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子宫，我还缺什么？
作者张丹萍
曾任《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网易UGC总监,现为美黛拉联合创始人
自述
有时候我会思考，为什么人那么怕残缺，又那么热爱制造残缺。不结婚残缺，不生育残缺，反正有许多的小框架，随时套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处女座，我们身上哪里少一笔，它都希望你能填上。
刚工作没多久，和公司的同事聊天，家长里短，说到公司的一位女高管，一位大姐悄悄告诉我，她子宫全切除了。当时大概是有一种暗示，我们说到这位女高管职位高，性格强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大家可能认为，多少和这样的身体状况有关系。
我清晰记得当时我是给吓到了，再见这位女高管，比如她豪爽地笑，大声指责我们的工作，会想到子宫被切除这件事，而且挥之不去，甚至有点不敢看她，真的觉得她身体里有一个惊人的秘密。
毕竟那时是刚毕业，谈到“子宫”这个词的机会都不多，所以有点少见多怪。大学宿舍里一夜夜的聊天，都是情情爱爱，男男女女，但很少落实到身体的某个部位上，至于腰、胸、屁股的尺寸，几乎不怎么关心，苹果肌、卧蚕这些，我是四十岁以后才知道的。
我做切除子宫的手术之前，有个医生朋友恰好在国外的医学杂志上看到有关研究，他翻译了上万字的一篇文章给我，大概是讲切除子宫对女性会有哪些影响的，讲得比较系统，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有女性朋友知道我子宫切除，第一个问题总是问，那你用不用打激素，甚至会不会长胡子之类，我系统地学习过的知识完全用不上。
接着讲我的故事。
工作的第二年，赶上福利公房的末班车，大家纷纷结婚。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家知道房子重要，但其实商品房还不多，价格也没开始飞涨，所以并不知道重要成现在这样，否则我觉得不会有人适龄却不结婚的。对于我，结婚是水到渠成，和男友本来就是为了在一起才到一个城市工作的，结婚可以分房子，当然就结婚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结婚要婚检，男生刷刷就查完了，检查到我的时候，医生很生气地说，你已经怀孕了。那种生气的程度是，你已经快生了，才来婚检。吓我们一跳，赶紧否认，不可能啊。医生这才又认真去看检查结果，说如果这样，就是一个巨大的子宫肌瘤。有几个月的胎儿那么大呢。
后来才知道，其实也不算什么，但做婚检的都是社区小医院，医生可能见的肿瘤病人也少，所以在给我们盖章的时候，还是有点谨慎的，不想给我们的婚检报告签字，对我们说，你们还是要和父母商量一下吧，可能影响生育的。
后来风风雨雨我都没有离开我的先生，就是因为当时他说，法律有规定不能结婚吗。医生说，没有。他说，那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们早就商量好了，要结婚。
在我心里，有感激涕零的成分在，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生育，男人还愿意娶她，真是一个不小的让步。女人天生和生育捆绑在一起，我们的修养让我们不愿意承认，其实社会传统让我们内心有这个强烈的念头。
然后我就开始漫长的治疗过程。因为肌瘤过大，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服药，等肌瘤小一点再做手术，这样对将来生育影响比较小。
记得当时的情景，公司的同事都对我太好了。记得那位子宫切除的女高管，也曾经和我聊过自己的经历，让我不要紧张。另外一位女同事和我同龄，是部队转业来的，她说在部队的时候，阑尾炎影响了卵巢，所以一边卵巢切除了，对生育也蛮有影响的，她当时也没结婚，把自己不能生育的担心也和我说了。
大家都把自己身体的秘密告诉我，来安慰我。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差不多也是顶级的安慰了。
但从一开始，我就没把子宫切除处理成一个秘密。不会主动说，但也不会故意不说。后来换了几次公司，一般都是公司体检的时候会问到，几次都是周围有同事，我也如实说了。面对身体残缺带来的关心，比守着一个秘密还是容易一点。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对于我，保守秘密非常难，面对自己的不完整，反正好很多。
那位被切掉一边卵巢的女同事顺利嫁人，生活非常幸福，而且毫不费力地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真心替她高兴了很久。
当我写到“大胖儿子”四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倾向，是的，儿子都是“大胖儿子”。后来我也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事情也算是圆满解决。我父母压根不知道我治疗的事，后来我切除了子宫，也没提前告诉他们。
我的儿子都快读书了，我才和父母说了自己做手术切除子宫的事，我感觉他们也不是特别关心，经常会忘。最近还偶尔说起要不要再生一个的话题。我说生不了了，他们说噢，对对。没什么，能生也不要生了，好不容易孩子大了，自己好好享受生活。而且补充了一句，我闺女厉害，一生就是一个大胖儿子。
我婆婆说，她以前的单位里，有一个女的一直欺负她，她一直忍让，加薪升职的机会，都被那么人抢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带着大孙子，而她没有孙子。言外之意，善有善报。
我父母公婆，都是善良的人，也都有公职，不算重男轻女。我生孩子之前，几经手术，都是我婆婆照顾我，医生有时候也会说，可能生不了孩子，她也从没有抱怨。但最后有个男娃，大家还是由衷地高兴。
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生不了，大家也不会责难我，这是修养。但他们的内心也会有一个声音：虽然治疗困难，但最好还是挺过去，生吧，生个男孩子就更好了。
治疗的过程中有很多有趣的事。当时公司卫生处有一个中医，针灸特别厉害，很多公司高管都由他针灸保健，公司同事对我都好，让我也享受这个高管的待遇，经常工作时间去针灸。记得有一次我去针灸，公司保健室就没床位了，他让我躺在会议室里，身上扎满了针，盖着一个白床单，我就睡着了。等醒来，发现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大家在开会，因为我在治疗，而且睡着了，就没管我。我也继续睡，等他们开完会，人走了，医生过来给我拔掉针。上世纪末的国企，是有这样的氛围，今天想想挺有趣。也没多尴尬。
很多同事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医生给我，有个同事还给了我一个专门生男孩的秘方。信佛的同事给了我一些开了光的小物件。大家知道我可能会“无法生育”，还是真心为我着急。我觉得和别的疾病相比，不能生育，受到的关爱要更多。
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一怀孕，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说是“珍贵胎儿”。生产的时候是剖腹产，医生在手术台上问我，要不要做子宫切除手术，可以顺便做了。当时我想，这是多大的一个事儿，怎么能在手术台上决定呢。就说不做。
医生说，现在的人想得太多了。
医生的意思是，以我的身体状况，能生一个孩子就不错了，最好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当时切除。除非我想生第二个孩子，否则留着子宫只会增加病变的危险。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没有松动，我想生第二个孩子，只能留给另外的婚姻。医生觉得，我太想不开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不肯切除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希望保留生育的能力，也许只是害怕不完整。
后来情况没有好转，我还是做了切除手术，当时能保留就保留几年的想法，没什么价值，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都有一些情绪化的想法。确实想得不够清楚，似乎生育的能力是和婚姻的幸福捆绑在一起的，女人的价值是和生育捆绑在一起的，这是在血液里的认知。
我也到了当年公司女高管的年龄，也有人认为我比较强悍，也许是吧。因为没有子宫，所以没有月经，我觉得我要充分利用这个事情的优点，我喜欢游泳和跑步，所以我就坚持每天都游泳、跑步，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也不会因为经期身体不舒服，推辞出差等工作，这些都是意外的礼物。
但是，没有子宫真的会让人变得不同吗？还是我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暗示？作为女人的那部分少了，就觉得像个男人了？不知道。
其实单纯从身体的角度看，根本不会有任何变化呢。我切了子宫，然后切了阑尾，最近为了矫正牙齿，拔掉了“下排左二”，几乎都没有感觉。
下排左二影响稍大，因为我大笑，会露出来。其他完全没所谓。我不知道我缺了什么，会让我不是完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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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不“正确”的初潮
惊讶，责备，和不加掩饰的嫌恶……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思想不纯洁了，身体也就不纯洁了。
那是1985年9月下旬的一个中午，川东南的小镇，此时已经入秋，但那一天竟然颇为燠热。一家人吃完饭，正准备睡午觉，我刚进自己的房间，两腿间忽然一热，有一股暖流，顺着大腿奔流而下。脱下裤子，一大滩鲜红的血！血！血！
我倒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有点发懵。
我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两岁半，她之前已经有断断续续的初潮迹象，而且在她和小伙伴嘀嘀咕咕时飘出来的只言片语中，我已经大致知道了例假是怎么回事。只是，我还不到13岁哩——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13岁初潮已经够晚的了，可是在1980年代，女孩子12岁就来例假，还是一件稀罕的事。我姐姐都还没正式来呢.
愣了几秒钟，我决定去找我妈。
当时爸妈已经关门睡觉了。我敲了敲门，我妈出来了，我说：“妈……我来月经了。”
我妈二话没说，转身进屋拿了一叠草纸塞我手里：“你自己垫一下吧。”“砰！”门关上了。
这一响关门声，成了我和我妈关系的分界线。之前我虽然也不太粘我妈，但偶尔撒撒小女孩的娇还是有的。但这声门响之后，我觉得和我妈之间的某根线，断了。
有必要说说我妈。我妈可不是什么虎妈，倒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自我记事起，她就从来没跟我说过重话。她是一个小学教师，生于1941年。中师毕业后，她就参加了“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照百度百科的说法，是1963年至1966年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
我的家乡是四川东南的一个小镇（现属重庆），我妈自然就被分配到了农村，而且是当地最偏僻的那个乡。我现在无从想象，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姑娘，是如何穿行在那些田间密林，去跟“坏分子”做斗争的。她偶尔会和我们讲讲一些奇遇，比如深夜她独自一人穿过森林回工作组的驻地，一个巨型动物从她头顶一跃而过，半天她才反应过来，那是一只老虎；还有一次，她半夜三更迷了路，在山沟里转到绝望，终于找到一户人家，没想到却是她正在调查、准备专政的对象！好在对方也许不知情，也许没反应过来，趁对方睡着的时候，她赶快没命地逃了出来。
我不知道这些经历对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猜，正是经过这场运动，她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消灭了“小布尔乔亚”伤感情绪的“铁姑娘”，一个磨平了性别观念的新时代女性，嗯，一个革命时代的“女汉子”。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她们三姐妹，我的大姨，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我的小姨，一个七十年代初的中专生，没有参加过什么革命运动，身上就没我妈那么彻底的革命性。
因此，我和我姐关于身体的知识，都来自于鸡零狗碎的口耳相传。对于197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了，但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基本上还是被“封建”的神秘主义主宰。在前现代文明的观念中，身体是肮脏的，月经是不洁的，性是丑恶的……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了生理卫生课，但老师羞于讲，学生羞于听，一个学期的课，只是临到考试的时候给一页纸的复习重点，然后就全班通过。
电影《青红》剧照
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也慢慢渗入了性的禁区，虽然当时刚刚开展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但民间的暗流不可遏止。我就在家里衣柜和墙的缝隙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少女之心》，不知是我哥还是哪位寄宿在我家的表哥的珍藏。我偷偷翻了两页，已经觉得两颊发烫，心跳加速，作贼一般赶紧塞了回去。
后来，当我无数次“反省”为什么我这么早来例假的时候，我都会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这两页纸：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思想不纯洁了，身体也就不纯洁了。
有一天，我在公厕里换草纸。那个年代的公厕无遮无拦，一览无余。一位老师正好蹲在我旁边。她见状大声地叫起来：你怎么就来月经了，你才12岁吧？！我现在还记得她的眼神：那里面有惊讶，也许还有责备，和不加掩饰的嫌恶。
我的性格本来有几分受我妈影响，大大咧咧的，而且从小爱唱爱跳，是学校的文娱积极分子，大小节庆总少不了上台露露脸。来例假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十•一”国庆汇演，要手举着花环在街上边走边跳——这也是我还记得初潮日子的重要原因。但那以后，我总是想办法避免参加这类活动，甚至不惜以功课繁重为由，诱导同为中学教师的我爸去跟班主任说，以后别让我参加集体活动了。
再以后，我成了一个敏感、内向、甚至有几分“内心崩溃”的小姑娘。我也开始对包括我爸在内的一切男性产生深深的敌意。直到青春期结束，我开始恋爱。
20年多后的一天，我参加媒体人长平女儿的满月酒，无意中听到两位爸爸的对话——
“你女儿多大了？”
“10岁了。”
“来例假没有？”
看着他们坦然的脸，那一刻，我不禁有点感慨：时代真的是进步了。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在来例假的女儿面前做一个新时代的妈咪了——
我有了两岁多的双胞胎，两！个！都！跟！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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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出杨米子不是哑巴，也听出杨米子偶尔说出来的是日本话。
“如果没有杨米子，就没有你妈妈，没有你妈妈，也就没有你了。”每次姥姥领着我，路过杨米子家门前时，都会绕口令似地说这段话。
小时候啥也不懂，长大才从姥姥那里，听来杨米子的故事。
日本侵占东北齐齐哈尔时，我们生活的小镇也被日军占领。我姥姥那时应该是七八岁，在小镇郊外的炮楼里，远远地看过日本人。
1945年至1946年间，日本宣布投降后撤退，不同地方的日侨陆续往日本撤，他们是战败，撤得就有些狼狈了。
有人是坐车跑，有人是用双腿跑，沿途丢盔弃甲扔下许多东西。
有村民捡到皮箱子，有捡到相架的，还有捡到铁饭盒子的。
在小镇东头的边上，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以种地为生的杨寡妇家，一户是以打铁为生的贺家。
杨寡妇生有三子，小儿子出生后不久，她男人被惊奔的马车撞死，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们生活。
贺家铁匠铺的主人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男人，性格憨憨的，单身守着祖传的铁匠铺子。
冬季的一个早晨，杨寡妇推开院门，发现门旁边有个羊皮袄，里面好像裹着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个女娃。大约五六岁的样子，赤条条的什么也没穿，正蜷缩在羊皮袄里。
她马上把女娃抱进屋里，给她找件衣服套上，又给熬了小米粥喝。
那时虽然没有网络，但是杨家捡个女娃的消息就像长了腿，迅速传遍了小镇。镇上许多人好奇，都跑到杨家看热闹。
杨寡妇长得人高马大，双手掐腰把登门看热闹的人都骂跑了，还顺便把最小的儿子一顿胖揍，是这小子腿快嘴快说出去的。
我姥姥也去看了热闹。她和几个小伙伴，是趴在后窗户看到的。
那时人们家里都没有玻璃窗，窗户上都是糊着马粪纸，冬天时再钉上层塑料布。
我姥姥和小伙伴们用手指捅开窗户纸，看到那个女娃坐在炕里头，披着件补丁摞补丁的大棉袄，手里拿着粘豆包。
杨家捡个孩子，有人怀疑是日本人，然后就有派出所的人上门了解情况。
结果杨家捡的女娃是个哑巴，啥也问不出来。于是捡来的女娃就留在了杨家，小名叫草籽。
草籽慢慢长大，和我姥姥成了好朋友。她们年龄差不多，经常在一起玩。只是草籽很安静，不像我姥姥她们，上树掏鸟窝，下河抓小鱼。
姥姥回忆说，草籽总是那么安静，从来不惹祸，谁家都会传出打骂孩子的声音，杨家却从来没有打骂过草籽，都是男孩子们的鬼哭狼嚎。
小镇有位私塾先生，据说是从大城市回来，见过世面的人，只不过他是个瘸子。之所以瘸是被打折了腿，被打折了腿是因为，他在当私塾先生时偷了人。
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第三者插足，但那时说法比较隐晦。
私塾先生因为这件丑事，不是荣归故里，而是灰溜溜地委身于镇小学，当了个敲钟老头。
小孩子们经常在学校里玩，偶尔会拌嘴，就有人喊草籽是“小哑巴”。
为了验证草籽不是哑巴，私塾先生让几个小孩，拿个破铁盆悄悄站在草籽身后，突然间“砰”地敲一下，草籽果然吓得“妈呀”叫出声来。
杨寡妇挥着木棍，追着瘸了腿的私塾先生打，身形瘦削的私塾先生一跳一跳地跑着。
我姥姥和小伙伴们也很兴奋，一边看热闹，一边跟着跑，不知道该帮着谁。
虽然杨寡妇打了私塾先生，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还是让小镇上的人们琢磨不透。
杨寡妇打完私塾先生后，又风风火火地去请大仙，她说草籽的魂被吓跑了，必须请大仙才能给收回来。
大仙是位老年妇女，长得瘦小枯干。据说身上有狐仙附体，所以能够给人治病。
草籽躺在炕上，大仙左手端着碗水，右手拿着张卷着的黄纸，嘴里面念念有词。突然间，大仙把右手黄纸卷举向空中，结果黄纸竟然着起火来。
“太神了，那黄纸在空中突然就出火了。”好多年后，我姥姥还为那神奇的一幕啧啧不已。
其实不过是大仙使了障眼法，在黄纸上涂抹了易自燃的白磷而已。
大仙治病后不久，草籽不仅魂被叫回来了，竟然还会说话了，虽然只会说“妈妈”和“哥”几个词。
私塾先生被打后学乖了，主动教草籽认字说话。草籽学得很快，在我姥姥九岁上学时，正好和草籽成为同学。
上课时，草籽把“籽”写分了家，写成米子，老师点名时叫她杨米子。
杨米子很安静，像只小猫似的。下课也不出去玩，就是坐在那里看书写字。
她不敢和同学们说话，因为会冒出同学们听不懂的话。同学们就会起哄，说杨米子的魂又被吓跑了，她就吓得不敢说了。
我姥姥性格大大咧咧，每次碰到这事就把同学们赶走，帮助并保护杨米子。
只是后来这种友谊没有再维持下去，三年级时姥姥被她的父母喊回家，去带弟弟妹妹，我姥姥就再也没有读过书。
我姥姥和杨米子再次相见，是十七八岁的年龄，当时镇卫生院举行培训，想培养接生员，然后派往下面的村屯。
“杨家虽然穷，但是没有亏待过杨米子，她是吃好的穿好的，就是不长个头，也就一米五多，小圆脸上长着柳叶眉和柳叶眼，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啧啧，怪让人稀罕的。”我姥姥很羡慕杨米子。
好朋友见面很开心，但悲催的是，我姥姥不识几个字，刚上两天就被劝退了。
杨米子初中毕业，识文断字，学起来不费劲。她学成后，被派到离小镇约二十里地的村卫生院当接生员。而我姥姥恰好嫁到那个村，友情依旧。
我姥姥怀我妈的时候，杨米子也悄悄处了对象。那个对象就在村卫生所，是一名赤脚医生。
只不过杨米子不敢公开，她和我姥姥说，每次家里有人来提亲，杨寡妇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杨寡妇是不是想把你许给她家的小儿子？”我姥姥虽然书读得不多，脑子转得比较快。
她被收留时，已经有记忆了，自然也知道杨寡妇不是亲妈。但是受人恩惠，有些事情就由不得自己做主。
我姥姥生我妈时是头胎，她想让杨米子接生，但是我姥爷不同意，他说杨米子太年轻不经事，就在附近找了位年龄大的接生婆。
那是寒冬腊月，刚下过一场大雪。我姥姥从上午十点多肚子疼，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多还没生。
我姥爷急忙套马车想拉姥姥去镇上。我姥姥拼着全身力气，咆哮着说羊水都出来了，再坐车到镇上命就没有了，快去找杨米子。
于是我姥爷赶着马车去找杨米子，当天晚上刮着北风，寒风吹脸如同刀子割。
杨米子背起药箱坐上了马车，结果走在半路上，马车陷进雪窝里出不来。
杨米子就跳下马车，像个小雪球一样，在雪地里滚呀滚，一直滚到姥姥家。这是我姥爷后来讲给姥姥听的，他说你这个朋友够义气。
在家人欢天喜地迎接小生命时，我姥姥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杨米子遇到了烦心事。
杨寡妇给杨米子说了门亲事，竟然是邻居贺铁匠，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有娶妻的男人。
“等我坐完月子，出去就先找你那寡妇妈唠唠，为什么要把你嫁给年龄大的男人？我还以为她藏心眼，把你留给自己家的小儿子呢？”我姥姥愤愤不平。
“你别去找，我认命了，俺妈说的也有道理。她说铁匠有手艺以后能养家，年龄大能疼人，我嫁过去不受委屈。”杨米子没有闹，很懂事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杨寡妇特别着急把杨米子嫁出去，因为她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她说想在死之前，给杨米子找个好人家。
但是小镇上的人都说，杨寡妇肯定没安好心，估计是看上贺铁匠这么些年，攒下许多钱，可以给她家好多彩礼。
杨寡妇用彩礼钱再给小儿子娶媳妇，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毕竟杨寡妇的家太穷了，前面两个儿子因为没钱娶媳妇，都做了倒插门女婿。小儿子也二十多了，没钱娶媳妇一直和杨寡妇闹。
但让镇上人感到意外的是，杨米子出嫁那天，杨寡妇的小儿子离家出走。而杨寡妇也在不久后病逝，发送她的是杨米子和贺铁匠。
杨米子对婚姻不满意，但她不敢反抗。结婚后，她没有和贺铁匠同房，自己搬到村卫生所居住。
而她曾经处过的那个赤脚医生，因为没能娶成她很生气，托关系调到镇卫生院去了。
村卫生所就只有杨米子一个人住。我姥姥经常抱着我妈，过去陪着杨米子。
杨米子总是一边掉眼泪，一边和姥姥讲她不喜欢贺铁匠，他们之间没有话聊。
贺铁匠除了会做铁匠活，有一身蛮力气之外，就是闷葫芦一个。
我姥姥说那时候的杨米子，每天晚上都是写写画画，不知道她在搞什么。我猜测杨米子应该是在写日记，日记再配上自己的画，相当于插图。
虽然杨米子不喜欢贺铁匠，但是贺铁匠好像也没在意，他每天都从镇上骑一辆破二八自行车，一溜烟骑到村卫生所。
今天送点米，明天送点面，后天送点菜，实在没有可送的，就蹲在村卫生所墙下，低着脑袋抽旱烟。
我姥姥说贺铁匠长得浓眉大眼，一看就是实惠人。但是他们不合拍，那年代也不时兴离婚，就那么将就着。
我姥姥居住的屯子里，有位孕妇生小孩，接生婆把婴儿拽出来时，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杨米子刚在姥姥家吃完饭，听说后马上跑了过去。她抓起婴儿双脚倒吊着，用手掌使劲拍打后背，然后又把婴儿放平做人工呼吸。
折腾好半天婴儿终于“哇”地哭出来。那户人家欢天喜地。
杨米子则跑到墙边干呕起来，原来她做人工呼吸时，吸进一些污物导致了呕吐。
那户村民因为杨米子救了他们的孩子，给杨米子包了二十块钱，这在当时是巨款了。
杨米子没有要，他们觉得过意不去，就出钱请了戏班子，在村卫生所大门前连唱了三天，这件事在当时特别轰动。
我姥姥生二舅时，杨米子还没有搬回铁匠家。但我姥姥说那段时间，杨米子特别忙。
十里八村总有生小孩子的孕妇，然后会赶着马车来接她。
有一年，林场有位孕妇要生小孩。那户村民赶着马车把杨米子接进了林区，忙活一下午，到晚上终于生了个女孩。
那户人家重男轻女，看到生个女孩都不高兴，不仅没有招待杨米子吃饭，还不肯再赶马车送她出林区。
林区没有大路，只有树林带间崎岖不平的小路。当天下过雨的林场草滑地泞，杨米子的脚陷入泥里，她使劲地拨脚，结果扭到了腰。
杨米子顾不得腰疼，条件反射般爬上附近一棵大树杈上，然后才发现，不是熊瞎子而是一头野猪。
野猪虽然不吃人，但是却把她撵到了树上，她不知道怎么爬下来，更不敢跳下去。
天完全黑下来，树林带里呼呼地刮着风，虽然是夏天却湿气重有些冷。各种动物的叫声，不断从远处传来。
杨米子下不来走不了，肚饿腰疼手也划伤了，只能拼命地喊：“来人呀。”
我姥姥去给杨米子送菜，发现她还没有回村卫生所，只看到蹲在墙根下的贺铁匠。
他们折腾到后半夜，才在林场的半山腰树上，发现哭哑嗓子的杨米子，她挂在树杈上昏睡过去了。
那天是贺铁匠背着杨米子，我姥姥背着她的药箱子走出了林区。
因为这件事情，杨米子对贺铁匠有了好感，就在她准备搬回铁匠家时，却来了场运动。
但是有个人借机跳了出来，搅乱了这份宁静，这个人就是曾经和杨米子处对象的赤脚医生。
他向上面揭发，说杨米子是日本人，他用一瓶高梁酒灌醉了私塾先生，是私塾先生告诉他的。
私塾先生当年在上海懂点日本话，他试出杨米子不是哑巴，也听出杨米子偶尔说出来的是日本话。
当年私塾先生被杨寡妇追着打，后来讨饶做了交易，他来教杨米子说中国话。
赤脚医生跳出来指证后，就有义愤填膺者冲向贺铁匠家里搜，结果搜出来一套小女孩穿的衣服。
我在书里翻出日本和服给姥姥看，姥姥说就是那样的衣服。
贺铁匠家里竟然搜出日本人穿的衣服，而这衣服是怎么来的呢？是什么人穿的？
赤脚医生当时最恨的就是贺铁匠娶了杨米子，于是伙同镇上的二流子，往死里打贺铁匠，让他交代衣服是怎么回事。
赤脚医生在踹断了贺铁匠三根肋骨后，又领着人浩浩荡荡地去捉杨米子，说她是潜伏在国内的特务。
而此时的杨米子，则被事先知道消息的贺铁匠，提前通知去了我姥姥家躲避。
开始是在我姥姥家，但是许多人都知道我姥姥和杨米子的关系。
杨米子在乡下的那几年，已经为许多乡村妇女接生，在村民们的心目中是个好人。
所以，赤脚医生的乡村之行，可以说是一无所获，没有人搭理他们。
后来镇上有干部出来说话，说杨米子如果是坏人，就只能害人而不是救人。她接生那么多的小孩子，怎么可能是坏人。
杨米子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贺铁匠，不只是贺铁匠为保护她而受伤，更深的原因是，杨米子终于明白，杨寡妇为什么执意把她嫁给贺铁匠？
贺铁匠是在雪窝里发现的杨米子，至于她是被父母抛弃还是走散的，就不得而知。
贺铁匠虽然憨，但是也知道自己捡的，应该是个日本小女孩，因为看穿着明显不是中国小孩。
他不敢把小女孩送到镇上，自己又不能养。最后想到杨寡妇家里没有女娃，就偷偷送给她家了。
但是他也长了心眼，把杨米子的日本衣服脱下，披上他的羊皮袄，这样就没人知道，她是日本小孩了。
杨寡妇心地善良，不管是谁家的小孩子，她觉得可怜就收养了。
虽然贺铁匠没有和杨寡妇说，是他捡的小女孩，但是杨寡妇根据那件羊皮袄，也猜到是贺铁匠捡的小女孩。
因为那件羊皮袄上，有许多火星子烙出来的窟窿眼。那是从火炉里挟出烧红的烙铁，在捶打时迸上的。
无论是杨寡妇，还是贺铁匠，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给了杨米子第二次生命。
我姥姥说，从那次运动过后，杨米子和贺铁匠成为真正的家人。她没有再嫌弃贺铁匠是个闷葫芦，也明白杨寡妇的良苦用心。
杨寡妇没有让小儿子娶杨米子，而是把杨米子嫁给贺铁匠，就是赌定了贺铁匠，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会继续保护杨米子。
杨米子搬回贺铁匠家，他们过了一段相对平静而温馨的生活。
每次下乡接生，杨米子不再坐马车，而是贺铁匠用二八自行车载着杨米子。
杨米子长得小，坐在后面颠得厉害，贺铁匠就让杨米子坐在前面横梁上，上面铺上棉垫。
后来让村民们调侃得有些不好意思，贺铁匠就在后车座上，焊出一块四方形的铁架子，里面镶满弹簧，然后再铺上棉垫，这样就减少了颠簸，坐着也很舒服。
我姥姥说，那段时间杨米子胖了许多。而且人到中年，她还怀孕了，这让我姥姥很开心。毕竟她和杨米子好了许多年，很想和杨米子成为亲家。
我姥姥当时生了第三胎，竟然是龙凤胎。她满心欢喜地等着杨米子生小孩，不管生男生女，都能结成亲家。
然而，杨寡妇的小儿子回来后，杨米子夫妻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当年杨寡妇没有让小儿子娶杨米子，她知道自己的小儿子不学无术。
而事实也就是这样，那小子在外流浪多年，没有挣回来一分钱，反而把自己搞得精神错乱成了疯子。
没有人知道他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反正回来后，整个人呆呆的，偶尔发起狂来就摔东西。
杨米子和贺铁匠收留并照顾他，只是杨米子没有想到，这次收留给她造成了终生遗憾。
有一天贺铁匠没在家，疯子突然发起狂来，不仅摔东摔西，还用头往墙上撞。杨米子心疼他，不想让他继续撞下去，就拼命地拉着疯子。
结果杨米子腹痛不止。等到贺铁匠回来把她送到镇医院，一切都晚了。不仅孩子没有保住，还因子宫破裂而不得不摘除。
“当时的贺铁匠呀，哭得喘不过气来，他那么大年纪了，还没有小孩子呀。”我姥姥讲这段时，总是惋惜不已。
接生过无数小孩，也救过别人家的小孩，但到最后，杨米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连生小孩的权利都没有了。
杨米子为此生了场大病，高烧的时候就满口胡话。但我姥姥说那不是胡话，好像就是她小时候说的日本话。
很可惜没有人能听得懂。毕竟那时候，私塾先生已经过世了，小镇上没有人能听得懂日本话。
大病之后，杨米子也差点变成疯子，每天也不说话，就是呆呆地坐在墙跟下，贺铁匠耐心地守着她。
我姥姥经常去看她，给她家送蔬菜、果子以及秋天的玉米等等。
那时候杨米子不再做接生工作。各乡村开始建医院，她可以用临时工的身份继续做下去。但她当时的状态，已经没有心思做下去，一直在家养着。
我妈生我的时候，姥姥建议找杨米子，我妈不同意，直接去了医院。我妈的理由是，杨米子年龄大了，怎么可能再做接生的工作呢？
但事实却是，杨米子后来一直在做。我姥姥那一辈人都认杨米子，家里有小辈生小孩，肯定是要请杨米子的。
至于如何酬谢，淳朴的百姓们心中自有一杆秤。有钱的给些钱，没有钱的手里也不空。
他们会送蔬菜、瓜果以及小鸡，大鹅，还有冬季里宰杀猪牛羊的肉。
晚年的杨米子，面目慈祥，柳叶眉下，那双宛如柳叶般细长的眼睛里盛满了柔情。
在我六七岁，姥姥领我去过几次杨米子的家。她不怎么说话，但会打开柜门，拿出用黄油纸包的槽子糕给我吃。
我当时好羡慕她，也很想姥姥经常领我去她家。只是姥姥虽然也搬到小镇居住，但是要给舅舅家看小孩的。
我初中毕业后不久，姥姥去世了。关于杨米子的事情，我也就知之甚少。
高中时我在县城寄宿，偶尔回家时会听到妈妈讲杨米子的事。
杨米子带着那套小衣服回日本了，去寻找她的亲生父母。而在杨米子回日本期间，贺铁匠病逝，只留下疯子守着铁匠铺。
听到这些，我感到既欣慰又遗憾。然而有些事情，并不是局外人能够料想到的。
我毕业后参加工作，处对象然后结婚。我结婚是在小镇操办的。
回小镇做准备时，我妈第一时间带着惊讶的语气说：“你知道吗，那个杨米子从日本回来了，你说贺铁匠都死了，只剩下个疯子，还回来干啥？啧啧，真缺心眼。”
杨米子好像活了八十多岁，无病而逝。她的老年生活，在疯子死后是由政府拨款负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