤抖着拨打起电话，一遍遍在脑海中排练着昨晚准备好的脏话。打第二个电话时，对方是女人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那是童芳。可那时毕竟还是读初三的小孩，听出了想要找的人，却一下生出了怯意，义正词严的话没有，冒出来的只是结结巴巴的一句：“你这女的还真是不要脸！”
童芳一听就知道是我，电话那边传来：“文文吗？”似是疑问，又似是问候。我一时语塞，一段沉默之后，她先说了句：“对不起。”
我更是气恼了，骂人的话说不出，只能用小孩稚嫩的语言去辩驳大人之间的对错：“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就把孩子打掉。就算你把儿子生了下来，我爸也不会离婚和你们在一起的，你还会被所有人唾弃的……”
她言语中虽有歉意，但是却始终抱有底气：“孩子打不掉了，没有几天就要出生了。我也从没想过打掉，这是你爸唯一的儿子。你爸是否会和我结婚不重要，我以后有你弟弟就够了……”
听到她用“弟弟”这个词的时候，我当时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都感觉到恶心。
“我才没有弟弟，他有你这样造孽的妈，肯定会死在你肚子里！”
我咆哮着挂了电话，心里却没有一丝解气的畅快，反而感觉如坠冰窖：童芳是一定会把小孩生出来——还是爷爷奶奶心心念念的孙子。我们家势必会因为这个男孩的到来而改变。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晚睡觉前都在想这件事，那也是我人生中心理最阴暗的时刻——我幻想着要是童芳还没生产就车祸而亡多好，或者那个男孩胎死腹中也行。若非要生下来，她自己难产而死，把小孩放在母亲身边抚养也好，虽然委屈点母亲，但总比在外面随时可能拆散我们家要好……
这些“非死一人”的邪恶想法在我脑海中闪过一次又一次，但终归没有实现。
3
没有听到“好消息”，但也没听到“坏消息”——我们家一直都很平静，电视上原配教训小三和小三纠缠原配的戏码全都没有出现。这件事只有在姐姐和外公外婆知情后爆发过两次激烈争执，其他时间就像从未发生过什么，谁也不会提起，但谁的心里都装着——姐姐是拿到了一本的师范院校通知书后知道这件事的，她大闹了一场，责怪父亲背弃家庭，但也就此作罢。毕竟，她也跟我一样怕这个家散了。
家人不愿触碰的伤口，看热闹的外人却喜欢在我们伤口上撒盐。有嘲笑母亲没用的，说她老公养着情人还帮着老公一起赚钱。有嘲笑我们姐妹的，说再会读书的女娃子也比不上养在外面的儿子。也有嘲笑父亲的，就算有儿子又怎样，不能认祖归宗和没生一样……这些流言蜚语以各种形式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堵不住别人的嘴，只能选择走自己的路。
但这个家的确在悄然发生改变：父亲更加体贴母亲了，也更关心我和姐姐了，他经常陪着母亲散步，尽量不缺席我和姐姐的家长会。不过他偶尔会消失半天、一天的，说是工作，但多半还是去看那对母子了。他的收入一直在增加，而家里却一直过得紧巴巴的，稍微多想一下，也能明白其中的原因。
母亲大多数时候能保持平静，但偶尔与父亲拌嘴时会比以前难以控制情绪——背叛带来的痛楚，很难彻底从她心里拔除。他们那个年纪的人，虽然嘴上从不言爱，但我知道，母亲深爱父亲，没有轰轰烈烈的语言，却有从一而终的决心，即使心有委屈，她也无法忍受离开父亲。
姐姐上了大学后，母亲重回鞋厂上班，平时也开始拾掇一下自己。姐姐对父亲抱有怨气，人不在家，话也少了，我反而在家做着润滑剂的角色。有时吃饭时看着父母气氛紧张，我就想破脑袋讲个不好笑的笑话，希望能缓解一下氛围。我学习也更加用功，想方设法增加一些父亲对这个家的眷恋。
3年后，我考上了重点法学院校。之后姐姐大学毕业回到市里考了公务员，很快便结婚生子，过上了父母认为最“正确”的生活。
大四那年寒假，我见到了刚满月的小外甥。新生命的诞生让那年春节更加热闹。父亲抱着外孙子，就像抱着一个稀世珍宝，在远处看着我们在院子里挥着烟花——每年过年，都是父亲负责采购粮油、果子等吃食，还有灯笼、对联这些装饰品，他知道我和姐姐小时候过年最期待的就是放烟花，所以即使我们已经长大，还是把我们当小孩一样哄着，从不忘记买烟花。我放烟花时偷瞄了一眼父亲，虽然还是挺拔高大，但是他脸上已爬满了细纹，青丝中也夹杂着不少白发，像母亲一样开始显现出老态。
以前，我总是担心父亲会离开，怕我的生活中缺少他的陪伴。而这一刻，我发现时光让我们的需求互换了，他成为了需要子女和外孙承欢膝下的人，于是小心翼翼地讨好我们，怕我们离他而去。
从那时起，我不再为父母的婚姻而担忧，相信即使出现了最坏的结果，我和姐姐也有能力应对一切局面了。
不过每个父亲陪伴我们的欢乐节日，我还是会忍不住去想，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那个小男孩在和谁一起度过佳节？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是否知道我的存在？他是否去过我们老家，是否还在这个县城？他长大了是如何面对自己私生子的身份……
父亲在我们当地也算小有名气，关于他的传言从未停止过。有说父亲一直都“两边跑”的，有说童芳早就带着儿子去到别的城市的，也有说那男孩天赋异禀，读书远超过姐姐和我的。甚至，我的好友都曾问：“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弟弟？”我也只好回答：“哪有的事，我家就两个小孩，我和我姐。”
我曾含蓄地问过父亲那个男孩的事，他却说早已没有联系。我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答案。当然，从母亲那里同样得不到——那几年，因为我和姐姐“有出息”，母亲的脸上添了不少笑容。我不忍再刺伤她的自尊，而她似乎也在逃避这个问题，从来不提，就仿佛不曾存在一样。哪怕偶尔在电视里出现类似的剧情，她的脸上也没有多余的表情。
4
姐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女孩，我则成了村里第一个读研究生的女孩。一时间，父母似乎腰板又都挺直了。姐姐私下对我说：“无论怎样，还好我们家是完整的。我们俩姐们要争气点，让妈妈更有底气。”
我读研二时，88岁的爷爷已卧床3个月，眼看就要油尽灯枯。爷爷奶奶很早就知道父亲有私生子的事，刚知晓时，爷爷还作势打骂父亲，一副要给我母亲做主的样子。可到了弥留之际，子孙侍奉床前时，他却将我母亲叫到耳边，轻声说道：“我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只是从没见过自小在外的小孙子，临走前能不能让我见见他？”母亲不语，父亲则直截了当地说：“爸，你老糊涂了吧，外面哪还有什么孙子？你的孙子孙女都在这了，我们一起陪着你。”
爷爷没有坚持，几日后就驾鹤西去了，直到爷爷出殡，父亲也没有将那男孩接回。父亲这么做让母亲感到安慰，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永远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有儿子了呢？那一刻，我内心竟矛盾起来，莫名希望将自己从小享受的父爱也分给那个未曾谋面的弟弟一些。
我被自己这种想法吓了一跳，后来想想原因，大概是时间能抚平所有的伤口，也能减少所有的恨意。
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考上了老家的市中级法院。
入职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门卫保安大叔通知我去接一位“当事人”。我来到法院门口，看见一位微胖的中年妇女，一脸笑意中又透露着一丝心虚，支支吾吾，说有事情要和我说。我想着，最近的案件中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当事人啊，便带着困惑将她领到一间没人的谈话室。
门一关起，那妇女竟开始流起眼泪，开口称呼起我的小名：“文文，你还记得我吗？”
我打量着她，时隔多年，样貌生疏，但这神情，让我立刻猜到她就是童芳——我在初三时做梦都想扇她一巴掌，可如今时过境迁，面对面了，虽难说心平气和，但确实也冷静了许多。
经过一番声泪俱下的道歉，她开始讲述着这些年她和儿子的一切——果然，如我猜测的一样，父亲断然不可能任亲生骨肉自生自灭，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像跟我保证的那样与童芳分开，在那男孩七八岁之前，他经常去看望他们母子，十多年前东拼西凑借钱给他们娘俩在市里买了套房——要知道，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家才在县城买了商品房，成为赶上城镇化的最后一批农村人。
听到这些，我很难不生气。不过，只是一套破旧的两居室，不值得让一个女人放弃名分，甘愿担小三的骂名，童芳说：“我不图钱，不图名分，就是爱上了。”
我说：“你不要玷污‘爱’这个字，爱绝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童芳继续讲她的故事：
她和前夫离婚后，她与前夫的儿子明明在初中辍学了，还没成年就去了上海打工。20岁的时候，明明在网吧通宵一晚后竟持械抢劫收银员，最后还把收银员砍死了。法院一审判决明明死刑，童芳为救儿子，在被害人母亲家附近租了房子，每天给被害人母亲做菜送饭，每次见到被害人母亲，恨不得跪下把头给磕破。终于在明明的二审宣判前，得到了被害人母亲的谅解书，最终改判为死缓，执行期满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
那时她与父亲的孩子才6岁。因为她做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她的家人几乎和她断了关系。漫长且没有名分的生活让她认清了现实，她与父亲协商好真正分开后，才逐渐和父母兄弟关系有所缓和。去年，她找了一个已退休的男人结了婚，开始过正常家庭的生活。
虽然生活看似回归正轨，但让她发愁的是，本来小学还算优秀的小儿子，上初中后非常叛逆，现在读初二的他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不愿和别人交流，眼看着快要沦为不良少年。有了大儿子的教训，她一直陷于小儿子也要误入歧途的恐惧之中。
她在哭诉过程中，突然靠近，握住我的手恳求道：“文文，你帮帮你弟弟吧！他从小缺爱，如果你能出现多关心关心他，他一定会变得不一样的！”
我这才明白她来找我的意图，感觉很讽刺：“我妈才没给我生什么弟弟，你自己造的孽，怎么有脸让我帮你拯救你的儿子？”
她情绪更加激动了：“你不认他当弟弟，但他心里一直把你当姐姐。他七八岁时就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还有两个姐姐。自从他知道你俩，就把你俩作为他的榜样。你爸在他面前提得最多的就是你，你每一件优秀的事迹他都知道。他现在懂事了，觉得就是被你爸抛弃的孩子，所以有些恨你爸，不愿听他的话，你爸也根本没花心思在他身上。”
我心里很挣扎——这个在我脑海里住了十多年的孩子，我对他的一切都十分好奇，我幻想了十多年他们母子的处境，如我所愿，他们过得不太顺意，甚至还有些惨，但一听到童芳说那男孩可能要“废了”，我还是有些惋惜；可一想到母亲这些年的委屈，我觉得无法答应她的请求。
最后，我好奇地问了男孩的名字，他和我同姓，小名叫“天天”，大名是按照家族同辈份的字取的，名字中寄予着父亲的情感与期望。我有些嫉妒，但不知是血缘作怪，还是其他什么，我竟然就开始觉得和这个男孩有了更深的联系。
5
第二天上班，我感到了莫名的烦躁。童芳的出现让我知道那个叫“天天”的男孩就住在这个城里，他读的初中就在我单位附近。我没留童芳电话，如果她再不来找我，可能也没什么机会能见到所谓的“弟弟”。
可就在那天我下班走出法院大门时，居然看见童芳带着一个男孩站在路牙子上。那男孩的样貌和神态中有不少父亲的影子，尤其是一对大耳垂，简直是复刻父亲的一样。我恍恍惚惚地走过去，还没等我开口，男孩就用很洪亮的声音叫了一声：“姐姐！”他的声音如此坚定，让我没有选择，只能答应。
为了不让同事旁观，我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餐厅。坐下后，我们都略感尴尬，还是童芳先开了口：“我昨天回去和天天说，姐姐很挂念他，他就迫不及待想见你了。”我对她的说辞是很想否认的，但是看见天天殷切的目光，也不好反驳。我没话找话，询问着他的学习情况，看见他身侧的书包，就翻看了他的作业本和试卷。童芳趁机又说：“你看姐姐多关心你，有这么厉害的姐姐教你，你可要好好学习。”
天天十分真诚地点点头。我感觉自己似乎落入了童芳的圈套，但是天天看我的眼神又让我无法拒绝——他似乎并不像童芳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只是单纯地想要一个亲人的关心和爱。最终，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天天，告诉他可以用与父亲联系的“老人机”和我打电话。
晚上回家，童芳打来电话对我表示感谢。我不稀罕她这样一套说辞，和她约法三章——如果不是天天自己意思，她不可以打电话给我，更不能来单位找我；以后我如果约天天出来，也不希望她在旁边。
没过几天，天天就打来电话，寒暄一番后，他胆怯地问我：“姐姐，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和我打电话呢？”
我哑然——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我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于是我反问道：“那你喜欢我吗？”
“为什么不喜欢？你是我姐姐啊！”
原来在他眼里，我和他的关系如此简单？是因为父亲以前经常和他提及我和姐姐吗？也可能是因为童芳出于对我们的歉意，没有向他灌输对我们的仇恨？出生不能选择，我不能，天天也不能。忽然间，我想：天天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让他感受身世带来的不公？
接下来的半年，我和天天经常保持联系。我实在看不下去他那糟糕的成绩，开始当起他的“家教”。在外求学7年里，我做过5个小孩的家教，小学、初中、高中都教过，我自嘲工作了还要“重操旧业”。
法院的工作非常忙碌，晚上加班是常事。天天的学校到我单位走路只需七八分钟，工作日，我经常在他放学后带他随便吃点东西，然后让他在我办公室写作业。不忙的时候，我就对他的英语和数学进行重点补课。我发现他对学习的悟性特别高，很多难题一点就通，只是上初中后几乎没花心思在学习上，欠账太多。
经过一个学期的专门辅导，天天的成绩已从全班倒数上升到中等水平。他在我单位学习时，我们都很默契地很少讲到父亲和各自的母亲。他会和我说他的同学、外婆，还有同母异父的明明，他说他小时候和堂表兄弟来往都很少，明明哥哥一直很照顾他，还会用零花钱变着法给他买好东西。我和他讲得最多的是姐姐，我告诉他，姐姐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女强人，也有一点臭脾气，他听到我讲小时候与姐姐的趣事，有时会笑出声来，透露着他对手足之情的向往。
“但姐姐工作忙碌，又有自己的家庭，为了不打扰她的生活，我不能带你去见她。”我解释道。
天天使劲点头，对此非常理解。
除了监督天天学习，我也会在周末带他去吃牛排、吃火锅、吃烤肉，让他和普通小孩一样尝试各种美食。半大小子食量惊人，他每次都能吃我的两份饭量，末了，还会非常满足地对着我笑。我似乎也在他身上收获到了一种内心的满足——我们俩相差13岁，没有同龄人之间的较量，也不至于年纪相差太大而无法交流。我想，如果我和天天第一次相见是在高中或者大学，那我可能会因缺乏自信，始终将他当成自己的敌人；如果我们在更晚的时候相认，我可能会因为沉心于家庭，没有时间多和他交心。
只是，和天天相处结束后，回家面对母亲我总有一股愧疚。每次和天天出去，我都会想好各种说辞，也怕小城里的熟人社会人多眼杂，万一我和天天在一起被别人看了去，会偷偷告诉母亲。
因为心里负担太大，我将此事告诉了姐姐。她也没了当年的暴躁，对这个弟弟有着跟我一样的矛盾感——曾经把他放置敌对面，渐渐释然后，内心更多的还是祝福。不过，最后她强调：“我不反对你和他来往，但我不想参与其中。”
6
天天升初三后，由于课程难度大了，他对学习的热情又开始褪去。有天晚上，童芳又打我的电话，泣不成声地说在网吧抓着了天天，想要把他带回家，天天却和她大打出手：“这都是我的报应，你妈的两个女儿都有出息，我的两个儿子都是没用的。天天以后要是走错了路，我也不想活了，你爸也要给他擦屁股。以前为了维护他心中的父亲形象，我从没找你爸闹过，让他保住了名誉，天天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我很反感童芳的诉苦，更讨厌她拿我父亲来说事威胁我。但我还是拨通了天天的电话，约他见了面。
天天见到我时就像犯了错的小猫，不敢抬头，讲话声音都小了很多。有一点童芳倒是说得没错，父亲和她都拿这个孩子没办法，而我这个姐姐的话还是能起一点作用。
看着他一直沉默不语，我开口问他：“打你妈了？不会是替我打的吧？”
他愣愣地看着我。
我接着问：“听到别人说‘打你妈’，心里还是不舒服？”
他点点头。
“虽然我没和你说过，但你应该理解我不喜欢你妈妈吧？我和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妈妈就是我生活中的阴影，我一直生活在父母离婚的恐惧之中。”我坦诚地说。
“可是爸爸不还是一直陪在你们身边吗？而我明明有爸爸，却从来在外面不敢提。爸爸一年多没来看过我，我很想见他，但见到他又不知道和他说什么。你还能怪我妈，我却连能怪的人都没有。”
我说着：“确实，我是怪你妈，但我也承认，除了给了你不体面的出生，她还是位好母亲。为了你和你哥，她吃了不少苦。这么多年来，她忍受着外人非议抚养你长大，一个人打着两份工，就想给你的生活多一些保障。为了让你被更多人爱，她总是为爸爸看望你提供条件，还低声下气找到我，让我们俩相见。在爱孩子这件事上，她和我妈一样是全力以赴的。”
“但是爸爸还是不要她，也不要我，我可能连好的高中都考不上，他更不会再多看我。”
我想起天天说过，他一直管继父叫“伯伯”，在他心里，我们的父亲才是他唯一的爸爸。被父亲认可，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我小时候和你一样，成绩一下降就怕爸爸失望，怕爸爸怪妈妈没有教好我，所以我不敢停止努力。但我也不觉得只有会读书才算有出息，只是让你以后多一些选择而已。你如果现在尽力了，成绩还是没有提升，那就不能怪你，以后要是学一门技术，能自力更生也没什么不好。可是你现在就放弃自己，还对你妈妈动手，那我也会对你失望。”我的声音开始严厉起来，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叛逆期的不满。
那晚我们聊过后，天天回去主动和童芳道歉。我知道，并不是我的话多有道理，是他真的在意我这个姐姐，他不想我看低了他。
我不清楚父亲为何在天天小时候能长期陪伴，而如今却几乎不管不问，只每个月固定给些生活费算作为父亲所尽的一点责任。或许是因为天天长大懂事了，他心中有愧，不知如何面对天天？或许是因为我们姐俩的争气和母亲的隐忍，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想撇清关系？
其实父亲早就从天天那儿得知我们姐弟俩见过面了。有一次，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起这事，我就不加掩饰地承认了。他没有反对我见天天，只是反复叮嘱我不要影响到工作，说话时眼神躲闪，也不敢多看我。那神情让我的心情极为复杂——这些年，我总会把这件事的过错更多归责于童芳，对父亲则是爱多于责怪。但冷静下来，我也明白，父亲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这个家和那个家创痛的制造者，那些暗地里的煎熬和撕扯，也是他应得的惩罚。
我没有劝他多给天天一些关心，我的行为已经让我对母亲充满愧疚，不想再去增加自己的罪恶感了。我想，我是女儿，永远都不会离开母亲，而他是丈夫，我不能亲手把他从母亲身边推开。
7
母亲在某个周五来到单位等我。在门卫室，她从保安大叔那里听说我经常带着一个“表弟”加班，姐弟感情甚好。她很疑惑，却不露声色，直到坐上车，才开始质问我。我只能一五一十地告知。
当年只有在刚知道父亲出轨的那段时间，母亲才为这事哭过，而那天，她再次号啕大哭起来：“这个贱女人，抢了人家老公，还想抢人家女儿，世上也找不到第二个这么不要脸的人！”我一下慌了，她继续哭着：“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不天天回家陪着我，还帮她的儿子补习功课，带她的儿子到处去吃东西，你让她真是够得意的！”
在母亲面前，我是理亏的，只能找好听的话安慰她：“妈，她没有抢走爸爸，她已经找人结婚了，她永远都拆不散你和爸爸了。她更不可能抢走我，我没和她见过几次，而且我也替你骂过她了。我知道你委屈，但她也得到报应了，她大儿子进监狱了，自己也吃了不少苦。”
我简略讲了童芳这些年所遭遇的事，母亲似乎感到意外，但嘴里一直说着“活该”来发泄多年的怨气。等她心情平复，我继续说：“这些年，你付出了那么多，还好我们家有惊无险，最后还是在一起的。但是天天他真的很可怜……”
还没等我继续说，母亲打断我：“他可怜也是他自己的妈造成的，那是他的命。”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出生不是他能选择的啊，而且我也是怕他和他哥哥一样走错了路，如果他真的做了违法犯罪的事，爸爸不可能不管他。你那么爱爸爸，到时候你肯定又不忍心看着他有麻烦。”
母亲并没有被我说服，回去后，还去向姐姐寻找安慰。姐姐虽然心疼母亲，但她一直帮我说话。姐姐向母亲承诺：“我们姐妹俩永远都是你的女儿，我们第一个维护的就是你。文文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让她自己去决定吧，这本来就不是简单对错能说得清的，遵从本心就好。”
姐姐也遵从了她的本心，她自始至终都没有联系、更没见过天天。她觉得大家人各一方，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不必相互打扰，母亲也真的没有再阻止我和天天来往。
从那以后，与天天见面，我更加轻松与心安。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约会”只有两个人，偶尔我也会带着他见我的男朋友。男朋友像个大哥哥一样鼓励着他学习，教他长大后如何追女孩子，还和他讨论游戏里面的各种角色和技能。我们就像普通人家的姐弟，有说有笑，相互鼓励，相互温暖。
中考时，天天压线考上了市重点高中，虽然分数不高，但已经让我们非常雀跃。那个暑假，我带他去了省会的欢乐谷——那是我答应过的中考奖励。长到十几岁，除了和童芳去过上海提篮桥监狱看过他的哥哥，他就没出过我们市。与很多孩子相比，他成长中缺少的不仅是父爱，还有物质上的满足。
欢乐谷里到处是游客们的尖叫声。我和天天一起探险鬼屋，一起挑战跳楼机，一起陶醉于7D电影，在一次次刺激的尖叫中，我们释放着成长带来的痛苦，也迎接着未来可能的美好。
我们在落日将尽时坐上了摩天轮。摩天轮缓缓升起，天天四处张望着城市美景，欢脱的身影透露着他的兴奋。在摩天轮升至顶峰的时候，他凝望着太阳消失的地方。落日的余晖洒在他的脸庞上，仔细端详着那张脸，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微厚的嘴唇，虽然与父亲的五官有所差异，但到处都是父亲的影子。自从知道他存在于世，我就又开始了与他的和解之路，与父亲的和解之路，也与自己的和解之路。
在天天凝望出神的时候，我打断了他：“你长大想要干什么？”
他似乎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想赚很多很多钱，那样我可以给妈妈买大房子住，如果明明哥哥能出来，我可以好好照顾他。”
我的心放下了：虽然他得到的爱不多，但他还能学会爱着别人。虽然我们爱的人不一样，但不影响我们成为彼此的密友，成为亲密的姐弟。庆幸，我多的是一个弟弟，而不是仇人。
后记
在我写下这段经历时，天天已经在读高三了，正处最后半年的高考冲刺中。我已经辅导不了他的功课了，只能经常给他加油打气。他虽然成绩一直平平，但是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我想，比起考上一个好大学，他能积极面对生活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如今，我父母在两个女儿和两个外孙的陪伴下，过着非常满足的老年生活，父亲甚至还多了点孩子气，总希望我们姐俩哄着来证明他的重要性。母亲反而比年轻时强势了，遇到不合心意的事就少不了把父亲一顿痛批。童芳几次申请加我为微信好友，通过之后，时不时咨询我法律问题，看在天天的面子上，我也会挑着回答一些。
往事如烟，随风淡然。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