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摆中的石家庄

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一然
“石家庄给了我很大信心”
陈勇 商超巡查员
14号在网上看到放开的消息,我就决定到石家庄去。我想看看石家庄究竟什么样,我本身的工作是巡店,去了也不耽误事。15号到石家庄,出站后,出示一次健康码,所有人都是呼噜噜地往前走,坐地铁公交只要绿码,根本没人看核酸。
我和几个司乘人员聊了两句,他们说两个月工资都没发全,不想继续封了。还有几个干农活的老人,有两个满头白发,扛着蛇皮袋,听口语像河南或者山东。他们原来在石家庄的工地上干活,后来被封了,等了40多天,一解封就赶紧过来。我感觉他们是急冲冲往工地赶。那天天气好,阳光打在他们身上,我这种外人看了都很欣慰。
我们做的是商超。16号我去了万达广场的永辉超市,被封后第一天开门。永辉超市划分比较细,生鲜区是人最容易去的地方,导购全穿“大白”。传统的营养品、日化区,戴个口罩就可以。超市很大,里面不到100个人,我觉得这算多的。
我们有商品在里面,我进店的目的是和导购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工作职责。做导购的人几乎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每天能上班挣钱,销售拿提成就很开心。之前保定的一个导购,40来岁的大姐,离过婚,疫情前基本工资两三千,销售拿个一两千块提成,一个月收入大概四千多。
自从保定加码,她每个月只能拿2000多,孩子还在读书,家庭开支覆盖不上。他们就不愿意封控。为什么?没钱了要吃饭,吃上饭才会考虑健康。
我能理解他们。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最可怕——穷病,我这两年全为了钱在打拼。我的穷跟疫情没有直接关系。2020年以前我自己做事业,本金都亏了,要从头开始。以前到一个城市大概三天就能找到对口的工作,现在因为疫情找工作变难了。
像这次,10月20号我到常州,找不到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很多在报纸上招聘的企业,只做广告。在常州待了10天,我又到宿州,11月4号才入职现在这家企业。
●新政后的石家庄超市。讲述者供图
今年5月我被封在安徽阜阳,两轮42天。开始有焦虑,后来习惯了。被封在家里面失去自由,我不知道你对这两个字怎么理解,反正这种滋味没办法用文字语言来表达,无奈、心酸、压力,所有组合在一起,最多的就是无力感。
我家在安徽,有房贷有孩子,还有父母。不管社会怎么停,一个月几千块的房贷不可能给停了,这是一座大山。一个五口家庭每个月的开支,极度节俭也要2500,房贷7000块,一个月基本要1万块。现在每个月只是刚刚好,家里不能有任何意外,我生活得小心翼翼,一点错都不能出。
网上很多人反对放开,我也能理解。我用阶层来解释,有的人是中产,本身收入就比我们高,父母也能挣点钱,那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完全可以理解。
这是我第一次到石家庄。石家庄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住的宾馆,三个年轻人一起办的,都是广东人。他们有100多个房间,价格从300多调到80多1天,石家庄封控后,他们的费用都裹不住了,手里原有的资金亏完了,还借了一点。他们认为住宿业的春天要来了,原来那些被子旧了脏了,通通都不要,说是购置了一批新的,准备迎接新客人。
地铁上下班人很多,很多的意思是,车厢能坐满不用站着。其它时间,6个人的凳子能坐3个人就不错了。我也观察了不少人,有一对夫妇带着小孩跑,都不戴口罩,一个中年人,极度近视,为了玩手机,自己带放大镜在地铁上看,还有人在路边用手机打牌……
我觉得人们没有恐慌心理,如果恐惧,一定是急匆匆地走过去。印象最深的是一个40来岁的人,拿着CT片在那边抹眼泪,看他衣服,手上的茧子就知道家庭不是很富裕。
我在的两天(15日和16日),石家庄的核酸点都是免费的,不是网上讲的完全关闭,愿意就做,不愿意就不做。做核酸的地方不超过宾馆1公里,很方便,下午5点排队,前面有小200号人。这里的疫情比较严重,但我感觉当地政府在试探,从火车站开始放开来。按照我的逻辑,这个城市会慢慢火起来。
进石家庄好,出石家庄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事情。16日到唐山就查得严,我在石家庄哪个区什么地方住,要到哪里去,坐什么车都要报备,还要48小时核酸。下一站打算去秦皇岛,昨天晚上报备,也不允许我从石家庄去,要真管控起来了,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你想到哪个地方去,就得接受哪个地方的政策。
21日回到苏州,我又被隔离起来了,至少要7天。听说这两天石家庄的大学生回家了,感觉这波(疫情)很难搞干净,(石家庄开始全民核酸),我倒不觉得失不失望的,这都是民意裹挟。超市还是正常开放,只不过对每个时间段进人的数量有要求。
以我微薄的思考能力,我觉得石家庄已经放开过,重新关上不至于,今年已经封过两次,地方的经济压力很大了。
“以前的不习惯都习惯了,突然间放开又不习惯了”
丁丁 普通白领 两个孩子的母亲
14号那天看到这个政策,我们挺不知所措的,很不安。你不知道周围有什么事,可能这个人是阳性,但你就是不知道,其实到现在还是这种状态。
周一(14号)通知线下教学。我开始想把孩子送过去,但一直有小道消息,哪个学校又阳了,我想算了别去了。周围有一个小孩每天都去上学,都会带回来消息。
据说学校管理还可以,下课不让小孩乱窜,除了上厕所要在屋里待着,上课口罩也不让摘。50个人的班级,周一18个人到校,周二14个,周三8个,到周四就只剩5个。周五那天,那小孩就跟他妈说,他也不去了。
单位还在居家办公,我也没太出门。刚开始是观望,看一下外面到底是什么状况。过了两天,趁着人少我自己骑车去外面溜达了一圈,顺便买药买口罩。
路上倒是蛮正常,不像网上说的这么冷清,我觉得人流量至少恢复到放开前的80%。原来退烧药不让买,现在登记姓名就可以,买了也不会弹窗变码。
●石家庄地铁一角,乘客零星坐着。讲述者供图
这三年疫情对我个人有影响。我们是私企,有好多项目回款慢,大家的收入都受到影响。生活也不太便利。今年5月我生孩子,只能一个家属陪护。我是剖腹产,有一两天基本上动不了,孩子一直哭,爸爸就得连轴转,有点顾不过来。要在以前,家里亲戚都能来搭把手。
我自己倒没有经历过那种完全的隔离。石家庄今年封控过两轮,每次三天左右。有一段时间出门,要在早上10点前做核酸,做完后,居委会给发一个条才能出去。刚开始肯定都不习惯,后来慢慢也习惯了。结果以前的不习惯都习惯了,突然间放开又不习惯了。
那几天核酸点虽然开着,但已经没有要求三天两检,一切都是自愿的,需要就去做。排队的时候,居委会的人一直提醒大家把距离拉开,保持一米,一点聚集都不行,做完就让人赶紧回家,尽量别出门。之前其实都不太管,而且他们自己也捂得越来越密实,口罩都换成N95。我自己的感觉是变得更敏感。
我们家几个大人都打了疫苗,(感染了)大不了就吃药弄几天。关键我家小宝刚半岁,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老人本来冬天就爱咳嗽,肺也不好,(万一)再染上病毒,他们也很痛苦。
所以我们也挺纠结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把我们当试点。几乎每天都传要封控,一传就好多人跑去买菜。大家都习惯了。其实当时(14号)也没有清零,就这么放开,肯定会有问题,所以大家就一直这么传,也是人们心里比较忐忑吧。
这种状态,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自己保护自己,尤其孩子和老人,尽量把口罩戴严实。我囤了一些药,会看一些预防的东西,出行就自己开车或骑车,尽量不坐公共交通。
昨天(20日)晚上10点多,小区物业来发抗原,通知早上做核酸。我们小区完全不能出门了,听说有的地方做完核酸,拿出门证能出两个小时。看看(病例)数据,我们已经麻木了。但相比上周(放开),总体感觉还是好些吧。
“这次只是一个波澜”
石家庄某三甲医院外科医生 陈军
上周在一个病例还是缓慢增加的状态下放开,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从心理预期来说,大家明白最后会放开,或者说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理智上能接受,但情感上会有一点突然。
(14号那天)石家庄全区的高风险达到600多个。高风险地区在增加,病例数也在增加,突然宣布不测不查(核酸)了,大家心里都会发毛,很不踏实。
从医疗条件来说,石家庄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对石家庄的三甲医院来说,不管放不放开都会很难。武汉人口1200多万,三甲医院有60多家,石家庄人口1100万,现在的三甲医院只有20来家。总体来说,石家庄三甲医院的承受能力要比武汉弱。
如果发生医疗挤兑或者像之前武汉大范围的患者涌入,每个三甲医院要负责的患者数量更多。这还不论技术水平没有武汉医院高,全国(或许)也不会再像武汉那样大范围的支援。
按现在所谓的千分之零点几的重症率,放开之后有多少重症病人,石家庄三甲医院的呼吸科、ICU有没有那么多床位和呼吸机,有没有那么多医生?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感染率和死亡率摆在这里,如果所有人感染一轮,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
说放开挺简单的,就是告诉大家不测也不查(核酸)了,但有没有配套的政策?如果石家庄疫苗的接种率能达到90%,大家就不会这么担心,实际上没这么高。还有对新冠后遗症的判断和宣传,对特殊人群的防护有没有做到位?
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先跟大家说清楚。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现在所谓的放开只是一根树干,但上面没有枝叶。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政策导向的问题。虽然都在讨论放开,实际上从医疗的角度来说,还没有一个指导的东西,就是医院到底该怎么收治感染患者——
比如患者到病区被感染了,那医院封不封病区,还是设置专门的房间治疗?患者来到你的科室,你的科室又治不了这些病,那医生该怎么办?又或者患者过来做手术,身体倍儿好,但一查阳性,没症状,不影响做手术,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现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比较缺失的,所以还是要等。
我个人感觉这几年医患矛盾在逐渐尖锐。这两年对医保的核查,用药报销这些方面都在收紧,现在还大力推集采。这些反过来也会影响医生,因为在给患者治疗,需要更多地遵循医保政策,比如可能会先用集采的药或器械。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大家都想更健康,也想花得更少。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矛盾。
疫情是一个加速器,让这些问题更快地凸显出来。我是一个外科医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外科感染,像胆囊炎、阑尾炎都会发烧。去年开始,医院要求设置发热门诊,只要发热,都要去发热门诊。
发热门诊查两次核酸,查肺部CT、血象,非常严格。像腹腔感染,患者明显是腹痛,疼得哇哇叫,你还让他查这么一套,急诊都不接。这种情况下,患者肯定会有极大的反感。
我自己就遇到过,一个化疗病人腹腔感染,去了急诊体温稍微有点高,就被打发到发热门诊了。本身就是晚期肿瘤,身体不太好,还要折腾,家属肯定有意见。
我们也只能解释,确实有这么严格的政策要求。另一方面,发热门诊和急诊是一个性质,一般不走医保,等于患者自己掏钱找麻烦,所以很多患者确实很难理解。
●近日,石家庄街头市民出行。讲述者供图
医生护士执行防疫政策,患者要尽快治疗,中间就会产生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政策不太灵活、合理,但最终承受冲突的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一边是患者压力,一边是上级的防疫压力。这种情况下,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会困惑,到底该怎么干这个事?
有明确政策指导的前提下,医患矛盾都这么突出。放开后如果没有配套政策,只靠医院、科室甚至医生自己决定(收治方案),就没有人(为医生)撑腰,矛盾会更加突出。
上周两三天一个所谓的“放开”,大量社会人员就拥着去医院做核酸,甚至都不是治病,只是最细枝末节(的一个环节)。很多事情最终会落到医务工作者身上。比如之前20混1,10混1,现在单人单管19块钱,这个事情怎么去跟患者交代,患者理不理解?可能最后落脚点还是医患矛盾。
我一直比较支持清零,我觉得这对社会大众的健康来说更好。但不放开虽然对医疗没有太大影响,但大家都要上班挣钱,做生意开店的,确实没法生存。我家人在政府机关工作,疫情以来,她长时间处于一种高压的工作状态,责任很重大,容不得半点疏忽,也觉得受折磨。
放开头两天,路上人特别少,大家都还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也没人出小区。后面几天有人陆续开始上班,路上人会多一些。除了早晚高峰,其余时间路上没什么人。
也有不一样的想法。我带孩子去公园玩,有几桌老人在打麻将,都没戴口罩。我在旁边听他们讲话,他们的概念是既然放开了,那就是没有大问题,也不太担心这个事,反正出来玩最重要。
17号晚上,社区群和小区群都在传要临时封控。我去超市囤菜的时候发现人挺多,感觉大家没有太多的抵触情绪。可能大家也都想明白了,封控确实有损失,但放开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反正最后都听政府的要求走就行了。
20号又宣布五天全民核酸检测,这应该是最近的数据显示有大量的社会面感染,我觉得也是对当下疫情实际情况的一个反应手段。
所以不管是从一开始的不检不测,到后来的社会面检测,再到现在的连续检测,以及伴随的封控手段,我觉得这都可能是一种尝试,事后来看,这次可能不会被定义为一个彻底的放开,只是一个波澜。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干过17种兼职:日子一眼望到头,但什么烦恼都没有

有钱过,但时代红利一去不复返
13岁的时候,曹青柠体验了人生的第一份兼职。她去工地上当小工,赚了700元辛苦费。农村出身的她用这笔钱买了个MP3,满足了自己小小的“时尚心愿”。
也是从那一刻起,她认识到了自食其力挣钱带来的满足和快乐。于是整个读书期间,她一有空闲就去兼职,一共尝试了商场柜姐、棉花采摘工、服务员、导游、流水线普工等17种不同的工作。
丰富的阅历带来更加清醒地自我认知,曹青柠时刻提醒自己,这不是最终的选择。在兼职人生里,她遇到了很多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有的人初中毕业就和老乡订了婚,还有的一辈子也离不开流水线。而她如今已走出西北大山,在上海站稳脚跟,成为了父母眼里的家族骄傲。
再次回顾这些兼职故事,曹青柠有很多感慨:对于像她这样的90后一代来说,利用假期打工挣钱可能也算时代的红利,而在自给自足、挣钱享乐的幸福感背后,她也借此目睹了城里人“花钱不过是一串数字”的奢侈人生,也切身体会到“谷贱伤农”带给祖辈的麻木与悲哀。
以下是她的自述。
一
青春时尚与工地杂工
我出生在甘肃农村的一个山沟沟里,父母在我和姐姐很小时就背井离乡到周边城市的工地打工,童年记忆里只剩下爷爷和奶奶。他们和典型的西北农民没有什么两样,整日扛着锄头来往家和田垄,常年就穿着两身换季衣裳:奶奶身上的灰蓝色斜襟盘扣短衫和黑色裤子都是自己用缝纫机踩的,爷爷则穿着白得发灰的汗衫,外套永远是一件中山装短褂。
大山深处的老家,交通闭塞、十分落后,我完全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地方,甚至到了该上学的年纪,还都大字不识一个。直到7岁那年,妈妈回来过年,看到我满脸冻疮、衣服裹着脏泥巴,嘴里只会说简单方言,顿时下定决心,带着我和姐姐到城市,与爸爸、小妹团聚,全家人一起漂泊。
凌晨5点,我们坐上大巴车,一路穿过黄土漫天的戈壁滩,直到晚上11点才到出租屋。这里是一座宽敞的城中村住宅小院,妈妈在空旷的后院给我们姐妹炉子生火暖身子。我冻得直哆嗦,却十分新奇未来的生活。

西北甘肃的住宅,大多是这样的村落房
为了争取更好的读书机会,妈妈试图托关系给我办进城中村公办小学,但遗憾的是我们外地人没有名额,最后还是去了的城中村自建小学,车程一小时远。在学校里,我从未因有一口晦涩的普通话和长满冻疮的小脸遭到同龄小伙伴的歧视或嫌弃,只因同学大多和我一样,是农民后代,来自偏远地区,在这里读书实现阶级跨越。家长们会轮班骑三轮车接我们下学,一路最多能拉十几个孩子。
童年本该无忧无虑,但我逐渐有了心事。我从爸妈无休止的争吵里得知,这几年爸爸做装修发迹了,结果“小赌加大赌”,越陷越深,输掉两套房子还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没有收入来源揭不开锅。爸爸一蹶不振,妈妈满面愁容:还有我们姐妹三个要读书上学呢。
妈妈本来全职在家照顾我们,现在为了供我们上学,她决定自力更生。她不识字,就去工地上搬砖打杂做小工,每日搭建钢架棚10小时赚100元。等到冬季天气萧瑟,水土冻住,妈妈又辗转到酒店打零工或者去食品厂当临时工。在妈妈的坚持下,我们一家从破产的边缘走向了正常轨道。
尽管知道妈妈四处打工供我们读书很艰辛,但我的学习并未开悟,成绩排名靠后,只因那时我悄悄沉浸在校园流行时尚里。

读书的时候,每天穿着一模一样的校服,更让青柠渴望拥抱流行的时尚
学校流行剪齐刘海,和好友刷QQ空间,我们争相在网路世界里留下些矫揉造作、诉述少年心事的话语。这大抵是当时最酷的事,我也跟潮,偷偷看了一些言情小说伤春悲秋。
“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读书”“生活很难”……我对妈妈的唠叨充耳不闻,一心想买一个MP3,将白色耳机线绕过头发插在耳朵里,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年幼的我认为这就是时尚。为了满足小小虚荣心,我缠着妈妈去工地做暑假工。
小升初那年暑假,在包工头的允诺下,我来到工地干活。每天8点上工,我带着安全帽、白手套,用钳子绑紧两根钢筋的交叉处,再次固定钢架棚。一个叔叔悄悄在我身后帮我拧紧钢筋连接线,确保这些活能经得起工头检验。他们见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跑来“勤工俭学”,总是笑着让我干累了就歇着,休息好了再干。
中午时分,我坐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啃几个馒头,配点咸菜,汗一把一把滴下来。正午是最累的时候,我们困了就在工地废弃的木板上铺化肥袋子沉沉睡去,不顾直面太阳暴晒。下午2点干活无疑更是一种煎熬,叔叔们晒得黝黑,汗水从帽檐顺流直下,被工服背心吞噬,形成白色盐渍。
坚持了10天,我扛不住离开了。当时工头叔叔数给我700元辛苦费,我特别高兴:MP3有着落了。买完MP3,我把剩下的钱用来剪齐刘海做造型和充值QQ空间,最后还买了一沓书,兼职所得的辛苦费所剩无几。
但这段当小工的底层心酸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吃住狼狈,工作除了体力消耗没有更多积累。但它也让我明白:金钱带来的快乐虽然短暂却十分宝贵的,至少在实现心愿的时候,我不不用低三下四恳求别人。
二
在商场和泥地切换人生
尝过了做小工的苦,我开始格外热爱学习,努力保持中上成绩,拒绝当“差生”。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一鼓作气考上了当地排名第二的高中,开始了丰富的高中生涯。但在闲暇时我还是会给自己找一些短工,体验生活的同时赚点零花钱,这也让我体验到在商场和农村泥地间切换人生。
高二的漫长暑假,我逮到了在商场当柜姐的机会,平静的高中有了起伏和波澜。我开始以旁观者视角观察他人,感受贫富差距巨大的人生。

小的时候,青柠一直生活在甘肃西北的深山里,性格也很是内向
站在市中心一个灯光刺眼、富丽堂皇的商场里,我不善言辞、性格内向,连招呼都不敢打,与自信出入大牌门店的顾客形成鲜明反差。但为了业绩,我渐渐大起胆子吆喝,也学会了观察客人心理。
我印象最深的顾客,是一个妈妈为升大学的儿子扫荡商场,她在我手里买了2个行李箱共4000元,创下了我经手的最大订单。为了给儿子采购上学物品,她还在商场上上下下买了不少其他品牌的衣物及其他日用品,置办了至少4万元物资。最后小车的后备箱一趟塞不下,她将剩下的几大包高档用品寄存在我们店里,跑了3趟才搬运完。
当时其他柜姐见怪不怪,但我却从心底羡慕这个男孩:出生在富裕家庭便能随心所欲。反观自己,从来都是背着个旧书包就去上学。那个暑假我足足站了40天,赚了1500元,但这次的体验让我观察,世上到还有一种人生叫做“富裕”。
这种天差地别的人生,反倒让我看开了。命运依赖于个人的头脑、运气和出身。有能力和头脑的人靠自己双手创业实现阶层跨越,收获富裕人生;而有运气的人买个彩票就成百万、千万富翁,一般家庭一赶上拆迁照样富裕。
我看到了这些截然不同的人生,身上不再有虚荣作祟。实际上,像我这种普通人也许终其一生都达不到“足够富裕”的自我支配层次,但只要不穷就好。
同一年的国庆节,我带着“散心加旅游”的心态,来到甘肃省的金塔市做兼职。我来自农村,但从未真正脚踏泥土下地干活,这次采摘棉花的经历,才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农民的辛苦。
组团搭乘大巴车来到甘肃金塔市棉花农场,放眼望去是一片星星点点的棉花地。毛球一般盛开的棉花让凋敝的农村逐渐升温。我和同来的姐妹搭档,拎着超大麻袋开始采摘。
采摘棉花需要先弯下身采摘花头,再直起身放在袋子里朝前走。大约才干1个小时,我和姐妹就腰酸背痛,忍不住要休息。农场里的十多个女性,三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生过来做零工,其他都是手脚麻利的中年妇女。我们摘一垄的棉花,她们早已摘了2垄。她们喜欢聊家长里短,偶尔还会和我们搭讪说笑。但我们只要停下去闲聊,手上的活又慢了,距离越来越大,便不再言语,继续埋头采摘。
干到收工时,过磅称棉花是最激动的一刻,我总希望棉花量能压得更实,这样能赚得更多的钱。但奈何棉花作为原材料,出场价很低,我们弯腰费力采摘的特大袋棉花只值40元,那一刻心中只觉得悲哀。
“谷贱伤农”伤的永远是最底层的农民:付出的最多却收获的最少。
干完了整整一个国庆假期,我带着辛苦赚得的400元,踏上了返校的旅程。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了农村老家的爷爷。他总是一副迟缓又无奈的面相,每日在田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干累了就发发呆、望望天,不想干了提前回去休息。
这或许就是“谷贱”背后,农民面对人生的一种麻木和平淡。

青柠的爷爷不仅会种地,还会做手工卖钱
一年后的高考,我成绩平平,只考上苏州一所三本学校,但能离开家乡的大山,去到自己向往的城市生活,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为了赚取生活费,高三后的假期,我来到当地连锁饭店当服务员。用餐高峰期,我时常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连回个消息的时间也没有,但在服务客人的同时,我也窥见了很多餐饮业的内幕:蔬菜、鲜肉、碗碟都草草洗完了事,地面上泼盆水就当擦地,角落里滋生无数蟑螂……见证过这些内幕后,直到现在我都很少点外卖,基本都是自己买食材做饭。
这个忙碌的暑假也并不孤单,我还交了几个一起打工的好朋友。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们大多在父母的默许下订婚了。有一个女孩只有16岁,家境贫寒,初一便辍学,只能跟着未婚夫大厨在饭店当服务员。“我老公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上班”。
这是我第一次脱离校园,看到了同龄人不一样的人生,好比踏入了人生的岔路口:她们的未来生活圈子只有老公、家庭和服务工作;而我进入了大学,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三
一场耗时二十年的跨越
来苏州上大学时,我刚满18岁。成年于我而言,意味着更加自食其力,掌控自己的人生。
大学时期的周末,我很少像室友们一样出去游玩或恋爱,而是充分利用琐碎时间赚钱。我和传说中的“三和大神”一样,为获得即刻满足,工资日结,做家教、训练营教官、游乐场导购员、摄影助手、写手之类的短工。同时还在休息时间长的寒暑假做长工。我轮番变换兼职工种,一方面就是想赚足够的生活费,另一方面就是单纯想体验生活,不同职业所带给我的新鲜感会消解工作本身的疲累感。
迄今为止,最美好轻松的一段兼职经历莫过于当导游的日子。每年3-4月,春光肆意,风光宜人,我总会接到苏州邻近城市景区的邀请,给春游的小朋友们当导游。

华谊电影世界,青柠当导游时经常带小旅客光顾
沙家浜景区、无锡三国水浒城,常熟虞山尚湖等等····我趁着带小朋友春游的机会,将这些独具历史韵味的名胜景区统统游了一遍。
大三最后的一个暑假,我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当普工,整理封箱电脑键盘,体验了流水线工厂的囚徒人生。
一进工厂作业间,人变得特别渺小。这里庞大的作业机器一环接一环,轰隆轰隆运转不停,大声说话被机器声淹没。工作期间,同事之间变得陌生,只能和机器打交道。
我每天早上9点上工,晚上9点离开流水线,下班后依然心系流水线。我主要负责将机器出口“吐”出的塑料电脑键盘打包整理,整齐码放到一边。等到第二天9点上工,机器口又堆满了七零八落的键盘,大约10多箱,我连忙找来箱子封装,不喝水也不休息,直到晚上下班,倒头酣睡。

青柠在电子厂的6楼宿舍休息,晚上睡不了拍下夜幕
工厂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领班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一直四处巡视,瞄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那副装腔作势、高人一等的模样令人压抑,我上个厕所都还要打报告,毕竟我的绩效系数掌握在他的手里。
在工厂宿舍,我的同龄舍友各式各样,她们大多家庭条件不好,和我一样进来做暑假工,下苦力挣生活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女孩,连轴上了12小时班后,她回宿舍休息时仍然坚持在被子里打灯读书,真有点“凿壁借光“的苦读意味。
她床铺下面的女孩则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那个年轻女孩每到半夜三更便在洗手间里稀里哗啦忙碌,浓妆艳抹盛情打扮一番后,搭乘厂里工人的嘟嘟车去夜游。早上回来后,她又急匆匆换上工服和我们一起上工。等到临近回校的日子,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我从工友那里得知,她搬去和厂里的男朋友同居了。
在电子厂做工的记忆是灰暗、麻木的。巨大的厂房像盖子一样将我们框住,不停转圈的巨型电扇是散热器,头顶的电灯是我们的阳光,地上粘连着永远都洗不干净的机油。
40天过去,我揣着4000元从电子厂铁门走出,瞬间觉得“刑满释放”,心情开阔。我再也不会回到流水线了。

现在的青柠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这是她的办公桌
大学毕业后,我终于坐进了办公室里,成为一名新媒体运营者。回想起自己过去二十年的经历,我依靠着时代的红利,尝试了17种不同的兼职,它们即时满足了我在学生时代对金钱的一种渴望,也让我积累经验,有了对很多时兴行业的认识,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作为家族里的第一批高中生、大学生,我脱离了父辈的约束,远离了西北大山的桎梏,来到上海、苏州这样的大城市就业、生活。与我的人生起点相比,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跨越。
作者 安娜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李心意
======================================================================================
我,90后,上门给老人洗澡

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也是更关乎尊严的事。
一年前辞去工作,
成了一名助浴师,
我们采访了他。
责编:倪 楚 娇


▲
所以一开始我是很坚定的,后来还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想把这项服务推广开。但第一次上门服务的时候,我也有些紧张和抗拒。

▲
晏杨俊祺在工作中
这对于一个刚刚踏入这行的年轻人来说,要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并不容易,但时间久了,我也慢慢习惯了。


▲
上门后,我们要先给老人进行基础的身体检查,比如量血压、测心率等等。再通过询问,确定老人能够自理的程度、以前的基础疾病,最后再让家属签署一个免责协议。

这一整套流程也基本参考了日本。日本的助浴行业遵循一套完整的法律——《介护法》。服务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为老人服务有很多细节要讲究。但中国没什么案例和经验,我们在学习、培训的时候也费了很大功夫。
我把资料整理好,找朋友把它们都翻译成中文,再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整理成文档。现在给新入行的小朋友培训,那些PPT上的字都是我一个个敲上去的。

▲
上门助浴的年轻人团队
此外,澡盆里的水位也不会高过老人的心脏,水压可能会挤压老人的心脏,会很不舒服。这些都是我们要处处注意的细节。



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超过1.8亿,失能、部分失能老人约4000万,1200万完全失能;至2021年我国约有1.9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失能失智人数约为4500万
没想到一推开老人房间门,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迎面而来。我们虽然戴着口罩,但那味道根本挡不住。而且赵爷爷的床单、被套上也有呕吐物的痕迹,似乎已经过了很久,一直没有清洗。

晏杨俊祺(右一)工作结束后和老人合照
我们来之前问家属老人的基本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他没有得褥疮,也没有大小便失禁。但是我给老人换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老人背上有两个拇指大小的褥疮。
其实很多家属或许知道要照顾老人,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科学照顾,日子久了,也没有太多耐心。
临走的时候,那位爷爷明显特别舍不得我们。他不能说话,紧紧拉着小林的手,迟迟不松开。他身体微微前倾,一直看着小林,眼神没有离开他的脸。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迫切,有点无助,还有快溢出来的感激。


▲
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有些老人和老伴相依为命,也只能等孩子每个月回来帮洗澡。但有时候,孩子在外地或者工作忙,洗澡这事儿也就无限搁置了。

养老院里行动不便的老人
李阿姨叫她妈妈也是“乖乖、宝贝”这样叫,就像呵护婴儿一样。老人每根手指中间都垫了一张纸,膝盖和膝盖中间隔着被子,防止生疮,照顾得非常细致。

还有一个70多岁的奶奶,她已经瘫痪在床3年多。因为当时突发脑梗,奶奶的老伴以为她只是头晕,没有及时带她去医院,延误治疗导致现在瘫痪。
奶奶的老伴说,这几年都是他给奶奶洗澡。她只是不能说话不能动,但干干净净,至少看起来是体面的。
奶奶的女儿都已经当奶奶了,所以去的时候四代同堂都在家里守着。虽然只是洗澡,但是他们一家人似乎很重视,都整整齐齐围在旁边。
那位奶奶的重孙才3、4岁,他说,“我也要给太奶奶洗澡。”我当时印象很深,因为之前去过的家里总透着压抑感。那样和谐的场景是很难见到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提前关注养老问题
这样的小细节本来也没什么,但是你看到老人手在颤抖,眼神里对我们还充满感激和疼惜的时候,就很受触动。


▲
大家对助浴师这个行业还是充满好奇的,也不太理解我这么年轻就每天和老人打交道。

目前,中国90%的老人居住在没有电梯的传统社区

成都的社区营造,老人在社区咖啡馆前休息
后来我问他们,愿不愿意亲自去给老人洗澡,他们都挺抗拒,觉得自己家的老人都没有那样照顾,没办法去给别的老人洗澡。

工作之余晏杨俊祺也很喜欢出去旅行
我当时觉得,如果我再晚两年做这件事,这个爷爷可能真的永远都享受不到了。而且我现在更确切感受到了,到了这个年纪,老人们有多不容易。

晏杨俊祺正在准备和社区合作的资料
所以现在我觉得,人到老年不完全意味着痛苦和悲惨。有时候还是要看身边人和社会是怎么做的。