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山东人，在美国做大学教授，46岁辞职换一种活法，改当农场主
这是《自拍》第346个口述故事
我叫姜铭涛，59岁，现居美国威斯康星州马拉松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农村走出国门，到加拿大读医学博士。九十年代，我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后，并被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过上了儿女双全、有房有车的体面中产生活。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我好像是成功了，在象牙塔里爬了二十多年，终于变成家乡父老口中那个争气的孩子。但实验室长年枯燥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让我身心疲惫，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抑郁。
2009年，46岁的我选择结束科研工作，让下半生换一种活法。我办过球迷俱乐部，做过报社主编，还当过保险销售员，机缘巧合之下，我在美国买了片土地，最终成为一名农场主。
我的农场主要种当地特产花旗参，手里拿的是成熟的五年参。
这些年经常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一个学了20多年医的博士，不好好搞科研却跑去种地，到底咋想的？怎么说呢，用一句调侃的话就是“现在流的汗都是当初脑子进的水”。
当年我16岁上大学，选择学医本来就不是我的初衷，更多是为了出路而非基于兴趣。事实也证明，比起整天在实验室里摆弄一堆药品、试剂和瓶瓶罐罐，我更喜欢开着拖拉机在农场里劳动。
我祖籍山东，1963年在威海乳山银滩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我的父亲因为口才好，能写得一手好字，被选去支援建设大三线，从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身份。我的母亲是一个只上过几天识字班的农村妇女，种地的同时还要拉扯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粮食紧张的时候，她就想办法用地瓜叶、榆钱、槐花填饱我们姐弟几个的肚子。
我这人不算勤快，小时候尤其贪玩，但由于父亲常年不在家，我只能像个小大人一样跟着母亲去生产队干农活。冬天到大田里翻地、整平；春天到山坡上挖坑、种树；夏秋农忙季节帮着收庄稼、打场，上学路上我都背着个筐，沿路捡粪作肥料。
记得小学四年级参加麦收，我因为干活积极被生产队记了4工分，那会儿一个成年男劳力也才8工分。因为农活干得好经常别夸，我在种地这件事上找到了一种特别的价值感。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学大寨，整天热热闹闹，乱乱哄哄的。学校对学习也不是特别重视，三天两头组织我们去参加劳动。有次劳动回来，班主任看着我满头大汗，就夸我“姜铭涛，你真是生产队长的好料子啊！”
后来我在美国农场里开着拖拉机干活的时候，一想到这儿就乐。我这不就是如老师当年所愿，当上生产队长了么？
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有一天我正在生产队的地里劳动，忽然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在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恍惚记得说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农、兵等都可以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什么的。同年冬天，乳山县要组建一个冲刺高考的重点班，我因为成绩好被选上了。
班里都是全县各个中学选拔上来的尖子生，第一次上英语课，有个县城的女同学上来就用英语来了个自我介绍，说“My name is XXX, I love 北京天安门!”什么的，说实话我根本不懂，但听着朗朗上口，羡慕得不得了。那时候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乡下孩子就是想学也没那条件。
由于基础相对较差，我开始拼命追赶。慢慢地，各科成绩越来越好，特别是语文和物理，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几次预考都是全班第一或第二。轮到高考的时候，我却出了个岔子。上考场前一天晚上，班主任老师看我没蚊帐就让我去他家睡，一换环境我更睡不着了，快天亮才眯着一会儿。上午第一门考数学，我脑袋昏沉沉的，试卷都没答完，最后只考了65分。
当年总分320分以上可以读全国重点本科，280分以上能选择省级本科。我总分306分，没落榜，却失去很多学校的选择机会。填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跟我说，“铭涛你去学医吧”。我很无知地问，“大学里面还有医学院？”老师说：“嗯，有，你记性好适合学医，这个成绩就报咱省医学院吧。”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高考前，我一直想着自己物理好，也喜欢工科，本打算学个工程专业，以后当个无线电工程师什么的，学医绝对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个选项。我父亲觉得医生这个行业旱涝保收，稳当，也同意报这个。
在那个时候，能上大学的喜悦很快就冲淡了我无法选择工科的失落。再说，对一个16岁的农村孩子来说，比起出路，兴趣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我报了山东医学院（现在的山东大学医学院），从此走上学医之路。
1979年，我来到了省会济南读大学。医学院本科阶段原本是五年制，我入学那年刚好赶上学校响应国家号召，要成立一个六年制的英语医学班。这次又把我选进去了，我很惊讶地问老师：我就考了35分，咋还选中我了呢？老师笑了一下，看着我说：不错啦，很多人才考了十几分。
看来不是我优秀，是其他人更差啊。后来进了英语医学班，我开始专攻英语及基础科目。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英语基础打得很扎实。我两次参加学校竞赛都名列前茅，还作为主持人组织了几期竞赛，语感越来越好。
相比英语，主攻的医学专业倒让我觉得少了很多乐趣。学医是个慢功夫活儿，本科阶段的医学知识重在打基础，有点偏文科性质，主要是记忆和理解。正如我高中班主任所说，我记忆力比较好，因此少了一些其他同学挑灯夜战的辛苦，也没有挂过科，但并不是真的喜欢这门学科。当时班里有位同学晕血，学校不得已同意他换了专业，这件事都让我羡慕了好久。
在英语医学班学了六年后，转眼要毕业了，我想着学好临床能进医院当医生，就报考了本校的临床研究生，开始专攻小儿科心脏病医学研究。
那时国内开始流行出国潮，我导师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回来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于1987年参加了托福考试，打算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成绩出来我自己都吓坏了，满分670分，我考了650分，这个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1988年，我独自来到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开始攻读心脏生理学博士。初到异国他乡的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就觉得情绪低落，时不时有些压抑。一方面是异国他乡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是被当地的气候条件困扰。
出国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山东，习惯了四季分明的季节，而安大略省在北纬43度，地理位置相当于东北，冬天非常漫长，甚至到了四月底还看不到春暖花开的迹象。
幸好太太在一年后也来了加拿大，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研究生毕业前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她博士学校原本在美国，后来为了和我团聚转学到加拿大。1995年，我们一起完成了博士学业。毕业后我先在多伦多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太太则考下实习医师资格。
也可能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心理作怪，我内心有一种不到美国留学就没到顶的感觉。不久后，我争取到了去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做博士后的机会，觉得那边发展前景和待遇可能会更好一些。太太如果去美国做医生，机会也会更多一些。权衡之后，我们全家人告别加拿大，于1996年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
在威斯康星州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我成功拿到了美国心脏病基金会的基金，转到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当上助理教授，从事心脏保护研究。美国心血管研究领域的旗舰杂志叫《循环研究》，那十年时间，我先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三篇文章。据说2005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老师如果能在这个杂志上发文章，一篇就能拿20万人民币的奖励。
后来我有一项研究成果被美国生理学会杂志采用， 并发社论称其为“里程碑发现”，认为我从理论上指出了线粒体离子通道对心肌保护理论的谬误。这项成果让我打破了对学术权威的迷信，却也因此感到一种失落。
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多少个日夜的煎熬。可能只有热情，才能忽略掉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投入和不对等收益之间的落差，才能克服科研中的那些沮丧时刻。对我而言，从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忽略掉了“兴趣”这个关键因素，可以说一直是在忍耐中前行。
美国助理教授的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签，入职第二年开始，我的基础工资就按百分比减少，收入主要靠科研经费。这意味着我每年都必须做出点成绩来，压力就像山一样压在心里。除此以外，我还要经常参加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每年给研究生讲几次课，哪一件事我都不敢懈怠。即使下班回家，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坐在电脑前忙碌，总感觉每天都在高负荷地运转。
每年到了一二月份，我都会出现季节性抑郁，坚持了几年，情绪越来越差，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后来检查发现是内分泌失调导致患上继发性低血糖，吃饭越吃越饿，情绪躁动不安，医生都建议我调养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就在想要不要换个活法，真的不想生命再这么浪费了。太太看我这么痛苦，对我说，“既然做得那么不开心，那就不要做了嘛。”于是，我在2007年正式辞去大学教职，开始走出实验室尝试不同的工作，还经常组织华人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
那年7月我看到中国球员易建联被雄鹿队选中，就在华人社区成立了“易建联球迷俱乐部”，因此认识了“姚明球迷俱乐部”的主席谢忠先生，后来他支持我做了华人报纸《密城时报》的主编。与此同时，我还做过一段时间保险投资，学会了与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终于蜕掉了那层书生皮。
2009年，太太受聘到马拉松郡沃索市(Wausau)一家医院任主治医师，我们全家就一起搬过来了。沃索市(Wausau)是马拉松郡的县驻地，Wausau是印第安语，意思是“Far Away Place”（即遥远的地方）。最初是因为威斯康星河流经这里，吸引了早期移民来到这儿生活定居。这段一百多年的历史让我很受触动。美国这么肥沃的土地，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开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做呢？
我经常和华人朋友开玩笑，你说咱们中国从800年前的明朝开始，郑和就已经七次下西洋，如果当时再大胆一些，说不定现在美国都说的是汉语，谁是“外乡人”还不一定呢！我想起老辈山东人“闯关东”谋生活的历史， 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我已经“下西洋”了，何不也在这边开疆拓土？
那段时间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太太，她做主治医师后，在经济上给了我选择的机会，让我辞职后无需忧虑眼前的面包和牛奶，可以放开手脚去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刚到马拉松郡的时候，我经常到周边田间、山头去转转，闻着土地、森林和花草的芳香，越来越迷恋那种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恰好那阵子在网上了解到蔬菜大棚，我就萌生了做日光大棚的想法，想学习中国东北的种菜经验，种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国内国外有些朋友知道我们搬到了马拉松郡，经常托我帮他们去买当地特产花旗参。我想它应该是个全球产业，反正都是种地，那不如直接种花旗参好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个道理我深有体会。在马拉松郡，花旗参大多都是家族性产业，种参的经验也是代代相传，一般不传给外人。何况我一个“外乡人”，想在白人农民为主的人参种植行业争一口饭吃，很难。
刚开始，我只做和花旗参有关的营销工作。即便如此，有这么一张华人面孔突然出现在当地的参农群体里，我经常能感受到一些好奇，甚至是异样的眼光。
有次我到参农合作社去拿货，走的时候把支票放在了经理办公桌上，可能他没有看到支票。本来这是个打电话问一下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他却直接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短信，说要通过律师诉讼我，让我感觉到了明显的敌意。
尽管初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后来还是幸运地遇到了贵人，其中一位名叫大卫，他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位曾三次远赴中东前线的退役上校。大卫是猛客家族参场（Monk Garden）的第三代传人，他的家族来自英格兰，在马拉松郡种参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正是大卫的出现，才给我深入花旗参行业打开了一扇门。
我们认识之后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开始谈合作。我利用国内同学、朋友大量的人脉资源，帮他们家参场打开了中国的销售市场，并且与国内一家著名的中医药馆达成合作意向，取得了商标授权。
那几年正赶上国内经济高速发展，花旗参市场也很火热。2009年在本地遇到一位国内商家的采购员，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我们一起种植花旗参吧， 将来我买你的产品。就这样，我“以无知者无畏”的心态开始了创业之路。
从购买农场到学习开拖拉机、种植花旗参、管理农场，我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憧憬着从一介书生脱胎换骨为美国版的生产队长。对于我的选择，当时在朋友圈子里引起了一片哗然，有人为我点赞，也有人表示不解。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实验室坐了几十年，突然到田间地头忙活，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从整地、打桩、播种、拉遮阳棚到修理农具、拖拉机都得从头学起， 除了流汗，有时候还会流血。
每开辟一个新的基地，我都难免受点伤，半路出家的水平还赶不上美国农民的童子功。说实话我真不服，想当年十几岁的年纪就能顶半个男劳力，现在有什么不行的？
要说种参最辛苦的力气活，应该算是每年播种后搭遮阳棚的工作，每英亩地要打上168根15厘米粗的木桩，再用300多米长、总重达1吨的钢丝绳搭成架子，用来固定透光透雨的遮阳篷。一根木头50多斤重，都是我自己一趟一趟去扛。忙一天下来身体会很累，不过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搞农业很多时候要靠天吃饭，种参也一样。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在朋友推荐下租了一片处女地，美国农业部的网站上显示这里的土壤性质是沙壤土，特别适合种花旗参，我就赶紧种上了。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发芽时，很多参苗根部都出现了黄色锈斑，说明这里的土壤条件很差。
按理说应该止损放弃，无奈第一年投入太大，我于心不忍就留下了参苗。第三年雪上加霜，遇到倒春寒天气，又冻死30%的参苗；第四年已经无法改变局面，只能想办法弥补损失，收获一部分有机参叶做茶，代价是收获的时候产量只有平常的1/3，可谓损失惨重。
那几年我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天天泡在地里风吹日晒，人也晒黑了不少，但我的心情和身体是越来越好。每天在农场里呼吸着土地的芬香，接触着本分的农民，在田野、山间和各地的花旗参商业圈出入，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色彩，抑郁情绪一去不返。
来自陌生人的帮助，也让我的心态变好了很多。和周围一些老参农交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原本大家怎么都不相信一个医学博士跑来种地当农民，肯定有什么企图吧？接触久了，他们发现我挺实在的，其实也是个像他们一样的大老粗，所以慢慢地都愿意帮我。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国内说的“有人情味儿”。
有一次我批发了8万美元的花旗参发到加州去，本来答应是一个月之后回款，后来对方没有及时回款，到交货款的时间我手头只有4万美元。仓库的老板就帮我垫了剩下的4万，避免了我发生违约，那会儿我才认识仓库老板三个多月，说明我们此前的合作经历让他对我很放心。
这些朋友和我之前在学术圈接触到的高知群体有所不同，不会张口就是学术，一聊就是理想。他们更加务实，更容易满足，所以快乐来很简单，相处起来完全不会有心理负担。
在我交往的本地朋友里，有一个叫Bob的“奇人”，他文化程度不高，主要从事养殖及狩猎、采参。刚认识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来要给我办公室装饰一个稀有的孔雀模型，令我很感动。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养的孔雀被冻死了，不得已才做成模型找我这种人买单。后来我们成了密友，我经常拿这事调侃Bob，而他每年都给我带来熊肉还有貂皮、熊皮这些好货。
从Bob身上，我见识了美国农民的精明能干，也学到了很多生活知识。有次Bob看见我那辆车刹车有偏差，二话不说直接爬到车底，用一枚钉子就解决了一侧液压漏油的问题，看得我这书生目瞪口呆。这些实用的生活技能，都是我过去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学到的。
平时除了待在农场，我还经常参加当地的各种野外活动，比如每年9月1日开始的野山参采集季，很多周边的农民都会进山采参，我也不例外。在美国，各州及联邦法律规定对进山采参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会规定多少大小的不准采集；所有采到的参都不能私人买卖，必须由经纪人收货并注册认证。
看似不起眼的采参活动，实则有可能丢了性命，因为美国法律规定，除了国家森林与公园之外的地方都不准采集，私人领地同样不许进入。曾经有两兄弟进山采参后失踪，我们猜测有很大可能是跑到他人领地偷参被打死了。
为了安全起见，每次进山我都会雇一位印第安人“老把头”做向导带我去，我称呼他“肯老大”。肯老大除了做向导，还是一位艺术家，人活得非常洒脱，从不攒钱，导致经常入不敷出。离婚后他因为付不起孩子抚养费三次被投进监狱，每次这家伙都写信向我求助。今年7月，我又去监狱帮他付了967美元的费用，还帮他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
到了冬季，我所在的威斯康星州还会举行为期十天的猎枪狩鹿季节，这是当地持续了百年的一项传统，一般都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爷爷、爸爸负责给儿孙传授狩猎技巧。根据州自然资源厅发布的数据，威斯康星大约两三百万头鹿，预计每年有20万头左右的鹿允许被合法狩猎，以维持生态平衡。
为了能近距离体验狩猎活动，我也申请过狩鹿执照，并且接受了几个小时的枪支使用和安全教程培训。那天不到凌晨6点就起床出发，还要按规定穿上醒目的荧光橙色外套，防止被其他猎手当成鹿误伤。
鹿的嗅觉很灵敏，我头天晚上洗澡都特意没用沐浴露，就怕第二天被鹿闻到吓跑，可惜还是空手而归。之后几年我又试过很多次，经验多了，也会有一些不走运的鹿撞到我枪口下，那种“老猎手”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除了参加这些户外活动，我还在坚持做公益。2017年，参场种植完还余了不少种子，我想不如把剩下的种子都送给大家吧。美国各地其实有很多贫困山民是买不起种子的，有的连银行户头都没有。那年我一共送出去价值近10万人民币的种子，帮助到几百户山民。
过去五年，我又免费向上千山民发放了1200万粒花旗参种子。按照十年之后10%的生存率粗略计算，将来至少可以带来大概500万美元的收益。
这些种子可以继续繁殖，不断繁殖，影响未来几代人。有个山民很认真地跟我说，“铭博（Dr. Ming）啊，将来我的孙子来找你的孙子卖野山参好不好啊？”，说完大家都开心大笑。别说，或许几十年后这个愿景还真能实现。
美国流行一个词儿叫“红脖子”，它是形容那些脖子被太阳晒得通红的白人农民，有种大老粗的意味在里面。现在我就是一个典型的“黄脖子”，生活简单，也算在喜欢的领域做出了一些成果。最早我只有两万美金起始资金和一把铁锨，如今发展出了5个种植基地、1个加工厂，还有自己的花旗参品牌。
种参的人都知道，人参味苦，通常三年开花，五六年才能结果，开花容易结果难。人生亦如人参，或是厚积薄发或是劫后余生，总要深深地扎根下去，经历那些难熬的日子，才能真正体会到结果的快乐。
有句话叫“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能做喜欢的事情，同时有余力可以回馈社会，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满足。我很庆幸自己在13年前选择走出书斋，回归自然。这是一场寻根之旅，让我开垦出了一片天地，找到了自己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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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0岁被裁员后当上空姐，48岁成健美比赛季军，年龄从不是限制
我的童年很快乐。
我父母都是大学生，即使这样，他们很少给我压力。可能跟我们家底子比较好有关系，好几代人都没吃过什么苦，所以对我的要求不多，因为不缺什么，一家人能在一起就好。
我功课不好，除了家庭氛围的影响，还跟我散漫随意的性格有点关系。我不是不努力，但在课堂上思绪总不够集中，接受起来慢一些，平时小考还行，一到大考就完蛋。父母不太在乎我的成绩，会督促我好好学，但从来不说伤人的话。
我跟妈妈的性格很像，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没什么烦心事。家里帮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太需要操心什么事儿，自己的主见比较少。我小时候不是会深究、深入思考的人，没什么长远的计划。
我有过叛逆期吗，算有过一次吧。初中毕业时，有职高来学校招生宣传，可以学酒店管理，跟旅游相关。学校有开放日，可以去体验。我到酒店感受过，八九十年代的涉外饭店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到处都很干净，酒店里的气味很舒心。我很向往，想去读职高。我妈没答应，说必须上普通高中。不让去我也难过失落，但也没做出什么大举动，不去就不去吧，能怎么办呢。
高考出分，我考了360多分，上不了好大学。1990年，我去了中华社会大学读国际贸易，这是所民办学校，没有学历证。
家庭聚会合影，那时我还是短发。
大学三年，家里安排我去了外企半工半读，每个月有800元的工资。做些给人倒咖啡、复印、打字、发传真、接电话的工作。公司环境很好，在五星级酒店里，第一年在亮马桥饭店，第二年在长城饭店。同事之间有时说英语，客户很多外国人，有时在酒店的花园里办party、酒会，我带着朋友去凑热闹。这点我跟我妈很像，喜欢跟人打交道。我在大学很受欢迎，大家一起去公园玩，我是唯一有工资的，就给他们买一大堆包子。
大学毕业后，有朋友邀请我到广州帮她做秘书行政，工作不难，打打文件跑跑腿。一年半后，公司内部有矛盾，我就回北京了。刚好有个芬兰的朋友来家里玩，我高中时就认识她。她经常来家里玩，她和妈妈聊天时，我做翻译，加上我在学校里就很喜欢英语，后来又在外企里工作，口语就练出来了。
爸妈商量了一下，想让我去芬兰。我没深想，主要是没这根筋儿——行，那就去呗。为什么去，去干什么，我没有这些顾虑，很随意的，后来我开始找学校，先是拿了个培训类的几个月的签证，有点语言基础、交钱就可以去。
1996年4月，还有5个月就满24岁的我去了芬兰。就是这个决定，开启了我的另一段人生。
4月的北京春暖花开，芬兰的大街上还积着雪。这里冷清、安静，人很少，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非常分明。餐馆里不像北京那么热闹，没有夜生活。芬兰有极昼和极夜，夏天时天总不黑。冬天来了，有时下雨，天昏昏沉沉的，总感觉睡不醒。除了要适应天气和城市节奏，我也在适应芬兰人的性格。在朋友家住时，有次我们吃完饭，我在厨房里洗碗。她过来说，你不用洗了。我以为她只是客气，还在继续洗。等到第三遍的时候，她就有点急了，过来说，你不用洗了！后来我就记住了，芬兰人不会讲废话，一句话里没有多余的内容。
在芬兰，朋友建议我上个有学历的本科学校，之后我开始申请学校。8月，我去了瓦萨，这是芬兰的一个小城，人口只有7万人。这里街道干净整洁，交通很便利，骑着车哪里都可以去。9月我入学芬兰瓦萨应用技术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一年后回到芬兰首都赫尔辛继续念。
在芬兰上学很轻松，只上半天的课，有时8点到12点，有时12点到下午3点。上课做点笔记，课程偏文科，我花了心思去背，成绩就很好了。上学的日子相对有趣些，我有时骑车到街上晃荡，有时去同学家里吃饭、参加活动，典型的留学生活。
1997年，我在芬兰。
离开家后，我开始独立生活。遇到的困难不大不小。那时我不会做饭，很想念中餐。刚开始不太会处理跟同学的关系，为人处世不够成熟。我不太会芬兰语，日子过得寂寥，跟国内的朋友通信，一个月一封，和他们抱怨这样冷清孤寂的生活。有个三十多岁的中国同学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就回去了，我比较随缘，有时候孤单和寂寞，熬一熬就过去了。
1998年，大学需要实习，我去了一家芬兰的贸易公司，公司对接中国市场的业务，我回国待了两年。那时上大学，只要修完学分、写完论文就可以毕业，没有时间限制。我是在30岁时写完论文，正式拿到大学毕业证。
1999年，我（左一）在国内。
1999年，我认识了老公，他是芬兰人，我们刚开始磨合很费劲。芬兰人很严谨，做事滴水不漏，也不说废话。他有时会点出我的问题，年轻时我不服输，很耿直，总跟他对着干，不认可他说的话。他比较稳重，我心很大，生活里小打小闹，就这么过来了。后来我们结婚了。
我和老公，他比我大两岁，我回到职场后，主要是他来照顾孩子。
2022年，我和老公。
32岁，我生了女儿。在芬兰，产假可以休3年，政府会养你。2007年秋天，35岁的我重新回到职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公司主要面向国内平台，在网站上推广小游戏，我负责对接。那时回职场也没什么感觉，没有生完孩子后力不从心的感觉。但工作需要出差、加班，压力很大。
2011年，公司不景气，负责中国市场的五个人包括我都被裁了。三个月后，我重新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厨具公司做销售，要把产品销往不同的国家，虽然老板没让我加班，但我挺卖命的，会在晚上和周末不由自主地加班，亚健康的状态就慢慢来了，我感觉体力跟不上了。一整天都对着电脑，一动不动，很容易累，开始掉发，晚上总睡不好。
2013年4月，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开始裁员，我又失业了。上班时我就有预感，想找别的出路，刚好在网上看到芬兰航空在找会中英文的空乘，我投了简历。我没什么可犹豫的，看到招聘就去了。
我对空乘没什么想象，就觉得是条出路。在欧洲，招空乘没什么硬性外形要求，高矮胖瘦都有。芬航的招聘信息写得很长，实际并不难，要求会中英文、有服务意识、安全意识、组织能力，对很多人来说不难的。被裁的那天下午，我参加了芬航的面试。两轮面试很顺利，主要看语言过不过关，还考察了基本的芬兰语，之后是身体检查、参加课程培训。
培训一共六个星期，内容包括急救、危险物品分类及处置、处理紧急事故如火灾、基本妆发、了解飞机设备等。班里都是越南人和中国人，课程是用芬兰语上的，我根本听不懂这些专业术语。好在教材是英语的，下课回去后继续学。除了上课就是考试，有理论有实践，怎么开机舱的门，遇到某些情况怎么处理。像回到学生时代。
我和越南同学。
培训到第三个星期时，我出了事故，差点断送我的飞行生涯。
那是做紧急急救培训时，学员们要从滑梯上滑下来。轮到我时，前面的那个女孩还在地上，为了不撞到她，我把腿卷了起来。滑行的速度非常快，落地时，我的左膝盖的韧带就扭到了，我“哎哟”了一声，站都站不起来，大家把我架起来后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把我的腿支起来，让我拄拐。主管觉得我无法继续参加后续的培训，就跟我说，你不用来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都凉了，但我什么也没说，拄着拐出来，失魂落魄地往外走。
回到车上，我不知道要做点什么，整个人像落水一样狼狈，巨大的失落感扩散全身。我给丈夫打了电话，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他很冷静，听我说完后，让我赶紧回家，再去做一次检查。挂完电话，我恢复了点精神，回到家后，我们约了医生，他检查后告诉我没事。那时我的疼痛感不强烈，听到他这么说后感觉这事还有希望，我就跟公司的主管说了。第二天，主管带着医生过来，我的医生也在，又检查了一遍，接着让我做了一些动作，他们就在旁边看着。医生下了结论，这些动作你都可以做，那就没事，后来我就回去继续培训了。
受伤后的我。
毕业那天，教课的老师特地过来抱了抱我，说真不容易。40岁，我成为空乘。做空乘毕竟是服务业，年纪大些实际更有优势，待人接物更成熟些。我身边的同事，从20岁到50岁都有，只要能通过两年一次的体检就可以。
对我来说，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内心一定是大于外表的。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和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没有领先也没有落后，一切都是准时的。也许我的人生是从40岁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对任何事都不太在乎，大大咧咧的，做事没什么计划，凡事都挺无所谓。虽然我被裁过几次，身边的朋友也说你怎么老是换工作，我也从来没怀疑过自己，这种事不会让我特别惦记上心。
但到了40岁，好像一切都开始变了，我开始有针对性地做事。比如，为了改变亚健康的状态，我开始健身。从有氧开始，到家附近的操场跑步，从开始的一圈两圈逐渐加量，到健身房做力量训练、练瑜伽。刚开始健身时我的体脂率很高，身体的肌肉含量很低。练了两年，我的身体变化就很大了。
健身前的我。
空乘给了我很多自由的时间，它通常是飞几天后可以休息三四天，休息时间我就会去锻炼。有时一天的飞行结束，我也会去健身房锻炼，很拼命。也是在2013年，我读完了为期两年的Service Innovation and Design服务创新与设计的研究生课程，我读的是在职研究生，周末上课。
飞行很累的，一般乘客在天上飞行几个小时就很累了。空乘的飞行时间更长，加上在地上的准备时间、乘客下机后我们还留在机上整理，很需要体力。机舱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有时乘客缺氧、休克晕倒，给做紧急救助，给他吃点巧克力，补充糖分。在紧急的情况下，要有即时反应能力，保护乘客的安全，提供最好的服务。没做空乘前，我不知道它是这么有趣的工作。它是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之前我都是在地上做办公室的工作，现在在天上，每次飞行碰到的乘客、机组人员都是新的人，连飞机机型都不一样。我喜欢这份职业，可能跟我从小喜欢跟人打交道、见新鲜事物有关。
以前我总飞短途，换了航空公司后，我现在主要飞长途，飞一趟得13、14个小时，工作更有趣了。有时飞新加坡和纽约，有时去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三毛住过的岛。从空中俯瞰这座岛，有深蓝色的海，天空纯净。山围绕着水，水环抱着山。
我非常喜欢热带的地方，可能跟芬兰的漫长冬天有关系，现在芬兰还下着雪，飞到另一个地方就能穿短袖，到海滩上晒太阳、去游泳池里泡着了。长途有时差，比飞短途要累得多，但非常有意思。
我感觉，每次飞行路过的阳光、雨露、空气都不一样，还能见到各种各种不同的人。世界就在眼前，每天都有新的感受。
我和同事。
飞行结束一般我都会去健身房。开始练了两年，身上紧致了不少，但因为没有科学、系统的训练，肚子上还有肥肉，没达到我想要的体脂率。
之后我找了私教，她给我制定计划，食谱计划写得很细。每日脂肪、蛋白质、蔬菜的摄入量是多少，今天练臀腿、明天练肩膀、后天练胸背，一个星期四次。很快就见到效果了。
我在健身房。
健身后，我的精神明显变好了。身体变得轻盈，连续飞三四天后，很多人在休息结束的前天晚上都会失眠，因为身体知道要投入快节奏的工作中。我刚开始也会这样，但后来慢慢就好了，这跟我健身有关，不容易累。
2019年底，疫情开始了，航空业慢慢停滞，我们的工作少了很多。可能生活太单调，那时我健身已经有7年，也想去证明点什么，找点有挑战性的事做。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芬兰全国健美锦标赛的消息，就报名参加了。
这是全国性的比赛，一年两次，有几百人参加。我是唯一参赛的中国人。其实也没想太多，我的身高176㎝，56㎏，想看看自己的潜力到哪里。比赛对身体的肌肉含量、形体、皮肤、妆容、台步有严格要求。
我从2019年年底开始备赛，按照教练的要求控制饮食、训练，少食多餐、控制碳水、油盐要少。练习台步就练了几个月，学习收腹吸气，穿着高跟鞋怎么走得更顺利。
参加比赛前的我。
2020年4月，芬航停飞，空乘人员全都被裁了。我在家待了两个月。芬兰的福利很好，即使失业，也能领到80%的工资，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去工作。我在一边备赛的同时，也在想下一步该做什么，总不能一直这么待着。
刚好芬兰一直在报道护理工作，社会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很大。那时我已经48岁，虽然有本科、硕士的商科学历背景，但进公司工作的概率不大，我就想着去学护理试试。这一年我很忙，8月开始上护理课，10月参加了健美比赛。
比赛当天。
比赛当天，我是组里年纪最大的。我对输赢不太在乎，我在做事前想法很少，但过程中一定会非常努力。比赛是一次性比完的，当宣布我是第三名的时候，我非常意外，也很开心。
获奖选手合影。
比赛结束后，我觉得自己条件不差，就开始给模特公司发照片。没过多久，那边邀请我拍写真集。拍完后我会给广告公司发，有时是对方邀请。我有时会跟摄影师合作拍写真，刚开始会拘谨，后来学得多了，怎么摆姿势、在镜头面前 呈现最美的一眼，都有经验了，越来越自如，现在越来越放得开。
我的写真。
我开始拍广告，拍过MTV、为芬兰邮局、厨具公司拍过广告，到现在将近20多支广告。有时还在电视剧里客串角色，演过警察和医生，都是在我业余时间拍的，它只是我的兼职。
一支广告一般拍半天、一天。它让我学到了非常多东西——人的仪态、言行举止、跟人交流的分寸感、沟通。做了模特和演员后，我明显感觉自己越来越自信、美丽。这种美丽不仅仅关乎外貌，还与人的情绪、耐心、被岁月沉淀的成熟有关。
拍广告时要在安静的环境下工作，拍一个镜头，要分十次、二十次来拍，一个动作要做20遍，我得有很大的耐性，保持情绪的稳定、学会跟人沟通。
我在电视剧里演医生。
50岁的前一天，瑞典有个内衣品牌邀请我。一共5个模特，我是最年轻的，年纪最大的72岁。拍摄那天，现场包括工作人员全是女性，拍完后所有人都在欢呼尖叫。那是支很有力量的广告。
我们站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我们不是模特、不是演员，而是最本真的自我。50岁的女性也可以展现自己身体的美，美不止一种，即使它长了细纹，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紧致，我们依旧自信，能被人看到属于成熟女性的魅力。
拍完后我们一起看照片，57岁的银发美国模特激动地哭了，那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在照片里这么美的样子。我们终将不再拥有年轻的身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美的资格。
我们在拍内衣广告。
2020年6月到2021年，我还在上护理课程。学制两年，需要学生完成4次实习。我每天8点上网课，下午2点结束，班里都是外国人，从20岁到50岁，什么背景都有。
护理课程用芬兰语授课，在航空业的这几年，我的芬兰语慢慢在提高，但还在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水平。等学了护理，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学习芬兰语，在网上找网课自学，不会的地方用谷歌翻译、在家里问老公。芬兰语最难的是发音，如一个词里有个K跟有两个K发音是不一样的，我有时听不出来，更别说发音了。平时我会特别注意发音，这么说对不对，反反复复地练。现在跟芬兰人交流，他们会问我，你是在芬兰出生的吗？
护理人员每天要面对病人，工作压力很大。需要学习老年人的饮食课程，每日食物和水的摄入量，还有技术类的如消毒、打针、疾病的简单了解、基本状况，吃什么药等。芬兰的护理人员其实就是操作护士，但不能打针，护工则是不能喂药，有一定区别。
这次课程让我发现，以前我念书是很敷衍的，但等我真正花心思学护理时，整个人是非常辛苦的，我用上了所有的精力。考试时我的成绩是最好的，好几门都是满分。
我们边上课边实习，几个星期后，我被分到一家临终关怀中心。深棕色的四层小楼，颜色破旧。这里的病人是些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无法自立、酗酒吸毒的人。户外的公共区域里有病人抽烟、晒太阳。在芬兰，如果家里无法继续照顾病人，可以把他们送到这里。
我在做临终关怀中心做护理。
走进楼里，安静的环境下偶尔能听见莫名其妙的嚎叫，每层一个病区，按情况分，如酗酒的一层，最年轻的病人从三四十岁到六七十岁都有。
我的一个病人，已经六十岁了。以前跑马拉松，参加过铁人三项，脸上几乎没有皱纹，素食主义者，生活习惯非常好。四十岁时，他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家里人把他送到这里，刚来时坐在轮椅上，后来完全瘫在床上。每天早上，我们按照他的饮食习惯为他准备素食，我要帮他放录音机，听唱片，喂饭、洗漱，推着他到外面看风景，他没有任何反应，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略细节，要让他享受跟正常人一样的待遇。
一年前，我穿着空乘制服，随着飞机起落，见到的是鲜活的人。现在，我跟着实习老师，帮躺在床上已经无意识的病人喂饭、换尿片，吃药。看着昨天还有呼吸的人今天可能就盖着白布出来，非常非常难受。这里的人一旦进来，一辈子是再也不会出去了，外面的生活再多姿多彩，都跟他们没关系了。后来我慢慢想通了，人都有这一遭，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这段经历给我了很多，它让我知道，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在做护理时，有时要到家里照顾老人。有些老人八九十岁了，自己住，我要给药、热饭、聊天、洗澡、换尿片、清理伤口。帮一个老人收拾好后，让她干干净净地坐在轮椅上，我会很有成就感。有些病人即使没有意识了，仍然有喜好，喂饭时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跟他说点什么时，他的眼睛忽然眨了一下，说明他明白了。护理人员是需要通过这些细节了解病人的习惯的。
我在做家庭护理时照顾的老人，他是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
护理跟空乘在一定程度上是通的，都是在帮助别人，这个过程我很享受，我喜欢帮助人，看他们快乐的样子。这点我和妈妈很像，她今年76岁了，如果有人得什么病了，她还在忙活呢，我也希望给女儿树一个榜样。临近50岁，我同时做着护理、模特、演员三份兼职，忙得不亦乐乎。
2021年年底，挪威航空准备恢复芬兰的航线，给所有在芬兰的空乘发了面试邀请。我非常高兴，在面试时表现得有些兴奋过头，不够沉稳，而空乘必须沉稳、情绪保持稳定。12月13日，女儿17岁生日这天，我收到了拒信，非常伤心，之后的几天都昏昏沉沉的。
我很较劲儿，觉得自己不差的，就开始给汉莎旗下的Eurowing(欧洲之翼)及芬兰Norra航空投了简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积极准备面试，查面试问题、参考网上的回答，调整自己的状态，天天看天天练，用芬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准备。
这两次面试很正式，不像刚开始成为空乘时的面试，只是简单问了之前工作的地方、职位。这两次面试会设置了正式的问题：为什么想成为空乘、它的责任和义务有哪些，还有遇上紧急情况时的模拟测试，看你的反应和应变能力。50岁，我拿到Eurowing和Norra两家航空公司的offer，重新起飞。
比起当护理，我更喜欢空乘，空乘给我的新鲜感更多，但当护理我没法去其他国家。不过我也喜欢护理，休息时间我还可以继续做兼职。
我重新当上空乘。
今年7月底我转到瑞典为芬航的承包商飞跨洲际航班，11月开始飞多哈，整个旅程6个小时。机上的很多乘客都是去看卡塔尔世界杯的。世界杯的氛围非常浓郁，下了飞机，就能看到很多戴工作牌的工作人员，城市里的大楼挂着球员的海报。穿着不同颜色球服的球迷们聚在一块儿唱歌，酒吧里也聚了一群球迷，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如果我没有成为空乘，也许就没机会见到这些景象了。
球员海报。
从机上拍多哈的夜景，漂亮极了。
现在我在网上更新视频，后台会有很多人私信我，跟我倾吐心事，说我的视频给了她们很多能量。
有人告诉我，在国内“35岁以上找不到工作了”，这太让我吃惊了。女性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也许身上会有很多枷锁，但有些限制是自己给的。我真的很想告诉这些女孩子们，每个人的可能性是很多的，接受自己，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实、勇敢地去做想做的事，要学会爱自己。
我从来没感觉到年龄对我的影响。
我今年50岁，回想过去，每个阶段的人生都不一样。24岁前在国内，我顺从父母的安排，走到哪步算哪步。30岁时，我好像没有完全长大，随性自由，不知时间为何物。40岁后，我开始有针对性地做点事了。健身后，我觉得身上多了很多力量。我到了四五十岁，才发现还有很多事值得、可以做。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个过程，也许每个人的时差不一样。人活一场，你有你的路，他有他的桥，不存在先后顺序，人生每走一步都不是白费的，要有这个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