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届土木毕业生的工地“迁徙”
2021年底，我校土木工程系的同学们在武汉相聚。毕业近3年，原本40余人的班级，准点到场的不过寥寥10多个——还全是仍在读书或者已经转行的，真正从事土木行业的，都不见踪影。
“我们在工地的同学，大概都比较忙，抽不开身。”班长端起酒杯，替他们解释道。
我们没有感到惊讶，只是觥筹交错间颇感可惜。直到聚会进行到一半时，王超突然推门而入，才打破了这场没有“土木人”的土木专业同学会的尴尬——他目前仍活跃于工地，称得上“不忘初心”的优秀代表。
王超当年是我们系的明星人物，学习好，长得帅，个头高，颇讨女孩子喜欢。他毕业后去了一家不错的单位，接连涨薪，这一年听说赚了近30万，是我们班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里最高的，作为普通学校的本科生，他已十分符合“成功”的标准，尤其是符合土木行业的成功标准。
说实话，当初我们大家选这个专业，看重的无非是工作后钱多、稳定，但后来却发现，也不是谁都能端得起这碗饭。我毕业前去修地铁的工地干了2个月，就知道自己吃不了这份苦，找工作时，迅速换了赛道——大多数转行的同学，也都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而王超，看起来应该是捧稳了这碗饭。
“对不起诸位，我来晚了。工地有些事，坐迟了车。”他一边寒暄一边抱歉。见他风尘仆仆的模样，我想他大概不是专门为聚会而来的。果然，他接着说：“其实我是从甘肃赶来武汉述职，才有机会和大家相聚。”
听到这里，我们方知他已经被破格提拔为项目副经理，暨储备项目经理，不愧“优秀”二字。
一阵稀疏的掌声过后。班长当着各位同学的面举起白酒杯对他说道：“不管怎么说，能来就好，你现在一定是我们班混得最好的了——王总，我们祝贺你，干了它。”
周围起哄起来，王超举起酒杯，神色复杂地笑笑，仰头一下就干了杯里的酒。
然而，这次聚会之后没几个月，我便听说王超辞职了。我很是讶异，便趁他回校做分享时，又约他聚了一次，听他细聊了一下这几年的经历。
以下是他的自述。
1
我是1997年生人，家在湖北省恩施的农村。
2015年高考结束，我的分数刚够得上一本院校。选专业时，我没多犹豫就报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土木工程。各种宣传上说，土木工程专业学得到技术，将来赚得到钱，而且“工程师”的名头也特别唬人，可以考证、“挂证”，额外收入不菲，等再“往上”走走，就可以当专家、做评审，甚至自己分包工程，“越老越吃香”。
再说，即便将来不成为像模像样的总工程师、专家、包工头，最低也能有工地上包吃包住、收入稳定增长，这对于出身农村的我而言，是一份切实的保障。所以，对我选择这个专业，父母亲戚都表示满意。
大学新生见面会上，土木学院的副院长给我们放关于中国基建的纪录片。看到在建的港珠澳大桥、重庆来福士摩天大楼时，我十分笃定，自己的前途也会像这些巨无霸工程一样光明。
4年本科时光，我也努力学习了不少力学和造价知识，做过测量实习，参加过全国大学生结构模型大赛，也曾亲手养护半月的砼试块（用于测定混凝土强度的试块），那时，我觉得这个专业有无限的趣味。
我还喜欢上了土木系仅有的几个女生里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大学时不讲究钱，不讲究出身，只讲究外表和成绩，我自觉长相尚可，也一直保持全系前十的绩点，于是就真追上了那个女孩子。她叫小迪，皮肤是闪亮亮的白，身高差我一头，留短发。她是杭州人，家住西湖一公里远。
小迪和学业两者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涯，但不知哪个更为重要。
土木系的就业方向不算多，大抵是施工单位、房地产企业以及建筑设计院三类。刚毕业的本科生，多半去的是施工单位，一来是最容易进，二来，那里也是老师们常言劝告“施工最能学到技术、最能赚到钱、最能攒下钱”的工作。
2019年临近毕业，我就想着直接去施工单位上班，因为我需要赚钱。有些同学去考研，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那时我们都笑称：“土木工程有什么好搞学术研究的，尽头无非是当个大学老师。再说本科没有优势，又没出过国，能去什么样的学校当老师？”
在我看来，老老实实工作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读书这4年，土木工程行业对于 “基建狂魔”的吹捧愈来愈少，“房住不炒”的声音则在渐渐增多。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兄师姐们也在逐步离开，常常能听到一些诸如“谁谁谁提桶跑路了”的消息。虽然这都是些不好的信号，但既然已经学了这个专业，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再者，我想毕竟中国幅员辽阔，还有不少地方等着我们土木人的建设呀，我仍旧不乏信心。
我在秋招季收到了不下5份offer，有的是进去走两圈，蹲起两下，再走两圈，就会有工作。更有XX隧道集团，上来先发4万块钱现金，当场签约，面试官说可以拿这钱带家里人旅旅游，给家人买些礼物，然后不忘提醒：“但如果5年内离职，需要全款退回，并按银行的年化标准支付一定利息。” 我听了就有些害怕，怕从此我这人等于完全卖给了他们，再也见不到家里人。更怕抗不过两年，回头苦了自己，亏了利息，没了工作。我拒绝了那沓红彤彤的人民币，心里绝不认同一个本科土木人的身份只值区区4万块。
与此同时，我还收到了驻非洲和中东的施工单位邀请，比国内offer高五六万，赚的是美元，能额外再吃一个汇率的便宜。不过我也拒绝了，——国际新闻看得太多，在外怕有莫名的危险。
经过深思，我最后选择去了世界500强前几名的某建某局。他们号称自己为“天下第一局”，薪资高出普通单位好几万，每月有探亲假，报销路费，晋升渠道看起来也很清晰。当然，好单位的要求也高得多，面试了3轮，淘汰了一大批人。最后，包括我在内，我们系只有2人拿到了这个局的offer。
拿到offer让我甚是自豪，当时唯一让我难受的是小迪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她成绩一般，加上性别原因，岗位很难找，用人单位看到她细皮嫩肉更加不敢要。这种现象也算不上性别歧视，因为那些工作实际上确实不适合女生，我想让她瞧瞧有没有什么机关单位可去，却也没有合适的。
她给我庆贺了一番后，听了家里的话，学习雅思，打算去国外念个别的专业的硕士，环境一类的，随后再回国工作。没毕业之前，她就收到了英格兰一所学校的offer，排名靠前，周期2年。
我略微有些失意。我俩做了约定，说了些等待和承诺一类的话，没到分手的程度，我祝福的话更多些。
2
2019年7月，我正式入职，第一个任务是修路，云贵高速，工地在偏僻的山区，风光旖旎。当地有几十个标段属于我们单位，每个标段10到20公里，平均造价约莫有20亿，周围还有大大小小“各建各局”和我们多线并进。
在施工单位，有个大致的“升级打怪”的顺序——测量员、施工技术员、副部长、正部长、生产经理、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我们这里也差不多，我也是要先从测量员做起。
测量员，顾名思义，施工前放线测量地面的标高，施工中复核检验数据，施工后监控地面沉降，时时记录整理，再用电脑计算绘图。说起来麻烦，其实并不需要自己动脑，将数据导入一些软件即可。一套流程下来，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测绘专业的人，事情简单，却很枯燥。
带我的“师父”是个80后，但沧桑得像个70后。他安慰我说，新人总要做半年、一年的测量才能转去施工，哪怕是现在的庄总（我们当时的项目总经理），也是从测量做起来的，熬了10来年，才到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不太认同硬熬资历的鬼话，想问他为何至今仍是测量员，但怕他难堪，便没开口——细细想来，既然有成功的人，必然有失败的人。
可没多久，他就“原形毕露”，安慰我的话渐渐变成抱怨各种不公的话，后又扩大为对整个公司乃至行业的诋毁：“食堂阿姨是他表姑，总工是他侄子，那个油水大的活，故意分包出去吃回扣，全都靠关系的，这里也好，总部也好，都是靠关系的——他奶奶的，下辈子绝对不干工程！”
我问他为何不跳槽，他才又改了口：“这里管吃管住，能存住钱，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得不图个安稳。再说了，在哪儿都要靠关系。”
我抱了几个月测量用的水平仪，基本都和我的搭档杜晖一起干活，他拿标尺，我拿仪器。杜晖来自河北农村，听说家境清贫，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弟弟。他毕业于专科学校，虽和我做一样的事，工资却少一半，也没有正式编制。我俩几乎同时入职，所以结成了吃苦吃肉的伙伴。我俩虽说身处底层，却兢兢业业，都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项目总经理。不同的是，我的第一步是转成施工技术员，他的第一步则是转为正式编制。
工地的饮食条件不错，顿顿好几个荤菜，主食可以选面条、米饭、馒头、红薯。人一累，吃得也多，加上在项目上时常喝酒，我比以前胖了不少。工作之余，我起得早，睡得晚，晒得黑。
一期标段即将结束时，项目经理给大家放了2天假，路途太远，回家并不现实，于是我们搞了活动，约隔壁单位打篮球——他们负责的是紧挨我们的标段。
许久不运动，我上场打了一会儿就体力不支，被大家嘲弄了一番，杜晖说：“你这个样子，女朋友怕是也快分手了。”“去你妈的。”我骂了这小子一嘴，随后下了场，让别的同事上场替我打一会儿。
场下休息时，隔壁单位的一个兄弟走过来，喊我名字：“王超，王超。”我愣了一下，他又喊道：“是我啊！”
天色有点黑，篮球场的灯又暗，我实在认不出来。一直等他近到眼前了，我才看清楚，原来是陈鑫，我大学“隔壁的隔壁”的室友，一个系的，先前读书时不是太熟，只记得是江西人，成绩吊车尾，挂科不少。他以前是个较瘦较白的小个子，现在也变得像碳一样黑，肚子圆鼓鼓的，像怀了孕。
“抽烟？”他随即掏出了一包利群，动作自然连贯。
“不会哈。”我推脱了一下。
他有点惊讶：“还没学会？”
“没有，学会喝酒了。”
“等会儿整两杯去。”他提议。
即便再不熟悉的同学，哪怕曾经有过矛盾，毕业后在荒郊野外相遇，也像是见了亲人一样，拥抱在一起感觉，仿佛胜过拥抱女朋友。打完篮球，我俩约去宿舍，在住宿区的临时超市里买了一些真空包装的鸡爪、鸭腿、花生米、白酒。酒是小瓶的郎酒，酱香型，一人3瓶，半斤多。这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主动喝酒，我们一边吃一边喝，怀念完大学生涯，接着就谈到了当下。
“你们单位发工资可准时？”他问我。
“准时。”我答道。
“唉，我们可就不行了。”他摇摇头。
“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是小公司，从我7月份毕业到现在只发了1个月的工资，现在拖了快4个月了。”他一根烟接一根烟抽。
“啊？！”我颇为惊愕，难以想象。
“现在抽烟的钱都是花我以前存的积蓄，我每天还得给工人、吊车师傅发烟。”
“怎么？还要讨好他们？”
“我们单位给工人开的工资低，有时还不及时，所以不太听话，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活了。唉！”
“那么惨啊。”
“可不是，现在我每天抽一包烟，得给工人发出去半包，这样下去，一点钱都没了。”幸好工地吃住不花钱，不然他早崩溃了。
“要不你试试换个公司，反正我们这行，也好找。”我安慰他说。
“唉，咱们这行，在哪儿干不是这样？”他摇摇头，呷了一口酒。
这话和我“师父”的口吻有几分相似，陈鑫像是已被老土木人洗了脑。当时我虽同情他的遭遇，却不能感同身受。
3
小迪在2019年下半年去了英国，这是令我痛苦的一件事。临出国前，我们见了一面，她几乎没变，我比以前朴素，主要是黑多了。她没感到意外，对我感情仍在，好好告别，好好离开。
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公司也开始拖欠工资了——除了保证民工的工资，其余人的工资得都根据甲方给我们支付工程款的进度来定。而甲方（某省高速集团）打着疫情的借口，故意延后（其实，山里的疫情并不严重，工程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项目总等“老人”，包括“师父”在内，似乎对此司空见惯，或是早就经历过，只讲了些“公司暂时遇到困难”、“大家要共克时艰”的话。可我理解不了，坚决认为该什么时候发工资就应该什么时候发。而在这里，甲方开始不讲诚信，不按时付款，公司也不讲诚信，不按时发钱。
我生硬地安慰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就权当存钱，也笑话自己，一开始的目标是做项目总经理，现在的目标是准时发工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大过人和狗的区别。
而杜晖比我还要愤怒，暗地里咒骂的次数不少，因为他比我更缺钱——他还得打给家里一部分。但等领导一拿编制或是涨薪的话安慰他，他立马就温顺下来了。
2020年5月，在几个大标段干过之后，公司出于大局考虑，要把我派到四川雅安的一条路去，据说那边缺一个熟练的测量员。我不愿意去，再加上已被拖欠了3个多月的工资仍迟迟没有发放的迹象，就动了辞职的念头。
虽说在这里存下了不少钱，但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让我觉得枯燥，看着别人在朋友圈频频晒出的花花世界，而我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些水泥钢筋，总有种虚度光阴的感觉。更令我难受的是，偶尔和小迪视频，看着她光鲜亮丽，背后尽是异国精致的风景，而我灰头土脸，总觉得我俩的世界隔得越来越远——那些大学里没有显现的差距，在此刻一寸寸地露出来，残忍又真实。
那时她总给我说，“等我一毕业立刻就回国”，当然，说完这句，就会问及我将来会定居在哪里。我有些心慌，总是打哈哈应付着。
是啊，难道未来结婚后也常年在山里待着？——当然，这是绝大多数“土木人”的宿命，像我“师父”，一年在家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0天。但我知道，小迪肯定不可能忍受这种生活，如果我继续待在山里，我俩的结局只能是分手。一想到这些，我心里还是像被剜了一刀，再者，这个工作如今连唯一的优点——工资高——也不能兑现了，这让我更加觉得憋屈。我更怕的是，再过十年，我还跟“师父”一样，依旧在山里做着最简单测量工作，拿着不能按时发放的薪水。
夜晚，我打电话给陈鑫，得知他已经被拖欠了7个月的工资了（中间补发过一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他在电话那头严肃地问道。
“我被拖欠了3个月工资了。”
“哈哈哈哈哈哈。”电话那头，他也放肆地笑了出来。
我也应和着继续笑着，第二天就开始投简历。
我投了不少做住宅施工的公司，其中有几家都是在大城市里做项目的，甲方都是万科、龙湖一类的知名房企。我想借跳槽回归城市，哪怕坐在城市郊区的工地里吃糠咽菜，也不想继续待在山区硬挨了。当然，私心也是想着下次小迪再问我以后定居在哪里，我也好有个明确的答复。
我想叫上陈鑫一起“跑路”，没想到这货给我来了一句：“都一样，在哪儿干不是干。”
没多久，我成全了自己，告别了“师父”和杜晖，去了一家房建的乙方，位于南京，不是世界500强，也没有编制。我没敢将这件事告诉家人，因为他们总会觉得这是胡乱折腾。临走时，连“师父”也苦口婆心地劝我：“小王，你得在一家公司熬几年才能出头，你这样跳槽是犯了职场大忌。”
我只能笑笑，不知该怎么回答。
去了南京以后，我晋级成为一名施工员，年薪比先前多2万。表面上看，这份工作的职责是管理施工过程、现场指挥作业、协调工程进度，其实大部分时间做的只有两件事：第一是“打灰”，就是看着工人们浇筑混凝土，一待一整天，一看一个月；第二是应付甲方和监理，甲方说话总是不客气的，检查非常多，不满意的地方也多，骂来骂去，连监理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动不动罚钱，趾高气扬。
这工作不比在山里轻松，夜晚的天空没有太多星星，我还是住在工地，同时也有点孤独。我已完全听命于项目总经理，没有什么“师父”和搭档，只有上下级。我对于“当上项目总”这个目标开始不清晰了——因为现在的项目总经理只比我大8岁，我估计我在这里再待8年恐怕也到不了那个位置，他太年轻了，占上的坑会一直占着，项目副经理则是由另2个比他小两三岁的前辈占着——我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一直“打灰”。
这家公司唯一的好处就是按时发工资，在职的小一年里，工资几乎没有拖欠过。这段时间，我在业余时间考了“二建（二级建造师）”、备考“一建”，有了“二建”证书，公司把每月工资给我上浮了1000元，听说如果拿下“一建”证书，工资会上浮更多。
但我并没赶上这个行业最好的时期，这时候地产开发商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政策的打击、经济的下行、疫情的影响接踵而至，暴雷的越来越多，工程量逐渐减少。我们除了维持着基本薪资，先前承诺的奖金几乎全泡汤了。偶尔我想，比起修房子，我还不如待在上家单位继续修路呢——毕竟山河广阔，还有很多路要修，但是以后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要建。
2020年下半年，我和小迪分手了。
其实这个结果，我也早已预见到了——疫情之下，我们没有再相见过；时差之中，视频电话变少，我时间也不够多，天天被工地套牢，更不可能飞奔到英国去找她。彼此的缺点被极度放大，她不满我的种种，也是我不满她的种种。索性就分了。
分手的那晚，我一个人喝了三四两白酒，哭了，这是我第二次主动喝酒。但第二天，我还是早起“打灰”，应付了甲方领导的视察和谩骂，赔着笑。我觉得房建的甲方过于抬高自己的地位，对人极为不敬，践踏了我的尊严，再加上我受了分手的伤，很想找个地方避一避，便再次准备辞职。
其后，我和陈鑫又通了一次话，问他先前被拖欠了1年多的工资发了没有，他答复“发了”，现在是又新拖欠了3个月的。我问他要不要辞职，他还是那句话：“在哪儿干不是干。”
此时，陈鑫还是测量员，单位不但欠薪，连职位都没给他提。
这回我没笑，我想我们似乎是走上了两条路。
4
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专做厂房的施工方，总部在武汉，业务在甘肃。那边十分缺人，能比南京这边多赚很多钱，但多多少，没有说。于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我连年终奖都没有等就离职了。后来听说留下的人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聊胜于无，我没感到失落。
走了足足两天的路程才到新的工程部。那是甘肃北部一个很小的县城，人是黄黄的脸蛋，漫天黄沙，树是枯的。但工地没多大差别，以前的路桥、高层房屋换成了厂房、机房罢了，还是钢筋、混凝土、灰色的森林。
我们的甲方是某大型互联网公司，我们的任务是在西北给他们建设数据机房，存储东部的流量数据，从大局上说，这个工程叫作“东数西送”，有政策支持。
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工程是我们这代“土木人”的“小风口”，刚兴起，缺口大，工程量足够我做三五年以上——比起疫情时代各个行业的动荡，这算是一颗定心丸。所以我也给父母坦白了来回辞职折腾的事，他们也只能接受，“男孩子多出去闯闯也没事儿”。
在这里，我仍然是施工员，主要工作还是负责“打灰”，但也开始兼搭负责起更多的职能，俨如杂事管家：现场材料是由我一一验收签证的，进度和施工工艺也由我协调，工人们的活儿由我负责组织，日报周报月报由我按时更新，就连工地上丢了什么东西，也往往是我去管。
除了以上这些，我还接了做投标文件的工作，这算个好差事，“内业（项目建设中负责工程项目资料档案管理、计划、统计管理及内部文秘管理工作）”多了，受晒就少了。
项目总经理对我做的标书很满意，各类材料详尽全面，内容美观，没多久，干脆叫我转去干工程商务，专门搞招投标——除了做材料以外，还要搞成本分析、合同起草、商务谈判。
这下反而糟了，因为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肚子越来越大，逼近曾经的陈鑫的体重。有时候喝完酒后回到宿舍洗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想，这才是小迪应该和我分手的时候，因为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别人所钟情的地方。
除了赚钱。
2021年年底，项目总经理给我发了很多奖金，我算了一下，一年的综合到手收入超过26万。项目总经理许下承诺，“明年30万，后年35万”。当然，更大的承诺是叫我接替他的位置——为了让我相信他所言非虚，他直接给我升职成了项目副经理，跳过了中间冗长的升级过程（当然，那个项目的分工非常扁平，没有一步一级的讲究，纯靠领导赏识）。
这也是我理论上离自己当初立定的事业目标最近的一次。我多敬了总经理两杯酒，喝得烂醉，年终时被他选为代表回武汉述职。他回不了老家过年，因为他是第一责任人，又在赶工期。没多久，他老婆带着孩子来找他，从武汉搭火车来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现在放了寒假，来工地陪他一个月。
看着他两个孩子，我想到，如果自己有了女友，结婚，有了孩子，多半也会这样——土木人，自古家人、工作难两全。
我又开始思考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就在大家觉得我“钱途”一片光明之际，2022年初，我又辞职了。
这次辞职的原因是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她是武汉本地人，独生女，家境不错，在通信公司做财务，长相也甜美，算是我在和小迪分开后见到的最为心动的女生了，不想错过这段姻缘。对方对我同样满意，但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我离开工地，找一份武汉市区的稳定工作，早点结婚。
我答应了。
项目总经理开始很是不解，对我再三挽留，即便我一再解释，他仍有微词，认为我正是前途大好的时候，不出几年，大约可以如他一般。但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如他一般多么好，一样要喝很多徒劳的酒，一样要离开家人。赚了那几十万，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见我不为所动，总经理没再多说什么，叫我保重。家里人也对我辞掉这个工作多少有些惋惜，但我相信自己在哪都是优秀的，接下来也会有个不错的去处。
辞职以后，我来到武汉光谷，入职了一家当地的建筑设计院，民企，主要做地产相关的业务。我的职位是商务经理——说是经理，部门其实只有3个人：一个负责人，据说是老板的亲戚；一个女孩子，商务专员，负责貌美如花；还有我，负责项目投标及各类协议拟定、材料编制、成本预算等。至于升职，几乎没有可能，我归负责人管，负责人归老板管，小公司就是这样，一眼望到头。
如果说有什么盼头，那只有老板许诺的奖金。我难能可贵地得到了双休，工资算不上太低，唯一可恨的是需要加班的时间长过我先前的3份工作，晚上没有10点之前下班过。
我给女友说：“这份工作其实一般般，加班挺累的。”
女友说：“我在公司做报表，也要加班，也很累。”
是的，新的阶段有新的痛苦，什么工作又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呢？这份工作忙归忙，周末也能跟女友到武汉各处转转，而这里的房价也算是能企及的高度，我开始期待婚后的日子了。大概我不必像以前的“师父”和领导那样，为了职业放弃对家人的所有陪伴。
我给陈鑫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又被拖欠多长时间工资了。
电话里他顿了顿说：“我辞职了，回老家了。”
我以为他大概回老家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去了，因为如今流行这个。他却说：“不是的，我找了个老家的工地。嘿嘿嘿。”
“还做测量员么？”我问到这个关键的问题。
“是的。”
哑然。
5
今年中旬，大学老师邀请我回母校来做“毕业分享”，我推托了很多遍，还是推不掉。在他们眼里，我毕业3年多做了4份工，经验值得分享。但我却觉得自己哪份工都没干超过1年，实在是经验欠佳，连我都觉得是自己在“作”，周围人像我这样折腾的也不多。有同学说，是因为大家没我这样的实力，折腾不起，我也不知道这话是在安慰我，还是在“点醒”我。
做分享前，老师特意还和我交代了一些事儿，大意是，现在经济下行，土木专业的学生们就业压力大，社会舆论都不好，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鼓励，分享一些好的事情。为此，我专门写了演讲稿，尽量让大家避免一些可能会踩到的坑，但多余的忧愁，我实在也开不了口，因为说太多负面的东西没用，“土木人”只会更担忧。
临结尾，我夹带私货，分享了一点自己的故事。
“给大家讲个趣事，我以前有个女朋友，白富美哦，家住西湖，英国留学，后来我们分手了，我一度觉得是因为我去了工地的原因，所以我恨透了工地。我有段时间一直在想，如果我不是找了施工单位的工作，如果没有去工地待着，会不会还在一起，不会分手。”
“其实不是的，一样会分手，现在反过来看，我们分手的原因怎么能归咎于工地呢？那会儿是我离不开工地，我靠它赚钱，不是它离不开我。当然，你要是让我说工地有多好那也罢了，绝对不好，它只能满足基本的保障和稳定，同时确实会带给你痛苦，但是社会上没啥轻松的事。”
“所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还是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看，不是前辈做的一定是对的或者错的，每个人都不同。就像你谈一个并不能接受异地恋的女孩子，那么你去了工地极有可能分手，做别的工作会好一些。但如果你只需要一个包吃包住赚钱攒钱的地方，那么工地不外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话里话外，没那么多正能量，也没那么多负能量。临了，和老师们一起吃了晚饭，喝了酒，一些相对熟悉的老师们，也对我说了一些很拧巴的话：“土木这个专业既不好，其实也好。很辛苦，但是能赚到钱。很乏味，但是能攒下来钱。很折腾，但是不会失业。”
他们和我一样，一边说行业不好，一边又说行业好。估计其他行业的人也一样，一边吐槽着，一边以此为生。只是，我也清楚，从我2015年入学至今，土木行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时代洪流之下，个人选择只能是在理性和感性中不断摇摆、不断变化。
我也不知道我做出的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或者，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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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经，我是一个幸福感指数特别高的海淀妈妈。
我和老公是“北漂转正”一族，在北京的头十几年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买房、买学区房、落户上面。有了女儿小云后，我全职在家带娃，很早就抱定了“不鸡娃”的教育策略——我们这辈人小时候就没有“鸡娃”一说，学习都是靠自己，30年过去了，难道在这个更进步的时代里，学习这种事还需要家长呕心沥血？我不相信（难得的是，丈夫的想法和我一致）。
不过当大环境还在营造“素质教育”的轻松氛围时，海淀家长就以“非常鸡血”出名了。小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只给她报了些不痛不痒的“素质课程”，比如：舞蹈、画画、剪纸、乐器。到了小学，我希望小云快乐成长，一到节假日就安排各种好玩的活动，而丈夫整日忙工作，更是不会在孩子的教育上多想。
当然，不“鸡娃”也不代表我们完全佛系，每个学期，我们都会给孩子买教辅资料，家里也堆了不少。小云到了“关键的三年级”，成绩不仅没有下滑，反倒有上升趋势，特别是英语，每次都是满分或接近满分，搞得我都有些恍惚——难道这小娃有语言天赋？
2019年下半年，小云上四年级了，我的那种淡定心态随之被打破了。
年底前的一天，老公下班回家，说他的同事得知我们还没让小云学奥数，表示非常惊奇：“小升初时你们会很被动，因为‘摇号’就是赌运气，往年有不少孩子摇进‘坑校’的。”
我知道，早在2017年4月，北京“推优（三好生）入学”的政策就被取消了；到了2018年9月，竞赛项目也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2019年4月，特长生招生方式（包括艺术、体育、科技特长）被取消；7月，民办学校要和公立校一样统一招生，统一“摇号”；11月，一家知名民办校的“冬令营”被取消，一家知名校外培训机构“冬令营”也被取消——这些“冬令营”实际上就是奥数活动，带有选拔的性质。
那时的我还天真地想，既然“推优”没了，奥数已死，招生只剩“摇号”，还有必要费劲巴力地学奥数拿奖杯、拉票争三好生吗？教育资源均衡是大势所趋，只要孩子把校内成绩抓好就不怕，再说，还有“就近入学”的政策呢。
而让我能不着急上火的底气，是因为我家在海淀区的一个老破小社区里，学片内虽没有市重点校，但小区对面就是一所优质校。这所中学名义上是普校，但因为是“小强校”的集团校，教学水准高，甚至强过了一些区重点校，颇受家长们的追捧。在我们家5公里范围之内，还有另一所优质校，近年高考成绩十分亮眼。既然家附近就有两所好学校，还担心什么呢？我以为，只要在小升初时不碰竞争激烈的“六小强”（北京最好的6所市重点初中），瞄准这两所好学校就算是务实了。
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我家附近除了那两所优质校，还有四所学校是真正的普校。我特意找了几位家长聊天，才知道离我们家最远的那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不仅成绩最弱，还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该校的生源大多是附近某单位的子弟，中考时这些子弟全有加分，其他孩子没有——对家境普通的学生来说，这种学校不就是“大坑”？！我突然感到恐惧，万一小云“摇号”进了这所中学，成了全班唯一没有加分的倒霉蛋，该怎么办呢？
正当我对未来感到忧虑时，一天小云回到家，突然对我说：“妈妈，要不你也给我报个班吧，数学和英语都得报。我看不懂他们讨论的奥数题目，也经常听不懂英语老师说的英文。”
进入四年级后，小云班上的孩子们就开始“发力”了。有的刷完了高思奥数，有的报了两个奥数班，还有的已经通过了英语KET、PET（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里的第一、二级）考试……小云的闺蜜娜娜、童童、小寒也经常会带课外作业去学校做，还讨论得热火朝天。
娜娜和童童的校内成绩不错，但小寒的数学总考六七十分，她们仨都在校外学了一年奥数，同时还学着课外英语和语文，而小云一个课外班也没有报，几乎是班里最另类的存在。有一段时间，小寒妈经常兴奋地跟我聊天说她家孩子学了多少奥数新知识，我心里不以为然：小寒连校内都没有学好，还去折腾奥数？
直到女儿主动要求报课外班，我才意识到不对劲——小云平时的英语成绩还不错，怎么会听不懂老师讲什么呢？她委屈巴巴地说：“考试太容易了，老师平时会做一些对话练习，叫到我回答时，听不懂，很尴尬。娜娜她们学的课外英语超级难……”
我翻出她的英语课本，再翻了翻最近的考卷，又问娜娜妈要了人家的课外英语习题来看。这一对比才知道，学校里学的英语与课外班的相比，竟是如此简单。
正当我考虑报课外班来亡羊补牢时，又有几件事情发生了。
一次，在放学的路上，童童以相当老成的口吻告诫小云：“现在不学奥数，你五六年级时就会后悔。”童童妈也表示，如果小云想学奥数，可以和童童一起“攒班”。
童童四年级时就拿到了线下奥数比赛的二等奖，她妈妈为了专心陪伴孩子“小升初”，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在“鸡娃”这件事上，童童妈十分激进，但效果颇为显著，所以她在一群妈妈当中一向心气很高。
还有一次，小云告诉我，娜娜对她妈妈说：“小云的妈妈啥班都不给她报，啥都不管！”潜台词是，我像个后妈。
孩子的话往往反映了家长的态度。看来，在班上大多数家长的眼里，我们一家已成了“躺平”一族。在海淀的“鸡娃圈”里，“躺平”的家长是很受鄙视的——“躺平”又妄想“躺赢”，是最不负责、最不上进的父母。
难道不让孩子学超纲的知识，就是“躺平”？如果我和老公真想“躺平”，根本就不会从人情熟络的老家跑到北京来。问题是，这海淀的“合格父母”，到底该怎么当啊？
我很郑重地和老公谈了一次，他和我一样困惑：舆论层面，给孩子“减负”的呼声很高，可现实中，校内知识难度是下降了，可一些重要考试的难度又摆在那儿，家长们必须得花钱送孩子去校外学。于是，“鸡娃”的天花板越来越高，孩子们越来越“卷”。
困惑归困惑，眼前的问题必须得解决。为了验证女儿能不能接受奥数，我买来了高思（国内一个著名的教培机构）的书，把老公拉入伙，先尝试在家自己教。老公小时就是奥数奖杯的获得者。那时他在老家读初中，靠兴趣和自学拿到了市奥数比赛的三等奖，我想，好歹也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奥赛，得奖难度应该不低吧。
可老公看着那些小学三四年级的奥数题，边看边摇头：“这些问题等学了方程式和几何后再做，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非要提前给低年级孩子做呢？”然后，他又看五六年级的奥数题，更是感叹：“这比我们那时初中组的题还难，超纲太严重了，拿这种题给小学生做，算不算残害人性？”
虽然嘴上这么说，我们还是得教。不过，教得很费劲。在我们看来一些理所当然的概念，小云却很难理解。有时，我感觉自己就是在对着小动物讲题，当女儿终于弄明白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我往往已经累得没了做饭的力气。
我隐隐感到，自己已经在什么事情上犯了重大的错误：以前我总觉得海淀家长太疯狂，万一我才是那个别人眼中的小丑呢？如果说报课外班是很不明智的，那为什么这些家长都趋之若鹜？不多学一些，小云将来会不会真的沦落到“坑校”呢？
2
不久之后，小云的英语老师在课堂上公然推荐一家校外培训机构，还说：“如果四五年级还没有通过KET考试，‘小升初’时就麻烦了。”
当我加了几位机构老师的微信后，发现小云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会给机构老师的朋友圈点赞，应该是关系不错。后来得知，娜娜就在这家机构学习英语，已经有一年了——显然，英语老师早就私下向一些家长推荐过了。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一口气给小云报了三门主课的课外班，正式成为了一名“海淀鸡娃新手”。各种“升学群”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的视野，有的“升学群”甚至就是班主任推荐的。
我泡在群里，通过学习，才知道北京的小孩子上个中学也能有这么多名堂。从明面上看，“小升初”就是靠“摇号”、靠运气，但实际上，“点招”从未消失，只不过这类信息只在小圈子里传播。
“点招”就是学校的自主选择性招生，一些好学校为了保障生源质量，会在学生志愿填报之前偷偷“掐尖儿”。虽然在现有政策下，“点招”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但一些空间仍然存在。其中有可以官宣的，也有不能明说的，对于后者，学校一般会以非常低调的方式联系家长，这就是所谓的“密电”。
在“密电”中，学校会向家长作出招收孩子的口头承诺，俗称“给票”。拿到“票”的家长，后续也要按流程帮孩子填报志愿，但如果轮空，还可以被学校“打捞”上岸，这叫“补录”。但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特别注意，比如：学校的口头承诺并不是全都靠谱；轮空后，家长在什么时机联系学校特别关键，又最难把握；补录阶段，家长也不能认死一家学校，否则容易失败。
僧多粥少，海淀区“小升初”的竞争逐年激烈，这些细节往往决定了最终的成败。据说，每年都有不少提前拿到“票”，最后却被家长“玩丢”的例子。
“升学群”里的家长虽互不认识，但经常就各种“点招”套路侃侃而谈，刚开始我连话都插不上，曾一度误以为自己与这个世界失联过。据他们讲，好学校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各有不同：有的重视奥数，有的喜欢市、区三好生，有的看重简历，有的会举办选拔考试，有的甚至会委托校外机构组织选拔。总之，“点招”渠道五花八门，更难把握的是学校的“口味”，会变。
饶是“点招”如此麻烦，但大家还是要拼，目的都是想避开“摇号”的不确定性，让孩子凭实力安安稳稳地进入好学校，将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转眼间，小云上六年级了，她的简历文件袋里已经装了各种奖状和证书：英语的朗思B1、语文的叶圣陶杯全市一等奖、两个科技大赛三等奖、编程全国二等奖、全市艺术展演团体金奖、乐器十级证书、国画四级。
以海淀“小升初”的内卷程度来看，小云的成绩根本不出彩，因为“牛娃”基本都有奥数奖项傍身。小云学奥数起步晚，基础弱，五年级时还不敢参加比赛，到了六年级，所剩的奥数比赛机会不多了，她硬着头皮参加了一个，最终离三等奖还是差了一步。在英语方面，B1级别是“最低配置”，有的孩子在小学就过了B2甚至C1级别——前者对标大学英语六级，后者基本就是把英语当母语的水平，小云的B1级别，也就相当于高中英语水准而已。
我第一次帮孩子投递简历，就遭到了校方的冷遇，虽然我强调孩子以微小差距与奥数三等奖擦肩而过，但证书没有就是没有。本就不多的希望几乎被浇灭，我也终于体验到海淀“小升初”的残酷，开始后悔在孩子五年级时没有让她退出乐团，耽误了刷奥数题。
好在还有“选拔考试”这条路可以尝试，只是看着这些年花了大量精力攒下的奖状证书，我心里好不唏嘘。老公见我失望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叹气道：“唉，我也没想到海淀的‘小升初’是这么玩的，早知道就早点‘鸡’奥数了。”
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们果断放弃了“六小强”，瞄准了家附近的优质校。可是在“点招”时，小云还是遭遇惨败——一个“密电”都没有，几乎是要毫无保障地参加志愿填报了。
“摇号”在即，容不得家长自怨自艾。北京“小升初”有两次摇号机会，分“一派（位）”和“二派”。一派的选择范围大，选项包括“小强校”、区重点、优质校、普校和弱校，好处就是不想去的学校可以不填；而二派也叫“终极大派位”，必须把住所所属片区内的五到六所学校都填上，无论喜不喜欢，孩子最终都会被电脑随机分派进一所学校，实现“就近入学”。家长们口中所谓的“进了坑校”，就是指在二派中被派到学片内最差的学校。
所以，填写一派的第一志愿非常关键，为此我花了两周时间把可选的三十多所学校的情况都整理到了电子表格里进行比对，慎重程度不亚于给公司做大件采购。随后，我又带小云去实地考察，当时恰逢北京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娘俩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的。
此时，“升学群”里的老师提醒各位家长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备好孩子的简历等待机会，就是要全力准备各学校的选拔考试，“这个考试一般会在一派前进行”。
在距离一派还有将近两周的时间里，小云每天除了完成学校作业，剩余时间全部用于备考。而我除了做好一日三餐和家务，就是继续搜集各种学习资料和学校的信息。
这段时间，“班级群”和“家长群”里几乎没人说话，风平浪静得有些过分。但“小升初群”里却热闹纷繁，有些家长在问老师哪所学校好，如果接到了学校电话该如何回答，后续该如何做。
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沟通渠道。小云和娜娜聊微信时，拍了道题给她，眼尖的娜娜立马关注到照片边缘的几个小字——“XX校初一入学数学试卷”。她立马问小云是不是被这个学校“点招”了，小云哭笑不得地说：“我怎么可能被‘六小强’点走啊！就是我妈从网上找的题目，让我做做练习啦。”娜娜还不相信，又问了一堆问题才罢休。
隔天，娜娜妈就来找我“取经”，神秘兮兮地问我是怎么弄到题目的。我发了一个大笑表情包过去，说真是网上随便找的：“我们没有‘三好’、没有奥数，怎么可能进那所学校？”随后，娜娜妈发了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包过来，我又费了一番口舌，她才相信小云没被“点”走。
更有意思的是小寒妈。她见童童连着两天没有在小区里玩，就派小寒去“关心”一下。一番试探后才知道，童童之所以两天没下楼，是因为来例假了。小寒妈这才松了一口气，有点刻意地说道：“嗨，我还以为病了呢，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但我心里明白，她肯定是以为童童瞒着大伙儿参加学校的选拔考试或面试去了。
那几天，家长们演尽了各种“心口不一”：娜娜妈一直对外推崇某民办校，娜娜也怂恿我家小云报那里，但其实她们娘俩从没把这所学校当第一志愿；小寒妈妈也特意向我们透露走关系的“市场价格”，其实她并不打算砸钱，而是想让孩子一把“上岸”个普校。
家长们表面上风平浪静，暗里都在使劲，多方打探消息，既希望自家孩子尽快接到“密电”，又害怕听到别人家的孩子拿到“票”的消息。可是，这事完全不受家长控制，那些明里暗里的战斗就像打在棉花上，一点触感都没有。
3
雪上加霜的是，选拔考试因为疫情被取消了，我们只剩下填报志愿这唯一的一条路了。
在一派志愿开启填报的前一天，娜娜收到了一所优质校的“密电”，校方还承诺让她进最好的实验班。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要说心里没有一点别扭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娜娜的英语、语文成绩都不如小云，拿到的编程奖项也没有小云丰富，但人家在线上奥数比赛中拿了个三等奖，分数比小云高一点。
我转念一想，小云也许可以再试一次自荐。我抱着希望给一所家门口的优质校打去电话，对方首先埋怨我电话打得太晚，接着用很官方的语气告诉我：“明天可以把我们学校填在第一志愿。”
我厚着脸皮问，如果一派“轮空”，是否存在“补录”的可能？对方不耐烦地大声说道：“补不了！补不了！”我那点可悲矫情的自尊心已经到了忍受的顶点，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得卑微地道谢。
第二天就要填报志愿了，我没有机会为女儿向其他学校自荐了。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再拿起电话了。这时，我心里开始不受控制地对娜娜妈生起了一层芥蒂——在我看来，两个能力差不多的孩子，在择校上却得到如此迥异的对待和结果，看来，海淀的“小升初”不仅是门玄学，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派志愿填报从启动到截止有3天时间，在这72小时里，还可以修改志愿。但这事并不是填完信息用鼠标轻轻点下“提交”那么简单，家长要了解很多名词，阅读相关文章，还得查看教育考试院官网的数据。
我每天要做三顿饭，老公居家办公帮不上忙，我只能趁锅里炖着菜赶紧看手机，见缝插针地“学习”。为了避免和老公在志愿填报上产生重大分歧，我时不时得给他做科普，每当我介绍一些民办校的情况时，他就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让我心里隐隐不安。
6月3日下午1点，一派志愿填报就截止了，但我们一直到上午11点，仍在纠结给女儿的第一志愿到底是填公立校还是民办校。经过一番仔细地研究，我发现家附近的那两所优质校属于“第一梯队”，中签率竟和“六小强”差不多。为了稳妥起见，争取在一派时“一把上岸”，我觉得可以考虑全区排名前5的那所优质民办校——因为有较高的学费门槛，它的中签率是家门口那两所学校的3倍，而且校园环境极其优美，小云看到宣传照片时完全没有抵抗力。
但老公死活不同意，他莫名其妙地火大：“人家都往公立校跑，你偏去民办校，将来要是耽误了小云怎么办？！”
我哭笑不得：“你先调查清楚好不好？你知道海淀区中考前十名里有多少是民办校（的学生）吗？你瞧不上人家，人家还未必愿意要咱们。”
老公又拿政策说话——今年5月底，海淀区有7所有名的民办校转为公立校，其中就包括最牛的那几所：“国家都出手整顿了，你还偏要撞上去，是要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吗？你怎么这么容易受网上的影响，不是说好了就填家门口的（学校）吗？”
那段时间我没有好好睡过觉，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强撑着解释，“摇号”本来就是赌博，当然要赌几率大的。谁知老公口气强硬，说我这种赌博心态要不得：“就填家门口的学校，要是没去成也就没话说了，走二派，派到哪家是哪家了，好歹都离家不远。整顿民办校都这么明显了，你能保证明年不会轮到这几家？‘民转公’后就不能收学费，学校盈利必然严重下滑，是不是会有大批好老师离开？你将来后悔了别来怪我！你研究了这么久，就研究出这结果？”
前半段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他最后的那句话着实伤到了我。我也不管不顾了，把多日的压抑、委屈、疲累发泄了出来：“这件事从头到尾是谁在负责？是你吗？是我！在小云跟不上进度的时候，坚持要报课外班的是我；在五六年级拖着她去各个考场和赛场的也是我。我在这儿埋头研究‘小升初’的政策，还要给你扫盲。你们都有节假日，但我没有！就因为你是她爹，我事事还要跟你商量，你不负责平日细节却要掌控最终决策，还要对我问责，凭什么呀？！”
谈话进行不下去了，老公扭头进了房间，我们一家三口每人占用一间房，各干各的。我顿时有种放下一切的冲动，开始刷起了抖音。
僵持到中午12点20分，老公急了，走过来要我赶紧填报，他一见我在刷抖音，更火了。他把我的手机摔在沙发上，我把他的茶杯推到地上，空气中有了火药味。
小云听到响声跑了出来，我害怕自己在孩子面前做出更冲动的行为，赶紧拉着她进了房间。躺在女儿的床上，看她写作业——我突然想起大学室友说过，前几年她因为孩子“小升初”的事和丈夫闹得差点离婚。那时我还觉得她说得太夸张，而现在我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也变成了这样。
12点35分，老公在客厅里点击鼠标，假装平静地朝女儿喊：“小云，你过来告诉我教育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吧。”小云跑过去一看，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于是客厅里陷入了沉默。
我在床上也待不住了，走了出去，老公看见我乱糟糟的头发，又好气又好笑。我使劲瞪了他一眼，骂了一句，就坐到电脑前娴熟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花了1分钟就填好了第一志愿——家门口的那所优质校，后面全空着。
我想通了，老公对民办校的担忧有道理，我没必要冒这个险，更不能为了面子去冒险。我们这个学片虽然有“坑校”，但至少没有“渣校（老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学习，校风极差的学校）”。既然都走到“摇号”这个地步了，那就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吧，毕竟身在北京，学校离家近也是个“宝”啊。
4
当晚，小云在房间里和几个闺蜜聊语音电话，叽叽喳喳的。一开始我没在意，可突然我听到了几个和“志愿”有关的字眼。
早在一派开始之前，我就叮嘱过女儿，不要和同学谈论志愿。“摇号”就是一种博弈，要做到信息保密，如果底牌让人看光了，大家扎堆填报，岂不是平白增加了风险？虽然志愿已经提交，但中途还有修改的机会，而且结果公布后还有2天的补录时间，期间什么变数都可能发生。
那几个孩子说了自己的志愿后，就开始盘问小云，小云一直在回避，后来实在招架不住，干脆不说话了。娜娜不断逼问，语气令人反感：“快说！你不会真填了那所贵族私立吧？”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她又阴阳怪气地说：“哎哟——到底填了什么好学校啊，都不让我们知道呢。”
小寒立马附和：“我知道了，你是走关系进去的吧？”
我的血一下子往头上涌，立刻要求小云停止语音通话，娜娜在那头还抱怨：“你妈怎么偷听我们聊天？不让你说，还偷听，你妈怎么这样？”
难道我在自己家还要捂着耳朵不成？我压制住冲动，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在微信上联系了两个孩子的妈妈，礼貌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她们也很知趣，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再逼问小云了。
做完这些，我长吁一口气，躺了下来仔细回想，又觉得自己可能过于敏感了。可这种神经质般小心谨慎，的确是这场“小升初”带给我的后遗症，它还教会了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别轻易相信任何人”。
6月10日下午3点，一派“开奖”的时刻到了。我怕自己身上的负能量会影响幸运之神降临，就让小云自己查询结果。我站在客厅的另一头，把脸埋在墙上。
小云盯着屏幕，脸上没什么表情，随后有点不自信地说：“我这是被录取了？”我凑过去，看到红色的“录取”二字时，先呆了几秒，随后就和女儿一起大叫起来。我就像个孩子，和小云跳着转圈，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狂欢完毕，小云马上和闺蜜们分享自己的喜悦。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兴奋异常——娜娜顺利摇中了“点招”她的那所优质校，不需要“补录”了，但我隐约听到有个孩子说自己“轮空”了。在一片喧闹声中，那个孩子的声音渐渐地就听不见了。
果然，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半小时后，老公收到童童爸发来的微信——他是来询问小云一派的结果的。他家童童综合成绩比小云好，但却在扑朔迷离的“点招”中失败了，而且一派“摇号”也“轮空”了。得知我们中了那所优质校，童童爸很礼貌地恭喜了我们，说自己闺女运气不好。老公叹了口气，回复他说可以试试补录，但童童爸说今年的“形势不好”，之后就没有再聊了。
我突然想起来，从一派志愿填报开始，“鸡娃”最积极的童童妈就好像人间蒸发了。小区和朋友圈里都没有她的踪影，现在连询问结果都是派童童爸来。我坐在客厅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后怕——那些“轮空”的孩子和家长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如果小云遭遇“轮空”，又会怎样？我不敢想下去。
毫无疑问，我们是幸运的，从此我不用打电话去学校“求捞”，不用再熬两周等二派，更不用再经历一次结果公布了。明明是孩子上了一个好学校，应该满心喜悦，但我此刻最直接的感受却是解脱。
接下来的几天，我听说了几起“升学事故”：小云班里成绩最好的两个“牛娃”只去了家门口的优质校——往年像这种实力的孩子，毫无疑问会被小强校“点招”，但今年俩孩子却“点招”失利，一派“轮空”，家长只得与家门口的优质校沟通“补录”。吊诡的是，家长在这边的学校刚“补录”完毕，就相继接到了一所小强校的电话——但木已成舟，不能变更了。
我想不通，为啥孩子们不能凭能力进入与之相配的学校？为什么每年都会出很多升学事故？为什么不干脆把“点招”的路彻底掐掉，偏要留出这一点名额把几万家庭虐得死去活来？
深夜，我看到一位老师在朋友圈发出感慨：“总之，北京的教育资源是真的趋向于均衡了，大家真的不必过于焦虑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
5
第二天，一派“轮空”的小寒来我家看仓鼠，小云答应送给她几只，她边选仓鼠边说：“据说你们学校会有分班考试，超级难哦！”
小云对天长叹：“是啊，真希望我能进实验班。”
“你也能进实验班？”小寒抬起头看着我和老公，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小云正在帮她挑选仓鼠，脸上有一点尴尬。我的心跟着沉了一下——昨晚，小寒妈打来“祝贺”电话，说十分佩服我的勇气，“竟敢用这所学校拼运气！”
“普娃”进了好学校，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懂。按海淀区部分家长的观点，“小升初”进了好学校并不是终点，还要进实验班，不然就基本与好高中无缘。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实力的，小云决定冲刺实验班，我给她报了一个培训班，两周时间，每天上两小时网课，期间再完成大量有难度的练习。
6月27日，在居家近两个月后，海淀区的学生们终于返校了。这次返校，让家长们对班里的升学情况也有了大致了解：往年，这所小学的每个毕业班只有几个孩子走二派，可今年小云的班上却有将近一半的孩子进入到了二派。
小云回来跟我说，班主任被几个调皮的同学惹恼了，就对全班说：“不要以为你们要毕业了就无法无天，附近两所学校都打电话问过我了，哪些是班上‘第一梯队’的好学生，人家都知道的。你们要是平时表现好些，怎么会跑到二派去？”
我对这话一直没有回过味儿来。晚上，我和一位很懂“小升初”的家长聊天，她才为我揭开了谜底——她说这个班的孩子升学结果如此“惨烈”，是因为班主任不作为。在“点招”和“补录”阶段，优质校都会向班主任了解学生的情况，“这个时候班主任的评价最有用”。
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娜娜妈和班主任的关系一直有点紧张，可娜娜却被直接“点招”进了最好的实验班。那个家长说：“那肯定不是班主任的功劳，可能人家‘自荐’成功或是有别的路子，你懂的。”
是啊，在“小升初”这场战斗中，蛇有蛇路，鼠有鼠道。有背景、有门路的家长根本不在乎“摇号”，最后都能去想去的学校，更牛的还能直接进实验班。据说“六小强”核定每班30多人，但开学时往往会多一批学生，有几个班甚至是为关系户专门设置的。
7月4日，二派结果出炉，小云班里的“升学事故”又多了几起，而且一个比一个惨：童童被电脑派去了片内排名靠后的弱校；小寒不幸摇中了坑校（单位子弟有中考加分的那所）；但最惨的，还要数一位品学兼优的男生，那个孩子凭借音乐特长参加过清华附中的选拔考试，家里有“政保”资格（政策保障生，国家对某些人群子女的升学优待），自己还获得过“区三好学生”等各种奖项，但在整个小升初阶段，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忙工作，爷爷奶奶哪搞得清“小升初”的各种套路？结果，他“点招”没成功，一派志愿也没有填好。一派“轮空”后，“政保”也没发挥作用，只能等待二派，最后二派第一志愿也没中，一路滑到了底。
听说最终结果出来的时候，孩子的奶奶在家里直接休克了。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小寒突然给小云拨来视频电话，说那几只仓鼠都离奇死亡了：“有的像是被质量差的笼子闷死的，有的是因为没有分笼被大鼠咬死吃掉的。”
随后，小寒展示了仓鼠们的惨状，小云吓得都快哭出来了。挂掉电话后，她后悔不迭地跟我们叫嚷：“我再也不送她仓鼠了！”
我和老公安慰女儿，让她去学校也别再刺激小寒了，仓鼠死了，人家肯定也不好受。谁知第二天小云回家后，气鼓鼓地说，小寒一点也不难过，聊到仓鼠的死亡，就像谈论几只蚊子被拍死那么轻松，还说把死仓鼠喂了流浪猫。小寒还说，自己在老家过年时，和妹妹捅死过一只关在笼里的小藏獒，在北京的家里，又折腾死了两只虎皮鹦鹉。
我和老公听了瞠目结舌，老公大叹一口气：“怎么没有对生命的一点点敬畏呢？”
6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发现小云每天完成的练习量明显减少，但我不想直接问她，就想着先观察一下。
一天，我打开个APP听节目，发现冒出一大堆新消息，都是和女儿相关的。这个APP的账号是我们全家共用的，小云很少拿来听节目，但她喜欢泡在社交区。小寒建了一个叫“猫武士”的社交区，她、娜娜和小云在里面一起写关于猫武士的小说，引来不少网友点赞。经得小云的同意，我读过她们的作品，还真不错，于是没有打扰她们，有时还会提醒小云及时处理新消息。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新消息，有时小寒会问小云“最近怎么不更文了”，小云说自己忙着做练习，“一定要卷进实验班”。小寒就回了句：“哟，你真忙呢。”
闲聊时我问起这事，女儿像是终于找到倾诉出口，向我抱怨起来：“小寒总让我更文，这种续写很花时间的，我哪那么闲？本来就是打算周更的，她却非要日更，好家伙！但她自己也不写啊，光知道指挥人。我只能偶尔上去发个帖帮她攒点人气，结果她说不能发‘水帖’，要有‘干货’，还给我布置‘点赞’任务，老给我打电话，要我做这做那。我都跟她说了我忙着做题，她还是一小时打三个电话来骚扰我，烦都烦死了。我现在连点赞都不做了，才不陪她玩呢！”
我问小寒是怎么回应的，女儿说：“哼，她总把我踢出三人微信群，然后我在社区发了帖，她满意了，再把我拉进群。结果第二天她见我没发帖，又把我踢出来。我都被踢五六回了。”
生气的小云曾私信问小寒干嘛老踢自己，小寒说是因为她没天天去社区发新帖和点赞。小云有些委屈：“可是，娜娜也没有天天发啊。我都气死了，懒得进群了。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觉得女儿没做错什么，但嘴上并不评价，只让孩子自己想清楚眼下哪件事更重要。后来，小云的练习量逐渐回到正常水平，小寒的“骚扰”电话也逐渐减少了。
一天，好久没动静的小寒突然给小云发来语音，说她的生日快到了，要请娜娜和小云吃饭，玩剧本杀，“大家就AA”。
小云欣然答应——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小寒就向她发出了生日邀请，那时小寒的学校还未定，小云怕今后见面机会不多，就把生日礼物提前送了。那个礼物是我们特意去商场挑选的，很漂亮。
可是在小寒生日的前一天，小云突然接到娜娜的电话，说由于剧本杀的角色配置是五男五女，多了一个人，小寒就让小云不要参加了。挂掉电话，气愤和委屈挂在小云的脸上。我过去询问，小云先摇摇头，又气鼓鼓地让我看一段聊天记录——
小云在微信群里问小寒“是什么意思”，小寒只是发了一个问号，像是在装傻，又像是懒得解释。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小云回复她：“既然你不想我去，那也正好，我刚想起来那天有课。”
随后，小云坐在书桌前，眼睛空洞地看着书本。我说：“我知道你看不进去的，跟我说说吧，别一个人憋着。”
小云慢慢转向我，说小寒前两天把她拉进一个“生日群”，里面除了她和娜娜，还有一堆同学，但很少有人说话。后来小云通过其他同学才知道，小寒在两周之前就建了群，那时她拉了很多人进去，唯独没有自己。
小云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但又实在搞不懂两个闺蜜在搞什么名堂。我问：“你的意思是，她俩一起排挤你？可你和娜娜没有矛盾啊。”
小云没有回答，突然，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妈妈，你知道什么叫‘僵尸群’吗？”
我说“就是没人发言的群呗”。小云摇摇头：“没那么简单，小寒建的‘僵尸群’是为真群而存在的。之前她俩为了阻止一个女生参加活动，又不想直接说，特意创建一个假的微信群，群名就是活动名称，她们在假群里把活动搅黄，那个女生后来就自己放弃参加了。”
我大吃一惊，竟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这么有心眼。小云说，她参加了那次活动，但排挤那个女生的主意不是她出的，她不喜欢这种做法，但又不能出卖闺蜜。
我觉得那位女同学很可怜，万一知道了真相，会很伤心的。但女儿露出一副“你见识真少”的表情说：“才没有呢，那次活动结束后，小寒还没心没肺地在朋友圈晒照片呢。”
这么践踏别人，要换作成年人，还不得打起来？我一抬头，看到书架上女儿的小学毕业照——几个女孩站在一起，笑得多甜啊。只是这才过了几天，小云就因为“卷”，被闺蜜踢出了局。难道孩子的友情都如此不单纯了么？
我心里实在憋闷，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番感慨。
深夜，我在朋友圈里又刷到了娜娜妈写的长文，大概是对我的那份感慨的回应。她说大人不必干涉孩子的事，也不应该过于敏感，毕竟生日派对请谁、不请谁，是主人的权力。作为一名律师，她表示很欣赏自己女儿和小寒对“权力”这个高深概念的领悟，还认为小云之前放弃了在共有的社区内发帖、更文，是违背契约，所以活该被伙伴粗暴踢出局。
对于这种说法，我想不通，于是又颇为愤怒地在朋友圈里写了一些东西。第二天，娜娜妈发了一堆语音过来，大意是她经过思考之后，也觉得自己的说法欠妥，想缓和彼此的关系。可我不想再继续这种尴尬的交流了，从此和她的关系就淡了下去。
7
9月开学，小云考进了实验班。女儿得偿所愿，我本应兴奋，但在得到结果的那一刻，却只剩欣慰，因为只有我知道小云这些年有多努力，这是她应得的。
之前小云进入优质校，我“没脸”发朋友圈，因为我们是靠运气“摇进来的”。现在，女儿靠实力进了实验班，我就坦坦荡荡地发了一条。看着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我感到我们娘俩终于“一雪前耻”了。
不过，发完朋友圈后，我马上就有了一种虚无感，忍不住自嘲：这么较着劲，有必要吗？孩子有没有实力，一定要以这种肤浅的方式证明给别人看吗？我们真的要对别人的成败如此关注，把别人都当作敌人吗？难道别人的成败真的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幸福吗？
升入初中没多久，我就听说娜娜和小寒也“决裂”了。
起因是娜娜想退出小寒创建的“猫武士”社区，在APP内另建一个以绘画为主题的区。而且她还不嫌事大，邀小云一起“出走”。随后，小寒就对娜娜发起攻击，俩人在社交区里互相揭短，最后这场闹剧以小寒解散社交区结束。
自此，三个曾经的好闺蜜的交集，就仅限于小学毕业群了。
小云在新学校适应得挺好，交到不少新朋友，但依然喜欢在小学毕业群里跟老同学们玩闹。中秋节当晚，她在小学毕业群里抢红包，都顾不上和我说话。我在旁边看她抢，和她一起一惊一乍。
小云@娜娜，说她刚抢的红包好大，很牛。这时，小寒突然来了一句：“小云你多牛啊，卷进了实验班呢。”
小云说自己进是进了，但和那些学霸比，还是个渣渣。小寒没接话，之后她给大家制定了发红包“规矩”，但每次最先打破规矩的都是她。
有几位同学表达不满：“你怎么总是说话不算话？”
小寒不以为意，小云决定不再忍耐，于是说：“凭什么你说怎样就是怎样！那你自己玩吧，拜拜了！”随即，好几个同学，包括娜娜，也都跟小寒“拜拜”了。
也许，三个孩子的友谊不可能再修复了，但孩子们在聚散分合后，会逐渐接受这个世界的随机性和不公平，也会找到与世界舒服相处的方式。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她终于有了对别人正面说“不”的勇气。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