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1日11点40分，我登上飞机，第一次离开海南，奔赴自己未来4年的大学之旅。飞机在浦东机场降落，转车苏州的途中，我将目光探出去，一方陌生的天空下，熟悉又不熟悉的气息，开始勾起我若隐若现的思乡之情。
10月很快在一派新鲜中过去了，我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在课间10分钟晕头转向地寻找下一节课的教室，休息时见缝插针地阅读专业必读书目，和同学一起谩骂早八（大学8点开始的第一节课）……五湖四海的口音，讲着各自的异乡生活，像一幅幅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每每此时，我的海南生活记忆也开始不停翻涌。或许是四面环海，让这座岛屿有一种《百年孤独》里马孔多诞生的隔绝感，直到今天，老一辈海南人仍然会把中国除海南以外的地区叫作“大陆”和“内地”。我知道，这座岛屿，看似远离尘世自在逍遥下方，有一条由地理、时空和发展落差交织而成的深渊，冒着深海的森冷气息，未知、悠远、失落，收敛着漫长的时代印记。
如今离开了岛屿的我，终于鼓起勇气，朝着这深渊游了过去。
1
2003年，我出生在海口市龙华路，老街“水巷口”附近。我已经不记得那里具体的情况了，只记得在某个下雨天，我看着远处一个小孩说：“爸爸，那个小孩在喝‘爽歪歪’，好好喝哦。”爸爸立刻心领神会，用口袋里少得可怜的硬币，咬牙为我买了瓶乳酸菌饮料。
1988年海南正式从广东分离出来，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却并没有像深圳一样蜕变一新。那时第一波的“炒房热”，我妈妈家里头没人能赶上趟，而依据我爸爸的经历，可以确信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建立，和这里90年代房地产崩盘留下的烂尾楼无关。
我爸爸是广东人，高中毕业后就进了社会，二十几岁坐船来海南打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爷爷似乎是跟他前后脚到的海南，具体过程，介于他们父子俩的暴脾气，我根本不敢问。总之，当年是爷爷先在龙华路买下了一套房子养老，后来我父母结婚，他又为小两口买下了居民楼里的另一套。爸爸几乎不会和我谈论他以前的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和爷爷、妈妈的关系很差，而奶奶又早已在广东去世。
爸爸结婚前就热衷于炒股，年轻时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股友，后来都渐渐断了联系。快30岁时，他和我妈妈结了婚。我上幼儿园那几年，他像一叶浮萍，四处打工，搬煤气罐，给“旺旺”公司运货，上流水线，做彻夜不眠的夜班保安……打工之余，依然不忘炒股，这也导致了我们一家失去了栖身之所——为了炒股，爸爸把家里唯一的房子低价变卖了，而妈妈因为当年买房一分钱没出，对房子没有任何决定权。后来吵架时，他俩互相推卸责任，其他事也是如此。
之后我家搬了很多次，总在寻找房租最便宜的地方。随着我慢慢长大，花销变多，“家”也变得愈来愈差，起初还有算得上明亮宽敞的客厅，后来便只能停留在危楼，身心随之风雨飘摇。那些地方往往一个月房租只有200块，到今天也才涨到1200。
在我能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海口市海甸岛的万福新村，一直租住于此，直到今年再次搬离。
海口市有很多小岛，岛与岛之间隔海相望。2004年，位于海甸河入海口处的世纪大桥正式通车，海甸岛一改旧貌，孩子们出去念书也不会再被叫“村仔”了。万福新村算是海甸岛当时比较发达的社区，学校、文具店、早餐店、停车场等等一应俱全，离医院也不远。在海南被设为“国际旅游岛”之前，海甸岛上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够让人找活干的厂子寥寥无几。那里街面上少有小轿车驶过，公交车屁股常常冒着大团黑烟，发动机震得人坐在椅子上屁股就和触电一样，摩托车、三轮车在社区前的马路上跑来跑去，呜呜啦啦。
守着海甸岛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老年人的谩骂和婴幼儿的嚎啕大哭伴随着炒菜的油烟弥漫在整个社区。楼栋稀稀疏疏立在地上，一栋两层，一层两户，现如今统统墙皮脱落，电线乱七八糟缠成一团从屋顶上越过，楼道里的灯经常坏掉，或者干脆没有灯，到处贴着印着修理下水管道的狗皮膏药小广告，地面上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和泛黄的作业纸，人踩上去的脚印都清晰可见。
我家住在9栋，一扇灰色木门掩着门内的一切。整个屋子可用面积不到40平米，没钱铺地砖，屋内地板水泥裸露，我和妈妈住一个房间，爸爸住在另一间。当我们家从一层搬到二层时，逢台风天，大风一吹大雨一泼，卫生间扑簌簌落下一大堆墙皮，洗澡时的换洗衣物总会弄脏。我靠在床上看书时，雨水从天花板渗下，断断续续滴到头皮上，冷冰冰的。
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总要那么大声地对妈妈说话，而且每次都是在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就开始暴躁。直到有一天，最暴躁的那个站在房间门口大吼着把一张白纸用力拍在饭桌上，这场战火才停息。
这段婚姻持续了短短4年便宣告破裂，之后两个人离婚不离家——因为穷，也因为我——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破旧的危楼里继续生活。妈妈在出租屋里留了一间逼仄的小屋给爸爸，里面的书桌满是裂纹，上面胡乱放着隐形眼镜盒、茶壶、茶叶，还有他的宝贝股票本子。铁床架上搭上木板，铺一张普普通通的竹席，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被子蜷缩成一团挤在墙角，散发着沉积的汗臭。爸爸出外打工时，从来不洗枕头和被子，妈妈每次进他那间屋子时，都会用手捂着鼻子：“他哦nāng（肮脏）死了，你以后别学他。”然后又会默默把床上用品洗干净。爸爸回来也不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两个人早已无话可说了。
爷爷常年住在医院里，上小学时，妈妈还偶尔让我去看他。2007年和爸爸离婚后，她和爷爷也疏远了。外婆的孩子很多，5个舅舅，和他们的老婆，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定安农村人，他们有的仍留在家乡，有的北上海口打工漂泊。
2
童年时的万福新村还算是繁华的，美食种类颇多。那里开早餐店的外地人不在少数，山东煎饼、上海大包、土家酱香饼……有的店家手艺好，经营有方，也愿意长长久久地留在这一寸天地之中，逢年过节才关店几日回家一趟；有的则无法圆融本地人胃口，敲锣打鼓地开店，最后落寞地倒闭、转让。还有许多店铺是由上了年纪的老夫老妻维持着，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准备食材，忙上一整天，有时候甚至疏于照顾自己的家庭。
下楼往东走几步，有整个社区唯一一家本地人开的海南粉店。一对小夫妻，据说早在我们家搬来之前就在了，把店一直开到今天。他家的海南粉，最早6块钱一碗，细腻的米粉加入花生米、竹笋、豆芽、牛肉等各色配料，浇上酱汁，抽出竹筷搅拌均匀，吸溜一大口下去，齿颊留香。现在粉的价格已经奔到了9块，但每天早晨依然会有一大群人乌压压地挤在店门口，赶着在上班前吸溜一口粉，他们的电动车即便紧贴着路边停靠，也会塞满米粉店前的道路。尽管喇叭声、催促声吵成一片，但头盔下的面庞仍旧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他们大声地报出自己要买的粉后，随即低头猛刷抖音。
另一样美食是肠粉，需要往前多走几步。它开在私立的海天学校对面，卖正宗广东肠粉，生意没有海南粉店火爆，但老板一派悠闲自在，不论是法定节假日还是工作日，隔三差五就会回老家处理事情，不营业。这家店的肠粉厚度适中、劲道爽滑，一叠雪白中裹着青菜的绿、鸡蛋的黄、猪肉的星星点点，味道碾压周边的肠粉店，这么多年过去，价格也不过从7元涨到8元。后来出海甸岛求学，我也曾吃到过许多地方的肠粉，唯有他们的肠粉，才能搅动我的灵魂。
住到万福新村后，我在第一家幼儿园没上几天课本就被偷了，换了一家幼儿园，路上有一家奶茶店，装修精美，玻璃门上贴着类似“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之类的话。然而，社区里的老年人和小孩习惯喝四五块钱的劣质香精茶，这店先是门上贴的白色大字被擦掉，接着桌椅也没了，留下粉刷后的墙壁无神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尚未完全死去之前，店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张着大口的怪兽，蹲在路边等待投食，再几天，这怪兽也没了，换成了另一副新面孔。
紧挨着海南粉店的汤粉店，老板娘和我妈妈算是彼此的熟客了——妈妈曾在南国超市（海南本地的一家商贸企业）里专门负责卖蓝月亮洗衣液，总能隔三差五提前告知老板娘优惠信息，或者干脆帮忙买洗衣液。我一两岁时，妈妈短暂开过一个小店，卖卖零食玩具，后来很多年里，她都在各个南国超市里辗转，也会时不时去家乐福、大润发这种外地来的大型连锁超市。她最早负责推销蓝月亮，然后是卖“南国（椰味食品，海南特产）”，现在则是金龙鱼。
老板娘有一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初中后进了技校，空闲时要在店里帮忙端盘子。这个被我叫姐姐的女生，单眼皮小眼睛，常年披头散发，脸色蜡黄，穿着平平无奇、略显土气的衣服，身上散发着一种青春期女生特有的浓重而廉价香水味，长指甲特别显眼。她总是一副面无表情、萎靡不振的样子，只有听到母亲要她把粉端给某桌客人的命令时，才缓缓地挪动一下，全程一声不吭。大部分时候，她总斜靠在厨房门上，盯着来来往往的人，从不主动问客人吃什么，也不玩手机。
汤粉店不算大，一堵墙划开左右两半。左边客人坐的地方占据了近4/5，右边留出一个狭小的厨房，比一个人双臂伸开多一点，老板娘在这里闷头做早餐。店里曾来过两三个帮忙的亲戚，都是四五十岁的人，面色也同样土黄，一看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身上的农业气息尚未完全散去，就被撵进了时代的大潮转进了服务业。不论干什么，总归是带着一点笨拙、土色，左支右绌地不适应。
海南人的生活里头，午休、“老爸茶”和“打彩票”是必不可少的三样，哪怕是饭店，都会中午关门休息（除了大卖场）。我爸爸曾因为午休和他的福建老板吵架——因为他午睡，被老板发现，一顿批评，爸爸的暴脾气上来了，直吵到老板答应他以后每天都能午休半小时才罢休。
“老爸茶”种类繁多，绿茶、菊花茶、水满茶等等，类似于广东人早茶、英国人下午茶，吃吃喝喝侃大山。茶店通常开得很早（6点前后），可露天可室内，店家会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摆满桌子椅子，上满人后乌压压的。顾名思义，这里大多数顾客都是中老年男性，很少有年轻人，更像是“老人之家”。万福新村里就有不少茶店，不论吹风下雨，每逢下午总有一群老大爷老大妈唾沫横飞家长里短，口干了便端起小茶杯啜饮一口，话是不会断的，他们要聊到夕阳西下茶店关门，才会打道回府。
喝茶时言语比较激动、爱手舞足蹈的，通常是谈彩票的那群人。他们普遍喜欢脱掉鞋子，蜷起一条满是漆黑腿毛的腿，脚踩在椅面上，另一只脚则自然下垂，脚趾不停在离地面不高的地方蜷缩，指甲里满是泥垢。圆桌上摆开一张已经写满数字的纸，比划着的手臂握着一支黑色的笔，深思熟虑后再写下一串，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跟别人对话：
“滴怕呀（是打三），鲁拱秘咪（你说什么）？”
“瓦拱鲁么尿giǎ哦妖了bǒ（我说你的小孩上学了吗）。”
“bǒ鲁，姨傍gèi nàng朽gí（没有，他放假玩手机）。”
“打彩票”，在这里也叫“打奖”、“打码”，我妈妈很喜欢，但我一直没搞懂具体规则。我记得她常买的彩票有两种，一种是彩色的、印满数字的竖排版纸，还有一种黑白的，和超市小票差不多大小，分为好几期，最下面一期空着四个方框，买的人需要根据前几期的数字，来猜最新一期——通常的做法是用一支笔给历期数字连线，找出存在的关联，有点像鬼画符。
社区大街小巷边经常会有坐在小板凳上的老奶奶，一边卖槟榔，一边卖腰上捆着的一卷一卷红色彩票纸，还可以去一些文具店、报刊亭“打彩票”。我小时候去过一个小房子，里面坐几个女人，人们隔着铁栅栏向她们递过去五毛一块，换成一张张彩票。这种习俗被本地人调侃为“每天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实际上大多数人猜的数字要么顺序颠倒，要么跟开奖的数字压根沾不上边，他们在结果出来时唉声叹气，然后收拾生活的一地鸡毛，不久后再次怀揣梦想战斗。人们拿着一两千的工资，每个月都要花几块钱丢进去试试，希冀着能试出好运，即便不成，也不过是往本无波澜的生活里丢进一粒脏兮兮的石子。
万福新村同整座城市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日常小事里前行，鲜有大新闻。人们不知道、不在乎外面发生了什么，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煮饭、洗衣、干工（上班）、睡觉、刷刷抖音视频……颇有萧红笔下呼兰的意味。
3
2008年，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便把我送到海南腹地定安的三舅母家。
定安县比海口落后许多，道路两旁皆是矮小的店面，五金店、饭店、修理店，“老爸茶”也不会缺席。沙子、石子、尘土、砖头、水泥袋在本就不平的路面上散落着，男人们光着膀子趿拉着凉鞋走来走去，女人困于劳作，很少露面。路上的车子又小又破，朝你开过来时，看着不像是车，而是由一堆零件拼凑连接而成的长方体。它们几乎每分每秒都在“轰隆”“咯噔”“吱吱”，速度却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还是跳跃着前进。每颠簸一下，我仿佛都能听见零件被抛出去的声音，感觉车子在一点点解体。
这里的小巴士外壳漆刷得五颜六色，浮着氧化、锈蚀的黑色污垢，车上的座位一只手可数，同样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车门一开，光着脚的小崽子们一拥而上，他们衣服脏乱，露出来的手、脚、脸也差不多。他们说着定安口音的海南话，在车内肆意哈哈大笑，谁说普通话，就会被当做外星人。
三舅母家比我家大不了多少，一间矮小的平房，客厅与卧室之间拉着一层帘子。白天屋内阳光照不进来，黑漆漆的，夜晚的光源是两枚小灯泡，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关灯之后，周围再无星火。我怕黑，开始总啊啊叫，三舅母无奈，为我彻夜燃了一段时间的灯，我才渐渐习惯关灯睡觉。
卧室里有两张床，被子扔在角落，一台小电视，几个柜子上堆着日用品，一切都是没有秩序的。厕所和厨房在另外一间屋子，海口都用上煤气灶了，这里还在烧火煮饭，火焰照亮了长辈们满是皱纹的脸。
学校离三舅母家很远，三舅每天骑摩托车送我。学校幼儿园小学一体，教室也都是矮小的平房，参差落在泥土地上，旁边是未开发的荒地。教室与小卖部一墙之隔，一下课便会有一群孩子准时冲锋陷阵。小卖部当时有一款零食风靡全年级，一个透明小袋子装着五六根像烟一样的白色长条糖果，售价5毛。男生们经常买了后蹲在楼梯上，学大人的样子抽烟点烟，再哇啦哇啦几句本地方言。我听不懂，所以没有任何朋友。
当时小孩子脑子里应该还没有“世界”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没有大陆，也没有海口，只有定安。我常常从同龄人的眼神里看到这几个字：“你不是这儿的。”老师上课也用定安话，我只能安安静静坐在一群小屁孩中。课本上的拼音是我唯一能读懂的语言，幸好课程简单，一节语文一节数学交替着上，没有英语，我自学也跟得上。
三舅母和三舅只负责我的生活，其他一概不过问。他们虽有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可说的同样是本地话。那段时间于小小的我而言，看似喧嚣，实际充满了沉寂，在定安的一切犹如沉入水底，平静、孤立、固执。
随着我被接回海口，环境和时间如同一块橡皮，很快将我脑中关于定安的记忆擦去了。从定安回来后又过了一年多，海南正式成了“国际旅游岛”，旅游业开始起飞；2015年，海口市政府进行“双创”，着手改善市容市貌；2018年，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这座岛屿的命运曲线开始上扬，不再是地图上偏僻宁静的一隅，许多外地人涌入，一时间，“养老圣地”“房价物价激涨”“高考移民”成为生活里的热词，我们的世界一下变大了。
爸爸年轻时还能凭着几把力气干着最底层的体力活，后来渐渐撑不住了，等到互联网资费下调后，干脆攒钱咬牙买了台电脑，在家里天天鼓捣股票，日夜盯着红绿色的走势图。我上学时没用完的本子都被他捡起来，在上面写下一串串我看不懂的股票名称和代码，一本又一本。他会经常和我讲，等他的股票赚钱了我们会如何如何。而受益于他的电脑，我早早开始看动画片、玩游戏，小学一年级就近视了。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至死都认为它是平平无奇的“印度”；而我第一次得知“大陆”存在的时候，也始终觉得那只是一个开天辟地、紧随海南而诞生的土地，而不是它从来一直就存在。等上了初中，老师们已经不会刻意使用“海南”“内地”这两个词，也几乎不再说“大陆”，而是更多说“我们”和“国家”。我一直以为“我们”就是岛上跟自己生活境遇类似的人，直到在网络游戏里第一次听到来自陌生省份的玩家自报家门，这才意识到并非如此——他们一掷千金，整日守在电脑前，有数不清的装备道具，是排行榜上“霸榜”的存在。
我很好奇，海口虽然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像这样在金钱和时间上如此富有的人，还前所未见。我不断厚着脸皮询问，终于得到了答案：他们小部分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大部分跟我一样是未成年人。几年后，我在贴吧的游戏论坛里看到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孩子，已经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了一套电视剧里才会看到的豪宅，心想，这才是所谓的“我们”吧。
4
爸爸几乎不干涉我的生活，经常被妈妈斥责为“溺爱”。他不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只觉得不要太差就好，他也不关心我以后想做什么，说只要我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就好。我曾羡慕别的小孩有完整的家庭，节假日能幸福地去游乐场、电影院、公园玩，而他总是不见踪影，到处打工，但又会把除了谋生以外的钱全部留给我。
而妈妈除了学习成绩极少管我。她读完初中就开始到处打工，贫穷是她生活中唯一记挂的事情。她觉得我们家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爸爸没有责任感，二是因为她学历低，“真是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
与爸爸挂在嘴上的“读书无用论”截然相反，妈妈的执念就是“读书”。和绝大部分的家长一样，她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考好成绩、上好学校、找好工作、嫁好老公……这没有错，唯一的错误在于她把这条战线拉得过长，时刻念叨着，像是另一个时代的祥林嫂。
为了避开这唠叨，我从小就学会了活在自己世界里，除非必要，我几乎不和老师、同学交流。我学习成绩一向不错，除了和爸爸一样有点自闭，在妈妈心中，我一直都是“乖乖女”。后来她的片面认知成为了我的便利，我得以利用它疯狂打游戏，和网络上的朋友们瞎聊。
我玩过一个主打社交的换装游戏，给自己的虚拟角色穿上漂亮衣服，将房间装扮好看，然后与别的玩家们聊天，互相串门子。我在游戏里和比自己小一两个年级的孩子们组建过“家族”，不过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线时间极短，很多“团体活动”总是没办法一起完成。于是我问他们：“你昨天怎么没来玩呀？”好友们回答说，要去上补课班、兴趣班。
马上要升上初中的我对这些陌生的词汇一无所知——海南没有浓厚的“鸡娃”氛围，补课机构寥寥无几，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只有极个别的差生才会去上补习班。我又问他们平时考多少分——很奇怪，他们从来不说自己考多少分，而是将那些陌生的、巨大的排名数字裹在聊天气泡里，从屏幕那端轻巧地递过来。
点开之后，我再次吓了一跳：他们说自己考年级前几，每天都要上好几个补习班。我盯着那聊天气泡在我面前出现、上升、淡去，思考着他们这随意话语的意义。我那犹如积木构建的对世界的认知，刹那间地动山摇。
我的小学全市前三，许多家长打破头都不能把孩子送进去。但学校对学生不搞排名，无论是班级还是年级，除却考满分，没有人会去记名次。大家就是普普通通去考个试而已，“别人家的孩子”只是分比自己高，“年级第一”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说法。我以为是过于封闭的家庭环境造成了自己的无知，又去问了周围的同学——切切实实，补习班就是给成绩差的小孩上的，上兴趣班的大部分孩子也只是确实喜欢那些东西而已。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排名不排名。
聊天气泡一个接一个，裹着更多的陌生词句，不断冲击着我的认知。我忘记了自己当时是如何迈出的那一步：“你是哪里的呀？”
我心里又想，不该这么问的，因为“我们”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我们”。
气泡闪动，我一一点开，陌生的词语，是我从没有听说过的地名，但都可以用一个词笼统概括——“大陆”。哪怕知道那些地方同属于中国，可我对它们的想象，依然只是一个和自身截然不同的整体。如果以这些地方的人穿的、吃的彼此不同来论，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就和现在我们惯常说美国、日本没什么区别。
大陆，大陆，大陆，这个词连同它的多个衍生，直到现在仍旧牢牢缠在每一个海南人的身上。他们有的像我一样逐渐挣脱心理束缚，分辨它的多样色彩，也有的从此沉沦，活在一个与它分庭抗礼的世界。
我妈妈就是一辈子都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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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放学后，我坐公交车回家，背后坐了一对夫妻，女人一直在控诉：“海南这地方鸟不拉屎，脏乱差，什么都没有，那些路边摊太恶心了。”“我们那边有XXX，他们连这都没有，也太落后了。”
一旁的男人连连附和。我想，如果妈妈在车上，肯定要把那个女人臭骂一顿的。她特别反感外地人，觉得海南本来好好的，是涌来的外地人蛮不讲理地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每次看新闻报道，大陆都是一连串的负面。妈妈常愤愤不平地跟我说：“你以后找老公不要找大陆人，尤其是东北人，特别暴力。”我无法指望守旧的她明白，海南之所以少有负面新闻，是因为它本来就人少、问题少，通讯落后。我们熟悉的《南国都市报》头版头条整天都是：某某会议、某水果丰产、某养鸡户发家、某地闯红灯等等，偶然发生一起诈骗、打架、斗殴，都会被放在最小的角落。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在中老年人微信群里接替了报纸和电视新闻。一次，妈妈的手机上出现了一个饭店，满地狼藉，接着便有消息弹出，指出这是海南某地一个饭店，谁和谁打架，其中哪个是外地的。这立马激起了我妈妈的愤恨：“外地人都很野蛮，不讲道理，尤其是东北人！”
妈妈说，她愿意一辈子都留在海南，根本不想去那些“鬼地方”。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海南妇女的状态，这里重男轻女严重，女性文化水平比男性更低，她们从小就被驯化，很难具备独立的思想，因为无法找到高级的、有尊严的活计，只能整日围着家庭商场的蝇头小利转，争来抢去，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姐妹”是她们一切新鲜信息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商场里穿着褪色发黄工服的女人，还是菜市场里卖肉卖菜的女人，都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姐妹”圈子，互相分享各种各样的事——谁家小孩成绩差没有好前途，谁和谁离婚了、结婚了，哪些东西不能一起吃，长鸡眼了要捡某地的石头擦10下肿块，然后背对着一条河扔进去消灾……
许多海南男人堂而皇之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赚钱后只管自己抽烟、喝酒、打牌，而日夜操劳的女人们却不相信自己可以不要他们活着，也没有一刀两断的经济实力，所以不得不和丈夫们保持联系，希冀对方看在孩子的份上，分一杯良心的羹。求不来的时候，她们就把自己变成工作机器。
对这些海南女人们来说，理想的生活是一条直线：辛苦工作一天回家后，孩子会乖乖做自己的事情，不打扰她分毫，她便能顺遂地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然后进入梦乡。她们早早知悉自己的命运，把改变的重担寄托给下一代。她们希望只给孩子提供简单的衣食住行，最好不用烦恼多做什么，孩子自个儿就能改变了命运，她们好跟着沾点光。
我身边大部分同学的父母根本不管孩子读书，有些家长连孩子念初一还是初三都不知道。他们只按照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去学校，然后就做起孩子毕业出来赚大钱改变命运的梦。我家对门有一户邻居，从广东过来的，夫妻在海口景山学校的一所分校当宿管。那是一所贵族学校，一学期学费几千块，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省吃俭用也很难攀进去。邻居虽算不上太富有，但也比很多本地家庭强，就咬咬牙送两个孩子进去了。
景山学校的校服倒没有我想象中的奢华，只是普通的绿色运动服。在那儿上学的多半是富家子弟，我经常能看到一群还在读小学的女生，打扮精致，生生把校服穿出了青春偶像剧女主角的感觉。男生们则早早开始叼起烟，摆出炫酷的姿势玩着手机，走路带风、卡着音乐节拍甩衣角——如此，才能得到女生们的青睐。
但邻居的两个孩子显然不在这类团体中，他们只是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才有机会入学。我们两家客厅的窗户正对着，每天晚上起夜时，我总能看到他们家客厅洒来的一束惨白灯光，衬着墙上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妈妈每次站在门口和邻居阿姨聊天，总会貌似不经意地提起：“哎呀，你们家小孩学得好辛苦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他趴在桌上写作业，都睡着了。”
阿姨叹口气，无可奈何又有些愤慨：“哼，你别看他，他每天都很磨磨蹭蹭的，写作业一点都不用心，到处摸来摸去，然后才那么晚。”
说完，她会照例夸我一番，我妈则回以习惯性的得意微笑。其实两人殊途同归，都有着同一种信仰——人生的答案都聚集在书本里，学习就是读书，好学校就是神，神的手指一点，我们从此升入天堂。
6
海南雨季漫长。今夏台风天，倾盆暴雨打在灰扑扑的楼房上，下水道不停咕噜咕噜响。地面泛起深深的积水，携带着泥土石子涌来涌去，没能及时处理的垃圾，在水面上漂来漂去，像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骸骨残片。积水渐渐从脚踝淹至膝盖，便会有鱼浮在水上，油腻腻、泥乎乎的。有人兴高采烈地去抓，也有人担心电线掉进水里引发触电，急急忙忙赶回家。
大雨洗去了晴空下的岁月静好，我们回到了从前没有秩序的模样。我坐在公交车里，盯着茫茫雨幕想：原来小岛如此脆弱，一场大雨就可以让它现出原形。
暑假时，海南疫情反复，许多外地游客滞留三亚心生愤怒。他们和我当初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女人一样，鄙视起了海南的一切，“如果没有我们来旅游，你们还在山上砍树呢”。这倒也是事实，一个没有重工业的岛屿，从农业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服务业社会，生来就比其他地方少了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一切的不适和阵痛，都要被扣上“因为大陆”的名号。
我的高中地处郊区，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声日夜不停，地产广告铺天盖地：这里将来会建广场，会有店铺；那里的楼盘用于商业办公，吸引外来人才；海南因为有了某某集团，未来会变得十分美好……许多老店铺急匆匆在这个城市里抹掉了自己的印记。万福新村有过很多家开业又没落的小店，海口是，海南是，一切皆是。我们带着对城市的记忆，四处奔波。
放学放假时，学校大门、公交车站、马路两旁，成群结队的大叔或翘脚坐在电动车上，或站在电动车旁边，一有人经过就大声吆喝：“阿妹，走不？”也有一些流动揽客的，会在你走路时忽然从后面窜过来，停在旁边问：“户累（去哪）？”
闲下来的时候，他们会把车停在一起，坐在地上围成一圈，抽烟、打牌、打奖。中午，一些人会找个阴凉处停车，躺在车上休憩。我记得一个下雨天，一家油漆店门前便停了一辆电动车，一个中年男人躺在上面呼呼大睡，啤酒肚起起伏伏，鼾声响亮。凉风带着雨滴扑向他，他浑然不觉。那场景里，电动车如风雨里的一叶扁舟，车上的人“不知东方之既白”。
一座绿色铁皮房子同样在这风雨里飘摇，那是我初中中学对面的一家报刊亭。我曾迷恋过一阵青春小说，每个月要往那里跑好几次。报刊亭老板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面容枯槁，头发焦黄卷曲，没有顾客的时候，她总是斜靠在椅子上看手机。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偶尔也能说上几句话：“阿妹，今年初二了？”“你们今天这么早放学啊？”她的普通话不甚标准，声音偏小，我听起来有些吃力。不知怎的，我觉得她很孤独——像汤粉店老板娘女儿——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她守着近乎衰朽的纸质杂志，守着小屋的《读者》《意林》《儿童文学》，各种报纸和热狗，一直守到现在。
流动的商贩亦如此，他们挑着担子，卖各种各样的糕点，走街串巷。我最喜欢吃一种白色的撒着葱花、萝卜干的糕，淋上一勺酱油，糕就变成了金黄色，几口下去便能吃完。有一位奶奶长年累月在我高中回家的路上摆摊，我每周五回海甸岛时，都会去她那里买糕吃。她应该有60岁了，戴一顶斗笠，脸上的皱纹夹着泥垢，一双眼睛深陷其中。扁担两端套着塑料袋，给小点心们遮风挡雨，担子上有一张印着微信收款码的卡片，地上放着几个外表粘腻的饮料瓶，里面装着酱料。
并不是每周她都会在，有次我妈问：“怎么这几周都没看到你啊？”她急忙压低声音、摆摆手，神情有些激动：“那些城管到处抓人，我昨天来看到好几个人在前面，都不敢上来了。我怕他们抓我。现在就是到处抓啊，抓我们这些。”
高中毕业后，我再没见过她。
高中三年，学校从网上抄来“衡中模式”，让我们剪短发，搞“大跃进”式的学习，虽然闹得鸡犬不宁，但确实出了成果。2022年高考，我校在沉寂了十来年后，一下出了9个高考状元（加上艺考生）。由此，校领导更加坚定了“向大陆教育学习”的思想。
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封闭，只有“我们”。“大陆”这个原本已经从生活中淡化的词，又一次被反反复复提及，老师会说大陆学生如何优秀，我们全班如果去大陆考试，“99.9%都是死”。我知道，他们祖籍五湖四海，口音相异，其中也不乏为抢一口红利来的。
7
现在的海南，变得热闹无比，夜晚，流动商贩铺一张纸在地上，娴熟地卖起小人书和各种小玩意，形形色色的人从他们身旁走过，一路歌唱。广场舞的循环音乐、卖艺乞讨的二胡声在黑夜里飘扬，天桥的地上24小时有诉说不幸的纸、碗和二维码。以前晚上9点半左右，街道上基本空无一人，店铺全都打烊，漆黑一片，现在到了11点，还会有稀稀拉拉的人影，唱歌跳舞。
妈妈还在家里对复杂的手机APP骂骂咧咧。她十分不满，为什么手机总是改来改去，一会儿冒出个她不认识的东西，一会儿要更新这、更新那？面对工作群里几百条消息狂轰滥炸，她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只单纯地卖东西、写报表，而得用手机弄这个弄那个？而且，一旦连上网络，她的手机就会瞬间陷入半瘫痪：“我看这华为也没多好嘛！”
她本就是个急性子，点来点去都无济于事时，就会气得把手机摔在床上：“我buì鲁么买啊，替！（脏话）”但就算手机上明明白白列出操作指南，详细介绍某个APP是干什么用的，她也不愿意去看，只想等着有人帮她把一切处理好，她只卖东西就好。
爸爸现在干着一份仓管的活，和妈妈相反，他很积极地研究手机，有不懂的地方还会主动上网搜索。他经常看大陆的新闻，同我比较大陆的发达、海南的落后，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去：“你长大了就自己飞吧，你的人生，你自己选择。”“我不需要你养我，你过好自己。”
他是一个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存在，咒骂社会，宣泄自己的不幸，认为保险都是骗局，人生来就是靠命运、靠爹妈过活，哪怕读书也不能改变命运，钱则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当然，除我以外。他这一生的大量时间就在厌恶小岛、厌恶世间上过去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一片废墟，我则是有希望战胜废墟的那个人。
在我玩游戏的那段时间里，他曾替我在上学期间打理账号，还在游戏里做起了买卖道具的生意，几毛、几块，一年又一年做下去，挣了千把块钱。但他的股票仍旧死水一潭，只能不断找补说：“现在做股票难啊，是人和机器战斗。”“一千个做股票的人里面只有一个能成功，很多做股票的都比不上我。”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能靠炒股变得有钱。如今将近50岁的他头发花白，身材瘦削，长年累月的营养不良使得他肋骨凸出，像极了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东亚病夫。他狭长的脸上颧骨凹陷，眉头紧皱，永远比成一个“八”字。我曾无数次伸手试图抚平，可往往徒劳无功。
陪着我一起去大学报到的妈妈，也是第一次离开海南。临开学前，我俩在苏州待了几天。弯弯绕绕的地铁路线、比海南贵1块的公交车、陌生的口音、奇奇怪怪的饮食，让她很不适应。我一安顿好，她就急匆匆地逃回海南去了。她说自己再也不想出来，“大陆”让她倍感困惑。她会长久地缩回壳中，一如风雨里的报刊亭的老板娘。
在海南的无数个日夜里，我被迫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了有些人的起点便是我们的终点。有人十几岁就有6位数的存款，有人只因为长得漂亮就可以被人包养，有人仗着自己的爹妈肆意妄为。很多闪耀的、丑恶的事情都是我从前在岛上不知道也没有遇见过的，它们不再那么简单。
我读《百年孤独》，总感觉海南的命运和马孔多的命运，出乎意料地神似。那些把循规蹈矩、闭关自守的日常当作神明的人们，还会在欢声笑骂里，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这座偏远的岛上，有人选择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人选择做蒲公英，在外地扎根生长。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换了多少个户口，我们的前方，依然会有一个形如“大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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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春日的一个周六，张文醒得早，孩子要上数学小班，给他煮碗面，太太是不肯吃的，她在减肥。太太负责接送，张文做完早餐，又睡个覆觉，睡得正香，被电话吵醒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文叔，我是端伢，我来长沙呐，给你带了伏鸭。”
拼车司机着急送客，把端伢扔在了东塘友谊商场，张文开车去接。生意不景气，偌大的停车坪站着一个矮瘦的男人，一头花白的头发，脚下放着一个编织袋，张文对这个叫端伢的男人是有印象的，虽然张文辈分大，年龄上，端伢应该比他大十岁不止，幼时回乡，端伢是陪他玩的玩伴之一，那时，端伢就留起了两撇小胡子。
端伢在车上显得局促，张文递给他烟，也没点，夹在耳朵上。一个劲地说长沙变化大，以前出去打工只是路过，也没好好看，这回一看比县里面变化还大些。“浏阳改市好多年了。”张文笑。
“常年在外面，回来觉得乡里变化都大，你是知道的，有水泥路，修了路灯，门前的小溪都包了水泥做渠。”端伢说。
“我俚（浏阳方言，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张文也操起了乡音。
“是咯，”端伢叹道，“你不晓得我结婚哒吧，伏鱼伏鸭就是你侄媳妇搞的，他讲城里亲戚要多走动，脚步为亲。”
张文给端伢把烟点上，开了车窗，此处离家近，开车一会儿就到了，“其实我看过你的，大前年黄家老姑婆婆做七十岁，你陪你爸来贺寿，吃饭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你了，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端伢吐出浓浓烟气，有些羞敛地低头，“他们不晓得我俩的关系，等下说我攀亲戚。”
“张家冲里哪家不是亲戚？”张文哈哈大笑。
中午就在家吃，太太点了几个外头馆子里的菜，在张文的要求下，又蒸上了一份伏鸭，伏鸭张文晓得做，嫌麻烦，需将鸭肉洗净剁块，放辣椒粉、五香粉与盐搅拌均匀摞在坛里，再淋上谷酒腌制。端伢带来的便是这种古旧做法，编织袋里两个小坛子，启坛一股酒香，被辣椒粉包裹着的鸭片一块块夹出，在碗中堆成小山，滴些芝麻油，放勺味精，上锅蒸，起锅时滴两滴白醋，菜没上桌，香气就已经飘了过来。张文等不及开饭，自进厨房里拈了一片鸭肉吃，洇满了调味粉的鸭肉又辣又鲜，因滴了醋，咸中带甜，嚼起来有些些的韧劲，“这要配米饭啊。”张文暗叹，仍是小时候的味道，自己从前做的，终是欠了火候。
桌上，张文开了瓶酒，端伢开心起来，两杯下肚，人都没那么拘谨了。只是辈分不能乱，端伢讲礼性，对着张文和太太叔叔、婶婶没口子地喊，端伢普通话不灵光，喊婶婶发去音，太太听着直笑，吃了浅半碗饭便下了桌，端伢更放开了，酒意上头，跟张文聊些旧年趣事。浏阳东乡口音，听来极亲切的。
2
张文记事起，过年在永和老屋，那时都没有电，团年饭一盏油灯不够亮，又点一根蜡烛，吃完了蜡烛吹熄，饭桌移到墙角，一家人围着火缸守岁，炭火的光从脚下漫上来，大家的脸都是淡淡的暖红色，有一搭没一搭地扯家常，直到12点，打着手电筒出门去，摆香案，放鞭炮，祭祖先。
张文回乡，小伙伴们都会来看看城里来的小客人，孩子心性，啸聚而来，一哄而散，特别张文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做寒假作业，还要练大字，不耐等的，就是来看看新鲜。每日来家腻着的就两个小孩，张文写作业他们守着，有时候大字写得不好，被母亲罚着重来，他们也陪着，一点都不担心时间，一直陪到中饭饭菜摆上桌，他们也跟着上桌吃。这两小孩，一个是端伢，一个是睿伢。端伢十多岁了，小眼睛、塌鼻子，唇薄，已经显胡子了，左右两撇，他个子特别矮，又瘦又木讷，身上邋里邋遢，棉袄张着口子，里头透出来的棉花都是脏污的，村里的大小孩子许是嫌他，不和他玩，张文奶奶不嫌他，他进门喊声“太婆婆”，奶奶就招呼他坐，摆出小食，给他泡杯茶。睿伢比张文小，也瘦，拖着青鼻涕，双手拢着个火屉凳，再穿上厚厚的小棉袄，小骨架撑不起似的，有些不胜其力，睿伢嘴甜，刚走到地坪，大老远地就喊，“太婆婆、太公公，我来走亲戚咯。”
一句班辈诗，“文运开世兆”，张文是运字辈，端伢、睿伢是开字辈，二人便都管张文叫叔叔。日子久了，张文渐渐看出来了，他们并不是真的在等张文，他们是想蹭饭吃。
张文的奶奶做得一手好菜，又讲礼性，来了客人，无论大客、小客，桌上总是摆得丰盛、做得扎实，譬如一碗蒸伏鸭，别人家里，总是豆子打底，上头盖一层薄薄的鸭肉，张文家却不放打底料，吃到碗底都是肉。
“你回去呷啊，这么大个崽了，要给你爷佬子搞饭吃。”奶奶有时候会逗端伢。端伢不好意思，撂了碗，一个劲地运气，不作声，要等奶奶唤他吃饭，才敢又端起碗来。
“太婆婆，我屋里冇肉吃。”端伢轻声说。
“晓得晓得，逗你的，吃吧。”奶奶摆了摆手。
端伢与睿伢家里的情况奶奶都知道的，端伢的父亲酗酒，不肯好好做田，喝酒喝到老婆都跑掉了，整日醉醺醺的，端伢高小没上完就辍了学，帮家里干活。顶梁柱摆烂，儿子就跟着受罪，土砖屋塌了半边都不修，父亲薄薄的一点家底都扔在酒里，哪怕是过年，家里也是冷火炊烟。
“他爸爸喝醉了酒又发酒疯，跟村上人都合不来。春耕要犁田，邻里邻舍牛都不借给他，搞得端伢在后面推，他爸在前面拉。”奶奶私下曾跟张文母亲说起，“他爸爸武高武大，他矮得一抠抠，饿的，营养不好，长不高了。”
又说睿伢，“他俚爷娘关系不好，天天闹，闹得狠了就打生死架，睿伢就跑出来，怕，不敢回去。”奶奶说，“他到处吃，吃百家饭，屋里也不管，夜里回去睡觉。”
“他天天来我家啊。”张文疑惑地问。
“吃多了，招人嫌啊。”奶奶笑眯眯地摸着张文的头，“我们不嫌他，睿伢遭孽咧。”
奶奶做的伏鸭，张文也爱吃，蒸出来，端上桌，顶簇一堆艳红的干椒，间洒几粒提味的黑豆豉，下头是堆成小山的鸭肉，褐红色，裹着淡淡的油脂又添一分晶莹，筷子抻入搅散，浓香随蒸汽溢出，夹起一块放进嘴里，紧实的鸭肉带着些些的韧劲，饱洇带着油脂的汤汁，一口咬下，便在口中弥散开来，辣味一下冲到脑尖，初嚼咸鲜，细嚼甘甜，豆豉再提味，满口鲜香，一口鸭肉，要用两口米饭来就的。
“我家从来没有这个菜，要放酒腌，”端伢叹道，“有点酒我爸就喝掉了。”
“我家也没有咧。”睿伢在一旁呼应着。
“到太婆婆这来学，不收你们师父钱。”奶奶又逗他们，“学会了自己去做。”
3
除夕夜，是没有人来家里的，那是一年团圆守岁时，大家都待在家里。
某一年的除夕夜是个例外，已经守过岁了，张文上床睡得迷迷糊糊，听得屋外好大的人声，那是奶奶在骂人，山村寂静，又尖又利的声音划破夜空，惹得远处邻舍家的狗都叫了起来。张文起床跟着父母走出去，大门敞着，奶奶举着油灯，口里仍未歇气，骂人的话跟针似的，密密麻麻地喷向面前那个把她罩在身影里的汉子。那是一个中年大汉，魁梧且高大，低着头，像个孩子一般地挨着训，不敢回嘴。饶是如此，他身边站着的端伢犹比他矮了小半个身子，张文上前去拉端伢的手，他叹讶了一声，借着油灯的微光，能看见端伢的左脸高高地肿起，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皇帝老子也过年，叫化班子也过年，过年过欢喜，你就打崽，还追到我这里来打。你吵我一年财气，吵我祖先吃香火。”奶奶不识字，嘴里倒是一套套的。
“婆婆对不起。”汉子低声道。张文站在旁边，闻见他一身酒气。
“这么多年，端伢只冇少挨你的打，爷教崽旁人不管，打了出气就不行，”奶奶越说话越多，好像要把许多积郁发出来一样，“喊我声婆婆，我就高你两辈，婆婆教给你听，婆娘跑了再寻过，打崽出气不是男子人（浏阳方言，男子汉），四邻都会讲闲话。”
“莫同我说对不起，你今天是吵了我家和庆，还吵了祖先，你也是张家后班子（后辈），这里是张家老屋，祠堂就在边上，香案冇撤，自己去下跪磕头，求祖先原谅。”奶奶冷冷地往右一指，那汉子便乖乖地往那正屋香案前走，跪下了，用力地磕头。
那夜里，汉子磕完头，父亲索性让他进家坐一坐，奶奶没好声气，终是摆上点心，泡上茶，饶是比汉子年轻，辈分在，父亲终是端起了架子，好一通批评，不外让他有新思想，孩子不要打，下重手更是要不得，要文明教育。
奶奶煮了鸡蛋，在一旁给端伢敷脸，间或插句话，比起父亲的文绉绉叫人不太懂，倒都说到点子上，“崽是爷娘身上的肉”“打是教崽不是仇崽”“你下这么重的手，他不跑才怪”……
多年以后，张文学到一句话，“小受大走为孝”，倒是对应了当初奶奶说的那句话。可在当时，他听着父亲端着架子训汉子，自己内心也有不平，他暗暗腹诽，“叫别人不要打小孩，你可也没少打我啊。”
那夜里到最后，终是汉子牵着端伢回家了，临走，父亲掏出一张十元钱，递给汉子，说转过天来是初一了，给端伢做压岁钱，汉子讷讷接过，在手里摩挲着，又递了回来，他不要。父亲错愕了，没有伸手去接，汉子恭敬地将那张大票放在桌上，拈起个茶杯压着。奶奶恰从厨下出来，报纸包了一大包物事，倒是笑了，将手中的纸包往汉子怀里塞，“有一坨肉，半边鱼，还有瓶酒。”奶奶举起手才够得到汉子的脸，她拍了拍他，“回去过年吧，少喝点。”汉子把腰弯下来，任奶奶拍，恭顺得孩子一般，口中喃喃，“婆婆你是好人，你长命百岁。”
“莫再打啊。”奶奶嘱咐道。
4
张文的爷爷奶奶，住在张家冲的祠堂里，按老辈子的说法，这里是个根把老屋。张家的祖先康熙年间从广东梅州迁到本地，便是在此处建屋安家，几百年来开枝散叶，逐渐成为村落，老屋翻作祠堂，摆放祖先牌位。解放后这里破败了，队上做主，将老屋分给三户人家，都是子息不旺，无力建房的。张文的爷爷、奶奶在祠堂的西头分得的三厢，稍做改建便搬入了，门前一棵柿子树，也不知是哪年鸟儿叼籽在此布下的，虬壮的裸根，枝干却长得歪斜，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张文的爷爷生于解放前，兄妹七人，除了爷爷都夭折了。父亲是独子，到张文这一辈，恰三代单传。自父亲参加工作后，属于他们家的这一爿老屋，父亲逐年修葺，最后一次，索性重建了，土屋改成红砖房，八零年代末，村里通了电，父亲又在门前打了摇井，就在柿子树下，引得四邻的人都来此挑水。“任他们挑，长长我们家的人气。”奶奶说。
家门口打了井后，张文回乡过年，端伢总是过来看他，端伢仍旧不长个，却精神了许多，二十岁的青年伢子了，带着十岁的叔叔玩，端伢陪着张文，家里人是放心的，他带着张文去几里外的屠户家看杀猪，刀捅进嚎叫着的猪的脖子时，他用手遮住张文的眼睛；下雪天，他带着张文去爬山，一路上教他认那些雪地里仍出没的飞鸟，那些名字，都是本地说法，和书上的学名不一样，张文累了，他蹲下身背张文，他和张文一般高，力气却大得出奇，而且使不完一样；他和张文打雪仗，张文攥了雪团往他脸上扔，他攥了雪团往张文脚下扔，张文笑他打得不准，他也讪笑着，转天又能用一颗小石子打下鸟来。奶奶留他吃饭，他扭扭捏捏仍是坐下了，却吃得克制，他仍旧最爱吃那碗伏鸭，会多夹两筷子，却也夹得克制，这道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的菜，他家仍旧没有，“他看不得有酒，有就会喝掉，我家做不成伏鸭的。”他笑嘻嘻地说他爸。
“等我去讲他。”奶奶佯怒着。
“莫讲莫讲，他比以前好多了。”端伢连连摆手。
张文的父亲要给他压岁钱，他仍旧不要的。“我是大人了。”这是他最新的借口。
“是噢，要对亲哒。”母亲在一旁说。
端伢没有接话，头埋进碗里，大口地扒。
因了这句话，端伢走后，奶奶有些责怪母亲，二人说开了，喟叹了许久，她们说的，张文听不懂，只知道端伢很难结婚，他觉得无趣，便走开了。
睿伢倒是不常来了，听说他爸找了关系，进花炮厂上班，最危险的填药车间，收入不低。有了一份收入，他爸妈便不闹了。睿伢只跟着他父亲来拜年，睿伢养好了，胖了许多，或是许久不见了，眼里却起了生分。怯生生地叫声叔叔，便坐下无话，张文拉他玩，他也兴味索然，待得他爸起身，他忙不迭地也起来了，“家里买了电视，他着急回家看。”他的父亲，那个我叫他哥哥的男人打着圆场，“不是听说你回了，他门都不愿意出的。”
“有电视看啊，我也去。”张文嚷嚷，那年月，电视机在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因为要回乡过年，张文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过春晚了。
母亲拖住了他，脸上带着笑，手里却使上了劲，“别人来拜年，我们要迎客，你还要帮我忙呢。”母亲笑嘻嘻的，张文不明所以。
张文的奶奶喜欢睿伢，犹要留饭，“睿伢在这吃饭吧，蒸了伏鸭，你最喜欢吃的。”
睿伢望着奶奶，脱口而出，“我家里也有。”
5
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爷爷、奶奶在两场大病过后，终于服老，被父母接进了城，张文终于在城里过上了除夕。
端伢是年年来拜年的，提些乡下的生鲜，身形虽矮，却走出纠纠气势，衣衫虽旧，却也整洁，他会在正月十五前的某一日到张文家，吃一顿午饭便去，他说他爸嘱他的，“太婆婆进了城，也要记得当年对我们家的好，拜年是该当。”
“一个根把下来亲戚，伸把手而已，”奶奶连连摆手，“做这些为了自己心里好过，不是要别人记得。”她说是这么说，其实是开心的，脸上的褶皱挤成了花。
在奶奶闲时的叙述里，张文知道了端伢的近况，他父亲仍旧喝酒，老来一身病，已经不能出工，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端伢在家中作田，守着父亲，他仍旧没有结婚，父子俩相依为命。
只是自爷爷、奶奶进城后，睿伢没有来过。
而奶奶依旧保持着她在东乡的习惯，每年年节之前，都会一坛坛做上伏鸡、伏鱼、伏鸭，做完这些，她会盯着那些满满当当的坛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那些都是下饭好物，张文也极喜欢，好像没有这几样菜，真就不算是过年。
有一天，张文问了奶奶一个问题，伏鸭为什么明明是冬天的菜，却起一个夏天的名字。
“从来都是这么叫的啊。”奶奶一脸的莫名所以。
还是父亲说了一个答案，说腌不好听，乡间土话就把这些要放在坛子里保存的菜叫“伏菜”，伏作动词，将它们伏进坛子里的意思。不单指哪一个菜，统一的说法，就是“伏”坛子菜。
爷爷、奶奶住进城后，家里越发门庭若市，乡下亲戚常来走动，看病、歇脚，请托父亲帮各种忙，爷爷嫌闹，奶奶却是喜欢的，也嘱着父亲能帮尽量帮。亲戚带来乡下的各种消息，东家长、西家短，说给奶奶听，嘀嘀咕咕地能说半昼，奶奶听得入神，时常发出感叹，用她的认知作评价，“啧啧啧，那是他做得不对”，“哎呀，怎么能这么搞”，“对咯，要讲礼性”……若是长时间没有亲戚上门，还会嘱着父亲打电话回去问问，父亲哭笑不得，笑她，“婆婆子你就是操心重，我们家三代单传，亲戚都隔了代了，何必那么关心嘛。”
奶奶笑而不语。
九十年代末，某一个暑天，乡下又来亲戚了，给奶奶带来一个消息，端伢的父亲过世了，端伢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出门打工了。
张文暑期回家，奶奶把这个事说给他听，张文也是喟叹，“他怎么不说一声呢？”
“又不要我们帮忙，”奶奶啧着嘴叹，“哪有给长辈报丧的。”
转过年来，快出正月了，某天奶奶蒸了一碗伏鸭上桌，忽然叹道，“这个菜端伢和睿伢都爱吃呀。”
张文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嗔怪道，“你孙爱吃才最要紧。”那鸭肉的味道始终如一，香辣咸鲜，带着些些的韧劲，一口鸭肉，总要配两口米饭的。
“尽着你吃，”奶奶啧着嘴，又叹道，“端伢只怕是在外面，没有回家。”
“是噢，”张文一愣，才想起今年正月里，端伢没有来。
“端伢也是遭孽，”奶奶说，“他们一家人都硬轴（浏阳方言，有骨气），他爷虽然好喝酒，但是从来不借钱，塌屋都不要别人接济，端伢也像了他爷。”
此后，睿伢考上了大学，他第一次高考落榜了，第二次备考时，他爸爸求张文的父亲给他在城里寻了个复读班，冲刺的最后半年，为了让他专心备考，奶奶做主，让睿伢住进了张文的家里，开始走读，他就住在张文的房间，张文偶尔打电话回家，若是睿伢接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热切，“叔叔你还好不？你要太婆婆听电话吧？”张文乍听不太习惯，久了便随他了。
6
流年如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入世的张文如一只雏鸟离巢，展开了翅膀，在一次次跌跌撞撞的扑腾中见识着社会，见识得越深，越知与人相处时，同理心与怜悯心的珍贵，越明白冷漠与自私的寻常。他渐渐收敛着自己的尖锐，有底线地换位思考，交到了一些朋友。越年长，他便越明白奶奶的处世哲学，“做好事是为了自己好过，不是让人记得。”犹如佛家的问因不究果——做事尽皆用心，临了不必在乎。恰是一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坦然。
漫长的十几年里，端伢到家里来过几回，都是年节，他一直在四处漂泊，打工，一直没有结婚，他不是每年回来，按他的说法，回来要看一看他的家，那房子没有人住，终会破败，门前屋后要除除草，门窗坏了要修葺。他回来了，便会来给太婆婆拜年，吃一顿中饭再走，此时的菜肴早已丰富，奶奶犹记挂着他喜欢吃伏鸭，总会蒸上一碗，端伢依然吃得克制，他学会了喝酒，喝上几杯，便会开心起来，话也多了。“喝酒解解乏可以，”奶奶似又想他开心，又怕他学坏，总会劝，“可不要学你爷，日夜喝。”
张文看着端伢也是亲切的，他仍旧记得这个幼时陪自己玩耍的侄子，幼时看他像个大人，现在看他又像个小孩，一点点高，却早生白发，眼里仍有光，也有沧桑，他时常错愕少年感与苍老感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端伢身上，就像不明白他在外漂泊后，回到那个满布蛛网、灰尘的家里，在那里孤独地过除夕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他想象端伢或许在逃离与留下之间犹疑不定，在那个家里，他除了记忆之外茕然一身，然而那里是他唯一的根。
张文与睿伢很多年没见了，睿伢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工作，听说偶尔回乡，但再没有来过张文家，亲戚间的联结依靠长辈在维系。“年轻人在奔事业，这上头总懒一些。”这是奶奶的说法。
2013年仲秋或是更早一些，奶奶给张文打来电话，张文早给她买了个老人机，存上了自己的号码，奶奶有话要交代，“睿伢问我要了你的电话去。”奶奶说，“怕是有事要找你。”
“你先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你的电话的？”张文逗她。
“我告诉了文俚，还告诉了你老姑，华初、明初都晓得。”奶奶在那头扳着手指数。
“村上都晓得吧。”张文哈哈大笑。
“怕他们有事寻我不到啊，”奶奶说，“这个机子声音好大，叫起来嘈人咧。”
张文又问睿伢说了什么，奶奶说没有，“他要是个人（个人，浏阳土话“自己”的意思）回来了，请他吃个饭，到你屋里歇一夜，也是应当，你是叔叔辈，只莫借钱。”奶奶嘱咐道。
过了几天，张文手机里来了一个外省的陌生号，因了奶奶的嘱咐，他接了。是睿伢，多年未听过的声音，终究有些陌生，若不是睿伢一口熟悉的乡音，依然“叔叔、叔叔”叫得津甜，张文会以为那是诈骗电话。
良久的铺垫过后，睿伢说起了他的请求，他的一位领导最近会来长沙出差，想请张文帮忙接待一下，“他过来两天，叔叔请他呷几餐饭，安排个好点的酒店住宿，”睿伢说得理所当然，“在单位上，他蛮撑你侄子咧。”
“不好意思啊，我在外地出差，这半个月都在外面。”张文搪塞着。
“你看你有玩得好的朋友接待一下也可以的。”睿伢仍不死心。
“我没有诶。”张文挂了电话，奶奶的豁达，他做不到，他连睿伢的号码都没有存。
奶奶活到了高寿，一直身体健旺，那些年里，每年到了年节，她都会做伏鸭，虽然生活的便利使这道坛子菜早已经走入了市场，不需冬日，任意季节都可以在小城的菜市场里撞见，但奶奶始终固执地以为，她做的伏菜才是孙子爱吃的，才对家人的口味，可年岁见老，她终有些力不从心，做不动了。
2017年末，奶奶寿终。父亲年纪大了，一应丧礼事宜，张文操持。乡下来了许多亲戚，即便叫不出名，也都是熟面孔，他们自己排了班，每日留下来一两位，白天做事，夜里守灵，睿伢的父亲也在其中，黝黑皮肤，佝偻身形，显得苍老。闲谈中，张文知道，这个自己称作哥哥的老人，依旧住在张家冲他的老屋里，旧年睿伢已经回了小城，在城里买了房，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和美。
“老弟啊，乡里乡亲就靠我们这些老班子走动了，”他摇着头，“年轻人没那么在意。”
“可是哥哥，”张文看了看他，轻声道，“我们也会老的。”张文也有自责，自己也未必做得有多好，他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知识与眼界大部分是时代所赋予，他们接受得太多，吸收得太快，自以为一代胜过一代，倒把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传统与礼节给淡忘了。
张文寻人打探端伢的消息，知道端伢夏天回来过，寻人买材料，给家里换了两根梁，“换横梁，他客气，帮忙的人他都打发了红包。”乡亲说，“换完又出去了，他常年在外面的。”
“他是在外头不知道吧，知道了肯定会来。”乡亲笃定地说。
张文想来也是。
尾声
在春日周六自家的那顿饭，桌上，端伢喝了两杯酒，头一次说起了自己的父亲。
在端伢的说法里，自己的父亲不是一个单纯的酒鬼，一辈子碌碌无为，他曾经想过振作，靠双手发家，在风气渐开的80年代，他的父亲曾经搞过家禽养殖，费尽心力省下的钱，买羊买猪来养，可是缺乏技术又不肯求人，养羊羊死，养猪猪亡，“那年除夕追到你家打我，就是家里养的鸡不吃食了，我爷冬日下河，好不容易捞了一撮撮鱼嫩子（方言，小鱼），准备给它们换换伙食。哪知我嘴巴馋，一锅炒了吃了。”端伢说。
虽然张文只称端伢的父亲“哥哥”，但是张文从来没有用平辈的眼光看过他，因此端伢说的话，他是相信的。他相信他父亲曾经为家、为孩子努力过，只是失败了，其实说到底，谁还不是一生懵懂前行，回头才知成败。而年岁越大，张文越发地明白，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更像是一门玄学，不是努力就能达到的。
端伢再说起奶奶，“我在外面不晓得消息，回来得了信，问了公公（浏阳话的爷爷，此处指张文的父亲），才晓得太婆婆葬在城里的墓园里，我去她坟前烧了纸，磕了头。”在张文家的饭桌上，端伢有些喟叹，“太婆婆对我好呢，她人好，去那边也是享福的。”
端伢又说自己的婚姻，他在外头，因为个头的问题，许多厂是不收他的，他的老婆是去年在某个厂打工时遇见的，比他小五岁，之前结过婚，因未生男，被婆家嫌弃，前夫也嫌她，离掉了，也是一人在外打工多年，“一个厂里做事，又是同乡，本来就亲切些。”端伢说，“她不嫌弃我就好，其他都没有关系。”
疫情期间打工也难，端伢说他年前就回了，带了老婆回来领证，没有办酒，也不打算办，“我婆娘也支持，”端伢眯着眼笑，“我长年在外头，村上人家有事帮忙帮得少，人情也上得少，没道理办个酒去收别人的人情。”
“过一阵子，我们又会出去，再打打工，”端伢夹了一口伏鸭，细细地嚼，端起杯，小口地咂着酒，“之前有一家厂做得熟，今年打电话过来了，要用人的，我是熟练工，可以带着婆娘一起。”
“怎么不想想就留下来呢，这里地熟人熟，也可以养养鸡鸭，赚的不比外头少。”张文说起头几天买一只土鸡，杀好去毛送来，花了他一百多。
端伢放了杯子，认真地想，摇了摇头，“趁着做得动，我还想再做做工，”他的脸上露出似乎不好拂了张文心意的羞怯，急急地解释着，“慢慢来吧，什么好事都不能太过，吃一口伏鸭，也要就两口米饭的。”端伢眼中渐渐泛出光来，“等真正做不动了，我们就回家，把老屋翻盖一下，守着它养老。我存了钱的，一直在存，应该是够的。”
张文没有再劝，这都是端伢的活法。对于他的惜福，张文倒是有些讶异，世情熙攘，人生多欲，难得端伢有这一份冷静与淡然。他给端伢布菜，自己也夹了一筷子伏鸭，吃进嘴里，咸鲜香辣，带着些些的韧劲，张文疑惑，“这硬是（就是）原来的味道，我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这话问到了端伢的痒处，他撂下酒杯，一本正经地教，“要用鲜鸭肉，辣椒粉、五香粉、八角粉要多放，还有步骤，老班子的方法一点都不能错。”
看着端伢认真的样子，张文有些感慨，自己、睿伢、端伢，这幼时曾经的三个玩伴，说到底，只有端伢是守老礼的人，有些老班子的视若珍宝的东西，张文与睿伢早忘了，却在端伢身上重现。
张文也相信，那些传承下来的美好品格，终会给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一个美好的晚景，譬如一坛伏鸭肉的制作，鸭肉只是主料，还需要白酒去腥，八角增香，辣椒提鲜，其他的，交给时间。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